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反不同”，犹庄云“倍谲不同”也。韩云“自谓真孔墨”，此斥其自是；庄云“相谓别墨”，乃斥其相非。是己则非人，非人则是己；其言不同，其实一也。夫见诵《墨经》而背《墨经》者，因谓《墨经》为背《墨》者之作，是何异于见称诵孔墨，而背孔墨者，因谓孔墨为背孔墨者之学乎？且“倍谲不同”者“相谓别墨”，则别墨非一人；而《墨经》者乃所俱诵者也。若以《墨经》为别墨之书，则属别墨中何墨之书乎？为此一别墨之书，则彼一别墨必不诵，何云俱诵乎？凡此于论理有不可通者。而世人乃大共尊信之。是真大惑不可解者矣，至章士钊乃反其说，以《墨经》为墨家与施龙辩难之书，一立一破。学者又或共相尊信之，以为最新之发明品。章氏所著有《名墨訾应论》，《名墨訾应考》，最为学者所称道。又有《章氏墨学》，皆阐发其訾应之义。然其“訾应”二字，本于《庄子》书，而所征引者为《墨经》，则是以《墨经》为訾应之辞矣。其说之不可通者有二：一，庄子所谓“訾应”，指诵《墨经》者之互相訾应，非谓与名家訾应。而章氏题云：《名墨訾应》。是命题已非其实矣。二，庄子之言，谓以诵《墨经》不同之故而訾应；则訾应之言，当别有书；决不能以《墨经》为訾应之书。犹自汉以来诵《春秋》者有三家，倍谲不同，学者互相驳诘；其驳诘之辞，亦当别有其书；不能指《春秋》为其驳诘之书也。而章氏乃以《墨经》为墨者訾应之词，是何以异于谓《春秋》为后儒驳难之文乎；此其不可通也明矣。
章氏释《墨经》其精警之处固多，其牵强之处亦复不少。兹举一例如下：
《经上》云：“盈莫不有也。”《说》云：“盈，无盈，无厚，于尺无所往而不得二。自注：原衍一得字。 ”章释之云：“盈说在盈否之盈。以释兼爱主义。但盈矣，以词害意，而别无说以通之；是将受攻者以柄，而大义终莫明也。”故说曰：“盈无盈。”《墨经》与《说》以正负两面相互而明一义，其例有之。如经“厚有所大也”。《说》“厚惟无所大”是。惟“无盈”之说亦然。夫“无盈”者非“无盈”也。盈而吾见其有间，可得将吾意以入之也。虽有间矣，而其间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为域极细，不容一发；必吾将以入之者无厚，而后游刃有余；此庄生所以称屠牛垣以无厚入有间者也。果无厚矣，凡遇整然成形，浑然一致之物，无往而不可分；分尺得二，是为显证。由是兼爱而适然爱其一体何害？爱其一体而仍无损于兼爱，抑又何难？
章氏谓《经》与《说》以正负两面相互而成一义，其例有之，其言诚当；与余不谋而合。其解说则病添字太多。如训“无盈”为“非无盈盈而吾见其有间可得将吾意以入之也”。训“无厚”为必将吾之所入者无厚而后游刃有余云云。添字已如许之多；此外尚须加许多枝节之语，皆原文所无之义。如此释古书，将何说而不可乎？余按前条释 ，“ ”即“虚”之借；见拙著《墨子间诂补正》。 上云“虚间虚”，即一无所有；此云“盈莫不有”，即无一不有；义实相反。然惟其相反，故恐人以为非盈则虚；是以非“莫不有”即为“无所有”，此乃大误。故《经说》释之曰：“无盈”犹“无厚”也。盖既已谓之“无厚”矣，如刀刃然，无论如何之薄，必有厚者存；若云真无，便是无刃，不得谓之刃矣。是故既已谓之刃矣，则必有刃之厚存。“于尺无所往而不得二”，谓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无所往而不得以二分之也。世所谓“无厚”之“厚”，即此不竭之二，于论理决不能谓之无也。惟“盈”亦然，虽与“虚”相反；然此与“有无”之相反不同。如云“无有”，则其为“无”，可知。若云“无盈”斯虚，斯乃大谬。盖既云“盈”矣，则所谓“无盈”者，无论如何之微，必有“有”存焉，而不得谓之无有；犹“无厚”之不得谓之无“有”也。此节盖论“积极名词”与“消极名词”之关系。“积极名词”示一性质之存在，如“金类的”，“有机的”，是。其相当之“消极名词”，则示此性质之不存在，如“非金类的”，“无机的”，是。凡“消极名词”，往往加以消极冠字于“积极名词”之上，是为消极名词之形式。然亦有“无消极之形式”而有其性质者，如虚之一语，乃盈之消极语是也。有“有消极之形式”而不必即有消极之性质者，如“无盈”之于盈，是也。此犹“无厚”之于“厚”也。异乎非金类之于金类，有消极之形式，又有消极之性质者矣。参考王国维译《辨学》。
稍前于梁氏而与孙并时治《墨》而不为后人所注重者，尚有四家：一王树枬，二吴汝纶，三王闿运，四郑焯。郑书自以为过孙氏《间诂》，今不存。王树枬有《墨子校注补正》，以《万历本校墨子》，足补孙氏所未逮。吴书虽注重文章，然训释亦颇有足以正毕王之说者，略举二例如下。
一，《尚同下篇》云：“若苟义不同者有党，上以若人为善将赏之。”毕云：“赏旧作毁，一本如此。”吴云：“毁”字是。“将毁”之者百姓将毁之也。承“有党”为文。故有“百姓”字。下“将罚”之“罚”乃“誉”之讹耳。
