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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地试图用自己愚妄的方式靠近我们，尽管我们营地四周贴满了用汉语写成的告示，告知他们，由于在暗夜里我们的哨兵无法分辨来人是敌是友，因此警告他们这样做很危险。每天都有很多可怜的人被带到营地总部，他们在承受截肢时所表现出的坚毅，令所有目睹的人钦佩不已。有一个中国人，他曾是一名士兵，来自偏远的乡下，他的胳膊就以最常见的方式被截去了。这位中国士兵的肩膀被枪击中，如果不将断臂从骨臼取出，那他就必死无疑。他坐在凳子上忍受着。在这期间，我掌着灯凑上前去仔细端详他脸上的表情。他一定在强忍着剧烈的痛苦，意识可能有些模糊，无法表达。两天后，我去看望他时，他正在吃饭，显得十分镇定。他的伤口也没有任何炎症，这主要归功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米粥是他们唯一的营养来源。
尽管清军在战略战术方面显得非常无知，作战时也表现得笨拙不堪，但他们在诸多方面展示出了过人的一面。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详细描述了以下的事情：
我得提到一件奇怪的事，这件事发生在往山上指定位置运送枪支弹药的过程中。中国人已十分谙熟独轮车————在中国的这一地区，独轮车应用非常普遍————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族都更了解如何只凭借人力搬动质量重、体积大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炮兵拼尽全力，绞尽脑汁来分解这些庞然大物，以便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每人扛着力所能及的部件，但还是无法完成任务。我们的士兵最终决定开辟一条通往山顶的道路，让主力部队把炮拉到山顶。一群中国人看到这些强大的敌人竟如此糊涂，惊讶不已。他们通过比画请求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办法试一试。在得到允许后，一位老者走上前去，然后立刻指挥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对他言听计从。老者将每个人都安排到位，其他人手中拿着绳子、木杠。他们所用的方法看似简单却十分巧妙，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它将所有的重量均衡分配在每个人身上，而所有人都非常轻巧地、成功地把自己身上的那份重物搬运到了指定的地方。这让执行这项任务的所有人都非常高兴，也把我们的士兵从这单调而麻烦不断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毕竟挖一条路直通山上不会再有其他什么用处，而那条窄窄的羊肠小道已经足够作将来紧急之用。
南京城下，就在我们的军队即将发起猛攻之际，道光皇帝屈服了，他特派钦差大臣前来签订条约。阿瑟·库宁海姆上校看到了数量可观的清军官兵。官员们无论品阶高低，个个身着华丽的丝绸官服，但显得软弱颓废。就在谈判悬而未决的时候，许多清兵凑近我们的营帐，其中一些士兵面容俊朗，但穿着破旧、收入微薄，并经常受到长官们的盘剥克扣。大多数所谓的敢死之士都是从监牢里被带出来送往前线的，与入侵者进行厮杀。南京城卖官鬻爵及其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非常普遍，我们睿智、幽默的副官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道光皇帝早已把这当成自己敛财的手段，并在最近将这种现象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顶戴花翎如今成为最能赚钱的资源。因为我们两国的情况不同，他们捐来的这些爵位只能让祖上光耀，但不能父子相传，世袭罔替，否则用不了多久，所有人就都当上官了。把政府官员任免当作商品待价而沽通常是一时的应急之策，它能保留的时间取决于政府的具体情况，不管捐得的官阶级别高低，都要向当权者适时地再行打点，才能确保官位无虞。这使我想起一句中国话，是一艘皇家巡洋舰的舰长说的。这位船长曾无意中说到自己是个穷人。“你说你是穷人，不是有钱人，那你怎么可能不露出英俊的脸庞就开到大船？”在广东话中，“露出英俊的脸庞”总是被用来表示贿赂。当时中国人可能不相信，一个政府的任免权，并不都像在清朝那样是能够随意买卖的商品。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军舰停泊于南京城下
中英谈判期间，英国军队与清军互动
在战争中的表现不能让皇帝满意的官员，以及在杀身成仁之时胆怯退缩的官员，都会受到刑部的查办。一旦确定有罪，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被严厉惩处，他们的府邸、家产都会被充公。奕山、奕经被革职圈禁，于保纯等多位官员被判斩刑。这与英国政府处死约翰·拜恩上将时，伏尔泰对英国政府的评论如出一辙。
