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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用东汉旧法，作《今古学考》，“今”主《王制》，“古”主《周礼》。一林二虎，合则两伤。参差胶镕，疑不能明。戊戍以后，讲“皇帝之学”，始知《王制》专详中国，《周礼》乃全球治法，即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典章。土圭之法，《郑注》用纬书“大地三万里”说之。《大行人》：藩以内皇九州。九九八十一，即邹衍之所本。故改“今古”为“大小”。所谓《王制》“今学”者，王霸小一统也；《周礼》“古学”者，皇帝大一统也。一内一外，一行一志；一告往，一知来；一大义，一微言。经传记载，无不贯通。因本《诗》《易》再作《续篇》。方今中外大通，一处士横议之天下。东南学者，不知六艺广大，统综六合，惑于中外古今之故，倡言废经。中土误于歧途，无所依归，徘徊观望，不能自信。此篇之作，所以开中土之智慧，收异域之尊亲，所谓前知微言者，不在斯欤？将来大地一统，化日舒长，五历周流，寒暑一致。至圣之经营，与天地同覆帱。六艺《春秋》小始，《易象》大终。由禹甸以推六合者，其说皆具于《周礼》。正浮海洋，施之运会，验小推大，俟圣之义始显。时会所值，不能笑古人之愚。而缘经立说，理据章明，亦不敢因知我者希而遂自阻也。光绪壬寅孟冬则柯轩主人序。
小康王道主《王制》，大同帝德主《帝德》。二篇同在《戴记》，一“小”一“大”，即小大共球之所以分。自史公有“黄帝不雅驯”，及“删《书》断自唐虞”之说，学派遂有“王伯”无“皇帝”。虽《易大传》有伏羲、神农、皇帝，《大戴》有《五帝德》，《诗》《书》所言“皇上帝”、“古帝”、“皇帝”诸文，皆以为天神，于是六经全为“王伯”，专治中国。《中庸》所云“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者，成虚语矣。海外袄教，真足以自立于鬼方。各遵所闻，两不相妨。中土言时务者，舍西书无所归宿，何以为百世可法之道哉？今故别撰《周礼皇帝疆域考》一书，以《五帝德》为蓝本，经史子纬所有，皆附录之。此书成，则言“皇帝”之学，方有根据，足与“王伯”之说相峙并立，亦如汉师之“今”、“古”学。以此为时务之归宗，庶几人才盛而圣道昌乎！
博士虽为儒家，间言大同，如《小戴·礼运》《伏传》五极、《韩诗》说《关雎》《公羊》之“大一统”。儒与道时相出入，德行出颜、闵，文学为游、夏，时有异同，则文学亦闻“皇帝说”也。《礼记》孔子与子游论“大同”，《列》《庄》论吕梁，引子夏云：“夫子能之而不行者也，商不能而知其说。”孔子论儒，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儒，道家；小人儒，“王伯”，儒家。故子夏曰：“小道可观，致远恐泥，君子不为。”以经师鲁齐二派而论，鲁近儒，齐则间有“皇帝”。如邹衍游齐，而言“瀛海”、“五德代谢”，皆五帝要旨。中国一隅，不可言五运也。《公羊》云“大一统”，“王伯”小，“皇帝”大。又云“王者孰谓，谓文王”。皇辐四十，大州；王八十，牧二十。四方：方命厥后，各有九州：中国，文王；西，武王；北，元王。又有汤王、平王、汾王、王后、王公及君王、侯王之称。《北山》云：天下王土，率土王臣。旧以为一王，不知一大州一王。西方为三大井，《易》以二十四子卦当之，所谓“往来井井”。非天下只一王，故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王此大邦”，“四国有王”，“宜君宜王”。八伯十二牧，或六或三，皆可称王。《齐诗》言“四始五际”，即邹氏“五德运行”之说。纬详“皇帝”，《公羊》多主之。故予新撰《诗解》，改名“齐学”，以齐学宏阔，包《公羊》，孕邹氏，列、庄、董、何，凡大统说皆有之。名齐以别鲁，齐较鲁亦略有“小”、“大”、文、质之别。中国一号“齐州”，歌《商》、歌《齐》，即中外之分。
后世诸学，发源四科。儒祖文学，道原德行。《论语》“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艺”读仁义之“义”，即《老子》“道失后德，德失后仁，仁失后义，义失后礼”，乃四代升降之说。“皇帝”道德，“王伯”仁义。政事科专言“王伯”，德行科专言“皇帝”。《论语》言“皇帝”，崇尚道德者，不一而足，“无为”、“无名”，与道家宗旨尤合。道为君道南面之学，为颜、闵、二冉之所传。治中国用仁义；以仁义洽全球，则致远多泥。道家集四科之大成，用人而不自用，与孔子论尧舜同。惟道家详大同，兼瀛海治法。宋元以前，中国闭关自守，仁义宗法，谨守勿坠。道家文字虽存，大而无用。学道者，又不知道德详百世以下治统专说，失其宗旨，以至为世诟病。此非道德之过，乃言道德之过；又非言道德者之过，时会未至，大而无当，不得不流于悠谬下论。“言志”章，子路、公西华、冉求为政事言，语“王伯”之学。曾皙所言，与颜子农山宗旨全同。此章之曾皙，即农山之颜、曾；“异撰”即“皇帝”之所以异于“王伯”；“童冠”即用人而不自用；“春服既成”，即无思不服；“咏而归”，即“皇帝”褰裳而去。全为道家宗旨。司马谈《六家要旨》论道家云：“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又云：“儒家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又云：“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之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势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也，其何由哉！”[论儒道之分，精核分明。大抵儒为中国方内之治，道则地中“黄帝”，兼包四极，综合八荒而成者也。]
