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第1节 道光皇帝驾崩
1850年2月26日7时，通往京城皇宫的道路被众多下级官员和身穿白衣、腰系黄带的随从阻塞了。他们小声嘀咕，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悲伤。在这群数量庞大的下级官员中间，站着十六个人，每人旁边各自站着一名随从。随从手里牵着一匹套好鞍子的马。这十六个人头戴缎帽，将帽子用细绳系在下巴上，上面是白色的扣子。他们每人都拿着一串铃铛，将一条黄色的布袋搭在肩上，并且手里都有一根鞭子。一位位高权重的官员从宫殿里出来，亲手给这些人每人发放了一个有御用印信的急件。这些人俯下身子接过东西，把那个黄色的布袋转到胸前，满怀敬意地将急件放在布袋里头，然后转身上马。马夫将皮带缠在信使的大腿上，把信使系牢在马鞍上。在确保信使的安全后，人群让开一条道，只见马匹以最快的速度奔驰而去。这十六位信使，就是众所周知的“飞马”[1]，一天能跑六百里。他们会将这些急件送给十六省的巡抚、提督。
事出紧急，礼部仓促昭告各省巡抚：“大行皇帝于正月十四龙驭归天。并于当晨卯时将大位传于皇四子，于当晚亥时神游极乐。”大丧仪程结束之后，根据国家律例，先皇已指定后继之君，即皇四子。但道光皇帝的做法有点偏离旧制，因为传位之事仅有口谕。皇权的继承，历来都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大事。传位诏书都是事先被封存在金匣之内，在先皇驾崩后，文武百官举行盛大仪式将其开启，而皇帝临终前的遗嘱一向都不被承认。关于这一点，伊万·梅尔奇奥博士举出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作为旁证。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认为这是一个在中华文明中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其核心内容是这样的：“秦始皇，秦朝的第一位皇帝，在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之时，将自己的长子，同时也是大位的继承者扶苏派去监修长城。这项工程动用了三十万名民夫。当扶苏由秦朝名将蒙恬陪同向北而行的时候，秦始皇向南巡游去祭拜祖先的陵寝。在巡游途中，秦始皇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于是命太监传诏扶苏返回京城。诏书需由总管太监赵高加印寄发。而赵高却胆大妄为，居然篡改诏书，用伪诏命皇长子扶苏与将军蒙恬自尽，以惩戒两人的冒犯之罪。次日，秦始皇驾崩。恶名远扬的赵高将秦始皇的次子胡亥扶上了皇位。为了实施这场阴谋，他们对秦始皇的死讯隐瞒不发，以免朝廷中在京的皇子们都宣称自己是王位的继承者。因此，秦始皇的遗体仍然穿着华丽，继续保持着生前的姿态，被安置在轿辇之中，用木格围住，四周是厚厚的丝帘。除了知情者，其他人一概不得靠近。宦官们宣称秦始皇早已下令，须日夜兼程。于是，轿辇一步未停地火速返回京城，只在用膳时稍作停留。御膳也是由侍从递进轿辇，由藏在其中的人吃下。棘手的是，当时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出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要不是机灵的宦官赵高想出点子的话，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赵高搬出秦始皇生前发布的诏令，让一辆满载牡蛎的大车跟在秦始皇轿辇后面，若非为了用牡蛎的气味遮盖尸体散发的气味，这种事情是绝不被允许的。鱼贩在这件事上倒是大赚了一把。随即，大量气味浓烈的贝类被装上车，跟随秦始皇的仪仗前行。腐烂的尸体在这种气味的掩盖下到达京城。京城到处是锣鼓声与欢呼声，迎接着皇帝的归来。与此同时，扶苏与蒙恬接到了伪造的令其自尽的诏书。作为老臣的蒙恬认为，下旨让一位掌管着三十万名民夫的将军自尽实属下策，于是将诏书认作伪诏。但扶苏考虑到自己作为一个儿子和臣下的职责，毫不犹豫地拿剑刺向了自己。”
秦始皇
清朝继任之君的登基大典顺理成章，未受任何干扰，尽管他的继位不符合礼制。而向来重视礼法的国人却十分看重这一点。他理所当然地登上皇位，根据惯例，新皇不再使用以前的年号，于是选用“咸丰”作为年号，取天下丰饶之意。咸丰皇帝的继位受到当时两派政治势力的欢迎————排外派和保守派。排外派期望皇帝能够成为他们政治原则的坚定支持者。保守派认为，咸丰皇帝作为道光皇帝的儿子、耆英的弟子，可能会与洋人交好，规范鸦片贸易，效仿英国治下之印度、荷兰治下之马来亚，并将此种制度引入中国的海军、陆军、行政，而此等革新，实属迫在眉睫。接下来，我将引用一位绅士的话语，他常年居住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他亲眼所见。
咸丰皇帝