其中，于保纯的案子最悲惨。于保纯时任浙江提督，曾拼尽全力扼守镇海和宁波。在手下官兵大部分都溃逃时，于保纯展现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气，在守卫镇海的战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令人为之动容的是，于保纯的儿子恳请道光皇帝允许他替父受罪，子代父罪也是人之常情，经常会获准，但这次被断然拒绝。道光皇帝宣布于保纯罪大恶极，不可宽宥，并告诫其子只有与狡黠蛮夷奋力一战，击退外邦的再次入侵，方可确保其家族荣誉。
处死约翰·拜恩上将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道：“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清朝皇帝在签发圣旨时，不会像欧洲君主那样签上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像亚洲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一样，签上自己的名讳或盖上私人印章，而只是在旨意最后用朱笔写下‘钦此’的字样。臣民擅用朱笔是绝对禁止的，否则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因此，只要一看到御笔朱批，再有权势的官员都会惊慌失措，因为他坚信这就是皇帝本人的手迹。”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向我们列举了好多令人心生敬畏的圣旨。其中有一道下给了一位不幸的统帅：“时下，英夷安顺，退回海上。朕每每想到黎民身陷水火，屈从于朕，而朕应管束自我，采纳王公大臣之谏言，遂应允开放与英夷之自由贸易，使朕之子民安居乐业，以绝战争灾祸之重现，考虑过往国人持续之失败，皆归罪于一人，其为肱股之臣，朕令其担戍边守土之重任。然其不堪职守，软弱无能，使朕之圣恩眷顾付诸东流，其行有辱圣誉，有损国威，如不将其严加惩戒，我天朝律令岂不形同虚设，安能告诫其他官员妥当行事，尽忠尽责。朕已下令褫夺其官阶，将其羁押并彻查，押解至京，交于刑部依罪论处。”
还有一道禁烟诏书的部分内容：“拒不依诏令行事者，杀无赦！执迷不悟者，杀无赦！知错悔改者，留其生路。畏刑则可避罪。特发诏令以警示天下，望所有臣民无不谨遵。
“急诏，急诏，十万火急！”
最后这段话特意用显眼的朱红色写成。
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不久，我们的官员发现清帝国的臣民变得彬彬有礼、亲切友善。就连天朝虎贲也放弃了过去一贯的蛮横表情和挑衅姿态。天朝虎贲对我们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在过去，他们只习惯称呼我们为“红毛鬼”。尽管天朝虎贲还无法从心底里佩服我们的陆军军医，却认为我们的军医是具有魔力的一群人。这些清兵成群结队地来向我们的军医寻诊问药。在签订《南京条约》之前，中方主办大臣伊里布就派人前来索取药品。伊里布曾让我们的医生用西洋疗法为其治病，但碍于时局，又不愿让我们的医务官进城，于是派出自己的亲信将所需药品带进城去。这位信使在返城之前，由于特别钟爱我们的樱桃白兰地，喝至酒醉，更不幸的是，他记错了服药说明，误导那位可怜的老者————伊里布时年七十二岁————一次服下了整盒药。由于服药不当，在“康沃利斯”号上签订条约时，伊里布显得极度虚弱，痛苦不堪。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道：“有时清朝人把我们当作神来仰视，有时又把我们视作魔鬼。总体上来讲，我们在清朝人眼中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有一个这样的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情况，这是南京的一位军官给我讲述的，十分可笑。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迷信盛行的民族对我们恐惧到了什么程度。我的朋友在参观完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之后，略感疲惫，于是走进一家理发店，为了打发时间，他让理发师给自己刮刮头。这位绅士平时是戴假发的，为了凉快一点，他将假发装进口袋。刮脸刮头本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而此时理发师因能为这位不一般的外国人服务而显得荣耀之至。在离开理发店之前，理发师正在关注其他的事情。我的朋友拿出假发戴回头上，丝毫没有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而，理发师转过身看到他刚刚刮得干干净净的头发又长得如此郁郁葱葱之后，始终紧紧地盯着他，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糊涂了。理发师放下剃刀，收拾自己的柜台，然后像疯了一样冲进聚拢过来的人群，大声喊道他见鬼了。任别人怎么劝他也不回理发店，一直到这个洋人从这儿离开。在他看来，这是实实在在的怪事，要比佛教中的任何神怪都厉害。”[13]
南京大报恩寺
