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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言杨朱墨翟之徒盈天下，而《吕氏春秋·尊师篇》亦言“孔墨之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则墨子之学其于战国之际，盖曾与杨朱共夺儒家之席。及杨氏学衰，亦尝与儒家中分天下，其盛盖可知矣。及秦焚书坑儒，而墨与诸子百家亦同受其厄。然汉兴，仲尼之言遂县诸日月，而诸子之籍亦渐见重于后世。老庄之徒，其盛万万不及墨子！然自汉以降，为老庄之学者亦几并孔孟。独墨子之书则传之者绝少，几有灭绝之忧，何哉？岂以其非乐节用，以“自苦为极，而其行难为”二语见《庄子·天下篇》。 欤？抑亦老子所谓“柔弱胜刚强，强梁者不得其死”，故墨衰而老盛欤？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者之文，于秦则为乱法，故痛绝之；自汉以后，则一变而为“随时抑扬，哗众取宠”，二语见《汉书·艺文志》。 故世主特尊宠之；岂真能尊孔子之道哉？至于墨者之学，则侠也；陈灃云：墨子之学，以死为能事，战国侠烈之风盖出于此。详《东塾读书记》。 其自苦既为学者所难能，而以武犯禁，又为法纲所甚恶；且其名理异同之辩，已为学术统一后所不需；器械攻守之具，尤为国家统一以后所大忌；则其学虽欲不微，其可得乎？
《墨子·公输篇》，墨子说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此盖墨子之高弟，常随侍左右者；犹孔子之有七十子，非墨子之弟子止于三百也。其后淮南王书亦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其弟子姓氏可考者，据孙氏诒让所考有十有六人：一禽滑釐，二高石子，三高何，四县子硕，五公尚过，六耕柱子，七魏越，八随巢子，九胡非子，十管黔敖，十一高孙子，十二冶徒娱，十三跌鼻，十四曹公子，十五胜绰，十六彭轻生子。再传弟子三人：一许犯，二索卢参，皆学于禽滑釐；三屈将子，学于胡非子。三传弟子一人：田系，学于许犯。此二十人皆传授可考者也。而此二十人中，魏越原非人名，详见拙著《墨子间诂补正》。 则可考者十九人而已。其余墨学名家，有田俅子，相里子，相夫氏，邓陵子，苦获，己齿，五侯子，我子，缠子之徒，墨家巨子有孟胜，田襄子，腹 。其墨学杂家，又有夷之谢子，唐姑果之属。皆见孙氏《墨语》。就中惟随巢子著书六篇，胡非子著书三篇，田俅子著书三篇，我子著书一篇，见于《汉书·艺文志》；相里子著七篇，邓陵子亦有著书，见于《姓纂》引韩子语；缠子有著书，见于《意林》。其余皆未闻有著述。即此诸家所著述，其书亦皆已不传。今墨子书五十三篇，在宋为六十三篇，在汉为七十一篇，则其亡者亦多矣。今墨子书盖皆不尽墨子作；或者墨子弟子之作，亦有所附益欤？古之著书，非同后世之为名也。故为某家之学者，其所为文，即往往附于本师。故管子之书非尽管子之作，为管子之学者均有焉。
庄子之书亦非尽庄子之作，为庄子之学者均有焉。此非古人之伪增也，其风尚体例盖如此也。周秦之书，盖大抵类是。其学可为一家之学，其文多非一手之文，故居今日而读古书，以谓某书必为某人一手之作者非也；见其偶有牴牾，则遂斥以为后人之伪者亦非也。故吾于墨子之书，其醇粹者固可定为墨子之语；而年代偶有差误，言语或有驳杂者，亦可知其为后之为墨学者之所增益；后之为墨学者之书虽不传，然亦可由是而睹其一斑矣。
古之为学者，有自鸣其一家之文；无为其师说作章句之书。故荀孟不闻为孔子书作注疏。孔子之于《易传》，亦止明大义而已。韩非子有《解老》、《喻老》，墨子书有《经说》，皆说大义，非章句之学也。故墨子一传再传诸弟子之书虽不传，然其必无章句之书则可知也。
章句之学，始于汉儒。然无为墨子作注者。至晋鲁胜始为《墨辩》作注。《墨辩》者，墨子书之一部分，即今之《经》上下及《经说》上下四篇也。兹录其叙云：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孙星衍校改刑。 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原“必”上无“名”字，“察”下无“形”字，从孙诒让校增。 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孙诒让云：“刑”当作“形”。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晋书·隐逸传》。
名学为一切学术之基本，故孔孟老庄荀墨之徒，莫不讨论其学。盖以非此则其学说无由而成立。此西人所以谓名学为科学之科学也。见王国维译英国随文《辨学》。 然至于汉儒已不为所重，故诸子名学之书皆不显。唯晋鲁胜独能致意及此。墨子之书，世儒之所轻也；而《墨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则轻中之尤轻者也；彼鲁胜者，独能为之于举世不为之日，怀兴微继绝之志，岂非人杰之士乎？然推求其因，或亦受释老之影响，与夫当日清谈之风气使然欤？陈灃《东塾读书记》于“坚白异同之说”条注云：后世谈元谈禅者，皆有类于此。 然鲁胜书据其序则当甚可观，而其书亦已不传，岂非以世儒学重浮华，崇文而弃质故邪？故晋人所注之《老》、《庄》至今完好，而《墨辩》之注阙焉。