耆英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曾宣称，当听闻道光皇帝驾崩，他们立刻就能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事。继任之君是一位十九岁的年轻人，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新皇帝可能会热衷于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关注的情感与愿望。在中国，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正好与其他国家完全相反。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无知的百姓在一起组成了保守派，因为这两类人都公开表示过自己对洋人的仇恨，对外国习俗本能的反感。保守派的这种反应既是出于本性，也是出于对自己国家习俗的尊崇。这些人到了成熟的年龄，进入学校获取知识，欣赏天主教国家的艺术，感受天主教国家的生活习俗。在遭贬之前，耆英经常赞赏英国、美国、法国的政府体制。同时，遭到不公正对待而被挤出权力高层的琦善，也曾在西藏圣城拉萨向约瑟夫·加贝和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两位先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有那么一段时间，初登大宝的咸丰皇帝让所有派别都大失所望。咸丰皇帝的身边尽是些谄媚之徒、宦官嫔妃。咸丰皇帝在他宏大的皇宫中表现得非常怠惰。要知道，清朝皇宫的规模相当于欧洲一座很大的驻军城市。咸丰皇帝从不踏出宫门。皇宫的步道上散布着闪闪发光的石英，咸丰皇帝似乎完全沉浸在纵情享乐之中。如果有一天出现紧急突发事件，大臣们不知道长期无所事事的咸丰皇帝会如何应对。但专制君主还是展示了他的权威，保守派在各派中占了上风。《北京公报》[2]中记录了对耆英与穆彰阿革职严加查办，最后贬官叙用。这一记录上的日期为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国的年表学家们把道光皇帝驾崩那一年所有的事件全部都归在了道光皇帝的政绩里面。这些失宠的各部尚书是从令欧洲人最头疼的对手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主要致力于消除与“野蛮人”的接触可能对他们的某些同胞产生的影响。道光皇帝一直给予耆英充分的信任，并表示出极大的敬重。而耆英对道光皇帝政策的背离给继任之君咸丰皇帝带来了厄运。就在保守派取得胜利后不久，广西就爆发了起义。[3]
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
身着便装的咸丰皇帝
第2节 广西爆发起义
当时，一直流传着一则古老的预言：1852年明王朝会复辟，或是其他的由汉人统治的王朝会再兴。还有更详尽的传言，说有一位明朝末代皇帝之后的圣人收藏了明帝国的皇旗，并预言，如有当世英雄将其在汉人军队中展示出来，这个人就定能登上皇位。1850年初，有大批爱国志士在这个充满神奇色彩的旗帜的号召下汇集成军，其中就有一位前明皇子。
百姓也一直怀疑前明皇族是否彻底消失，最后一位前明余脉是否已经化身黄土，这些都一直无法被证实。就像在葡萄牙，依然有人在寻找三百年前在阿尔卡萨·厄·克比尔战斗中丧生的塞巴斯蒂安[4]。随着一些朝廷高官倒戈的谣言散布开来，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蔓延。关于清王朝的合法性，甚至用全民族政权替代清王朝的必要性都开始被公开讨论了。
革命的机器已经做好了运转的准备：秘密团体四处散播各种消息，名目繁多的政治团体有上万名成员突然消失，他们脱离原先的组织，加入起义军或者护国军的队伍中去了。很快就有谣言称那些鲁莽的苗族百姓也加入合乎正统的前明皇子的麾下了。
首举起义的广西省，面积比大多数欧洲独立王国的领土面积还要大。广西省位于清帝国的西南部，与另外一个大省广东省的西部接壤，行政上由两广总督管辖。广西多山，群山连绵，形成了中国最美妙的自然奇观。然而，很显然，自耶稣会刚进入中国那个时代起没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探索广西的群山。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了一些信息————“根据当地的游客所讲，这些山峦形象万千，有的形似雄鸡，有的貌若大象，不胜枚举。到处都是镶嵌在岩石里面的想象中的动物形象，它们以最奇特的姿态石化。我们小心翼翼地查看这些形象的线条。它们让我们想起了在乔治·居维叶笔下复苏的物种。我们努力地说服自己这些貌似石化了的动物不过是氧化铁造成的红色斑点，显现在了黑色的岩石表面而已。我们对广西的整体印象就是风景如画。广袤的地域为中国的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在欧洲人眼中，他们观察到的风景有一个奇怪的特点————那些难以接近的群山，被中国人的随想赋予形状。巉岩勾勒出各种动物的形象，狂泄而下的河流冲出了河谷，河谷上又架上了无法通行的桥梁，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人间仙境的意象。瞥一眼广西地图就足以发现那些起义军首领的智慧和判断力。