当起义军首领天德一路高歌猛进之时，京城里的咸丰皇帝遭受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暗杀。1851年7月，咸丰皇帝正漫步在宽阔的御花园中。有人手持一把已出鞘的剑或短刀向咸丰皇帝冲来，但咸丰皇帝的侍从就在近前，转身挡住凶器，救了天子一命。这种自我毁灭的刺杀方式让刺客的性命陷入了绝境。侍从身负重伤，必须截去右臂。这些事件有很多神秘之处。刺客的身份从未公开，也不知道是否有同谋或受谁指使。有些人认为这起刺杀行动是由叛乱分子死心塌地的追随者预谋的。另外有些人则认为，是一些皇亲国戚，在社稷危急存亡的时刻，看到大权握在一个尚不成熟的年轻人手中，惊慌不已。出于对王朝利益的考虑，王公们想结束这个年轻人的统治，从皇室成员中重新挑选一位成熟的、年富力强的人来取而代之。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认为后一个推断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还试图让我们相信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即咸丰皇帝的叔叔应该是这次有预谋的刺杀行动的始作俑者。穆彰阿和耆英的名字都位列其中。两人的同谋和可利用的人通常都是宫里的太监。这些太监声名狼藉，经常在国家内部搞出一些阴谋活动，并且不止一次地掀起整个帝国的动荡。这是一群卑鄙的人，外强中干，嫉贤妒能，胸无大志。在丑行败露之后，十八名高官人头落地，并祸及家人。这是清朝的一项残酷律例株连：不论兄弟、叔侄、父子，只要被牵扯进去，尽管清白无辜，一律诛杀。
皇帝遇刺的消息很快便在各省间传开了，也传到了起义军的营地。起义军认为皇帝已被逼宫或被杀，于是马上铸造了刻有天德名号的新币。这款新币的突然发行着实让广东的商人迷惑不解。他们翻来覆去地仔细端详着钱币上起义军首领的形象。这些商人的观点与那些老到的欧洲政客的观点或许是一致的。商人是这样说的：“我判断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手段很简单，那就是只去看最近所铸造的货币，以及货币上的头像是不是皇帝本人。因为在我看来，只有真正的皇帝才能铸造钱币。”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在中国，同时出现两种钱币，连中国人自己也觉得情况有些窘迫。伊万·梅尔奇奥博士猜想他的欧洲政界朋友是不会有一丝窘迫的，因为他的欧洲朋友会左手拿着这种钱币，右手拿着另一种，然后宣布两个皇帝具有同样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徐广缙被苦力们巧妙地卷走了钱财之后，又搜刮了更多的财富，并且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要想取得胜利，黄金要比枪弹更能让人有信心。徐广缙拿出三万两白银悬赏天德与其父，以及天德神秘幕僚的项上人头。每颗头颅的悬赏金是起义军对徐广缙头颅悬赏金的三倍。但起义军军营中并没有发生背叛的暗杀事件，也没人能够轻易靠近起义军的首领。因此，并没有人来献上头颅。徐广缙已经筋疲力尽、绝望不堪，于是下令返回广东。为了收场，他编造了一个绝妙的故事，并将它写在了寄往京城的奏疏之中。徐广缙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声称，葡萄牙女王正在准备对中国的远征，将澳门的和平居民变成一群残暴的海盗，帮助叛乱分子拿下广东和福建两省！皇帝、将军和总督都已如此，清朝的军队既无纪律也无勇气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在这帮人的治理之下，清帝国才最终走向灭亡。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对此的预测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就像他先前对清帝国分崩离析的预测一样。
19世纪中期的澳门
第6节 起义军赢得民意
1851年秋，已占领三座大城市的起义军，对城内百姓秋毫无犯。通过极具皇家风范的布告，天德劝诫百姓待在家中平静度日，且允许不认可自己建立的政权的人离城而去，并带走他们的财物及一切动产。大量百姓因此受益，百姓被默许满载着自己值钱的细软出城。但出城不久，这些百姓就遭遇了朝廷部队的洗劫，凡是反抗的统统都被杀死。这些事件为起义军赢得了支持和民心，而清朝皇帝则进一步失去了民心。
在起义之初，清朝官员通过传播各式各样的谎言，竭力诋毁起义军的名誉。事实上，清朝官员就是想通过编造谎言来镇压起义。他们杜撰出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些具有双重目的：其一，刺激信仰佛教的百姓抵制起义军；其二，让天主教教徒成为年轻皇帝憎恶的对象。因此，官员集中调查起义军首领是否为前明后裔，然而调查结果表明起义军首领是天主教教徒。起义军每到一处，都会拆除庙宇，推翻佛塔，破坏佛像。有一些人说起义军首领和其他“红毛鬼”一样是新教[14]徒。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起义军首领的宗教信仰问题，在此我们只是注意一下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让我们确定的一点，这个由起义军领袖设定的“天德”名号是没有任何宗教倾向的。