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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起义军高歌猛进
自从天德从山中幕后走向前台，这位领袖的信众人数就持续增加。于是，天德将这股强大的力量分成若干独立的军团，让起义军分布的范围更加广阔。起义军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退却；起义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突然有消息传开，说天德下令建造一座供奉上帝的神庙。而更可信的事实是，起义军向来是狂热的反对崇拜偶像者，并且将寺院中所有的佛像都砸成了碎片。
一些阴险狡诈、谎话连篇的官员不遗余力地诱导人们相信天德发誓与欧洲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誓将欧洲人及欧洲人开办的工厂赶出广东。但起义军并没有进攻广东，起义军在广东的出现只是为了顺应民心，并且确保在需要的时候从海路撤退。我们确信有很多传教士分布在被天德所占领的清帝国中心省份，但传教士们并未受到起义军丝毫的骚扰。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有些传播福音的牧师在为起义军出谋划策，但天德军队的行为举动时不时会表现出一些欧洲的战略战术特征。
1852年秋，起义军不断地攻城略地，使清朝皇权岌岌可危。富庶美丽的台湾岛上，民众也纷纷揭竿起义。起义军与台湾岛上从未被征服过的部落结盟，这些部落世居岛内，属于土生土长的半开化部落。和大陆一样，台湾岛上的起义军，与清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台湾起义军身着明朝服饰，并要求岛上所有居民一律如此，戴着鲜红的头巾而不是帽子。起义爆发时，被认为是清军名将之首的将领驻扎在台湾，然而，军中的士卒要么向起义军投降，要么溜之大吉。
到1852年秋天为止，起义军接连取得胜利。然而，到了1852年底，天德的军队在攻打潮州和扬州时受到挫败。几乎就在同时，起义军在海上也遭受了惨败。起义军的舰船在追踪一艘清廷水军舰船的时候，派出火船进行攻击。就在攻击过程中，风向突然变化，火船径直朝起义军冲来，天德的精锐战船就这样被大火吞噬了。
在这些接二连三的惨败之后，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他们以突袭的方式拿下湖南一座大城市，将城中所有大型建筑付之一炬，砍掉了十位官员的脑袋，让所有有钱的士绅交出赎金换取性命和房产。这种强制性的捐资为起义军聚敛了大量的钱财。有一户姓林的人家————户主是富甲一方的财主————就捐出了二十万两白银。在清帝国的十八个省份中，每个省都有一些渊源古老的家族，但祖上的荣耀已属过去。家族内的管理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家长制，三四代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服从于一个老迈家长的权威，家中成员的收入和积蓄全部放在一处，于是万贯家财就这样慢慢地积累起来了。
充满神秘色彩的天德和同样神秘的幕僚稳住了阵脚，在广西北部的兴安县建立了自己华丽的宫廷。此处与守备森严的清军城池近在咫尺。向来小心谨慎的徐广缙就在清军城池内安家。而徐广缙想得更多的不是冒险一战，而是维持现状。兴安作为起义军的据点，位置极佳。它能与海南和台湾呼应，又邻近湖南，离长江不远，水路畅通，可直达南京和清帝国的都城。
由于建立联邦帝国的思路越来越明晰，天德也会罕见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同时出现的还有五六位以王相称的首领。这些王都是天德亲自在文告中宣布的，他们看起来对天德的领导权非常认可。
清代的扬州
1852年底，或1853年初，咸丰皇帝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他耗尽国库和自己的私财，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将其派往前线平定叛乱。据说双方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五天，最终以朝廷军队的完败收场。紧随胜利之后，天德和他的诸王召集会议，决定趁着有利的天时向南京进军。同时，起义军又攻陷了数座城池，扩充了大量兵力。留给那些清朝长辫子官员的只有欺上瞒下、胡编乱造了。京城的官方通报宣称起义军以突袭的方式夺取了道州。朝廷军队满腔怒火，决定孤注一掷，并发誓要重新夺回失地并将起义军全部剿灭。清廷的四万名[1]忠勇之士将城池团团围住。清廷勇士们奋勇向前突击，战事异常惨烈，朝廷虎贲斩杀了三千多名起义军，俘获一百多人，但仍无法破城而入。在这场朝廷军队的大捷之后，被困起义军吓得魂飞魄散，从此不敢爬上城墙露面。此外，我们不禁要问，朝廷虎贲们为何不爬上城墙，占领城池？但我们已无法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朝廷将士用一堵高二十英尺、坚不可摧的墙围住了整个城池，仅有一扇门可进出此墙。高墙修成之后，朝廷军队又筑起一道河坝，将河水改道，引入城内，淹死了城内所有起义军。
咸丰皇帝又砍掉了几位在战场上失利的官员的脑袋，但这无济于事，只是因抄没其家产给国库带来一点进项，但这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很快就被挥霍干净了。
“不断地被诓骗、掠夺，这就是清朝政府的宿命。天子成了在自己的国度里被最肆无忌惮地掠夺的人；清朝皇帝的大臣在掠夺他，军队的统帅在掠夺他，封疆大吏在掠夺他；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掠夺，参与掠夺的每一个人无不以私废公，中饱私囊。”
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清军
少不更事的皇帝和群臣能想到的敛财之举无非就是卖官鬻爵，同时颁布法令，规定凡被褫夺官爵之人都可缴纳赎金重获禄位，凡被流放之人也可通过缴纳罚金重返故里。法令最后一款强调概无例外：朝廷法令明确规定，任何官员，无论所犯何罪，都可以钱赎罪。与此同时，朝廷下令发行纸币，“时局维艰，皆因海岸之蛮夷”。
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道：“在这份荒唐愚蠢的公文中，英国仍被视为蛮夷。这位极端盲目的皇帝竟如此冒犯地称呼一个国家，但清朝皇帝会发现，他的政府很快就会向这个国家请求援助与保护！”这位皇帝说在六百多年以前，也就是忽必烈可汗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在使用纸币了。
1853年2月，朝廷认为到了不得不公布实情的时候了，于是发出布告宣称，起义军已呈八方蔓延之势；所有省份都是战火连绵、混乱不堪、暴乱四起、穷困交加。朝廷需要招募更多的士卒开往南京，并下令征收更大规模的赋税。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中，才会了解中国当时的军事资源是多么弱小。在上海这个向欧洲人开放的码头城市只有不到一百名的正规军，而临时兵勇也不到一百名。”而上海的居民人数达到了二十万，这还没有将住在长江上的流动人口计算在内。于是，咸丰皇帝向清帝国极边地区发出驰援中央的命令，将未完全开化的满族及蒙古族部落招入自己麾下。这些世代居住在黑龙江附近的部落似乎并没有响应咸丰皇帝的号召。这些游牧部落在朝廷没有提供军饷的情况下，是不会出兵援助的，而清朝皇帝此时既无银两，也无粮草供给他们。