他们居然选择这个省作为他们起事的策源地。由于其多山的地理特征，这里生产力低下，生活困苦成了当地居民起义的一条重要诱因，方便了起义军招募兵员。天然的屏障成为起义军的防守要塞。清朝皇帝需要一支更庞大的军队及更有效的手段来打击起义军，将他们从要塞中驱赶出去。起义军如果在平原上被打败，将会回到大山里展开他们擅长的山地战。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把广西的起义军与西班牙的游击队相比较，后者在自己的国土上对法兰西军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西班牙游击队一样，起义军十分清醒、勇敢、精力充沛，并受到独立精神的极大鼓舞。在几个世纪的统治中，满人还未真正征服过这些边远地区大山里的百姓。”
乔治·居维叶
广西的主要植物产品有肉桂和八角。广西的山地构造及中国画家笔下的作品让人们觉得广西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产。因此，这种奇景十足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于是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起义刚刚开始的时候，起义军首领决定竖立一块纪念碑来铭记这一重大时刻。工匠们在风化的岩石上凿洞来做基石，镐头很容易凿开了岩石。他们凿了有几尺深，就看到了形状和外观与河床上的石头相似的块状物。这些东西看起来很重的样子，然后经过起义军的仔细考究，这些东西被证实是极具价值的银铅。起义军用这笔上天赐予的财富作为他们的首批军饷。这些故事无论是真是假，都值得这些传奇故事的搜集者去关注，而这些故事有一天会把那些清朝官员的注意力吸引到这里来。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奇迹，最近人们在挪威发现了与广西完全相同的银矿。”
肉桂植株
另外，还有许多祥瑞之兆、神奇事件。这些都用来激励百姓，并让百姓相信起义军的首领是上天的宠儿，受到神灵的引导与襄助。
直到1850年8月，北京的一些报纸才开始报道有关起义的消息。根据官方的公报，这伙乱匪正是那些在福建时从英军霰弹枪下逃脱的海盗，他们逃进了大山避难。不得不承认一点，这些乱匪做出了一个非凡的选择，那就是在清帝国最贫穷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而非较大的城市或经济发达、信息便利的地方。尽管国家对这些草莽好汉深恶痛绝，但也必须承认，就组织一支游击队来说，这里的确是一个极好的起事地点。起义军也不急于反驳将他们蔑称为乌合之众的言论。起义军在西南诸省稳固了局面，在稀疏散落在群山和密林的群众中树立起了威信，并与善战的苗族部落联手。这些部落的威名曾一度令清朝的军队感到恐惧。起义军风卷残云般地夺取了众多城镇。在夺取广西最繁华的经济重镇时，三位朝廷要员奋力抵抗，最终战死，朝廷军队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两广总督重新召集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却遭迎头痛击，并被彻底消灭。
起义军的战术非常简单，屡试不爽。面对朝廷军队的进攻，起义军假装败退，落荒而逃，引诱追兵进入伏击圈，然后将其全部歼灭。
两广总督又向战场派出了一支军队，结果仍是一败涂地。起义军此时已进兵广东和周边其他地区，攻克城池无数，夺得钱财无数，屠杀所有被他们抓获的满人。在起义军占领的大多数地方，汉人要么保持中立，要么站在起义军一边，与其共事。农民也完全效仿城市平民的做法行事，因为他们也曾目睹朝廷的官兵经常抢劫百姓，虐待百姓。只要战事一起，官兵总是逃得无影无踪，更谈不上什么保国卫民。百姓有一句对朝廷官兵的评价：“百姓跟前是虎，敌人面前是鼠。”
第3节 清政府镇压起义
京城里年轻的咸丰皇帝下诏，命令雷厉风行的禁烟大臣林则徐领兵镇压叛乱。此次，年事已高的林则徐带兵上阵了。然而，林则徐带兵出征仅仅说明了两件事：一件是朝廷的军队已无法打仗，另一件是起义军的势头已无法阻挡。就在此刻，起义军发出一份布告，宣称京城的咸丰皇帝篡取大位，满族人没有权力统治中国，汉人决心要重新夺回政权，并以汉人的方式治理国家、征收赋税，等等。这份布告在1850年11月传入广州，同月，林则徐心力交瘁而亡。1851年1月，《北京公报》刊登一则捷报称，天朝虎贲[5]大胜匪军，所有乱匪归顺投降。然而，就在人们还在品味这一伟大功绩时，越来越多的城池仍在不断陷落，起义军日益逼近清帝国的都城。
年迈的林则徐
林则徐的继任者————李星沅发现他所有的计划都由于国库空虚而无法顺利实施，于是他抛出了一项最愚蠢的财政计划————扣押存作慈善用途的款项，并把手伸向了当铺。这些当铺就像法兰西、意大利的典当行一样，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一座小城，朝廷军队居然劫持了当铺的掌柜，向其开出了天价的赎金。这位掌柜向来沉默寡言、忠厚老实，但这次官军对他的勒索迫使他也加入起义军的队伍。他站在广场上向百姓慷慨陈词，讲述自己的遭遇。一旁的人随声附和。最后，激动的众人剪掉自己的发辫，发誓要推翻清朝统治。他们派人找到起义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冲进城来，杀了城内驻军。