虽然，鲁胜之书，止墨子书之四篇而已。其为全书作注者则概乎其未之有间。至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始言有《乐台注》，其书已亡，无由论述。迄清乾隆间，硕学辈出，考证之学大兴；学者始以治经之余，校注子籍；注《墨》之书，毕沅实为之导其先路。其《自序》云：
先是仁和卢学士文弨，阳湖孙明经星衍，互校此书，略有端绪；沅始集其成，因遍览唐宋《类书》古今传注所引，正其讹谬；又以知闻疏通其惑。
此毕书之大略也。孙星衍序之云：
弇山先生于此书，悉能引据传注类书，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豁然解释。是当与高诱注《吕氏春秋》，司马彪注《庄子》，许君注《淮南子》，张湛注《列子》，并传于世。其与杨倞卢辩空疏浅略，则倜然过之。时则有仁和卢学士抱经，大兴翁洗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谋同时为其学，皆折衷于先生。
足以见此书当时之价值矣。然疏失之处，亦正不少。
一，好以儒言傅会。如：《亲士篇》，“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毕云：“旧脱‘不’字，据上增；疚究同，犹云‘内省不疚。’”而不知古文“退”字作“ ”，从“内”声，“内”即“ ”之省假。俞樾谓‘内’当作‘ ’，其说是也，其改字非也。 “进不败其志，而退究其情”，正足见墨子进退勇于为道之决心；非内省不疚之消极主义也。又《亲士篇》云：“虽杂庸民，终无怨心。”毕注云：“言遗佚不怨。”而不知此谓志在救世，虽穷而在野，与庸民杂居，亦无怨也。凡此皆傅会儒言之失。
二，引据类书尚多漏略。如：《法仪篇》云：“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毕注云：“旧脱‘爱’字，以意增。”而不知《群书治要》所引正有“爱”字也。刘师培说。 《七患篇》，“大臣不足以事之。”毕注云：“旧脱以字，一本有。”而不知《群书治要》所引正有以字也。见孙氏《间诂》。
三，征引尚多未备。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为毕书得意之作。如《耕柱篇》云：“古者周公非关叔。”毕注云：“‘关’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传》云‘掌其北门之管’，即关也。”毕说是也。然，《说文·木部》：“棺，关也，从木，官声。”管亦从官声，则从官声有关义可知。此“关”“管”相通之最要义证，而毕氏未之及焉。
此外疏漏尚多。读孙氏《间诂》，自能知之。兹不复一一。至其对于墨子之评论，则尤为非是。其《自叙》云：
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讳词，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子；孔子之言多见《论语》、《家语》及他纬书传注，亦无斥墨之词。
据毕说则墨子殆不道孔子讳，必事孔子如师也，有是理乎？孙星衍承其说而为之叙其书，竟引《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久’字旧脱，据王念孙校增。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以为墨出于儒之证。而不知淮南之所谓“受”与“学”者，盖犹今之所谓“读”；读其书而知其是非，非必师事之也。
孙星衍，卢文弨二家之注已见毕书中。毕书集其成，而其简略尚如前之所云，则卢孙之简略，更不足论矣。
同时又有汪中，亦治墨学。其书今不传。惟见其序于《述学》耳。然就其叙言之，其书必大有可观者。其序略云：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存五十三篇。明陆稳所叙刻，视他本为完，其书多误字，文义昧晦，不可读。今以意粗为是正，阙所不知；又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别为表微一卷。
今定其书为内外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为杂篇；仿刘向校《晏子春秋》例，辄于篇末述其所以进退之意，览者详之。
则汪书之内容，与诸家之不同，盖可知矣。至其持论亦比毕孙为精通。