起义暴乱不断蔓延的同时，海盗劫掠也呈攀升之势。这些靠海吃饭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干着自己的勾当，甚至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官军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在目睹了海盗几次公然的劫掠之后，向一位非常了解中国的英国人询问为什么政府对劫匪放任不管，并说官军的快船和几百名兵勇应该足以制止海盗的劫掠。这位英国人说道：“不，这样做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朝廷官兵和海盗之间显然有着某种默契。让朝廷出兵，百姓就会再遭受一次劫掠。”在海岸边的福建水军因没有追击海盗的船而受到斥责。而福建水军却有自己的说辞：“海上风急浪高，唯亡命海盗冒险出海。职下本应不顾个人生死，击溃盗匪于海上……”
第2节 清廷请求外援
还没有从丢失大量钱财的不快中完全走出来的徐广缙因未能有效遏制起义军而遭贬官。他被革去总督衔，褫夺双眼花翎。1853年1月，就在这一裁决出现在《北京公报》上不久，一则哀告在广东传开————经确认，由于被贬，徐广缙服毒自尽。当了解到这一情况时，那些曾为他忧心忡忡的朋友就得到极大的宽慰了。徐广缙是吞金自尽的。
清帝国的官员对毒物学知识的了解，就如同朝廷的将军对兵书的了解一样透彻。这些达官贵人想要自尽时，便取出一盎司的金叶，滚成圆球，吞下这颗价值不菲的药丸。根据中国学者所说，这些圆球一旦进入肠胃，便会自行展开，附着在内脏上面，就像粘在墙上的纸一样。肠胃就像镀了一层金，停止运转。于是这些不幸的人便会在昏睡几个小时后窒息而死。我们可以将这种自尽的方式推荐给绝望的锡巴里斯人[2]。
带着为军队筹措军费的想法，咸丰皇帝规定所有自愿捐款的人死后都可以享受国家的祭奠。这个权宜之计并不奏效；一些清朝权贵，或具有满族血统的官员无视皇帝的命令，捐款较少。汉族百姓对这种强迫性的制度表现得并不慷慨。关于这种敛财的措施，流传着许多可笑的故事：一位年迈的官员炫耀式地捐出了一万两白银，并号召自己的属下邻里根据自己的财力进行相应的捐款，聚少成多。这不仅在富人中间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且让穷人也可以效仿。钱一点点地聚集到官员那里，但他继续敦促穷人捐款，直至捐款数额从一万两增加到了二万两。然后他假装前往军营。后来，关于那笔钱就再没了下文，毫无疑问，定是被这位官员贪墨了。在一些地方，有人建议可以捐货物以抵现金，将布料做成衣服替代银锭、银币交付给军队。有个人运来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包裹。包裹的外面用绫罗绸缎包得严严实实，但里面包着的却只是一堆一文不值的烂棉花。
清政府在彻底绝望之中向英国和美国政府发出援助请求。起义军的战舰早已出现在长江上，危险已迫在眉睫。英勇的外国军队如果即刻驱驰蒸汽战舰赶往相关水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帮叛国的无业游民彻底清除，重新恢复中国的安宁，最大限度地帮助清政府和百姓。收到援助请求后，英美两国的驻华代表共赴上海；但他们无法提供帮助，也无法介入一场政府当局必输无疑的战争。如果清政府对外宣布英美两国为清政府的外援，他们就会答应清政府的请求，尽外援职责，抗击起义军。
五位王连同天德的军队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精力旺盛，充满勇气。伊万·梅尔奇奥博士为他们画了许多肖像，但我们怀疑是不是根据真人所绘，或者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是不是真正见过他笔下的这些英雄。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所描绘的肖像包括一位中国的阿喀琉斯，还有一位是中国的埃阿斯，等等。伊万·梅尔奇奥博士也描绘出了一些大牧师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位叫车大凯，最近发布的很多告示就是出自他手，据说他就是郭士立联合会的一名成员。郭士立博士曾经翻译过一篇宣言，他认为这篇宣言就出自大牧师冯家昌之手。在这篇宣言中，他号召传教士大力发展加强基督教的影响。在影射孔孟经典并痛斥满人之后，这篇文章继续说道：“我们恭敬地崇拜世间唯一的上帝，为的是能够祈祷上帝护佑中国百姓，我们一切的计划安排、军事行动只有一个目的————推翻清廷暴政。你们满人，既无治世之能臣，又无目光远大之政客；既无英明神武之将军，又无骁勇善战之士卒。你们满人，指使达官显贵、垂垂老朽鼓动吸纳四邻亲朋，强征穷苦百姓为你们看家护院。古时，国家征募兵士、组建军队是为了保护百姓。然而，你们竟然强征百姓从军。你们时常埋怨百姓奉献不足，而只要我们的军队稍有动作，你们总是率先仓皇逃窜，弃百姓于不顾。你们为何不退回祖地？你们难道对新王朝即将出现的种种迹象视而不见吗？我们只要向战场上战无不胜的士兵们振臂一呼，这些勇士即刻就会实现我们的夙愿。当你们发现你们铁壁铜墙的要塞也被摧毁的时候，你们就再也别想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享受太平。到那时，追悔已无济于事了。”
起义军在首次进入湖南时，诸王跪迎天德。紧随其后，便是一场盛宴。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将它称为荷马史诗式的盛宴。为了这场持续了三天三野的盛宴，起义军屠宰了超过一百头小牛和几百头猪。在这场盛宴即将结束时，天德和他神秘的幕僚返回到任何人不得靠近的僻静之所。在这关键的时刻，他们在此做出了决定太平天国联邦帝国命运的决策。
一些据说出自天德之手的宗教歌曲在起义军中广泛传播开来。这些歌曲或者说赞美诗似乎是有意激发将士们的斗志，其中包含有一些基督教的教义，也包含着一些从本质上讲是异教的理念与形象。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有一位英文报纸的主编————我们猜想可能是在中国印刷的英文报纸————宣称他们有一套关于这些歌曲或者赞美诗的集子。据说这些东西唤起了人们对前明最后一位皇后是基督教教徒这一传说的关注，这位皇后在受洗时取名海伦娜。
在所有暴力革命运动中，都有不计其数的用来宣传的小册子和虚构的故事。一份出自东西南北四王之手的文告传播得相当广泛，如果不是某个英国或美国传教士写的，那么这份文件定是由中国的基督教教徒完成的。它开篇便声明诸王接到上帝的指令审判恶人，拯救万民。接着继续写道：
根据《旧约》，上帝，即我们的天父，在六天内创造了天地、山川海洋及人类万物。上帝是万灵之父，虽不可见，但无所不能，全知全能而无所不在。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不知晓他的万能。查询以往的记录，我们发现，从天地初开开始，上帝经常会表示他的不悦。地上的众人，你们怎么会对此一无所知？
第一件事，上帝以连续四十天四十夜降下滂沱大雨的方式表达了他的震怒，这场大雨造成了全世界的洪灾。第二件事，上帝去埃及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表达了不满。第三件事，当救世主耶稣在犹大[3]的国家现身，并为了全人类的救赎而身受苦难时，上帝表达了他的威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上帝再次表达了他的盛怒，派出了一位天国的使者，将可恶的海盗和匪徒全部处死。除此以外，上帝还派出一人掌控帝国，拯救万民。自戊申年，即1848年，上帝被万民之苦所触动，百姓被恶魔之网所困。1847年3月，我皇现身，1847年9月，救世主耶稣以诸多圣迹显示其存在，并通过一连串的战争杀掉了大量对上帝不恭敬的人。这些地狱的恶魔如何与万能的上帝抗衡？
至高无上的上帝怎能不向那些拜恶灵、行恶事、推诿天命之人发出雷霆盛怒呢？啊，地上的万民，为何还不觉醒？你应该庆幸生在一个准你见证上帝光辉荣耀的时代！
因你生在如今之时代，见证天国时代的安宁，此时你应该醒悟奋起。只有顺从天意的人才会受到庇佑，凡违抗之人必将被碎尸万段。
