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圣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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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天之术，古有三家。秦汉以来，惟传浑、盖。西人创为地动天虚之说，学者不能难之。或者推本其术，以为古之宣夜。征之纬、子，信中国遗法也。六艺(经)之学，原有本真(原本孔作)。(五十颐卦，立颐以言立教。)自微言绝息，异端蜂起，以伪作真，羲辔失驭，妖雾漫空。幽幽千年，积迷不悟，悲夫！援经测圣，正如以管窥天，苟有表见，无妨更端。踵事增华，或可收效锥管。若以重光古法，功同谈天，则力小任重，事方伊始，一知半解，何敢谓然。独是“既竭吾才”，不能自罢，移山填海，区区苦心，当亦为识者所曲谅焉。光绪戊子季冬，四益主人识于黄陵峡舟次。

    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经)即其典章制度。与今六部，则例相同。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纲领二字删)，此义一立，则群经皆有统宗，互相启发，针芥相投。自失此义，则形体分裂，南北背驰，六经无复一家之言(至圣立言)。以六经分以属帝王(尧舜汤文)、周公、史臣，则孔子遂流为传述家，不过如许、郑之比，何以宰我、子贡以为贤于尧舜，至今天下郡县立(大祀)庙，享以天子礼乐，为古今独绝(独一无二)之圣人？《孟子》云：“宰我、子贡，知足以知圣人。”可见圣不易知。今欲删除末流之失，不得不表章微言，以见本来之真。洵能真知孔子，则晚说自不能惑之矣。

    据《易纬》、《孟子》、《公羊》以文王为文家之王，文家即所谓中国，质家则为海外。今按：此先师相传旧说也。孔子不有天下，又不能不立教(受命为制作)，即“天将以为木铎”，“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之意也。而六艺(经)典章，据帝王为蓝本，从四代而改，不便兼主四代，故托之于文王。欲实其人，则以周之文王当之。《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宪章文武”；《论语》云：“文武之政，未坠于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除择善而从之外，不能不取己所新创之事，并以为古制，以时制为反古。《论语》之所谓“从周”，“周监二代”，与《孟》、《荀》之所谓“文王”名异实同。盖经传制事，皆有微显、表里二意，孔子制作，里也，微也；托之“文王”，表也，显也。自喻则为作，告人则云述。以表者显者立教，以改作之意为微言，故七十子以后，此义遂隐，皆以《王制》、《春秋》为文王西周之政，不复归之制作。(即刘歆)所谓“仲尼卒而微言绝，七十子没而大义乖”也。

    素王之说，义本《商颂》。[盖谓少昊。(《论语》大昴星五老观河洛)]《殷本纪》伊尹说汤以素王之道，[“王”当读为“皇”，商法少昊，陈素皇之道，《诗》所谓“皇帝上帝”，“上帝是皇”，伊尹陈素统，商法之为王。]此一义也。明文始于《庄子》，云：“在下则为玄圣素王”，所谓空王也。《孟》、《荀》皆以孔子与尧、舜、汤、文、武、周公并言。汉人固持此说，即宋程、朱亦主此义。或据“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孔子自云“从周”，不应以匹夫改时制。然使实为天子，则当见诸施行，今但空存其说于六经，即所谓“不敢作”也。孔子惟托空言，故屡辨作、述。盖天命孔子，不能不作，然有德无位，不能实见施行，则以所作者存空言于六经，托之帝王，为复古反本之说。与局外言，则以为反古；与弟子商榷，特留制作之意。总之，孔子实作也(旁批曰“即颐卦”)，不可径言作，故托于述。所云“述而不作”，自辨于作也；“不知而作，无是”。“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自任乎作也。意有隐显，故言不一端，且实不作，又何须以述自明乎。

    余立意表章微言，一时师友以为骇俗，不知专详大义。因之谓董、何为罪人，子纬为讹说，并斥汉师通为俗儒。然使其言全出于汉师，可驳也。今世所谓精纯者，莫如《四子书》，按《论语》，孔子自言改作甚详，如告颜子用四代，与子张论百世，自负“斯文在兹”，“庶人不议”，是微言之义实尝以告门人，不欲自掩其迷。孟子相去已远，独传“知我”“罪我”之言、“其义窃取”之说。盖“天生”之语，即不可以告途人，故须托于先王，以取征信。而精微之言一绝，则授受无宗旨，异端蜂起，无所折衷。如东汉以来，以六经归之周史，其说孤行千余年。今之人才学术，其去孔子之意奚啻霄壤，不惟无儒学，并且乏通才。明效大验，亦可睹矣。如当掩盖，则孔子与诸贤不传此义，后贤何从而窥？奚必再三申明，见于经记？若先入为主，则道不同不相为谋，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不辩难驳击，以立门户，亦不敢依阿取悦于世，使微言既申而再晦也。