不久之后，为了让欧洲人对付起义军，清朝官员说起义军头目宣称他们要把欧洲商人从《南京条约》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城市驱逐出去。我们一眼就看穿了这个拙劣的谎言，但也能从中窥探出，一段时间以来，起义军首领对欧洲人是没有好感的。另外，一些捏造的故事也煞有介事地传了出来。但这些故事相互矛盾，今天虚构的内容往往就被明天捏造的故事所推翻。如果能靠编造故事取得胜利的话，那起义军早就被清政府剿灭了。胡编乱造永无止境，清朝官员妄图用写满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闻异事的传单奚落嘲笑起义军。在这些极具讽刺意味的作品中，有一篇讲述了天德在自己营地的一场意外火灾中丧生，天德的妻子派人暗杀天德的兄弟，并掌控了起义军。在当时的中国，女性掌权是不被允许的，人们只要谈到武则天————这位一度独掌帝国权力长达二十几年之久的东方的伊丽莎白一世————就面有惧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偏见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以至于武则天的名字也被从历代皇帝的名单上划去了。在中国人看来，那段耻辱的历史好像从未发生过。女性掌权让中国人愤懑不已，而中国人又非常清楚，正是女性统治下的西方人征服了他们，并且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英国才真正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
中国人也应该记着，在他们的国度也曾有过这样一位女性。她曾是一个庞大的海盗集团的首领，长期以来，这位女海盗对皇帝的所有权力和才智都表示出极度的蔑视。
维多利亚女王
在至少几个大省的汉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强烈的趋向，人们对起义军表现出同情，甚至暗中协助。于是两广总督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城乡青年组成乡勇。在这份心思缜密的文告中，两广总督对于乡勇的忠心和热忱表示万分谢意，并表示朝廷军队足以平复叛乱。事实情况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些乡勇归属朝廷指挥并参与战斗，他们最终无一例外地都加入了起义军。起义军只要信得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乡勇当作后援。就在法令发布之际，朝廷军队连连战败。与此同时，起义军获取大量库银，并对私人财产秋毫无犯，起义军的队伍日渐壮大。起义军经过的许多城镇几乎都主动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
朝廷除血腥镇压外，并无高明建树。1851年，仅在广州一地就有七百多名不幸的百姓被处以死刑。在其他大城市，每天都有人被绞死或砍头。在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书中有目击者记述的砍头的经过：某日清晨，一次性砍掉了五十三名政治犯的项上人头。此般场景触目惊心。刽子手身穿血红色的外衣，头戴一顶粘着羽毛的黄铜高帽。周边惊恐的人群注视着刽子手。刽子手手持大刀，脸涂油彩，身着盛装以驱邪避凶。当行刑完毕，人头即被带走，躯体仍在倒下的位置。然后，一群披头散发的女人冲上前来，乱作一团，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她们想尽办法辨认这些无头尸首哪个是自己的父亲、丈夫、兄弟或儿子。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她们来回跑动，胡乱摸着地上的尸体，迟疑不定，自我欺骗地挑选着这些残缺不全的尸首。哭声震天，悲号不止，她们整整一天都在寻找亲人的尸首。这些女人重复着悲伤的哭诉。这在葬礼上十分普遍，而这种悲恸的哭诉渊源久远。它有一种悲伤的节奏，一些相同的词句会一遍一遍地反复出现：“祸从天降啊！万念俱灰啊！再没有好日子过了！没人分担我的痛苦了！孤苦一人，一无所有了！我现在就死在你跟前！祸从天降啊！万念俱灰啊！再没有好日子过了……”
第7节 联邦帝国的梦想
