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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我同在”这一信条的影响。
但相比福音内在的恩典和精神，即“地上的平安，和人的善心”“对宿敌的爱心”“忍受迫害的耐心”，这些外在的表现和仪式，又算什么呢？以果寻因，在这一场悲惨灾祸的整个过程中，除了掠夺和苛求、流血和谋杀，还有什么明显的基督教内在特征呢？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对向往和平和不抵抗的百姓，以及朝廷官员和满人最肆意残忍的谋杀。一听到起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了生活在广西东北地区的男女老幼，广东人心中仍然为之一颤。起义军在攻陷武昌、汉阳、汉口时屠杀的人数已无法精确统计。有些文字记载，起义军极其冷酷地亲口表示，在攻陷南京时屠杀了约两万五千人。
如果只是对外在形式的遵守，而没有基督教精神相随，就不能被认为是基督徒。美国摩门教冒名行骗者和宗教狂热分子的历史都显示出了他们基督教的外在形式与仪程，摩门教教徒也自诩对《圣经》十分谙熟与恪守。但约瑟夫·史密斯以亵渎神灵的方式自称他是上帝的先知，并且能感知异象，创造奇迹；摩门教教徒诈骗存款，制造伪钞，四处招摇撞骗，杀人放火，一边宣扬精神伴侣学说，一边又鼓吹一夫多妻制。
如果外国人的任何行为被清政府或人民理解为承认这些叛乱分子是基督教信徒，我将坚决反对。如果起义军被外国人如此认可和对待，我们令人崇拜的救世主就会被继续塑造成堕落的上帝，我们神圣的宗教就会被塑造成堕落的宗教。
从上海来的外国教友派团到南京去，教授起义军一些他们所信奉的教义精神，又有什么好结果吗？教导起义军，耶稣的教义并没有授权耶稣的追随者用武力抵抗迫害。《圣经》并没有命令他们用武力摧毁神像和异教徒的庙观，更没有让他们肆意杀害僧侣。上帝说，“要人归顺，不靠力量，也不靠权力，乃是靠我的精神”；我们战争的武器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弥赛亚的和平统治，得以遍布在这地上，乃是借着天国的福音传给世人，而不是借着喧哗的争战和卷在血泊中的衣服。
您顺从的奴仆
“保守者”
在我们看来，如果维多利亚主教过于乐观，那么这封信的作者就太绝望了。从我们先前所读到的关于起义军的叙述来看，这些起义军并不是“保守者”所描述的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也不是“保守者”所指控的那些滥杀无辜的人。毫无疑问，起义军对清军的武装力量表现得确实非常凶猛和血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起义军的残酷是随着清军而出现或消失的。这封信的作者非常愿意承认起义军对《圣经》有一定的了解，并且承认起义军相信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存在。这是一个巨大的让步，是一个坚实广泛的达成共识的基础。与中国人相处的困难在于唤醒他们心中虔诚的感情。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宗教无动于衷，缺乏热情。儒家不信宗教信仰，不行宗教祭祀，不做宗教崇拜；儒家只是制定了一套百姓道德体系和国家政治形态。儒家的追随者变成了完全的唯物主义者。那些无法认同儒家这种过于直接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转而投向了佛教或其他偶像崇拜的宗教。然而，这些偶像崇拜者对构建一个万众一心的民族总是表现得漫不经心，或者只是强迫自己走上改革和政治重建的道路。为了产生这种效果，一种新的宗教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两位先生更倾向于这种认识————这种新的宗教元素本质上是新教。我们已经看到维多利亚主教说，起义军首领宣称信仰新教。然而，其他人则认为，在这些首领所宣称的基本信仰中，既有天主教教义，也有犹太教教义。我们无法确定这一点[16]，但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经过改革的教会的教义对起义军的影响最大。我们自己的传教士多年来一直忙于翻译、印刷和分发《圣经》、宗教教义和其他表现自己信仰和教义的作品。美国传教士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过于积极。这两个同源宗教国家的许多传教士，在中国旅行了很多次，与大量当地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当然也让其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基督教。这些传教士一定会大声疾呼，反对偶像崇拜的荒谬和罪恶，反对佛教寺庙和宝塔中崇拜的粗俗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满人都是佛教徒，而他们的信仰被大多数有学识的中国人所鄙视，只有一部分中国人随满人共同信仰佛教。天主教教会的一些仪式，特别是在遥远的东方国家所实行的仪式，与佛教徒的仪式极其相似，因此起义者对天主教教会十分反感。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承认，和新教相比，近年来，天主教在中国一直缺乏活力。坚定的拥护者所提出的政治原则似乎是根据英国或英美的精神构想出来的，而不是从天主教的教义中产生的，更不用提美国人对共和制和政治的热情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传教士就是由于热爱自由、厌恶一切专制和暴政而激动不安的。我们重申，如果没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政治改革的渴望，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传播基督教。也许最早参与起义的人————根据“保守者”所断言————当中有一些只不过是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是由于官吏的残酷压迫，加上清政府的无能、暴政，才变成这样的，但不可否认，甚至不可怀疑的是，这些队伍中很快就加入了性格迥异、条件千差万别的各路人马。沿途各省的百姓都对起义军充满同情，从而使他们前往南京的道路变成一条坦途。有几个事实值得特别注意：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在与朝廷的谈判中，得到了一份庄严的声明：英国人、法兰西人、葡萄牙人的宗教活动都将受到保护。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督教的一切形式在目前对外国人开放的五个港口城市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在这些港口中，外国的影响由来已久，并且十分盛行。我们之前从英国首相约翰·罗素那里得到了一份声明：不应残害当地的基督教教徒，因为这种宗教主要是宣扬美德和劝阻邪恶。约翰·罗素首相宣称，他不理解不同基督教国家的宗教仪式之间的区别，但品行端正的中国人决不应该因他们的宗教而受到惩罚。早在1845年，一个名叫罗伯特·福琼的传教士就在上海定居下来，乔装打扮成当地人，从吴淞取道去到内地。上海总督默许了这次探险，最后这位勇敢、认真的传教士安全返回了海岸。这位罗伯特·福琼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跨越清帝国大部分疆域时所带的装备。当时罗伯特·福琼身穿中国人的服装，汉语非常蹩脚。而现在，不少英国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都非常精通汉语，因此他们可以直接与当地人交流，甚至可以用汉语布道。
