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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吴晗
春晗同学：
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
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
前年我曾推断胡氏“死时年约五十岁”（见我的《文存》三集页六三〇），但我的根据还很少，不过是一个假定而已。今得你寻出吴之器所作传，考定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五十二岁，与我的假定相差甚微。
但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一五六二”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一六〇二。生年应是一五五一。
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胡 适 一九三一，五，六
致翁文灏、张子高
咏霓、子高两兄：
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附上他的《胡应麟年谱》一册，或可觇他的学力。稿请便中仍赐还。匆匆奉求，即乞便中示复为感。
弟胡适 二十，八，十九
他的稿本可否请清华史学系、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一阅？也许他们用得着这样的人作“助手”。
复吴晗
春晗同学：
你的信使我很高兴。蒋（廷黻）、张（子高）诸公之厚意最可感谢，甚盼你见他们时为我道谢。
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
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你问的几项，大致可以解答如下：
① 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中之碑传，亦须用此法。
② 满洲未入关以前的历史，有人专门研究，可先看孟森（心史）《清开国史》（商务）一类的书。你此时暂不必关心。此是另一专门之学。谢国桢君有此时期史料考，已由北平图书馆出版。（孟心史现在北大。）
③ 已读得一代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Mono graphs），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
④ 札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札记的结果。
⑤ 明代外人记载尚少，但如“倭寇问题”，西洋通商问题，南洋问题，耶稣会教士东来问题，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资参考。蒋廷黻先生必能指导你，我是全外行。
以上匆匆答复定不能满意。
胡 适 二十，九，十二
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
致周作人
启明兄：
谢谢你的信。
王维做梵志体，可见梵志时代确很早，又可见他的影响很大。今天遍检《四部丛刊》，只不见《右丞集》，稍暇当寻出这两首诗看看。
说到“没落”，我更一日千丈。十九那天，什么事也不能做，翻开寅恪要我题的唐景崧（他的夫人的祖父）遗墨，见那位台湾民主国伯里玺天德说什么“一枝无用笔，投去又收回”，我也写了一首律诗在上面：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胡适之做律诗，没落可想！
胡 适 廿，九，廿六
致凌叔华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
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音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
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我知道你能谅解我的直言的用意，所以不会怪我。祝你好。
廿，十二，廿八
致沈从文
从文兄：
你是认得何家槐的。现在有人说他偷别人的作品，并且牵涉到你的名字。
附上两件，请你一看。
如果你认为家槐是受了冤枉，我很盼望你为他说一句公道的话。这个世界太没有人仗义说话了。
附件你若不用，请你付邮，或还我。
匆匆，问
双安
适 之 廿三，三，十三
致吴奔星
吴先生：
此种问题，你若没有新证据，最好不要参加。何家槐君是我认得的，他不是偷人家的东西的人。韩君所说，文理都不通，其中所举事实也不近情理。如说：
“我（转蓬）有一篇文章先拿给从文修改，改了狠多，而发表出来则变了何家槐的名字。”
谁“拿给从文”呢？谁“发表”呢？难道从文帮家槐“偷”吗？又如：“也有先投给《现代》和《新月》的文章，写着是我的名字，而既经拿回来，在另外杂志上发表，又变了名。”这又是谁“拿回来”，谁“在另外杂志上发表”呢？
你若要“烛照奸邪”，最好先去做一番“访案”的工夫。若随口乱说，诬蔑阮元，张之洞，丁福保诸人，你自己就犯了“道听途说”的毛病，那配“烛照奸邪”？
胡 适 廿三，三，十三
致雍剑秋
剑秋先生：
承先生把大著《革心篇》寄给我看，要我表示一点意见。我匆匆看了，觉得先生之志是很可佩服的，但先生的论理却大有可商量之处。天并不曾将世界交与人掌管，这掌管世界的权利是人（聪明才智的人）自己用两只手一个脑袋奋斗出来的。天理也只是聪明才智的人从经验里寻出来的一些行为的规矩，并不是上帝诏示人们的。
先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人。我觉得先生教人节制情欲，节省精力，尽可以从生理卫生的常识上去立论，大可不必从那些神学或玄学的大前提上去求根据。神学与玄学的立场，上不能使识者心服，下不能使一般民众了解，徒然引起无谓的论争而已。若从生理卫生与经济生活上劝人做一点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则一切争论都可以避免了，大家都可以站在常识上同做一点生活改善的工作。生活改善是可能的，革心是很渺茫的。鄙意如此，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胡 适 廿三，三，廿八
致钱玄同
玄同兄：
谢谢你那封值得装裱的信。
那个“外”字，怕是吴君的笔误，大概送出去的原稿是没有的。尊见两点极是，将来若收入《文存》，一定要依尊论改正，或将尊函附在后面。
前日有短信与杨遇夫先生，附呈抄稿，不知所说有大误否？此稿请阅后赐还为感。