墨子之学，其自言者曰：“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此其救世亦多术矣。《备城门》以下，临敌应变，纤悉周密，斯其所以为才士与？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惟儒墨则亦然，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自注：《艺文志》董无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丛诘墨伪书不数之。 荀之《礼论》、《乐论》，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爱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谓兼者，欲国家慎其封守而无虐其邻之人民畜产也。虽昔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者，岂有异哉？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其以耳食，无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罪。虽然，自今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吾读其书，惟以三年之丧为败男女之交，有悖于道；至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民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历观周汉之书，凡百余条，并“孔墨”“儒墨”对举；杨朱之书，惟贵放逸，当时亦莫之宗，跻之于墨，诚非其伦。自墨子没，其学离而为三，徒属充满天下；吕不韦再称巨子；自注：《去私篇》、《尚德篇》。 韩非谓之显学；至楚汉之际而微。《淮南子·汜论训》。 孝武之世，犹有传者见于司马谈所述，于后遂无闻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务急国家之事，后之从政者，固宜假正议以恶之哉？
其谓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虽似太过；然当时诸子尚未定于一尊，则互相非距，不免流于偏激，亦势所必然者。故墨子之不尊孔子，本不宜为墨子讳；汪氏之见，盖卓于毕孙远矣。
汪氏持论虽精于毕孙，然其注今不传，未知其果能胜毕书否？自毕以后，则有王念孙，其书成于道光间。王氏为逊清考证学巨子，故其成就尤远在诸家之上。今节录其《墨子杂志叙》如下：
是书错简甚多，卢氏所已改者，唯《辞过篇》一条。其《尚贤下篇》，《尚同中篇》，《兼爱中篇》，《非乐上篇》，《非命中篇》及《备城门》，《备穴》二篇，皆有错简；自十余字至三百四十余字不等。其他脱至数十字，误字，衍字，颠倒，及后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辨正之，以复其旧。此外脱误不可读者尚复不少。
盖其书有四大特色：（一）改正错简。如自叙所举诸篇是也。（二）发明古义。如《非儒篇》云：“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毕氏读为苟且之“苟”，而王氏以《说文》训“自急敕之笱”正之，是也。（三）因传写之讹以考见古字。如《尚贤中篇》，“贱傲万民”。“贱傲”二字，义不可通。王氏以“贱”为“贼”之讹；“杀”字古文作“ ”，与“敖”相似，知“ ”讹作“敖”，又讹作“傲”是也。（四）阐明同声通假之字。如《尚贤中篇》：“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王氏引《管子·侈靡篇》，“公将有行，故不送公”，以明“故”“胡”通用，是也。有此四者，故墨书至王氏而大略可读矣。然其误解者亦时或有之。兹举一二例如下：
一，《天志中篇》，“雷降雪霜雨露。”王注云：“‘雷降雪霜雨露’，义不可通。‘雷’盖‘霣’字之讹，‘霣’与‘陨’同，《春秋经》庄七年‘星陨如雨’，《公羊》‘陨’作‘霣’。”按王氏改“雷”为“霣”，非也。考《说文·雨部》，霣下云：“齐人谓雷为霣，从雨，员声。”“雷”，《说文》作“靁”，籀文作“ ”云：靁间有回，靁声也。盖“回”“员”双声，故“雷”“霣”同字；假“霣”为“陨”，为同声之假；假“雷”为“陨”为双声之假；其理同也。王氏必以“雷”为“霣”之误，此于古音考之未审之过也。
二，《非攻下篇》，“以诤诸侯之毙。”王云：“‘诤’涉下文诸字从言而误，今改。”按王氏改“诤”为“争”，非是。《说文·言部》，“诤，止也。”《攴部》，“救，止也。”然则“诤，救”同义。“以诤诸侯之毙”，犹云，“以救诸侯之毙”，义自可通；何劳改字？此于古义考之未审之过也。
墨子书虽至王氏而略已可读，然《经》上下及《经说》上下四篇，函义既奥博，讹脱尤众；毕王之书，尚未能得其十之一二也。武进张惠言则有《墨子经说解》，以专释此四篇。其书据其后叙，成于乾隆五十七年。然其书未尝刊布，至光绪丁未，孙诒让始得校写本，以其说入于《间诂》；乙酉岁，国学保存会，始有景印本。其书先列《经上》旁行为一篇，而后以《经说》上附《经上》为一篇，为上卷；《经下》旁行为一篇，又以《经说下》附于《经下》为一篇，为下卷。其注均用单行小字。其书之得失，孙诒让论之甚允。孙氏云：