约翰·罗素
关于“保守者”指出起义军不会是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教徒，因为他们发动战争，制造流血的推论，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从诞生之初，从来没有在短期内改变过一个民族的整体特征。英国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在信奉基督教之后都进行过战争，并且在基督教教义已经灌输给他们很多年之后，在基督教教堂遍布他们国土很多年之后，仍然发动了激烈残酷的战争。紧跟宗教改革的便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很难说新教徒和天主教教徒谁更温和、谁更仁慈。基督精神的传播在欧洲一度发展缓慢。即使在今天，我们还远没有达到精神的充实和纯洁。查看最近的一份年刊，或最新的一份报纸，或近一周的记录，或对欧洲实际情况大致了解一下————战火可能会在欧洲重燃，都会找到证明这一点的充分证据。
我们承认，我们坚定一种信念或希望，那就是纯洁信仰的种子已经播撒在中国的大地上了，尽管尚不完美，但我们已能预见伟大而美好的果实。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人已经觉醒了。他们如今的任何举动都要比长期的昏睡无为强得多。中国人的处境、中国人的政府、中国人的无宗教信仰，都是那么糟糕，几乎任何的改变对他们都肯定是向好的。这场起义至少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些许的活力。
我们将不再去猜测这些棘手的问题。几个月后，也可能是几个星期后，我们就会掌握实情。
第5节 清政府名存实亡
我们从咸丰皇帝自1852年3月底颁布的诏令中搜集了几个事件。
在得知南京沦陷之前，咸丰皇帝就下诏革去陆建瀛的两江总督职务，并将他作为钦差大臣的印章转交给南京满人将军祥厚，由祥厚奉命将其押送到京城接受惩处。两江总督陆建瀛与江西巡抚杨文定向来不和，当南京危急之时，他们不仅不采取统一行动，也不配合祥厚采取有效防御。陆建瀛严令杨文定守城不出，但杨文定还是以保护苏州为借口，将大营迁至地理位置更重要的镇江。而此时，陆建瀛已经抵达南京城内。由于杨文定不服调遣，从而为起义军夺取靖江和安庆提供了便利，而这两个地方是杨文定特别奉命保卫的。祥厚会同其他同僚向朝廷寄出一份奏折，痛斥陆建瀛与杨文定误国误民的不当之举。随后，二人都被剥夺官衔和公职，杨文定仍被留用。此时，朝廷命令杨文定驻守镇江，绝不能再退守苏州。但在杨文定还没有接到这一军令的时候，南京已经失陷。有消息说，陆建瀛已自尽身亡。
在被起义军攻陷的安庆（安徽省省城）、武昌（湖北省省城）及汉阳，各级官员无一例外，要么死于和起义军的战斗，要么自杀成仁，并且全家老幼，主仆、亲眷共同赴死的情况屡见不鲜。咸丰皇帝下令建立庙宇来纪念慷慨就义的官员，并为这些官员的追随者修建附属的神龛。在殉难的省级大员中就有湖北巡抚常大淳、安徽巡抚蒋文庆。九江的伤亡情况还未统计完毕，但江西巡抚言辞激烈地谴责一些官员在被俘时的行为有失身份。在安庆，起义军除了在仓库中发现大量粮米，还在藩库中发现三十万两白银。
湖广总督程矞采被降级留用。起义军攻陷武昌时，程矞采恰巧不在城内，躲过一劫，没有落得像陆建瀛、徐广缙等那样的下场。然而，程矞采的家眷还在武昌城内，他们有可能会命丧黄泉，有可能自此跟程矞采天各一方。程矞采无法得知家眷的任何音讯。
由于程矞采极度悲痛，又无心公事，且在目前状态下对时局毫无作用，尽管有人指责程矞采在国家存亡危难之际私念过重，但新上任的湖北巡抚还是叩请咸丰皇帝准许这位老者告假，希望他能找到家人的踪迹。
清代的安庆
自清朝立国以来的历次动乱中，还没有一个整座城市，更不用说一个省的省城落入起义军之手。因此，1853年2月26日，起义军攻占湖北省省城武昌，使这场运动有了新的特点，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在随后的快速推进中，起义军占领了其他两座省城安庆和南京，这似乎为他们最终的成功提供了一个相当肯定的先兆。
咸丰皇帝穷尽各种办法连一个兵勇都招募不到了，而天德和他的五位王像变戏法似的就能快速地组建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虽然各路起义军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行动，但起义军就像是由南京的一位主帅号令指挥似的，行动非常统一。作为五个开放港口城市之一的厦门，受到攻击并最终陷落。
1853年5月14日，清廷通知英国领事，说大约有三千五百名叛乱分子正在朝我们逼近，并向漳州河上游十二英里外的澄海发起攻击，最终将当地的主要官员斩首。关于起义军下一步的攻击目标，顿时各种谣言四起，但最有可能成为他们下一步进攻目标的是漳州，而不是我们这里，因为他们还是害怕遭到外国舰船的反击。1853年5月15日，在英国领事的要求下，几艘鸦片运输船驶进了港口。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居民，其中一些人把贵重物品送到船上；然而许多人不愿相信起义军会来，甚至有些人怀疑这一地区是否存在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力量，设想着这伙人像他们所说的只是一群毛贼，一伙常年游荡在水上的毛贼而已。1853年5月17日夜，突然有报告说，两千到三千名起义军可能将于深夜抵达。因此，所有店铺都早于平时关张歇业。后来得知，“海丰”号和“海光”号两家商号的主人携家带口，全部离店而逃。
这样一支部队能如此迅速地顺水路而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几乎没有人相信起义军会登陆。同时，据说道台[17]在钦州待了几个星期，他将于夜间亲率一千名兵勇驰援，如果他先到达的话，可能会阻滞起义军进入这座城市。由于这位道台在当地居民中间享有很高声望，所以双方极有可能会达成一个折中方案。当天晚上，整个城市弥漫着不安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无法入眠。直到1853年5月18日4时30分，一切都静悄悄的，但大约就在那个时候，随处可见大批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挂着红旗的船，船上满是人。这些船从四面八方向城市靠近。水军将领在船上装配了很多重物，还配备了杀伤力极低的火炮，但不知是因为风力的关系还是船身倾斜，这些木帆船之间相距很远，因此对起义军的登陆行动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很明显，码头上几乎所有的苦力、船夫、差役和厦门的劳工都归属了起义军，这些人似乎是在迎接首领的到来。起义军的第一批战船很快就占领了海岸。城外的衙门很快就被攻破并遭洗劫，其中还有一两座被放火烧毁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危险的暴力手段只在郊区出现，并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离外国人住所很近的海关衙门遭到破坏，这是外国居民非常关切的。在没有对任何邻近房屋造成丝毫伤害的情况下，海关收款处被洗劫的一系列方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洗劫行为显然是由层级最低的兵勇进行的，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和火绳枪，让人一看外表就确定他们是一伙刚被释放的愤怒的暴徒，目的就是要摧毁整个城镇；但这伙兵勇小心谨慎，并没有对私人住宅造成任何破坏，这表明起义军的组织有着最有效的管控体系。
