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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柳无忌
无忌先生：
示悉。近来多病，最近又须出门一次，匆匆读大作一过，略有鄙见，即写在大稿上，乞恕之。
我多年不弄中国文学史了，此次胡乱写出一点意见，定多不妥，只因尊意不可却，故略供参考而已。中国的短篇小说（唐之传奇，宋以后的话本）实值得特别一提。李田意兄收集此类材料甚多，可以看看他的《三言》《二拍》等等，此乃是《今古奇观》的来源。
长篇小说之中，《三国志》似不足与《水浒》并提。中国小说可分两大类：一是stories of long evolution，如《水浒》《西游》等；一是创作的小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
匆匆敬祝
双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七，十一，三夜
复苏雪林
雪林女士：
谢谢你五月五日的信，和寄赠的《棘心》、《天马集》、《昆仑之谜》、《玉溪诗谜》四部书。
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的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他不要轻信此消息。
毛神父似未曾有机会把《棘心》交给我。
我今天匆匆翻看这书。在九十、九四页上看见你追念“五四”的“理性女神”的文字。我同情你的看法，但我（觉得）“五四”本身含有不少的反理智成分，所以“不少五四时代过来人”终不免走上反理智的路上去，终不免被人牵着鼻子走。
你的《天马集》等，我还没有时间细读。（我一定要读你这本书），只想起了一件事，在美京的顾季高先生（名翊群）在今年三月尾来纽约看我，带了一部书稿来要我看。那书稿是讨论李义山的“诗谜”的，他引用了你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和冯浩等人的议论。我那时因为行色匆匆，又因为我平日不喜欢义山的诗。所以不曾细看顾君的书稿。他是一位有地位的经济学者，出于一个旧学有渊源的家庭，晚年（约有六十岁了）对义山的诗发生兴趣，居然写成一部书。我对他说，我们作历史考证的人，不可不知道考证的方法有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三分证据，不可说四分话。”我指出他书稿里所举义山的诗谜，往往一首诗可以有三四种不同的说法（包括雪林的说法），而没有一种说法是有两三分证据的。我那天书桌上正摊着一本《朱子语类》，我翻出一条指给顾君看。朱子大意是说，往往“前圣”说的话，虽有“后圣”，他未必能全懂；何况千年后的我们？朱子此言是很平允的，很有经验的，很可以使我们发深省的。……
适 之 四七，五，十二
答某先生
〇〇先生：
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学写字，十几岁时，我曾临写颜鲁公，也曾临写褚河南，也曾临写苏东坡。无论临写谁，我总学不像，当时中国公学有一位会写字做诗的安徽同学汤保民先生（昭）曾说：“适之样样事都聪明，就是写字真笨！”
我十九岁出国留学，更没有学写字的工夫了。民国六年回国教书，到现在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里，我写了三四百万字的稿子，或是讲义，或是文稿，我只有一条自律的规则，就是：不写一个潦草的字，不要叫排字工人排错。
但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没有费一天工夫去学写字。所以我自己知道我不会写字，更不配给别人写字。
承先生的好意，要我写字。我写这封信，请先生原谅，请先生恕我不写了。原纸奉还，敬祝先生健康。
胡适敬上 十二月十三日
复潘悫
君实先生：
谢谢你送我《钟表浅说》一本，我读了很感兴趣，还增加了不少知识。
你在钟表小史里提到《红楼梦》里提及钟表的地方，我可以给你加一条“脂砚斋评本”的小考据。五十二回（你已提到了此一回）写晴雯补裘完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脂砚斋本有小注云：
据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
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以说“避讳”。（此条是依据徐星署藏的八十回本。）
听说你的病已大有进步，今天看见你的题字，我很高兴。我此时不敢来看你，怕劳动你。匆匆草短信道谢，并祝多多保重。
胡适敬上 四七，十二，二十日
复徐文珊
文珊先生：
谢谢你十二月十七日的信，更谢谢你寄赠的校点的《原抄本日知录》！
这个本子的底本，诚如黄季刚先生说的，当是“自原本移写”的抄本。季刚先生的校记，我已读了，其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胡服”一条，固是极可宝贵的补亡原料，就是避明帝讳诸条，也可以使我们明了当日遗民志士的心理。