余前补定《经下篇》句读，颇自矜为创获，不意张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谈名理；虽校雠未审，不无望文生义之失；然顾有精论，足补余书之阙误者。
至其后序立论尤多精辟。今节录如下：
当孟子时，百家之说众矣。而孟子独距杨墨。今观墨子之书，《经说》、大小《取》尽同异坚白之术；盖纵横名法家惠施公孙龙申韩之属皆出焉。然则当时诸子之说，杨墨为统宗。孟子以为杨墨息而百家之学将销歇而不足售也。独有告子者与墨为难而自谓胜为仁，故孟子之书亦辩斥之。呜呼！孰知其后复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悖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乐节葬；此三言者偶识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爱；而兼爱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爱之言曰：“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聪明耳目，相为视听；股肱毕强，相为动宰。”此其与圣人所以治天下者复何以异。故凡墨氏之所以自托于尧禹者兼爱也。尊天，明鬼，尚同，节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乐，薄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惟惑其兼爱之说；故虽悖于理不安于心，皆从而和之，不以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诛其说而诛其心，断然被之以无父之罪，而其说始无以自立。
其论孟子辟墨不辟其他说，而独辟兼爱，可谓得擒贼先擒王之旨者矣。张氏之外，治经说四篇者，尚有丁小山，定本《墨子间诂》作“小疋”；聚珍本作“小山”。柱按：据孙志祖《读书脞录》作“小山”，则定本误也。 许周生二家之书，见孙志祖《读书脞录》。小山名杰，周生名宗彦，并德清人，孙诒让云：然其书今皆未流布，不知尚存否也。
继毕王而为全书校释者，有苏时学，著有《墨子刊误》。其书刊于同治丁卯。孙诒让与梁启超书，见《籀高述林》，原题“梁卓如”。 称其书为专门之学。陈灃为之跋云：
苏爻山以所著《墨子刊误》见示，正讹字，改错简，涣然冰释，怡然理解；而《备城门》以下尤详。墨子以善守称，《备城门》诸篇，乃其法也。此又兵书之最古者。墨子之书害道；而爻山乃能取其长，探其奥，真善读古书者。
观陈苏两家所称道，则其书之足重可知。然以余观之，亦有巨失。
一，笃信《伪尚书》，故往往据《伪尚书》而误解《墨子》。如《非命中篇》，“《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苏氏云：“此与上下二篇所引，略见孔书，而其词稍异；所引《太誓》亦然；真古文也。而□（此处原文为“□”）必以古文为伪，何欤？岂作书者不能雷同以征信，反加点窜以致疑欤？抑孔书不足信，而墨子亦不足信欤？”此说孙氏《间诂》未载入。 其笃信古文如此。故于《非命下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苏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鉴惟不远，在彼夏王。”引《伪书》欲改“殷”为“夏。”而不知作书者剿袭墨子。墨子所引之《泰誓》，乃伐纣后告戒之辞，此简朝亮说，见《尚书集注述疏》卷末伪古文。 而作伪者，乃以为伐纣时之言，故改“殷”为“夏”也。
二，小学非其所长，故所说时或不免于陋。如《亲士篇》云：“谿陕者速涸”。苏《注》云，“陕与狭通”，此说孙氏《间诂》不录。 而不引《说文· 部》“陕隘也”为释，以明狭为陕之俗。《尚贤篇》，“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苏《注》云：“事当为使，二字形近而讹。”而不知古“事”“使”同为一字，见于金文也。见吴大澂《说文古籀补》。
至其本书校勘之疏，尤为他书所罕见。如“则子西易牙竖刁之徒是也”，乃《所染篇》之文，而录入《法仪篇》。《修身篇》“虽劳不图”，而注竟以“啚”为“图”，皆未改正。刊书草率，未免太甚。馀详余所著《墨子刊误刊误》。兹不赘。
苏书，孙氏《间诂》，采取甚众。然亦间有不录者，如上所举二例之类是也。然苏书行世甚少，世之得见其书者盖亦寡矣。
与苏氏同时而治墨学者，有邹伯奇，陈灃，孙诒让与梁启超书称其学云：
《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小《取》六篇，文义既苦奥衍，章句又复裭贸。昔贤率以不可读置之。爻山即苏时学。 刊误，致力甚勤；而于此六篇竟不著一字；专门之学，尚复如是，何论其他？唯贵乡先达兰甫陈灃。 特夫邹伯奇。 两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诸学发其旨。惜所论不多，又两君未遘精校之本，故不无望文生训之失。
盖以泰西科学释《墨经》，实始于邹陈二君矣。邹说多载于陈氏《东塾读书记》，孙氏《间诂》采之，多题为陈说；此学者所当知者也。陈氏对于墨子，亦有极精辟之言。兹节录其三则如下：