    宰我、子贡以孔子“远过尧舜”，“生民未有”。先儒论其事实，皆以归之六经。旧说以六经为帝王陈迹，庄生所谓“刍狗”，孔子删定而行之。窃以作者谓圣，述者谓贤，使皆旧文，则孔子之修六经，不过如今之评文选诗，纵其选择精审，亦不谓选者远过作者。夫述旧文，习典礼，两汉贤士大夫与夫史官类优为之，可覆案也，何以天下万世独宗孔子？则所谓立来、绥和、过化、存神之迹，全无所见，安得谓“生民未有”耶？说者不能不进一解，以为孔子继二帝三王之统，斟酌损益，以为一王之法，达则献之王者，穷则传之后世。缵修六经，实是参用四代，有损益于其间，非但钞袭旧文而已。执是说也，是即答颜子兼采四代，《中庸》之“祖述”“宪章”，《孟子》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也。然先师改制之说，正谓是矣。如谓孔子尊王从周，则必实得文武之会典，周公之则例，谨守而奉行之。凡唐、虞、夏、殷先代之事，既只字不敢阑入，即成、康以下明君贤相变通补救之成案，亦一概删弃，如是乃可谓之尊王、谓之不改。今既明明参用四代，祖述尧舜，集群圣之大成，垂万世之定制，而犹仅以守府录旧目之，岂有合乎？夫既曰四代，则不能株守周家；既曰损益、折衷，则非仅缮写成案亦明矣。盖改制苟铺张其事，以为必如殷之改夏、周之改殷、秦汉之改周，革鼎建物，诏敕施行，征之实事，非帝王不能行。若托之空言，本著述之常。春秋时礼坏乐崩，未臻美富，孔子道不能行，乃思垂教，取帝王之成法，斟酌一是，其有时势不合者，间为损益于其间，著之六艺，托之空言，即明告天下，万世亦不得加以不臣悖逆之罪也。祖宗之成法，后世有变通之条；君父之言行，臣子有谏诤之义。岂陈利弊，便为无状之人？论阙失者，悉有腹诽之罪？且孔子时值衰微，所论述者，杂有前代。乃贾生、董子，值汉初兴，指斥先帝所施，涕泣慷慨，而请改建，后世不以为非，反从而贤之。且以今事论之，凡言官之封事、私家之论述，拾遗补阙，思竭愚忱，推类至尽，其与改制之说不能异也。此说之所以遭诟病者，徒以帝王见诸实事，孔子托诸空言。今欲推求孔子礼乐政德之实迹，不得不以空言为实事。孔子统集群圣之成，以定六艺之制，则六艺自为一人之制，而与帝王相殊。故弟子据此以为“贤于尧舜者远”，实见六艺美善，非古所有。以六经为一王之大典，则不能不有素王之说。以孔子为圣、为王，此因事推衍，亦实理如此。故南宫适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门人为臣，孟子屡以孔子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并论，直以《春秋》为天子之事，引“知我”、“罪我”之言，则及门当时实有此说，无怪汉唐诸儒之推波助澜矣。然后说虽表见不虚，非好学深思者，不能心知其意。若改制，则事理平常，今不信古说，而专言著述有损益，亦无不可；至制作之说，亦欲驳之，则先入为主，过于拘墟矣。

    《诗》者，《春秋》之大成；《春秋》者，《诗》之嚆矢。孔子六经微意俱同，《诗》为天，《书》为人，《春秋》王伯，《礼》附《书》，《乐》附《诗》，皆取旧文而润色之，非仅删定而已。故《尚书》所言尧、舜、夏、殷，礼制全与《春秋》相同。今《尚书》、三家《诗》诸书可证也。又《书》有四代之文，俗以为有沿革，乃《大传》无异同，有大小之分，无沿革之异。唐虞礼制，下与《春秋》相符，正孔子述作六艺之大例。所谓“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矣”。《古书》、《毛诗》出于东汉，本误读《周礼》，以“大统”说小康，致与经文相舛，故贾、马远不能如伏、董之详备符合。一真一伪，各不相同也。然《禹贡》迄于四海，而“周公篇”与《洪范》则为“大统”之先声，所云“皇帝”、“上帝”、“多方”、“多士”、“小大”、“邦丧”云云者，已为《诗》“大统”开先路。但中外之分甚严，此为周公明堂朝诸侯之事，非皇帝大九州大同之治也。

    经学四教，以《诗》为宗。孔子先作《诗》，故《诗》统群经。孔子教人亦重《诗》。《诗》者，志也。[即“志在《春秋》”之“志”。]获麟以前，意原在《诗》足包《春秋》、《书》、《礼》、《乐》，故欲治经，必从《诗》始。纬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行事中庸，志意神化，《春秋》与《诗》，对本行事也。其又云：“志者，则以对《孝经》言之”，实则《诗》与《春秋》虚实不同。《诗》乃志之本，盖《春秋》名分之书，不能任意轩轾；《诗》则言无方物，可以便文起义。[《尚书》、《春秋》如今人之文，《诗》、《易》如今人之诗。体例不同，宗旨自别。]《公羊》“主人习其读而不知其罪”，此本《诗》说，即后世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故凡纬说、子书非常可骇之论，皆《易》、《诗》专说。故欲明《诗》《易》，须先立此旨。纬云：“孔子受命为黑统，即玄鸟、玄王；”《庄子》所谓玄圣、素王之说，从《商颂》而寓之。《文王》篇“本支百世”，即王鲁；“商之孙子”，即素王。故屡言受命、天命，此素王根本也。孟子以周公、仲尼继帝王之后，荀子以周公、仲尼为大儒。此从《鲁》、《殷》二《颂》而出者也。三统之说，本于三《颂》，凡一切旧说，皆当以此统之。董子王鲁制，寓于《鲁颂》。周公及[“世及”之“及”。]武王制礼作乐，故以王寓之。以其说解《诗》，则有征信；董、何以说《春秋》，则不免附会矣。纬书新周，不可说《春秋》，而《诗》以鲁后周，即此意。《诗》明云：“其命维新”，是经意直以《周颂》为继周之新周，非果述姬周也。先儒改周之文，从殷之质，亦从此出。“鲁、商”二字即“文、质”，“文、质”即中外、华洋之替字。中国古无质家，所谓质，皆指海外。一文一质，谓中外互相取法。为今之天下言之，非古所有。绌杞之例，亦本于《诗》，《春秋》杞不称公，《三颂》绌杞不言，是其本意。今凡周亡、孔子王，一切骇人听闻之说，皆以归附于《诗》。治经者知此意，然后以读别经，则迎刃而解。他经不复言此，而意已明，方可以收言语、政事、文章之效。《诗》为志，则《书》为行；《春秋》为志，则《孝经》为行。实则《春秋》与《书》同为行，《春秋》、《尚书》皆分《诗》之一体。《周》、《召》伯道，分为《春秋》；《王》、《郑》、《齐》王道，分为《尚书》。特以较《孝经》，则《春秋》为志，而《孝经》为行耳。今本此义，作为义疏，不拘三家之书，以孔子之微言为主。使学者读《诗》，明本志，而后孟子“以意逆志”之效明。孔子重《诗》之教，显以此为经学之总归，六经之管辖，与《论语》同也。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亾，《诗》亾[“亾”当为|△，|△古作字。与亾字形似而误。]然后《春秋》作”。《孟子》此意，即“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说苑》“周道不亡，《春秋》不作”之意。《孟子》言《诗》以志为说，又引《诗》与《春秋》以证王迹，明《诗》与《春秋》同也。历叙帝王，皆言周公、孔子，周公即王鲁，义本《鲁颂》；孔子即素王，义本《商颂》。周公实尝王，故纬说有素王而无王鲁。周公及武王，成公让志以为摄政，故言《鲁颂》。不如此，则“诗亡”之义不显。