你校点这部大书，功力浩大而精细，真可以对得住张溥泉先生和崔震华女士表彰亭林原稿真面目的苦心了，佩服佩服！
敬此道谢，并祝
新年百福。
胡适敬上 四七，十二，二十二
复杨云萍
云萍先生：
前日在山上畅谈，甚慰。
谢谢你的信和大作五篇。
《郑成功焚儒服考》一篇，我最感兴趣。你考定这个传说只有郑亦邹的一个来源，证据很充足考定梨洲遗著中《郑成功传》不是梨洲的著作，又考证谢国桢的错误，都很好。你指出郑成功在遁入海之前已统过兵，并非“未尝一日与兵枋”，是很有力的反证；其余四篇，也都拜读了。多谢多谢。
胡适敬上 四八，一，八
致李霖灿
霖灿先生：
今夜偶看《大陆杂志》十七卷第十二期，看见你说明梅清《奇松图册》的短文，我觉得他题诗的末句“异常见风流”五字的平仄不调，我翻看封面原照片，乃是“毕韦见风流”，你认错了两个字。毕是毕宏，韦是韦偃，都是唐朝画松的画家。杜甫诗：“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即是此两人，你看是吗？
胡 适 四八，一，十二夜
致唐富言等
先生：
中国刊物常有请名人题词的习惯。我个人向来不赞成这种题词，所以我很少很少答应各处题词的请求。现在我很诚恳的报告先生，我已决定谢绝一切的题词的请求了，千万请原谅。
（二月五日）
复吴祖坪、王绍桢
祖坪、绍桢先生：
承示“因有关母校辅仁大学在台复校事宜”，两位先生要求和我谈谈。关于这件事，我有两点要报告你们和辅大校友：
（一）我是民国十八年被推为校董的，三十年来，除校董会成立会之外，学校没有召开过一次会。天下没有这样三十年没有开过一次会而还可以自居校董的校董。
（二）我觉得台湾现在大学已太多了，所以不赞成再添设大学，我是北大的校长，但我从不主张北大复校。我是中国公学的校友，但我也从不主张中公复校。
这两点都应该让诸位知道的。诸位要和我谈的事，恐怕我没有什么好意见可以贡献给诸位，千万请原谅。
胡 适 四八，一，廿一
复某君
某某先生：
前天面谈，我说了不少不中听的话，请你恕罪。
先生的《旅台吟草》一本现在托许先生奉还，先生的诗，我已匆匆看过。先生作的全是旧诗，先生一定知道我是很不赞成这种诗的，所以不配题什么话，千万请原谅。
胡 适 四八，一，廿七
复韩石泉
石泉先生：
去年承赠大作《六十回忆录》我当时匆匆不曾读，到今年才得细读。这部《回忆录》，是台湾光复后仅见的一本自传，其中不但有先生一生立身行己的纪录，还有六十年来的重要史料。先生提倡自传的风气，我十分佩服。我很盼望将来有许多台湾朋友，如蔡培火先生，如黄朝琴先生等，都有继续仿效先生的《回忆录》，有更多更详细的自传文字出来，使我们更明白当年“日治时代”的爱国运动、自治运动的真实情形，或使我们更明白当年“东港事件”“二二八事件”等等的真实情形。我相信，这种自传式资料的出现必定可以增加我们整个民族的了解与亲爱，不但是给将来史家添一批史料而已。
承寄示令郎良诚世兄照的相片，多谢多谢。并乞转谢令郎。
《回忆录》一二一页提到“朱子家训”所引乃是明末清初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他是苏州昆山人，名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他的“治家格言”往往被人误传为“朱子家训”，其实朱子并没有留下这种家训。
匆匆敬谢先生赠书的好意，并祝平安。
胡 适 四八，二，十七
复桂裕
公绰先生：
承赠大作《访美杂记》，多谢多谢。
你这本游记，写美国的司法制度各方面特别详细，我看了得益不少。第五章列举“法官的待遇”，更足以供我国人反省。我盼望此书在台湾能有许多人买读。
书中记与令师吴德生先生“雪夜长谭”，其论法律一段（页六七————七八）很有趣味。你用“行路规则”作例证，我也常用这例证。我在纽约有一晚雇Taxi回家，车走中央公园，时已半夜寂无行人，也无车辆，而司机每遇红灯必停车，我私叹，此真道学家所谓“慎独”的工夫。必须人人养成了这种守法的习惯，才有法治可说。
匆匆敬请大安
胡适敬上 四八，二，廿八
致吴相湘
相湘兄：
袁克定的跋语，去年就写了，许久没有写好。今夜涂改一遍把草稿寄给你，请你看看。如可用，就请你留下罢。
王云五先生记得芾煌的事颇多，他也知道芾煌游说袁家父子的事。我请他多作一点回想，便中你可以找他谈谈。（我已对他说你发现袁克定的信了。他很愿意见你。）
你评论罗尔纲的话最中肯，我常对他说，不苟且的习惯，是时常需要自觉的监督的。稍一松懈，就会出漏洞了。
我因此回想，古人说“离群索居”之害，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当年早看出尔纲的天资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责，所以我总想管住他一点，其实我太忙，没有功夫监督他，试看他的《太平天国史纲》里就已经收了我责怪他的“明人好名，清人务利”的议论了。
我因此又想起，陈独秀若不脱离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离北京，他后来的思想可能不会走上共产党的路上去，而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演变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