孙蜀丞先生所藏庄徵君集，有续编，为李莼客所未见，《金陵丛书》本也无有。我总观全集，可证成三事：
（1）此公与《儒林外史》的关系。
（2）此公的确知道“吾乡戴东原”，可证我前几年的假设不误。
（3）此公虽不敢公然“以颜李之书示人”，虽不免留情传注诗文，稍背颜李之学风，然而他的确还是一个颜李学信徒。续编中有《与袁蕙纕书》，最可表现他的心事。
前拟作长文写此三事，匆匆只写了一小半，不知何日能成。写成后当呈教。
我常觉得吴敬梓也是颜李学信徒，《儒林外史》是颜李学的一部宣传品。绵庄之后，戴子高之前，文木先生应占一个不低的位置。你看此意如何？
续编中有关于沈琼枝的事，也有迟衡山，也有那位因藏禁书被捕的卢信侯。
适 之 廿三，四，十八夜
致梁实秋
实秋兄：
我有一个要紧问题想请你答我。
北大文学院现在又要我回去，我也想费一年工夫来整顿一番，最苦的是一时不容易寻得相当的帮忙的人。我常想到你，但我不愿拆山大的台，不愿叫太侔为难。现在山大已入安定状态了，你能不能离开山大，来北大做一个外国文学系的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月薪五百元，教课六点钟，待遇方面总算过得去，但我所希望者是希望你和朱光潜君一班兼通中西文学的人能在北大养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最好是你们都要在中国文学系担任一点功课。
北大旧人中，如周岂明先生和我，这几年都有点放弃文学运动的事业了，若能有你来做一个生力军的中心，逐渐为中国计划文学的改进，逐渐吸收一些人才，我想我们这几个老朽也许还有可以返老还童的希望，也许还可以跟着你们做一点摇旗呐喊的“新生活”。
你有意思来吗？请你回我一信。
适 之 廿三，四，廿六
致郑中田
君禾先生：
谢谢你寄来的信。
我劝你不要把你的职业看作“市廛俗气坑”。一个人应该有一个职业，同时也应该有一个业余的嗜好。一切职业是平等的；粪夫与教授，同是为社会服务，同样的是一个堂堂的人。但业余的嗜好的高下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的发展。如果他的业余嗜好是赌博，他就是一个无益的人。如果他的业余嗜好是读书，或是学画，或是做慈善事业，或是研究无线电，或是学算学，……他也许可以发展他的天才，把他自己造成一个更有用的人。等到他的业余有了成绩，他的业余就可以变成他的主要职业了。
如果你能把你的职业不仅仅当做吃饭的苦工，如果你把他看作一个值得研究的东西，你就不会嫌他俗气可厌了。你若有文学天才，你一定可以从那个“俗气坑”里发现许多小说材料。你若肯多读书，你一定可以设法改良他，发展他。
我从来没有福气用一个“随从”，所以我不能请你来。因为你的好意可感，所以我写这封很诚恳的信劝告你。
如果你在你的职业里没有长进，你跟着我也不会有长进。
胡 适 廿三，五，二
致陈企霞
企霞兄：
谢谢你的信和文稿。
承你送一篇文章给《独立》，我很感激。我总觉得你写的文字不曾经过“说老实话，说平常话”的训练，使人读了起unreal（不真实）的感觉。这篇《莲花谷》也使我感觉你有点无病呻吟的做作。《独立》向不登文学作品，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送上《乡音》、《新秀才》两篇，可以代表我们要的文字。《新秀才》一篇是一个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做的。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类的文字。但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至少我的偏见如此看。
适 之 廿三，九，十一
致黄秋岳
秋岳先生：
谢谢你寄来的《摭忆》稿子。
周春的笔记弁首，所谈《红楼梦》故事，无甚价值。他不知道曹家的历史，故说林如海是曹楝亭；他又不知道雪芹不是曹楝亭之子，乃是其孙子。此等猜想，实无根据。我的三篇考证，对于此书是曹雪芹自写其家故事一点，似已无问题。周松霭所记，有一点可助我的版本考据。他说：
乾隆庚戌秋，……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贾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
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记
此一段有误记，也有对的地方。一百二十回本是北京活字本，其书初出在乾隆辛亥，是为程伟元排本第一本；次年壬子，始有校改重排活字本，是为程伟元第二本。周氏记中说乾隆庚戌已有一百二十回钞本，似不足信。雁隅所得，当是八十回钞本，与百廿回活字本。其时当在辛亥，周氏误记为庚戌。壬子冬，吴中贾人所开雕，系据程氏第一本，其中错误皆沿此本。程氏第二本校改凡二万余字，但吴中刻本已风行，此第二本就湮没不为人所注意。至近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始用我的藏本排印，于是人间始有“程乙本”的《红楼梦》。
周氏甲寅所得刻本，乃是南方刻本，未见北京活字本，故误认壬子吴中刻本为最早刻本，所以误记雁隅所得百廿回本为钞本了。
胡适上 廿四，五，五
致陶希圣
希圣兄：
连日心绪太恶劣，忘了把《独立》早寄给你，乞恕疏忽之罪。
此次我借用尊文作例子，实无丝毫恶意，至多只有“春秋责备贤者”之微意，因余人实不足引征也。
领导一国的思想，是百年大计，必须以哀矜之态度出之，不可稍存草率。自误是小事，误人误国都是大罪。思想必须从力求明白清楚（Clear and distinct）入手，笛卡儿所以能开近世哲学的先路，正因为他教人力求清楚明白。从洛克以至杜威、詹姆士，都教人如此。我们承两千年的笼统思想习惯之后，若想思想革新，也必须从这条路入手。此意我怀抱已久，七年前写“名教”一文，即拟继续鼓吹此意，终以人事匆匆，不能如愿。上月读你答我之文————《否认现在的中国》————我深感觉你受病太深，而处此浇薄之社会中，绝少诤友肯为你医病解缚。因此，我忍不住作《思想弊病》一文，略指此种方法的缺陷。
六三之夜，已快天明了，三点已敲过，我细读你新答我之文，仍觉你迷误未醒，意气甚盛，故又略答几句。
你此次来信有“将来如发见自己的确是错的，也不避承认”之语，我很感动。此在今日，是一种奇迹，非可望之于人人。此时你气尚未平，未必能如此觉悟。但我极盼望你能暂时抛开那一套。试想想为什么动物学者把鱼狗人都叫做“脊椎动物”而人无异词，为什么你把清末新政混称为“来一个资本主义”而不能得人的承认，为什么你把骈文古文叫做“封建主义”而使我抗议。这一个“公案”想通了，你还可望有“桶底脱”的一日。禅宗大师所谓“桶底脱也”即是奇迹的来临也。
此次尊文甚多不检点之处，如云“西洋文化等于科学，中国文化等于小脚，建设中国文化就是裹小脚”，你在何处曾见我如此说过？
今夜百忙中又来哓舌，罪过，罪过。但平日实相敬爱，不思终日自外，终望得宽宥也。