道台并没有如期而至，尽管城里还在坚持抵抗，但当地人似乎清楚他们迟早会臣服于起义军；而且好像在此之前就有许多人自发地迁入这个城镇。城防部队几乎都加入了起义军，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打开大门，迎接起义军。慢条斯理、稀稀拉拉的交火一直持续到中午，突然安静了下来。疲劳和饥饿给了战斗双方短暂休息的正当理由。一两个小时以后，城防部队向起义军敞开了城门，未做抵抗地放起义军入城，并加入起义军的队伍当中。这时，城中的官员陷入了彻底的无助，但似乎没有人想抓住这些官员。四面城门失守，但起义军只从三面城门进入，第四面城门被故意留下，以方便任何人逃跑————这是所有人都享有的特权。就在此时，那位水军将领，带着大多数的帆船撤退到了附近的海岛上，再没露面。几艘落在后面的帆船被起义军烧成了灰烬。起义军从陆地上蜂拥而至，同时又有大量的当地百姓不断加入。所有的人都被武装了起来，每一队人马都挥舞着旗帜。在得知起义军占领了要塞后不久，一伙外国人前往那里，看看事情将如何进展。准许进城后，这些外国人又被允许随意参观不同的公共建筑。起义军进城以后，他们的首领答应派一个卫兵去保护外国人住所免遭劫掠，因为起义军首领担心外国人晚上会不安全。城墙内外的所有街道上都是起义军士兵，但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受到威胁的迹象。
地方政府被从这个地方驱逐出去，而在此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我们估计死亡人数还不到十人，少数受伤的人似乎也只是遭受了意外的火药爆炸伤害。
下面是一份由起义军首领洪秀全在攻陷这座城池之前签发的针对商贾的布告。
中华大明王朝洪大元帅特此布告，现整肃军纪是为确保商业之繁荣昌盛，百姓之安居乐业。
宇宙天地之运行皆从于自然之道，清廷倦怠之态久矣，已至其极，祸凶不断，唯拨乱反正，方可重获安定。
天地之理如此，治国之道亦如此。清朝立国至今，凡二百余载，贪官污吏横行当道，百姓倍受残酷压迫，现其气数已尽，唯苟延残喘于天地。
今本元帅，承天命，领义军，救万民于水火，解生灵于倒悬。
凡我士卒，虽攻城略地，皆不可占商贾百姓之财，皆不可轻薄妇女之色；所经之地，必秋毫无犯。凡有违此令者，必受军法严惩，立斩不赦。
尔等商民，皆应安稳操业度日，无须惊慌。
布告全文如此，本帅决心强力推行，望尔等恭谨顺服，不可滋事。
癸丑年四月初十日
后来，我们得知有几个暴民在进行抢劫时被当场抓获，即被斩首。
所有这些绝不是“保守者”对天德军队的认可。这些叙述是由一位目击者写的，并首次发表在一篇英汉报纸上。我们看到了一些私人信函，这些信函证明了那些叙述的真实性。在信中，他们宣称，在类似的情况下，任何军队都不会像起义军在占领厦门时那样，对外国人表现出如此的尊敬与善意。起义军的好奇心使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一个英国传教士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一位起义军头目拦住他的士兵，让士兵放下火绳枪，然后亲自把这两个传教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位从事传教工作的英国女士————她的任务是让儿童和年轻的中国妇女信奉基督教并接受教育————也得到了保护。起义军在她的住所周围派了一名警卫，确保这位英国女传教士不受任何伤害或干扰。起义军绝不允许对住在厦门的外国基督教居民造成任何伤害，也绝不允许对外国人的财产有任何破坏。
我们还有更多相关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对满人，起义军或者叫爱国者在针对朝廷军队的战斗节节胜利的时刻仍能保持清醒而不偏激，在其他战斗中同样能保持不可阻挡的势头。
约瑟夫·加贝和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两位传教士目睹了鸦片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从那时起，他们确信清帝国很快将分崩离析。清政府在与我们斗争中的一次次失败，彻底摧毁了清政府所有的尊严。在这两位传教士看来，卖官鬻爵，财政收入不足，官吏们普遍吸食他们奉命禁止和销毁的鸦片，到处充斥着极端的腐败和彻底的混乱，这一切似乎都与稳定有效的政府格格不入。除此之外，两位传教士在每个地区都看到了骚动和叛乱，甚至在蒙古部落之间也出现了争斗。传教士们所到之处，都有秘密组织在活动。两位传教士经常听到人们谈论明朝皇室的后裔，说他们仍然存在，而且一定会重新现身并重夺帝位。“在皇权中断了两百年之后，其正统性的影响还是如此强大。”[18]
清廷军队在欧洲人舰船的协助下，向兵家必争的靖江发起了攻击，但未能成功占领。清廷向外国购进三艘战船：“阿格尼斯”号、“羚羊”号和“德万”号。很明显，英国人和美国人违反了他们与起义军的协定，违背了英美两国应尽的中立义务。英美士兵登上舰船，向天德的军队开火，但他们最终还是灰头土脸地失败了，并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这是英美两国应得的下场。英美两国的幸存者终于顺服本国与起义军之间的协定了。这些人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肮脏利益参与作战，这破坏了两国之前严守中立的协定。起义军重创了他们的舰船，迫使他们退出战斗。在整个战斗中，朝廷的六千多名士兵只是在一旁观望，而没有对岸上的要塞发起攻击。
查尔斯·泰勒博士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在战斗结束后探访了起义军的大营，他发现起义军并没有受到敌方炮火的破坏。有人认为这次无功而返的进攻预兆了清帝国覆灭的命运，因为清军已彻底灰心丧气，再也无法面对自己的敌人了。不幸的咸丰皇帝已经沦落到必须向各省发出求援信的地步了，咸丰皇帝公开声明，社稷已到了存亡之秋，自己已回天乏术。此时，台湾岛也爆发了起义，清帝国基本上处于难以恢复的无政府状态。人们普遍认为，朝廷会尽其所能与起义军达成最佳协议，并且皇帝会很快退位。然而，能否达成这一协议仍充满变数，因为起义军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消灭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满人；起义军会将这一残酷的政策贯彻到底————毫不留情。
起义军对外国人表现出了极其友好的态度，允许外国人自由行动。各国驻华领事和清政府通常试图阻止欧洲人前往起义军营地，但收效甚微。还有一些个别现象，即有些游历者受到了不法之徒的粗暴对待，却得到了起义军的及时救助，并得到了起义军的悉心照料和应有的尊重。有不少传教士都拜访了起义军大营，并目睹了起义军半犹太、半基督的宗教仪式。比起《新约》，起义军更信奉《旧约》，并把安息日定在星期六。