诸子之学，皆欲以治天下。而杨朱之计最疏，墨翟之计最密。杨朱欲人不贪，然人贪则无如之何；老子欲人愚，然人诈则无如之何；商鞅韩非皆欲人畏惧而自祸其身；墨翟兼爱非攻，人来攻则我坚守；何以为守？蕃其人民，积其货财，精其器械；而又志在必死，则可以守矣，此墨翟之所长也。
孟子谓墨子无父，尝疑其太甚；读墨子书而知其实然也。墨子书云：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志，岂有贤于婴儿子哉？”自注：《公孟篇》。 此之谓无父。
韩非子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自注：《显学篇》。 韩非犹以墨子为戾，孟子谓之无父，不亦宜乎？盖专欲富国强兵，遂至于戾而无父而不顾。是则墨子之学矣。”
其论墨学之得失，可谓深得要领矣。继苏氏之后而为全书之考证者，有俞樾，著有《墨子平议》，刊布于同治庚午。其书精博与王念孙书等；且后出于王书，故足补王书之所未备者甚众。然疏失之处，亦时或不免。姑举一二如下：
一，《兼爱中篇》云：“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于”旧本作“於”。俞云：“‘于故’二字疑衍。”而不知“於”道藏本作“于”；“于”有大义，故从“于”之字，均有大义。《说文·大部》：“夸，奢也，从大，亏声。”段玉裁注云：“奢，张也。”是“于”有张大之义。《艸部》，“芌，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芌也；从艸，亏声。”段《注》云：“《口部》，‘吁，惊也’，《毛传》曰‘ ，大也’，凡于声多训大。”然则“于故”犹言“大故”也。《吕氏春秋·节丧篇》，“不以便死为故”，《注》云：“故，事也。”“大故”犹“大事”也，“难物”“大事”，正相对为文，岂得谓之衍字乎？此俞氏于古人语根未及深求之过也。
二，《节用上篇》云：“冬加温，夏加凊者，芉 不加者去之。“芉 ”二字，学者多不得其解。俞云：“‘芉 ’疑当作‘鲜且’。‘鲜且’者，鲜 也。《说文》：‘《黹部》， ，合五采鲜色；从黹，虘声。’鲜色谓 ；故合而言鲜 。”而不知《中篇》皆作“则止”。“鲜 ”或可误为“芉 ”。而断无可误为“则止”之理。予以谓俞氏以“芉 ”为“鲜且”，其字则是，其义则非也。“鲜”“斯”双声，古多通用。《易·系辞》“君子之道鲜矣”，《诗》“鲜民之生”，“鲜”均当为“斯”之转。《说文·且部》，“且所以荐也；从冂，足有二横，一其地下也。且古文且字，又以为几字。”几者人之所止，故且有止义。如阻沮等均有止义。然则此文之鲜“且”，其义犹云“斯止”也。详拙著《墨子间诂补正》。 若俞氏之说，则未免深求之过矣。
自毕氏至俞氏八九十年间，墨学已日臻完备。然自毕书外，汪书不传，其余均不列入《墨子》原文。故著者虽众，散见各家之书，未便学者研诵；其于墨学犹未为大功也。后俞书二十五年，乃有孙诒让之书，取许叔重题注淮南王书曰《鸿烈间诂》之义，名其书为《墨子间诂》；博采诸家之说，录入《墨子》本文之下。俞樾序其书云：
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薶终古矣。国朝指逊清。 镇洋毕氏始为之注；嗣是以来，诸儒益加雠校，涂径既辟，奥窔粗窥；墨子之书，稍稍可读。于是瑞安孙诒让仲容，乃集诸书之大成，著《墨子间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蠹，脉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是书也。
俞氏之说，诚非溢美之谈。然孙氏书实有两种。一为聚珍本，于光绪乙未在苏州毛上珍印行；二为定本，即今通行之本，镂版于光绪丁未。两者各有长短，孙氏自书定本云：
余续勘得剩义百余事，有误读误释，覆勘始觉之者，咸随时迻录别册存之。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余前以未见皋文先生《经说解》为憾。一日，得如皋冒鹤亭孝廉广生书云：“武进金溎生运判武祥，藏有先生手稿本。”急属鹤亭驰书求假录。金君得书，则自写一本寄赠，得之惊喜累日。既又从姻戚张文伯孝廉之纲许假得阳湖杨君保彝《经说校注》，亦间有可取。因张解并删简补录入册。
是定本所网罗殆富于聚珍本矣。然就版本之校勘而论，则聚珍本之错误少于定本。兹略举一二如下：
一，本文之脱误。如《尚同中篇》，“以求兴天下之害。”“兴”下脱“天下之利除”五字。本作“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各本均同。聚珍本不脱，而此独脱。
二，注文之脱误。如《尚贤上篇》：“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注》引毕云，“或以《诗·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诗而为之说”云云。“之”字下“诗”字，毕本原作“语”；此误为“诗”，而聚珍本则不误。