如今满族首领咸丰，其祖为我奴臣，与我汉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更有甚者，他还诱我兄弟姊妹养成满人之习俗，崇拜邪恶之神灵，违逆唯一之真神————上帝。
在诸多类似言辞之后，文告被分发给天德的士兵们，署名三合会。
勇士们，你们当中有许多三合会成员，曾立下血誓，将不遗余力、尽己所能推翻清王朝。有如此郑重的誓约，有谁还会临阵倒戈呢？
目前各省必须要有大量善于决断、富有学识、英勇果敢的英雄之辈。高高地竖起一面大旗，昭示与满人的彻底决裂……崇拜真神，摒弃一切恶灵，成为有正确信仰的人，不再做满人的仆人，如果你希望你在这地上的日子长久，并且希望你死后能够在天国取得幸福，你还会坚持你愚蠢的执念吗？毁灭的日子即将来临，那将会是玉石俱焚，到时你只会手足无措，但届时忏悔，为时已晚！
第3节 起义军占领南京
在另一份文告中，天德被说成是万能上帝的使者，肩负着推翻清王朝的使命。这份文告对每一位能斩获清朝官员首级的士兵都做出了奖赏的承诺。赏金并不高，大约是武将三百六十两白银，文官一百八十两白银。正如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所言，在阿尔卑斯山脉或阿登森林捕狼都要比在中国战场斩杀官员获利更多。
为了确保后方大城市的安全，起义军顺长江而下，接连占领九江、安庆、芜湖。得知这一消息，江苏巡抚集中他所能调动的所有军队开赴南京前线。清军沉浸在不安与惶恐之中，乱作一团。起义军毫不费力地变成了长江上所有商船的主人。甚至在东西南北四王出现在南京时，已经拥有了一艘令人望而生畏的战舰及五万名兵勇。
即使在目前江河日下的状态下，据说南京仍有五十多万名居民。南京是明朝的都城，而天德此时就代表着明王朝。如果他能最终取得成功，南京将再次成为中国的都城。南京城的周长相当于巴黎的三倍；大量的空地变成了花园和稻田，它们都掩映在破败的街道之间。整座城市位于辽阔的大平原上，被纵横的河道分成大小不同的小块。这些河道有的用来航运，有的则用来灌溉。南京是整个帝国土地最肥沃、经济最富庶的地区。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都表示，在全欧洲也找不出如此富饶的地方。博斯平原、伦巴第平原，甚至是佛兰德斯平原都无法与之比拟。一年中有两个季节，整个大地会被成熟的庄稼盖得严严实实。人们不辞劳苦地在田间劳作，生产出谷米菜蔬。这里还生长着淡黄色的棉花，用这种棉花可以生产出一些很有名气的商品，因为出自南京，我们管这些商品叫南京货。这里出产的稻米品质最上乘，并且产量可观。
对一个中国人来讲，只有出自南京或苏州的东西才能称得上秀美、精巧、雅致、考究。我们有些墨守成规，称得上潮流的城市仅有一个，而中国有两个。中国的时尚潮流分成两派，一派以南京为代表，另一派则以苏州为代表。两者中哪一派能稍胜一筹仍未可知。至于北京，政治中心所在，在消遣和品位方面没有任何建树，有的只是无聊倦怠。南京城里到处可见文人学士、歌舞伶人、画家墨客、博古学者、杂耍艺人、名医大家、骚客诗人、青楼名妓，不胜枚举。在这座魅力无限的城市中，有各种学问、艺术和消遣的流派。因为在中国，消遣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4]
南京的城墙围成了一个巨大的环形，没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是很难攻破的。有多处城墙和碉堡都已坍塌毁坏。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告诉我们，他们在此地附近扎营的时候，竟然没有在城墙内发现大量马匹。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因为阿瑟·库宁海姆上校知道我们此刻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我们当时还不了解这块封闭的空地有多么巨大，对它的范围大小还没有概念。这些城墙似乎是最高大、最坚不可摧的，相比它巨大的体量，它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如何攻克这一工事，而这也是我们的将军所确定的主要目标。我们以为城墙后面便是整个城市，而实际上是一座座小山，山上有的地方长着葱绿的树木。正是这些小山的存在，使这个地方有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同时也使我们摆脱了一望无垠的水田所带来的单调乏味。
从长江引出的一渠水形成了一条护城河，将整座城的六分之五围了起来。我们的军队抵达城下的时候，起义军已经在修缮城墙。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各处城墙的高度不尽相同，相差很大，几乎不可能确切地描绘它，但似乎东南角是整个城墙的制高点，我觉得那里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四十英尺。起义军始终无法摆脱这样一个想法，即由于我们是强大的海洋国家，我们理所当然地就会用水来攻击他们的堡垒。起义军就把有运河、沟渠或河流的地方的表面加固起来，而完全忽视了其余的地方。尽管我们在没有沟渠的城东面摆开杀气腾腾的阵势，那里的城墙状况也最差，比起其他地方，修缮得也不够坚固。然而，除了将城门紧闭，在太平门前堆起砂石进行阻挡之外，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抵御我们的进攻。在西面————顺着这一面，有流动的水渠————我们观察到有很多城门，其中一些刚刚开始修建不久。剩下的城门则紧紧关闭，欲将我们拒之门外。”
我们用几发加农炮就轰开了大多数的城门。居住在江南地区的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对我们的军队未做任何抵抗，对天德的军队更是表现得友好亲善，但对清王朝却没有任何的热情与好感。
令南京骄傲的便是驰名中外的瓷塔，即大报恩寺琉璃塔。至于塔体的雕刻工艺与图画描绘更是闻名遐迩。
塔身高达二百六十一英尺，直径约五十六英尺。塔身里外均覆有瓷釉，光彩夺目；所有这些瓷片以一种整齐、精准的排布结合而形成整体，即便近距离观察，仍然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总之，这座世界上最奇特宏伟的建筑带给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强烈的冲击，这与他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看到的建筑是如此不同。置身塔顶，俯瞰到的城中美景让他和他的同僚赞叹不已。整个南京城就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这是一个宏大的城市。南京城的西南部，人口稠密。阿瑟·库宁海姆上校愿意相信神父所说的这座城市中居住着一百万个生灵。整个城墙的长度，如果将满人修建的风格迥异的一部分计算在内，阿瑟·库宁海姆上校猜测有二十一英里长。这是一条很长的防御线，如果利用恰当的话，可以抵御一小部分兵力的攻击。
尽管咸丰皇帝早就料想到起义军对南京的进攻，但起义军占领这座城市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还是让咸丰皇帝深感悲痛和惊愕。在这之前很久，咸丰皇帝就曾公开表示，国家的困境让他日不能安，夜不能寐。咸丰皇帝只能再次请求英美等国利用他们的坚船利炮给予援助，同时发出没有任何效力的诏告————任何人俘获起义军的战船及其他，除了武器，都可据为己有；任何人向起义军战船开火，事后都可获得补偿；任何人杀死起义军首领，都可领受嘉奖。在诏告的最后有一段公文，其中咸丰皇帝建议他的臣民向观音菩萨献祭，以保佑南方各省每年进贡粮米的船可以顺风顺水。
