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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张栻著
离娄上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知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动也。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离娄固明矣，公输子固巧矣，而不能舍规矩以成方员也；师旷固聪矣，而不能舍六律以为五音也。尧舜之道固大矣，而其平治天下，必以仁政。惟夫能用规矩与六律，是所以为明为聪也；惟夫行仁政，是所以为尧舜之道也。有仁心仁闻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盖虽有是心，不能推而达之，故民不得被其泽，不足以垂法于后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所谓不忍人之政者，即其仁心所推，尽其用于事事物物之间者也。「徒善不足以为政」，谓有是心而不取法于先王，则终不足以为政也，为徒善而已。「徒法不能以自行」，谓王政虽存，苟非其人，则不能以自行也，为徒法而已。盖仁心之存，乃王政之本，而王政之行，即是心之用也。诗所记「率由旧章」者，欲其遵先王之法也。夫规矩、准绳、六律，圣人竭耳目之力而制之者，故后世之为方员曲直与夫正五声者，皆莫得而违焉。至于不忍人之政，是乃圣人竭心思之所为，而仁覆天下者。然则后之为治者，其可舍是而不遵乎？不曰「为之」而曰「继之」者，盖竭其心思而其理继之，乃天之所为，而非圣人强为之也。其于规矩、准绳、六律亦然。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者，为政者若不因先王之道而出于私意，其得谓之智乎？「仁者宜在高位」，为其能以是心行先王之政也。「不仁而在高位」，则以其忍心行其虐政，是其在高位也，适所以播其恶于众耳。「上无道揆」者，不以先王之道揆事也；「下无法守」者，不循法度之守也。然而上无道揆，则下无法守矣；朝不信道，则工亦不信度矣。君子而犯义，则小人犯刑矣。若是，则纪纲法度俱亡，国几何而不随之乎？此皆言不仁之在高位，其害必至于此也。自后世功利之说观之，城郭不完，兵甲不多，田野不辟，货财不聚，宜其甚可惧，而上无礼，下无学，疑若不急。然而孟子之言，乃反以彼为非国之菑害，而以此为不可一日安，何哉？盖三纲五常，人之类所赖以生，而国之所以为国者也。上无礼，则失是理矣；下无学，则不学乎此矣。上失其礼，下废其学，则三纲五常日以沦弃，国将何所恃以立乎？民将何所恃以生乎？虽有高城深池，谁与守之？虽有坚甲利兵，谁与用之？虽有良田积粟，焉得而食之？然而使礼废于上，而学犹传于下，则庶几斯道未泯，而犹觊其可行也。上既无礼，而下复无学，则邪说暴行并作，而国随丧矣。「贼民」者，言贼夫仁义者也。诗所谓「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言上帝方震动尔，无泄泄然也。孟子释「泄泄」以为「沓沓」，而曰：「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事君无义，则是怀利以事其君也；进退无礼，则是苟得而不顾也；言非先王之道，则是不稽古者，而汨于功利也。如是，则沓沓然溃乱而已矣。「责难于君谓之恭」者，以先王事业望其君，不敢以君为难，于此而有望焉，可不谓恭乎？「陈善闭邪谓之敬」，开陈善道，以窒其邪慝之原，诚心知此，可不谓敬乎？若不务责难陈善，而逆谓其君之不能，是贼其君者也。然而责难陈善，非在己者先尽其道而能之乎？在己有未至，而独以望于君，难矣。故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终则欲人臣知礼义而法先王。盖言不可以不学也。人臣知学，而后人主闻大道；人主闻大道，而后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规矩尽天下之方员，故为方员之至；圣人尽人伦之道，故为人伦之至。至者，以其全尽而无以加焉耳。尧之为君，尽君道者也；舜之为臣，尽臣道者也。非有所增益也，无所亏焉耳。后之人舍尧舜，其将安所法哉？以尧舜为不可及者，是自诬其性者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则为不敬其君，盖不以厥后为可圣，是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则为贼其民，盖不以斯民为有常性，是暴其民者也。于是引夫子仁与不仁之论以断之。夫仁与不仁，此为二途，顾所由何如耳。不仁亦谓之道者，谓不仁之道也。如尧、舜之为，是由夫仁之道者也；若幽、厉之为，是由夫不仁之道者也。不仁之弊，将至于身危国削，又其极则至于身弑国亡。其恶名，虽孝子慈孙莫之能改也。嗟乎！人君志于仁，则尧、舜可几；去仁，则循入于幽、厉，其可不审择其所由哉？