二，《尚贤下篇》：“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王云：“‘言’当为‘之’。”吴云：“‘言’助句之词，《尔雅》与‘之’同训间也。王改非。《所染篇》，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与此同也。”诸如此类，颇为精审。其子闿生，亦时加有案语，固颇有可采者；然如《兼爱上篇》云：“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闿生注云：“男谨案焉犹乃也。”夫“焉”字训“乃”，王念孙父子早有此说；而闿生竟未出王氏之名，言之如己出，何邪？岂王氏之书，亦竟未之读邪？诸如此类，亦不可殚举。
王闿运书刊行早于吴书，王书于光绪甲辰，刊于江西官书局；吴书于吴氏殁后，刊于宣统元年。 闿运本词章家，考证非其所长；除武断妄改外，并多袭前人之说。然亦有足以补诸家之阙者。如：
《非攻中篇》，欲以抗诸侯以英名攻战之速。
此“英名”二字，诸家均忽略无释；而闿运注云，“当作莫若”，实为至当不可易。其书自《备城门》以下校释比诸家为详，可谓能详人之所略；又于《经篇》引《说》就《经》，复《经》上下旁行之旧，亦其善于诸家者也。
与王闿运同时治墨者，尚有曹耀湘，著有《墨子笺》，刊布于民国四年。王闿运深称之。其书于每篇之末，皆略论其大义，亦颇有胆识。如书《兼爱篇》云：
墨子之学，其为儒者所诋訾，在于兼爱。孟子至比之于禽兽，以为无父。究其实则忠孝之理所由推行而尽利也。人必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万物犹一体；然后可以得亲顺亲，为人为子。故《孝经》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又曰：“合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合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又曰：“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盖重之以申明之，圣人之训，炳若日星矣。儒者即欲自别于墨氏，独不思《孝经》之言乎？孟氏之书其自蹈于偏蔽者欤？
在前清老儒，能发为此言，显斥孟子，王闿运《墨子注自叙》云：吾友曹郎中耀湘，又题曹书，称为镜初先生。 亦可谓异于常流者。然其引《孝经》云云，岂果与墨子之兼爱同乎？《孝经》一则曰万国，曰先王；再则曰百姓，曰先君；三则曰君；盖皆指天子国君有位者而言，非墨子之教人“爱无差等”，“爱人亲若其亲”者比也。又如《书大取篇后》云：
按墨子《经上》、《经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凡六篇，篇第相属，语意相类，皆所谓辩经也。《大取》则其所辩者较大，墨家指归所在也。凡墨子之说，其为儒家所排斥，世情所畏恶者三端：节葬也，非乐也，非儒也。有为儒家所排斥，世情不以为恶者，兼爱也，非命也。有为世情所畏恶，而儒家不以为非者，尚同也，非攻也，节用也。有与儒术相合而亦不违乎世情者，则尚贤也，天志也，明鬼也，与夫亲士贵义修身之说，皆是也。既与人情有违，则行之不能无窒；与儒术有异，则言之不能无争。墨子述大禹箕子之教，修内圣外王之术，思以易天下；故必为辩经，博极万事万物之理，穷其源而竟其委；使天下后世咸晓然于易知简能之故，则亦有不得已焉者矣。其宗旨则略具于此篇，所辩者大，故曰大取也。
此说可谓深知墨学之要领矣。其校改亦颇有卓见。如：
《亲士篇》，焉可以长生保国。
“长生”二字，诸家皆不留意；而曹本改“生”为“世”，云：“原讹作生。”则“长世保国”。其义实比“长生保国”为长。盖世古作 ，与生形近而讹也。又如：
《节葬下篇》，曰必捶 差通垄虽凡山陵。
此文诸家校释，多未安。曹校改为“曰凡山陵必 涂差通垄隧”。《注》云：“‘虽’‘隧’音近而讹。”文义遂似可读。其书于大取颇详，而略其攻城门以下。其言云：
自《备城门》以外，存文十一篇，讹脱特甚，今亦不复校录其文。墨子以非攻为教；若非详明守御之法，则世之溺于功利之说者，未必因口舌而为之沮止。故其止楚勿攻宋，亦示之以能守之实用，而后楚人信之；非仅以空言感动暴人也。老子称“兵者不详之器，有道者不处”，若墨子专言守御，犹是仁人之事也。唯是古贤之书，有言理言事之别。言理者可以救一时之人心，此心同，此理同，俟诸百世而不惑也。言事者，则视乎其时，视乎其地；可以捍此时之患，未必可以行之于彼；可以捍一时之患，未必可以推之于后世。故墨子《备城门》诸篇，纵使文义完足，在今日实为已陈刍狗；况其讹脱不可读乎？倘泥古法，逞臆说，以断烂残缺之简记，疑误后人，殃民覆国。仁人必不忍出此。岂墨子之志乎？与其过而存之，毋宁过而缺之。倘亦有当于先圣之教邪？
其言固似持之有故。然天下学问，有求行求知二者之别。研寻古人之至理名言，是求行者也。研寻古代之事迹，则多属之于求知而已。泥古以行，固大可不必。然若以为不能行者，则概不当论述；则古史之事迹，其为吾辈所不应究者不已多乎？
与曹书同年刊布者，尚有胡兆鸾之《墨子尚书古义》，其自序略云：