各级官员继续他们编造捷报的老把戏。在官员们向朝廷的奏报中，被斩杀的起义军数量远远超过了包围南京时出现的人数。为了夺回失陷的城池，朝廷军队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起初朝廷军队一败涂地，但一位德高望重的满人将军亲率四千名新兵，跟起义军战斗了整整一天一夜。在此期间，“皇帝英明神武”，士兵奋死杀敌，水米未进；当然，最终胜利站在了他们一边。有一位朝廷大员发出告示，承诺在某日某时取得一场大胜，他甚至在开战之前就已经写好了捷报，就好像仗已经打过了一样。围城的起义军似乎在南京城内到处都有朋友和坚定的拥护者。为了推波助澜，这些拥护者经常到处放火。人们认为南京城里的这些拥护者都是三合会的成员。
在这关键时刻，《北京公报》宣称，起义军五王中的一位被大炮炸死了。咸丰皇帝下令将其尸首剁为肉酱；这位大王的五位随从也同时被俘，最后被挖心而死。清军将还在怦怦跳动的心脏献祭给了那些在战斗中死去的忠勇将士。又有一份通告声称，另一位王也下落不明，任何人都不知其去向；起义军只剩一小撮流寇，很快便会被斩杀殆尽。“他们已是人神共愤，无法逃脱应受的惩罚。”然而，几乎就在同时，咸丰皇帝又发出一份诏告，表示他内心充满忧虑，时常向上天祷告，祈求上天宽恕自己的过失，庇佑他的子民。咸丰皇帝向上苍祈祷的同时又继续向外国求援。咸丰皇帝向能够杀死起义军首领的士兵许以重赏。与此同时，又有更多不幸官员的脑袋被砍，家产被充公。
与之相对，五位王也没有放弃对外发声。其中，有一份文告说道：“我们诚邀每位有识之士迅速行动起来，驱除所有地方之满人，翘首以待我们在南京全新之政权，届时将论功行赏。外族蛮夷须臣服于我，方可往来，并签订贸易声明。至于冥顽不灵之僧人、道士，应全部予以消灭，所有佛寺道观全部予以拆除，其余教派应一理待之。”
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无法理解其中的玄机，也无法对起义军信奉基督教做出判断评价。他说：“最后这份简要的声明究竟出自谁手？他是孔子的信徒，还是郭士立联合会的成员？尚无法给予定论。”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可以想象，如今五王围困南京城和当年特洛伊城被围困同样精彩有趣。可惜，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它的记录。但可以肯定，有一些关于它的记述早就传到英国了。我们所记录的不过就是1853年4月底起义军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南京城，并威胁要拆除作为佛教徒膜拜圣地的大报恩寺琉璃塔。
起义军占领南京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城中各处张贴布告。布告没有以古文形式书写，而是写成了古体诗的样式。布告宣称：“起义军的宏愿是让百姓安居乐业。满人长期以来窃居帝位，如今汉人要重夺皇权。贪官污吏将受到严惩。顺从天意已成天下大势，随着大军荡涤全国，良善之辈再也不会受到伤害与压迫。凡负隅顽抗者必将陷入绝望，因为有我百万忠诚敢死之士，一切抵抗必定灰飞烟灭。”
天德似乎确实为起义军制定了严明的军纪。起义军所到之处，从未遇到百姓的反对抵抗。百姓的私人财产受到尊重与保护。起义军首领十分关注老弱之人，以及那些无力自保之人的安危。据说，只要起义军攻占了某地，都会在第一时间建立妇孺避难所。甚至在有些避难所门前立一块字牌，上面写道：“此处已用于庇护年轻女子，擅入者立斩。”
朝廷官员编造了大量恐怖故事。据这些官员所说，起义军严刑拷打、肆意摧残所有在南京被抓获的满族官员；假借给四百多名满族妇女婚配汉人之名，将这些妇女关押在一座塔下，最终将她们活活烧死。朝廷官员编造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用意显而易见。他们想要通过这些故事来刺激欧洲人及其他外国人，让外国人对节节胜利的起义军产生憎恶与仇恨。这些官员也十分清楚，如果这些外国基督教教徒再持作壁上观的态度，那么清王朝的末日就为时不远了。
清廷再次向英美两国发出援助请求。但其请求并没有受到两国全权大使的关注。然而，一些商船的主人对英美两国政府的建议充耳不闻。一艘隶属于美国商号的破旧鸦片运输船，以每月五千美元的价格受雇于清政府。当这艘破木船在长江上扬起风帆，顺流而下朝南京驶去的时候，一些清朝官员含沙射影地向起义军表示，这是外国居民自愿向朝廷提供的部分援助。这一狡猾的伎俩让起义军的营地陷入一片骚动，对抗外国人的呼声日益高涨。起义军起誓要向背弃中立的外国人复仇。中立显然是外国人在中国唯一的正确决策。不幸的是，一个致命的巧合增加了起义军的恐惧，并让起义军的盛怒有了充足的理由。美国的驻华公使汉弗莱·马沙利，出于一种不合时宜的好奇心，特别想登上蒸汽轮船“色士奎哈拿”号。当这艘巨轮靠近起义军大营的时候，发出了恐怖的怒吼。由于起义军营地的大部分士兵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蒸汽轮船，因此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浓烟从烟囱里冒出。据说起义军原本放过了这位南京前知府，但又将其囚禁。如今他们就将这位南京前知府斩首，并将其头颅绑在一根长杆上，立于城墙之上，以示对外国势力的血腥反抗。汉弗莱·马沙利公使回到岸上，报告说“色士奎哈拿”号涌进了大量河水以致无法抵达南京。后来很快查明“色士奎哈拿”号是由于在靖江附近撞到岩石而搁浅，船员最终只得弃船。
汉弗莱·马沙利
英美两国如今最担心自己离南京最近的港口————上海的工厂遭到起义军的攻击。“但这些工业界的英雄非但没有灰心丧气，反倒为了共同的安全团结在一起，采取一致的措施；并且这些工业界的精英以特有的敏捷，充分利用当前的形势，为自己的工厂将来的安全做好准备。为达此目的，他们将工厂用牢固结实的高墙围住，墙外又挖出深沟；总之，这些精英将自己的工厂置于基督的庇护之下，以防御所有袭击。毫无疑问，这是由一群商人展现给世界的壮丽的奇迹，他们陷于众敌之中，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来保全自己。”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道。
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是位于上海的英国领事馆的传教士兼翻译，志愿前往南京，查探起义军对基督教国家的看法，摸清基督教对天德总部的影响程度。托马斯·泰勒·密迪乐独自动身。他能言善辩、思维敏捷，定不虚此行。众王向他保证，如果外国人能够严格保持中立，不向清廷提供任何援助，起义军将不再对外国人有丝毫搅扰。
在这个版图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人口与法国相当的大省，到处可见人们挥舞着剪刀，剪除发辫。由于朝廷不敢再说什么，于是几乎所有民众都将发辫剪掉。有些人甚至就在官员的眼皮底下欣喜若狂地将自己的发辫剪去，还强制剪去那些出于恐惧而希望保留发辫的人的辫子。难道诸王和天德会被清廷打败吗？如前所述，剃发蓄辫曾是满人以武力强加给汉人的；起初它是汉人臣服于满人的一种象征，但汉人却逐渐喜欢上了这根粗长的发辫，并以此为傲。在满人刚刚征服汉人的时候，有些人宁死也不愿剃发蓄辫，有很多人因此而最终殉道。但如今我们的士兵在和他们的战斗中发现，他们会把辫子作为最重要的东西小心翼翼地保护，最让他们感到恼怒的便是别人随意拨弄他们的发辫了。一个隶属于“十八团”或“皇家爱尔兰”军团的士兵因对发辫的热衷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抓获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人试图灌醉并挟持我方的人。为了惩罚这个人，他剪掉了这个人的辫子，据为己有。不久之后，他在乡下被一群中国人拦住，其中就有那个被他剪去辫子的人。作为报复，他被割掉了两只耳朵。
眼下，辫子成了一种政治象征。只要是有辫子的都被认为是满人，或是满人卑鄙的奴才。要表明自己是爱国者，只能将原来的发辫换成一头浓密的短发。百姓纷纷穿戴上了前明的服饰。
这些情况不只出现在清帝国的某一个地方。在遥远的广东甚至出现了一场因辫子而爆发的战争，而百姓也极力表示对天德、五王及民族事业的支持。这种情绪在广东极其盛行。将领因为阻止为天德运送武器的车队离开，地方官和朝廷军队都被百姓杀害了。