适 之 二十四，六，十夜二时
致陶希圣
希圣兄：
今天得手书，十分感动。十几天之中，我很感受刺激，头发白了许多，今天得来信，可说是近日的最大安慰。
民族抬头，我岂不想？来信所说的吾辈负的教育责任，我岂不明白？但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为教育手段计，不能不说违心之言，自弃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来不信仰的东西，我不信这个方法是可以收效的。依古人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未有不诚而能使人信从的。如来书说的，“自责”在学术界是应当的，但在教育上则又不应当“自责”而应当自吹：这是一个两面标准（double standard），我不能认为最妥当的办法。至少我的训练使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两面标准。
我不信这样违心的“教育”手段能使这个民族抬头。我们今日所以不能抬头，当然是因为祖宗罪孽深重。我深信救国之法在于深自谴责，深自忏悔，深自愧耻。自责的结果，也许有一个深自振拔而湔除旧污，创造新国的日子。朱子说的：“知道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药”，真是我们今日应该深刻想想的。若妄自夸大，本无可夸而偏要违心的自夸，那岂不是讳疾而忌医的笨法子吗？结果只能使这个民族格外抬不起头来，也许永永抬不起头来。
一个民族的思想领袖者没有承认事实的勇气，而公然提倡他们自己良心上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即此一端，至少使我个人抬不起头来看世界。
“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Only the truth can make you free），这是西洋人常说的话。我也可以说：只有真话可使这个民族独立自主。你试看看这三十五年的历史，还是梁任公、胡适之的自责主义发生了社会改革的影响大呢？还是那些高谈国粹的人们发生的影响大呢？
我并不否认文化在过去确有“国界”。小脚、八股、骈文、律诗等等，是全世界人类所无而为吾国所独有。“国界”之义不过如此，其余礼义廉耻云云，绝无“国界”可言，乃是文明人所共有，乃是一切宗教典籍所共有。而我们的礼义廉耻等等所以特别不发达者，其原因也正是由于祖宗的罪孽太深重了。
请你注意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
这个问题比思想方法的问题有同样的重要。这是一个思想家立身行己的人格问题：说真话乎？不说真话乎？
因你提出此双重标准，故我诚恳的写此长信。说话仍有过火之处，千万请你原谅。
匆匆问安。
适 之 二十四，六，十二夜
致陈英斌
英斌先生：
我真对不住你，到今天才能回你的信。
你的信使我很感动。我不懂得日本最近的留学情形，我怕不能对于你的问题有多大的帮助。但我是不反对留学的，也不反对青年人出国留学。中国文化现在还是事事不如人，青年人应该努力学外国的长处。只要你认定你的使命是求学，你就可以明白求学是愈早愈好，愈年青愈有成就的希望。“和本国文化离开”也无大害处，因为本国的文化的环境实在太坏了，可以坑死不少的有用青年，青年人能脱离这种空气，是福不是祸。
既要求学，必须要埋头先学那求学的工具，就是语言文字。必须要把语言文字学到十分纯熟的地步。
其次，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若在庆应，就应该研究庆应六十年的历史，并应该研究创办人的人格。若在早稻田，就应该研究大隈的传记。
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 。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各民族所没有的：第一是爱洁净，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二是爱美，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是轻死，肯为一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是肯低头学人的好处，肯拚命模仿人家。
能如此存心，你在日本留学一定可以得益处。
胡 适 廿四，七，廿四
致任访秋
访秋先生：
谢谢你寄赠两篇文字。
《论文学中思想与形式关系》，太芜杂了，多有未成熟的见解。此种太大的题目，千万不可轻作。即如严又陵先生所受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影响与我有何区别？又如我们同时人中同具某种思想而文体大不相同者甚多，你又如何解释？
论词一文，使我很感觉兴趣。静庵先生的《人间词话》是近年才有印本的，我在他死前竟未见过此书。他晚年和我住的相近，见面时颇多，但他从未提起此书。今读你的比较研究，我很觉得我们的见解确有一些相同之点，所以我很高兴。
但你的比较，太着重相同之点，其实静庵先生的见解与我的不很相同。我的看法是历史的，他的看法是艺术的，我们分时期的不同在此。
他的“境界”说，也不很清楚。如他的定义，境界只是真实的内容 而已。我所谓“意境”只是一个作家对于题材的见解（看法）。我称它为“意境”，显然着重在作者个人的看法。你的解释，完全错了。我把“意境”与“情感”等并举，是要人明白“意境”不是“情感”等，而是作家对于某种情感或某种景物作怎样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抓住了那一点，从那一种观点出发。
《花间》时期的词，除韦庄外，意境都不高。李后主远在《花间集》（广政十年）之后了。他的意境之高当是由于天才和晚年的遭遇。但自《花间集》到东坡，绝大多数的词仍是为歌者作的，故意境终不能高超。韦庄与后主只是这个时代的杰出天才而已。
静庵先生说的“隔与不隔”，其实也说不清楚。我平常说“意境”，只是“深入而浅出”五个字。观察要深刻，见解要深刻，而表现要浅近明白。凡静庵先生所谓“隔”，只是不能浅出而已。
因读你的文章，偶然写此信，或可供参考。
胡 适 廿四，七，廿六
致陈博生
博生先生：
近来报纸上时常发现有抄袭别人的文字送到报馆骗钱的。但昨今两日（七月廿九，卅）《北晨艺圃》内发表署名“履道”的一篇《蒲松龄死年辨》，则尤为荒谬诈欺的怪例。我不能不责备编辑先生太疏忽了，竟使这种冒充考证的诈欺文字得占贵报两天的篇幅！
这篇文字是指名驳我的，所以我要求先生把我这封信登在《艺圃》栏内。
“履道”的文字，谬误百出，错谬尚可恕，捏造证据而诈欺取财，是不可恕的。
先指出一个最荒谬的诈欺行为。此文冒充要驳正我的“辨伪举例”的蒲松龄死时七十六岁之说，他要证明“八十六岁”之说。但此文中说：