有时，清朝皇帝会因近来战场上的失利而大发雷霆，试图以严厉的措辞激励他的统帅们，以处死和抄家相威胁。清朝皇帝派出一位朝廷大员，并限他在十五日之内收复被占领的城池，否则人头不保。这位大员领兵向被占领的城池进军。起义军没等朝廷官员抵达城池，就主动出城迎击，并给朝廷官员以沉重的打击。最后，皇帝是否按他先前所说斩了这位官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起义军不仅守住了已占领的城池，而且继续向前推进，又攻占了另外一座广东辖内的州府。根据最后被俘的亲历者所证实，起义军化整为零，每一队都由独立的头目指挥。但各队之间相互配合策应，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翻清政府。起义军在城墙上贴了一张告示，说明了起义的来龙去脉。大致意思如下：“众所周知，我华夏乃上古王朝，一脉相承，学子、农夫、匠人、商贾各安其业，无须惊慌。今大明复兴，指日可待，清朝异族，终将灭亡。此乃上天旨意，无须存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为重建秩序，我主颁布善法，展现仁慈，在向天主俯首之前，济穷扶困。在拜服上帝之后，我主竭力救万民于水火，劫强济弱，保护村镇免受盗贼土匪之侵扰，未像其他反清之主，堵截舰船，大肆抢夺，屠杀百姓，后又销声匿迹，勾结官府，以期庇护，以保平安。我主秉承天意入城，向百姓广施慈爱，待民如子，严禁军士滥杀无辜，严禁巧取豪夺百姓财物。我主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有人胆敢不从我主，当交于军法论罪。我主诚邀八方百姓来此休养生息，凡赞同支持反清大业者，皆可获得相应补偿。我主期待其他省份首领之加盟，结盟之后，集结队伍，直取京师，事成之后，结束分裂，一统江山。”
在先前的一份布告中，起义军首领模糊地谈到联邦帝国的想法，由几个王国联合组成帝国，有一个共同的最高领袖或宗主。但在这份文告中，这种想法明显进步了许多。宣言并非由天德签署，而是由将来的封王————天启签署的，在宣言上加注的日期为他开始统治封地的第一年。人们认为整个联邦帝国的全部计划是由幕僚精心构思和制订的。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清帝国逐步走向衰落，但深藏的秘密组织从未停止过运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合会，只要是有中国人居住的国家，就能找到这个组织的成员。就连清帝国的孩童都说————一点也不夸张————三个人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就是三合会的人。”长期以来，外国人一直有种感觉————清帝国会因为过于庞大（幅员过于辽阔[15]）而很难聚合在一起。因此一位君主、一个中央政府无法实现长久统治；有些人揣测中国可能会分解成它最初的形态，或变成孔子死后三百年的分封王国形态。国家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仅南北方的百姓存在差异，各省之间也不尽相同，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很容易分辨。不同地域的人口音不同，南方人听不懂北方同胞的方言，北方人也听不懂南方话。[16]还有一些表现在气质、体格特征、生活习惯、处世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所有这些差异都可能引发政治上的分裂。那些幕僚非常清楚，这些各具特色的独立王国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这些独立王国相距甚远，风俗迥异，已无法让这些独立王国继续遵从于同样的一套律法。皇帝可以下令用仅有的一套模式教化天下万民，但百姓的内心对这种同化的方式是非常抵触的。一个庞大的帝国只有在采用联邦形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聚散自如。
第8节 郭士立博士
然而，宣扬联邦原则同时，这一宣言似乎也承认了一种新的宗教因素的存在，因为它经常提及“上天的旨意”“上帝”“学会崇拜上帝”。如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所言，这种言论对于中国偶像崇拜者来讲非常陌生，而且是天主教语言以外的一种言论。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坚定地断言，将新教引入中国是我们极大的荣幸。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好像在起义军中的确有一个原住民的新教徒，这位新教徒拥有很高的地位，行使着极大的权力。据说他是港英政府已故传教士和书记译员郭士立博士的弟子。我们在前面曾反复提到这位传教士。郭士立博士是一个精力充沛、极富耐心和毅力的人。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评价郭士立博士是值得称赞的人。郭士立博士用毕生的精力劝说中国人和暹罗人信奉基督教，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从传教士自己编撰的书籍、汉语书库及其他信息来源可知，早在二十年前，经郭士立发展的信众数量就已相当庞大。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两位先生中的一个，或者他们两个，都和郭士立博士非常熟络，讲述了一些关于郭士立博士有趣的事。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两位先生讲：“郭士立博士是天主教传教士，是一位睿智的人，在语言学习方面极具天赋，他的著作多为叙事性的，令人愉悦的故事情节中透露着真理。我们已经拜读了郭士立博士所有的著作，从未怀疑过他的著作中有虚构的成分，当然，以后也不会相信他虚构过什么事实。”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两位先生说郭士立博士虽然出生在波美拉尼亚，但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德意志的影子。他的相貌像蒙古人，要是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了。以下选自两位先生著作中的一些有趣的文字：“在旅居中国的一天晚上，我们和郭士立博士的一位挚友————一名叫潘泽臣的官员，都表达了对一个欧洲人竟如此神似中国人的惊奇之感。”