此有国家者所宜深鉴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三代之得失，蔽之以仁与不仁，可谓深切著明也。岂独有天下者为然，诸侯之有国者，其废兴存亡莫不由乎此。既言天子、诸侯之不可以不仁矣，又言卿大夫不仁则不能保宗庙，士庶人不仁则不能保四体。盖仁者人之道，人道既废，则虽有四体，其能保诸？是不仁者，乃趋死亡之道也。人莫不恶死亡，而乐于为不仁，与恶醉而强饮酒者无以异也。虽然，此特未能真知不仁之可以死亡耳。使其真知不仁之可以死亡，则如蹈水火之不敢为矣。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为国者以反求诸己为至要。爱人而人不亲，是吾仁有所未至也；治人而人不治，是吾知有所未明也；礼人而人不答，是吾敬有所未笃也。行有不得，不责诸人，而反求诸己，岂不至要乎？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天地之间，惟感与应而已。在己者无不正，则在彼者无不顺矣。反其仁者，非姑息以求比也，敦吾爱而已；反其智者，非凿智以务术也，明其理而已。反其敬者，非卑巽以苟合也，尽诸己而已。盖仁则人自亲，爱则同也；智则人斯治，理无蔽也；敬则人斯答，志交孚也。反躬则天理明，不能反躬则人欲肆，可不念哉？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其序固如此。未有身不修而可以齐家，家不齐而可以为国、为天下者，盖无其本故也。然则其可不以修身为先乎？考之大学，修身则又有道焉。故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修身之道，人主所以贵于典学也。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汲郡吕博士曰：「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亲戚，一国之事具矣。严而不厉，宽而有闲，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难齐也，不得罪于大家，则于治国、治天下也何有？斯说为得之矣。此亦与前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同意。虽然，欲不得罪于巨室，则修身其本也。一家慕之，则一国慕之。慕之云者，言乐从之也。举斯心加于彼，则德教洋溢于四海之内矣。其曰「为政不难」者，盖事在易而求之难之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天下有道，则道义明而功利之说息。故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各循其理而由其分，此所谓治也。若夫无道之世，则功利胜而道义微，徒以势力相雄长而已，此所由乱也。虽然，强弱小大之不可侔，亦岂得而强哉？是亦天也。若不自安其小与弱，而欲起而与之角，则亡之道矣。此齐景公之所以涕出而女于吴，有不得已也。所谓小国师大国者，其所为相视效而无以相远故也。其所为则同，而强弱小大则不同，然则奈何而耻受其命乎？虽然，强弱小大之不侔，此命也，而有性焉。反而勉之于吾身，得其道则其势力有不足畏者矣。故曰：「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夫师大国则为其势力所役；师文王，则道义所在，孰得而逾之？为国者，其亦审其所师也哉！所谓师文王者，好仁是也。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言其远不过乎此，盖理之必然者也。夫以商之孙子而侯服于周，殷之士而祼将于京，则天命何常哉？惟有德是归耳。曰「仁不可为众也」，言仁则众无以为也，此之谓天下无敌。战国之君，皆有耻受命而求无敌之心，然究其所为，则未尝志于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为国者可不鉴于斯耶？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不仁之人贼其恻隐之端，故肆行而莫之顾，于可危之事则安之，于致菑之道则利之，于所以亡者则反乐焉，是其性岂有异于人？以其陷溺至此耳。使夫不仁而犹可与言，则岂不恶夫危与菑而惧夫亡哉？惟其不可与言，故卒至于亡国败家之祸而后已也。试考自幽、厉以来千余载间，亡国之君，凡其所为，彼岂以为可以至于乱亡哉？类皆欣慕而为之，虽有忠言，亦莫之顾也。孟子所谓安其危，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而不可与言者，岂不信哉？惟汉武帝骄淫奢欲，残民以逞，视秦政覆辙而遵之，盖亦乐夫亡者。而晚岁因车千秋之言，有动于中，下轮台哀痛之诏，亟改前日之为，是以克保社稷。则夫所谓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又岂不信哉？夫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濯缨与足，虽系于人，而清浊则由于水也。