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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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　中国的海盗

    以下材料出自对中国历史学家袁永纶《1807——1810年中国海盗侵扰史》的翻译[1]，以及理查德·格莱斯普尔[2]被海盗囚禁的经历的相关叙述。二十年前，查理斯·麦克法兰先生将以上两份叙述收录在他的著作《强梁实录》当中。征得查理斯·麦克法兰先生的准许后，我们照搬了他的叙述，略去了几段与我们目前的任务并不十分相关的段落。整个叙述强烈地揭露了清政府可悲的软弱和怯懦。

    海盗，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这样称呼他们。他们是一帮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中国人，他们奋起反抗政府的压榨迫害。他们劫掠的首选地点是印度西海岸的科契附近，他们攻击只能容下三四十人的小型贸易船。他们一直延续着这种海盗策略，在短短几年间，声势逐渐壮大。最终，他们利用屡战屡胜的声名，以及中国下层社会所遭受的压迫、可怕的贫困、物资的缺乏等因素，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数以百计的渔民和其他贫困阶层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不仅横扫海岸，还封锁了所有的主要河流，经常对朝廷的大型战船发起攻击并屡屡得手。这些战船每艘都配有十到十五门的大炮。

    这些缴获的战船加上他们自己的浅滩船，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舰队。这支浩浩荡荡的舰队始终沿着海岸活动，所以任何小船都无法安全地在海岸上进行贸易。当海盗在海上缺乏猎物时，就登陆寻找劫掠的对象。起初，海盗只敢上岸攻击海岸附近的村庄，但后来他们变得更加大胆。海盗就像陆地上的匪徒一样长途跋涉，挺进内陆，甚至对大城市发起突袭和抢劫。

    清政府为消灭海盗所做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在朝廷与海盗的第一次交锋中，朝廷的二十八艘战船被击沉，剩下的十二艘仓皇撤退，幸免于难。

    朝廷的战船往往装备齐全，缴获它们对海盗来讲是巨大的收获。海盗的兵力增长迅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1809年，当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不幸落入他们手中时，他们的力量正处于鼎盛时期。当时，理查德·格莱斯普尔认为海盗由七万人组成，拥有八百艘大船和一千艘小船，包括划艇。海盗分成六个大营，各营战旗颜色不同，有红色、黄色、绿色、蓝色、黑色和白色。中国历史学家袁永纶称其为“海上黄蜂”。他们因其各自将领的姓名而被进一步区分开来。在这些将领中，有个叫郑一的人，因英勇善战、指挥得当而远近闻名。渐渐地，郑一几乎控制了整个联合舰队；郑一对自己的力量自信满满，这种自信与日俱增，他甚至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并且渴望得到相应的尊严。郑一公开宣布他的爱国情怀，立誓要将满人赶下皇位，恢复以前的中原王朝。

    但十分不幸的是，嘉庆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即1807年11月16日，这位极富野心的海盗于在一场激烈的交战中丧生。郑一没能实现改朝换代的豪言壮语，最终，他和他的远大抱负一起淹没在了浩瀚的中国海之中。现在，是这些海盗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段时期————对任何阶层的人来讲都不同寻常，但对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比其他东方人更容易认为女性低人一等，或者一无是处。

    郑一死后，他的正妻对海盗仍然有足够的影响力，这使海盗承认她应该取代亡夫的位置。于是郑一嫂出任了海盗联合舰队的女首领，并任命张保仔为她的副官兼总管。

    这位刚被提拔的副官张保仔以前是个穷苦的渔民，在海上捕鱼时被郑一收留，并受到郑一的赏识，在郑一战死之前就被擢升为一个小头目。这位严肃的中国历史学家袁永纶并没有深入研究这样的内部细节，但我们可以推测，从张保仔被任命为副官来看，这个人同样成功地赢得了郑一嫂的好感。

    海盗在女首领的率领下并没有衰落下去，反倒变得更加斗志昂扬。郑一嫂聪明勇敢，她的副官也是如此。为了更好地约束他们的手下，两人还共同制定了一些章程。

    根据这些章程，如果有人私底下上岸，或做了他们所说的“不轨之事”，应该在全体船员面前割掉自己的耳朵；如若再犯，则难逃一死！海盗劫来的每一件货物都得登记入库————即使是类似鸡毛蒜皮的小东西————任何人也不能据为己有。海盗将从总库中按一定比例获得分红，或者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任何人如果胆敢从总库中偷取任何东西，都将被处死。中国海盗的这些章程与古时海盗的章程是一致的：当海盗缴获战利品后，每个人都举起手来，对天发誓他绝没有私自隐藏。类似的举措存在于所有以掠夺为生的组织中，它们足以证明即使是最无法无天的群体，也能意识到类似法律的东西存在的必要性。以下是郑一嫂制定的一些条文，现在看来仍然觉得细致入微。

    任何人不得随意在乡间、公开场合掳掠妇女，并将其带上船；任何人进入船舱，须征得船长应允。对妇女使用暴力或者未经许可强迫成婚的，处以死刑。

    为了使海盗永远不缺乏给养和其他补给，郑一嫂下令，要尽一切努力兼顾他们和周边百姓的共同利益。从百姓家里获取的酒水、粮米及其他一切货物，都必须给付货款，如强取豪夺，不付货款，将被处以极刑。这些章程不仅是为他们的手下精心设计的，作为首领的郑一嫂和她的副官也很谨慎地遵守这些章程，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通过一系列手段，海盗的战船上保持着严明的军纪。岸上的百姓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火药、给养及其他必需品。在海盗远征中，不听将令前进或撤退，都是死罪。

    有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一个女性的领导下，海盗常年在中国海域搜寻目标，劫掠靠近他们的每一艘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措辞微妙，并不使用粗鄙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劫掠行为————而是将其称为“货物转运”。

    根据袁永纶的观点，郑一嫂的总管完全是一个类似于荷马笔下的英雄的人物。这位力大无穷的副官可以只身举起献祭于海边、供奉有“三婆神”[3]的神庙之中那足有千钧之重的神像，而他周边所有人合力也无法从基座上将神像移动一丝一毫，这一举动让他声名鹊起。在副官的命令下，这座富丽堂皇的神像被抬上了船。但迷信的海盗忌惮神像的盛怒，担心自己会死于海上的风暴或残酷的战斗。然而，他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几个月后，朝廷派林国良率领水师从虎门出发清剿海盗。郑一嫂的副官张保仔予以迎头痛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役从清晨战至深夜，战斗中，孤注一掷的朝廷水师向张保仔开炮。就在炮弹爆炸的那一刻，张保仔应声倒地。他的手下都万分沮丧，认为他必死无疑，并将此归咎于神像对他们的发难。然而，张保仔手疾眼快，一跃而起，洞悉了对手的意图，又倒身在地。就在对方又向他开炮之际，他一个鲤鱼打挺，直挺挺地稳稳站立起来。在场所有人都觉得他有如神助。不一会儿，林国良连同他的十五艘战船[4]一起成了海盗的俘虏和战利品。张保仔本想对林国良网开一面，但狂暴的林国良突然抓住张保仔头顶上的头发，冲张保仔咧嘴一笑，想激怒张保仔将他杀死。即便如此，张保仔还是温和地、友好地与他讲话，试图平复他的心情。鉴于此，林国良发现自己只求一死的希望落空，又无法忍受此等耻辱，于是自尽而亡，时年七十岁。