“‘这再自然不过了，’这位官员解释道，‘郭士立的父亲是福建人，定居在了德意志。’”
“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讲实在是超乎寻常，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该不该在这儿提及它。但潘泽臣向我们确认，这个信息是出自郭士立本人。”
身着中国服饰的郭士立
我们看到了一幅郭士立博士的肖像，他身上蒙古人的形象特征十分明显，但在郭士立博士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我们对他的生活和过往一无所知。郭士立博士于1851年8月9日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去世，时年四十八岁。最近有消息称，郭士立博士的遗孀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写一本回忆录来讲述她丈夫的生平事迹。等到回忆录出版之时，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郭士立先生的点点滴滴了。
有人暗示，除了讲授基督教教义，郭士立博士还给许多当地人传播一些政治学的知识，激励中国人要有追求更加合理的政府，获取比他们祖先们更多自由的远大抱负。我们认为，只要不把传教士当作纯粹的政治宣传者或秘密团体的成员，这一远大抱负是可以实现的。在不融入对自由和政策宣讲的情况下，基督教教义是很难深入人心的。郭士立博士讲着地道的当地话，对不同地区的方言十分谙熟。郭士立博士的游历遍布中国，他经常和健谈好问的中国人挤在一艘小船上，度过漫长而悠闲的旅程。这给他提供了大量向人们灌输教义和主张的机会————我们说过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同时也让他结识了很多非同寻常的人。有一个论断称，一场革命将一个帝国撕裂成了水火不容的两部分，如果能够证明这一论断出自一位卑微的传教士，确实令人惊讶不已。我们相信，永远无法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思想深处，郭士立博士对这场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为这场革命注入了宗教元素，尽管我们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基督教。
第9节 徐广缙的老把戏
1852年9月，起义军领袖天德携大小臣公、近身侍卫，在一个镇上安营扎寨。此处离诡计多端、小心谨慎的徐广缙的地盘很近。徐广缙在发现自己身处险境不久，又想故技重施，试图再次收买百姓对他的轻信。在成功捕获一个起义军首领之后，徐广缙将这位起义军首领当作天德锁在铁囚笼中押往京城。《北京公报》记载了清政府对这位不幸的革命者做出的极刑判决。按照当时的惯例，死刑判决前是要由犯人供认画押的。这是很长的一段文书，毫无疑问，定是京城的哪位刀笔吏代写的。在此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我世居杭州，年三十，父母双亡，无兄弟姐妹，无妻子儿女，少时好学，屡次参加科考，奈何考官不识我文采，因无以谋生，一度出家为僧。不久还俗，继续科考，然屡考屡败，致使心存积怨，遂研读各类兵书及各省地形地貌，以期有朝一日熟谙韬略，推翻朝廷……几年以前，出家为僧之时，游历广东，途经一村镇，结识两位书生————洪秀全、冯云山，虽能力不凡，但与我同病相怜，科举不中。他二人对两广了如指掌，并集结众人形成组织，依附于三合会。入会者皆起誓生死与共，并尽其所能互相扶助。各类能人纷纷加入，成员数量急剧增加。因为担心内部有分裂之虞，于是洪秀全开始研习法术，与神鬼对话。冯云山建立起一套说辞，称上帝为天父，基督耶稣为天兄，讲述天兄是如何从天上来到人间，以及类似的事情；并说明了上帝的儿子在被凡人处死之前只拥有一座小小的天宫，而如今端坐在壮丽宏伟的天宫之中。利用此等极具煽动之言辞，笼络了大量成员，自此以后，再无一人退出组织。1850年11月，当其成员数量和力量大增之时，我于广西入伙，招募大量学子开始劫掠攻击衙门，组织成员自发追随其后，为其奉献人力、财力及所有一切；因此短期之内，已有能力招兵买马。自此，我们信心大增，并将组织取名为“拜上帝会”。
我到广西时，一干人等视我为值得敬重的兄弟，并尊称我为天德王，向我学习战略战术。洪秀全自称太平王；杨秀清任正军师，并兼内政之权，为东王；萧朝贵任右翼正军师，为西王；冯云山任副军师先锋，为南王；韦昌辉任副军师，为北王。
其他诸王有：石达开主内政，为右翼王；秦日纲主财政，为左翼王。所封官员数量庞大，很难一一记住姓名。任何人在战场上只要后退一步，即被处决。其长官也会受到严厉惩处。当然，如有战功，也会受到相应奖赏或擢升。