此则聚珍本比定本为优者矣。然亦有聚珍本误而定本不误者，要在少数而已。兹略不举焉。
孙书内容共四种。一间诂十五卷，二目录一卷，三附录一卷，四后语二卷，共十有九卷。于墨学之故训及学说等，可谓甚备。盖不独孙氏之学力使然，亦时势所使然也。盖治《墨子》者日多，其说亦日备，故孙氏得以集其大成之功耳。
孙书所采，则前此治《墨》者尚有洪颐煊及戴望；其说无多，今不论焉。
至孙氏之对于墨子学说，亦颇有持平之论。其自序云：
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唯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持之太过，或流于偏激，而非儒尤为乖盭，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荀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洙泗龂龂，儒家已然；儒墨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之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
稍后于孙氏而研究墨学者，有章炳麟，梁启超。章氏精训诂及佛乘，故所言多独到之处。惟无专书，略见于《国故论衡》、《原名篇》而已。如云：
《墨经》曰：“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说》曰：“智者若疟病之之于疟也，自注：上之字训者。 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此谓疟不自知，病疟者知之；火不自见，用火者见之；是受想之始也。受想不能无五路，及其形谢，识笼其象，而思能造作。见无待于天官，天官之用亦若火矣。五路者若浮屠所谓九缘：一曰空缘，二曰明缘，三曰根缘，四曰境缘，五曰作意缘，六曰分别缘，七曰染净依，八曰根本依，九曰种子依。自作意而下，诸夏之学者不亟辩，泛号曰智。目之见，必有空明根境与智；耳不资明；鼻身不资空；独目为具五路。既见物已，虽越百旬，其像在；于是取之，谓之独影。独影者知声不缘耳，知形不缘目，故曰不当。不当者不直也。是故赖名。曩令所受者逝，其想亦逝，即无所仰于名矣。此名所以存也。
其解说颇精，大抵类此。
然自毕氏以来，为墨学者或整理全书，或书中之一部分；虽各有精审之处，然大抵皆训故章句之学；而于墨子之学说，评论者不过寥寥千百言之叙文，略见己意而已，言墨子之非者，固自有其卓识；而言墨子之是者，亦多游移于孟墨之间；未有大声疾呼，提倡墨子学说者也。有之，自梁启超始。其于清末撰《新民丛报》时，曾作《墨学微》。其发端叙论云：
新民子曰：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鸣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学墨；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作《子墨子学说》。
以墨学为救国之学说，虽似言 人所未言，然俞樾于序孙氏《间诂》云：
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亦足以安内而攘外乎？
则俞氏早已见及此。唯俞氏之说，似偏于战守之具，而梁氏则大倡其学说耳。梁氏书第一章《墨子宗教思想》，第二章《墨子之实利主义》，第三章《墨子兼爱主义》，言论颇为清晰。胡适谓其能引起多数人对于墨学之新兴趣，其言良是。梁氏至民国十年，复刊行其《墨子学案》，盖为清华学校演讲而作者。其书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墨子之根本观念》，第三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第四章《墨子之宗教思想》，第五章《墨子之新社会组织法》，第六章《实行的墨家》，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第八章《结论》，并附有《墨者及墨学别派》，《墨子年代考》。梁氏自序谓与《墨学微》，全异其内容云。
梁氏又别有《墨经校释》，刊布于民国十一年。其书一《自序》，二《凡例》，三《余记》，四《正文》，五《旁行原本》，六《经上之上经说上之上》，七《经上之下经说上之下》，八《经下之上经说下之上》，九《经下之下经说下之下》，十《胡序》。此为张惠言后专释《墨经》之巨著。盖梁氏前二书为提倡墨子学说之论述；后一书为校释《墨子》一部分之著作。前者近于义理之学；后者近于考据之学也。兹将梁书分别论之。先略举《墨学微》及《墨子学案》之一二例如下：
一梁氏于《墨学微》论墨子之政术，及《墨子学案》论墨子之新社会组织法，均引墨子《尚同上篇》选立天子之说，以为与卢梭《民约》绝相类；谓选立为人民选择而立。其《墨学微》云：