“无为而治”，屡见于《论语》《诗》《易》，是为微言，而后儒顾非之。今考《庄子·天道》篇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虽落天地而不自虑也，辩虽凋万物而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而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庄子》所谓“无为”，乃君逸臣劳、“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之义。此《庄子》所以为德行科嫡派，而《诗》《易》之大师。后来说“无为”者，皆失此旨。
初考《周礼》，以为与《王制》不同，证之《春秋》《尚书》《左》《国》、诸子，皆有龃龉。因以为王刘有羼改，作《删刘》一卷。丁酉以后，乃定为“大统”之书，专为“皇帝”治法。书只五官，所谓“五官奉六牲”者，有明文。[《大戴》言“五官”数十见。]此“大统”以五官为主之说也。五官者，所谓五行之官。[《曲礼》：“五官之长曰二伯”。(按《曲礼》无“二”字)]皇帝有五官，亦如天皇之有五感生帝，合则五官共一统，分则每官自成一代，故每官不用官属，而用官联。惟其为皇帝治法，故外史专掌三皇五帝之书，而不及王伯。又尺五地中及昆仑与神州，是合地球言之。邹衍海外九州，或以为必有传闻。不知《大行人》之九州，实以方九千里开方，即邹衍之九九八十一州也。与《职方》《量人》，一小一大，小为禹州与五服，大为帝辐与皇辐。经云“九州之外曰蕃国”，是帝万三千里制度。“藩”、“蕃”字通，藩以内为蛮、夷、镇三服，《大行人》合称三服为要服，郑《注》遂以为周制方七千里，大不合于海州，小不同于禹迹。八牧之地，至大于王五倍，乃战国七雄所为，非成康所有。郑君撰述，此为巨谬！又官有小大之分，《大行人》言大九州，则可知《小行人》为小九州。其以“小大”分者，即“小共大共”、“小球大球”、“小东大东”之义。“小”为“王伯”。“大”为“皇帝”。一书兼陈二统，“小”同《王制》，“大”者由《王制》加三加八以至卅五倍，所谓“验小推大”是也。特不可于禹州中用其“大统”之说。如封建，一云百里，一云五百里；疆域，一云方五千，一云方三万。则枘凿不入，以致争竞数千年之久而不能定。今据本文为分别之，则泮然冰释，怡然理解矣。
道家尚黄帝。黄帝，即宰我问五帝德之首。《论语》言帝道无为无名、志道据德、文质合中、舍小取大者，不一而足。[已详《道出德行考》中。]《列子·仲尼》篇首，与颜子论忧乐，大约“乐天知命不忧”者，王伯也；既已乐天知命，而忧方长者，百世以下，皇帝之事，《诗》之“百忧”是也。《诗》云：“不长夏以革。”[不读为丕；“长”谓“幅员既长”；“夏以革”，变禹州为大州也。]《汤问》篇之夏革，与《诗》同。五山之为《民劳》五章，今西人之谓五大州也。五山十五鳌，三番而进，谓三统。六干年一更，三六十八，《诗》之所谓“素丝三五”、“三五在东”。言钓言弋，言御言造，罕譬而喻，皆以发明《诗》《易》。诸篇言梦言觉，以神形相接分寤寐，尤为《诗》之要例。中央，为“夙夜在公”；《王》《郑》《齐》，为夙兴，为行、为寤、为觉；西方《豳》《秦》《魏》，为夜寐，为思、为梦、为神游、为飞。[凡言“飞”，皆谓过海，飞相往来。]举一隅以反三，故每觉少梦多。其六梦思惧喜诸名，全与《周礼·占梦》同。《周礼》师说，乃在《列》《庄》，又可知同为“大同”之书矣。
“小、大”二统，古今有六大疑案。以学论，则《公羊》《周礼》、道家、今古学；以帝王论，则秦始、汉武帝。经说“皇帝”，专指百世以后，非说古之三五。故《秦本纪》博士说：古之皇帝皆地不过千里。则包海外、总六合，乃俟圣，非述古也定矣。百世之事，无征不信，博士空传其文，河清难俟，故于“小统”经传、秦汉典章勉强附会。“大统”如始皇并六国，威令不出《禹贡》外，仍小一统，而非“皇帝”。考《本纪》所有章奏制诏，全用“大统”，文辞斐然，实则羊质虎皮，非其事也。又如五帝运，本谓五大州，五帝各王其方。始皇自以为水德，当用严酷，遂以惨刻亡天下。不得不谓为师说之误。又如汉武帝征伐夷狄，北方开通颇广，然均在《禹贡》要荒内。当时经师博士，因“大统”之说无所附丽，亦遂移以说之。后世遂以秦皇、汉武真为经说之“皇帝”。一误无外，一误以“大”说“小”。如封禅为皇帝典礼，“小统”王伯不得用之，秦汉乃躬行实举。《史记》因之著《封禅书》，亦其失也。
《齐诗》“四始五际”，皆详“大统”之学。新周王鲁，故宋绌杞，皆为后世言，故曰新周非旧周。周、召分陕，即纬以十二国配律吕、十二次等条，皆为“大统”专说。邹子五帝终始，即《齐诗》之“四始五际”，为五大州言。汉师强以说尧舜、三代。《周礼》与《王制》，“大”、“小”不同。《周礼》与《诗》，皆自以“小”、“大”分：“小”为王伯，“大”为皇帝；“小”为《鲁诗》说，“大”为《齐诗》说。以“小”说《尚书》，为今文之误；以大说《诗》，则不免为齐学之误。如《周礼》本“大统”，郑君误以为中国周朝典章，欲于中国五千里内并行。《王制》《周礼》，二说互斗数千年不休，“今古学”之宗派由是以立。“古文家”并欲强诸经尧舜夏殷之治，尽同于《周礼》。[如郑《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是也。]《鲁诗》以王伯说《诗》，其失正同郑君。三派虽早晚不同，亦互有得失。