    《诗》言皇帝、八王、八监、十六牧事，就大一统言之，此百世以下之制，为全球法者也。《尚书》言四代之制，由一化四，此三统变通之意也。一竖一横，一内一外，皆“治”“平”之教。后以《诗》说百世，未能著明，分《周》、《召》伯道，再作《春秋》以实之。六经重规叠矩，以大包小。《礼》以治外，《乐》以养中，《易》详六合以外，皆自治之事。此外王之学，亦缺一不可。六经之中，三内三外，三天三人，三实三虚，三知三行，而归本于《孝经》。六经统为素王，万世之大法也。(颐卦六爻配六经，以言大统，为教万世之大法也)

    六经皆经孔子笔削，有翻改旧文之处。或颇震惊其言，不知其说虽新，其理至为平易。夫由尧舜以至成周，初简陋而后文明，代有沿革，见之载记，人心所同信者也。孔子修六艺以为后世法，考三王、俟百世，见之载记，亦人心所同信者也。然洪荒初开，礼制实为简陋，即茅茨土阶、大羹玄酒等类，若于文备之世，传以为法，不惟宜俗不合，且启人轻薄古昔之心。是“帝典”不能实录其事，亦一定之势也。夫礼家议礼，易滋聚讼，既折衷于圣人，后世犹多龃龉。今使《尚书》实录四代之文，事多沿革，每当廷议，各持一端，则一国三公，何所适从？孔子不能不定一尊以示遵守，亦情势之所必然也。既丈质之迥殊，又沿革之互异，必欲斟酌美善，垂范后王，沈思默会，代为孔子筹画，则其笔削之故，有不待辩而自明者矣。

    王符云：“圣人天之口，贤者圣之译。”圣人作，贤者述；圣所不备，贤者补之；交相为用者也。《春秋》时，三皇五帝之典策尚多可考(典册实为孔作)，其言多神怪不经，与经相歧，实事实也。孔子翻经，增减制度，变易事实，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但制度不合者人难知，行事不合者人易知。故《孟子》所载时人之论古事，孟子皆据经为说辞而辟之，实则时人所言所载事实也，孟子所言，经教也。使孔子作于前，后无继之者(后无贤述之)，则六艺何能孤行于后世？故必有贤者出，依经立义，取古人行事，皆缘附六艺，无改作之嫌，并使后人不至援古事以攻驳六艺，此贤者所以为圣译。如《国语》之传《春秋》，传事实之意轻，附礼制之意重，凡一细事皆铺写古事古礼。经说之文，连篇累牍，当日事实，万不如此琐碎。此传者托事以见礼文经义，亦如孔子假时事以取事义也。其于孔子事迹，皆缘六经以说之，合者录之，不合者掩之。古与今合，方免后人据时事以攻六艺，此作者之苦心也。惟其书一意比附，遂足以掩蔽微言。如六艺皆孔子所作，而《左氏》则以为孔前已有。如季札事，将《诗》《乐》师说衍说一篇，而后人遂以此为未删之本。《易》爻辞为孔子作，其书所言筮辞，皆就《易》师说衍之，读者遂以为此真《周易》，在孔子之先。虽有比附六艺之大功，不无少掩微言之小失。然此不善读者之流弊，若以微言读之，乃转见其发明处不少；心无其义，故书中不见之。贤者于经，如疏家之于注，不敢破之也。[或云：自孔子后，诸贤各思改制立教。最为谬妄！制度之事，惟孔子一人可言之，非诸贤所得言也。]

    纬云：“孔子因道不行，作《春秋》，明王制，专就《春秋》立说。”《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先师言制作，多就《春秋》言之。《史记》：删《诗》正《乐》在前，因获麟作《春秋》。考其说，似《诗》《书》《礼》《乐》为一书，因获麟乃变前志而修《春秋》。前后若出两歧，然实则非也。孔子知命在周游之前，于畏匡引文王，于桓魅言天生，实是受命。故自卫返鲁，作《诗》言志，以殷末寓素王之义，明三统之法。特后来以《诗》之空言，未能明切，恐后人失其意，故再作《春秋》，实以行事。《孟子》引《诗》与《春秋》明王迹，《史记》引“空言不如行事”，皆此义也。