清廷通过发布文告和宣言继续着这场战争，然而，这些东西除了蒙骗边远地区的百姓，再没有任何效力了。当天德的标语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南京城城墙上的时候，《北京公报》以其一贯的华丽风格向全世界保证，清帝国的军队又取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将起义军驱逐出了南京城，并几乎将其斩杀殆尽。清廷的这些说辞只会被天德手下的将士们当作笑谈。朝廷官员先前已经将所谓的“天德”正法，并发布了“天德”的遗言和认罪书。然而，朝廷官员还是下决心再将“天德”“处决”一次，因此，清政府又编写并刊印了一份文告，宣称起义军首领落入朝廷之手，在受尽严刑拷打之后被执剜心之刑处死。朝廷官员诸如此类的做法反反复复，却并不能为其免灾或保其性命。几乎所有执掌过兵权、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朝廷大员，都身陷囹圄被押解回北京，被判以流放或斩首之刑，并抄没其全部家产。这些官员的家人，如前所述，也多受累及，甚至被施以极刑。北京的气氛显得十分阴森忧郁。频繁的杀人令满人都开始厌恶自己，咸丰皇帝许多坚定的追随者纷纷弃他而去。货币和生活必需品也出现了严重短缺，由于货币越来越稀缺，商品价格不断攀升。许多满人家庭，不管是被流放还是没被流放，都离开京城，去往关外寻求暂时的容身避难之所。还有一些人，闭门不出以躲避朝廷眼线的监视，也为了逃脱名目繁多的各种徭役。据说有一次，咸丰皇帝只身一人在宫中待了好几天，身边只有几名太监、嫔妃和侍卫。
对于自从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作品出版以来发生的事件，我们至今仍只有一些不完备的记录。然而，这些集中起来的记录已经足够表明，或者证明天德和他的五王所进行的事业接连取的胜利。起义的进展，更确切地说是对和欧洲开展贸易的港口的攻占进度，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这场运动的兴趣。它让许多欧洲人与这些剪掉辫子的中国人开始直接联系。以前只能在暗地里，或者偷偷摸摸交易的商品，现在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交易了。双方之间的亲密交往总体上产生了积极效果————起义军对于信仰基督教的外国人的看法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记录都支持这一表述：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东方军队；还有就是在天德的政治纲领之中蕴含着大量基督教的拯救元素。一些人认为这一元素是最具主导性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不然，但所有人都认为基督教的拯救元素是的确存在于起义军的政治纲领当中的。有些人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即起义军首领只是从传教士那里随手捡来几个模糊的基督教概念而已。在与起义军短暂的交往之后，这一想法被证明是彻底错误的。一位中国医生告诉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朋友，正是基督教的精神，才会最终推翻清王朝。几名与天德的大臣交往甚密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听到过同样的观点。这些人似乎相当确信起义军在斗争中受到了上帝的指引，在战斗中受到了上帝的帮助；起义军一直在上帝的引导之下；每逢起义军有重大的行动，都会出现来自上帝的指示。这些观点对这帮迅速集结在一起的人来讲非常正常，因为起义军来自全国各地，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包括劫匪和海盗。对起义军的这些观点，我们是绝不会予以认可的。相反，我们更愿意相信信奉和半信奉————因为任何地方的信奉情况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基督教的人数量并不是很多。
第4节 起义军的宗教特征
本杰明·霍布森[5]博士记录了一份香港维多利亚大主教乔治·史密斯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伯德·萨姆纳之间的一次非常有趣的交谈。这次交谈的内容刚刚在伦敦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出版，交于福音外传学会[6]。这两个协会都希望尽可能地将这次谈话对外公开；考虑到这一点，也因为这是来自这个国家的最新信息，我们对此全文引述。
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伯德·萨姆纳
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
香港圣保罗书院
1853年5月23日
亲爱的大主教大人：
在1852年1月28日致阁下的信中，向您汇报了我们圣保罗书院和我们布道团的情况。因此，在信的最后，我向您写了这些话。
中国的政治概况和这一时期我们的国际关系状况，基本特点是动荡不安、充满期待并且大有希望的。这是一个原本值得尊敬的体系正在迅速衰败的王朝————这正是大家所期望的，注定不久即将成为历史。它现今正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或许因为它积淀已久的能量，下一代仍然无法将它撼动，但绝不是因为它自身固有的强大力量。如今这场起义震撼了南方的广西省————离广东省三四百英里的地方。在那里，国家律法几近废止，皇权威严荡然无存。由于所有这些内在的危险和变化，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上帝让我们坚守在这片土地的前沿，或许不久我们就该拥有完备的思想，披着上帝的盔甲，以应对一个全新、重大的紧急状况。
就在十六个月以前，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对在清帝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点措手不及。三四年前在广西省爆发了起义，与之毗连的便是广东省。这次起义和清帝国其他很多地方的起义如出一辙，都是由于腐败和压迫导致的，这也是清帝国如此频繁地暴发此类起义的原因。而且非常明显，在一段时期内，参与起义的都是些目无法纪、欺压弱小的投机分子。在这一过程中，起义的人数不断增加，涉及各行各业；最近，宗教元素又渗入这场运动之中。在最近的几个月，起义军向北进发了几百英里，从起义最初爆发的地方一路高歌猛进。如此迅猛的速度让大多数人惊诧不已。南京，前朝故都，已经落入起义军的手中。靖江，壁垒森严的满族卫戍区，尽管清军在此十分凶猛地抵抗住了英国远征军，而如今这里也落入起义军之手。瓜洲，位于长江对岸，守卫着大运河的入口，也已陷落。继续向北，扬州也向起义军投降献城。
起义军首领公开表明信奉新教，宣称他们是由万能的上帝派来宣扬唯一真神的箴言的，并显示出了打倒各种偶像的坚定决心，还声称起义军向北方的都城北京进发之前，在等待上帝的进一步启示。
我们英国的驻华公使，萨缪尔·乔治·博纳姆近期乘坐英国舰队“赫密士”号蒸汽轮船访问了南京，获得了大量重要的信息。当起义军了解到英国人信仰基督教时，他们极其友好地接待了我们的同胞，向我们的同胞提供了他们自己出版的基督教书籍；表达了起义军在反抗清王朝过程中的愿望、对外国人的欢迎，以及允许外国商人赴内地进行贸易的观念。起义军对我们的同胞提出的唯一的条件就是禁止鸦片输入。“赫密士”号的司令官、E.G.费士班船长、代表团的挚友、译员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搜集了关于起义军首领最重要的信息。起义军首领热情地把宗教作为起义军运动的主要元素，把宗教作为他们谈话的主要话题，还谈论了似乎应该普遍执行的礼仪和道德。