欲证古书，必求古藉。墨子生孔子后，在孟子前。其时真本具存。墨子出游，关中载书甚多；则亦勤于稽古之士。《吕览·当染篇》，称墨子学于史 之后。《淮南·要略训》又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其称《尚书》者必孔子删定之本。阎氏若璩，王氏鸣盛，江氏声，魏氏源，程氏廷祚，陈氏乔枞，皆尝引之；或略而不详，或辩而不精，读者不无遗憾。兆鸾幼承家学，粗涉经术，于趋庭之暇，时有所获；辄依墨子篇第，编辑《尚书古义》。凡前人之说，一一明称，于义未安，亦不敢曲和。古书奥邃，难以强通，义从盖阙，不复诠释。
盖专取墨子说《尚书》之一部分以治《书》，于墨学经学，均为别开生面者矣。余著《墨子之经学》成后，方于友人陈镇凡处得阅胡书。 然其引淮南王书，遂谓墨子所引《尚书》皆孔子所删定者，则殊未然。淮南书所称，盖谓墨子读孔子之书耳，非以墨子为孔子弟子。墨子非孔子弟子，故其立说务与孔子反。孔子言“焉能事鬼”，而墨子独“明鬼”；孔子言“天何言”，而墨子独言“天志”；孔子重丧葬，而墨子独“非葬”；孔子言“亲亲之杀”，而墨子独言兼爱无差等；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而墨子独“非乐”：皆受孔子之反响而为反孔之论者。当时，孔子虽删书以授弟子，其未删者犹在天下。墨子既多反孔之论；则其所读之书，安能谓其必在孔子所删之内者乎？
稍后曹书而为全书训诂者，又有尹桐阳，其书成于民国八年。大抵祖述王闿运之说。然绝不出王闿运姓氏，是可异也。然其书以《亲士》、《修身》、《非儒下》、《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为《墨经》，为卷一；其余《所染》、《法仪》、《七患》以至《非命下》等，为《墨论》，为卷二；《耕柱》以下为杂编，为卷三；则与王异。注释句读亦间有与王异者。且能征引古书以证明王说，信可为王氏功臣矣。亦颇能以近世科学释《墨经》。如：
《经上》云：“止，以久也。”《经说》云：“止无久之不止。”尹云：久从人象后有止之。因以为稽留之词。运动之物体，不受作用于外力，必不变其运动之状态。止之故必须有久也。无久则可推定永动不止耳。
凡若此等，皆能发前人所未发者。
此外最近刊布者则有四家：一刘师培，二陶鸿庆，三张纯一，四李笠。今分别论之。
刘师培所著有《墨子拾补》。其卷上已发表于《国学丛刊》；卷下予于友人盐城陈斠玄钟凡。 假读之。
斠玄，刘高弟，故得钞录其稿本也；其书重检《治要》、《六帖》、《文选注》、《类聚》、《御览》等，均足以补孙氏《间诂》之缺遗。其释义亦多精确。如：
《天志中篇》，“撽遂万物而利之”。刘云：“撽”为“交”字假音。《诗·小雅·桑扈》，“彼交匪傲”，《汉书·五行志》中引“交”作“徼”。《论语·阳货篇》，“恶徼以为智者”，《释文》云，“徼郑作绞”，《庄子·庚桑楚篇》，“交食交乐”，《徐无鬼篇》作“徼食徼乐”。自注：此用平议脱。是敫声之字古与交通。此文假“撽”为交，“撽遂”犹云交育也。《国语·齐语》云：“遂滋民”。韦《注》云：“遂育也”。《管子·兵法篇》，“定宗庙，遂男女”，是遂育义同“交遂万物”，“交”与上语“兼”字对文。犹他篇所云“兼相爱，交相利”也。
其精审多类此；盖刘氏为近代考证大家，其书信非浅学之徒所能几也。
陶鸿庆著有《读墨子札记》，说亦精卓。如：
《大取篇》，“大人之爱小人也，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陶云：此当云“大人之爱人也，薄于小人之爱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小人之利人也”。“爱人利人”即指下文以臧爱利其亲，以乐爱利其子言之。上文云：“天之爱人也，薄于圣人之爱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与此文同一例。如今本则不成义。
其书颇足与刘书相颉颃。
张纯一所著有《墨子间诂笺》，刊布于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复有补校之刊行。章炳麟序其书，谓精卓之义，往往有诸家所未发者。然而李笠则颇多非议之。云：
纯一自言注《墨》都二十余万言。此编专辑其订正《间诂》者，特其一部分耳。笠缮写《校补》方竟，适友人伍君叔傥，寄赠此书。亟加考核，则校勘之功甚疏，旁参之本绝少，臆说孤证，时所不免；空言充牣，余颇病之。又其校语与王景羲诸家同者数见不鲜，亦间有与余暗合者。
李氏斥之虽太过；然谓其校勘之功疏，旁参之本少，则良然。如：
《兼爱下篇》，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也家室奉承亲戚。