    制作知命，当从五十(生知)为断，非因获麟乃起。《诗》《易》详天事，言无方物，所谓空言。《春秋》《尚书》乃将天言衍为人事。空言在后，行事在前，事有早迟，其义一也。诸经惟《春秋》晚成，绝笔获麟，师说因以明著。实则诸经皆同，特《春秋》说独显耳。“《春秋》天子之事”，诸经亦然。一人一心之作，不可判而为二。《春秋》未修之先，有鲁之《春秋》；《书》《诗》《礼》《乐》未修之先，亦有帝王之《书》《诗》《礼》《乐》。修《春秋》，笔削全由孔子；修《诗》《书》《礼》《乐》，笔削亦全由孔子。《春秋》据旧史言，则曰“修”；从取义言之，则曰“作”。修即所谓“述”。当日翻定六艺，是为圣作，人亦称孔子为作。其云“述而不作”，言“不作”即作也，言“述”即非述也。与“其文则史，其义则窃取”同意。而作述之事，即兼指六经，不独说《春秋》。载记总言孔子事，则云翻定六经，制作六艺，其并称之文，则多以“作”“修”加《春秋》，于《诗》《书》《礼》《乐》，言“删、正”。文变而义同，无所分别。因“作”“修”多属《春秋》，故同称则六经皆得云“作”“修”，而并举则惟《春秋》所独。此为异名同实。后来不识此意，望文生训，于《春秋》言“作”“修”，得之；于删《诗》《书》、正《礼》《乐》，“删”则以为如今删定文籍，“正”则以为如今鉴正旧本，遂与“作”“修”大异。亦如说杀殛为死刑，与投四凶、化四裔之义迥乎不同。不知此义一失，大乖圣人本意，为经学治术之妨害。判《春秋》与诸经为二，离之两伤，一也。以诸经为旧文，非孔子之书，遂卑贱乎《春秋》，二也。诸经失其宗旨，不能自通，三也。离割形气，无贯通之妙，四也。独尊《春秋》，使圣教失宏博之旨，五也。今力辟旧说之误，独申玄解，务使六经同贯，然后经学宏通，圣教尊隆。

    孔子翻经以后，真正周制，实无可考(皆字母书)。后世传习，皆孔子之言(古文)。或疑古书不尽亡(伪经正名)，今试为明之。《春秋》诸称号，出孔子笔削，不必实爵，此定说也。乃经所称之侯、伯、子、男，非诸国本爵，考之故书子、纬，所言诸国爵亦与《春秋》同。《史记》据《谱牒》，因《春秋》，书“蔡桓侯葬”。经一称“侯”，《谱牒》遂以“侯”为蔡定称。又时祭烝尝有明文，春夏无之。时祭异说，如《王制》、《公》、《穀》、《礼记》、《左传》、《尔雅》、《孝经》互异，春夏异而秋冬不异。岂非据《春秋》为说，实无遗文可证乎？如以丧服为旧典，承用已久，同母异父之服，公叔木问子游，狄仪问子夏，子夏曰：“无闻乎。”向左向右有明文，何至不守旧而冒昧是从乎？《曾子问》所言变礼，如有旧文，则自向检阅可也；不然，告以寻讨可也，何必刺刺徒劳唇舌乎？鲁行礼自有典册可稽，何行一礼，涉一疑，动向孔子门人请问乎？曾子、子游同习乎礼，似以袭裼始议而终服乎？典礼皆有明文，时祭自为典礼，何以传《孝经》者，仅就经文《春秋》立义，以为二祭乎？丧葬有一定之则，何以孔子往观季札葬，孔子葬，四方来观乎？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岂圣人一礼，人又一礼乎？礼有成事，乐为世掌，孺悲乃奉命而学，太师反待孔子之语乎？三年亲迎，王朝旧典，子张、宰我以为疑，哀公、子贡以为问乎？礼乐出乎天子，知政知德，匹夫何有礼乐之可言乎？从可知：自夫子一出，而帝王之德皆变为一人之事，而佚闻实寡；后世所传习，皆孔子之说，而旧典全无。今欲于礼制指其孰为旧也，难矣！

    六经旨要，以制度为大纲，而其辨等威、决嫌疑尤为紧要。盖周制，君臣上下尊卑之分，甚为疏略。[大约与今西人相等。]诸侯实郊天，大夫实用八佾、反坫、三归。孔子新制，细为分别，故礼以定嫌疑、辨同异为主。《春秋》于大夫、诸侯尊卑仪注，极为区别。礼家、名家之学，全出于《春秋》。故孔子正名，子路犹以为疑，非周公已有此制也。使周公已有之，则人所共明。《春秋》与《礼》，斤斤分别仪注不已细乎！子学、名家大有益于治，原出《春秋》、《礼经》可见也。孔子已创制，不得不以鲁郊为成王赐为失礼；八佾、反坫为僭。在当日，特为应行之礼。盖等威一明，上下分绝，故乱臣贼子惧，失为乱之资。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假人。”以此。