当然，在这些并不完美的人身上，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导致他们变得狂热过度。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以免把新教的使命与一场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的运动过分地等同起来。如果说这场由爱国者发动的运动的目的是驱逐异族篡权者、恢复汉人的政权、为百姓谋求自由；如果说大量的本地基督教教徒的存在为这个运动注入了一种能量和决心，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以往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很少看到的。尽管中国百姓希望外国人不要介入或者不要站在斗争双方的任何一边，然而，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百姓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所给予中国百姓的同情。中国百姓也已从多年的沉睡中苏醒，终会加入文明的、基督教国家的群体。
也许我们认为这些事件很可能会使清政府对外国人做出让步，不再把新教传教士限制在海岸边的几个城市，不再让外国人只能在海岸附近进行短期的旅行。每一位有思想的观察者，都会有这样一种总体印象，那就是这场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些观察者认为所出现的这些事情正在将中国的政治、社会、道德及宗教解放引向一个空前的、绝无仅有的程度与规模。
阁下将预见到这一伟大的目标，正是它让我现在向您致信，望您能坚定地支持这些令我激动不已的责任和抱负。我的愿望和我所祈祷的便是这场危机能够带来某些进步。英国的目光不可能避开中国，中国很快就要成为基督教大家庭中的姊妹了。我们向国家教会求助，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古老的学府，以及众多的神职人员。我们呼吁我们的青年才俊出来帮助我们，请求上帝帮助我们对抗强权。我们呼吁这些青年才俊跟随我们来到这里，并做好准备————无论神的旨意召唤我们去哪里，这些青年才俊都愿意和我们一起前往————在开端并不完美的情况下给予中国人以正确的方向，让基督的光芒越来越亮，直至迎来美好的日子。
一位英国官员————这是一位精通汉语的文职官员————在上海写了下面关于“赫密士”号访问南京和我们的人员在那里受到接待的有趣的总结：
“得知来访者信仰基督教并声称绝不会与清政府站在一边后，起义军十分愉快地接待了他们。接下来的六天，‘赫密士’号停泊在南京。在此期间，船上的人和起义军首领互相进行了多次拜见，成千上万的人走出来一睹这艘大船。从某种意义上说，起义军是基督徒，他们假装受到新的启示，委任他们铲除世间的邪恶，让中国恢复对唯一真神的崇拜。他们称这个唯一真神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称君王为‘天王’或‘王’。他们公开表示出对外国人的友好态度，并且在我们逗留南京期间，极力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宣称他们驻扎南京只是在等待真神的旨意，得到指示后他们会继续向北开拔，进军北京。他们的人数不超过七八千，我们把这部分人称为狂热的中间分子，或者随便我们怎么称呼。但追随他们的人数却多达十五万人。他们占领了南京、镇江、瓜洲及扬州。就在即将离开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们许多书籍，其中有许多是宗教宣传册的翻印本，还有一些是关于日期安排的新式日历、《十诫评注》[7]、《创世记》[8]、他们所获启示的记录、组织军队的条例、初次建立政权时发布的各种法令、各种礼仪礼节、赞美诗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并且非同寻常的组合。他们以最明确的方式表示，相信救世主的赎罪祭[9]是到达天堂的唯一途径。总而言之，它们所呈现出的真伪混杂已经到了一种最令人惊讶的程度。有些人称他们为摩门教[10]教徒，有些人则称他们为清教徒[11]，还有人称他们为狂热宗教徒，各种称呼有一百多种；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对他们没有足够的了解，即便现在是也无法判断他们信奉什么，以及他们要干什么。”
还有一封来自在上海的英国牧师的信。这封信是在他们出访南京的轮船回来不久写的，信中同样记载了以下一些有趣的事情。
“‘赫密士’号于昨日从南京返回，带回了不同寻常的消息，这帮起义军真的是一群基督教教徒！这就是说，他们放弃了偶像崇拜，开始膜拜上帝及耶稣，信奉三位一体[12]！在我面前就有很多他们的书籍，其中一本是《创世记》，还有一本是标注了所有安息日[13]的历书。他们有自己的历书，按他们的历书，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另外一本是《三字箴言》，讲述了这个纯真的信仰的起源及往后的发展。还有一本《十诫评注》，在第七诫的时候，说到严禁吸食鸦片，因为它是违反其他命令的祸源。然而，正如我们所料，这些人的宗教信仰混杂着许多迷信和中国特有的观念。他们似乎有一种在全世界都至高无上的理念。‘太平王’并不是对个人的称谓，而是整个王朝的名称。我们和这些和善的人进行了大量的往来交流。他们对外国人表示出了友好的态度，把外国人称为‘外国同道’。他们也很乐意同外国人开展贸易，但绝不允许鸦片贸易。遗憾的是，船上没有传教士。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的好友E.G.费士班船长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他们宗教的信息。奇怪的一点是，这些起义军和天主教教徒没有任何交往。他们是最强硬的传统信仰的批判者。他们似乎在广东及周边地区学到了基督教的信息，并高度评价了与我同名的人————本杰明·霍布森博士。当然，对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必须予以认真的衡量，尽管他们似乎在竭尽全力地实现自己的宏伟事业。他们在南京和靖江的人数庞大，抵抗他们的只有一些无名鼠辈。我们正处于一个奇特的时代，愿上帝统管并指引这一切不可思议之事。”
本杰明·霍布森博士
在仔细阅览这些记录的时候，每个人都将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起义军首领作为基督教教徒的虔诚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除非他们是有着虔诚信仰的基督徒，否则很难解释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如何与同胞的偏见相抵触的，即把政治运动与基督教的宣扬和传播联系在一起。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这种宗教往往被与受鄙视的外国人联系在一起。我们也不能设想在涉外问题上，有什么比不让外国人吸鸦片烟，并规定完全禁绝违禁药品生意更轻率的做法。目前，鸦片是我们对外输出的主要物品，给我们的英属印度官员每年挣得近三百万英镑的收入。起义军的追随者中可能有不怀好意的人，但上述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起义军首领一直表现出对宗教的真诚和对百姓的宽容。