令人陌生的文字继续诉说着起义军势如破竹的进展，直至起义军给养无法跟进。
于是，我们就计划着向其他地区开拔，向拥有更多的成员、弹药粮草也更充足的地区进军。1852年4月7日，我们将队伍分成三队。当天大约20时，韦昌辉带六千人出发；22时，杨秀清和冯云山带领六千人出发；洪秀全及其家眷、轿辇、马匹和行李也一同出发。第二天2时，萧朝贵和我带一千五百人出发了。这样的话，朝廷军队即使对我们展开攻击，我们也已脱离了整体，不会拖累其他队伍。然而，萧朝贵并不受我的辖制，对我的号令也置若罔闻，因此我们溃不成军，超过千人战死，我也成了阶下囚……我已习惯身穿绣花袍服，头戴黄色高冠。东西南北四王也头戴同样的王冠，身着红色绣花袍服。其余高官均身着黄色绣花马褂。出征打仗时，手执黄色旗帜，出入宫殿时，身着黄色袍服，但登上王位实非我所愿。
以上供述，均属事实。
我们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上面所述，没有一句是实话。引出上帝和耶稣的名字显然是为了抹黑基督教，对新教信条断章取义地选用，是想将公愤更多地引向英国人。英国人一贯藐视清朝朝廷的傲慢，而毫无疑问，正是中英鸦片战争使这场起义成功爆发。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正是郭士立博士发现的汉人联合会这一秘密组织，最终成为发动这场内战的动因。而这一组织仍由汉人掌握着，这就是拜上帝会。也就是说，只有新教徒被指控首先举起了反叛的大旗。我们无从判断这些影射之词离真相到底有多远，但同样的事情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是很不同寻常的。事实上，当众多天主教国家还在沉睡的时候，新教国家却保持警醒，积蓄力量，切实行动，占据了这世上最重要的位置。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在完成的伟大事业，宗教狂热时代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早就干过。”郭士立博士熟知大量的英国传教士，以及更多的美国传教士，正在清帝国各处集结。很明显，郭士立博士并不愿相信————尽管他不会明确断言————这些新教徒会真正去推动这场叛乱。
第10节 天德会晤清廷特使
正当京城里的官员阅览这份伪造的供状之时，这位可怜的被当成天德的匪首已被明正典刑。朝廷也于此时向起义军大营派去两位特使，想竭力收买起义军首领，劝其归顺朝廷。那个神秘的人物天德现在也逐渐揭去了面纱。天德亲自接见了朝廷的特使。关于这次会见，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的书中有一段从汉语翻译过来的记录。
当朝廷特使和三名随从抵达邻近的天德大营时，特使们修书一封询问何时能面见天德。一收到回复，特使们立即收拾行囊前往山顶的天德大帐。然而，还没到山脚，就有一队人走来迎接特使，并一路护送。
在特使们及随从走到半路时，遇到一处壕沟，壕沟的前面是高大的城门，城门里外都有卫兵把守。特使们随后又穿过了两道门，同样有人把守。到了第四道门，一群身着明朝服饰的官员恭敬地走上前迎接他们，并把他们请进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房间。在这里，特使们受到了隆重的款待。
随后有人向天德禀报特使们已到大帐，天德确定了此日的接见活动。根据约定，此日会有官员将特使们带至第五道门。在那里，会有官员告知特使，奉圣旨，清廷特使必须穿着明朝服饰。朝廷特使和随从不敢违抗旨意，于是穿上了为他们准备好的衣服。狡猾的记录官并没有提到朝廷特使是否剪去了发辫。然而，非常确定的一点是，这是清廷特使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因为清朝的发辫和明朝的服饰是那么格格不入。
在特使们更衣净手之后，管事太监将他们领至台阶处。天德在此处亲自接见了清廷特使。天德缓缓地步下台阶，并带着特使们来到自己的住处，请特使们落座，所有一切就好像招待来访的朋友一样。然后天德向他们询问此行的目的。领衔特使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向天德进行说明。其他几位只是从旁补充，晓以利害，列举实例，想方设法地劝说天德接受朝廷招安，以还百姓安宁，免受战乱之苦。
在他们的长篇大论之后，天德说道：“诸位大人，你们完全错了。作为皇子，怎么能向臣下投降呢？我乃大明英宗皇帝嫡传第十一代后人，今举兵实为恢复大统，光复祖宗江山社稷，侵我中原的异族理应退回关外，回归其祖地。唯有此，兵民皆可休养生息。”
在这场会谈之后，天德设宴款待清廷特使，大宴特使整整五天。最后，特使们烧毁了在天德大帐中所穿的服饰。天德带特使们步行下山，并和他们亲切告别。
当清廷特使向总督府报告他们不虚此行之时，这位总督大人悲愤不已，以致卧病在床，几日茶饭不思，夜不能寐。
就在这次会晤之后不久，天德终于从神秘的幕后现身，走下山来，进入公众的视野。如今，人们经常可以一览圣容，但仍然是云遮雾罩、幽暗神秘。