    袁永纶接着说道：“我的三位好友参与了这场战斗，其中两人丧命，一人因浓烟得以隐蔽，幸而虎口逃生。正是这位幸存的朋友向我亲述了整个战斗过程。”

    不久之后，另一位朝廷大员林发受命剿灭海盗，同样大败而归。一看见苦苦寻找的海盗，朝廷的舰队就被海盗的人数和威武的外表吓得惊慌失措，以至于改变航向，试图逃回港口。但郑一嫂和她胆识过人的副官率领的舰队远比朝廷的舰队要快。海盗最终追上了朝廷舰船。船上死一般的寂静，勇敢的海盗纵身一跃，跳入海中，游向朝廷指挥官员乘坐的船，并登上舰船，劫走其中六艘。朝廷官员则命丧大海。

    还有一次惊险的记录。一伙海盗遭到一个大型商队的突然反抗。这个商队满载着来自科契和越南北部一个叫东京的地方的货物。海盗被迫放弃了这些商船。袁永纶说道：“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在此后的行动中，海盗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清军水师将领孙全谋指挥一百多艘战船攻击海盗。海盗并没有撤退，而是摆开了阵势，对朝廷的舰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一时间，大量海盗葬身大海，重伤者不计其数。船上的缆绳、船帆被朝廷舰船的大炮炸燃[5]。海盗惊慌失措，驾着舰船载着死伤者仓皇退去。孙全谋命令炮火猛击海盗舰船的统舱，使海盗的舰船失控。由于彼此非常靠近，海盗立刻受到了朝廷舰队四面炮火的攻击。

    众多海盗惊恐地睁着眼睛，应声倒地。朝廷指挥官孙全谋勇猛向前，冲上海盗战船，斩杀海盗无数，俘获近二百人。在其中一艘船上，朝廷官兵发现一名海盗的家眷。她紧紧靠住船舵，手持两把短剑，绝望地发起反击，砍伤了几个兵勇，但她也被火枪所伤，倒在船上，最终被俘。

    然而，海盗被动挨打的局面很快得到了扭转。当孙全谋带兵前往广州湾剿灭海盗之时，郑一嫂和她指挥的一部分舰船按兵不动，并派出有勇有谋的张保仔对朝廷舰船的先头部队发起攻击。战斗如期打响，海盗的剩余部队绕到后方，对朝廷舰船形成包围。袁永纶这样写道：“朝廷舰队的阵营被冲得七零八落，一片混乱，最终被分割开来，相互之间无法联系呼应。喊声震天，兵勇只顾自保，无法形成团队作战，郑一嫂的兵力远超我们；而我们的指挥官也方寸大乱，无法继续保持阵形，最终以损失十四艘战船的代价宣告战败。”

    由于袁永纶对另一场战斗的描述极具特色，因此全文摘抄如下：

    1809年4月，在朝廷舰队护送商船的途中，遇到绰号“大活宝”的海盗首领在海上巡逻。船上的商人惊慌失措，但我们的指挥官说道：“根据旗帜判断，这伙海盗并非郑一嫂亲率，我们的实力与之旗鼓相当，完全可以与之一战，并击溃他们。”于是战斗开始，双方利用枪炮相互开火，各有死伤。至夜幕降临，彼此休战，次日凌晨继续开战。海盗与我方兵勇相距咫尺，所有人都极力地表现出自己的英勇无畏。这绝对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硬仗。大炮的轰鸣声、双方兵士的嘶喊声，在几里之外清晰可辨。商人与海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看到海盗将火药混入酒水中喝下，立刻脸眼通红，然后又不顾一切地投入战斗。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最终，双方极度疲惫，无力再战，随即撤出战斗。

    这并不是一段值得炫耀的战斗记述，因为双方战斗人员大都使用弓箭、投石器等落后武器进行厮杀，为数不多的火药枪械的质量也极其低劣。

    之后，海盗依旧在海上抢劫越货、纵火焚烧海岸村镇，虏获村民，仅从一处就掳走五十三名女性。

    于是，朝廷派出水师总兵廷桂剿灭海盗。廷桂对张保仔的警惕和灵活感到震惊，他觉得在岸上的渔民和其他人之中一定有张保仔的眼线。廷桂看到自己的军官脸色苍白、神情木讷地站在旗杆旁，就让将士们想想自己的父母妻儿，以及得胜之后的高官厚禄，乃至为国捐躯后定会有人为他们复仇等，对将士们做了一番战前动员，紧接着战斗就打响了。廷桂运气不错，一开始就一炮炸死了海盗头目“大活宝”。但海盗在他周围越聚越多，最后令人生畏的张保仔出现在了廷桂的船上。廷桂自觉已无生路，于是自尽而亡。此次海战，朝廷水师死伤惨重，损失战船达二十五艘之多。

    这次失败后，清政府决定切断海盗所有的供给，意图将海盗全部饿死。所有停泊在港口的船，无论是什么船，都必须停在港口，不许出海，而那些在海上或海岸附近的船，则必须迅速返回港口停泊。这一次，政府官员似乎尽职尽责，非常警惕；但海盗满怀信心，决定袭击港口，顺着河流向内陆进发，因为内河两岸遍布着繁荣富庶的村镇。

    珠江有多个入海通道，其中三条被海盗打通。迄今为止，海盗一直在珠江外的广阔海面上杀人越货。百姓看到海盗将要越过官兵的要塞，威胁到毫无防守的内陆村镇时，惊恐无比。

    海盗被分成了三部分，郑一嫂、张保仔、郭婆带三人各领一队人马。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落入了海盗之手。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当时在东印度公司的“伊利侯爵”号上服役，这艘船就停泊在离澳门十二英里远的小岛旁。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奉命乘快艇前往澳门去接一名引航员。他带着七名全副武装的英国船员乘快艇离开舰船，于1809年9月17日安全抵达澳门。1809年9月18日，他带着引航员返回快艇。但不幸的是，因为在航行途中遇上狂风，又受到浓雾的干扰，快艇无法靠近“伊利侯爵”号，理查德·格莱斯普尔一行只能待在敞篷快艇上漂泊。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后来说道：