蒲松龄既生于崇祯十三年，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正为八十六年。
先生，这位投稿的“履道”未免太瞧不起贵报编辑先生和读者们的历史常识了！崇祯十三年（西历一六四〇）到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可不是恰恰七十六岁吗？那里来的八十六呢？编辑室里也许没有中西合历的年表可查，但崇祯只有十七年，减去十三年，还有四年（中国习惯算五岁），加上顺治十八年（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再加上康熙五十四年，5＋17＋54＝76， 是不是七十六岁呢？这是中学生应有的近代历史常识。“履道”先生简直是欺编辑先生和读者连这点常识也没有，所以他大胆来骗贵报的稿费了！
此外的诈欺行为，最大的是：
（1）他捏造出淄川汤望撰的《蒲松龄先生墓表》的名目。何以知其捏造呢？因为他引了此文末段七十七个字，而这七十七字全是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之文。“汤望”之名是捏造的。
（2）他捏造出一部“乾隆二十八年仲夏二树堂板”的《聊斋文集》的名目。我敢断言天地间没有这部书。聊斋志异小说是乾隆三十一年始有刻本的。他的文集到近年始有排印本。
（3）他捏造出一部《严西仲淄川蒲松龄先生年谱》的名目。因为他“引”此谱的文句都是捏造的。
（4）他捏造出一部《恩荣轩蒲松龄别集》的名目，因为他“引”所谓《别集》的诗题都是石印本《聊斋诗集》里的诗，都在我已证明全属伪造的二百六十二首歪诗之内。
（5）他又捏造出一部“清代詹纯甫所著之聊斋外集”的名目，因为天下没有人能“著”一部聊斋外集！
最后，我可以报告，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至今还在淄川，全碑完整。我已得着两份拓本，碑文中正作“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六”。八十六岁是错的，现在已毫无可疑了。
胡 适 廿四，七，卅
再启者：我的《辨伪举例》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的小品文字。最初登在《新月》第四卷一号，现在已不易得；后来改题为《蒲松龄的生年考》，收在亚东图书馆本《醒世姻缘》的附录里。今送呈一册。此文最可作初学考证者的教科书读。贵报登此诈欺文字，毁坏我的考证名誉，可否重登我此文，以赎此失察之罪？
致陈博生
博生先生：
闲人先生肯把我寄与先生的信登出，并自己认错，我当时很佩服他的服善改过的态度。但这几天，他又登出“履道”的答辨长文，我看了真有点替贵报难为情，也替闲人先生难为情。因为“文责自负”四字是不能完全为主编的人脱卸责任的。
我本不屑和这种自己声明“要大胆的再诈欺胡先生一下”的人辨论，不过我要向先生指出几点常识：
第一，我原信问：蒲松龄生于崇祯十三年，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是不是七十六岁？“履道”文中不答此问，他究竟“答辨”的是什么？
第二，我原信指出那位诈欺的履道捏造了五件假文件的名目：
① 淄川汤望撰的蒲松龄先生墓表。
② 乾隆二十八年仲夏二树堂板的聊斋文集。
③ 严西仲的淄川蒲松龄先生年谱。
④ 恩荣轩蒲松龄别集。
⑤ 詹纯甫“所著”之聊斋外集。
我正式指出这五项文件是没有的，这五项名目是捏造的。他此次“答辨”文虽冗长，所举证据又无一件不是捏造的。试举一例，他从石印本聊斋文集里抄出了张元的蒲先生墓表，却无耻的骗人说他是从《张元文集》中录出的！要证明这种下流的诈欺行为，是很容易的。我把张元的墓表拓本送给先生看看。履道所引墓表，凡删节之处，讹误之处，无一不与石印本聊斋文集相同。如开首“其别号也”之下，删去三十九字，与石印本同；又碑文之末删去墓铭全文，凡廿四字，也与石印本同。他的抄本有“终一节无少间”一句，文义不通，也与石印本同，碑文实作“始终一节无少间”。他抄的墓表中又有这么一句：
少年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旋结为郢中诗社。
单这一句就可以完全证明他的诈欺了。碑上此句是：
少年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 结为郢中诗社。
国学扶轮社本聊斋集附录墓表中此句误脱了“诸先生”三个字，于是妄改为
及余从伯父历视友，旋结为郢中诗社。
石印本的编者高明多了，他认得张历友是山东诗人，所以把“友”字改回去，把“视”字妄改为“亲”字，成为：
及余从伯父历友亲，旋结为郢中诗社。
履道所据即是此石印妄改本，他又妄删去“亲”字，就更不通了。
其实“历友”与“视旋”都是人名，历友是张笃庆，视旋是张履庆，他们的诗都收在山左诗抄里。这一句的误改，我在别处（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早已指出过了，可惜履道不曾得读，所以仍旧抄袭误本，不打自招，替自己留下诈欺的铁证！
试再举一个最可恶的例子。我原信说“汤望”是捏造的。履道“答辨”中引“国朝文征卷二十八，孙文定公（玮）所作汤望墓志云”：
公字益川，淄川人。崇祯辛未贡生。顺治丙戌官河津知县。……乾隆二年九月十一日戌时卒，年九十四。
先生，我请你看看这一个小学算题：崇祯辛未当西历一六三一。就算他一出娘胎就作贡生罢，到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他已活了一百零六年了！若算他二十岁作贡生，他应该活了一百二十六岁了！哈哈！好福气！ 怎么又减成九十四岁了？
请问，登载这样荒谬文字的编辑先生未免难逃有意庇护诈欺者的嫌疑吧？难道他真相信有一位“孙文定公”作了这样荒唐的算术吗？
汤望如此，再看看严西仲。履道又引他新捏造的《国朝文征卷五十七》云：
“严西仲，顺治丁亥进士。”
顺治丁亥是西历一六四七。算他三十岁中进士罢，到蒲松龄死时（康熙五十四年），他已是九十七岁的人了，他还能替蒲松龄作年谱吗？
我敢断言，履道所提出的五项文件，加上此次答辨文中所举《张元文集》、《孙文定公的汤望墓表》、《蠡勺亭集》内的《严西仲传》等等，都是天地间绝不会有的，都是信口开河捏造的。
我想闲人先生登载这种绝无常识的诈欺文字，至少难逃两次失察之罪，至少应该罚俸两个月。我要求先生把我这封信登在贵报上。
胡 适 廿四，八，十七夜
墓表拓本阅后若不能影照，乞即赐还。此碑每行脚下有四字埋在土中，故每行缺四字。我已托淄川路大荒先生将碑脚积土挖开，另拓有全本。
致汤尔和
尔和先生：
送还六、七、八年的日记，并致深厚的谢意。八年日记，细细读过，曾摘记几十条重要日期的主要事项，想先生见许。
六、七二年日记，不及细读，但略翻阅而已。六年记复辟前后的政治，甚有趣味。
先生日记之有恒，真令我五体投地的佩服！每日读书有记，治事有记，而凡十年不断，是真不易得的！