儒家为博士嫡派，以王伯为主，兼言皇帝。如《大戴》《秦本纪》博士说，及伏、韩、董诸书所言“大统”之治是也。道家专言皇帝，鄙薄王伯，其正言庄论与博士如出一手，无有异同。今中国学派大抵宗儒家，泰西诸国皆于墨学为近。子家为合治全球之学术。风俗不同，政教亦略有损益。各家不无偏驳，然硝附姜桂，为病而没。矫枉过正，自成一家，必然之势。道家“采儒墨，撮名法”，即不主故常，因变设施之本旨。海禁未开以前，如冬葛夏裘，以无用而见轻，遂为世所诟病；海禁既开以后，乃知其书专言海外，为《诗》《易》嫡派。取归实用，各有因宜。旧所指目之条，率由误解。今以“小”、“大”二派列为宗旨，分说六经，举古今所有争辩，出入主奴，一扫而空。于前六事，融洽分明，无待烦言，自相投契。《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覆地载，美富具存。大同合一，先见于学问宗派。而后天下侯王随之。《小雅》先《大雅》，下经殿上经，非即此义欤？
说有宗主，言各一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易·井》：“无得无丧。”楚子言“楚失楚得”，孔子犹讥之。“小康”之治，以城郭为固；“大统”则毁名城、销锋镝。“小统”分土分民，诸侯疆域，或得或失；以皇帝言之，合地球为一家，无此疆尔界，则何得失之足言？《庄子》云：“凡之亡非亡，楚之存非存”，即《易》之“无得无丧”。《老》《庄》说之可疑者，证以《诗》《易》而皆通。言不一端，各有本旨。如必攻《庄》，则亦必攻《易》矣。
《庄子》云：“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先王之志。则圣人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云：“《诗》不切。”纬云：“《书》者如也；《诗》者志也。”又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董子引孔子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按，由《庄子》之言以分画诸经疆宇，六合之外，《诗》《易》；六合之内，谓《书》；先王之志，谓《春秋》。《春秋》与《尚书》为述古，故为“如”、为行事、为“深切著明”，以其皆古人已往成事，故文义明白。至于《诗》，乃百世以下之书，心之所之为“志”。疆宇及乎六合，当时未见施行，专以俟圣，故曰“志”、曰“不切”。至于《易》，为六合以外，推之无极、无尽。《列子》“夏革”，即《诗》之“不长夏以革”。曰“天地之外有大天地”，即《易》合乾、坤为泰、否之说也。泰为大哉，否为至哉。日属世界，八行星绕日；日又帅行星以绕大日，释氏所谓“大干世界，恒河沙数”。《易下经·丰》言：“虽旬无咎。”天有十日，十日为旬。《彖》曰“宜日中”，下爻再言“日中见斗”、“见沫”。《下经》十首卦为十日，《庄子》《山经》《楚辞》、古纬皆有“十日并出”之说。一日比一王，八方即八日，合之二伯为十日，此但为大九州言之；至于大荒十六牧，比于八州，为十六日。《易》又曰：“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四三日合为十二日。有甲庚则有壬丙，合四干为四岳。四岳各该四州，盖合大荒为二十日，于内为十日并出，海外不通，专言中国，则为射落九日，一日孤行。盖日虽大，不过天地中之一物，故藉以比侯王。皇则如天，故曰配天。以天统日，则不可究诘，并不止十日而已。[近有像片，合地球十王聚照一纸之中，即《易》之“虽旬”，《诗》之“侯旬”，即所谓“十日并出”者。]合今日为十日；当中国闭关之前，岂非一日独明哉！车辐象一月三十日，内八州八日，合二伯为旬，以十干当之，所谓天有十日。外大荒十六牧，合四首四岳为二十日，为二旬。以十二支为十二牧，加以震、兑、艮、巽为十六牧，外四岳为乾、坤、坎、离，为二十日。盖干支二十二人，合八卦，共为三旬，以象一月。二十五大州，中一州为毂，外二十四州为三十日，以象三十幅。
《诗》以长寿大年为皇帝之盛事，又以疾病为灾厉，而福祸亦以刚强与弱病分。《佐治刍言》谓文明之国极详卫生，英国人民较前人年寿大有进境，较以上更加，将来进境更未可量云云。按：天王、海王二星，远或百四十年乃绕日一周，而成一岁。《列》《庄》所谓楚之南冥灵，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者，以本地球千年为一岁。古之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者，则以本地球万六千年为一岁。西人天文家以八行星为日属，日又帅八行星以绕大日，则日之行度，当迟于恒星者数十百倍。即以本日绕大日计，或千年一周，万八千年一周，皆属常理。修短不同，各尽其理。
尧舜之登遐，说者以为褰裳而去。《列子》有以死人为“归人”之说。《论语》之“咏而归”，即谓死也。古者天地相通，人可上天，所谓飞行、乘云御风者也。道家言圣人不死，董子亦云皇帝魂魄在庙。故“大统”之义，以四帝分四极而王，四帝统于一皇，二后统于一上帝。郊社之礼即享二帝：所谓一上帝、一感生帝，德配天，或称“帝”，或称“天”，名异实同。则郊祀即所以受命于天，于上帝，感生八极之王，同郊上帝。分祀感生，故受享则降福，不吊则降丧乱。然则天子之郊祀，即如诸侯之朝觐。天子有黜陟，天则有祸福，天之祸福，亦考功比绩。《春秋》之书异，所以惊天变，亦如诸侯谨侯度。天子于诸侯有庆赏，天亦同之。且嵩岳降神，生申甫以为方岳，则古皇帝亦必天皇所降，天皇太乙下降为普天之皇。就地球言，日降为皇，五方五行星下降为五帝，八行星为日属，此本界之事，所谓日属之世界。故生则为人，死则仍为星辰。傅说之说，即可以验皇帝，故曰“圣人不死”。生死来去，皆有所属。故王者之法天，如臣之于君。人以言命，天以道命。日星有行道以示法，即王者之诰命。《春秋》“小统”，兼通“大统”，郊祀与谨天变，皆是也。