    我们当时的境况十分悲惨，夜幕很快降临，看上去阴森恐怖，疾风骤雨、波涛汹涌，我们乘坐的快艇也在漏水，没有指南针、船锚、给养，漂泊在背风的海岸，周围全是危险的礁石，还有野蛮的海盗时常出没。

    在度过了令人煎熬的整整三天之后，引航员告诉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可以取道狭窄的海沟，但是他们发现有三艘船停泊在那里。一看见英国快艇，这几艘船靠了过来。引航员告诉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对方一定是海盗，如果被海盗抓获，则他们必死无疑。于是，理查德·格莱斯普尔一行人拼命划了六个小时的船，终于甩掉了海盗。但第二天早晨，他们又碰到一艘大型海盗船，而这艘船正是前一天晚上被他们误认为是英国船的那艘。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一行就这样被俘了。

    大约有二十个长相粗野的海盗涌向我们，他们一只手拿着短刀，另一只手按着我们的脖子。那些人的刀子就指在我们胸前，眼睛瞅着他们的首领，等着首领发号施令。见到我们无法反抗，海盗首领把剑收入鞘中。其他人随即也收起了短刀，然后将我们拽到海盗的船上。这艘船上的人都露出野蛮可憎的笑容。我们料想，海盗肯定会百般地折磨我们，最后残忍地将我们杀死。

    登上这艘船后，海盗对理查德·格莱斯普尔一行连踢带踹，拿出粗粗的铁链将他们锁在甲板上。

    就在这时，来了一艘船。我和我的同伴，还有一位翻译被带到上面。这是海盗首领乘坐的船。我被带到首领跟前。海盗首领就坐在甲板上的一把大椅子上，身穿紫衣，头戴黑色方巾，三十岁上下，粗壮结实，有首领的做派。海盗把我带到近前，然后极其严肃地向翻译讯问我们的身份，以及来这里的目的。我告诉海盗首领我们是在海上遇险的英国人，已经在海上漂泊了四天四夜。海盗首领根本不信，说我们不像好人，要将我们处死；然后他下令对翻译严刑拷打直至说出真相。就在此时，一位曾到过英国，并会说一点英语的海盗走到首领跟前，告诉首领我们的确是英国人，说我们很有钱，连扣子都是金的。于是，海盗首领下令给我们一些糙米饭，我们算是吃了一顿像样的饭，毕竟除了几个绿橙，我们已经四天水米未进了。我们用餐的时候，一帮海盗围着我们，打量着我们的衣着和头发，这让我们十分愤怒。其中有几个海盗拿出剑，搭在我们的脖子上，摆出了要立刻将我们带到岸上剁成碎片的架势。在此，我得遗憾地说，在我被关押期间，确实有几百人遭此厄运。我又一次被叫到那位海盗首领跟前，此前海盗首领已和翻译进行过交流。那位翻译告诉我，我必须写信给我们船长，告诉船长如果不交出十万两白银的赎金，十天之内我们全部得死。

    无谓的反抗过后，理查德·格莱斯普尔最终写了信。不一会儿就来了一艘船，带着这封信向澳门出发。

    当天大概18时的时候，海盗又给了我们一些食物，是一点米饭和咸鱼.吃完之后，海盗示意我们躺在甲板上睡觉。然而，海盗在我们身边来来回回地走动，让我们一刻不得安宁。海盗一直非常关注我衣服上的新纽扣，以为是金子做的。于是我将上衣脱下，扔在甲板上，免得这些纽扣给我惹来麻烦。上衣在夜里被人拿走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上面的纽扣已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一大早，舰队就起航停泊在大屿山下的一个海湾里。海盗头子张保仔的战船就停泊在那里。那里还有大约两百艘船和几天前海盗俘获的一条葡萄牙横帆双桅船，以及船长和部分船员，另一些船员已被海盗杀害。第二天早上，就有一艘渔船上前来问海盗是不是俘获了一艘欧洲船舶，当时理查德·格莱斯普尔一行就待在他们来问的那艘船上。

    那艘船上的一位船员跟我说了几句英语，告诉我他有一张通行证，是我们的船长发给他们用于搜寻我们的，我很惊讶他居然没有带来我们船长的信。这个船员似乎和海盗首领非常熟悉。海盗整天待在船舱里抽鸦片、打牌。夜里，我和翻译被带到海盗首领跟前。这次海盗首领问话的语气明显和善了许多，说他相信我们就是英国人，希望能友好相处，如果我们的船长在他巡逻回来之前送来赎金七万两白银，他定将履行承诺，放我们回澳门。我明确地向海盗首领表示，写这些条件是没有用的，除非我们的赎金数目能迅速确定下来，否则英国舰队就会出海远航，使我们达成的协议彻底失效。海盗首领仍然坚定不移地说，如果不把信送出去，我们就会被扣留，并强行让我们参加战斗，或者直接把我们处死。于是，我写了封信，交给了前面提到的船员。船员说五天后他一定带来回信。这时，海盗首领把第一次我写的信给了我。我一直无法明白他为何要扣留这封信，但我猜想，没有海盗主帅的首肯，这位首领绝不敢私自改动我们的赎金数额。我知道他们的主帅也非常后悔俘获了我们，因为他们害怕英国舰队和清政府联合起来攻击他们。

    当舰队在这里停泊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被关押在囚室中的葡萄牙人杀死了船上的几名海盗，割断缆绳，趁着夜色幸运地逃走了。

    第二天天亮时，这支总共有五百多艘大小不一的帆船的舰队开始了航行。海盗打算沿着河流航行，向城镇和村庄征募钱款。此刻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的心情。送出去的信音讯全无。乘坐的舰船航行了几百英里也没有碰到一个欧洲人。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上几个月，这样一来，我们所有和他们谈判的希望就全部破灭了。因为这里唯一的交通方式是乘坐有海盗发放的通行证的船。海盗不敢在离澳门二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冒险，他们只能在夜间来回穿梭，以避开官军。朝廷的船，一旦被发现与海盗有任何往来，船员会立即被处死，并且为了不让剩下的家族成员重犯这些船员的罪行或为被正法的船员报仇，他们所有的亲属，即使没有参与犯罪，也要连坐受罚。

    以下事件是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所描述的内容中十分令人感动的一幕。

    1809年9月26日，星期三，早上天刚刚亮，我们从自己的船队不远处经过。海盗首领朝我喊了一声，指着远处那些船，又告诉翻译让我们看看这些舰船，因为这应该是我们与自己船队的诀别了！大约中午的时候，我们驶入了虎门西边的一条河道，离入海口仅三四英里。我们又经过一座较大的村镇，它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群山中，是海盗的给养站，舰船经过时，村民唱起山歌向海盗致敬。