    《诗》以《鲁》为文、《商》为质。[文主中国，即六歌之《齐》；质主海外，即六歌之《商》。]至新周合文质，乃为极轨，所谓“文质彬彬”也。孔子因旧文而取新义，其意全见于《诗》。《诗》者，六经之始基也。《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匹夫继帝王之统，即《论语·尧曰》章、《孟子》“由尧舜至于汤”章之所谓“闻知”、“见知”，以继帝王者是也。其所云“祖述”、“宪章”者，谓与帝王无出入，兼有其长，合为定制。《中庸》之考而不谬，《论浯》之兼用四代是也。帝王之制由六经而定，谓为孔子制，可；谓为帝王制，亦可。惟兼采四代以酌定一尊，垂法百世，以为永鉴；因不尽因，革不尽革，既不可分属四朝，又不能归并一代，则不得不属之孔子。《春秋》因鲁史加笔削，《诗》与《书》《礼》《乐》，亦本帝王典礼而加笔削。合者留，不合者去，则《诗》、《书》乃孔子之《诗》、《书》矣。《仪礼》、《容经》，则本周之典籍。夏殷简略，又文献无征，以周为蓝本，自然之势。《论语》“郁郁”、“从周”，就简略言也。《中庸》“今用”、“从周”，就无征言也。由此而加因革，过者抑之，不及加隆，“百世可知”，谓此也。本周礼修为《仪礼》、《容经》，亦怍亦述，与《春秋》无异也。乐以《韶》为主，兼用三代，《雅》、《颂》得所，正乐亦同于礼。孔子见世卿之害，教学宜开，于是早定师儒选举之计，预修四教，既行于一时，并欲推万世。四教中，《诗》虽言志，然与《书》为一汇，《礼》《乐》为一汇。《诗》以言志，《书》以述行，《礼》以治外，《乐》以养中。所言不能参异，一定之势也。四教中以《诗》为纲，以《书》与《礼》、《乐》为目。然《诗》为空言，尚未明著，然后乃作《春秋》，以实《诗》意。所谓“深切著明”者也。孔子之意本在于《诗》，后来《春秋》说盛，遂全以《诗》说《春秋》。言“志在《春秋》”，不言《诗》之志，实则《书》《春秋》皆统于《诗》。特一为空言，一为行事。《春秋》与《书》《礼》《乐》皆主新制，同为孔子之书，非独《春秋》为然。然《春秋》详人事典制旧文，严于遵守，运用无方之道不与焉，故又作《易》以补之。《易》明变化消长，为天道，与《春秋》全反。一天道，一人事；一循守旧职，一运用无方；一常一变，一内一外。知《春秋》而不知《易》，则拘于成法，无应变之妙。盖《易》专以“通变”“不倦”为宗旨，故欲知《易》，必先学《春秋》。既学《春秋》，不可不知《易》。既能穷《易》之精微，则内外交修，于治术方无碍。尽人事以通天道，《易》所以总学之成，而不沾沾名物理数之形迹。二者相反相成，《易》不立教，以其与《春秋》同也。六经之道以《春秋》为初功，以《易》为归宿。治经者当先治《春秋》，尽明微言，以四经实之，然后归本于《易》。此孔子作六艺之宗旨也。

    孔子“五十知天命”，实有受命之瑞，故动引“天”为说。使非实有征据，则不能如此。受命之说，惟孔子一人得言之。以下如颜、曾、孟、荀皆不敢以此自托。[以九流派分，四科一体，原同末异，皆祖孔子。其说甚明。]故自卫返鲁，正《乐》删《诗》，非待获麟乃然。群经微言皆寓于《诗》，《春秋》已不能全具，特孔子绝笔获麟，后师以《春秋》为重，遂以微言附会《春秋》，而《诗》反失其说。世卿，三代所同，欲变世卿，故开选举，故立学造士。使非选举，则亦不立学矣。作《诗》本为新制。子贡、宰我以孔子贤于尧舜，缘文明之制，由渐而开，自尧舜至于文武，代有圣人为之经营，至周大备。天既屡生圣人，为天子以成此局，不能长袭其事，故笃生一匹夫圣人，受命制作，继往开来，以终其局。而后继体守文，皆得有所遵守。又开教造士以为之辅，故百世可以推行。或以秦汉不用《春秋》之制，不知选举、学校、礼乐、兵刑，无一不本经制。虽井田、封建，礼制仪文，代有改变，然或异名同实，或变通救弊，所有长治久安者，实阴受孔子之惠。且循古今治乱之局，凡合之则安，反之则危。孔庙用天子礼乐，历代王者北面而拜，较古帝陵庙有加。若非天命，岂人力哉！又岂但钞录旧文，便致此神圣之绩哉！

    郡县一事，秦以后变易经说者也。似乎经学在可遵、不必遵之间。不知秦改郡县，正合经义。为“大一统”之先声。礼制：王畿不封建，惟八州乃封诸侯。中国于“大统”为王畿，故其地不封诸侯如王畿。诸侯不封而食禄，藩镇部道，又立五长之意。汉制诸侯封国大，易乱之道也。秦之郡县，汉之众建诸侯，正师用《王制》。《王制》：诸侯世，郡县不世。虽似相异，然此正用“不世卿”而推广者也。又如井田，议者动谓不能行，不知《孟子》明云“大略”，润泽则在临时。田多则夫百亩，田少则相时酌减可也。平地则画井，山地则但计亩相授可也。书文简略，推行别有细章，岂可株泥旧文？今法有甚富甚贫之病，而《王制》无之，[按：井田乃百世下“大统”之法，于古实无征。今泰西素有齐贫富之议，将来必出于此。]此乃殷法，非孔子特改。当时用井田，孔子万不能改阡陌；今既用阡陌，亦不便强复井田也。此事变之故，不足为井田病。夫治经贵师其意，遗迹则在所轻。除井田、封建外，亦不能拘守旧文而行。必欲行井田，则亦有变通之法在。若王莽、张横渠，得其迹而遗其意者也。