此文孙氏《间诂》所校既有未安。张氏校云：“‘恶’下当从俞说增‘从’字。‘也’字衍，当删。疑当作‘然即敢问有室家者不识将恶从奉承亲戚’。”意虽不误，语气大非周秦。不知明万历本原无“敢问不识恶也”六字；焦竑校本陈仁锡本亦均无此六字。证以后文云：“然则敢问今岁有疠疫，万民多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不识将择之二君者，将何从也。”与此句上下文云：“然则敢问今有平原广野于此，被甲婴胄将往战，死生之权，未可识也。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往来及否，未可识也。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也家室奉承亲戚提挈妻子，而寄托之。不识于兼之有是乎？于别之为是乎？”此两段文虽详略不同，其文例当一。而后文不重“敢问”二字，然则此文万历本陈仁锡本无此六字者是也。张氏以参证本之少，故于俞孙诸家所不照者，多无能匡正。又如：
《亲士篇》，逝浅者速竭。
此“逝”字，王引之谓当作“遊”，俗书“游”字作“遊”；俞氏谓当作“澨。”张云：“《论语·子罕篇》‘逝者如斯夫’，‘逝’即川流意。不必破‘逝’为‘遊’。”李笠云：“张说谬。《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何晏《集解》引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邢昺《疏》亦云：‘言凡时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则‘逝’字实为感叹时事之往，非谓川流之往。又‘游’‘流’字并从水，含有水义。故可云‘浅’，云‘竭’；而与‘谿’字对文。且《论语》‘逝者如斯’，上有‘川’字；即如张说，义或可通；离‘川’言‘逝’，以为水流可乎？《张笺》引《四子书》，多用朱熹《注》；取材既卑，毋怪其陋。”李氏此言，又未免斥之太过。唐以前诗文已有逝水之名，王襄尉迟纲墓碑逝水讵停光阴不借。 则以“逝”为指川流，自是唐以前之古义。惟不应离川言逝，以为水流耳。又《说文· 部》，“游，旌旗之流，从 ，汓声。”此“游”字取义于“流”字之证。李不引此以证王驳张；而云游从水，故有水义；殆亦自失于陋矣。夫“游”字说文入 部，可云“从 从汓”，宁可云“从水从斿”邪？
李笠所著有《定本墨子间诂校补》，观其叙，盖成于民国十一年，而于十四年十二月始刊布。兹节录其自叙云：
笠非年受书，便私淑孙氏。甲寅之岁，初读《墨子间诂》，辄为举正数字。辛酉春月，馆邑之南鄙。索居无聊，取定本《间诂》与聚珍本、毕刻本对勘，至有不合，定本之捝讹尤多。自注：自脱一字至五六字不等。因念孙氏《间诂》，斟酌诸本，至为勤劬。重刻之后，便有差跌。则孙氏引据诸本，庸无差跌乎？孙氏所未见者，不更有差跌乎？尽较书扫叶之功，伸大儒未竟之绪，积累之事，谈何容易？其时亡友杨君则刚嘉。 亦体斯旨，会获明茅坤校本及百家类纂本，并孙氏所未见者，更取孔本陈本俞本《北堂书钞》，与定本《间诂》互勘，颇有匡益。笠每欲合杨君所校，及王氏《墨商》，撰为墨子校勘记，以为读《间诂》者之助。频以事牵，终年未暇。今岁在王氏家塾，为诸生讲授墨子，参读梁启超《墨经校释》，见其中有因定本《间诂》致误者，为之不怡累日。如《经说下》，“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聚珍本《间诂》则上原有“可”字，道藏本，茅本，毕本，王本，张本，杨本并同。定本偶捝“可”字，而梁氏云：“孙本无此字，据嘉靖本增。”胡适后序，便诩为创获，曰：“梁先生的《校释》，有许多地方与张惠言孙诒让诸人大不相同。”又曰：“梁先生这一条，乃是用嘉靖本校《墨》的第一次。”噫何其出言之悖，而厚诬孙张诸人欤？又本篇：“谓有智焉有不智焉也。”定本“也”讹作可，而梁氏承之，以为涉上文而衍；不复据嘉靖与茅张毕王诸本改；胡序亦不及正。夫梁胡二人并邃墨学，转展承误，则笃信定本《间诂》之过也。盖《间诂》为学人崇奉久矣，因陋就简，将有不自觉者；则校勘之役，庸可缓欤？因复重理铅椠，别取张杨《经说》，影嘉靖本，顾校本，王注本，暨孙籀庼、王子祥朱墨校本，稽核异同，推寻谊指，更取则刚所校附入编中，间有差失，辄为审定。盖论学无私见，亦孙氏治墨之矩也。
李书大略已尽于此。其书采获自比张书为多。盖自《间诂》以后，能博采诸家以注《墨》者，惟李书而已。其功亦岂时流所及乎。然采录虽勤，发明则少；《墨辩》部分，李氏自谓别撰集解，今且勿论；大小《取》以下，所采亦陋；除王闿运及杨嘉校语外，几无物矣。至其采录王景羲之语，尤多鄙陋可笑者。
此外尚有胡韫玉、刘昶二家，胡箸有《墨子经说浅释》，止毕《经上》，及《经说上》；又有《墨子学说》，均刊布于所编《国学汇编》。《墨子学说》，分总论，非攻说，节用说，非乐说，节葬短丧说，尚同说，法天说，杂论等，颇多新颖之议论。其《经说浅释》亦引说就经，于梁启超之说，颇多非难。其释义亦颇有发明。如：
《经上》云：“儇稘秪。”《说》云：“儇昫民也。”胡改“稘秪”为“稘牴”。依孙说改“民”为“氐”。释云：“儇”为“环（環）”之借字。《周礼·乐师》环拜以钟鼓为节。司农《注》“环，旋也”，《说文》，“稘复其时也。《虞书》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盖岁一周为稘也。《说文》“牴，触也”。引申之为接触之称。言环者如岁之一周而相接触也。《说文》“昫，日出昷也”。“氐，下也”。日出昷者，日初出也。日初出以至氐下，即环之义。《经》以一年释“环”。《说》以一日释“环”。