在阁下面前展示这些新奇之物，是想借此机会，通过阁下，恳请我们教会伟大的传教士团体，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东方，倾听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声音现在要求他们加倍向这个方向努力。中国正处于一场巨变的时刻；这是一场将深刻影响三分之一人类的巨变。愿我们能以上帝之名在这片土地上占有一席之地，让足够多的传教士进入这片土地等待收获。日本现在也可能即将迎来它的受主恩典的日子。美国探险队已经从中国出发前往日本。美国海军准将已向只身在琉球传教的传教士提供了保护。美国远征队收到我的信，并将其带给伯纳德·基恩·贝特海姆博士。我在信中鼓励他为强大的舰队提供临时的翻译。他们现在正准备将基督教国家的旗帜升起在日本海域。在另一个地方，缅甸正在遵循同样的东方专制的普遍规律————在盎格鲁-撒克逊政权面前逐渐消失。尽管英属印度的历任总督都奉行太平洋政策，但英属印度的疆域一直延伸到几乎触及中国西南区域。上帝的箴言也以一种改进的版本传递给了中国百姓，《新约》和《旧约》都由伦敦传教会的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和他的同事完成修订。郭士立博士和其他人的译本已在起义军大营中广泛传播开了。基督教教义及相关书籍长期以来都是由新教传教士传播分发。新教传教士心情沉重而沮丧，游走在广州市郊街道上无精打采的群众中，最终还是有所收获。比起我们并不坚定的信仰和渺茫的希望，还是上帝待我们更加仁慈。这些满怀仁慈的使者进入遥远的内地，证明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无限力量和深远的影响力。在邻近的广西省，他们赋予在现代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一场革命鲜明的特征和强大的推动力。有这样一群人，以他们的信仰来看，甚至可以被称为我们的同胞，他们正在向人口最多的帝国都城进发。他们如果能够取得最终成功，并得到全面悉心的指导，则可能成为基督教最纯粹的传播福音的先驱。然而，一旦被忽视，他们可能会沦为最无知的狂热分子和偶像崇拜者。
令人欣慰的是，一位最年长的新教传教士————上海的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即将访问南京。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是最早的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希望，在这种特殊的紧急情况下，不要实施领事限制来阻止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的行程。我们英国国家教会必须进一步做好充分利用这次危机的准备。我们在上海、宁波、福州的传教士应该设法增加对当地方言和官话的了解。传教士们应该做好准备，利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消边界规定方面的限制这一机会。英国领事官员认为，根据这些限制，他们现在必须与中国官员合作，防止我们进入内地。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来自欧洲的新的人员补充。这些人员必须是身强力壮、富有学识、甘于奉献的年轻人，或者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如果不具备学习一门陌生且复杂的语言的能力，何谈来这里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清帝国所有官员所使用的官话。所有传教士都必须做好准备，以博爱的精神和信仰的力量准备好去往上帝指引的地方。上帝会表明传教士们今后在哪些地方将是最具影响力、最能发挥作用的。教会传教士协会无疑会重新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尽管长期以来这种吸引力有限————它将在这片大有作为之地巩固自己的基础，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我最近拜访过国外福音传播协会在印度的一些教会，我恳请这些姐妹团体重新焕发年轻活力，并将这一壮观的场面展示给中国的百姓。就像我在廷尼维里有幸目睹的一样，来自我们教会两个协会的传教士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在精神和信仰的统一中，为同一个精神王国而奋斗。我为传教士们提供圣保罗书院的设施，提供首次的接待和筹备。这些传教士很快就要前往北方，我也将随他们而去。我不会让传教士们去那些我不愿陪他们去的地方。我们做好了与家人分别、与国内失去联系的准备。我们虽已有妻子儿女，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失去这一切的准备。
目前我们尚无行动，只能做一些计划安排，但我们必须立刻派人来这里，学习这里的语言，为今后的战斗做准备。因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快要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最重要的是，如果英国，尤其是英国的教会，基督的使节，拒绝成为这些东方帝国中十字架的传令官————因为现在有三个帝国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势力面前动荡不安————历史将记录下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就像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它们每个国家都曾享受过在东方海域短暂的霸权和帝国全盛之日，然后又变得无足轻重并最终走向衰败。因此，挥舞着强大的海洋权杖、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的英国，如果不把自己的才能奉献给基督，只打算无耻地自我膨胀和发家致富，只能从高贵的宝座上摔下来，蒙受应得的奇耻大辱。
尊敬的阁下，我的心中思绪万千，感谢您作为我的大主教能够怀着怜悯之心聆听我的倾诉；在这个可能成为英国黄金机会的紧急时刻，通过你向国内教会吹响呼吁的号角。
阁下最顺从的、深情的、心怀感激的仆人
乔治·史密斯
于维多利亚
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本杰明·霍布森博士是不会得出这些结论的，而且对于获得准确的信息，他无疑处于最有利的地位。然而，本杰明·霍布森博士对基督教热忱和他最强烈的愿望可能使他过于轻信、过于乐观。有人写了一封信给英汉报纸编辑，所表达的观点与有着高贵出身的本杰明·霍布森博士有些背道而驰。为了能公正地呈现双方所表达的内容，我们将信的全文引述如下：
起义军的宗教特征————写给《中国邮报》的编辑
编辑先生：