常欲撰《大统春秋》，苦无皇帝。以八王而论，中国东方震旦，恰与《春秋》之鲁相同。“小统”以周为天子，齐、晋为二伯。“大统”以日属世界比，则以日为天子，岁星、太白为二伯。纪天行以合人事，皇帝以上为神，王伯以下为人。推日为皇，推星为伯，以合天人之道，仍与《春秋》之皇帝相同。特“小统”鲁以上有二等，“大统”则王以上无二等。无二等而必求天道以实之，则记天事当较详密，不似《春秋》之犹可疏节阔目。推究其极，则以皇配天日，不过比于方伯。天中之日无穷，不过取近者十日、十六日为说耳。
日为皇，行星为伯，月为小国，比于曹、许、郐。此海禁初开，未能混一之法耳。将来“大统”至尊，配天为皇，侯牧为日。[故有十日、十六日之说。]二伯总统则为大日，中国直如青州一方伯，诸行省等于曹、莒、邾、滕、薛、杞。《春秋》于山东小国，别见二十一以为连帅。将来大约一行省为一连帅，诸行省之上再立七大卒正，而宰相必为天子所命。一王三监，以配三卿，则今宰相之制也。考《春秋》：天子三监与本国三卿并立，大约方伯时有黜陟，不取一姓，亦不世卿之义。盖诸侯可世，而伯牧不常，父死子不代继，故凡本国之事，本国三卿治之；方伯之事，乃三监理之。三卿、三监，合为六人，所职有公私之分。董子《顺命》篇，首言天命须切实言之，亦如王之诰命。天不言而以道受命，道者，即天之九道。顺天布政，因时而变，如《月令》之文是也。
余初持先蛮野、后文明之说，以为今胜于古。孔子之教，今方伊始，未能推及海外，必合全球，莫不尊亲，方为极轨。与道家之说亦相符合。《中庸》云：“生今反古，灾及其身。”《列》《庄》求新，不沾沾旧学，故以古人为陈人，先王之书为刍狗，迹为履之所出而非履，皆重维新而鄙守旧。窃以古之皇帝疆宇，实未能及海外。皇帝通而三王塞，乃百世以后全球合通之事。孔子不以为新刨，而以为因陈。上古本大，中古渐小，百世以下又大。初则由大而小，后又由小推大，王伯由孔子制作，而以归之三代古皇帝；亦犹王伯之制，由孔子制作，而以归古之王伯。是孔子不惟制作王伯，兼制作皇帝。如说天之宣夜、大地浮沉、三万里中、四游成四季、五大州疆宇、大九州名目，凡《山海经》《天文、地形训》《列》《庄》之所称述，皆由孔子于二千年以前，预知百世以后之民运，而为之制作。西人于二千年以后，竭知尽虑，铢积寸累，合数千年、数百国聪明才智，勉强而成之事迹，孔子已直言无隐，中边俱透。不似西人之欲吐若茹，不能推尽。如“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数”，释氏之说，发原《列》《庄》，《列》《庄》之师法，本于孔子，何等明快！所谓“慧眼”、“天眼”是也。西人仅恃远镜之力，宜其不能与神圣争聪明。初由王伯以窥孔子，已觉美富莫逾；再即皇帝以观，诚为地球中亘古一人也已！
尝举朝觐、巡狩二例以说《二南》《鄘》《卫》，盖朝觐则八伯至京，二伯帅以见天子。觐礼餐毕归宁。《二南》之为二伯，统八牧朝觐，各归本国。周、召为父母，八牧为八之子。四见“之子于归”，即由朝觐后归宁父母。故《二南》见八牧为朝觐之礼，二伯居而八牧行。《鄘》《卫》则反此，为二伯行而八牧居。大九州有九洛，二伯分巡八方，各至其国之都，为《庄子》九洛旧说。故《鄘》《卫》以二十篇分四帝，四正三，四隅二，每方必有一洛，故二篇多言沫、淇、浚，其原泉诸地名皆近洛。[“未落”亦然。]以中国《尚书》主《康诰》“妹土”、“妹邦”(按“妹土、妹邦”不见于《康诰》，而见于《酒诰》)，以洛为中心，故外八大州亦翻其意，以八洛为八都会。九洛之制，全见《鄘》《卫》。而《易·下经》十首，《损》《益》居十合一，以外八卦，亦合为九洛。《庄子》书多博士典礼，“九军”与九洛，尤为明著。故定《诗》例：以赤道天中为居、为北极，二黄道为中心，外边黑道为南。四方之中皆为北，四方之边皆为南。北为衣，南为表，南于卦为《未济》，[以黑道为南，加《离》于《坎》上为火水，《未济》。]故于南巡方谓之“未见君子”；于北方居所朝诸侯为《既济》，《诗》曰“既见君子”。[以赤道为北，加《坎》于离上为水火，《既济》。]《既》以君为主居中，《未》以伯为主居外，若禹会诸侯于涂山、周公会诸侯于洛之义。王会图则为“既见”，乃大一统之天下也。大约《鄘》《卫》法《春秋》，为纠会之事。《二南》则大一统，居其所而朝诸侯也。
“大统”有天下一家之例。天下大同，比于门内和合。以皇为祖，以二后为父母，以八士、人、仲、叔、季为弟兄姊妹，附十六外牧以卒正为公孙。天下大同，为婚媾、和好、宴乐、娶妻、生子，所谓“天作之合”，“笃生文武”。至于言“小”，则天下分裂，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彼此不相通。东北乾阳，文家主“亨”；西南坤阴，质家主“贞”。东北相合，为有父无母；西南相配，为有母无父。《小雅》言：无父无母，悲伤忧苦，为分而未合。虽亦言“宜乐”，但曰“尔”、曰“其”，则自顾其私，未能大通。必如《大雅》而后无忧悲哀伤之可言。《诗》《易》所谓鳏寡孤独，皆谓“骞崩”。彼此画疆自守，不婚媾而为寇盗。[他如“独行”、“寡妇”、“独兮”、“茕独”皆同。]所谓娶妻生子，“同车”、“同行”、“同归”、“同室”、“婚媾”，皆为大同言。此《诗》《易》“小”、“大”之所以分也。[别有《小大二雅文字不同表》。]
古今天下有二局，曰战国，曰一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一经则包二局，言一统则有周王，言分争则有列国。]《诗》之《小、大雅》，《易》之《上、下经》，皆以分合为起例。航海梯山，彼此往来，如今日，可谓中外相通。然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于《易》为咎，仍为战国之局。虽曰交通，未能一统。[《小雅》之鳏寡孤独，怨女旷夫，忧心悲伤，号咷哭泣，不可言宿，归复邦族云云，为今天下言之。]必至“大统”之后，同轨同文，既清既平，乃为《大雅》、为大卦。然地球大，《云汉》三篇亦同，以后亦必如中国旧事，合久而分，故《大雅》言丧乱忧亡，流为割据之局。故曰“维昔之富，不如时”。“今也日蹙国百里。”《小雅》前分后合，[从三《小》起算。]《大雅》前合后分。《既济》之后有《未济》，《未济》之后有《既济》。大小分合，互相倚伏，故《上、下经》《小、大雅》，彼此有循环往来之例。