人之见侮于人，与家之见毁，国之见伐，人徒曰人侮之也，人毁之也，人伐之也，而不知所以侮、所以毁、所以伐者，己实为之也。苟无以召之，则何由至哉？孟子于自反之道，言之不一而足，非惟在当时，乃拨乱反正之纲，实万世为治检身者不易之理也。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敺鱼者，獭也；为丛敺爵者，鹯也；为汤武敺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敺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孟子既言得天下之道，由乎得民，而又言得民之道，在于得民心，又言得民心之道，在于「所欲与之聚，所恶勿施」，可谓深切详尽矣。夫民有欲恶，天下之情一也。善为治者，审其欲恶而已矣。于其所欲，则与之集聚；于其所恶，则不施焉，则其心无不得矣。所谓聚其所欲者，非惟寿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从违，无不合其公愿，而后为得也。水之就下，兽之走圹，性则然也。民之归仁，亦其性然也。诸国之君，方且竞虐乎民，而吾独仁乎民，则孰不愿为吾之民？则其为不仁者，皆为吾之敺而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而后可。艾不素蓄，则病将终其身；不志于仁，则亦终身在忧辱之域而已。诗所谓「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者，言不能勉于善，终沦胥以亡而已。虽然，孟子所谓诸侯皆为之敺者，非利乎他人之为己敺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者耳。循夫天理，无利天下之心，而天下归之，此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汉、唐是也。故秦为汉敺者也，隋为唐敺者也。季世之君，肆于民上，施施然自以为莫己若也，而不知其为人敺也，岂不哀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伊川先生曰：「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盖言非礼义，以礼义为非而不信者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自以为不能而不为者也。夫人均有是性，孰不可为善？气质虽偏，亦可反也。惟其拒之以不信，绝之以不为，虽圣人有末如之何者，故曰「不可与言，不可与为也」。于是推言仁义之素具于人者：仁言安宅者，谓其安而可处也；义言正路者，谓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旷之舍之，以自绝其天性，不亦可哀乎？
孟子曰：「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斯言读之甚平，而理则甚深。盖所谓迩与易者，为难尽也。夫亲亲、长长之心，人之所同有也。惟夫戕贼陷溺之深，甚至于为乖争陵犯之事，则以失其性故也。使人人各亲其亲、长其长，保其良心，以无失其常性，则顺德所生，上下和睦，而菑害不萌。由是而积之，礼乐可作，四灵可致也。虽然，使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其本在于人君亲其亲、长其长而已。亲亲，仁也；长长，义也。仁义本诸躬而达之天下，岂非道在迩者乎？天下之所以平者，实系于此，岂非事在易者乎？详味此数语，尧、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后世私意横生，智巧百出，而其弊愈无穷。此无他，不知为其迩与易者，而求之远、求之难耳。舍迩而求远，弃易而求难，则为非道故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此说见于子思子中庸之书。子思述孔子之意，而孟子传乎子思者也。夫居下位而不获乎上，则言而有不见信，行而有不得为，虽欲治民，其可得乎？居下位而不获乎上，固不可也。虽然，欲以获乎上，则或至于失己而丧道有之矣。获于上有道焉，有以信于友，则有以获于上矣。盖朋友，敌己者也，道犹不见信于朋友，而况上下之势相辽绝也，而可以信于君哉？虽然，朋友之见信，初不在于声音笑貌之间也，盖有道焉。有以悦乎亲，则有以信于友矣。人道莫先于事亲，于吾亲而犹有所不顺焉，而况于他人乎？虽然，欲亲之悦乎己，岂徒温凊之奉、甘旨之养而已哉？盖有道焉。反身而诚，则有以顺乎亲矣。盖反身未诚，则有妄之心间于其间，乌能以感格其亲之心志乎？虽然，诚其身又不可以迫切而强致也，盖有道焉，在于明善而已。善之所以为善者，天理之实然者也。不明夫此，则动静无所据依，将何以诚其身乎？故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理得，而顺亲、信友、获上、治民无所施而不利矣。然诚之道，有诚者，有思诚者。「诚者天之道」，言其实然之理，天之所为也。