起义军的总部设在南京靖江，位于长江北岸。起义军攻占了位于南京以西的太平。而另一座城池延平也已落入起义军之手。此外，各种迹象表明福州有破城之虞，但清军守城将士表示誓与起义军拼死一战，直至起义军出现在他们面前，将所俘清军将士斩杀之时，清朝官兵才明白没有谨慎的勇敢只能叫匹夫之勇。清军仍然固守着漳州，但起义军一路未遇抵抗直取厦门。广东此时仍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最近有情报显示，起义军一部正在向广东进发。据推测，这次军事行动将中断这一地区的茶叶贸易。然而，我们却不受这次军事行动的影响，因为起义军首领表示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自由贸易。起义军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将茶叶换成银两。清帝国的茶农主要是汉人而非满人。我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长时间的中断。就在我们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十有八九，天德和他的诸王已经抵达北京。满人一旦失去都城，将在关内无立足之地。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罗伯特·福琼先生、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以及所有在中国游历并撰写文章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即清王朝一旦失去北京，将彻底覆灭。满人和土耳其人很相似，有预言暗示他们只会在有限的时间内统治被他们所征服的对象。而此刻，他们的统治大限已经来临。刊登在《北京公报》上的敕令和追悼文章充分证实了清王朝的衰败之态，而这一点也得到了来自北京的私人信函的印证。一位内阁大臣在奏章中提到，在先前这些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了超过两千万两白银；而我们清楚，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清朝国库还没有从给英国的赔偿所造成的资金流失中恢复元气。
清政府被迫使用在市面上一文不值的纸币支付这一开销，这些纸币充分表明了国库的极度空虚。由于纸币的发行，大约一百家私人票号在一天之内关张，这些票号的银票成了市面上的流通货币。这使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陷入了不安与痛苦。由于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底层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北京的居民[19]的粮食供给主要依靠长江流域和北方黄河流域的富庶之地，以及南方的杭州湾等地。每年三月、四月、五月，这些地方就将上年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送至京城。近两三年，部分粮食通过海上进行运送；仅1852年，就有一千多艘船从上海港出海发往京城。
1853年，南方各省再没有通过运河向北方运送过一粒粮食。就在一个月以前，两百多艘船载着从上述地区征来的粮食从上海港向北出发。这些粮食还不到北京居民整个需求量的十五分之一。北京的粮价已攀升至上月的三倍，一位高官在奏章中向朝廷建议由当地政府在台湾岛内购买粮食。台湾岛几乎是粮食的最后也是唯一来源。对此，他认为，随着南方季风的到来，粮食可能会及时运达，以免除人们所担心的灾难。然而，人们极其怀疑福建、台湾是否有财力、能力及意愿来执行这样的事务。我们之前已经注意到了清朝国库处于严重亏空的状态。从朝廷诏书上看，这似乎正在迫使清政府采取完全自杀式的措施来挽回局面。前军机大臣赛上阿、钦差大臣徐广缙的所有家产一律被充公，他们在京城的子嗣、门生故吏，之前就已被贬官并收监，以防他们从中扣留部分财产————由于这两位官员已成阶下囚并被押解回京，赛上阿已经被审讯定罪，因办事不力而被判处极刑，所有这些诉讼程序并无异常。而战死南京的陆建瀛的财产及家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一个军官战死沙场，一直被认为是可以消除他的一切过失的。按照惯例，应给予死者褒奖，并抚恤他的家人。而现在，身死而未能得胜也会受到惩罚，并且与以前玩忽职守的官员是同样的下场。除上述官员财产的处理情况外，朝廷还强行向一些资财丰盛的家族借贷，这就相当于部分没收了这些家族的财产。这一举措引发了有影响力的阶层的极度不满，同时也将私人手中的铜币驱逐出了财富的行列。以上详尽的证据表明，清政府国库已到了极度空虚的境地。我们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表明：第一，南京、扬州和镇江附近的清军必须依靠藩库来维持生计，而这些藩库现今也几近枯竭；第二，清政府根本没有从长城以外派遣满人增援军队的手段，故面对清军，可能不得不孤军奋战。正如我们在某些地方看到的，蒙古部落的一些首领曾提出要自行筹措钱粮进入关内增援，也正如我们所说，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咸丰皇帝为什么拒绝了这个提议。这种想法只可能来自一些世袭的蒙古王公。这一点没有人比清廷更清楚。清朝从未忘记这些蒙古王公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在此之前蒙古王公也是统治者，他们不仅仅统治着中国，而且统治着整个亚洲和欧洲东部。他们一直是清王朝忧心忡忡的防范对象。这些蒙古王公和他们的追随者在马鞍上长大，习惯了贫瘠地区游牧的艰苦生活。如果现在把蒙古王公引进中原，他们可能在黄河以北的这一地区，替清王朝对抗在南方所建立的王朝，但这些蒙古王公同样有可能把黄河以北的这一地区为他们自己保留下来，而绝不是为了清王朝。至于黄河以南低洼的运河横贯的地区，对这些骑兵来说，坐船一定是件新奇的事情。蒙古骑兵可能很难应对起义军，因为起义军士兵从小就在内河来往穿行，并且现在对战争的艰险也已十分适应。
在厦门陷落以后，发生了一些零星的战斗，并有传言称将有朝廷主力军队要杀回来。还有一些人经常自信满满地指出朝廷军队回来的具体时日，但几个月过去了，也没见到朝廷军队露面。众所周知，道台所召集的部队，在他率领去往厦门的时候，遭到了起义军的突然袭击，已经撤退到戒备森严的钦州，等待有利的行动时机。另外，得到福州动乱的消息后，道台就派来了军队，并由一位高级官员指挥。1853年6月18日，城里有谣言称一万多名朝廷勇士已经登岛[20]。于是起义军加强了他们的前哨，开始提高警惕。然而，就在那时，已查明只有道台率领着三千人从大陆抵达登岸地点；大约有同样数目的人，在按察使或盐运使的指挥下，正从漳州一路南下，意图重重包围起义军占领的厦门。此外，当所有人都准备好同时对厦门采取行动时，水军将领和金门守将调来一支舰队，准备与陆地上的军队协同作战。此时，双方力量旗鼓相当，但人们认为，决定行动成败的不是交战，而应该在起义军的哨所周围划一道防线，以此设法拦截他们的补给，使他们屈服。直至一切安排就绪，道台便在刘武汀安营扎寨了。
此外，有消息在当地人之间广泛流传，说“博格”号的将领派出了十八或二十艘船赶往此处。另外，起义军也向台湾海峡的中国人发出了援助请求。虽然前一份报告看来可信度不高，但最近有人看到一队广州政府的船。其中，许多是大型船，停泊在南澳，人们认为它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或者至少其中一些船的目的地是一致的。据了解，这些船中的一部分是开往福州或上海的。在汕头观察到六艘装备精良的起义军船，据说是要去攻击潮州府的，但它们属于哪一支起义军就不得而知了。
有谣言说，离福州不远的茶区眼下会发生更严重的骚乱。台湾岛仍然处于动乱状态，据说，岛内的土著百姓在不遗余力、大张旗鼓地驱逐汉人，台湾将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起义军显然有能力把咸丰皇帝和他的八旗子民困死、饿死在北京。在这座人口众多的京城中，据说仅八旗兵勇就有十万之众。所有的有钱人都在忙着藏匿自己的金银珠宝，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希望天德能来改变目前这种恐怖的局面。两个月以来，整个京城似乎陷入了一片哀悼之中，外面街道上所有的人都身穿白袍。人们试图在宫墙外组织一场规模宏大的集会，而这场集会似乎被一场血腥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所镇压了。男女老幼、忙碌的参与者、安静的旁观者一律被八旗兵勇屠杀。宫门附近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标语，内容简单明了：“这是最后一蹦跶，下个月让你回老家！”