    海盗一路上又抢劫无数，尽是些小打小闹。

    但之后，海盗计划攻击一座戒备森严的镇子，那里集结着各式战船。于是，海盗派出信使，要求对方每年向他们缴纳一万两白银的岁贡，并声称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他们将踏平镇子，不留活口。海盗向来说到做到，之前的好多村镇就是先例。在海盗的威压之下很多村镇，最后都归顺了海盗。由于海盗的船位于镇上百姓的大炮射程之外，百姓愿意就海盗提出的条件做出一定的妥协。镇上的百姓同意每年缴纳六千两白银，等海盗返航时收齐上交。百姓的这种策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海盗离开后，镇上百姓把几门大炮运上山顶，控制了整个河道。等海盗返航的时候，等待他们的不是钱，而是大炮。

    1809年10月1日，舰队在晚上起锚出发，随着潮水顺流而下，然后悄悄地停泊在一个被浓密树林环绕的小镇旁。第二天凌晨，海盗乘着快艇登上了岸。他们个个手持长剑，大喊着冲进小镇。镇中居民纷纷逃向周边的小山，居民人数明显多于海盗。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些苦难的百姓当时所经历的恐惧，以及迫不得已背井离乡、抛家舍业的痛苦心情。妇女泪流满面，怀里抱着婴儿，向这些残暴的强盗乞求怜悯，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痛不已的景象啊！那些老弱病残、无法逃离又无力抵抗的百姓，要么被当作俘虏，要么被残忍屠杀！海盗船来来回回地从我们的小船旁经过，又很快驶往岸边，船上满载着战利品和浑身是血的人。海盗掳来了二百五十名妇女和一些孩子，并把这些人分到了各艘船。由于裹着足，这些妇女没法和男人一起逃跑，甚至有几个妇女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连走路都很困难。事实上，这些妇女的步伐根本不叫走路，而是蹒跚。有二十名妇女被分到了我所在的船上。她们被人攥着头发推上了船，方式极其粗暴野蛮。海盗首领上船后，询问了一下情况，然后下令，根据情况，向每个人索要六百至六千两白银的赎金。海盗首领让人在船尾甲板上给每个被俘者安排一个铺位，无任何遮蔽。而当时的天气变化无常，白天烈日当空，非常炎热；晚上寒风刺骨，大雨滂沱。整个镇子被洗劫一空，然后又被付之一炬。到第二天早晨，一切都化为灰烬。舰队在此停留了三天，海盗在赎金的问题上讨价还价，又顺路抢劫了村民的鱼塘和果园。在此期间，村民没有一个人敢冒险下山，尽管有时岸上的海盗都不足一百人。我敢肯定，山上的村民人数足足有一千人。[6]

    1809年10月5日，舰队又向另一条支流继续航行，停靠在好几个村庄收纳岁贡。岁贡多为金银、粮米、蔗糖，还有几只烤全猪作为给天神[7]的献祭。凡是要交赎金的人，都得献上一头猪或几只鸡，主祭之人还要祷告。祷告会持续很长时间，然后祭品会被分给大家。除了在岸上经常发生的小规模的海盗和清朝官兵之间的冲突，一切都风平浪静，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09年10月10日。海盗经常强迫我的同伴上岸，用我们被俘时带的毛瑟枪作战。我们的毛瑟枪火力威猛，杀伤力很大，而当时中国人主要使用弓箭。海盗也有火绳枪，但操作很不熟练。

    1809年10月10日，海盗与黑旗营会合，沿着一条宽阔而美丽的河流前进了数英里，经过了被黑旗营劫掠一空的镇子。1809年10月17日，海盗舰队并排停泊在四个由泥土砌成的炮台旁边。一个镇子的安危就靠着这样四个炮台守护着。这个镇子完全笼罩在一片森林之中，这片森林的面积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天空一片朦胧，下着瓢泼大雨。两天里，海盗没有受到任何攻击。第三天，炮台里燃起了一场猛烈的大火，烧了好几个小时。海盗未放一枪。夜里，海盗起锚开船，顺河而下。海盗对于为什么没有攻城或还击的解释是，天神没有明示他们有把握取胜。海盗当中迷信盛行，任何事情都要求神问卦。如果卦象大吉，海盗便浑身是胆，任何险都敢冒。海盗舰队就停泊在那座镇子对面，镇子已经被海盗洗劫，妇女也都被海盗掳到了船上。我们在这里又待了五六天。在这期间，大约有一百名妇女被赎走了；剩余的妇女就以每个四十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船上的海盗。她们便成了这些购买者合法的妻子。海盗如若解除婚约，是会被处死的。她们中有几个人宁可跳河自尽，也不愿屈从于海盗。

    笔者曾多次引用袁永纶研究海盗的语句。有关水战和掳掠妇女的言词部分，袁永纶与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的记述非常相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战争的部分，袁永纶向我们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杨客州的妻子梅英，美艳动人，也被海盗掳上了船。一个海盗刚要去抓她的头发，就被她狠狠地痛骂一顿。海盗把她绑在帆桁上，这次她没有骂。海盗又将她拽倒在地，磕掉了她的两颗牙齿，她嘴里和下巴上全是血。那个海盗又拉起她想将她绑紧，梅英没有反抗。就在海盗刚刚靠近时，梅英用满是鲜血的嘴咬住海盗的衣服，奋力一拽，两人双双掉入河中淹死了。几个月后，其余被掳的村民，不论男女，在交了一万五千两白银之后，全部被释放了。

    袁永纶受这件事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诗意大发。他说：“梅英的善良行为对我触动很大，我想所有心地善良的人都会为之感动。因此，我写了一首诗歌，表示对她的哀悼：硝烟初停歇，望水思绪杳。只身扑恶徒，玉殒香魂销。英灵逐海浪，诗难言女骄。山水永相望，何日尽哀悼。”

    与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一起的翻译说道：“虽然我得承认我不太明白这位诗人的诗体风格，但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将它翻译出来。”

    对于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来讲，袁永纶的这种诗体风格他很难完全理解。

    理查德·格莱斯普尔继续说道：

    舰队再次起航，顺河而下，去接收前面提到的那个镇子缴纳的岁贡。就在海盗经过河道旁的山岭时，那个镇子的百姓向海盗开了几炮，但没有击中海盗舰船。海盗大为恼火，决定复仇。于是，海盗将船开到大炮的射程之外停泊。每艘船上派出大约一百个海盗登岸，沿河数英里的稻田被踏毁，果林被砍倒。在此停留期间，海盗得到消息，有九艘满载水稻的船停靠在溪畔，海盗立即派出舰船紧随其后。第二天早晨，这些船全部被海盗掳来，每艘船上有十到十二人。由于这些人未做抵抗，海盗首领同意只要船员能对天起誓，他们也可以成为海盗。其中三四个人断然拒绝，因而受到了残忍的惩罚：这几个人被反绑双手，胳膊下穿过桅顶上的一根绳子，被吊在离甲板三四英尺的空中。五六个人用三根藤条拧在一起的鞭子抽打着他们，这几个船员被打得奄奄一息。然后，海盗又把他们吊到桅顶近一个小时，后又放下来接着打，直至打死或顺从海盗。