圣人则全此体，身诚而善无不明也。「思诚者人之道」，则是以人之所为，求合于天焉，学者明善诚身之功是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言诚之至，极天下之感无不通也。又曰：「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言天下未有不诚而能动者也。盖事物无巨细，其所以动者，皆诚之所存故也。然则将以顺亲、信友、获上、治民，非诚身而可得乎？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人君得仁贤之心，则天下之心归之矣。夫以纣在上，而天下之贤有如伯夷、太公者，乃退避于海滨之不暇，以纣之为虐不可迩故也。文王在岐山之下，而二老者乃不远数千里欲往归之，以文王之行仁政而善养老故也。二老所以归文王之心，是天所以眷顾之心也。曰「天下之父」云者，以其德为达尊，天下之所从也。其父归之，则其子又焉往而不归哉？嗟乎！有国者其不可使仁贤有遐心哉！仁贤不乐从之游，则天下之心日解矣。虽然，何代而无贤才？患在人主无以致之耳。故张良归汉，而项氏以亡；孔明在蜀而炎纲几振。此亦皆庶几为当时之老者，其所系轻重固如此。然则战国之诸侯，有能行文王之政，则天下之贤才归之，而七年之内，为政于天下，又何疑乎？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冉求之事，论语盖尝载之，与孟子所载互相发也。论语则正其聚敛之名，孟子则推明其无能改于其德之罪。夫冉有之聚敛，果若后世头会箕敛以媚其上之为乎？殆不然也。以左氏春秋考之，哀公十一年，季孙以田赋使访诸孔子，孔子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明年正月，用田赋。用田赋者，履亩而赋之也。意者赋粟倍他日，其谓是与？然则此季孙之为也，而遽以为求之罪若是之深乎？盖季氏为鲁卿，专制其上，为日久矣，一国之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鲁君也。求之为宰，所当明君臣之义以正救之，俾革其为，以事公室，则求之责也。今既不能使之改于其德，而季氏废法以厚取，求又从而顺从，莫之能救，则求之罪深矣。故论语正其聚敛之名，而孟子又推明其无能改于其德之罪，然后圣人鸣鼓而攻之之意昭然矣。孟子谓：以求之事言之，则夫不务勉其君以仁政，而求以富之者，其罪皆岂能逃圣人之责乎？而况于与其君强为战斗之事，争地争城，杀人而莫之恤者，抑又甚焉矣。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言以土地之故，而残民之生，罪无加于此也。故以善战者为当服上刑，而连诸侯、辟草莱、任土地，皆以次论罪焉。自当时论之，孰不以能为其君克敌为大功？而孟子之言如此，盖正义明道，所以遏其利欲之横流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此观人之法。初见其人，欲知其胸中所趋之邪正，当以是观之也。胸中之所存，著见于眸子，诚之不可掩也。然则人之欲自蔽者，其果何益哉？听其言而观其眸子，盖人之于言，犹可以伪为，至于眸子之了与眊，则不可伪也。听其言而又参之以其眸子，则无所遁矣。此与夫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为说则有异。盖夫子之言，为旋观其人设也，而孟子之言，则一见而欲识其大纲也。参是二者，观人之法殆无余蕴矣。若夫「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者，则望而知其为德人，有不待考察者矣。学者读此章，非独可得观人之法，又当知检身之要也。放心邪气，其可顷刻而有？邪一萌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者矣，其可不惧乎？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此推明恭俭之本也。所谓不侮人、不夺人者，非特为见于行事然也。盖中心泊然，侮夺之意无纤毫之萌也。此非毋我而忘欲者不能。人惟有我而多欲也，故侮夺人之意，不期而自萌。凡有所慢易，有所骄忽，皆侮也；有所歆羡，有所求得，皆夺也。而况于居人上而得肆者，其侮夺之机，日森然于胸中，顾乃卑巽以为恭，吝啬以为俭，其能有感乎？故曰：「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谓惟恐不顺者，惟恐不得顺遂其侮夺之为也。如此而外为恭俭，其谁信之？故曰：「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言当本诸其诚心也。嗟乎！使战国之君知此义，而反身以求之，则乖争陵犯之风，庶乎其可息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所谓权者，事有万变，称其轻重而处之不失其正之谓也。今夫衡之有权，其得名以权者，以夫轻重虽不同，而无不得其平故也。自陋儒反经合道之论起，而其害有不可胜言。盖既曰反夫经矣，而道恶乎合哉！