前所欲查的一个日子，乃是八年三月廿六夜，先生记在次日（廿七）。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可惜先生不曾详记，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先生试读四月十一日记末行，可知在当时独秀与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会之意义。
八年五四之后，留蔡之事，先生用力最勤，而梦麟兄之来北大尤为先生第一大功。倘梦兄不北来，他也许要被任之兄一班人毁了。故梦兄北来之举，先生实大有造于他，亦大有功于北大。八年年底“发现”之役一变而为“去傅”之运动，闹成长期的教职员罢课，尊记有详细记载，也可供史料。
十二月十五日之罢课，我曾于十三夜独力反对，及今思之，我仍深信先生与夷初诸人造孽不浅也。
读八月三十一日尊记整理旧日记时之感想，我十分同情，论人如此，论事想亦不能免此种今昔之感也。
敬谢先生许我偷窥宝藏之厚意，敬祝
新年安好
胡适敬上 廿四，十二，廿二
致周作人
岂明兄：
谢谢你的规箴良言，我真说不出怎样感谢你。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虽然有时也信道不坚，守道不笃，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尔！”但不久又终舍弃此种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谓“努力”的路上。
“朋旧雕丧”，只使我更感觉任重而道远；“青年无理解”，只使我更感觉我不应该抛弃他们。即如十二月卅一日下午的谈话会，颇有十来个青年人显出无理解的行为，但我丝毫不怪他们，我只觉得我们教学二十年，实在不曾尽力，实在对不起青年人，他们的错误都应该我们负责。
王介甫有一首白话诗，我最爱诵：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我对于无理解之青年，时时存此想，念其“不自由”，每生度脱之心，毫无嗔渠之念。
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吾兄劝我“汔可小休”，我岂不知感谢？但私心总觉得我们休假之时太多，紧张之时太少。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苏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读此语，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
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
但我也有我的酬报。良心上的谴责减轻一点，上床时能熟睡，都是最好的酬报。至于最大的安慰，当然是我收到穷乡僻壤或海角天涯一个，两个青年人来信，诉说他们在某一点上受了我的某句话的影响，使他们得到某种的改变。无心插柳，也可成荫；有意栽花，岂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只是耕锄不深，灌溉不力，只可责己，未可怨花也。私见如此，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
我多管闲事，是最妨碍我“讲学论学”的，吾兄劝我专门讲学论学，这一方面是我最应该忏悔的。以后倘能做到来信所谓“少管”，而多注意于学术，也许可以多做出一点成绩来，减少一点罪过。
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此是涵养功深，不易学到。前日和诗末句，“关门尚学仙”，已改为“萧闲似散仙”，似较切近。
此信不是强辩，只是要表明一种“性情”，性情一名或不确当，但没有他种名词比这更确切，姑且用之。
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损失。此君治学之外，实有办事的干才，不像我们书生只能拿笔杆，不能做事。
吾兄的挽联甚好，我也看见《宇宙风》中你们两人同举罗素赞闲之书，甚为注意。在君遗嘱不发讣开吊，棺不得过百元，坟地不得过半亩，葬于身死之地域内。遗嘱去年所立，我是证人之一，至今读之，泫然神伤。
在君曾有寿高梦旦六十一联，甚佳：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廿年八月，在君一家在秦王岛避暑，邀我去玩，他有游北戴河怀我的诗两首：
记得当年来此山，莲峰滴翠沃朱颜。
而今相见应相问，未老如何鬓已斑？
峰头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乐如今七寒暑，问君何日践新盟。
我曾和他一首：
颇悔三年不看山，遂教故纸老朱颜。
只须留得童心在，莫问鬓毛斑未斑。
后来我去住了几天，别时他用元微之赠白香山诗原韵作二诗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鬚。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我回北平后，也和此二诗云：
乱世偷闲非易事，良朋久聚更艰难。
高谈低唱听涛坐，六七年来无此欢。
无多余勇堪浮海，应有仙方可黑鬚。
别后至今将七日，灵丹添得几丸无？
（在君有“赤脚大仙”之号，我们同赤脚走沙上，见狗矢，他戏指是仙人留下灵丹，服之可登仙！）
此种友朋儿戏，及今思之，何可复得！
送上《近著》一册，乞教正。
匆匆敬问
大安
适 之 廿五，一，九
致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
咏霓、廷黻、景超三兄：
今早经农送来一篇记在君在湘情形的文字，中有衡山纪游的诗四首，其一首题为《麻姑桥晚眺》：
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此诗似是在君自寓其出处之怀抱，我读之因想起宋人杨万里的一首诗：
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明〔鸣〕。
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
我想吴达诠别号“前溪”，大概是用此诗之意。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
适 之 廿五，一，廿六
达诠说，他生于湖州的前溪，故有此号，我的揣测错了。适之 廿五，一，廿九
致叶英
叶英先生：
谢谢你的信和文章。
你的文章写的很好，但你误信了科举时代的是做人与做事双方兼顾的。我毫不迟疑的对你说：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