    1809年10月20日夜，一艘快船带来消息称有朝廷舰队正沿河向海盗的停泊之地驶来，准备发起攻击。海盗首领下令立即起航，率领五十艘大型战船与之一战。1809年10月21日1时，海盗点起一堆大火燃至拂晓，又派出一艘快船将其余战船也召集过来一起参战。就在这道命令下达一小时后，朝廷舰队开始逃窜。两三个小时后，海盗首领带着三艘被缴获的船回来了，还有两艘朝廷舰船被击沉，其余八十三艘船落荒而逃。当海盗登上水师主帅的战船时，这位主帅将一支火把扔进弹药库，炸毁了战船，船体残骸漂到岸边。海盗总共缴获了二十门大炮。在此次行动中，海盗抓到的俘虏比较少，战船上的朝廷兵勇基本都跳河自尽。因为这些朝廷兵勇非常清楚，一旦被俘，等待他们的将是生不如死的无尽折磨。

    1809年10月28日，我接到了我们船长的一封信。信是一位渔民带过来的，信中说船长愿意出三千两白银赎回我们所有的人，船长建议我对海盗先开价三千两，如果对方不同意，就加到四千两，但不能再多，也不要一开始就加价。同时，船长向我们保证，只要交了赎金，我们一定会被解救。于是，我向海盗首领开价三千两白银，他一口回绝，并表示这分明是在耍他，如不交出一万两白银、两门大炮，以及大量火药，将会撕票。我在给船长的回信中说明了海盗的要求，并告诉船长如果有机会的话给我们送套换洗的衣服。由此可以想象我们有多么悲惨，在要么是烈日暴晒，要么是风吹雨淋的恶劣天气下，已经连着七周时间没有换过衣服了。

    1809年11月1日，海盗舰队驶入一条狭窄的河道，晚上停泊在离小黄埔不到两英里的地方。镇子的前面是一个小炮台，朝廷的几艘战船停泊在港内。海盗首领让翻译对我说，我得和我随行的士兵准备弹药，清理毛瑟枪，于凌晨上岸作战。我向翻译保证我们一定会照办，这肯定让海盗大喜过望。不久，海盗首领来到船上，威胁我们如果敢抗命就让我们不得好死。因我的职责所在，所以我意志坚定，并力劝和我一起的人不要为海盗所用，因为一旦海盗认为我们有利用价值，那我们的赎金一定会水涨船高。几个小时后，海盗首领又派人来告诉我，如果我和舵工能协助海盗安装大炮，并且我们一行能上岸攻占炮台，海盗首领就接受我们开出的赎金数额，并且我们杀死一个朝廷兵勇还能得到二十两白银。我们接受了这些提议，希望这对我们的获救有所帮助。

    我们宁可去杀朝廷兵勇，也不愿再和这些海盗待在一起了。于是，第二天清晨，我们跟随大约三千名海盗一起登上了海岸。在战斗中，我们表现得非常勇猛，就好像自己也是海盗。袁永纶在他的著述中也提到了这场有外国人参加的战斗，以及毛瑟枪的强大杀伤力，当然他把我们贬称为外国海盗。

    朝廷的战船继续向我们开火，并封锁了入港口以阻止海盗船进入。这让海盗怒火中烧。大约三百名海盗游上岸，每个人的胳膊底下都绑着一把短刀。上岸后，他们沿着河岸狂奔，一直跑到与战船并肩的位置，然后又跳入水中向战船游去，并最终成功登上朝廷战船。船上的兵勇受到突袭，纷纷跳船逃命，奋力游向对岸；海盗紧追不舍，好多兵勇被斩杀在水中。接着海盗把船拖出港口，杀气腾腾地继续攻击那座镇子。镇上的百姓抵抗了一刻钟的时间，然后撤退到了邻近的山里，但很快又因为海盗的一路屠杀再次逃离。在此之后，海盗返回镇子，开始了洗劫，离开镇子时，海盗船上装满了劫来的财物。山上的村民预计海盗大部队已经撤离了，于是一起冲下山，重新夺回镇子，打死了近二百名海盗。在这场令人胆寒的厮杀中，和我一起的一个士兵不幸丧命。海盗又展开了第二次登陆，再次将百姓赶出了镇子，然后将镇子烧为灰烬；并且将俘虏一律处死，无论男女老幼！我绝不会再提及发生在这里的恐怖血腥的场景。海盗都受到了首领的奖励：斩杀一人，获赏金十两白银。和我一起的士兵在街角撞见一个海盗疯狂地追赶着一个百姓，海盗手持一把长剑，被他砍掉的两颗人头辫子缠在一起，挂在他的脖间。我亲眼见到海盗拿着五六颗人头索要赏金！

    1809年11月4日，海盗接到命令，须即刻赶往大屿岛，那里只有两艘战船留守。近来，有三艘葡萄牙船经常骚扰海盗，并且每天都会有朝廷的战船出没。于是，海盗舰队起航驶往大屿岛。在经过外伶仃岛时，有三艘舰船和一艘横帆双桅船追赶海盗船，海盗打算登船打探，但由于夜幕降临，那几艘船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我认为那几艘船应该是为了避开我们而改变了航线。那几艘船是由清政府出资建造的，设计成了无敌舰队的风格，时常在虎门海域巡航以剿灭海盗。

    1809年11月5日清晨，红旗营停泊在大屿岛的一处海湾，黑旗营驻扎在其东面。1809年11月8日下午，四艘舰船、一艘横帆双桅船和一艘纵帆船驶入港口。起初，海盗有点惊恐，猜想是英国舰船前来解救人质。海盗威胁要将我们吊上桅杆以阻止来舰开火，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海盗终于相信那些不是英国舰船而是葡萄牙舰船。海盗当时只有七艘战船能够开火；另外的船脱离舰队，头尾相连地排开在海湾里，以便修缮这些船。观察到这些情况，葡萄牙人派出小船进行沟通。就在小船出发不久，葡萄牙舰船从侧舷开火，但都没有击中海盗舰船，炮弹都落得太远。海盗一炮未放，而是摇着各色旗帜，向对方投掷石块，引诱对方靠近，以便更容易得手。外围的船颠簸在四英寻深的水中，我忽然想起，葡萄牙人在写给澳门的信中经常失望地表示，葡萄牙人总是没有机会与海水亲密接触，但这次，在清廷舰队赶来前，他们恐怕很难逃出面前的这片水域。