鲁迅也是如此。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
胡 适 四八，三，四夜
半副刊单行本送上一册，乞指正。
致陈诚、王云五
辞修、云五两位先生赐鉴：
本年二月尾，警备总司令部将本市启明书局董事沈志明及其妻应文婵（书局经理）传去，当即拘押，并当面交他们“警备总司令部起诉书”，主文为“右被告因叛乱案件，业经侦查终结，认应提起公诉”。
沈志明、应文婵二人已拘押十二日之久，尚未释放，亦不许其家属探问；他们的律师曾向该部呈请调阅案卷，至今亦未得覆。
云五先生和我皆曾看见起诉书副本，其中所举“犯罪事实”有二项：一为三十九年二月香港出版之斯诺《长征二万五千里》（又名《中国之红星？》）译本，印有香港启明书局发行字样，应由台湾启明书局沈志明负责。二为四十七年一月台湾启明书局出版之冯沅君《中国文学史》，其中之第二十讲（最末三页）内容“渲染自由主义文学，歌颂共产文学”。
鄙意以为民国三十九年香港出版的斯诺（Snow）书译本，事在近十年之前，岂可归罪于远在台北的启明书局经理人夫妇？至于冯沅君（冯友兰之妹，陆侃如之妻）之书乃是二十年前在安徽大学的讲义，全书很平凡，只在最末三页提到“无产阶级的文学”，此不过是二十年前的文人学当时的“时髦风气”，何必在今日认为“叛乱”罪的证据？沈志明夫妇为贪图省钱，即将原书影印，未及看出此最末三页的谬论，事后于去年一月十日即发现此三页之不当，即停止门市部发售，并全部收回本市代售之书，并通知外埠寄回，他们至多不过有一时疏忽失察之咎，若即加以“叛乱”的罪名，似乎太严重了罢？
顷查云五先生主持之“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总报告”，其六十九案即是“切实保障人权案”，其中“办法第二项即关于司法机关与军法机关审判权之划分”，其三项“人身自由之保障”，即特别注重宪法第八条之规定，“于二十四小时内将逮捕人移送法院”等等。
书籍的事，鄙意似不应由军法机关扩大到“叛乱”的大罪名。沈志明夫妇有家在台北，有店业在台北，怕他们逃到那儿去？何以拘禁至十余日之久，不许家属探问，不交保释放候讯？
我认识沈志明夫妇多年，深知他们决不是犯“叛乱”罪的人。我也是追随两公制定宪法第八条的一个人。所以我把这件事在百忙之中写成简单报告，提供两公的注意，千万请两公恕我爱管闲事的罪过。
匆匆敬祝
大安
胡适敬上 四八，三，十一日下午
起诉书中有“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一语，试问“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何以构成“叛乱”罪名？此系根据那一条法令？我举此一例，可见书籍之事，文艺之事，都不应由军法机关管理。
胡 适。
致程沧波
沧波先生：
谢谢你十一月廿一日的信。
《李斯传》“吾方燕私”，《韩诗外传》孟母责子“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确有点合乎Privacy的字典意义，尤其是孟母说的“燕私之处”一语。
但《牛津字典》引Emerson "To guard independence and privacy of their homes"一例，则“燕私”“燕息”，似仍不能达其意。（此语中的homes一字也就不易翻译。）“要保障他们的家的独立与燕私”，似不成话。
老兄试译此句，有何妙法？“No more privacy in the homes”，又如何译法？
老兄要到汉人文字里去寻例，可见privacy这个concept久已不存在了。此字的难译，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里就没有这个观念。
“幽独”似近一点，但也不是平常人生活习惯里的一个平常观念。
说了半天，还没有解答原来的问题，请老兄再想想如何？
敬祝
大安
弟适敬上 四七，十一，廿二夜
沧波先生：
这封信是去年十一月廿二夜写的。我本想留一两天，看看有没有新意思。不料一搁就是三个半月，千万请恕罪。
我现在想，你引的《李斯传》与《韩诗外传》孟母语两例确是切当。但在西方人的生活里，如《牛津字典》所举，这个字似侧重“being withdrawn from the society ofothers”“avoidance of publicity”，即“不受侵扰”，“不受别人打扰”的意思特别着重。故“To guard the independence and privacy of their homes”似可以译作“保障他们家庭独立与不受侵扰”。
我前函说的“我们的生活习惯里就没有这个概念”，我现在觉得也不对。中国人常说的“清闲”“清福”，其中“清”字似含有“冷清清的”“没有人打扰”的意思。古语“燕私”的“私”字，也侧重“单独”“没有外人打扰”。《论语》“退而省其私”，孔注“察其退还与二三子说释道义”《正义》“言回既退还而省察其在私室与二三子……”。朱注“私谓燕居独处，非进见请问之时”。此即“私语”“私情”之私，同是“没有人打扰”。而“子之燕居”，朱注“燕居谓闲暇无事之时”。故“燕私”之“私”字，与“清闲”的“清”字，都侧重“单独”；而古语之“燕”与近世语之“闲”，则是闲暇休息之意。“夜半无人私语时”，单用“私”字，又加“无人”，才是privacy了。