其新颖处多类此。
刘昶箸有《续墨子间诂》，其书亦刊布于民国十四年，颇能以小学阐发古义。其凡例略云：
通假之例，必征于字句间，分作双行，免与正文相混。墨学多古字古谊，每与《说文》相发明；故宗主许书，而以段桂朱三家之说辅之。形讹之字，必列篆隶；其沿革稍繁者，则比而识之，非敢于变更也。
其解释之新颖者，如解《经说》“久弥异时”条云：
久（假）弥异时也守（讹）弥异所也《经上》 。
旧本
今（到）久古今（讹）且莫（正）宇东西家南北《经说上》 。
宙（正）弥异时也（正）宇弥异所也
今释
宙（顺）今古亼（正）旦暮（俗）宇东西家南北
《庄子·庚桑楚篇》：“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注》：“宙为古今之长，而古今长无极；宇有四方上下，而上下四方未有穷处。”《三苍》云：“宙虽增长不知其始末之所至；宇虽有实而无定处可求。”此异时异所之说也。是则“久”乃“宙”之音假。自注：《经下》说在长宇久亦是假久作宙，盖‘宙’‘久’一声之转耳。 “守”即“宇”之形讹。自注：当从《说》以正《经》。 孙云：旧本“久”上有“今”字。昶案以下句为例，当是“久”下有“今”字。“今且莫”当是“亼旦暮”。自注：亼乃集合之正字，俗人不知亼即集字，疑为今之残文，转写作今。且莫则颠倒讹误萃于一句矣。 盖地体自转，此旦则彼暮。自注：俗莫字。 行南陆则昼长，行北陆则宵长。今古亼旦暮而成，故云“弥异时也”。地为圆体，无在不是中央，无在不有四方，亦无所可称为何方；如图，次于③家，则④家谓为北，①家谓为西，②家谓为东，⑤家谓南；而自③家言之，莫不相反，任何迁徙，而中央四方，从无定称。故不曰东西中南北，而曰东西家南北，斯为弥异所也。《经下》云：“谓此南北过而已为然，始也谓此南方，故今也谓此南方。”《淮南·齐俗训》：“西家之谓东方，东家之谓西方；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皆斯义也。
观此一条，可见其书之内容矣。然其所释亦往往有前人所已言者。如《亲士篇》，“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刘引《庄子·山木篇》“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小《注》云：“俞曲园谓‘近为先之形讹’，当以此语正之。”而不知孙氏《间诂》已引之矣。又《大取》篇：“益其益，尊其尊。”刘云：“尊乃 之音假，减也。”而不知《间诂》已引俞云“尊当读为 。《说文·刀部》‘ 减也’。‘ ’有减损之义，故与‘益’对文成义”。然则刘氏之续，不已複乎？凡此之类，可见刘氏续《间诂》，而于《间诂》尚未细读也。
此外注《墨子》者尚众。有张子晋之《墨子大取释义》，章炳麟为之序；有张子高之《墨经注》，邢子述之《墨子玄解》，均见称于章士钊。又有张纯一之《墨子分科》，其书均未得见，想尚未刊布，未能论列。其余讨论墨学者有释太虚《墨子平议》，胜义甚多；有伍非百《名墨訾应考》，辨正章说，蔚然可观；又有《墨经原本非旁行考》，《墨辩释例》，《墨辩定名答客问》，《评梁胡栾墨辩校释异同》等篇，其《非旁行考》，余于前篇论《墨经》之体例已辩之矣。然伍氏诸篇，要均甚有价值之作，无疑也。又有钱穆箸《墨辩探原》，明《墨辩》之旨，在乎兼爱，可谓洞见本源之论。又如汪镒甫之《墨家名称派研究》，汪馥炎《坚白盈离辨》，无观之《墨子与科学》，李毅衷《墨学衰微的缘故》等作，亦不无可取，各有所长。江瑔《读子卮言》，陈钟凡《诸子通谊》，均有论墨之作，并多独到之言。墨子之学，盖于斯为盛矣。
然天下之事，为之太过，必有反响；而学术尤甚。有汉儒之考据，则必有晋人之清谈；有唐人之注疏，则必有宋人之空疏；有宋人之空疏，则必有清人之征实。在一学派独盛之时，亦必有一二人极力反对，以为异时一变其学之先导。墨学亦何能外是。是故墨学自孟子辞而辟之之后，晦暗二千余岁；虽唐之昌黎，一倡其学，以孔墨同视，而世亦莫之应。以至清乾嘉之间，汉学盛行，注经者已次第臻于极盛；故学者又别开生面，以治子书；而墨子始为人所注意。然犹多不敢显称墨子，以违孟子。唯汪中独以墨之诬孔，犹孟之诬墨为说。则已受孟学极盛之反响矣。至于清末，文网已弛，言论自由，学者遂一反而诋孔孟，尊墨子；梁启超箸书且称为大圣人；学者向风慕义，而墨子之学遂如日之中天矣。于是有二人焉，遂箸书以力诋今之治《墨子》者。柳诒徵作《读墨微言》。其略云：
今人多好讲墨学，以墨学为中国第一反对儒家之人；又其说多近于耶教，扬之可以迎合世人好奇骛新之心理，而又易得昌明古学之名。故讲国学者莫不右墨而左孔，且痛诋孟子距墨之非。然世界自有公理，非凭少数人舞文弄墨，便可颠倒古今之是非也。墨子之道，本自不能通行。自战国以来，墨学久绝者，初非举数千年若干万亿人，皆为孟子所愚，实由墨子之说，拂天性而悖人情，自有以致之耳。