其谓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正长。故选择贤圣立为天子，要从事乎一同。谁明之？民明之。谁选择之？民选择之。谁立之？谁使之？民立之，民使之也。然则墨子谓国家为民意所公建，其论甚明。中国前此学者言国家所以成立，多数主张神权起源说，家族起源说；惟墨子以为纯由公民意所造成，此其根本的理想与百家说最违异者也。
其《墨子学案》且举墨子建立巨子之法，以为例证；而不知此乃大谬特谬。孟胜之传巨子，全为个人之传授；不足以明其为民选，适足证其为独断也。余以谓墨子之所谓选立者，乃言天之选立，非谓由人民选立也。举证如下：
甲，《墨子·尚同上篇》云：“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母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相劳，腐 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此段诸“选立”字，且置其选立天子之说而不论；而论其他之选立三公，立诸侯国君，选立正长；果为谁之选立乎？其云：“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云：“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又云“诸侯国君既以立，以其力为未足”云云；此诸所谓“以为”者，天子三公以为也，诸侯国君以为也。其文义甚明。然则下文接言“选立”，乃天子选立三公；天子三公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选立正长；甚明。此皆由尊立卑，则墨子之意，以选立天子归之于天，可知。
乙，《墨子·天志上篇》云：“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正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此文云：“有天政之”，云“天之为政于天子”，是明以天为天子之上司。而此文所云，亦皆为以尊政卑，与《尚同上篇》所云以尊选卑者，文同一例。则彼虽不明言天选立天子；而以此文例之，则墨子之意，固以天选立天子，甚明也。
丙，《尚同下篇》云：“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孙诒让云：上“天下”二字，疑当作“天”。柱按：孙说是也。 然则，此岂非墨子以选立归之天之确证乎？又《尚贤中篇》云：“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此则明明言天鬼立天子矣。尚可谓之民选邪？尚可谓为无神权说邪？
丁，《尚同上篇》既云“一人一义，二人二义，十人十义”，倘选立者为人民，则一人选一人，二人选二人，十人选十人，安能选出一人，立以为天子者乎？
要之，墨子此论，假令以为民选天子，则亦决非初民政治所能，有违事实；如以为天选，亦远不及柳子厚封建论为有合于理；梁氏于此等处，均未阐发，不免多阿所好之言。
一，梁氏《墨子学案》第三章论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有一段云：
我想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内中最可注意的两件事：第一件，他们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第二件，强迫劳作，丝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财不足则反诸时”的道理。虽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但比诸从前工党专想减少工作时刻，却是强多了。墨子说：“安有善而不可用者。”看劳农政府居然能够实现，益可信墨子不是幻想家了。
依梁氏此说，则墨子直二千年以前劳农政府之先达矣。然梁氏谓“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语，考墨子之《节用中篇》所言“圣王制为节用之法”云云，下文皆继之曰“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此皆与民对言，则其法为专对在位者而言可知。且云，“圣王弗为”，而不云圣王禁民不为；所称者亦为古圣王，则古圣固未有绝对干涉人民衣食住之事者，则墨子此言，亦必非如梁氏所说，都由政府干涉可知。然墨子“尚同一义”，则节用之义，亦必欲强天下之同；是梁氏之言，似亦未为大过；唯言墨子之于衣食住，尽主由政府干涉，则终属臆测，而无显证耳。
至梁氏又谓“遍查《墨子》书中并没有一个字说君位要世袭”云云，尤为不然。考《天志上篇》云：“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柱按之通知。 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以业万世子孙为善，非赞成君主世袭而何？梁氏于是乎疏矣。