第6节 外国传教士探访起义军大营
在我们的翻译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首次拜访起义军大营的时候，并未受到起义军的礼遇。带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去营地的那个人受到了训斥。后来，在被问到英国人是否膜拜上帝时，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回答说英国人笃信上帝已有一千多年的时间，这才被起义军以兄弟相称。起义军向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表示出了真诚的善意。起义军并没有向我们寻求援助，但起义军坚持认为，英国人也不应该对清政府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起义军对自己最终取得胜利充满了信心，坚信自己受到了上天的激励与眷顾。
查尔斯·泰勒博士是医务传教士，他曾被委派去拜访镇江的起义军，受到了起义军中一位姓罗的头领的热情款待。这位头领通过查尔斯·泰勒向上海的外国居民带去了一封书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罗大纲，太平天国殿左五检点，受天命协理天国，将以下信息传达于英国同道。1853年6月5日，贵国一位名叫查尔斯·泰勒的兄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书籍，这些书都已收到。既然上面提到的这个人是上帝的崇拜者，那么他就是我们的兄弟。查尔斯·泰勒博士带来的书与我们自己的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遵循的应该是同一种信仰。
然而，此前贵国的“赫密士”号到此访问的时候，后面就尾随了一艘隶属于清廷的船；这次贵国再次派出舰船来到我们这里，清政府的船又一次紧跟着你们。考虑到贵国向来以诚实忠信著称，对此，同是兄弟的我们并未对你们产生任何怀疑。
目前，我们尽占天时、地利、人和，正是我们重振华夏、驱除鞑虏之时。我们认为，先生们，你们对眼下事态发展的种种迹象都已洞察，所以我们不必详述这个问题。然而，就我们而言，虽然我们并不禁止商业交往，但我们观察到，由于双方现在都在进行战争，给来往交通带来了极大不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最好再等几个月，等我们彻底推翻了清政府，那时，也许贵国的臣民就可以来去自由，而不会再陷入这些满人的诡计。按照你们的想法，这样不是更好吗？我们借此机会给你们发出这封书信，希望你们明察，并祝你们好运相伴。我们也寄了一些自己的书给你们，请大家传阅。
这段记录显得非常有趣：起义军并没有鼓励外国向他们提供帮助，却很清楚地表明，“赫密士”号向起义军的营地发射了炮弹。在起义军看来，这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似乎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即使是和平的访问者也会被告知，眼下对起义军的关注是不方便的，也是十分危险的。我们认为，查尔斯·泰勒博士的目的是继续前往南京，但因这一行程的必经之地镇江遭到袭击，他与南京的联系因此被中断，被迫返回上海。
查尔斯·泰勒博士所观察到的一切证实了W.C.特尔恩牧师和其他人已经暗示过的一个情况，即起义军把星期六定为他们的安息日。卡彭特先生，一个在上海的美国第七日浸信会[21]教徒，打算前往起义军的营地与他们结兄弟之谊，但当卡彭特先生的船开到吴淞口时，船夫不肯再往前走。无奈之下，卡彭特先生只好返回。一些英国臣民也跃跃欲试，想与起义军取得联系。两名身着中国人服装的伦敦传教会成员————威廉·穆尔黑德先生和亚历山大·怀利[22]先生，一直深入四川，在那里，他们被人识破，遭到了暴民的追赶，慌乱中丢了假辫子，但最终还是被当地官员营救了下来，并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与关切。道台曾对查尔斯·泰勒博士和卡彭特先生表示过不满与抱怨，但他并没有阻止英国臣民雷诺兹和理查兹两位先生对起义军的商业访问，尽管道台有能力迫使两位英国人返回，但不确定他们已经行进了多远，并且对他们此行能够取得成功也并不看好。
然而，这些尝试，无论在精神上是多么值得称赞，也无论是多么谨慎小心，显然都是违反规定的。因此，清廷有权抱怨。事实上，我们觉得，即便我们与起义军过从甚密，即便清廷要求外国人遵守他们的规定，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处理。
根据查尔斯·泰勒博士所说，武器和军纪与起义军成功的决心和信心并无必然关联。但镇江的起义军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都讳莫如深，只字不提。有人问及他们是要攻占上海，还是要向北推进时，他们的回答是“必须等待天父的指示。”我们认为，起义军是在等首领洪秀全的指示。就在查尔斯·泰勒博士访问行程结束之后不久，起义军方面派了一位使者来到上海，带来一封书信。这封信是起义军首领写给他们的老熟人————尊敬的伊卡博德·罗伯茨的。几位传教士，还有几个英美人士与这位使者进行了多次交谈。这位使者证实了先前人们关于起义军发端于三合会的观点，并说起义军的领袖就是那个秘密组织公认的首脑。并且，三合会的旗帜现在已经被弃置不用，取而代之的是明黄色的新旗帜。这位使者非常熟悉这些流传于南京的宗教书籍。外国人对这些书籍非常感兴趣。但这位使者似乎并没有受到“知行合一的基督精神”的深层次影响。这一点通过起义军的著作和使者一系列的行为举止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
根据起义军首领的言行可以看出，起义军宗教信仰的实质不过如此。凡全心从事自己事业的，必享极乐；凡拥护清朝皇帝的，必遭天谴。再有，这位使者对起义军做出如下估算：信教的兄弟姊妹就有四千到五千人，将士为三万到四万人，仅在南京及周边地区，男女老幼信众就达十万之众。起义军缴获颇丰，钱粮充盈，因此会有大量百姓加入起义军的阵营。他说，起义军的目的就是在南京休整，等到部队扩充到九万人，起义军会将其中的六万人留下来固守南京，其余三万人继续北伐，进军北京。
我们从一家当地报纸《华北先驱周报》获悉了我们的驻华公使萨缪尔·乔治·博纳姆和南京起义军的首领们谈话的内容。我们的代表受到了非常礼貌的接待，起义军首领非常恭敬地告知我们，清政府必须让位给明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在同一份报纸上，我们的代表发表了一份公告，其中包含许多实质性内容。这些公告在许多城镇的城墙上随处可见。这份公告重申了萨缪尔·乔治·博纳姆的头衔和职能，然后继续这样写道：
昨日[23]，我抵达南京，宣布了上述情况，将翻译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送上了岸，并安排了我与天德，或者他手下诸王会面的时间。随后，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回到船上，说他与北王殿下及丞相进行了会面。今日[24]中午时分，天德委派的官员应该登船来护送我前往天德的皇宫，与天德会晤；但现在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两三个小时了，天德派出的人还没有露面。由于我俗务缠身，不能在此停留太久，因此我觉得最好让天德提前了解一下我想和他讨论的一些问题。