你若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论学近著》的第四卷，特别是我给孟心史先生的一封信。
你读过《儒林外史》没有？那是中国教育史的最好史料。你想，范进，周进，严贡生，匡超人受的教育是不是可以做人做事？
你看过京戏“红鸾禧”没有？一个丐头的女婿，一旦中了进士，立刻就有人来“投靠”，岂不是很有趣的社会组织？然而你看这位进士老爷受的教育是不是够他做事做人？
你说起书院时代的山长的责任心，这更是误会。书院的山长，院中人每月只公见一二次而已，他的工作至多不过是看看书院课艺而已。有时候，山长完全可以不到书院，只看看课艺。
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它的来源最广大。从母亲，奶妈，仆役，……到整个的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校————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在那个广大的“做人训练所”里，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为“三岁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中国的家庭环境太坏，所以一般人对于学校教育责望过大。你也是其中之一人。这个责望，平心而论，也有点理由。第一是学校的教师的平均智识比平常家庭中的父母高的多，也许父兄不能教的，教师可以教罢？第二，学生入学校的年龄，还在可善可恶的弹性时期（formative），家庭养成坏习惯，也许学校可以改革罢？
这两层都不错，不幸中国今日的学校大多数还没有这种设备。中学的宿舍，大学的宿舍，都没有做到英国学校的宿舍生活，————少数教会学校有了一个起点，————所以除了传授一点知识技能之外，做人的教育无从下手。课堂的生活当然是知识技能的生活居绝大部分。课堂以外的生活，才是做人的训练。凡游戏，社交，开会，竞赛，选举，自治，互助，旅行，做团体生活，……等等，才是训练做人的机会。
中国今日之多数教员，他们自己也就没有受过这种做人生活的训练，他们自己开个会就往往要闹到吵架而散，游戏是不会的居多，团体生活是没有的，能埋头做学问已是了不得的了！何能教人做人？
然而平心而论，新式教育虽然还很幼稚，究竟比旧式教育宽广的多，其中含有做人教育的成分比旧教育多的多了。上文所举的游戏，社交，自治，团体生活等等，都是旧日学堂书院所无，若能充分利用，今日之学校也未尝不可以用作做人的训练。只可惜教员能挑起这种责任的人还不多，更可惜中小学太坏，学生在小学中学没有受过良好的团体生活的训练，到了大学，不但不能学做人，往往还不肯受教员的指导。他们觉得受中年人指导是可耻的！
我对于你的重视做人教育，是同情的；但因为你误信旧教育的好处，有菲薄新教育的危险，也许还有点“复古”的潜意识，所以我写这信答你。
你的文章，我大概不给你发表了。我希望你不会因此不再寄文章来。
胡适之 廿五，三，廿一
致吴健雄
健雄女士：
昨夜在马宅相见，颇出意外，使我十分高兴。
今日下午船竟不开，晚间得消息，似此次罢工也许要延长扩大；同行旅客有赶往Vancouver改乘Canadian汽船回国的，我则九十二日劳顿之余，颇感疲乏，行李又有一部分已上胡佛船了，故决定留此等待两三天再说。
此次在海外见着你，知道抱着很大的求学决心，我很高兴。昨夜我们乱谈的话，其中实有经验之谈，值得留意。凡治学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定可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
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诱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来；我是要你做一个博学的人。前几天，我在Pasadena见着Dr. Robert A.（原误作M.）Milhkan。他带我去参观各种研究室，他在Geretics研究室中指示室中各种工作，也“如数家珍”，使我心里赞叹。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
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的领袖，如丁在君、翁咏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
以此相期许，你不笑我多管闲事吗？匆匆祝你平安。
胡 适 一九三六，十，三十
致苏雪林
雪林女士：
谢谢你十一月十八日的长信。我十二月一日到上海，十日回家，昨晚（十一）始得检出细读。
你自称疏懒，却有此豪兴，有此热诚，可佩之至。关于《独评》，你的过奖，真使我愧汗。我们在此狂潮之中，略尽心力，只如鹦鹉濡翼救山之焚，良心之谴责或可稍减，而救焚之事业实在不曾做到。我们（至少可说我个人）的希望是要鼓励国人说平实话，听平实话。这是一种根本治疗法，收效不能速，然而我们又不甘心做你说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文字，————也许是不会做，————奈何！奈何！
此事当时时放在心上，当与一班朋友细细谈谈，也许能做到更积极一点。
关于左派控制新文化一点，我的看法稍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 ，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左倾是一事，反对政府另是一事。我觉得政府的组织若能继续增强，政府的力量若能继续加大，一部分人的反对也不足虑。我在北方所见，反对政府的势力实占极小数。其有作用者，虽有生花的笔舌，亦无能转变其分毫。其多数无作用者，久之自能觉悟。我们当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笔舌。
我总觉得你和别位忧时朋友都不免过于张大左派文学的势力。例如韬奋，他有什么势力！你说他“有群众数十万”，未免被他们的广告品欺骗了。（《生活》当日极盛时，不过两万份，邵洵美如此说。）
“叛国”之徒，他们的大本事在于有组织。有组织则天天能起哄，哄的满城风雨，像煞有几十万群众似的。
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你看了我的一篇《〈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没有（《论学近著》）？我对他们的态度不过如此。这个方法也有功效，因为是以逸待劳。我在一九三零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我写到这一页，我心里暗笑，我知道这二三百字够他们骂几年了！果然，叶青等人为这一页文字忙了几年，我总不理他们。