其论取证甚详，不能具录。墨子《兼爱下篇》言别士兼士之分，柳氏驳之，以谓兼之与别，岂止两端；见人饥寒，衣之食之，不若吾身吾亲可也；未必不若吾身，不若吾亲，即是饥即不食，寒即不衣。《兼爱下篇》，有先爱利人之亲然后人爱利吾亲之说，柳氏斥之，以谓墨子之意，专为交易起见；人人以市道相交，必至真诚尽泯。皆为精绝之论。柳氏外有孙德谦作《释墨经说辩义》。其略云：
吾于诸子，字句之间，谨守多闻阙疑之义；不欲曲为之解，以失其真。墨子之书，其中最难通者，莫如《备城门》以下，与《经》上及大小《取》六篇。《备城门》诸篇，论兵家守城之法，为墨子非攻之说见诸实用者，而可以私意穿凿之乎？如以私意穿凿，将贻害无穷矣。《经上》、《经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此六篇者，其中‘ ’‘ ’等字，他书不经见；又其所言之义，亦多有索解不得者；故如墨子之《经》吾一以阙疑归之。
凡吾之所谓阙疑者，以考据家之治诸子，往往求之训诂而其道几穷，不曰衍文，则曰脱文；再不然，则曰传钞之误。语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则无有为此者矣。其所以不能阙疑者，乃将以便其轻改古书耳。夫古书而可以任我轻改，则读古人书，亦太易矣。
观于今日，其释《墨经》也，以“一少于二而加于五”谓论算学；以“平同高也，中同长也”，谓之论形学；以“景之大小说在地缶远近”谓之论光学；以“力形之所以奋也”谓之论力学。自注：此外尚有心理学等不备举。 如其说，未尝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形光诸学，近世乃闻；墨子远在战国，岂已预知之乎？夫天下事虚理可以推测；学问之道，后人所为者，必谓前人早言及之；墨子虽自成一家，亦未必创造此种学说也。
此皆与今之治墨者，以痛切之讥评者也。夫古书固不可以轻改；然谓古书决不可以改一字，则是谓古书之传，必无脱衍，必无传钞之误，亦岂尽然乎？今人箸文刊书，自经手校，尚不免于讹脱而不自知者；况传世久远之书，而谓其一无讹捝，可乎？墨子之学，固不能预知今世之科学，然焉知墨子之必不见及此，而为古今不谋而同者乎？孙氏之说，亦不可以不辩也。
余幸生俞孙诒让。 诸贤之后，得与近世治墨者同时；又性好考证之学，读书每有疑难，辄好博览群言，以求其是；不得，则自为取证，不敢妄逞臆说。诸子之中，于墨书研诵尤久，时作时辍，近乃略有所成；其关于讨论墨学者则此十篇之论，是也。其关于考证者，则有《墨子刊误刊误》，及《定本墨子间诂补正》。《补正》成书数十万言，并附以近人论墨名箸，名曰《墨学讨论集》。自今以前，为墨子之学者，自一言一字之训诂以至宏篇巨制之讨论，其大略均见于此矣。书成，锡山唐蔚芝先生许为孙氏之功臣，侯官陈石遗先生许为孙氏之畏友，奖掖后进，既感且愧。卷帙浩繁，刊行有待。谨将序例略录于下，以俟博雅君子教正焉。
《定本墨子间诂补正·自序》。
自孟子辟墨氏为无父，而世儒遂交非墨子，同目为禽兽，不得与于人之列，遑问其学之得失哉？然自近人表彰之后，《墨子》且为天下大圣人，孔子尚不敢望，则又相与尸祝神明之不暇矣。是二者何其反邪？其皆是邪？其皆非邪？曰：皆是也，皆非也。曰：何也？曰：皆一偏之见也。夫各就一偏之见以立论，则安得不各有其是，各有其非者哉？吾尝以为墨氏之书，其言兼爱，亦本于欲人爱利其亲，故爱利人之亲。《兼爱下篇》：“姑尝本原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 其《经篇》亦曰：“孝利亲也。”其贵孝如此，岂无父者比哉？曰：然则孟子之说非与？曰：是何言也？吾之所言，墨子之心也，情也。孟子之所言，墨子之学也，势也。墨子之心，未尝不孝其亲；墨子之情，未尝不爱其亲；然而以墨子之学，求遂墨子之孝，则其势必不可得；既必不可得，则其势必将有不能孝，或舍其亲而不顾者矣。奚以明其然邪？今设有人于此，月得百金。有教之者，曰：尔亲当与之半，尔兄弟当五之一，尔妻若子亦当五之一，其余十之一以济穷乏，则从之者必甚易。是何也？其势可为也。今墨子则不然，教之曰：爱人之身若爱其身，爱人父兄若其父兄，爱人妻子若其妻子。说本《兼爱上篇》。 夫所谓人者何邪？非所谓天下之人者邪？然则虽累千万，犹不能给；区区百金，岂能有济乎？是故愿者从其说，则均分其金而其亲之所得将不及秋豪之末；其狡者为之，则不特不能视人之亲若视其亲，乃反而视己之亲若人之亲矣。是从墨子之说，将不至冻饿其亲不止矣。然则欲爱涂之人如爱其亲者，墨子之心与情也；其卒也则反而视其亲如涂之人焉，则又墨子之学之必至之势也；虽不谓之过不可得也。此墨子之兼爱无差等，所以为世疵病；而儒者之学本于亲亲之杀，所以易行而鲜敝也。岂非然哉？且夫墨子之兼爱无差等，则不能不重实利；重利之过，则亲死不足悲；《公孟篇》，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贤于婴儿子哉？” 而不能不力疾从事，唯利之是务。故其究也，则利之所在，将重于其亲，死者既不足悲，生者又安足事？是其势又不至于无父不止也。孟子之辟，又岂足谓之过乎？且夫，爱从何生？