此论一行，而后世窃权之名以自利，甚至于君臣父子之大伦荡弃而不顾，曰：「吾用权也」，不亦悲夫！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盖非夫理明义精，卓然能立者，未易当变而尽夫与权之宜也。故夫学者务正经而已。经正而不失，则将知夫权之所存矣。淳于髡之问，意以为礼之经常不可执守于急难之际也。孟子答之以「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斯两言也，而经权之义盖可见矣。盖不授受，固礼之经，然嫂溺则遭其变，援之以手者，遭变而处之之道当然也。故先之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则可以见其道之在夫援也。若其不援，则失道而陷夫禽兽之域。然则其权也，岂非所以为不失其经也欤？髡未识此意，因是而言，孟子在今日，亦当少贬其道，用权以救世为急也。孟子谓天下之溺，不可以力援也，当援之以道耳。若道先枉矣，则将何以援之乎？是犹援嫂之溺，有赖夫手而先废其手也。然则孟子之不少贬以求济者，是乃援溺之本，岂非天下之大经乎？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所谓教者，亦教之以善而已矣。善也者，根于天性者也。然则父子之有亲，岂非教之之本乎？今也欲教之以善，而反使至于父子之间或继以怒，则非惟无益，乃有伤也。何者？告之而从，则其可也。不幸而有不能从，则将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尝出于正，为人子而萌是心，则不亦反伤其天性乎？是以君子之不教子，虽曰不责善也，然而养其父子之天性，使之亲爱之心存焉，是乃教之之本也。不然，责善之不得，而天性之或伤，尚何教之有？责善云者，谓指其过恶而责之以善道也，在师则当然。为人父者，易子而教之，盖以责善之义望于师也。养恩于父子之际，而以责善望之师，仁之笃而义之行也。虽然，在为人父者言之，则当修身以率其子弟，身修则将有不言而感，不令而从者矣。在为人子者言之，则当敬恭以承命，致其亲爱，劳而不匮也，又岂可因责善而起离心，以自贼夫天性也哉？然则父子兄弟之道得矣。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如所谓事君、事天，皆所谓事也；如所谓守家、守国，皆所谓守也。曰「事亲为大，守身为大」者，非谓此大而彼小也，以是为大，谓所当先者也。故又曰：「事亲，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道莫不有本焉，务其本，则为善学者矣。」盖人道以亲亲为大，而莫先于事亲。有以事亲，则其所推皆是心也，然则乌往而不得其所事？身者，天下国家之本也。有以守身，则其所施皆是理也。然则乌往而不得其所守？虽然，守身所以事亲也，身失其道，则将何以事亲哉？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有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未之闻也。」反复言之，又欲人以守身为事亲之本也。此中庸「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之意。若曾子者，可谓能尽守身事亲之道者矣。故举其养志之事，以为人子之法。夫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则曰有，盖行乎其亲志意之中者也。视夫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而曰亡者，意味不亦短矣乎？故曰「事亲若曾子者可也」。伊川先生论周公之事，以为周公之事，人臣所当为，如孟子所谓事亲若曾子可也，未尝以曾子之孝为有余也。盖子之有是身者，亲也。凡身之所得为者有不尽，则于事亲为有未足，必若曾子之尽其道，而后成人子也。此义精矣。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此章孟子因当时之事而推言其本也。所用之人才有不足责也，所行之政有不足非也，惟大人则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格而天下治矣，盖其本在此故耳。夫心本无非，动于利欲，所以非也。君之心方且在于利欲之中，滋长蔽塞，则是非邪正莫知所适，而万事之统隳矣，故当以格其心非为先。格之为言，感通至到也。书曰：「格于上帝。」盖君心之非，不可以气力胜，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谓格也。盖积其诚意，一动静，一语默，无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则虽责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见听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流不正，不可胜救也。