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 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
关于鲁迅，我看了你给蔡先生的信，我过南京时，有人说起你此信已寄给他了。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鐮仓”……皆不值得我辈 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此段似是责备你，但出于敬爱之私，想能蒙原谅。
我回家已几日了，匆匆写此信，中间又因张学良叛国事，心绪很乱，时写时停，定多不贯串，请你莫见笑。
匆匆问好。
胡 适 廿五，十二，十四
致周作人
知堂兄：
得手示及《思痛记》及《病榻梦痕录》两部，多谢多谢！
《思痛记》久思一读，今晚当读了。
我的《梦痕录》果是最早刻本，其中“宁”字皆不缺笔（光绪十二年本也不缺笔；余本皆缺笔），字画工整也为诸本所不及，如“病”字皆刻作“ ”，“严”字皆刻作“ ”。乾隆五十一年邵二云赠序第三行“余读唐律，疏傅议予，比于仁慈”，“傅”字各本皆作“傳”，唯此本及尊藏道光六年本作“傅”不误。
此本小像极佳，比道光六年本还更有神采。其他各本翻刻小像更差了。
此本有一处不如道光六年本。卷下页六十七（两本页数同）《归庐落成》诗“群山俨拱揖”的“拱”字，道光本不误，各本皆作“供”，此本亦作“供”，其字不写作“供”，与全书字式异，与下句“供咀吞”“供”字之字式亦异，显系此字初印后即有损坏，曾经挖补而误刻作“供”的。
道光六年刻本是根据最初刻的初印本重雕的，虽然字体已稍改换，而行款全依原刻，故版本为后翻诸本所不及。小像与像赞翻的最工。卷下附章实斋一跋，《录余》中曾提及（嘉庆十年），大概龙庄生前即有附此跋之刻本了。匆匆草此奉报，书三种稍迟奉还。
适 之 廿六，一，十二夜
道光六年本刻工不甚一致，似字画细者为原版，字画粗者为补版。
《思痛记》一气看完了。
我的家乡遭洪杨之劫最惨。先父自记年谱中说，乱前族中修祠修谱，点得人口六千人；乱中祠堂被焚，先父领头重建，募捐时细查劫余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死的凡百分之八十！不独吾族如此，徽州各族记载往往相印证。
我们的大问题是人命不值钱。因为不值钱，故人命可以视同草芥粪土，视同儿戏。我们家乡常有妇女为了三个小钱的“破片”（碎布片）而起口角，因而上吊自杀的。旧小说《恒言》中有一文钱杀十五条人命的故事，我每劝人多读。嗜杀性似是兽性的一部分，生活进步之国乃有不忍杀一无辜人之说，更进步则并罪人亦不忍杀了。今日所谓禁烟新法令，吸毒者枪毙，正可反映此人命不值钱的文化。西洋人可以实行“禁止虐待禽兽”的运动，我们现时还够不上谈“禁止虐待同胞”的运动，奈何！
《病榻梦痕录》记乾隆五十一年的灾象，记载甚动人，其三诗亦甚佳。此是太平盛时，人命贱至如此，何况大乱之世乎？罗思举自传中记白莲教之乱，其屠杀之惨亦可上比明末，下比洪杨。其中记一日军中缺粮，则屠杀俘匪三千余人，烹煮作粮。此亦是十九世纪初元的事，其时汪龙庄尚在人间也。
总之，人命太贱，可作牛马用，当然可供烹吃；可供淫乐，亦当然可以屠杀为乐。一切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到此都成废话。仅存汪龙庄、李小池所谓因果报应一点点维系，似亦不很有效验。救济之道只有工业与社会主会〔义〕双管齐下，或可有较大进境罢。
适 之 廿六，一，十三夜
致孙伏园
伏园兄：
谢谢你的信和文稿。我今天下午从南方回来，才看见他们。
我把这篇文稿送还给你，决不是嫌这文不好，是因为文里提起的晶晶、郁南两文都不在《独立》发表，你引用的原文太少，读者一定摸不着头脑，故不如让此文登在《潇湘涟漪》上，更亲切一点。你一定不会怪我。
要表明你不怪我，你得再寄一篇文字给《独立》！承赠《潇湘》十三册，已检得晶晶的《给父亲》读了。这文确是很能动人。郁南似是中公的学生，《东方》偶不在手头，故不曾检读。
祭文是可以废的，因为没有“祭如在”的心境，祭文决做不好。晶晶的《给父亲》，虽然可说是祭文的变体，其实是一个新时代的儿子的追忆，其中有传记式的描写，旧式的祭文决装不进去。我的愚见以为此文若完全作追忆式，也许更好，更动人。其中有一部分颇不免《祭十二郎文》一类古文的影响，现代人读去总觉得有点不自然。你以为如何？
胡 适 廿六，五，九
我写的《高梦旦小传》（今年《东方》第一期），你看见没有？上月我用此传，加入事实，删去原文一部分，改成一千字的墓碑，将来写定后要寄给你看看。
答关仲豪
仲豪兄：
你为这一个“半部论语”的故事，遍找他的娘家，还老远的写信来问我：这真不愧是北大的学风，使我十分高兴。
今天我不曾去国会图书馆，不知他们有无李焘的书。但我查北平新印的《琬琰集删存》，里面有太宗亲撰的“赵普神道碑”，也没有这个故事。碑文有云：
王（赵普追封真定王）性本俊迈，幼不好学。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按；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既博达于今古，尤雅善于谈谐。马伏波词辩分明，杜征南手不释卷。……
即此一段可证“半部论语”故事是不可靠的。那个故事的文字很像是笔记小说的文字，如其中说他死后“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最像小说。
神道碑文是“同时人的证据”，最可信用。
大概宋初政治制度多是因袭的，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可说。到“古文运动”复兴，柳开、石介、范仲淹、李觏、王安石诸公继续起来，才有政治思想，才有庆历的变法和熙宁的变法。明白了这一点，赵普的故事在你的研究题上就没有地位了。
匆匆敬祝
安好，并问
马教授和雷兴教授的安。
胡 适 三十，三，三十一
致赵元任
元任老兄：
谢谢你的信。
我匆匆出门，作七千英里的旅行，————他们叫做Grand Circle Tour————动机是加拿大政府要我在Vanconver帮他们作一次Victory Loan的演说。但是我有近两年，没到西岸了，所以借此到西岸各大城去一遭，到了落杉矶，然后东归。
你的字典样本，我竟没能细读。只好等我回去时再回信了。
在这里我要请教你一件小事。我在二十年前曾翻译波斯诗人Omar的“绝句”一章，当时本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译文虽然有人爱读————因为文字通顺，音节响亮，————但是很不正确。原文是：
O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We not shatter it to bits, 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t the heart's desire!