    1809年11月20日凌晨，我们发现一支规模浩大的朝廷舰队出现在海湾附近。朝廷舰船排成一列，向海盗靠近，战舰上的大炮被拆卸下来装在船的尾部，装填上弹药。朝廷舰队持续开火一两个小时，直到他们最大的一艘舰船被海盗扔出的火药桶炸毁。在此之后，朝廷舰队与海盗舰船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仍然不间断地相互开火。一直到1809年11月21日夜间，双方才暂时休战。海盗拖出七艘大船，以及大约二百艘快船准备作战；但就在此时，海上起了微风，朝廷舰队赶快扬帆退出了战场。见海盗又回到海湾停泊，葡萄牙人和朝廷的舰队紧随其后，于当晚及第二天又展开猛烈的炮击。我所在的战舰的前桅被炸掉了，海盗就从另一艘较小的舰船上取下主桅进行更换。

    1809年11月23日夜，双方又一次停战。海盗又拖出十五艘战船，分成两阵，意欲将对方包抄。海盗的这一企图差点就奏效了。就在海盗登上一艘朝廷战船将其俘获时，海上又微风骤起。这艘被俘获的战船上有二十二门大炮，船员大多跳水逃命，被俘的有六七十人，即刻被全部处死，抛入海中。1809年11月24日清晨，海盗返回海湾，再次停泊在先前的位置，葡萄牙和朝廷的舰船又跟了上来，并持续开火。这次，海盗再没有还击，但保持着随时战斗的状态，葡萄牙人则提高警惕，没有重蹈覆辙。

    1809年11月28日夜，朝廷舰队派出八艘火船，只要操作得当，一定会造成海盗大量伤亡，并可实现他们的战略意图。海上的微风径直吹向海盗所在的海湾，而海盗战船之间距离很近，很难逃脱。一看到这般景象，海盗放声大喊，以为是朝廷舰船失火了，但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这些火船整齐地冲进海盗舰队中央，与海盗船两两相对，燃起了熊熊大火；其中一艘火船撞到我所在的船上，但船上的海盗却推开了这艘船，这艘船看起来有三十吨重，上面全是稻草木块；甲板上有几小盒可燃物，在我们旁边爆炸了，但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海盗很快把这些火船全部拖到岸上，将火扑灭，卸开了整艘船当柴烧。葡萄牙人声称是他们制造了这种毁灭性极强的武器，并向澳门总督发出了一份快信，称他们已经摧毁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海盗舰队，并希望很快实现他们全歼海盗的目标[8]。

    1809年11月29日，海盗做好了精心准备，主动起锚出海，向由九十三艘战船、六艘葡萄牙船、一艘纵帆船，以及清廷舰队组成的几乎不可能战胜的联合舰队发起挑战。海盗扬帆起航，在海上追赶了对方舰船两三个小时，并持续向其开炮。后来海盗发现无法追赶上他们，于是收了风帆，朝着东面停了下来，彻底打破了朝廷舰队长达九天的封锁，在这九天之中，海盗完成了船的修缮。此次行动中，海盗船无一损毁，有三四十人战死，还有一个美国人丧生。这位美国人是从纵帆船上被带走的三个人中的一个，而这艘船上总共有八个外国人。我有两次死里逃生：第一次，一颗十二磅的炮弹就落在离我不到三四英尺的地方；还有一次，一发炮弹炸掉了一段铜环，而我当时就站在铜环跟前。海盗首领的妻子[9]经常往我身上洒大蒜水，海盗认为这种东西有一种魔力，能帮我们避开子弹。舰队在夜间继续向东航行。第二天早晨，海盗船停泊在了一处港湾，四周全是高大荒凉的群山。

    1809年12月2日，我接到了莫恩中尉的一封信。莫恩中尉是东印度公司“羚羊”号巡洋舰的指挥官。在信中他说已准备好了赎金，并尾随了我们三天。他希望我能和海盗首领商量一个万全的交接方式。海盗首领同意看到“羚羊”号后将我们送上炮艇，然后中间人带来赎金并接走人质。得知这一令人愉快的消息后，我激动万分。我强忍着内心的狂喜，写了两三行字的回信，把我们的安排告诉了莫恩中尉。这个可喜的消息使我们激动万分，难以入眠，日夜不停地注视着是否有船出现。

    1809年12月6日，莫恩中尉的回信到了。信上说，只允许一艘船前来，绝不允许整个舰队靠近。海盗首领根据先前所提出的方案，命令一艘炮艇载着我们出发。我们则欣喜若狂地于1809年12月6日16时左右离开了海盗舰船。1809年6月7日13时，“羚羊”号进入我们的视野，它面向我们停在海面上。我们乘坐的炮艇立刻抛锚停泊，海盗派出中间人去取赎金，并表示如果“羚羊”号再靠近的话，将立刻返航。就在海盗思量权衡的时候，“羚羊”号收帆停泊在了离我们不到两英里的地方。由于海上风急浪大，中间人所乘的小船直至傍晚才靠近“羚羊”号。拿到赎金后，在天黑之前，中间人所乘小船便离开“羚羊”号返回。一艘朝廷舰船隐藏在岸边，观察着中间人所乘小船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出击。当看到海盗船发出的灯光时，朝廷舰船迅速避开。我们目前的形势非常危险————赎金已在海盗手上，而中间人害怕受到官府追究，不敢随我们返回“羚羊”号。取赎金的海盗船第二天早晨才能回到海盗舰队，所以不得已，我们又跟海盗一起返回了海盗舰队。到了第二天早上，海盗首领查验了赎金，包括两包上乘的红绸布、两箱鸦片、两桶火药、一副望远镜，剩下的都是现金。望远镜不是新的，海盗首领有些不高兴，说要扣留我们一个人来换取一副新望远镜或一百两白银。中间人表示还是一百两白银划算。最终，一切都定了下来。海盗首领命令两艘炮艇把我们送到“羚羊”号附近。黄昏时分，我们才看见“羚羊”号，海盗丢下我们就离开了。当天19时，我们终于登上了“羚羊”号，并受到了热情的迎接和衷心的祝贺，祝贺我们脱离长达十一周零三天苦难的囚禁，平安获救。我们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理查德·格莱斯普尔

    1809年12月8日于中国

    接下来还有一些对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关于东方海盗惊险有趣的叙述的补充记录。这些记录将向我们展示他们在被囚禁期间遭受的恶劣境遇：虽未受到非人虐待，却极其悲惨的生活状况。