“起义军首领，天德，年仅二十三岁。经常熬夜苦读，以使自己比实际年龄显得更加成熟。他表情沉重而忧郁，十分矜持，除了发号施令，很少与身边的人交流。天德的面色是那种中国南方人所特有的橘黄色。他不露声色地凝视人们，像是要洞察人们灵魂的最深处。天德在指挥、命令时，更多的是以建议的形式，而不是直接命令。总之，他是一个沉默寡言、极具城府的人，在与别人商谈自己的计划之前会反复思量。”天德的个头比咸丰皇帝略高一些，但似乎精力稍差。关于天德的仪态，曾经目睹他进驻所占领城池的一位汉人说：“入城的队伍就像我们戏园子里重现的古代英雄，人们又回到了被满人统治之前的生活。天德身边的人个个剪去了发辫。天德端坐在精美恢宏的御辇中，四周是黄色的绸缎垂帘，由十六个人稳稳地抬着前行。紧随其后的是他的师父兼军师，坐着八抬大轿。再往后就是他的三十位妃子，都坐着轿子，脸上涂脂抹粉，十分娇艳。浩浩荡荡的随从和护卫以整齐的队列紧跟其后。”
天德的军师如同天德本人一样充满神秘色彩。有人说，这位幕僚是天德的父亲，有人说他只是天德曾经的私塾先生，也有人说他就是现在这一切的最初倡导者。还有另外一些说法，说他是天德的心腹密友。最可信的猜测是，他曾是一位佛教徒，后来放弃了这一信仰，然后学到了一些模糊的基督教教义，他也不是天德的父亲或叔伯。根据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所说，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的身世。但这位身份神秘的幕僚一直伴随在天德左右，寸步不离。
人们印象中的天德，非常镇定冷静、和蔼可亲、言语有度，除与他身份相对的清廷皇帝对话外，从不与他人交流。在起义军接连取胜的时候，他置身其外，从旁观察着百姓的态度，构筑着他的政治体系。天德很少亲临战场，这让敌人很难揣测他的战争魄力。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从不会责怪他做事鲁莽。“这很奇怪，”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道，“这场浩大战争双方的首脑竟然都如此年轻。”北京一方的咸丰皇帝，年仅二十二岁，中等身材，但体格匀称而强壮。他的相貌显得非常坚毅。咸丰皇帝的妻子是一位满族公主，并未裹足，可以和他一起在皇家园林里骑马飞奔。据说咸丰皇帝轻信他人并与之推心置腹，他感情强烈却优柔寡断。身处成群的大臣、宦官、嫔妃及侍从如影随形的包围之中，咸丰皇帝无法分辨哪些是能臣干吏，哪些是无能之辈、谄媚之臣。当然，他似乎也不像是要统治万民、恢复山河一统、增强凝聚力和清帝国国力的君主。而此时，清帝国已经暴露出许多致命征兆，山河沦陷、百姓反感、分崩离析。很有可能，他会被驱逐出中原，回到他的先祖起事的关外。在中国，可能会出现八个或者十个王国来取代这唯一的帝国。那样的话，整个国家的治理会更加良好有序。然而，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除非真正被引导着，一路督促着，最后转化为一种更纯粹的信仰，否则就不会主动寻求任何更大的或持久的进步。我们早就预见了这显而易见的国家层面的失败。
注解：
[1] 飞马，古时朝廷向各省派出寄送紧急公文的快马。
[2] 《北京公报》，也称《北京箴言报》，是清末由在华外国人创办的兼有宗教与世俗内容的刊物。
[3] 《布兰克伍德杂志》，1853年8月。————原注
[4]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伊万·梅尔奇奥：《中国的起义》，巴黎，1853年。————原注
[5] 虎贲，古时为专门负责皇帝安全的将士，后泛指骁勇善战之士。
[6] 呼罗珊，西亚古地名，大部分位于现伊朗境内。
[7] 道德效应，此处指传统道德标准对人的影响。
[8] 特洛伊木马和参孙的狐狸，分别出自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均指出其不意的计谋。
[9] 《中国之友》，英国人奥斯维尔德于1842年在澳门创办的半周刊。
[10] 穆苏南，今斯里兰卡的一个地区。
[11] 可能因为逃跑时来不及上马。
[12] 阿瑟·库宁海姆：《一位营地副官在中国服役的回忆录》。————原注
[13]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所著的《一位营地副官在中国服役的回忆录》这本妙趣横生的书中记载了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相较于其他类似题材的书籍，本书向读者描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关于当时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此书语言简明、直接、自然，多为英国军人、绅士常用的语言风格。尽管描写生动活泼，极少道德说教，但书中每一章节尽显作者用心之处及基督教思想。十分高兴有此良机向各位尚不熟悉此书的读者倾情推荐阿瑟·库宁海姆近期的又一力作《西方共和国一瞥》。————原注
[14] 新教，欧洲宗教改革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宗派，也称耶稣教。
[15] 此处并未把长城甚至没有把长城以外尚未完全征服的附庸国算在内。
[16] 罗伯特·福琼：《茶国之旅》，伦敦，1852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