英国皇家汽轮“赫密士”号对南京的访问开启了我们对目前在中国上演的这出气势磅礴的大戏的全新的认识。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对起义军新的投资，似乎是起义军对外国人的同情和支持提出的新的要求。然而，这一情报并不是什么新闻，因为几乎就在起义军起事之初，就已众所周知并明示于天下。起义军的名号为“拜上帝会”，起义军拆除庙观，破坏偶像，由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签发的公告刊登在了《华北先驱周报》[14]上，并于1853年3月31日在《中国邮报》重新刊载。其内容更加明确和完整地阐述了起义军的观点和原则。而“赫密士”号的访问更加证实了所有先前言论的真实性，我们远征队的绅士们受到了起义军兄弟般的欢迎。这一情况使这些描述变得生动逼真，但单凭陈述是无法让大家理解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些想法。在开始说这些想法之前，我觉得您可能会对起义军基督教知识的渊源感兴趣。起义军的领袖洪秀全，被称为“太平王”，他有着非凡的身世并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洪秀全是广东省广州地区花县人。1846年，洪秀全来到广州一个传教士的住处学习基督教教义，在这个传教士的家里住了几个月，在这位传教士的支持下，他每天都背诵《圣经》，接受《圣经》的教导。当洪秀全见到这位传教士的时候，交给了这位传教士一篇文章。在文中，洪秀全陈述他初次注意到基督教教义是接触到了一本名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那是几年以前他正广东参加科考的时候接触到的。小册子中的基督教教义，尤其是世上只有唯一的真神、耶稣是救世主、偶像崇拜是极其愚蠢的、众人都应忏悔的内容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紧接着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去拜访了这位居住在广州的传教士，并受到了这些基督教教义的指导。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已经遗失。在几个月的教义指导之后，洪秀全接受了洗礼，但这位传教士对洪秀全作为洗礼的对象并不十分认同。这位传教士希望得到更明确的证据来表明洪秀全的信仰和悔意。随后洪秀全离开广东前往广西。洪秀全个子不高，但仪表堂堂，举止得体。他对中国文学有一定的造诣，但算不上非凡出众。
洪秀全
1852年9月，一个和洪秀全同姓的年轻人去往香港。他自称是洪秀全的朋友，当然也是忠诚的基督教信徒。这位姓洪的年轻人与一位香港牧师会面，并请求牧师为他洗礼。据我所知，洪姓年轻人的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满足。在洪姓年轻人与这位牧师的交流中，他交给牧师两篇中文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洪秀全信奉基督教的说明，另外一篇则是他自己所做的一些记录，包括他和洪秀全最初如何开始布道和随之而来的迫害，以及1850年他们在广西如何揭竿而起等一系列的事情。
在第一篇文章中，除了前面特别提到的事情，其余所述和洪秀全在1846年和广东那位传教士交谈的内容一样，主要谈了洪秀全从小治学，继而成为才能卓越之人。在洪秀全从广东返回广西之后，就开始了一边从教，一边布道的生活。同时，洪秀全还编撰书籍讲解基督教教义并劝诫世人信奉基督教。随后，洪秀全遭到抵制。再后来，洪秀全显现神迹、预知未来、洞察神示。
在第二篇文章中，洪秀全谈了自己的经历。他说自己是一位教书先生，在参加科考时得到了一本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于是他开始学习基督教教义，并感受到了神示，很快就相信了这些教义，并彻底摒弃了对学堂里孔夫子和家中所有神像的崇拜，同时劝诫家人及亲朋都信奉基督教。结果，有人开始信奉基督教，也有人予以抵制。1846年，洪秀全辞去教职，与其他两人在花县走村串乡地布道，宣讲基督教教义。随后，三人又辗转至广西。在广西，他们的布道宣讲活动要比在广东进展得更加顺利。他们多次在两省之间来回穿梭。只要有百姓信奉基督教的地方，他们就会拆除庙观，砸毁偶像。起初，地方官员没有干扰他们的布道，并认为他们都是良善之辈，其宣讲的教义也是劝人向善。但后来当信众数量激增时，地方官员借镇压叛乱之名，开始对他们加以迫害。最后，洪秀全的那两个朋友————一个姓鲁，另一个姓王————都死于地方官员的残酷迫害。刚开始，他们并无意反抗朝廷；但受地方官员迫害和不公正裁决的刺激，1850年，上万名百姓聚集在了一起，将布道者看作能够保护他们的力量，并依附于布道者。于是，布道者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百姓的领袖，并将百姓组织起来公开宣称要推翻清政府。
我认为这些陈述大体上是真实的。首先，洪秀全的这位朋友的记录与六年前洪秀全亲述的内容相符。再者，他叙述的一些细节与发表在《澳门月报》第二十卷，第198页到第199页的一段译文的叙述相互印证。这段文字也证实了我上封信中所述，关于为数众多的强匪在广西出没的事实。他的这一叙述就对那些强匪转化成起义者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并没有因这些起义军公开承认上帝是唯一真神，并且笃信《圣经》而对他们产生好感，我只能以最深的关切来看待这些情况，因为在这个异教国家的眼里，我们的神圣宗教的性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妥协而形成的。宇宙间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奥秘，不是凡人可以探知的。上帝能制服人的恶和愤怒，以此成就上帝的荣耀及至圣的旨意。救世主耶稣的痛苦和死亡是人类得到拯救的必要条件，但这丝毫不能减轻那些“用邪恶的手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可怕罪行。上帝已经把他的圣言赐给我们做行为判断的标准。在这个标准里面，没有比这更明确的原则了，那就是我们不做坏事，好的事就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不赞同它，也可以因别人赞同而不快。在这一无可辩驳的标准下，我发现起义军的原则和行为几乎没有什么能令我满意的。相反，有许多事情是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的。我无法坐视起义军随意亵渎上帝，以及上帝的圣子救世主耶稣的圣名。起义军是一帮凶恶残忍、破坏基督教传统的强匪。起义军自称是上帝的使者，带着深深的憎恶与懊悔，宣称上帝经常在战场上出乎意料地给予他们帮助。
自称受到上帝的委托，并且受到上帝神奇的帮助……这些说法立刻给起义军盖上了冒名行骗者和宗教狂热分子的印记。所有这些记录都印证了起义军所做的声明、宣言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说法。在起义军的宣言中列举了洪水毁灭世界、以色列人从埃及获救、主耶稣在犹太地道成肉身，这是上帝在俗世中的三大插曲。起义军继续写道：“在后来的时代里，上帝又一次表达了他的愤怒。1837年，伟大的上帝派遣了一位使者，当上帝返回天国时，便委托使者去处死那伙恶魔。上帝又派下天王统领帝国，拯救万民；从1848年到1851年，伟大的上帝对那些被魔鬼缠身、灾祸不断的百姓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与怜悯；1851年3月，尊贵的主和伟大的皇帝出现了，就在同一年，救世主耶稣显明了自己的身份，施展自己的神力，让那些冥顽不灵的恶魔在激烈的战斗中一败涂地。”在“赫密士”号访问南京的记录中，对于起义军如何奇迹般地从永安城脱身一事，起义军说道：“我们的天父降临了，并给我们指明了突围的方向。”关键问题是，183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位使者到底是谁，这一切我们都无从知晓；但第二篇文章确定无疑地指出洪秀全受到了神的委托去推翻清王朝，还说起义军在完成这一神圣任务的过程中有如神助。
起义军读到上帝差遣以色列军队、洪秀全在上帝的帮助下所取得的成就时，激动万分。起义军似乎认为上帝和自己是完全一样的，既然上帝在《圣经》中谴责了所有的偶像和偶像崇拜，那么上帝定是乐见偶像崇拜的庙观被暴力摧毁的。他们带着对上帝的热忱，残忍地杀害了佛教僧侣。起义军的灵魂和行为更像是彼列[15]的帮凶，而非耶稣的信徒。
但也许有些人会指出，起义军严格遵守基督教安息日、晨祷和晚祷，不吸食鸦片，不使用淫秽的语言，以此证明自己不仅是在口头上表示信仰这种宗教，而且在实际行为上和灵魂深处都是真正的基督教信徒，深受“上帝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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