    海盗在岸上居无定所，经常生活在舰船上。船的后部为首领和他的妻子生活的地方：首领通常有五六个女人。对于夫妻权利，海盗有着审慎严格的规定，任何人只能通过婚姻或海盗自己定的规矩在船上拥有自己的女人。每个人在船上都有大约四平方英尺的舱位，海盗就把家安在那里。由于空间狭小而拥挤，人们自然会想到这里肯定是肮脏不堪。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里到处是各种寄生虫，甚至是老鼠。而海盗居然大量繁殖老鼠，并把老鼠当作美味佳肴[10]。事实上，很少有海盗不吃的东西。在我们被囚禁期间，有三周时间，我们就以大米煮毛虫为食。有很多海盗沉迷于赌博，闲暇时，靠打牌和抽鸦片打发时日。

    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被解救之时，正是海盗力量最强盛的时候。在反复击溃朝廷水师之后，海盗又将朝廷的盟军打得一败涂地。葡萄牙海军不仅在海岸附近遭受重创，就连在中国的内河航行也变得十分谨慎。经过这一事件，清廷与葡萄牙海军之间看似强大的联盟也就此瓦解。然而，海盗最终臣服于朝廷律法并不是因为战败。恰恰相反，在巾帼英雄郑一嫂和胆识过人的张保仔的率领下，海盗接连胜利，实力空前，但也就在此时，海盗内部爆发了严重的分歧。自从受到首领的器重被擢升为总帅以来，张保仔和同样是一旗首领的郭婆带之间就纷争不断，二人出于对郑一嫂的敬重才没有当众翻脸。

    最终，当张保仔被朝廷水师重重包围的时候，郭婆带表现出了对张保仔积聚已久的致命的怨恨。郭婆带拒不执行张保仔发出的驰援命令，甚至对郑一嫂发出的急援张保仔的命令置若罔闻。

    张保仔依靠自己的神勇和运气打破了包围，当他再次见到郭婆带时，再也无法遏制心中的怒火。郭婆带刚开始辩称以自己的兵力无法执行郑一嫂的命令，最后说道：“难道我就必须与张保仔合兵一处吗？”

    “难道你就置我们于不顾吗？”张保仔怒吼道。

    郭婆带答道：“我只是不想只身犯险。”

    张保仔又质问道：“你为何不服从郑一嫂和我的军令？我身陷重围，你按兵不动，恐怕是另有缘由吧？我要杀了你这个小人，以解我心头之恨！”

    张保仔被朝廷水师重重包围之际，曾向郭婆带求救，言辞恳切，形象地说明了利害关系：“近来官军骚扰不断，你我互为唇齿，唇亡则齿寒，你我皆不能独自抗敌，因此，望你率众前来增援，从其后发起攻击，届时我将出营猛击其首，敌军必受首尾夹击，骄狂之敌必遭大败。”

    写完义正词严的求救信后，战斗就打响了。尽管张保仔清楚自己的兵力远不及对方，但还是奋力一战，最终惨遭失败，损失战船十六艘。胜利的一方杀了所有俘虏，或者说杀了三百名海盗。这一事实显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残酷民族的憎恶。

    这是对海盗联盟的致命一击。海盗长期以来一直对抗朝廷，已经对皇权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郑一嫂和张保仔的兵力是郭婆带的五倍之多，由于惧怕张保仔和郑一嫂的报复，在征得手下的支持，得到朝廷赦免并给予所有人优待的条件下，郭婆带投降了朝廷。

    海盗请降书是一个奇特的东西，极具中国特色，在此很有必要穿插一提：

    愚以为，强梁虽逞一时之盛，究其落草，渊源亦不相同，然仍时感官府之仁义。昔日梁山，劫掠州府，仍获招安，封官授爵；瓦岗草莽，对抗朝堂，分庭抗礼，终归顺朝廷，为国之栋梁。诸葛亮七擒孟获，关云长三释曹操；马援不追穷寇，岳飞不斩降卒。古今先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是以四海豪杰，效命归心，天下英雄，远来近悦。今蚁等幸逢盛世，本乃良民，或结交不慎，弃之如莠草；或尽其所能，仍不能安身立命，遂充投逆侣；或因海难而家财尽失；或因负罪，潜身泽国，一言蔽之，原因种种，不能详尽。其始不过三五成群，年与岁驰，人数激增，不止千万，愈出愈奇。非劫击无以延生，不抗师无以保命；此得罪朝廷，摧残商贾，势所必然也。然而别井离乡，谁无家室之慕？随风逐浪，每生萍梗之忧。倘遇官兵巡视，则炮火矢石，魄丧魂飞；若逢河伯行威，则风雨波涛，心惊胆落。东奔西走，时防战舰之迫；露宿风餐，受尽穷洋之苦。斯时也，欲脱身归故里，而乡党不容；欲结伴投诚，而官威莫测。不得不逗留海岛，观望徘徊。嗟乎！罪固当诛，难逃国典，情殊可悯，超生所赖仁人，欣际大人重临东粤，节制南邦，处己如水，爱民若赤，恭承屡出示谕，劝令归降；怜下民获罪之由，道在宽严互用；体上天好生之德，义为剿抚兼施，唯有杀人越货，为维持其生计，不受饥荒之困，实无他法。朝廷律法，难以不逾，奸商当道，骗我钱财，失我土地，失我房屋，使我居无定所，故托命于大海之风浪，不念悲伤，虽知此行必经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狂风暴雨，仍乘风破浪，处处谨慎，时时备战。无论东西，定有经历万险之虑，风餐露宿之备。然自今日始，我等可无此忧虑，断前缘，弃同党，俯首归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皇权浩荡，遍及天涯，世人皆应敬畏。我等所犯皆为死罪，罪责难逃。愿怜下民获罪之由，伏悯虫蚁之余生！

    官府向来表现得令人失望，软弱无能，现在却满怀欣喜地表现出虚情假义的仁慈。官府立即满足郭婆带所有的条件，而且用袁永纶过于夸张的话来说，就是“感到宽宥是天道，是正义凛然治世之道。因此，它把这些海盗从绝路上拉了回来，并赦免了他们以前犯下的滔天之罪”。

    然而，就在郭婆带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番号，他的海盗兄弟还没有归于朝廷管辖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要将这些人全部杀掉，以绝后患。幸亏总督百龄比那些提出这个卑鄙建议的人更可敬、更人道，或者可能更具政治眼光。总督百龄知道，如果采取了这种血腥的背信弃义的建议，其他仍在武装中的海盗将再也不会主动请愿投降。他同样清楚，郭婆带的归顺，会削弱海盗的实力。他认为，既然官府无法用武力来剿灭海盗，就应该信守承诺，把归降于官府的这股力量转化成对付依然执迷不悟的海盗的力量，也就是以盗制盗。于是，本来可能会被统统杀掉的八千多名海盗毫发无损。而海盗的首领郭婆带也被擢升为“把总”，成为朝廷官员。