李星沅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任命一位姓张的酷吏作为自己的副手。为了禁绝吸食鸦片，这个暴虐成性的张姓副手居然割掉了那些烟客的下嘴唇。伊万·梅尔奇奥博士目睹了几个可怜的百姓遭受了这样的酷刑。他们被害得面目恐怖。由于百姓对张大人又怕又恨，因此对朝廷的不满再次加深。张大人刚到任上，就在一天内处决了三十六名被指控阴谋颠覆国家的罪犯。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怀疑这些不幸的人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政治目的。在中国，这种做法被称为杀一儆百。对这三十六名罪犯的处决可能就是一种警示。这种做法的受害者本来都是些普通罪犯，但随后都被升格为叛乱罪或叛国者罪。“这些罪犯可能是某个秘密团体的成员。这些秘密团体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有中国移民的国家都为数众多。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马尼拉，都遍布中国秘密团体的骨干成员。这些秘密团体坚定不移的目标就是推翻清朝政权。”
李星沅
朝廷无法在剿灭起义军的战场上取得胜利，于是大作纸上文章，签发大量文告。起义军对这些文告的反应是以天德（意为上天之德）之名拥立他们自己的皇帝。起义军的皇帝应该应天受命，刻印画像并广传于天下。服装发式应遵循明朝规制，因为起义军宣称自己是前明后裔。迄今（超过一年的时间），天德一直隐藏在幕后。天德的支持者到处散布消息，说前明后裔依然在世，并在前明皇旗的号召下与起义军一同战斗。从此刻起，这场起义似乎变成了一场内战。尽管天德公开与咸丰皇帝对抗，尽管天德的反清大旗世人皆知，但这个对皇位志在必得的人却从未向百姓现身。天德进入一种神秘的朦胧之中，就像蒙着面纱的呼罗珊[6]先知。只有最狂热的追随者有幸目睹天德的尊容，并且跟天德见面的机会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道德效应[7]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位神秘而模糊的天德在百姓的想象之中变得无比高大，百姓对天德的迷信使他拥有了超乎自然的特质。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什么时间会出现、天德的先祖将他藏身何处以避祸于清兵，也没有人知道天德作为前明正统是如何逃脱杀戮的。似乎有几个不善言辞、神秘莫测的人在帮助天德决策并指挥部队的行动。但这些人是谁，无人知晓。
第4节 总督徐广缙
徐广缙，朝廷大员，两广总督，根本无力应对每况愈下的危难局面。他尽力提升朝廷军队的士气，却徒劳无功。无人遵从他的将令，甚至手下兵将未等起义军攻城就已自乱阵脚，溃不成军。徐广缙上书朝廷，称在他的治下多有不满情绪。百姓抗税不交，徐广缙派官员将领头的闹事者抓来见他。结果百姓群情激愤，将所派官员从轿子中扯出，暴打一顿，还将轿子砸碎。
与此同时，天德悬赏一万两白银来取徐广缙的人头。这份悬赏的告示被带往广州。秘密团体的成员趁着夜色将其贴于广州城北门。当时正值清晨，徐广缙正打算带着三千多名士兵弃城而逃，与其他地方的军队会合来对付天德和他的追随者。徐广缙看到了悬赏告示，怒不可遏。于是，他乘坐轿子从城门外的街道穿过，轿子前头有人鸣锣开道，紧随其后的几个人手执木牌，木牌上写：回避、肃静、钦差。徐广缙凶狠地左顾右盼，好像要找人报复似的。他有一段时间没这样招摇放纵了。街道两旁店铺的伙计低头弯腰，路上行走的轿夫停下脚步，来不及躲闪的路人赶忙靠在路两边的墙脚下，目光低垂。然而，轿子刚到仁爱街拐弯处，这位朝廷大员突然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抓住轿椅扶手，吩咐轿夫停下。徐广缙在一间房子的对面停了下来。这是一位潦倒的画家的房子，这位画家的作品主要是大家熟悉的神怪和适合在家里悬挂的大幅作品。画家把一些得意之作挂在屋外。但说来也奇怪，在面露喜色的神仙，怒目圆睁的鬼怪，青衫没脚、身姿轻盈的仙女等画作中间，赫然出现一幅刀砍官员脑袋的画。官员胸前的图案将官员的品级分毫不差地表现了出来。尸首呈跪姿，身首两处，头颅就在掉落的官帽旁，帽子上的顶戴清晰可见。这位倒霉的画家被叫出店外，跪在徐广缙的轿子前，全身筛糠似的战栗着。“你怎敢在我路过的地方挂出这么一幅画？”徐广缙恐怖地大声吼道。“大人，小的只是为了晾画。”浑身战栗不止的画家答道。“画在我出行的路上，又冲着我，岂不是咒我厄运加身？”盛怒之下的徐广缙质问道。“小人怎敢犯此弥天大罪？”画家一边使劲磕头，一边颤巍巍地答道。“那你为何要作如此大逆不道的画？”“天哪，大人，是有人订作此画，小人不过是穷苦画匠，以此为生。”最终，这个画家被抓起来送到最近的衙门领受二十大板。徐广缙继续前行，心情极度郁闷，毕竟一天之内遇上了两次不祥的预示：城墙上的悬赏告示和商店里的那幅画。