心非既格，则人才政事，将有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业，非大人则不能。若在己之非，犹有未之能克者，而将何以尽夫感通之道哉？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而又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盖仁义所以正也。嗟乎！后世道学不明，论治者不过及于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于君心？而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于吾身乎？「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斯言，真万世不可易者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吕氏曰：「行不足以致誉，而妄得誉，是谓不虞之誉；求免于毁，而反以致毁，是谓求全之毁。」不虞之誉，得于非义，而求全之毁，犹不失仁。此不可不察也。陈仲子欲洁一身，而显处母兄于不义，其为不义均矣，而时人反誉以为廉。匡章责父以善，而不相遇，是爱亲之过者，而时人反毁以不孝。夫二子之行，皆不合义，而一毁一誉，以乱其真。故仲子得誉，孟子以不义辟之；匡章遭毁，孟子以近仁取之。夫君子之取人，如不得已，取其心可矣，毁誉岂可尽信哉？此说尽之矣。然而在君子之检身论之，则正己而已，不以毁誉乱吾之心，而易吾之操也，斯则善矣。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修身者，以谨言行为要。易其言者，是未尝用力者也，则其不能顾行可知。若是者，责之难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学莫病于自足。盖古之所谓师者，学明行修，人从而师之，而非有欲人师己之意也。人师乎己，从而以己之善善之，其答问论辩之际，亦有互相发者，故敩学相长也。若有好为人师之意，则是乃矜己自大之私萌乎其中，欲以益于人，而不知其先损于己，此其所以可惧也。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馆未定。」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啜也。」
孟子于乐正子从子敖之齐之事，盖两责之而甚严也者，良有以也。夫子敖，齐之嬖卿右师王??也。以乐正子之贤，非有趋附其人之意也。然其从之也，于义亦有害矣。故于其初见也，则曰：「子亦来见我乎？」盖乐正子既馆于子敖，则亦未免制于子敖，故必待舍馆定而得见其师。孟子责其不亟见，使之自反其从子敖之非也，故以谓子非不闻见长者之义，不待夫舍馆之定也。然则必待舍馆定而求见者，乐正子亦可以知过之所由矣。??啜之论，同此意也。谓其从子敖也，既无其义，则是徒??啜于子敖而已，岂不与古道之意异乎？观此章，则知君子之处己不可以不严，而所与不可以不谨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或问于伊川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曰：「舜三十征庸，此时未娶，若遂专娶，常人不为，况舜乎？盖尧得以命瞽瞍，故不告也。」「孟子不告而娶，为无后也」，此因为无后而言也。又曰：「尧命瞽瞍使舜娶，舜虽不告，尧之告也，以君诏之而已。无后之所以为不孝者，盖为绝夫嗣其先之道故也，是以君子惧焉。」舜不告而娶者，舜不敢以谋于瞽叟，而尧以君命诏之，瞽叟不得违焉，故谓之不告而娶，而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义具于人之性，而其实则见于事亲从兄之间。盖仁故能爱，爱莫大于爱亲；义者宜也，宜之所施，莫宜于从兄也。扩而充之，仁义盖不可胜用，而实事亲从兄之心也。故智者知此而弗去者也，礼者节文此者也，乐者乐此者也，岂有外此者哉？知必云弗去者，盖曰知之而有时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则弗肯去之矣。有其理则有其节，有其质则有其文，凡三千三百，皆所以节文乎此者也。有以节文，则内外进矣。至于乐，则非自得之深、涵养之熟者，无此味也。「乐则生矣」，生者心之道，盖其中心油然有不自知其然也。生则恶可已，言其自不可已。不可已，则手之所舞，足之所蹈，莫非是矣。至此，则仁义之心睟然于内，而周流乎事事物物之间矣。盖仁义之道，人所固有，然必贵于知之而弗失。知之而弗失，则有以扩充，而礼乐之用兴焉，而其实特在事亲从兄之间而已。孟子之时，邪说诬民，仁义充塞，学者莫适其指归，故孟子摭仁义之实而告之，使于此充之，则不差也。
孟子曰：