    六经，孔子一人之书；学校，素王特立之政。所谓“道冠百王，师表万世”也。刘歆以前，皆主此说，故《移书》以六经皆出于孔子。后来欲攻博士，故牵涉周公以敌孔子，遂以《礼》、《乐》归之周公，《诗》、《书》归之帝王，《春秋》因于史文，[《移书》云：“制作《春秋》以记帝王之道。”]《易传》仅注前圣。以一人之作，分隶帝王、周公。如此，是六艺不过如选文、选诗。或并删正之说，亦欲驳之，则孔子碌碌无所建树矣。盖师说浸亡，学者以己律人，亦欲将孔子说成一教授老儒，不过选本多、门徒众；语其事业功效，则虚无惝恍，全无实迹。岂知素王事业(六书亦孔子翻经所作)，与帝王相同，位号与天子相埒。《易》与《春秋》，则如二公也；《诗》《书》《礼》《乐》(《庄子》以邹鲁之士能言之)，则如四辅条例也。欲为之事，全见六艺。学校之开，当时实能改变风气。学之者多，用其弟子者亦多，所谓立行和来是也。孔子初立四教，效已大显，故欲推而行之。凡六艺学校，古无其事，《国语》、《左传》言以前有之者，皆贤者依经义之说，分仲尼之功，属之帝王以前，托词，非实事也。盖自《春秋》以后，学术治法，全宗素王。天心欲变其局，孔子应运而生。汉、宋诸大儒，皆同此义。实理所在、人心相同者也。

    古圣皆有神怪实迹，圣与天通、人与鬼谋，故能成“平定”之功，大禹是也。《山海经》神怪确为(天学)实事，故《左传》云：多著神奸，铸鼎作象。至孔子时，先圣开创之功已毕，但用文教，已可长治久安，故力绝神怪，以端人心而正治法。“子不语”，则以前皆语可知。云“不语”，则实有神怪可知。《禹贡》者，孔子本禹事，以己意润泽者也。禹不必立九州，当时亦无贡筐织缟一切名物。又五服、四岳，与《王制》切合，俨然《王制》传注，此孔子修《书》，亦如作《春秋》，据史文而笔削之实事也。古圣神怪之事，全经孔子所削，故云“不语”。不得因孔子之言，致疑前人之误。盖天人之交，孔子乃隔绝之，以奉法守文，无俟神奇也。

    旧以《逸周书》著录《汉书》，为秦汉先师采缀而成，亦如《戴记》。今有《汲冢》旧名，或以为实不出于西晋。(后有“盖孔子正名乃有古文三代口口口”十四字。因晚年风疾左手书，后三字无法辨认。)然序文浅陋，必系伪作。篇中体制不纯，间涉殷事。及《王子晋》、《职方》、《月令》等篇，必非周书。盖晋人取旧本，而别以己意补足成书。中多《司马法》与《书》、《礼》佚文，而杂采古传记者亦不少。其出汲冢，虽无明文，自必当时再出，故加此名。近人坚以为汉出，不知此决非汉本。《竹书》亦同时所得，亦必有旧本。惟其书多蚀脱，各以已意释补，如邾盟、灭夏阳之类，皆以为《左传》之助，至于乖异实事。故《逸周书》非真古书也。

    孔子为素王，知命制作，翻定六经，皆微言也(，颐卦二五爻皆有经，六爻即六经)。圣门师弟相传，常语如此，《论语》是也。而又有隐微其言者，如周丧期，孔子制作定为三年，三代通同之。《尚书》言三年者，非实事，新制也。宰我、子贡疑其事，孔子答以“古人皆然”。“古人”即指《尧典》“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事，不明言改制也。曾子问丧，亦有“夏后氏三年”之文，实则孔子为主改帝王以合己，使若帝王实已如此，不过取之为说。孟、荀以来，微言已不尽传，又有缘经立义之传，与之互异。然古师皆传此义，唐后学者误解传义，遂使孔子“作述”全为帝王所夺，《易》《诗》《书》《礼》《乐》皆变为古书，《春秋》则为旧史，所不夺者，《论语》《孝经》而已。

    六艺本为孔子新义，特自托之于“述”，《左》、《国》则以为皆出于孔子以前。如韩宣子见《易象》(之言尽在鲁，中包《诗》《书》《礼》《乐》，其实六经，故曰：周礼全在鲁矣)，季札观乐歌诗，与《书》《礼》皆多引用。以六艺当出于孔子前，盖因“述而不作”语，遂举六艺尽归之国史旧文。后人不知此说出于依经立义，指以为实，微言之说，遂全为《左》、《国》所乱矣。