《易》曰卦有小大，《乾》《坤》八父母为小，《否》《泰》八父母为大，小卦内外重复，所谓坎坎、离离、乾乾、谦谦，必内外婚媾，天下大同，乃为大卦。[如上经《乾》《坤》《坎》《离》，内外卦皆同者，《小雅》分崩之世也。大卦则《乾》《坤》合为《泰》《否》，《坎》《离》合为《既》《未》。父母相配，男女观止，婚媾好合，所以为大。]《易》之小大卦，即《诗》之《小、大雅》。小大分合，《易》《诗》皆以“既”“未”二字为标目。大同为“既”，分崩为“未”。《诗》之“未见则忧”，“既见则喜”，凡数十见。“未”“既”，即“既济”“未济”。未见之君子为四岳，四方分崩则鳏寡孤独，故曰忧伤；既见之君子为二伯，二伯大同则娶妻生子，故为喜乐宴好。初合《未济》以臻《既济》，复由《既济》以成《未济》。哀乐相循，亦如三统循环。必持盈保泰，方能克终。《易》顺逆两读：逆则由《未济》以成《既济》；顺则由《既济》以成《未济》。曰“始吉终乱”，示人持盈保泰之意也。
《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注》：凡日景之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为万五千里。]天地之所合也，[《庄子》：天有六极、五常。]四时之所交也，[寒暑。]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万物阜安，建王国焉。”《列子·周穆王》篇：“西极之南[如今南美洲]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音近洋壮]之国。阴阳之气所不交，[地中，则阴阳和。]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昼夜亡辨。[地中，则一昼一夜。]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冰海无昼夜，夜则久夜。]五旬一觉，[《诗》之“寐梦”。]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尚寐无觉，此西南极。]四海之齐，[中国为齐州。]谓中央之国，[即今四海之内。]跨河南北，越岱东西，万有余里。[东极万二千里。]其阴阳之审度，故一寒一暑；[南北。]昏明之分察，故一昼一夜。[东西。]其民有智有愚。[知愚即《诗》之“寤寐”。]万物之滋殖，才艺多方。有君臣相临，礼法相持。[中国儒家。]其所云为不可称计。一觉一寐，以为觉之所为者实，梦之所见者妄。[以中国为中。]东极之北隅，[东北。]有国曰阜落之国，其土气常燠，日月余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实，不知火食，性刚悍，强弱相藉，贵胜而不尚义；多驰步，少休息，常觉而不眠。”盖《列子》所云南中北三段，即《周礼》地中之师说也。以觉梦比昼夜，南北极冰海之地，半年昼夜，不足以言梦觉。积冰苦寒，故曰“寒暑无辨”，故曰“赤道常燠”。合地球而言，惟两黄道、两温带以内乃善地；两黑道非善地，不足以为地中也。又《月令》五衣，素青黄之外，有黑赤，合为五方五色。今《诗》取素青黄，而不用赤黑，以赤黑当二冰海。《论语》：绀緅不饰，红紫不服，即不取黑赤二极之义。至于素青黄，则在纬度之分，而不关经度之地。同在黄道，纬度相合，风雨寒暑亦相同。然则三统同为一度，实本一地。因其周经长分为三段，曰东西中、素青黄。东西、素青，皆强立之名，实则一中一黄而已。故《周礼》“地中”与《列子》“中央之国”，以南北两极言。北南与东西、素青对文，故三统立都皆在地中。[二昊亦中，非黄帝独为中]此“地中”之“中”，指纬度，而以日月寒暑定者。由是以推，则凡日月寒暑、风雷雨露，皆不可以常解说之，皆当对二极起例。京邑居民，有寒暑昼夜风雷雨露，而地球中实有无昼无夜无寒无暑之地。《列子》云“其阴阳之度审，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昼一夜”，“一觉一寐”。“一”字实义，必须知地球中有无寒暑昼夜之地，而后此“一”字乃可贵，特为地中独有。以此推《诗》《易》日月、昼夜、寒暑、生死，皆为地中之赞语矣。
《司服》云：“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考三服之分，则吉以冕，凶以弁，齐以端，冕弁端，即吉凶齐也。]按王之吉服五冕：衮冕、毳冕、希冕、玄冕、鷩冕。《丧服传》锡衰不在五服之内，则以斩、齐、大功、小功、缌麻合为五服。[《司服》云：“凡兵事，韦弁服；视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绖服。”]又云：“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又云：“其齐服，有玄端素端。”今就《司服》之文分为三门：吉五冕，凶五弁，齐则言二端以示例。《三颂》以素青黄起例，各五服以合为三十服。《禹贡》“弼成五服”，而《丧服传》有五服之文。盖缌麻、小功、大功、齐、斩，共为五服，与《禹贡》五服同文，《诗》素冠、素衣、素韠，旧说皆以为凶服，是素统，方万里，为凶服，五服之比例无疑矣。东方《缁衣》《羔裘》，即《乡党》“羔裘玄冠不以吊”，是缁衣、青衿全为吉服无疑。《诗》于《羔裘》云“逍遥”、“如濡”，合为东方吉服之五。中央五服为黄统，兼取吉凶，以《周官》言之，当为齐服。齐服有吉有凶，兼用二服，故《司服》齐服有玄端、素端。玄端吉服，素端凶服。大抵中央以朝服三服居中，左取玄端，右取素端。故《诗》“狐裘以朝”，又曰“狐裘在堂”。车辐图三十幅，三统三分，而借用吉、凶、齐之十五服以实之。此以辐陨比衣服之说也。且实而按之，《易》之吉、凶、无咎，亦就三服言之。吉谓东邻文；凶谓西邻质；咎从卜从各，各君各子为“小统”，分裂合好则为无咎。无咎即合吉凶，即无妄、无疆、无邪。《易》之吉凶无咎，亦以三服为本义，而托之筮辞之吉凶无咎也。
