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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从这类的讨论中,我们不禁要觉察到人文主义的精神、合理的精神以及自由政治批判的精神。这种精神,就使孟子成为人类史上民主政治的最早也许是最大的哲学家。

    这个古典时代三重性质的遗产,就成为后来中国各时代文化与理智生活的基础。他供给了种子,由那里就生出了后来的成长与发展。它又尽了肥沃土壤一样的使命,在那里面,许多种类的外国思想与信仰都种了下去,而且成长,开花,结果了。它给中国一个理智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及估计一切外国输入的理想与制度。而一遇到中国思想变得太迷信,太停滞,或太不人道时,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理智遗产,总归是出来救了它。

    虽然当中曾经有过一千年的时光,一般人都集体改信佛教,也还并没有能够根除这个遗产。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好像中国的合理性及人文主义,已经被一个中古时代思想的洪流所淹没了。这个中古思想,就是由印度及印度化思想信仰统治下所产生的。成千成万的男人女人,都出了家去当和尚或尼姑。宗教热就像浪潮一样的冲进了中国。作为对于佛教神圣献祭的最高形式,一个虔诚的和尚,可以欣然烧掉一个手指,一条膀臂,或者甚至他的整个身体。上千万的信男信女,有时甚至是宫庭中的人物,也都蜂涌到山上去,目击而且悲泣一个高僧的自焚。

    正是为了这样的出世态度,和这样非人道的狂热,才又把中国震动得恢复了知觉,恢复了理性,恢复了人性。在历史上那几次政府迫害佛教举动的背后,永远的有中国文明对于要使中国“蛮化”的这潮流的一种反抗态度存在着。

    举例来说,公元845年对佛教大迫害时,上谕里的主要意思是说:“中国政府不能把中国人民弃之于对一个外国舍生宗教的崇奉了。”这就是中国人道主义对于使中国思想文明印度化的一个革命。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

    中国反抗佛教的最大代表,及大声疾呼得最厉害的领袖,是韩愈。他指出过,中国思想的最高理想,是说一切的个人道德及理智培养,必须有一个社会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呢,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一切志在由苦行及逃世以自救的个人教育,都是反社会的,因之也是非中国的。

    韩愈为这个反抗提出了著名的冲锋呐喊,所谓:“人其人!”那就是说,使和尚尼姑们一律恢复人性和人的生活!他对于佛教的严厉批评,特别是他对于皇家底庇护佛教的攻击,就使他在819年遭到了贬斥。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是第十一、第十二世纪中新哲学运动的创造者。这个运动,后来就产生了“唯理哲学”(理学)的复兴与形式。

    这次现世的及创造性的哲学运动的复兴,就为中国思想的第三或近世时期开了先河。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复兴时代。在近世中国哲学前九百年的发展当中,古典时代的人文主义唯理主义,以及自由精神,又重新像花一样的放开了来。

    “唯理哲学”的最初阶段,道院的苦行及学术性的冥想,仍然继续存在。这些是从中古宗教时期接受过来的。不过就一般而论,理智自由精神已经产生了许多敌对的思想派别,而其中有几派,曾经较为彻底的脱去了中古势力的牢笼。推想已变为有条理得多,科学化得多;道德教训也变得更人道些,更合理些。

    十二世纪中,朱熹学派曾特别注重对于知识采取唯理主义的态度。这一派的口号是:“致知在格物。”主张“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主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这种严格唯理主义者的精神及方法论,在中国思想里,就产生新的唯理主义。可是因为没有对于自然本身实验及处理的传统和技术,终至于,这种科学的思想,并没有能够产生一种自然科学,可是它的精神,却渐渐在历史及哲学的研究中被觉察出来了。过去三百年来,它曾经在对于古典著作的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它曾经展开了对于书本的批评,“高级”的批评,以及对于古代著述的哲学态度。那些图谋推翻传统注疏的学者们,现在却选了一个新的工具,这就是一个新的方法论。这样,他们可以凭借历史的证据及演绎的推理法,去扫除一切主观的解释,和传统的权威。固有的唯理主义,现在变成科学性的了。而理智自由的精神,也就寻到了一个有力的武器。

    我将再叙述两个轶事,以结束这个简略的中国思想史叙述。中国现存的最老哲学家吴敬恒,曾经告诉我一个故事。他早年的时候,去见江阴南菁书院的山长黄以周。当他走进山长室时,他看见墙上挂着山长自己用大字泼笔写着的对联。那对联上八个字说:“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数年前,当我浏览我父亲未刊行的著作时,我寻到七十年前他在上海龙门书院所做的许多卷札记。每页顶上都用红字印着一段格言。其中一部分说:“学生研究任何题目时,都必须有先用怀疑的精神。”

    以怀疑态度研究一切: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就是那些中国思想家的精神,他们曾使中国理智自由的火炬,永远不熄。也就是这个精神,方使中国的思想家们,在这个新世界上,新时代中,还觉应完全的自如与合适。

    (英文稿原载1942年10月《亚细亚杂志》第42卷第10期,冷观中译稿载1943年2月16日《读者通讯》半月刊第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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