总说起来，西文的privacy若单指其seclusion之义，可译为“独居”“独处”，即“退而省其私”之私。若侧重其消极意义“being withdrawn from the society of others”，则似须用“无人打扰”，“不受侵扰”一类字样，如说“there is no privacy in the homes”，似须译作“私人的家庭已没有不受外人侵扰的清福了”？这类罗嗦的翻译，老兄一定要大笑了。拉杂写出，请老兄指教。
弟胡适 四八，三，十三夜
复郑清茂
清茂先生：
五月十八日的来信和你译的《挽歌》一书，都已收到。多谢多谢。
《挽歌》我还没有读完，但我读了你的序文，已知道你对于日本现代文学有很深刻的兴趣，我很佩服。我读完《挽歌》之后，如有什么意见，我一定写出来寄给你。我读序文，颇觉得序中用“自贻伊戚”、“红杏出墙”、“戴绿帽子”一类的“套语”太多，鄙意认为能避免最好。
屈翼鹏先生托你把《禅宗研究史》和《中国的社会与宗教》两书中的一部分译成中文，你要等六月底毕业后才有空整理。我七月初出国，九月里回来，请你在这个夏天有空时整理好了。
你已把日人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一书译成中文，我很高兴。因为吉川教授是我一向认识的朋友，此书确是值得翻译的。你如愿意把这部译稿给艺文印书馆或商务印书馆出版，请你给我一封复信，我可以替你介绍艺文的严一萍先生，或商务的赵叔诚先生。
胡 适 四八，五，廿三
复杨力行
力行先生：
谢谢你六月二日的信。
我的狂言，你不但没有生气，还向我道谢，我很佩服你的雅量。这种虚心是治学的基本条件，我很诚恳的给你道贺。
卫挺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也曾收到他送我的两本书。但我对于这个问题向来没有研究，所以从没有敢发表意见，因为日本古代史里就会有很多不可信赖的神话，近几十年里这种神话很多的古史又得到了政治与宗教的保障，所以近代日本学人的谨严史学方法似乎没有自由的充分应用到那个领域里去。神武天皇本身的有无，谁都不能知道，传说的徐福故事里有多少可靠的成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又何从批判神武天皇是不是徐福的问题呢？
敬谢你的好意，并祝平安。
胡适敬上 四八，六，四
致王云五
云五先生：
承先生送我一部《历代纪事年表》，共四十册，还有木梓箱，真是很贵重的礼物，很有用的参考书，十分感谢！
华国小序提到辟园居士是“兰溪刘治襄，壬寅领乡荐，联捷成进士，入词垣。”我偶检房兆楹夫妇的《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引得》，并无刘治襄，只有刘焜，浙江兰溪人，光绪廿九年癸卯（一九〇三）二甲七十名进士，选入翰林。治襄是刘焜的表字。
因为先生热心表彰此书，故检查辟园居士的官名奉告，以表谢意。
敬此道谢，并祝
先生府上都平安。
适敬上 四八，六，十夜
复苏雪林
雪林：
连得你三封信，使我十分不安。
我一定依你的话，不把我的信给别人看，请你放心。
你读过王静安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的《王亥》、《王恒》两篇吗？你读过《傅孟真全集》里的《史料论略》（中篇丁，页二————七）讨论这两篇的文字吗？静安先生两篇皆与《天问》有关，其方法最谨严，故值得重读。
祝你平安。
适 之 四八，六，十九夜
考证的工作，方法是第一要件，说话的分寸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我常劝朋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不可说六分话。”前信说的，大旨似不过如此，你不必多疑。
适 之
复罗锦堂
锦堂先生：
谢谢你六月十二日的信。
前几月你送给我的《中国散曲史》及《历代图书板本志》两书，一直没给你回信道谢，十分抱歉。
我从前曾注意到元明小曲，也曾收集一些材料，但我收集的材料都丢在北平了，现在身旁一无所有。
你在《大陆杂志》上最近发表的《论带过曲与集曲》一文，我也看了。我是门外汉，但我大体上赞成你的意思。
郑清茂君译的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已得严一萍先生的帮忙可以付印，我们都很高兴。
胡 适 四八，六，廿三
复拙哉
拙哉先生：
六月廿二日的信收到了。
道士的书，百分之九十九是伪作。《仙佛合宗》书中说“邱祖作《西游记》以明心曰心猿”，正足以证此书是伪作。
小说《西游记》与邱处机《西游记》是两部书，完全无关。我在民国十二年有“西游记考证”一文，开始就说：
《西游记》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邱处机作的。元太祖西征时，曾遣使召邱处机赴军中，处机应命前去，经过一万余里，走了四年，始到军前，当时有一个李志常记载邱处机西行的经历，做成《西游记》二卷。此书乃是一部地理学上的重要材料，并非小说。