「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砥豫，瞽瞍砥豫，而天下化，瞽瞍砥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而在圣人所性不存焉。所性不存，则谓视之犹草芥，不为过也。古之人惟舜为然。舜视天下之归犹草芥，而于所以顺乎亲，则惟恐不及焉，此圣人之所为能尽其性者也。不得乎亲，则何以名为人哉？又曰：「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不有以顺乎亲，则岂能得乎亲？不可以为子，则又乌可以为人哉？然顺亲实难，必也起居食息，视听语默，以至于无声无形之际，无一毫咈其性，而后可以言顺夫亲也。斯须之不存，毫发之未安，则不得为顺矣。舜盖尽乎此者，故曰「舜尽事亲之道」。夫事亲之道，人人具于其性，他人不能尽，而舜能尽之。舜能尽之，亦非有所加益乎其间也。「尽事亲之道，而瞽瞍砥豫」，惟天下之至诚有以感通也。夫道一而已，舜尽事亲之道，而天下之道无不得焉。感一而已，瞽瞍砥豫，而天下之化无不孚焉。既曰「瞽瞍砥豫而天下化」，又曰「瞽瞍砥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盖不得乎亲，为人子者惟当求之己而已。舜尽其道而瞽瞍砥豫，然后父子之大经正，此所谓「定」也。舜为法于天下，岂特天下之为人父子者定哉？万世之为人父子之道亦莫不定矣。嗟乎！为人子者，苟以大舜为不可跂及而不取法焉，是自诬其天性者也。欲取法于舜如何？其亦曰反诚其身而已矣。
离娄下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
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独举舜与文王言之者，盖舜与文王，其地相去为最远，而世之相去为最久故耳。所谓得志行乎中国者，圣人之道化行乎天下，是所谓得志者也。然自今观之，舜与文王所值之时，周旋于父子君臣之际者，盖不同矣。孟子谓「若合符节」者，其何以见之邪？盖道一而已，其所以一者，天之理也。若夫人为，则万殊矣。圣人者，纯乎天理者也。纯乎天理，则其云为措注，莫非天之所为，而有二乎哉？故舜所以事瞽瞍者，是文王所以事王季者也；而文王之事纣，是舜所以事尧者也；文王之忧勤，是舜无为而治者也。舜与文王，易地则皆然。何者？舜与文王皆天也，使其间有一毫不相似，则不曰若符节之契矣。然舜与文王之所以为天者，则抑有道矣。尧、舜、文王、孔子，生知之圣也，故未有盛焉。圣虽生知，而亦必学以成之。「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学也；「缉熙敬止，克宅厥心」者，文王之学也。即其生知之圣，而学以成之，此其所以为天之无疆也。学者读此章，当深究其所以一者，于此有得，则先圣后圣之心可得而识矣。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夏之九月，徒杠成；十二月，夏之十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子产辍乘舆以济冬涉者，孟子何贬焉？盖小惠妨大德，圣贤之所恶也。以人之病涉也，则修其政而已。岁十一月而成徒杠，十二月而成舆梁，是乃政也。所谓广大平正，公义之所存，过是则私意矣。顾乃区区然以已之舆济之，是特内交要誉，恶其声之为耳。故虽可谓之惠，而未知为政之道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夫君子之政，天下之公理也。行法于此，使人由之而已。苟私意一生于其间，则失其所以为平矣。故夫先王之治，为之井田，为之封建，与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于鳏寡废疾，皆有所养，而微至于次舍、桥梁、刍秣之事，亦皆有经制，此岂先王强为哉？因事而制法，而其法皆循乎天理，所谓平其政也。先王平其政，而天下之人无不被其泽，举家爱戴之。后世欲人人而悦，而日亦不足，公义私意之相去盖如此。善乎，诸葛孔明之治蜀也，立纲陈纪，纤悉备具，而不为姑息之计。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为得圣贤之意矣。子产在春秋之际，盖名卿也。传称其为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其于舆梁之事，非不知也，以乘舆济，独欲示其为惠之笃耳，而不知反害于道也。为政者可不知此哉？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此孟子告齐宣王之言也。嗟乎！君臣之际，其犹天地乎？天道下济，故地道得以上行，而化功成焉。君不恃其尊，逮下以礼，则人臣得以乐尽其心，此三代令王所以致治而享国长久也。战国之际，此义亡矣。君亢于上，臣下之势邈不相接，其相遇不翅若仆隶役使然，岂复有交泰之理哉？孔子盖尝答鲁定公之问，以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孟子所以告齐宣王者，亦是意耳。孟子之意，以为人君患人臣之不忠，在人君之分，当反诸己，不当以责人臣也。吾视之如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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