英国政府与中国————主要是广东————的商业贸易由来已久，已逾两百年。十年前，根据新的条约[25]，贸易额持续增长，根据条约规定，英国人可在开放港口自行建造房屋，携家人共同居住，开展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商业活动。此事一直进展顺利，直至近来形势动荡。在五个商贸开放口岸城市，英国均建立了领事馆机构，以监管英国民众的一切事务。我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委派，出任香港总督，并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总管五处通商口岸的商贸事务。英国民众所有与中方官员的交流往来必须经我组织安排。
近十年来，贸易如常，并无明显变化。然而，近来听闻汉人与满人交恶，纷争不断。又得知天德及麾下五王业已占领南京，另有传闻种种，五花八门，盛传起义军已夺取清王朝大半江山。清政府已发布文告，表示已向欧洲列强租借大量蒸汽战船，向起义军控制的江面驶来。然而，据查，上述文告所说为清政府编造的谎言。英国人每到一处，便定居生活，并在当地开展贸易，至今已成为英国民众的习俗传统。如果没有武装保护，我们就无法安全地从新加坡、马来亚撤离。不过我们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所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得到和平与安宁。眼下，阁下与清政府处于交战状态，英国不希望介入其中，袒护任何一方，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但百姓可根据私人合同进行买卖。我们英国民众在上海等地建造了大量教堂及商铺。我们这些性情直率的英国民众的频繁出现显然会引发当地百姓极大的不安与骚动。
第7节 郭士立对起义军的影响
天德的公告和宣言虽然篇幅较短，但要比北京或其他朝廷大营发布的更加绝妙，更令人激奋，整体上胜出一筹。一方的宣言内容真挚，充满真诚；相比之下，另一方的则满是一眼便能看穿的假仁假义。
我们不免要怀疑，天德一方宣言的有些内容出自我们的传教士，或者说一些人从旁指导了宣言的写作。根据我们观察到的译文进行判断，文章有一种我们更熟悉的欧陆风格而不是东方文章的神韵。将近十五年以前，一位长期居住在中国和新加坡的绅士对我们说：“等着瞧吧，不管中国人是否反对，英美传教士都将参与到中国人的政治改革和宗教改革之中，郭士立学会、华人联合会将成为强大杠杆的支点。此时此刻，虽然郭士立博士很少被人注意，也很少被提起，但其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手捧郭士立博士的著作；我也亲耳听到男女老幼都以一种尊崇敬畏的态度提及郭士立博士的大名，仿佛这是一个充满了超自然能力的人。郭士立博士也许没有向他的门徒宣扬反叛或暴动，但不久之后就爆发了起义。我所了解的信徒对宗教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但这些信徒却有着透彻的政治解放的理念。对于这些政治理念，这些信徒在欧洲人和美国人面前从不掩饰。思想的发酵剂已经投入，不管以何种方式，有何种目的，中国现在正在酝酿一场伟大的变革。
近来又有一位广东居民向我们提供报告说，他读了郭士立学会撰写的宗教书籍的中文译本，他相信起义军实际上是宗教改革者。起初，这一表述被认为是对神灵的亵渎，但这仅仅表达的是中国人精神层面的一种关系，这种对于教义的错误理解源于中国人强烈的热情。这也使中国人违背了传教士对他们的训诫。
如果有更多的欧洲人精通中国人的语言，那就能知道中国人到底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写错一个字就可能使整篇文章词不达意。对于大多数东方民族，都有一个无法摆脱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没有清楚无误的公私文书的统一书写形式或是印刷体。根据同一渠道获悉，起义军宣称自己是一种犹太基督教，反复说教着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但起义军的戒律大部分并不源于《新约》，而是来自《旧约》。在很多情况下，起义军也采取过灭绝政策，起义军的历史中也存在着血腥的篇章。起义军行事的原则就是这样，任何不按照他们的信仰办事的人，必须要从神的地盘上除灭。除非所有人遵从起义军的教义，承认天德的至高无上，否则起义军就会最大限度地执行“无论男女老少，都不可住在这地上”的政策。毫无疑问，无论起义军的信条是什么，不管是篡改版的，还是混合版的，起义军都对它趋之若鹜。在清帝国的心脏地带有这样一群狂热分子————其中一部分人的信条就是战死沙场————而清政府已经奄奄一息，起义几乎在整个帝国已成燎原之势，清帝国即将走向灭亡。我们同意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在从广州寄出的私人信件中所说的：“最终结果有待时间决定；然而，这些半基督教起义军的上层人物虽然穷困，但他们意志坚定，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最终会战胜对手，夺取政权。无论起义军能否成功，但在这场起义的影响下，我们发现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必然会影响欧洲对华贸易的方方面面。事情不能一直就这样下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旷日持久的内战是非常可怕的。这场内战夺走了现有政府为我们提供的庇护，而另一方却无法提供相应的庇护。起义军、叛乱分子或爱国者————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像一位智者，在战斗结束之前，不会决定他们的称谓————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会成功地推翻各地的清政府组织，当然，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建立新的秩序和一整套的管理体系，然后是商业体系，涉及外国居民的处理原则等，一项一项地进行。我们不能指望商人对这场不同寻常的斗争所涉及的重大问题产生什么兴趣，而这场殊死之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会是影响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命运的重大问题。”
我们注意到最近有大量的书籍和信函都在以强烈的措辞传达这样一个信念：再没有任何一个曾经建立过的王朝像现在这样前途堪忧。有一封从中国寄出的私人信函中这样写道：
如果让清朝继续统治中国，中国将永远不复存在。这与土耳其曾经碰到的问题如出一辙，只是清朝政权建立的时间较晚一点。我所遇到的每个当地百姓似乎都认为清王朝已是回天乏力，它的覆灭最多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朝廷忌惮将蒙古部落引入关内，朝中大臣对于这些蒙古部落的看法莫衷一是，毕竟如果蒙古部落踏入关内，很难预测他们是敌是友。
朝廷对收复武昌束手无策。武昌物产富庶，人口达四十万，是湖北省的省城所在。起义军在1853年2月占领武昌，缴获颇丰。在此之前，英国人从未造访此地。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有位朋友，是一位勇敢的旅行家，他曾对武昌做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描述：它坐落于长江南岸，这片水域能够承载大吨位的船舶。每天都有五六千艘大大小小的船陈列于江面。单是运盐船就有上千艘之多。这里是中国产品和欧美产品的巨大仓库。