“西游记考证”现在收入《胡适文存》第二集里。先生如要研究明代吴承恩著的小说《西游记》，请你看看这篇“西游记考证”。
胡 适 四八，六，廿六
复彭君
某某先生：
谢谢你十月十二日的信，更谢谢你寄的七首诗。
大概是因为你信封上写错了地址，所以我今天才收到。（以后请写“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你说：
我以为新诗应该用最普通的词句，来直接抒写感情，扔去五光十色的联想，使每句诗读来都是口语，然后使这些口语结合成整体，乞灵（此二字不太好，不如说“归结”？）于含蓄。
这几句话，我大致都很赞同。（“然后使”三字也有语病，似不如删去？）如果你能依照这几句话去做诗，我相信你的成绩一定是很好。
我在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曾说：我做诗的戒约至少有这几条：
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
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消极的说，这就是要删除一切浮词凑句；积极的说，这就是要抓住最扼要最精采的材料，用最简练的字句表现出来。……
第三，意境要平实。……在诗的各种意境之中，我自己总觉得“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最禁得起咀嚼欣赏的。……
我的戒约和你的新诗见解似乎颇相接近，所以我很赞同你的看法。
你说“诗真是很难写的”。这一句话也是从经验里得来的真实话，我已多年不写诗了。
你的七首诗，我觉得《泪》最好。
《病》也好，但下半首有毛病，“心脏”与“心”不同，“心脏”是“在这儿”，那“在我的遥远的故乡的”是你的“心”。
《相会》的语言是很干净的口语，但意境远不够“含蓄”。你说是吗？
《兰花之献》原是两首诗，读者误作一首，这三节说那青年“从此哑默无言”了，怎么下面又说了？何妨试删去两个子题，又删去第三段，试把两首并作一首，似乎别有风味。那就不会引起误会了。
我感谢你寄诗的好意，忍不住轻易批评你的作品，千万请你恕我狂妄。
胡 适 四八，十，廿五夜
致赵元任
元任：
昨天时逢来看我，我才想起前天是你的生日，敬补祝大寿！
一年前的Nov.1，你们送我行，几乎闯下大祸，害你们两人都受伤，我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感觉不安。
我给时逢写的信，有一份给他看了，请他转给你看。
我还没有收到Miller的回信。
前几天我寄了一本小说《旋风》，给韵卿消遣，这部小说很值得看看。
听说你明年夏天“退休”了，羡慕之至！我很诚恳的劝你退休之后回到南港来住，把史语所的语言学组光大起来，训练出几个后起的人来，我们还可以多多见面，大家高兴高兴！
我们在南港兴造四座“学人住宅”，明年（误作“天”）夏天可以完成。其中一座是留给你们住的。
“交友以自大其身，造（误作‘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塨）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
三小姐生产了没有？是男是女？
适 之一九五九，十一，五
（在台大医院作检查，住一宿，检查结果很好。）
复何勇仁
勇仁先生：
谢谢先生十一月十六日的信，谢谢寄来的《胡适的为学与做人》一篇文字，又蒙赐寄照片和资料。尊文推奖过当，读了很惭愧惶恐！
这篇文章，依据《四十自述》，在幼年事实方面没有大错误，但有三点可以奉告：
（一）光绪十七年是西历一八九一，不是一八八七。
（二）欧阳予倩不过是当时认识的朋友，并不是我的同学。
（三）我跟了先三兄到上海，我自己进梅溪学校，我进学校几个礼拜之后，他就病死了。今说“他才跟三兄到上海梅溪学堂读书”，这就好像说我跟三兄同进一个学堂了。
先生要精选二十件名画到中央研究院来展览，并招待院中同人，我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只是院中没有可以展览的地方，而且离台北市太远。台北市到南港来的人，如果没有汽车的话，一定要坐火车或公路车先到南港镇，再换三轮车，实在太不方便了。我希望先生能在台北挑一个中心的展览地点。何时展览，希望先生通知我，那时我一定去看。
胡 适 四八，十一，十七
复陈
陈 先生：
谢谢你十六日的信。
《吴承恩诗文集》的“叙例”使我很感兴趣。因为这位编辑刘修业是我的朋友，是王重民先生的夫人。看此“叙例”可见她还健在，所以我很感谢你寄示此件。此件今寄还。
此书我当设法在香港买一本，可以让故宫博物院的朋友用刻本校勘一遍。
何时重来台北，甚盼你来看看南港。
敬祝平安
胡 适 四八，十一，二十
致周法高
法高兄：
采稆的小记一条，承你指出《颜氏家训》附录一条；及《札朴》所引四条，我很高兴。（《家训》一条，去年我已记出，今年遍觅不得。）
胡颂平兄今天又检出《通鉴》一条，我请他抄一份送给你。颜之推自注“我师采穭失火，烧宫殿荡尽”，与《梁书》“王僧辩传”所记是一事。“僧辩传”原文是：