    郑一嫂和她的爱将张保仔在海岸附近又进行了数月的劫掠，并多次打败朝廷水师，似乎海盗的实力并未受到郭婆带叛变的影响。但郭婆带叛变的事情总是在这帮海盗的头脑中盘旋，挥之不去。最终就连海盗的女首领、维持这个复杂组织的灵魂人物、天不怕地不怕的郑一嫂在看到郭婆带摇身变为官员，并官运亨通的时候，也开始考虑归顺招安的事情了。

    她说：“我强于郭婆带十倍，如我归顺，朝廷定厚待于我。”

    关于她有意归顺的谣言已传至岸上。官府派出一位澳门的大夫周飞鸿————据袁永纶所说，“周飞鸿与海盗有很深的交情，无须他人引荐”————与海盗做前期试探性工作。

    当周飞鸿出现在张保仔的面前时，张保仔断定他是触犯了王法，来此的目的不过是寻求庇护，暂避风头。

    周飞鸿做了一番解释，并向张保仔保证，如能归顺朝廷，朝廷必将善待他们，并向他许下了比郭婆带更多的奖赏和更高的爵位。但如果张保仔继续顽抗，则他们要对付的不仅是所有江河湖海的官府水师，还有郭婆带率领的官兵。

    袁永纶对这部分的记述也十分令人好奇，笔者在此进行了部分引述。

    周飞鸿见到张保仔，说：“保仔吾友，可知我为何至此？”

    张保仔言道：“你定是犯了王法，来我处寻求庇护。”

    周飞鸿：“绝非如此。”

    张保仔：“那你肯定知道我们有意投诚，不知是对是错？”

    周飞鸿：“你又错了，你与郭婆带有何可比？”

    张保仔：“谁敢与他相比？”

    周飞鸿：“我非常清楚郭婆带远不及你，但郭婆带现已归顺，所犯罪行也已既往不咎，且加官进爵，如你能率众归降，朝廷定会依例着办，同样赏赐高官厚禄。你的投诚定会使朝廷大喜过望。望你切勿迟疑，早做决断，率众投诚，我将从旁协助，唯有此，可保你荣华富贵，手下兄弟性命无虞。”

    张保仔伫立良久，一言不发。周飞鸿接着说：“你当抓紧考虑此事，切莫错过良机。由于你二人向来不和，郭婆带还不清楚你投诚之事，郭婆带处处与你作对，打算联合朝廷水师前来剿你，届时谁能帮你？唯有你自己才能力克强敌。如果郭婆带独自率军就能与你抗衡，那他一旦和官军联合，胜算岂不更大？如果郭婆带将你打败，你只能退守他处，而如果广州等地的商船、渔船联合起来将你围困并对你发起攻击，你又将如何应对？即便他们不对你展开攻击，你和手下的生存将何以为继？先下手为强，实乃明智之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到一切发生，只能叹息悔之晚矣。因此，你得当机立断。”

    张保仔迟疑不决，然后和郑一嫂在隔间里商榷了一阵。郑一嫂之前就已全权委托张保仔处理此事。最后张保仔说，他们将于虎门修缮舰船，届时再私下与官府商讨。

    之后，朝廷派出两位衔级较低的官员两次前往海盗大营，向海盗传达了朝廷的赦罪诏书。在郑一嫂的授意下，张保仔设宴款待朝廷官员，总督百龄也亲自登上海盗舰船。海盗船一字排开，绵延数里。

    总督百龄抵达之时，海盗高举旗帜，敲锣打鼓，朝天鸣枪，烟雾升腾，收帆致敬。见此，成千上万争相见证这一重大招安场景的百姓一下子变得高度警觉，总督百龄好像也有退却之意。突然之间，一向令人胆寒的郑一嫂在张保仔和其他三位主将的簇拥下，登上官船，疾步穿过烟雾来到总督百龄面前，抱拳下跪，眼含热泪，向总督百龄叩头，以感谢其宽宏大量和善待之举。接着，郑一嫂一行满意而退，并答应在三天之内献上舰船，并将一应财物造册后献于官府。

    但突然出现的一些大型葡萄牙船和一些官府的战船，又使海盗怀疑官府背信弃义。于是，朝廷官员立即返航，谈判就此中断了几天。

    海盗终于被女首领的勇敢所折服。这位巾帼英雄说道：“总督大人身为一方大员都可只身赴会，我一介女流，前往官府，又有何惧？即便千难万险，我即一力承担，尔等不必因我而造次，我意已决，即日前往广东。”

    张保仔说道：“既然郑一嫂决意前往，我等应商定归期，若逾期未归，我等必集结队伍，兵临广东，弟兄们是否愿意？”

    这时，海盗被他们首领的无畏精神所打动，对郑一嫂的敬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海盗激动地大声说道：“我们都听到您说的了，但咱们最好还是待在海上等候消息，我们不愿让郑一嫂一个人去送死。”这些海盗也阻止郑一嫂离舰而去。

    事情就这样陷入两难境地。正在此时，先前来过的两位官员又冒险来到海盗营中。这些官员争辩道，朝廷并没有背信弃义的打算，并发誓，如果郑一嫂能亲自前往总督署衙，定将受到款待，一切都将步入正轨。

    鉴于此，郑一嫂用歌谣里的词直言不讳地说：“大人说得好，那我还有几位夫人就有劳您一起陪同去往广东了。”于是，郑一嫂和几名海盗头目的家眷无所畏惧地前往广东。一切安排得非常妥当，郑一嫂一行发现自己并没有受骗。海盗的舰船也紧随其后。等到郑一嫂一行回来的时候，每艘船上都载满了酒肉————这些酒肉可能是作为海盗放弃劫掠的补偿————并且每个人还分得一定数量的钱财。有愿意加入官兵者，可以为朝廷出力，追击残余海盗；不愿意加入官兵者，一律遣散回乡。以上就是对名噪一时的红旗营海盗的安抚举措。

    智勇过人的张保仔依例与他的死对头郭婆带一样成了朝廷官员，对不愿投诚的昔日同伙展开围剿。战斗一度非常艰苦，但张保仔捕获了蓝旗营首领乌石二，并迫使人称“东海霸王”的海盗首领向他缴械投降；还驱赶了令人生畏、绰号“蛙食”的海盗首领逃往马尼拉。就这样，短短数月，朝廷就摧毁了名为“海上黄蜂”的海盗团伙。

    笔者已经注意到，袁永纶有意以一种史诗的方式来刻画张保仔的性格特征。在描述张保仔与乌石二的战斗时，他这样写道：

    战斗从7时持续至13时，战船被烧毁十艘，海盗战死无数。乌石二一方弹尽粮绝，无力再战。透过海上烟雾，张保仔洞悉敌情，然后突然登上海盗舰船，大喊道：“张保[11]来也！”话音未落，张保仔手起刀落，斩杀了几名海盗。其余海盗见状伏地求饶。张保仔对乌石二怒言道：“我劝你缴械投降，你从也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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