徐广缙探知周围可能会有刺客出没，所以并没有走多远。他并没有派人去查找刺客，而是屈身于壁垒森严的城内，一直等着起义军退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除了朝廷的三千虎贲军，在他身边还有一群官员、随从、刽子手、伶人、仪仗、女人，以及大量金银珠宝。这些钱财是他多年以来，抓住每一次敛财的机会，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总之一句话，他从不放过一次敛财的机会。然而，这位自己就是强盗的官员半道上却成了江洋大盗的猎物。徐广缙把自己的女人和金银珠宝，人挑肩扛地装进轿子和箱子。一天晚上，徐广缙一行到了一处又深又急的河道，河道上有一座竹桥。一队护卫走到河岸的时候，徐广缙停下了轿子，命令苦力将装满金银珠宝的箱子小心地抬过桥去。苦力们遵命照办，但就在接近这座摇摇晃晃的桥的中心时，桥突然一震，那些苦力连带着箱子全都掉进水里。场面一度陷入混乱。装满金银珠宝的箱子沉入水中，可怜的苦力们在水中尽力挣扎，发出号叫声。此时，徐广缙狂怒不已，将手中的扇子撕得粉碎。幸好苦力们水性不错，很快就游上了岸。徐广缙很想当场鞭笞这些苦力，但他现在顾不上这样做，而是连忙命令这些气喘吁吁、惊恐万分的苦力立刻把宝箱打捞上来，并威胁他们如若找不到宝箱，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苦力们脱去衣服，勇敢地跳入水中。这些苦力都是潜水高手，很快便探到河底，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将宝箱打捞上岸。箱子湿漉漉的，沾满了淤泥，但所幸没有破损。苦力们把宝箱扛在肩上，队伍继续向前。几天之后，刚到肇庆，徐广缙就叫人当面打开箱子。箱子里并不是金银珠宝，而是鹅卵石和铅块，都被绢纸仔细地包裹着。原来那些大胆的苦力竟是盗贼，是他们精心安排了这出调包计。徐广缙派出了所有的捕头抓捕他们，但徒劳无果。毫无疑问，这些盗贼都到起义军占领的地方躲了起来，只有在那里，他们和他们的赃物才是安全无虞的。
徐广缙在战场上对起义军毫无办法，他似乎发起了一场没有战斗，甚至连一场小冲突都没有的战争。徐广缙手下一位有胆识有魄力、名叫乌兰泰的将军，率领一万三千多名士兵抗击起义军直至平南县城。起义军仍然沿用他们的老一套战法，逐点向后撤退。几个小时以后，疲惫不堪的朝廷追兵打算放弃追击。就在此时，他们发现自己已身处包围，陷入一片竹林之中，受到对方正面和侧面六十多门大炮的猛烈攻击。于是，乌兰泰将军下令撤回大营，但此时兵士只剩半数，其余或死或被俘。
徐广缙毫发未损地躲在要塞坚固的城墙后，发誓要为乌兰泰将军的溃败雪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借鉴了古代历史中的计谋。他的这一计谋让人联想起特洛伊木马和参孙的狐狸[8]。徐广缙搜集了四千多头水牛，在牛角上捆上火把，由四千名士兵指挥。这次战斗准备得极其隐秘。终于在一天夜里，四千头水牛被同时放出，奔向起义军营地。在徐广缙的想象中，每一头牛都会成为一辆火焰战车，肆意践踏起义军营地，杀尽起义军兵卒，将其营地变为一片火海。起初，这些头带双角的“勇士”并未遇到任何阻碍。起义军对这一计谋早有准备，不露声色地让火牛踏过自己的营地。其实还没等朝廷军队进入自己的营地，起义军看到火光，就早已将朝廷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出其不意地对朝廷军队发起了攻击。与此前的情况如出一辙，同样的杀伐场面再次出现。徐广缙的这次军事行动折损士兵两千多人。同时，人们对中国的战争艺术有了全新的印象。如果不是我们对这件事的了解来自中英两国的新闻报纸，我们可能会犹豫要不要在此重新描述一下整个事件。但所幸我们有机会校对《中国之友》[9]提供的文字记录，得到了可信度极高的中方文献。他们双方对于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离奇事件的叙述完全一致。在清朝勇士和汉人自己看来，徐广缙这次滑稽的创举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战术组合。
就在这些事情上演之时，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开进。清帝国的军队闻风而逃。而号称天子的咸丰皇帝被宠臣簇拥在紫禁城，吟诗作乐。诗的主题便有英勇的乌兰泰将军的丰功伟绩，而乌兰泰所谓的丰功伟绩也只存在于他写给朝廷的奏折中。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读过一部分咸丰皇帝的诗作，并将其评价为满篇浮夸，尽是剽窃。咸丰皇帝剽窃的尽是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堪称北京的荷马、维吉尔、阿里奥斯托。一位自吹自擂的将军配上一位到处剽窃的诗人，真是“相得益彰”。
第5节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的战场日记