僧辩令众将入据台城。其夜军人采稆，失火，烧太极殿及东西堂等，时军人卤掠京邑，剥剔士庶，民为执缚者，袒衣不免，尽驱逼居民以求购赎。自石头至于东城，缘淮，号叫之声震响京邑，于是百姓失望。
若采稆、采穭，只是采撷田野中不布种而自生之谷物，何以军人采稆而致“火烧宫而累月”呢？
故知六朝常语之“采稆”确有“出门找机会发点意外之财”的意思。军人入宫殿大搜括，大抢掠，也是“采稆”！“建康宫殿之火烧累月”，与圆明园之烧为瓦砾，都是“采稆”的结果呵！
此函请兄与槃庵、万里诸兄一阅。
适 之 四八，十一，卅
致刘宗怡
宗怡大嫂：
吉忱曾标点我收藏的《罗壮勇公年谱》两册，本拟付印，因战事发生，此书未付印。
我记不得吉忱标点本是否还我了，你记得此事吗？你记吉忱遗稿之中有一部标点的《罗壮勇公年谱》吗？
那是乾隆末期到嘉庆年间打白莲教匪大将军罗思举的自传，文字很近于白话，是一部值得读的自传。今天有人问起此书，所以我写此信问问你。敬祝你新年平安。
适 之 四九，一，十二夜
复梅贻琦
月涵兄：
收到大札，知道上月此间全体大专院校校长集会，决定拟组织“孔孟学会”，并承邀“担任发起人之一”。
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个学派独尊的传统。我现在老了，不能改变四十多年的思想习惯。所以不能担任“孔孟学会”发起人之一。千万请老兄原谅。
弟胡适敬上 四九，一，廿九
复张圣述
圣述先生：
谢谢你一月三十日的长函，并谢谢附件。
这两天很忙，要赶成一篇长文，故不能详答尊函。
先抄寄蒉斋公集中“致吴清卿书”一通，此中胡铁华即是先父，名传。又章琴生编修洪钧也是安徽绩溪人，你看此书就可以知道“致安固侄”书中的章琴生是谁了。
《涧于日记》中记“蒉斋公在宜化谪所时，收到胡铁华从远道寄银二百两，”那也是先父。《涧于日记》此时不在手边，只记得大意如此。
先父自作《年谱》，是自传中最难得的好作品，其中记他进谒蒉斋先生一段最详。先父与吴清卿的关系————十多年的师生关系————起于蒉斋公这一封介绍信，故我珍重此信，抄给你看，要你知道我们两家的世谊不止于远伯先生与在君先生和我的友谊而已。
先父《年谱》只记到他四十一年，尚缺十四年，我总想补作。现在想先付印，加上他的日记，可以成一部自传了。
百忙中草此，敬谢厚成，并祝新年百福。
胡适敬上 四九，二，二夜
复张圣述
圣述先生：
谢谢你的信。
顷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借出《涧于日记》，其《出塞日记》（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记四月初一宿宣化，初二日至张家口，初五日派头台效力（察罕托落梅）初六日报出口到台。……二十二日……见邸报军台恩诏，兵部奏，奉谕佩纶军务获咎，毋庸查办。
五月十三日记：
胡守三寄百金来，作书却之，交琴生。（十一页）此可改正我前函记忆之错误。
大概当时蒉斋先生最遭谗忌的时候，不但已“发往军台效力”了，还有人要“查办”他，要置他于死地。先君那年在吉林暑五常厅抚民同知，兼理儒学，是一个“芝麻大”的小官，独寄百金到口外，故蒉斋先生特于日记内记此一事，可惜他的信不存了。（史语所中无《涧于集》，前函抄存的荐书，是北平贵族人在三十年前抄示的。）
我很惭愧，我自己的“自述”只写了《四十自述》，以后仅有《逼上梁山》一章（附在台北版《四十自述》之后），以后就没有写下去了。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印行《藏晖室札记》，卅六年（一九四七）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作《胡适留学日记》。这也可以说是自传的一部分，到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归国时为止。这二十多年来，我们都在乱离之中，没有写自传的心情了。
《丁文江的传记》是在海外写的，居然写成十万字的传记，也颇出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傅孟真的传记，我也想写，但颇不容易，我也腾不出工夫来。将来也许可以给这个可爱的朋友写一篇“述学”的文字。
我的日记都留在国外，因为太多，太重，故没有带回来，其中一部分，沦陷在北平，不知下落了。
先君的《台湾纪录两种》，————日记与禀启————曾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近年我又重编过，把禀启编在每日的日记事后。此本不久可以印行。
杂拉奉报，敬祝
平安
胡适敬上 四九，二，十五
“先生”之称，还是用了，只是为了方便而已，千万勿罪。
复王世杰
雪艇兄：
尊藏《乾嘉闻人书翰》一册，我已看过，很感兴趣。其中袁枚两札是书记代老人写的，但第二札上方批的廿五字是简斋亲笔。
此中程鱼门二札似是给朱竹君的，朱珪两封家信，及阮元及曹振镛给“少白十一兄”的信，与鱼门二札，都出于朱竹君家，少白是朱筠的儿子，其名似是锡庚？
此中李申耆与徐星伯一札使人想像当年学人往来的风范。
包慎伯一札也可爱，其中“家贫望邻富”一语，甚有趣。
弟适之 四九，四，三
复黄应良
应良先生：
二月七日和三月十四日的信，都已接到了。