《易》“元亨利贞”有四德之训，旧以分配四方。不知“元亨”皆属东《乾》，“利贞”属西《坤》。“元利”为德行，“亨贞”为性情。《下经》以《咸》比《乾》，《恒》比《坤》。《咸》即亨，《恒》即贞。乾坤有男女君臣之义，亨贞故可互文。迨二门平分，则男亨女贞，亨则志在四方，贞则“无非无仪”、“无遂事”之说。故《乾》主“元亨”，至“利贞”则指“变绅”。《坤》主“利牝马之贞”，至“元亨”则主“承乾”。“亨贞”为权经行居之分，亦即中外文质之标目。《乾》之“利贞”为“泰”，《坤》之“元亨”为《否》，故“大哉乾元”为《泰》，“至哉坤元”为《否》。“元”于《乾》为本义，于《坤》为假借，故乾元曰统天，“坤元”曰顺承天也。《乾》以亨为主，不亨则贞；《坤》以贞为主，变贞则亨。诸卦爻之亨、贞，皆从《乾》《坤》起例，亦如用九用六，以《乾》《坤》起例也。诸卦皆托体于《乾》《坤》，阳爻主行为亨，反之则为不变之贞。阴主居为贞，而贞动则亦为亨。《书》日：“用静吉，用作凶。”大抵“亨贞”即“作静”之义。以《乾》《坤》为起例，诸卦皆同之者也。
言经学者必分六艺为二大宗：一“天学”，一“人学”。“人学”为《尚书》《春秋》，行事明切，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天学”为《诗》《易》，当时海外未通，无征不信，故托之比兴。后世文体有诗、文二派，文取据事直书，诗取寄托深远。《尚书纬》曰：“《书》者如也；《诗》者志也。”又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志行之分，即诗文之别。孔子之所以必分二派者，人事可明言，六合以外地舆、国号、人名、事迹，不能实指，故托之草木、鸟兽、卦图、阴阳。自微言一绝，学者遂以孔子所言皆为《春秋》之天下而发。不知“天”“人”之分，即“古”、“今”之别。即以《论语》言之，为百世以下天下言者较多。于当时海禁未开，共球未显，以百世以下之专说，附会时事，勿怪其然。特先入为主，积非成是，非有明著晓鬯之专书，不足以发聋振聩。故别辑《百世可知录》，专明此理。
三千年以前，不必有轮船、铁路、远镜、显微诸仪器；非有能合群力以格致，如今日泰西之事者。而瀛海八十一州与四游等说，乃远在数千年上，不得其说之所本。且西人自明至今，言五大洲而已。而邹子乃以为八十一，合于礼制，比于经义，较西说最为精密。此又何从得之？从可知天纵之圣，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至诚前知，先天不违。且今日“大统”未成，诸经预设之文，已如此明备，他日实见行事，烂然明备，不知其巧合，又当何如此等识量？若徒推测预知，能者多矣，所谓因时立制。数千年以前，因心作则，以定鸿模，天地、鬼神、名物、象数，必曲折不违，密合无间，略窥一斑，已识梗概。宜子贡、宰我之以为天不可阶。呜呼，尧舜犹病，而谓维摩足以方物乎！
邹子验小推大，即化王伯为皇帝之法。方里而井，可谓小矣，推之小九州而准，更推之大九州而准，六合之内，取譬于方里而已足。此与富家，[一牧为一家。]京师地中为公，[如“公田”、“颠倒自公”、“退食自公”、“夙夜在公”。]以八州为八家。“大田多稼”，即谓八王为八家，合车辐图为终三十里，象月望三五盈缺。左右前后为十千，所谓“十亩之间”、“十亩之外”、“十千维耦”、“岁取十千”是也。《诗》以公田比天下。为一大例，言耕即井。《乾》“见龙在田”，有禽无禽，酒道食德，饮食醉饱，皇道帝德，隰畛、主、伯、亚、旅，疆以二徂六侯，当即八伯名目。皇祖即上帝，多稌为并家，饥馑为骞崩。《礼记》礼耕乐耨，亦借田以比治天下之一说也。
《齐》《商》为“文质”标目，如今之中外华夷。《论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以“君子”二字为文质相合之称。“君”为君臣之君，为东邻，为文家，尊尊，故目“君”也；“子”为父子之子，为女子，为子姓，质家，亲亲，故目“子”。《周颂》合“文质”，则君子当直指《周颂》监于二代。《论语》：“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专以为质，所谓子而不君者也。考二字平对，又如父母、君妇、尸且、漆且、君子、“民之父母”、“恺悌君子”、“君子偕老”是也。[又：二伯四岳，皆得称君子，八大州君子为二伯，大荒君子为四岳。]
《列》《庄》言六经非陈迹刍狗，全为特创百世以下新法、新理，作而非述明矣。故于《诗》以《雅》翻译为名，专言俟后维新，非真言古人内地。则凡帝乙、高宗，即高尚宗公之高宗，故以配《震》。文王、武王、商王、玄王、平王、汾王、成王、康王、氐羌、荆楚、淮夷、豳营等字，固皆翻译托号也。如箕子、穆公、周公、庄公、皇父、南仲、尹氏、家伯、巷伯、孟子，亦皆为托号矣。《诗》述周家祖孙父子，如后稷、公刘、大王、王季、文王、武王，与大任、大姒、大姜，文义相连，不能谓非古人名号。不知托古以译后，亦如山川、氐羌为翻译例，亦无不可。经既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又曰“本支百世”。详其文义，为翻译无疑矣。不如此则“古帝命武汤”、“帝谓文王”，文王“在帝左右”，皆不能解。即如《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仲任与《燕燕》“仲氏任只”，同任姓国女，何以直目之曰殷商？又加之以彼二经古人、古地。按实求之，文义多在离合之间，故旧说于平王、文王、箕子，多有别解。必望文生训，则《鲁颂》真鲁僖公作矣。(诗序》以《鲁颂》诸篇皆“颂僖公”，不谓僖公作，疑或于“鲁僖公”前脱“颂”字)以此立说，又多可疑，则以变异旧文，不合己意，先师改写之事，亦知所不免耳。即如后稷、王季、公刘，周之先祖也，经则托之为二后、八王之父行。故以大妊为殷之女，文质合为父母也。又如文王、武王，父子也，经则东文西武。二王平列，实指文、质二邻，东西大牧。定以父子说之，亦时形龃龉。知经非刍狗陈迹，则必非真古人、真古事。以《雅》之翻译读之，亦如淮夷、氐羌，“物从中国，名从主人”。藉古以喻后，亦无不可。特言在此，意在彼，不专为古人古事而言，则固一定之例也。