清兵就像戏剧舞台上的兵士一样，穿着红白相间的衣服，前胸后背各有一块椭圆的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大字，表明他所属的营号。清兵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形的帽子，上面装饰着颜色鲜艳的条带，手拿落后的火绳枪。那些有钱的士兵都会给自己配备一把又大又重的长剑。如果可以找到更多的长剑，他们都会将其带上战场。骑兵的战斗力极弱。骑兵们骑的都是劣马，套着简陋的马具，他们的身体被遮在蓝色的长棉袍下，看上去就像赶路的穆苏南[10]妇女，根本不像我们的父辈在歌剧《罗多伊斯卡》中看到的满族英雄。这些没有战斗意识的骑兵手里的武器只有弓箭，就像围攻特洛伊城的远古战士。装扮怪异的士兵中间是旗手，每人手执一面旗帜，旗上绘有龙或传说中的其他形象。队伍的最前面是战鼓手和敲锣手，他们用锣鼓发出令人恐怖的声响。
清朝士兵
士兵通常被称为朝廷虎贲或天朝虎贲。他们的盔甲上、帽子上或衣服上都有各种猛兽的图案，但老虎图案是当时最常见的一种，因此得名虎贲。这一切都显得可笑之极。然而，同样荒谬的事情也出现在我们的队伍之中。我们军队的服装有的看起来像老虎、狮子及其他动物；那些穿戴充满女性色彩的皮毛、男用女士帽的行为丑化了我们的掷弹兵和骠骑兵的形象。这一切似乎要剥夺我们嘲笑天朝虎贲的权利。一些欧洲国家的军队甚至也借鉴了清朝军队的做法。（至少西班牙人伪称以前是葡萄牙人在他们的整体军令中加入了这一可笑的命令————“对敌人要摆出一副凶恶的表情！”）并说葡萄牙士兵在上战场时都露出残暴的面容，做出好战的手势，咬牙切齿。如今，这些可怜的、顺从的、没有灵魂的天朝虎贲，因被逼迫而上战场的时候，也只能露出一副凶恶的表情，张牙舞爪，装腔作势，大吼大叫，装成森林中的猛兽一般。在这场内战中，斗争双方都是中国人，他们在开战之前先要相互进行言语攻击、辱骂对方，给对方冠以最粗俗无礼的名号，互相威胁要置对方于死地，甚至要让对方生不如死。事实上，他们可以引用西方国家的经典先例。直至今天，希腊人依然在追赶这种潮流。但荷马时代的英雄们更多地是在战斗，现代希腊人也会去勇敢地战斗；而当时的汉人似乎从不奋勇一战。满人，尤其是从祖居地移民而来的，而不是在中原地区出生或成长起来的满人，往往比汉人更加善战，装备也精良得多。但就军事素质而言，即便是最勇猛的满人部队，也谈不上很有战斗力。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写的一部有趣的书中，有这样一篇摘录，给我们传达了一个关于清帝国战斗力的清晰印象。该书的作者和萨尔托恩将军一起驻扎在风起云涌的镇江。萨尔托恩旅的部分任务是捣毁清军的一个营地。这个营地建在离河岸大约五英里远的高地上，似乎是为了方便俯瞰整个城市，但清朝军队好像是故意要让斯库德将军和巴特利将军率领的部队观察他们的营地。
1842年7月21日，星期四，必将成为我永远铭记的日子，因为那天我第一次在战场上遇到了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自然就有点莫名的激动。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了，找到了我们要靠岸的那艘汽船。我们和船上的另外一个团一起迅速而队列整齐地下船登岸。但由于信号或命令的关系，我们旅只有一部分人抵达了指定地点，随后我们因等其他人而在那里耽搁了两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温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要不是这个纰漏，我们这天的任务原本可以比现在更早地结束。中将从邻近的高地察看了敌人的营地，但从所选观察点来看，根本不可能确定敌人的数量。然后指挥官们下令让已经到位的将士对敌营展开攻击。我们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还有三门野炮，装在独轮手推车上，以便在狭窄的稻田间纵横交错的小路上进行运送。这种田间小道给我们在耕种区运送兵力造成了重重困难。
我们尽量走在一片开阔的田野上。这片田野似乎是这个人口稠密的小镇上的居民用作坟地的地方。我们穿过许多封闭的道路，在至少距敌营一千码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在那里都能看到敌方士兵被从营房里赶出来迎战。敌人把一部分兵力布置在高高的山顶，然后又迅速调到我们的右翼。这让我们很难准确地计算敌人的兵力，但我们一致认为敌方兵力不超过两千人。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有趣的时刻，因为我的专长第一次有了用武之地。通过他们的穿着，我们判定他们是满营士兵，而不是汉营士兵，因为他们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旗帜，还有穿着奇装异服的长矛兵和弓箭手。我得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的外表有些古怪，却给人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我们在筋疲力尽之前迅速地组成进攻队形。同时，敌人并没有逞口舌之能，而是非常巧妙地直接向我们开火。