你要把《新青年》杂志七卷中发表的白话新诗抄出，编为《新诗的开拓者》一书，这些诗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至少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尝试精神。因为不是我一个人的诗，我不敢说“允诺”，但我是赞成的。我没有功夫写序文，只能题一个封面附上。
你要附录“我为什么要作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我不反对。《谈新诗》一篇似可不必附录了罢？寄上《新文学运动小史》一册，供你参考。
胡 适 四九，四，廿七
复入矢义高
……
以上说明，敦煌出来的证件使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位死在宝应元年（七六二），年九十三岁的神会确曾做了两首“五更转”，每首五章，总共十章，曲拍完全相同。这就是说，盛唐时期已可依现成的曲拍“填词”的事实了。
神会最活动的时期是开元天宝时代（七一三————七五四），故我们可以说，开元天宝时代确然已有依现成的曲拍作曲的风气了。
所以我的新结论是：
现在我们看敦煌出来的各种佛曲，特别看那流传最广的神会和尚的“五更转”，我们不但可以相信开元天宝时代已有依照当时最流行的曲拍作佛曲的风气，我们并且可以相信那样填词作曲的风气可能比开元天宝还更早，可能是人们歌唱的普通作风，并不限于教坊的乐工，也不限于歌妓舞女，也不限于佛教的和尚尼姑。凡是好听的曲子，凡是许多人爱听爱唱的调子，总有人依照那曲调编造新曲。那就是“填词”了。（胡适“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写本”，《史语所集刊》外编第四种，页二八以下。）
我在此文里，也提到各种敦煌本“五更调”或五更转，如：
（1）五更调艳曲P.2647（刘复《掇琐》二七）
（2）维摩五更转S.2454
（3）无相五更转S.6077
（4）太子五更转P.2483（刘复三六）
（5）叹五更（罗振玉《零拾》五）
我也提到了许国霖抄的“五更调”（周字七十）与刘复抄的“南宗赞”（P.2763），与伦敦的S.5529。这一首“五更调”，我也参校写定了。此曲题作“南宗赞”，但思想不近于神会，例如第一更有“行住坐卧常作意”，即与神会的“无念”“莫作意”相反。我暂定此首是“后来的和尚套神会的‘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做的佛曲”。
关于这些佛曲，我的结论是：
我们看了敦煌出来的许多佛曲，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宣传佛教的曲子实在没有文学技术，也没有高明的思想内容，所以他们都没有文学的价值。他们的宣传作用似乎是音乐的成分比文学的成分占的多，他们全靠那些人人能唱的曲调来引动许多男女听众。文字的不通，内容的浅薄，都是不重要的。……从盛唐以下，尽管有一些和尚用最流行的民歌曲调来制作佛曲，但因为那些作宗教宣传的佛曲实在没有文学价值，————正如那许多倡家歌妓唱的歌曲，虽然“音律不差”，而“下语用字，全不可读”（此用沈义父《乐府指迷》的话），也没有文学价值，————所以“词的时代”不能起于盛唐，只能起于白居易、刘禹锡之后，必须到了温庭筠、韦庄、李后主的时期，方才有文学的词，方才有词的文学。（胡适，同上文，《集刊》外编第四本，页三一）
以上几点，都只是摘抄近作的一篇文字，————就是先生去年的两封信引起来的一篇文字。此文出版尚在数月之后，故摘抄一部分，说明我所以承认那两首“五更转”是神会作的，又附带说明我因此须修正我在三十多年前发表的“词的起原”说。
简单说来，我们必须承认敦煌出来的证件是第一手的史料，我们必须用这些证件来试验我们提出的文学史上的某种假设。“神会时代的歌曲是否已发达到这样复杂的‘定格联章’形式？”只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我在三十多年前提出“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的答案只是一个假设。现在我们既已搜集了这许多敦煌出来的第一手史料，既已发现了其中的两件是有作者的主名，而作者的生卒年代是大致可信的，————那么，我岂可不接受这种第一手史料来修改我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假设吗？
我们应该承认“五更调”、“五更转”、“十二时”一类的俗曲都必定是“定格联章”的形式。五更须有五联章，十二时须有十二联章，都是题材规定了形式。这种“定格联章”，实在是幼稚的，原始的（Primitive），并非进步的。敦煌出来的佛曲之中，有许多“五更”“十二时”曲子，都是这一类Primitive“定格联章”。因为不得不具十二时，或不得不具五更，故往往有极劣的凑调句子或凑韵句子。
故尊函提出的问题本身即有小错误。问题并不是“神会时代的歌曲是否已发达到这样复杂的‘定格联章’形式？”真的问题似是：“神会时代的歌曲明明还在那很幼稚的，很笨重板滞的‘定格联章’的五更转形态：唐人的歌曲何时才从这种‘定格联章’的幼稚形态发达到《云谣杂曲子》那样自然的歌唱？”