非生于其身之最亲切者邪？天下之亲切也，孰有过于父母者乎？以最亲切之父母，尚以实利故，亦有不暇悲，不暇事，况于兄弟乎？况于朋友乎？况于涂之人乎？是墨子之学，其究也不特不能兼爱，且将无一焉可爱，而唯爱其身而已。此又其势之必然者也。曰：然则墨子之学，不亦可废乎？曰：是又不然。庄生有言，“墨子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是可谓知墨子之心者矣。夫孟子盖惧墨子之末流，其势将为天下祸，故不得不辞而辟之。若夫，原墨子之心，则所谓“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篇》语。 者。当此人欲横流，争城争地之世，倘能以墨子之义告之；则亦捄时之良药矣。岂可忽哉？然则尊墨子为大圣人者非也。距其说而不考者亦非也。墨子之书见于《汉志》者七十篇，今存五十三篇。自汉之后，耳食之儒，既本孟子之言，变本加厉，深相疾恶，无有治之者；中间鲁胜《墨辩注》及《乐台注》，其书皆已不传。盖墨子之书，二千余年来，若存若亡，亦已久矣。至清毕尚书沅，始开涂径。迄于王张苏俞诸家，尤多阐发。于是瑞安孙君仲容，乃集诸说之大成，著《墨子间诂》；采取既博，所得亦精；盖信乎治墨书空前之作矣。然自是至今，治墨子书者亦何啻数十家，综其所得，盖亦必有足以补孙氏所未逮者矣。予自志学之年，好治子部，其于《墨子》，尤所用心；孙君之书，研寻尤旧。鼎革以后，子学朋兴；《六艺》之言，渐如土苴；余性好矫俗，乃转而治《经》，其于《墨子》亦弃之久矣。乙丑之春，兼上海大夏大学讲席，车中无事，聊取《间诂》观之，忽有所得，至则笔而记之；自是以为常，一两月间，乃裒然成巨册矣。于是发愤为孙书作补正，遂博览群书，钩稽异本；而后益知孙氏之说，尚多未备；补正之作，更不容缓。略陈其概，盖有九端：一曰：解释尚多未备也。如《明鬼下篇》云：“武王逐奔入宫，万年梓株，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以为天下诸侯僇。”此“万年梓株”四字，孙注云：“未详。”此句文义，固甚难通；故近人吴汝纶王闿运诸家，亦均无敢下笔。张纯一云：“疑为鹿台之财之属上有捝文。”说亦非是。按此文当读为“万人宰诛。”说文“年”作“ ”，从“千”声。“千”作“ ”，从“人”声。故“年”“人”声近。“年”变为“人”，亦犹《节用上篇》“子生可以二三年矣”，“二三年”亦为“二三人”之变也。“梓”《说文》从本宰省声。故“梓”借为“宰。”《汉书·宣帝纪·损膳省宰注》：“宰为屠杀也。”则“宰”有杀义。株诛同声，皆殊之借。“万人宰诛”，谓万人争宰杀纣也。下文“折纣而系之赤环”。《说文》“折”作“ ”，断也。即宰杀而裂其体，系之赤环也。两句义正相应。凡兹之类，形声相假，有当亟待补入者，一也。二曰：注谊尚有谬误也。如《尚贤中篇》云：“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使之。”此“无故富贵”四字，《注》引俞樾说，以“无”为衍文。谓当作“故富贵”，谓本来富贵者也。其说之不当，孙氏已知之。然又谓“无故”为“无攻”，“攻”即“功”之借字。今按《说文·攴部》云：“故使为之也。”本书《经上》云：“故所得而后成也。”是“故”者有“所使”有“所得”之谓。凡富贵皆当有得于功业，皆有功业使之然；若“无故富贵”，则是无功业而富贵者，贵戚之类是也。然则“无故富贵”，义自可通，何必改字？凡兹之类，不免求之太过，有当亟为订正者，二也。三曰：古训尚有未明也。如《尚同中篇》云：“靡分天下，设以为万国诸侯国君。”《注》引俞樾云：“‘靡’当为‘历’，字之误也。《大戴·五帝·德篇》‘历离日月星辰’，文义正同。若作‘靡’字则无义矣。”按俞说非也。《周礼》“匪颁之式”，郑《注》云：“匪分也。”此“靡分”即“匪颁”之异文。《说文》 部，“ 赋事也。从 八声；读若颁。一曰，读若非。”段玉裁云：“凡从非之字，均有分背之意；读颁又读非者，十三十四部与十五部合 之理。”今按“匪颁”连绵字；“匪”“靡”声相转；“颁”从分声，“匪颁”与“靡分”皆即“分”字之义，《广雅》靡，离也。是“靡”亦分也。惟《周礼》用于赏赐之事，此则言域分天下耳。此古语之仅存者，而俞说妄易“靡”为“历”，孙氏引俞说而不能证其非。凡兹之类，有亟待阐发者，三也。四曰，折衷尚多未当也。如《天志中篇》云：“今夫兼天下而受之，撽遂万物而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也，而民得而利之者，则可谓否矣。”《注》引苏时学云：“‘否’义未详，疑当作厚。”俞云：“‘否’义不可通，乃后字之讹；后读为厚，谓若豪之末，无非天之所为也，而民得利之，则可谓厚矣。”孙《注》以俞说为是。今按苏俞之说，字异义同，其实皆非也。此文“否”字本自无误，“否”犹无也。谓若有豪末之小，非天所为，而民得而利之者，则可谓无也。意谓人之所利，无一非天之所为者也。“天之所为”下，下篇无“也”字，义更明显。墨子书“也”字，往往作“者”字用。《天志下篇》：“昔也三代圣王。”又云：“昔也三代之暴王。”