镇江，历来都是军事重镇，它的陷落让清政府痛惜无比。在一份诏书中，皇帝曾说过：“镇江，南北水路交通之咽喉，朕早已料到其必为贼匪所觊觎；并多次严令地方官员采取有效之措施加强防守。若其能听之一二，必不会有今日之局面。”前文已经提及，为了保卫镇江，清朝守备官兵对英军展开了十分顽强的抵抗，致使英国官兵伤亡惨重。镇江不仅属于战略重地，在经济及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天德来讲，它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南京。起义军在缴获大量金银、给养、武器等战利品的同时，还赢得了百姓给予的同情和支持。三合会为起义军开道，城里的政治团体名目繁多，个个都有百姓支持。这些组织的首脑经常聚在一起商讨大事。离城不远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入口，这条运河直通北京，通过它，大量的物资给养从江南富庶之地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满足皇帝的需求。如今，这一运输方式彻底地被起义军截断了。起义军以此来扼住朝廷的经济咽喉，并将他们困死于京城。清帝国事实上已经被一分为二了，处于首尾不能相顾、中央与地方联系不畅的危急状态。
紧邻镇江的周边地区植被繁茂，是代表中国文化最高水平的地区之一。这里阡陌交错，道路狭窄，使我们的部队很难携带大炮等辎重快速前行。当地有几户非常殷实的人家，其中一位曾是朝廷大员，现已退隐田园，据说其富可敌国。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宗族意识盛行，族规胜于国家律法，并延续着一种悲剧性的社会体系，使原本安宁平静的地区和村庄陷入无休止的社会动荡状态。在中国，有成百上千个不同的姓氏。由于同一姓氏的人并不都住在一起，故同一姓氏的族人相互分离、各自繁衍，但其目的都是相同的。据说，广东和福建的宗族主义感情和仇恨比清帝国其他地方强烈得多；但这可能只是因外国人听说的在这里爆发的相关事件比沿海其他省份更多。就在最近，有人上书朝廷，说在两族之间的争斗中，有十人被杀，二十人被抓，十个人被挖去双眼、割掉双耳、剁去双脚；三十匹马也被杀死在一片废墟上。居于下风的宗族被抢白银一万两；宗族祠堂被掀翻，祖宗坟墓被掘开，堤坝被毁，灌溉田地的水源也被切断。这种宗族之间的争斗时常发生，历来已久，地方政府自觉力量微弱，无法劝阻，只能任其发展。一年之内宗族之间的打斗就有一百二十起，造成房屋损坏，财产被劫，甚至人员伤亡。宗族中一些不法之徒配备有火枪，他们横行乡里，报复仇家，甚至劫掠无辜百姓。为了解除这伙不法之徒的武装，地方政府采用了令人不齿的计谋。这样一来，明显地暴露了政府的弱点，并进一步助长了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的风气。[26]
这就是一个“平静祥和”的清帝国！
根据最新的情报，天德在厦门的力量得到了极大增强。由于起义军在马六甲海峡的弟兄————这些人几乎都是三合会的成员————在人力和财力上给予起义军很大的帮助，因此起义军无论在兵力还是财力上都有了质的提升。短短几周之内，根据秘密约定及他们组织的规定，就有五百多人从新加坡返回国内。经进一步证实，海盗对起义军也给予了大量的协助。同样，朝廷也在征募兵员，并向南京方向派遣了大量的船，船上载着所谓的士兵。但人们觉得，这些新兵的勇气和忠诚都不太靠得住。据可靠消息，这些新兵中有些人是天德的信徒，他们参军是为了获得通往北方的自由，他们打算瞅准时机逃跑，加入起义军。厦门的三合会近来连连获胜，欣喜不已，派出先遣部队前往金门。毫无疑问，他们定将击败金门的朝廷军队，夺取金门。
海盗人数急剧攀升，为了保护欧洲商人的贸易活动，海军上将弗利特伍德·布劳顿·雷诺兹将于1853年8月1日抵达香港，届时将出兵征讨这帮海盗。按照朝廷官员的老办法，他们会继续把失败说成是胜利，说他们在内河上、外海上、陆地上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朝廷官员们说，在镇江陷落以前，起义军被打得丢盔弃甲，丢下十几艘战船和大量士兵落荒而逃。朝廷官员们将丢城失地归咎于两名指挥官，此二人双双遭贬。其中一人，名叫万亭，申辩道他出城迎敌时不慎跌落马下，摔断了腿，故不得已退回当涂，不料当涂已被起义军所占。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断腿之事纯属虚构。万亭已被交付刑部定罪，毫无疑问，不久之前他已经人头落地了。然而，好多虚报战功的官员已经窃取了奖赏与荣誉，其中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就是赏赐黄马褂。还有一位官员，据说他神勇盖世，在一次战斗中被起义军砍去了左手中指。咸丰皇帝对他格外重视，并询问他的伤势，关怀备至。还有人提到一位朝廷虎贲，在战斗中，胸口被长矛刺伤。咸丰皇帝便赐他花翎顶戴、金银珠宝、御用鼻烟壶，奖赏他手下士兵荷包、袖刀等物件。
《北京公报》确认，有一支朝廷军队包围了南京的起义军，并且朝廷将驰援这支部队。但事实似乎是，既没有围攻，更没有援军；只有一支被打散的残余部队在南京附近游荡，只要起义军对他们发动攻击，他们就会落荒而逃。还有其他一些基督教教徒也拜访了天德和五王的中军大帐，这些基督教教徒都积极评价起义军严明的军纪、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以及对革命团体的安排处置。这些基督教教徒还证实了关于存在某种半基督教的报道，并认为这可能会在各个方面转化为巨大的优势。[27]基督教传教士们前往中国，并定居于此。如果从头算起，在中国，这些传教士已致力于发展信徒活动半个世纪之久。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有如此众多的传教士致力于此，难道不该有大量中国人对宗教改革的教义有所了解吗？这些传教士发现起义军有很大的意愿与欧美进行贸易，并鼓励发展商业，但同时起义军一再强调关于鸦片的禁令。传教士随处可见这些秘密团体之间的完美配合，以及由此显示出的强大力量，而这种完美配合和由此显示出的强大力量又深刻地影响着这场革命。一大群朝廷的逃兵走进南京的一扇城门，做出一些奇怪的、让他们看不懂的手势。天德的士兵也做出同样的手势，然后走出城门去迎接这些兄弟。他们热情拥抱，手拉着手一起走进城。据报道，朝廷军队正在忍饥挨饿，但南京城内粮草充足。我们虽没有得到什么积极的消息，但起义军似乎只是摧毁了精美绝伦的大报恩寺琉璃塔里相貌凶恶的佛像，却安然无恙地保留了大报恩寺琉璃塔。在镇上的其他地方，所有的佛像都被圣像崇拜者清除了。我们本来希望对这些人的崇拜形式做一番了解，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个起义军士兵都没有见到。由新教传教士所撰写和出版的中文教义倒是随处可见。
这些传教士刚刚出版了另一份刊物，并将按月出版。它似乎介于报纸和廉价杂志之间，面向中国的中产阶级发行。首发号主要是对当前战争主要事件的总结，以及其他各种文章，向读者传达欧洲的科学知识和实际有用的东西。这份刊物取名《远近见闻》，封面上印有一处说明：刊物由伦敦传教会印刷，每期价格为五分之三便士，刊物文章的作者均来自莫里森教育协会。当地有很多的代理商和小商贩都在出售此刊物，因此销售量还是很可观的。
似乎在同一时间，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向北，直逼京城，另一路向南，进逼广东。起义军通过秘密组织临时组建起军队，南下的军队似乎并不是从北上军队中脱离出来的，而是一支在南方各省集结起来的新军队，由拥有一定自主权的统帅指挥，而这位统帅则完全服从于至高无上的天德。
人们无法相信广东能够长期有效地抵抗这股强劲的力量，因为这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就像雪球滚过厚厚的雪地一样，越滚越大。虽然南方起义军的旗帜和徽章似乎不同于北方军队，但它的首领们却提出了与北方完全相同的宣言和主张，并且也频繁地提及上帝的存在。我们确信，在他们的总部有几位非常活跃且精力充沛的新教传教士，一些是英国人，还有一些是美国人。