我的旧译文是：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后改糟糕）（最后改寒伧）世界一齐打破，
再团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
把这世界重新造过。
前些时，一天晚上睡不着，我把这首诗改翻了，开了电灯，记在一个本子上，才睡了。后来周鲠生看了这新译本，说是比旧译好得多了。我把这稿子抄给你看，请你不客气的修改，请你注意修改两个方面：一是白话的文法和“习惯”（idiom），二是音节。还有第三方面，就是译文的正确程度。
倘使咱（们）俩能和老天爷打成了一气，
好教咱抓住了这整个儿天和地，
咱可不先要打破了这不成样子的东西，
再从头改造翻新，好教咱（？）真个称心如意！
这时候翻译“莪马”当然还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呵！
在改诗工作上，你府上还有韵卿和四位小姐，他们都能帮我改白话。
适 之 卅一，二，十七
因为写这首诗的第一句，我想起三百年前的一支地道的民歌，地道的老百姓的革命歌。这是我在一部清朝小说《豆棚闲话》里发现的，据说是明末流寇时代最流行的一支民歌。我现在抄给你，盼望你能给他作个曲谱：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罢！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罢！
适 之
致傅斯年
孟真兄：
二月六日长函，三月底才收到。
所需药第一种，得咏霓电后即已买，想已收到。此次药单，均已买寄，想亦已收到。
我竟不知老伯母去年十月去世，不胜哀念。她老人家待我和冬秀都很好，我们都没有能报答她。
她老人家辛苦一生，对老兄属望最大，所以今后吾兄更宜十分保重身体，以慰死者。一切纷纷扰扰，都不足置怀。得一个有用之身，为学术效劳，这是第一大事。
老兄病中读《老》，《庄》，未必是对症良药。我想老兄还是读读山东土产《论语》、《孟子》，想想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怨天，不尤人”的通达人情，近乎人情的风度，似乎比那似达观而实偏激的庄生，或更可以减低几十度血压。
这不是笑话，是我近年体念得来的一个感想。
孔子的伟大处正在平平无奇，却又实在近情近理。
近来读《孟子》，也觉得此公可爱。
中国两千多年的士大夫风度，其中比较积极，比较有作为的，都是受《论语》、《孟子》的好影响。
我在此实在无善状可告朋友。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这两句杜诗，时时在哼着。
千言万语，不如用我们徽州的一句俗话奉寄：
“徽州朝奉，自家保重。”
并问大綵、大缜、大维的好
适 之 May，17，1942
致王世杰、傅斯年等
雪艇、孟真、端升、咏霓、枚荪、子缨诸兄：
我出国五年，最远因起于我写给雪艇的三封长信（廿四年六月），尤其是第三封信（廿四，六，廿七）；次则廿六年八月尾蒋先生的敦促，雪艇的敦劝；但最后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夜在中英文化协会宿舍孟真的一哭。
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记。五年中，负病工作，忍辱，任劳，都只是因为当日既已动一念头，决心要做到一点成绩，总要使这一万三千万人复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但可与同患难，还可与同安乐。四年成绩，如斯而已。
当四年前我接受使命时，老妻冬秀曾写信来痛责我。我对他说：我们徽州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今日所以能抬头见世人者，正是因为我们背上还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我们做工，只是对这个国家，这青山，出一点汗而已。
今日之事，或为山妻所笑。但山妻之笑，抵不得孟真的一哭。我要诸兄知此心理，知我决不懊悔动此一念头。
我的使命已完全结束。今寄上“尾声”文件若干，以代报告：
1．介公八月十五电
2．答介公八月十五电
3．外部八月十七日电
4．答外部电（八月廿一日）
5．美代外长私函（八月廿八日）
6．美政府答覆征求同意函（九月一日）
7．美外长回京后私函
右文件或可供诸兄一览。其最后三件，均为“破例”之文件，故亦附入。
我的计划是先往纽约受医生详细检验，然后决定何时归来。我在廿七年十二月四夜得心脏病，曾住医院七十七天。三年半以来，虽未曾复发，但医生不许我高飞，前年三月，今年二月，曾飞过八千尺，但医生甚虑我不能飞万尺以上。一年中体重减去十四磅，医生要我休息几个月，先把身体养好了，再作归计。九月十五日离美京，一星期内身体检查定可有报告。
有几个大学，纷纷邀我去教书，都已谢却，告以三五个月内不能考虑此事。实因急须绝对休养，并须绝对学做哑巴也。
此后诸兄信件，可由大使馆刘公使（Liu Chieh）收转。
匆匆敬问
诸兄健康。
弟适之 卅一，九，十
致王重民
有三兄：
昨寄一信，忘了提及《西游记》事。
前寄还子书兄单本《吴昌龄与西游记》，想已收到了。你说世德堂刻本《西游记》小说无陈光蕊与江流事，使我很感兴趣。杨景贤杂剧始有此二事，后人大概根据此剧加入的。
你说，除此加入一段外，世德堂本与我用的本子文字全同，此一点也使我很放心。当我劝亚东用此本标点时，我深信此本为现存各本中最好的本子。友朋中颇有人疑此本的描写细密传神之处是后来增修的，不是吴承恩的原文。我坚持用此本，力主书中描写传神之处皆是原文所有。但近年《西游》古本渐出，我竟无机会细校，每以为憾。今得你的断语，使我放心多了。
承借《丛书书目》，十分有用。顷检此目470页有《汉魏遗书抄》，此书不记辑逸者姓名，不知是谁辑的，谁刻的。馆中若有此书，亦极想借观。
顷得芝加哥大学回信，知光清兄的请愿书已通过了，闻之甚喜。但恐你们那一个“班子”未免更分散零落了。匆匆问安。
弟适之 卅二，三，卅一
致王重民
有三兄：
廿一日信收到了。
《名人传》的引言，今天打字了，今夜刚寄出，也许此时你已看见了。
校读此书，颇费时间；写此序前后约费两星期，但我得益颇多，故不以为辛苦。
此书我认为很好，可算是“国际学者合作的研究”（corporate research; co-operative research）的第一次大成功。我的意见与兄颇不同。此书编纂甚不易，主编者的编审工作尤困难。我仔细读过这六百巨页（上册），始知这是绝大工作。题目的选定，我虽有不满意之处，————如程廷祚无传而程晋芳有传之类，————但全盘看来，此书所选八百人，大致是不错的，是很公道的。即令我有全权选三百年的八百篇传题，我的选择未必能比这八百题更公允。此一大好处也。
此书取材兼收中西记载，其中如李之藻、徐光启、瞿式耜诸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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