《尚书》七政，古皆以日月五星解之。自八行星之说明，则七政当数天王、海王，不用日月明矣。惟西人之命名曰“天王”“海王”，则可异焉。以王命星，是十日为旬，八州八王之说也。“天王”之名，直同《春秋》；“海王”之名，兼主海外，则如《商颂》矣。中国旧说，五星配五行，今加入二星，合地为八。以配八方。八风则可以配四方。五行则取五去三，不可也。然古人五星之说据目见，久成定论。地球自为主人，则不能与诸曜比，亦一定之比例。今因侯旬例拟于日属世界中，以日为上帝，为《周颂》；天王如《鲁颂》；海王如《商颂》。一主文，一主质，天王为文王，海王则为武王。《诗》所谓“文武维后”之比。以《小雅》言之，则《小弁》日，天王《小宛》，海王《小旻》，《节南山》水。《正月》木兼土。《十月》火，《雨无正》金。地球为主人，不入数焉。天王大于地球八十二倍，海王大于地球百二十倍，道家所谓“大者居外，小者居内”。又海王最远，今以居中小者为四岳，以在外者为二后。日为天子，天王、海王帅五星以绕日，五行星又各有小星，如方伯卒正之职。古人无事不法天，则二伯、八伯、卒正，知法八行星及诸月而定。是即《左氏》伯帅侯牧以见于王，而侯牧又帅子男以见于伯之义。八行星自外而内，海王、天王为二伯，次土、[中央京师。]次木、[东方，“帝出乎震”。]次火、次金、次水。四时顺行，始于春，终于冬。自内而外为逆行，自外而内为顺行。亦顺逆往来之说。
邹子海外九州之说，至今日始验。学者求其故而不得。余以为经说引《大行人》九州为证，或又以孔子先知为嫌。案先知乃圣神常事，“百世可知”、“至诚前知”，古有明训。宋元以下儒生乃讳言“前知”。然所谓“前知”，不过休咎得失、卜筮占验之琐细，非谓“大经大法”、“先天后天”之本领也。如以为孔子不应知，邹子又何以知？他如地球四游，瀛海五山，海外大荒，与夫纬书所言《河图》《洛书》之事，何以与今西人说若合符节？谶书占验之前知，如京、郭之流，固不足贵。若夫通天地之情状，洞古今之治理，何嫌何疑，必欲掩之乎？
《列》《庄》推尊孔子以为圣神，其书为《诗》《易》师说，学者汇能言之。顾道家之言不尽庄论，设辞讪讥，遂为世诟病。推寻其旨，盖一为抉微，一为防敝。近代“古文家”说孔子直如钞胥、如书厨，墨守诵法，去圣人何啻千里！故二子著书，极言刍狗陈迹之非。所谓“迹而非履”，正以明孔子之为作而非述，以抉其精微也。他如《诗》《书》发冢，盗亦有道，设为恢诡，以立圣教之防，不使伪儒佥士假经术以文奸；又以见圣道自有所在，非诵其言词，服其衣冠，遂得为圣人之徒。大抵知人难，知圣尤难！《列》《庄》能知圣，遂举后世之误疑圣人之俗说误解，极力洗抉，以见圣人之至大、至高，非世俗所知，非微藐可托。故其诟厉之辞，使孔子闻之，亦相识而笑，莫逆于心，以见其卫道之严。世俗顾以为真詈讪孔子，使所讪辱者果真，则“有过人必知”，孔子当引为诤友矣！尚得以讥讪斥之乎？正当藉其所讥讪，以见吾心中之孔子，非真孔子耳。
道家诸书全为《诗》《易》师说。《诗》《易》之不明，不能读诸书之过。其宗旨不具论，佚典坠义，有足以通全经之义例。如“夏革”篇为《诗》“不长夏以革”之说，大块为《诗》“大球”、“夙夜”、“寒暑”之说，四极、地中、九军为天子军制，九洛为上皇、六极、五常、九土，各有一中，《鄘》《卫》两风专详此制。非是不能解《诗》《易》。以六情为例，哀乐未、既，层见叠出，非《列子》记孔、颜论忧乐之故，无以起例；《易》“月望”、“轮辐”，《诗》“幅员”，非《老子》“一毂三十辐”之象，[二十四州伯牧，合二伯、四岳、六首，为三旬。]无以立图；《诗》“思服”、“寤寐”，非《列子》地中一梦一觉，与《庄子》梦觉神形之说，不得其旨。《乾》《坤》之龙、朋，《剥》之“贯鱼，以宫人宠”，非鲲鹏之论，可以知蜩鷽之指，《周》《召》蟭虫之即《椒聊》乎！博士亦传“大统”，由子夏知其说而不能行，而推颜、闵、仲弓之主皇帝，亦由称述而得。十日并出，为“侯旬”、“维旬”之训；南北二帝报中央之德，乃“冥升”、“冥豫”、“幽谷”之解；《秋水》篇为“河海”二字之起文；《齐俗训》为“颠覆厥德”之作用。大抵道家说必深入其中。诸凡非常可骇，皆读为常语。然后二经可通也。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育万物，人所能知；道之并行，世所罕论。闲尝统天下诸教而合论之：道家本于德行，是为大成；释出于道；天方、天主，又出于释。不惟杨、墨并行不害；天主释迦，是亦大同。中国夷狄之弱，由于崇尚佛教，谈时务者类能言之。夫蛮夷狂犷，如冒顿番酋，非文教之所能遽化，又谈时务者之常言。古之善医者，因病施方，其术不一。针砭按摩，祝由汤药，苟缺一长，不为名医。近世专尚汤药，习医者遂专擅一门，鄙屑他途。亦如言圣学者专习儒家，非毁异教。考释氏出于老子化胡，由道变释，因地施教。按其宗旨，实出《乐经》。“定能安虑”，《大学》之教，观其初旨，大略相同。戒杀所以化夷俗之凶残，贵贞所以防部落之繁庶；安坐乞食，讽诵梵咒，意在化强为弱，渐就绳墨。与唐宋以下开国大定以后，必开馆修书，所以羁縻英雄、销磨岁月者，事出一律。其中缘讹踵误，节外生枝，万派千奇，不能悉诘。然推其根原，未能大远。若夫轮回、因果，亦神道设教、无终无始之常理。若以其与圣教不合，实与今之八股、试帖、白折、大卷，其去圣贤之途，未能相远。孔子居中持正，老子自任化胡以为先路，一粗一精，一终一始。至今日地球大通，各教乃会其极。天下已定，偃武修文，数百年之后，专行孔教，释法尽灭。乃古之明说，亦或留此一线，以为无告养生之途，亦未为不可。人之恶之者，不过因其安坐享厚糈耳。天下耗财事多，不止此一端。又或因人崇奉太过，激而毁之，则非平心之论。总之，佛教孔子之先锋，马上可得天下，不足以治天下。将来大一统后，存亡听之。若未能大统，则于化夷，不可谓无功也。