在我们还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回击之时，他们又发出刺耳的吼叫。这是我们早就料到的，毫无疑问，这种吼叫在他们以前的一些战斗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这次，恐怕不会如他们所愿了。说来奇怪，尽管炮弹不断地在我们周围飕飕作响，但炮弹的精准性好像并没有提高。在宁波被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斯特鲁瑟少校最后终于抬起了他的野战炮，朝他们开了几炮。在此期间，我们向敌人发起了进攻，但我们还没来得及靠近他们，敌人转身就逃。这与他们先前坚定的表情反差太大，让我们许多人惊讶不已。敌人败逃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没有发现敌人的丝毫踪迹。我们的一个连在进攻的时候，发现几个士兵藏在灌木丛中。我们发现好多顶因慌忙逃命而被主人和轿夫丢弃的轿子。还有一些矮马四处乱跑，它们都曾是官员们的财产。在逃命的时候，比起这些飞奔的骏马，这些官员更相信自己的双腿[11]。现在我们可以随意查看敌人曾经占领的这片地盘了，再去追击敌人就像去追击影子一样，因为敌人的武器和军服就被丢弃在一旁，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哪个是兵、哪个是民。我们发现敌人选择了最关键的位置作紧急之用，可战可逃，这非常适合他们。
在敌人营地的后方，有一条平坦、宽阔的大路，从镇江直通南京，敌兵就是从这条路逃走的。突然，我们的营寨中传来失火的喊叫声，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撤到安全的距离，以防弹药失火。接着，我们停下来稍作休息，手中拿着一些诸如战旗、弓箭之类的战利品。我们草草地检查了他们的营地。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些手写的不起眼的文书，后来我才确定这是官兵花名册。清军在这方面已经达到如此正规的程度。事实上，在两个世纪以前，清廷已经能够公布所有高级军官的名单。这比我们想到要造自己的军官花名册或者类似的东西早很多。
副将总是随身带着令箭，以便主将命他发号施令。从发布命令的那一刻开始，副将便在令箭上做记号。而如今令箭也落入了我的手中。大家的兴奋劲似乎有些消退，我们的将士有点难以忍受酷热的天气，尤其是那些数月以来未经操练的士兵，其中有一部分掉了队，毫不夸张地说，有十几个士兵当场晕死了过去。因此，我们最关心的便是尽可能快地让士兵开进周边的村庄，占领一些寺庙或者其他建筑物，好让士兵们有个遮蔽，来躲开这令人无法忍受的酷热。我们有五位士兵在与敌人交火时丧命，天黑以前，大约有二十名士兵死于酷热及暴晒。这的确令人感到悲伤，但我们对这些情况不得不表现得冷酷无情，因为在这周结束之前，仅第九十八团，就有四十多人死于霍乱。这种烈疾是受寒、缺乏休息、过多食用未熟果蔬等因素引起的。我忍不住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简短的细节描述，恐怕对于这些细节描述，我要比我的读者更感兴趣。
事实上，如果我再继续对今天的军事行动进行更详尽的描述的话，那就显得有点出格了。我只能这样说，在我们占领那座村庄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听到一直有军队连续不断地攻击这座防守严密的营地。登陆开始于1842年7月21日拂晓，在萨尔托恩将军的指挥下，第一旅向前推动并发起对交叉营地的攻击。猛烈的进攻持续到当日9时，只遇到短时的抵抗，然后清军从山顶营地仓促撤退。斯库德将军率领第二旅，几乎于同时到达河边的战前预定高度，在向城内发射了几枚炮弹之后，冒着从城墙上发出的枪火，勇敢地向前进攻，最终在当日10时左右，攀爬上城墙进入城内。时至中午，西门外的战斗也已结束。第三旅在巴特利中将的带领下，由总司令陪同一起勇敢地涌入城内。第三旅入城的速度是最迅速的，扫清了挡在他们眼前的所有敌人。城门上的阁楼被大火吞噬。然而，城内的清兵集中在一起，仍然负隅顽抗。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开进防御工事附近，遭到突然袭击，官兵损失惨重，但敌方损失几乎是我方十倍。
当天的战斗是在酷热中进行的，温度高达华氏九十度，因此伤亡尤为惨重。
据我估计，陆军不少于三十人战死，一百一十人受伤，三人失踪，大约二十人死于酷热的天气。清军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因为仅仅在战斗中丧命的士兵就不计其数，还有许多不幸的人举家自尽。清军在城内驻防的士兵总数应该在三千到四千人。
和总司令预计的恰恰相反，我们对小村镇的进攻反倒遭到了最顽强的抵抗。许多时候，都是一英尺一英尺地向前推进，在我们的军队占领他们的防御工事以后，清军仍然通过城墙上的暗堡向我们的士兵发起攻击。尽管清军的攻击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但正是这种顽抗使英军官兵的伤亡急剧增加，伤亡人数已达一百五十人之多。当天15时，一切又归于平静，我们占领了全城，我们很多士兵都想方设法地休息以恢复体力，但也有很多人因取得胜利而兴奋得无法入睡。