    《国语》为六经作传，或以左邱明即子夏。“明”与“商”、“羊”、“梁”同音，左邱即启予，所谓“左邱明”，即“启予商”，左邱丧明，即子夏丧明事。“三传”始师，皆为子夏。为文学传经之事，故兼言六艺，不仅传《春秋》。然六艺推之旧文，此欲掩改制之迹，即孔子作而不述之微意也。不言孔子改古书，而言古书合孔子心，本尊向孔子，非欲驳之也。而刘歆乘隙而入，袭此说以攻“今学”，以六艺为旧文，孔子直未造作，于是素王改制等说全变矣。刘歆之说，实《国语》为之先路。同此一说，而恩怨各别，皆以当时微词隐避，致使大义中绝，圣学晦而不彰。今孔庙既封建王号，用天子礼乐，时势远异。又更无所避忌，正当急张微言，使其明著。不可再行隐避迁就，使异端得借口相攻。况此乃汉、宋先儒旧义，非一人私言。《论语》《中庸》《孟子》先有明文，精确不易。史公云：第勿深究，其所表见皆不虚，信然矣。素王以《诗》说为本根，实即道统之说。先儒误据“从周”、“不议礼、制度、考文”以相驳，篇中已释其义。然试再为申之：云“从周”矣，何以答颜子兼用四代？既云“不作”矣，何以独辩“不知而作”？孔子，周之臣子，从周何待言！居今而言从本朝，岂非梦呓乎？圣人立身出言为万世法，宜何如慎密，今动以天自拟，又云“其或继周”、“如有王者”，与“凤鸟”、“河图”之叹；专礼乐征伐之权，斥言“天下无道”；取亡国夏殷与本朝并论，而议其从违；又自负承先皇文王之统，无论道理不合，其有不贾口舌之祸者乎！庸愚皆知畏法，岂有圣人发陇上之叹，与陈涉、吴广同科，导人以发难乎？子贡以为尧舜犹贤，南宫适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门人为臣，仲弓许之南面，宰我轻改旧章，孔门弟子岂皆妄希非分，自居不疑乎？孔子，周之臣子，并非宋君，乃敢以殷礼自用。或以为异书不足信，《孟子》明云：“《春秋》天子之事”，“王者之迹熄而《诗》亾，《诗》亾然后《春秋》作。”“仲尼不有天下”，又屡以帝王、周公与孔子并论。孔子受命制作，有不得不改之苦衷。若夫尊君亲上，别有明条，并非欲后人学其受命制作。何嫌何疑？必欲将孔子说为一迂拘老儒乎？孔子教人忠孝，文在别经。许止赵盾，犹蒙恶名，人臣无将，《春秋》名义。若其自处，别有精义；若以此说有乖臣道，则舜、禹、汤、武为帝王垂法，岂学舜、禹者务求禅让，法汤、武者专力犯上乎？孔子之志与舜、禹、汤、武同符合贯，学之者，但当自审所处，不必以己之所必无，都为古圣之所断不有。且世之犯刑辟、坐不敬者，又孰为孔子所误哉！

    圣人一言，必有一言之效。乃自今视之，多为常语。常语则何待言？又何必传流至今？凡今见为常语者，在当日皆为切要之说。盖言如药物，当时为对症，得圣言而病愈，积久成习，遂视为故常。故学者于常语尤当留意推考，因药求病，足以见当日时事。又《春秋》常于嫌得者见不得，列国行事失礼，使乖旧制，人人所知，孔子何为非之？又何以足传为经？可见孔子议贬，皆为时制，众人不知，故讥贬之。如鲁之舞八佾，射之主皮，丧不三年，同姓婚，皆真周制，孔子欲改，故讥之。若人共知其非礼，又从而议之，则人云亦云，徒劳口舌。圣人吐辞为经，故凡所言，都为制作。今立此一例，于《春秋》、《论语》诸经，凡所非议，皆为改制救弊；至当时所共明者，则绝不一语。以此求之，然后圣经可尊，圣功可见也。

    三统以《尚书》为本，乃经学大例。观《四代礼制沿革表》、《三统礼制循环表》，可见先儒虽主此说，于经少所依附。今按其说，当于《诗》、《春秋》中求之。四代无沿革，而名号小有异同，此即三统例之大端。至于服色、牲器，犹其小焉者矣。董子云：“九而易者，大九州、九洛、九主之说也；五而易者，五帝循环、《小雅》五际说也；四而易者，《尚书》说也；以三而易者，三《颂》说也；以二而易者，《鲁》、《商》中外文质说也。”今以三统立为一专门，先就各经立表，考其同异，更辑传说之有明文者以补之，以为一类。然后掇拾群经异义，可以三统说者，归为《续表》。而《四代真制之表》，附于其后，总为一书。名曰《三统》。不惟经学易明，而孔子“百世可知”之意亦见矣。[今已改三统不能循环者为《三世进化表》矣。]

    三统立说，孔子时已然，非后儒所附会。如宰我言社树，《戴记》中所引孔子言四代者是也。《王制》、《国语》、《祭法》庙制，与《春秋》、《诗》、《孝经》时祭，皆当以三统说之。既知此非真四代制，又知此为百世立法，又推本经书为主，以收传记之说，更推考异义以化畛域。此例一明，而群经因之以明矣。

    礼仪与制度有异，礼为司徒所掌，如今之仪注，即《仪礼》是也；制度则经营天下、裁成万类，无所不包，如《王制》是也。制度最大最要，礼仪特其中一门。欲收通经致用之效，急宜从制度一门用功。若沾沾仪节，不惟不能宏通，人亦多至迂腐。刘子政《别录》，制度为专门，与礼仪别出。至《仪礼经传通解》、《礼经纲目》、秦氏《通考》，皆以礼包制度，大失经意。今特升《王制》为制度统宗，礼经仪注之文，归于司徒六礼而已。能悟此旨，经学乃为有用之书。