凡学问皆有中行、过、不及三等议论，不惟诸子，即孔孟亦然。推类至尽，以诋杨、墨，此求深之说，非通论也。中行如《春秋》二分，不及与过如寒暑，天道有三等。药物甘平，中行也；寒凉、辛热不能废。考《易》《乾》《坤》八卦，反覆不衰，中爻、综卦皆中，此中行，昼夜寒暖适中之谊；长少二局，则互相救，必《损》《益》乃跻于中。故少综长，长综少，长少皆偏。救病则非偏不为功，所谓矫枉过直。《论语》言孔子进退之法：由也过，则以不及救之；求也退，则以闻斯行告之。如就二贤所闻以立宗旨，未尝非孔子之言，则偏执不能为中法。故杨、墨二家，乃寒暑、辛凉，物极必反，不可专就一面推之。必如此推求，即孔子之告二贤者，即杨、墨之宗旨。
孟子为中行，杨近始功，墨为终究。盖人方自修，则主杨氏，《大学》之“明德”也。专于自明，不暇及物，迹近自为。学业已成，推以及物，墨子之“兼爱”，乃“新民”之宗旨。以《孟子》考之，其言非“为我”，则“兼爱”：非“兼爱”，则“为我”。如伯夷之清，为我也；伊尹之任，兼爱也。《孟子》并推为圣，所谓一夫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纳之沟中者，与墨子相去几何！圣夷、尹而斥杨、墨，贵远贱近，亦以二说非中，自具利害，以利归古人，以害诋时贤。二义互通，在读者之自悟。所谓无父无君，乃推极其变之辞。推伯夷之教，可云“无君”；极伊尹之弊，亦近“无父”。诸子持论，自成一家，矫枉者必过其正，非过正则其反也必不能中，物极必反，如日之行，从黄道而黑，至于黑则必反。浮久必沈，久升必降，非永远推究、一往不反。故读诸子当知此义，欲明此义，当于《诗》《易》求之。
从荒陬中言治法，则必先“兼爱”而后可及差等。故外夷之教，必先“兼爱”，天方、天主、佛氏，莫不以“兼爱”为主，实即《西铭》之说。西人天主之义，发其仁心，可以止杀、争先，除犷悍；示以乐群，非爱不群，非群不立，此从古中外之分也。今耶稣救世教，较孟、荀宽广，则以中国乃八十一分之九也。知“兼爱”为中行先锋，必至大同，然后示以等差，礼三本之说，所以如近人作以攻袄教者。然以从古地球初辟，人情必同，故今之天主、释氏，全同墨氏。此一定之机局，非人力之所能为也。
《易》之《损》《益》，以三四为中，[《易》六爻分三统：三、四为黄衣，二、五为缁衣，一为地中，一为中国，皆有中可言；上、初失位之卦，为素衣。中为无咎，二、五为吉，初、上为凶。]反以二五之中为过、不及，如《小过》《中孚》是也。故《下经》则以两《济》为两极，二《坎》占二黑道，二《离》占两赤道，分合不同而中边异位。经义“大统”以赤道中心为居衣，临驭四方；以两黄道及冀弇为黄裳；每边极南为裘，分为三终，以比卦之三爻。如《乾》《坤》四初为居，二五为黄裳，三上为裘服。四方颠倒，如《周》《召》《鄘》《卫》八方朝觐巡守图。可见以居为北，地于北极，周旋四边皆南，故《周》《召》多“南”字。随向背言，八方皆同。服、幅、福音同义同。卦之三爻，《诗》之三终，皆以衣、裳、裘为起例。以赤道地球中心长线为地中，向南而背北，四方皆南流，中线最长，于中分为三段，统曰东、西、中。又以每统所居一方为中，但不言南北，故取假用地中为之三统，不用绀緅红紫。然五帝之法，南北实有帝，既有帝朝诸，则车辐图象月，每方十五服，故曰“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如中国之豫州，中天下而立，南极向之，北极亦向之。赤道为北居，以黑道为南行，则亦为颠倒，所谓“以北化南、以南化北”，为《既》《未》大颠倒。大与小有别，小颠倒，如初与三、四与上，于南北两极分内外卦，仍为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此小变，非大变。必大颠倒，以北易南，以南易北，如《中孚》之以三四为中。取初二以与上五相反覆。南北球寒暑全反，二分则平，取《春秋》平分以为中，以一短一寒易一长一暑，先必分卦为小颠倒，赤者不赤，黑者不黑，水火既济，平其寒温二带本位之阴阳；然后合为大变，以夏冬之寒暑相易，集其大成。《诗》以“未、既”为说，今定巡守四方，分方别时者为“未”；同主皇居，朝觐会同者为“既”。四帝分方，各主一时，南无定位，分居为“未”；皇合四方王，以地中心为“既”。如此则三统各以地中为北居，而衣裘之间为裳，为两黄道及两洛，《诗》之中多取此义。考天文家说，于长短圈加一斜线，由北二十三度半至南二十三度半以为黄道，则直以赤道之界合为黄道，则不分二黄道而合为一大黄道，《易·中孚》二五为中之说。
地球中分有两赤黑道，而两黄道在赤黑中。《诗》之黄裳、黄鸟，指黄道言；赤狐、黑乌，指赤黑二道言。皇极在赤道中心为衣，由衣推裘，则以黄道为中。两黑道为南，合两赤道地中之中为居。从居至远荒，每方三分。极边之南，皆坐北向南，分三段临驭四方，莫不从同。居乃地中赤道，以赤为北极，非北方之极。所向为南，四时朝宗觐遇，四面皆可为南。故《二南》四方皆得称“南”，《鄘》《卫》四方皆得言北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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