我们把一处庙宇当成营房，庙宇的仓房里有许多南京生产的上等丝绸。如你所想，这些东西成了占领者的合法战利品，很快就被瓜分完毕。然而，归我的那份又被转交到别人手上。在上船的路上，很多人都告诉我那是我应得的。[12]
战斗结束后，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还经常来看这座被占领的城市。起初，展现在阿瑟·库宁海姆上校面前的是一片惨象：
房屋都被洗劫一空，城市的大部分地方成为一片火海，这基本上都出自清朝暴民之手。这些暴民都是一些无恶不作的盗贼，是这世界上最目无法纪的一伙强盗，他们擅长在街道两头放火，以方便更加快速而不受干扰地于中间实施抢劫。由于诸多原因，想要有效阻止这些劫掠行径，完全没有可能。首先，城市地域广阔；其次，人口众多，数量多达一二十万。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情况。财产的主人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相互争夺，如果我们因此去剥夺这些人的财产，那既违背了总部的指示，又违背了我们自己的意愿。毕竟这场战争并不针对清朝百姓，而针对的是他们当下的统治者。
到处可见满人士兵和汉人士兵的尸首，还有被丈夫或父亲亲手毒死或杀死的妇女、被母亲杀死的孩童。许多孤苦无助的婴儿躺在地上，被母亲遗弃。而这些婴儿的母亲，出于对凶残的野蛮人的恐惧，要么在家中自缢而亡，要么跳入院中井里溺水而亡。这种社会制度竟然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一个中国人向我保证，我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信他说的话。他说仅在一家院子里，他就找到了不少于十六个女人和孩子的尸体，有些是服毒而死，大多数是直接割断了自己的脖子。虽然这样说显得有点多余，但我还得说，感谢上帝，幸好我没有看到这可怕的一幕，没有目睹如此彻底的、为数众多的悲剧。很难说得清为什么会有如此大规模的残杀行为。我对此事的理解就是，清朝官员们不遗余力地给百姓种下荒唐、离谱的印象————即我们能干出世上最残暴、野蛮的行径。还有清朝官员在城中各处散发传单布告，宣称我们做尽坏事，残忍至极，以此让百姓相信，只要我们攻破城池，百姓只能受尽凌辱而死。
我们又得到可靠消息，有大量穷苦百姓受到蛊惑，说我们的士兵是食人者，我们的士兵会将所有在战场上俘获的人全部吃掉，而我们士兵衣服上的红色就是用这些人的血染成的。还说在父母年老体衰的时候，我们的士兵会吃掉自己的父母。我们的哨兵抓住了几个清兵，就在这些清兵被抓一小时后，我们的士兵打算生火做饭。这帮可怜的清兵发出恐怖的尖叫，他们可能想着这些身穿红衣的野蛮人要将自己剁碎了煮着吃。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表示，在清兵普遍表现出胆怯软弱之时，也不乏信心坚定、英勇作战的情况。有些清兵甚至敢与我们的士兵展开激烈的白刃战。那些胆小懦弱之徒在仓皇逃窜之后不久就陷入绝望而自尽。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自焚的满人将军，名叫海龄。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海龄第一个树立了败则成仁的范例。最终，道光皇帝对海龄的行为给予至高的荣誉，以如下措辞颁布敕令：“业已查明，甚慰朕心，海龄将军于镇江陷落之际，慷慨赴死。朕特发此谕以彰其功，并厚葬其妻子家人。为记其忠勇高德，即刻在镇江为将军立庙竖碑，朕亲书匾额，悬挂于京城之主庙。”
自焚根本不可能是主动的行为，但一位战败的将军就应该理所当然地为他的失败自尽成仁。如果他没能自尽，他的整个家族会因此而蒙羞，他也会被流放至边远荒野之地。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日本，并且更加普遍、更加频繁。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道：“井中清洌的水让人十分美好惬意，然而，一想到这盛满纯净清泉的水井中曾经堆满了尸体，水井中还藏匿着许多活人，这又令人感到十分恐怖。一想到这里，美好惬意的感觉就荡然无存。我们的士兵从自杀的边缘救下过很多不幸的、被误导的人，对这些可怜的人无不以最大的善意关爱有加。这让他们惊讶不已，他们此时才明白自己不会被残忍地杀害。如果不是清朝皇帝和大臣们的固执导致中国一次次遭受入侵，大清的民众可能对我们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毫无疑问，这一看法会让大清民众对我们敞开大门，这也不失为一种保护他们财产的上策，总要比顺从于那些愚蠢的官老爷要强得多，比受他们的欺诈要强得多。”
尽管中国人不敢反抗，但中国人的忍受能力确实很强，而且他们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在忍受。很多穷困的乡下人时不时地试...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