    旧用东汉许、郑说，以同《王制》者为“今”，同《周礼》者为“古”。丁酉(公元一八九七年)以来始以帝王分门，不用“今、古”之说。盖哀、平以前，博士惟传《王制》，而海外《帝德》之学，隐而未明。自汉以后，囿于海禁，专详《禹贡》五千里之制。自明以后，海禁大开，乃知《帝德》，《诗》、《易》之学，始有统宗。至于王道之学，亦各有宗派。鲁学居近孔子，《穀梁》、《鲁诗》专为鲁学。齐学虽与鲁小异，然实为“今学”。弟子各尊所闻，异地传授，不能皆同。如《公羊》，“今学”也，而礼与《穀梁》不尽同。《国语》，“今学”也，而庙祭与《王制》多反。此中多为三统异说。孔子既定《礼经》，更于其中立三统之制，以尽其变。弟子各据所闻以自立说，皆引孔子为证。《王制》多大纲，故不能尽包群经异义，此为大宗。他如时制可征者，《左传》之世卿、昏同姓、不亲迎、丧不三年，与《孟子》之彻法、鲁滕不行三年丧，此皆当时之行事，与六经不同者也。又《王制》统言纲领，文多不具。《春秋》、《诗》、《书》、《仪礼》、《礼记》，所言节目，多出其外，实为《王制》细节佚典，貌异心同。如《明堂》、《灵台》、《月令》之类是也。此类经无明文，各以己意相释，此润泽之异礼也。又今《礼记》多先师由经文推得之文，如诸书皆言四时祭，当为定制，而《孝经》先师只言春秋二祭，则以《孝经》无冬夏明文也。诸书时祭名，烝尝皆同，而春夏祭名互异，则以烝尝经中有明文，而春夏无明文也。凡此皆先师缘饰经文，别以闻见足成，非经之异说也。今于刘歆以前异礼，统以此四例归之，不立“今古”学名目。

    旧专据《王制》以为“今学”，凡节目小异者，遂归入“古学”，当入异义。如《祭法》庙制、祭期，与《国语》同，而《荀子》亦有此说。《祭法》有祧、有明堂，《王制》无之，而孔子言祧、言明堂者，不一而足，此不能尽指为异义说也。盖圣人订制，先立大纲，细节则多备三统之文。大纲之封建、职官、选举、学校，群书皆同，而细节则小异矣。即以庙制言，大纲之七庙祀天神、人鬼莫不同，而细节则小异。《祭法》有日月之祀，《孝经》只春秋二祭，配天郊禘说各不同，此三统文质改变之说也。又汉去春秋久，今本《王制》为先师之一本。严、颜《公羊》二本，犹自不同，欲以一本括尽“今学”，势所不能。今欲举《王制》括“今学”，当以经文为主。如治《公羊》者欲用《王制》，而本传说与《王制》说不同者，则先标举经文，次录传记，以后再录三统润泽异说。然后《王制》广大，足以包括群经，不致小有异同，辄屏为异说。如《礼记》孔子礼说与《王制》多异，固有依附，然其说多与六艺合，则不能屏为异说。必有此例，然后《王制》足以包之。此为专治《王制》者言。如专家，举一经推合《王制》，则但明本经，不涉异说。若再牵涉，徒滋烦扰。师说参差，莫如《戴记》，今即以治《戴记》之法治《王制》，使归统制，参观以求，思过半矣。

    或以诸子皆欲传教，人思改制，以法孔子，此大误也。今考子书，皆春秋后四科流派，托之古人。案以言立教，开于孔子。春秋以前，但有艺术卜筮之书，凡子家皆出于孔子以后。由四科而分九流，皆托名古人，实非古书。又今所传子书，半由掇拾及杂采古书，如《弟子职》、《地员》等篇，乃经传师说，汉初收书秘府，附《管子》以行。《管子》亦非其自作，乃后人为其学祖之，故其中多“今学”专家之语，并有明言《春秋》、《诗》、《书》之教者。今当逐书细考，不能据人据时为断。至于《司马法》、纵横等书，出于政事、言事科，亦为四科流派。苟有会心，所见无非道，不仅于其中摘录足证“今学”，以备考究已也。

    欲知《王制》统宗“今学”，观《辑义》自明：欲实明改制之意，非辑四代古制佚说不能。[此书辑成，则改制之说不烦言而解。]大约《春秋》所讥者，皆改制事。又别以五经为主，凡与经不合者，皆周制。《今古制佚存辑》以《左传》、《国语》为大宗，子史传记纬候皆在所取，与《王制辑证》同。如《孟子》言周人彻，此周人无公田之证；滕鲁不行三年丧、齐宣短丧、公孙丑答以期，皆周丧期之证。俟周制辑全，然后补辑二帝、夏、殷之制，以见《尚书》之译改。如《墨子》夏丧三月，可见《尧典》、《高宗》三年之文，皆非原文。深通此旨，然后知《王制》为新制，而《周礼》之为海外会典与“古文家”之误说者，亦可见矣。

    六经有大小、久暂之分，《春秋》地只三千里，为时二百四十年；《尚书》地只五千里，为时二千年；《诗》地域至三万里，为时百世，所谓“无疆无斁”；《易》则六合以外。《庄子》云：“六合以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以内，论而不议；”《春秋》，先王之志，圣人切磋而不舍；此六艺大小之所以分。饮器有套杯，大小相容，密合无间。以六艺比之：《易》为大，《诗》为《易》所包，《书》为《诗》所包，《春秋》为《书》所包。《春秋》为最小、最暂，《易》最大、最久。此层次之分，大小之别，而统归于《孝经》。《孝经》一以贯之，总括六艺，归入忠恕。此圣人一贯之学，谓“以孝贯六经”也。

    西人《八大帝王传》，亦如《尚书》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文字今古，有埃及、希腊之分。孔子翻经，正如西人用埃及古文说八大帝事，实以古言译古书，所以谓之“雅言”，通古今语。而今之谈西事者，谓耶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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