要之，近人之学，颇似商贾趋时，好以外国学说，皮傅古书；往时人喜谈卢梭，故以卢梭说傅会之；今人喜谈劳农政府等，故又以劳农政府等傅会之。此乃近世学者之长技也。其学术之能耸动听闻者在此，其短处亦正在于此。
至于《墨经校释》，长在文字明晰，能引人入胜；依鲁胜之例，引说入经，各附其章；又以校与释分而为二；均极便学者研究。至其疏失，亦可得而言。
一、拘守《经说》必牒举经文首一字以为标题之说。故多妄加妄减。而不知《经》说固多牒经文首字为题，而亦有牒举两字者，有首句《说》与《经》文有同字而遂不举者；不必拘守一律，以削趾就履也。此条胡适已论之。
二、本前人之说而不出前人之名。如《经》上云：“勇志之所以敢也。”《经说》云：“勇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于是也害之。”张惠言云：“人有敢亦有不敢；就其敢于此者，则命之‘勇’矣。”孙诒让云：“‘名’犹‘命’也，言因敢得‘勇’名。”而梁氏则云：“‘命’犹‘名’也。言因敢得‘勇’名。人有敢，亦有不敢；就其敢于此即命曰‘勇’；虽不敢于彼，仍不害其为‘勇’也。”其说全本张孙。又句下校释之语，亦多此类。如《经说下》云‘极胜重也’，孙注云：“《说文·木部》云：‘极栋也。’屋栋为横木，引申之凡横木通谓极。”《梁》注云：“《说文》云：‘极栋也。’屋栋为横木，引申之凡横木通谓之极。”梁氏此注亦全本孙氏。如是之类，未免有攘美之讥。
三、援引多讹。如《经说上》云：“不若金声玉服。”梁云：“‘不若’之‘不’，孙云疑衍。”然今考孙书本云“不”疑当作“必”，而无“疑衍”之文。如《经上》云：“ 间虚也。”梁本改“ ”作“栌”，云：“‘栌’字从孙校。”然考此条孙注引王引之云：“‘ ’乃‘栌’之借字。”是当云从王校而不当云从孙校也。又梁氏引张惠言云：“但就虚处则谓之栌。”今考张原本作从糸之“ ”，不作从木之“栌”；而梁氏既改经文“ ”为“栌”，并改张注之“ ”为“栌”，误矣。凡此皆著书不小心，或削趾就履之过。
四、改字太多之病。如《经上》云：“同异而俱于之一也。”说云：“侗二人而俱见是楹也，若事君。”梁校云：“侗”疑当作“同”。“楹”字当为“相盈”二字分写之讹。“人字”涉上“人”旁而衍。“见”字涉上文“是”字形近而衍。“事君”二字不可解。是《说》文十二字，而梁氏疑改者几过半数。如此解释古书，其意虽美，恐非古人之意也。不知此文本无一误。“侗”与“同”同，犹“侒”与“安”同。墨子之意，谓当立一以为法仪。“于”依也。“之”此也。谓人人虽异而俱依此一以为法仪也。《说》云“二人而俱见是楹”，则譬此“一”为“楹”；以此“楹”为标准，虽二人之不同，而“俱见是楹”，以是“楹”为标准则同。“若事君”者，谓若万民之事君，而志无不同也。举“二人”为言，即仁从二人之意，多数之称也。此即《法仪》、《尚同》、《天志》之旨，不须改字而本文自通。
五、文字之学本疏。故于古音义，无所证明。如《经下》云：“谓而固是也。”《说》云：“未有文名也。”梁氏以牒经文首字标题之例，改“未”为“谓”，其义是也。然而不知“未”即“谓”之音转。桓二年《公羊传》云：“若楚王之妻媦。”《解诂》云：“媦，妹也。”按“媦”从胃声；“妹”从未声。“媦”“妹”声近义同。则“谓”从胃声，故转而为“未”。此《经》作“谓”而《说》乃作“未”之证也。盖梁氏之于小学，似非所长，故其书除删改文字外，于古音义，无所阐发也。
虽然，梁氏提倡墨子前后著书三种，其功可谓勤矣，可谓墨子之功臣矣。
自梁氏提倡墨子之后，有胡适，章士钊，皆喜以名理说墨子。胡氏著有《墨辩新诂》；然刊布者只《小取》一篇，其书甚有条理。此外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有《墨子》及《别墨》两篇，几占全书之大部分。然惟别墨之论，与梁氏不同，其余则梁氏之《墨学微》，实已开涂径。胡氏据《庄子·天下篇》“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之语；以《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为别墨之书，或为公孙龙惠施之徒所作。而不知庄子所谓“倍谲不同”者“相谓别墨”；则谓虽诵《墨经》而背于《墨经》者，乃谓之别墨；是别墨乃背于《墨经》之称，安得反谓《墨经》为别墨之书乎？“别”之古文为“八”。《说文·八部》，“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重之则为“ 。”《说文·八部》云：“ ，分也。从重八。《孝经》曰：故上下有别。”虞翻说《尚书》“分北三苗”，“北”古别字。盖“北”篆文作“ ”，亦象二人分别相背之形。则“北，八， ，别”四字，古音义相近相同。则“别墨”犹云“背墨”。相谓“别墨”乃彼此互相诽斥之词；故下文接云“以坚白异同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言其彼此相非难也。《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云“取舍相反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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