至于清王朝，事实证明它已不可救药。我们在此重申，我们认为它的覆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两个东方帝国————中国和土耳其，目前都正处于解体状态。这两个帝国都对基督教元素充满了好奇。对政府不满的土耳其人组成了一个名为“拜克塔什”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仇恨所有穆斯林教士和法官；他们的成员除了每年参加一次古班·拜兰[28]的宴会外，从来不去清真寺，就这一次，这些成员还必须征得组织负责人的同意。这个组织认为我们的救世主比穆罕默德更伟大。他们鄙视世袭哈里发[29]的理念，以及埃米尔或绿头人[30]声称有资格作为先知的后代而受到尊敬的说法；他们鄙视割礼和任何形式的仪式。他们把慈善、仁爱、宁静和逆来顺受都看作是最基本的美德。他们信仰世上唯一的真神，相信灵魂的不死。他们彼此必须永远友好善待，在危难时相互扶持。“拜克塔什”的成员接纳基督教教徒和犹太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有自己的标记、行为习惯，还使用秘密社团的暗语，通过这些暗语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在土耳其的所有阶层中，古老的宗教正在消亡，为另一种信仰或与其背道而驰的宗教留下了发展的空间。这个宗教派别遍布整个土耳其，并以极快的速度蔓延扩展。这里又是一处革命的试验场。它的成员相信一个奇异的千禧年即将到来，紧随其后的便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彻底覆灭，以及穆斯林的纷纷散去。有众多信徒膜拜的基督耶稣将重返大地，把散落的众人重新聚集，让百姓重获信仰，把百姓重新凝聚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赋予这个组织统治世界的力量。到那时，世界上只有一个信仰，一个法律体系，一个伟大的、圣洁的、团结的民族。许多不属于“拜克塔什”的土耳其人对救世主归来的说法也深信不疑，事实上，这种说法似乎在土耳其的亚洲省份普遍盛行。虽然“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还未拿起武器进行革命，但他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反抗的准备。在否认世袭哈里发的同时，“拜克塔什”还否认苏丹的合法性，以及苏丹所有主张的声明。“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乐见奥斯曼王朝的覆灭，并且一定会在时机成熟时密谋策划推翻这一王朝。“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蔑视已有的民族信仰及其教职人员。他们在秘密集会和组织中煽动不满情绪；这些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中国三合会的成员一样，可以迅速地与全国各地兄弟们，不受地域限制地进行交流。从托罗斯山到幼发拉底河，形成了一条政治组织带，各种政治思潮在其间穿梭碰撞，如同电流徜徉于电线。“拜克塔什”组织的成员对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予以消极的抵抗。他们为世人所知，令人畏惧。[31]
在清王朝和奥斯曼王朝被推翻的时候，基督教教徒和乐善好施之人都没有什么好忧伤的，因为两者都是我们的信仰和文明的死敌，都是他们所统治的人民的灾难和祸根。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这两个专制政权最终瓦解的迹象竟然在日期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满族权贵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任何了解土耳其现状的人都不会相信，仅靠英法等一两个欧洲强国的支持，就能让奥斯曼帝国永不衰落。因为在欧洲，或是在土耳其的任何一个省份，现实情况是，受压迫的基督教教徒至少是伊斯兰教当权者的四倍。
注解：
[1] 清廷谎称是四万名。
[2] 锡巴里斯为古希腊城邦，非常繁华，后因战争被毁。锡巴里斯人惨遭屠杀，境遇悲凉。此处指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屈辱的生命。
[3] 犹大，耶稣的门徒之一。耶稣因其出卖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4] 阿瑟·库宁海姆：《一位营地副官在中国服役的回忆录》。————原注
[5] 其汉名为“合信”。
[6] 福音外传学会，属英国教会组织，18世纪到19世纪活跃于英属大西洋国家。
[7] 《十诫评注》，太平天国内部刊行的读物，用来阐释《十诫》。
[8] 《创世记》，即《圣经旧约》第一章，主要介绍世界及世间万物的起源。
[9] 赎罪祭，古代犹太教向上帝献上祭品、自我救赎的祭祀活动。
[10] 摩门教，早期教名虽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但不属基督教任何一派。
[11] 清教徒，要求清除英国新教中天主教残余的改革派，奉《圣经》为唯一经典。
[12] 三位，即圣父、圣子、圣灵。
[13] 安息日，犹太教每周一天的休息日。
[14] 《华北先驱周报》，英国拍卖商奚安门于1850年8月3日在英租界创办的上海最早的英文周报，也叫《北华捷报》或《先锋报》，每逢周六出版。
[15] 彼列，犹太教中的地狱之王。
[16] 随着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与占上风一方的深入交往，这些英国人和美国人将逐步向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
[17] 道台，清代官职名，官阶介于巡抚与知府之间。
[18] 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交战时期以及媾和以来的中国》，伦敦，1852年。值得记住的是，约瑟夫·加贝和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在中原和关东旅行已达十年之久；但我们有证据表明，早在他们之前，众多秘密组织就已经建立起来，并且百姓普遍相信正统的明代后裔一直存在。————原注
[19] 此处居民包括近十万名满族驻防部队和他们的家人。
[20] 这里的岛指与城相对的岛屿，距城大约十英里。
[21] 美国第七日浸信会，新教主要宗派之一，17世纪初产生于英国。反对给婴儿施行洗礼，主张受洗者必须全身浸入水中，以象征受死埋葬而重生；强调各教堂独立自主，不受政府或其他教会干预。
[22] 又译“伟烈亚力”。
[23] 指1853年4月27日。
[24] 指1853年4月28日。
[25] 指《南京条约》。
[26]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27] 第一位前往中国传教的新教徒是罗伯特·莫里森牧师，他受伦敦传教会的指派，于1807年首先抵达广东。1814年，他翻译完成中文版《新约》全书。同年，他散发一万七千份《新约》印稿和传单。其后，W.米恩牧师协助他翻译了《旧约》全书。该书于1818年10月印刷出版。从那时起，有超过一百名新教传教士定居在了中国。这些新教传教士几乎全部来自英国和美国。————原注
[28] 古班·拜兰，土耳其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29] 哈里发，穆罕默德的继任者，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宗教领袖。
[30] 埃米尔或绿头人，源于阿拉伯语，伊斯兰国家对上层贵族及统治者的称谓。
[31] 查理斯·麦克法兰：《天命土耳其的劫数》，伦敦，1853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