“也”均读为“者”。则墨子此文犹云：“若豪之末，非天所为者，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无矣。”文义更显。其“否”字之不误，更明矣。孙氏于此，无暇细审，误从谬说。凡兹之类，有亟当订正者，四也。五曰：独见尚须旁证也。如《尚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孙《注》云：“‘术令’当是‘说命’之假字。《礼记·缁衣》云：‘《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郑《注》云：‘兑当为说。《尚书》篇名也。’此文与彼引《兑命》字义相类。‘术’‘说’‘令’‘命’，音并相近，必一书也。晋人作伪古文不悟，乃以窜入《大禹谟》。近儒辩《古文尚书》者，亦均不知其为《兑命》逸文，故为表出之。”按孙说是也。然“术”“说”相通，“令”“命”同字，尚未列证。刘师培云：“古籍‘兑’‘隧’通用。《左传襄》二十三年，‘夜入且于之隧。’《礼记·檀弓》下，郑《注》引之云：‘隧’或为‘兑’。‘队（隊）’‘术’亦通用，如本书《耕柱篇》‘不遂’即‘不述’，《备城门篇》‘冲述’即‘冲遂’，是也。说假为遂，因假为术矣。至‘令’‘命’二字，古金文以为一字。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于‘命’下注云：‘古文命令为一字。’‘令’字下又云：‘古文以为命字。’则‘术令’之为‘说命’，其说确矣。”孙氏虽阐发其说，而尚未及证明，凡兹之类，有亟当录补入者，五也。六曰：训故尚当增订也，如《所染篇》云：“五入必而已，则为色矣。”孙《注》云：“‘必’读为毕。左隐元年传‘同轨毕至’，《白虎通义·崩薨篇》，引‘毕’作‘必’，是其证。”按孙读“必”为“毕”，是也。然“必”即毕尽之“毕”之本字。《说文· 部》：“毕，田网也；从田， 象形。”是“毕”本无尽义。《八部》：“必，分极也；从八弋，八亦声。”分极有尽义，是“必”乃毕尽之本字，“毕”乃同声假借字也。故《说文·王部》珌之古文作 ，是其证。又《说文·攴部》：“ ，尽也。”此假“毕”为“必”后起之本字。凡兹之类，有亟当订补者，六也。七曰：校订尚多漏略也。如《法仪篇》云：“其贼人多。”“其贼”旧作“贼其”。俞云：“当作‘其贼人多’，与上文‘其利人多’相对。”孙氏据俞校乙，是也。然考《治要》所引，正作“其贼”。而俞孙二家，据《治要》以校《墨子》，均未之及，未免漏略。凡兹之类，有亟当据补者，七也。八曰：刊印不免讹谬也。如《天志·中篇》，“雷降雪霜雨露”。《注》引王念孙云：“‘雷降雪霜雨露’，义不可通。‘雷’盖‘霣’字之义，霣与陨同。”今考王氏《读书杂志》“义”字本作“误”字。孙氏聚珍本尚不误。此乃讹“误”为“义”。校者未及细勘。凡兹之类，有亟当校正者，八也。九曰：体例尚有未善也。德清俞氏，称孙氏此书，读“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斯固足以当之无愧色。然《经上》、《经下》，考定旁行，止附篇末；篇中章句，尚仍旧观；明知其讹，沿而不改；虽矜慎重，实碍研寻。斯又亟当改正者，九也。凡此九者，或独申己见，或博采古今；或足补阙遗，或足资参考。至诸本异同，可供慎择，今兹所撰，亦并录焉。昔孙君序其书云：“此书甫成，已有旋觉其误者；则其不自觉而待补正于后人，殆必有倍蓗于是者。”然则吾今日《补正》之作，其亦孙君之志乎；自春徂夏，已至《经篇》，英夷难作，爰归定省。家居二月，复稍增益，方待成书，忽又就道。至沪之日，阅商务书馆目录，知瑞安李笠，已有《校补》之作，奇其命名之相似；复于《学衡》得读其序，乃甚伟其书，以为孙君之功臣，非夫今日之浅学者所能一二也。乃废书而叹曰：昔李翰见杜佑通典，叹曰“翰尝有斯志，图之不早，竟为善述者所先”，今吾于孙书，亦云然矣。遂阁笔不理者数月。已而李书竟已宣布，取而读之，则犹觉多有未称意者。李君为孙君同乡，参校之本，固甚有本原；然疏略之讥，恐亦未免。盖有本讹而不觉其讹者。如《尚贤下篇》“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句，《注》引《淮南子·时则篇》云：“其曲朴筥筐。”聚珍本其作其，与《淮南子》本书同。此误为“其”，宜据订正；而李书忽之。又有以不讹为讹者。如《尚贤下篇》“晞夫圣武知人”句，《注》引苏云：“‘晞’当从口作‘唏’，‘唏夫’叹词，犹呜呼也。”李云：“注‘唏夫’讹‘唏大’，当从聚珍本正。”今考“唏”讹为“晞”，是也。若“夫”字则定本并不讹“大”，商务景印本亦仍作“夫”，字均不误。而李书竟以为误。夫以聚珍本校定本，李氏所沾沾自喜者，而漏误犹如此；至于故训之精奥，形声之展转，发冢解难，尤多未备。则吾书又不可不卒成之矣。于是重理旧业，继续论撰，都为若干卷，布之海内，求正通人；草创既定，爰书其始末于此；并略论墨学得失之所在，以告读者，庶几舍短取长，有益于身心家国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