先生试想，问题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此信太长，千万请恕罪！
敬祝起居万福！
右手还不大方便，故写字多潦草，乞恕。
胡适敬上 一九六〇，五，廿六夜半
致沈亦云
亦云夫人：
承您许我先读《回忆》的“自序”，又得读“塘沽协定”诸章的原文，十分荣幸，十分感谢！这半个月以来，我天天想写信给您，总没有安定的心情；直到今天，勉强写这信，一定不能表达我想说的话。
我要首先向您道贺：贺《回忆》的写成，贺您这一件心事的完成。我在这三四十年里，到处劝朋友写自传，人人都愿意，但很少人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所以很少人能够写出像您这样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所以您的稿本的写成是真值得庆贺的。自序写得很好，我读了很感动。第一段叙述乱离时保存材料的困难，使我想起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您说：“我岂可以此不急之物分人逃生之地？”这是很感人的一句话。
“自序”写“属稿时”的心理与方法，也说的很动人。您批评中国新史家好像有心“回避”现代史的题目，并且指出“教科书中所见，……对国难尤多责人之言。……我们自己岂无一点责任？”正因为有许多人至今还不肯负“一点”国难的责任，所以现代史的材料至今还没有出现，所以现代史至今还是被“回避”的题目。我盼望您的《回忆》的出世可以引起别人的仿效，把他们长久收藏的史料发表出来，把他们的追忆或回忆也写出来。
史料的保存与发表都是第一重要事。我看了您几卷稿本之后，我的感想是：亦云夫人这部《回忆》的第一贡献在于显示保存史料的重要，第二贡献在于建立一种有勇气来发表真实的现代史料的精神。保存了真实史料而没有机会发表，或没有勇气发表，那岂不是辜负了史料？岂不是埋没了原来保存史料的一番苦心？
日本军人在沈阳发难，到今天已是二十九年了。“七七”与“八一三”到今天已是二十三年了。我们到今天还没有一部中国史家著作的“中日八年战史”，也没有一部中国史家著作的“抗战前的六年中日关系史”。这都是很可耻的事。为什么我们的史家到今天还没有写出“中日战史”（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实在是“十四年中日战争”）这一类的著作呢？一个原因是这些年来国家继续在空前的大患难之中，史料不容易保存，不容易得人整理。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您说过的：“史家似乎在回避此一题目”。这就是说：“社会里还有太多的忌讳，史家就没有勇气去整理发表那些随时随地可以得罪人或触犯忌讳的资料了！”
您说：“我所记者，偏于我一家的事，……区区之心，向现代史家交卷，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我很热诚的欢迎您的“交卷”，很热诚的佩服您发表这许多现代史料的勇气。这样的“交卷”才是“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这就是替中国现代史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了。傅沅叔先生遗札影本四件奉还。其卅二年一月六日一札的影本，承你许我留存，我十分感谢。沅叔先生父子待我最厚，他家藏书常许我借校。民国卅七年十二月中我最后飞出北平的前夕，我还在料理托人送还他家的书，那时他老人家已病困多年了。我最爱他这封长信中的一段：
……朋友相关，时加劝喻，谓衰龄晚岁，宜事幽闲，何必自苦如此？愚意不然。凡人处境，宜事勤劳，慎勿长闲耽逸，虚度此生。盖闲者体易惰，精神或至衰颓；逸则心易放，志意无所专注，最为人之大病。常人且然，有聪明才智之士，尤不闲逸自甘。《易》曰：天行健。古训云：民生在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鄙人居恒以此自励，愿夫人亦共勉之。人生此世，固有应尽之责，则待治之事正多。苟抚心自省，奋志勉图，且有来日苦短之虑，此生又安有闲逸之日乎？
我读此信，始知沅叔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原来都建筑在“勤劳”的人生观之上。这又可以显示保存师友信札的重要了。
我很高兴您已把割去的一章恢复了。
昨夜我听您说，您还有不少的文件没有采用到《回忆》里。我昨夜曾建议：最好请哥伦比亚大学主持Oral History（口述的历史）的先生们给您的文件做一套microfilm，这样就不怕遗失或毁坏了。倘您对这件事有兴趣，可以和何淬廉先生接洽。昨天江季平说：哥伦比亚大学主持Oral History的人曾托游建文先生转询您是不是愿意口述膺白先生和您的自传，让他们记录（record）下来？我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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