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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
（一）古书中所见的古代气候与农事
《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首篇，是战国晚期的一本农书，专记当时的中国，主要就是今日的华北，一年十二月的气候与农事。《礼记·月令篇》，全部照抄《吕氏》。当然也可能，《吕氏》与《礼记》都是由同一根源的古农书而来。这后一种可能，是很大的，因为此篇农书所记的情形，看来并非战国秦汉间气候与农事的实况，而为春秋以上的情形，编者不过是依古书照抄而已。关于此点，容待下面再讲。我们现在先把书中重要的气候与农事的纪载，逐月录述如下：
（1）孟春正月。
（2）仲春二月。
（3）季春三月————为麦祈实。
是月也，命有司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4）孟夏四月————农乃登麦。
（5）仲夏五月————农乃登黍。
（6）季夏六月————水潦盛昌……大雨时行。
（7）孟秋七月————农乃登谷。
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
（8）仲秋八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
（9）季秋九月————
霜始降；
是月也，天子尝稻。
（10）孟冬十月————水始冰，地始冻。
此后的两个月，与本文所要谈的问题无关，从略。
上面所列的月份，当然都是夏历，夏历似乎自古就是民间最通行的历法。但夏历每两三年闰月一次，月份与季节实际永远不能完全配合。所以所谓某月如何如何乃是理想的，而非实际的。实际前后可有少则几天，多则半月二十天的差别。但因历来纪月，大多以夏历为准，本文仍用夏历。文中每提五月，我们可想及阳历六月；每提六月，可想及阳历七月，观念与事实就可大致相符。
（二）古书资料的解释
现在我们可按顺序，把上面所引各节，与今日华北的情形做比较研究，并尽可能搜集古代气候农事的实际纪录，看看是否与《十二纪》及《月令篇》吻合。
正、二两月，无可讨论，我们可从三月份谈起。
（3）“季春三月，为麦祈实。”这一句话很可注意。一般的谷实，由出穗到收获，时间并不太长，三月既为麦祷告穗实丰满，那是麦即将熟的一个预示。
三月另外所引一节，似乎讲到古代春雨颇丰，甚至常有春雨“障塞”淹田的危险，所以必须“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所谓沟渎，在古代都是田亩之间由人工挖掘的通水之渠，因此紧联上句的“堤防，”所指并非江河的堤防，而是沟渎的堤防。文中明言“周视原野，修利堤防”，显然是指田野中的堤防而言。关于此点，《考工记》“匠人”条所述甚详：
匠人为沟洫。
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
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
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足，深八尺，谓之洫。
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与这一段相辅而行的，有《周礼·地官》“遂人”条的一段：
夫间有遂，遂上有径。
十夫有沟，沟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浍，浍上有道。
万夫有川，川上有路。
这两段文字的意义很清楚，无需多加解释。古代田野中，满是沟渠与堤防，同时堤防也就是人行的道路。村里之外，一望无际，都是纵横交错的堤防与沟洫，一方面为田间的界线与行道，一方面为雨水过剩时的宣泄系统。沟渠系统间，大概有闸，平时水闸关闭，以备灌溉。如雨水过多，就可放闸，使余水由遂而沟，由沟而洫，由洫而浍，最后流入自然的大川。
这两段记载与所谓井田制度有关，而井田制度是近些年来许多人根本怀疑的。如果说当时天下各国各地的土地都如此方方正正的划分，当然不可能，但周代在理论上与法制上有一套比较整齐规则的土地划分方法，则无可置疑。我们可以不管孟子以来越说越糊涂的圣王之下如何美满的那一套，我们不要把井田看为一个土地制度的同题，而主要地要看为一个土地利用的技术问题，如果牵涉到土地制度，那也仅是偶然的。井田在历史上自有它重要的技术性的地位。我们所要讨论的也是此种技术问题，迄无定论的土地制度问题，从略。我们从各方面的佐证，以及古代传下的成语与口头禅，都可看出井田为实有其事。现在先讲古籍中可靠的或比较可靠的记载。
《诗经·周颂·噫嘻篇》：“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周颂·载芟篇》：“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这都是西周的诗。第一篇描写一万人（十千）在三十里的范围之内，分为五千对（耦）而耕田。第二篇描写二千人合同锄草，一下锄到田间（隰），一下又锄到田边的人行小道（畛）。古代确有如此大规模的农作场面，在规模如此之大的计划性的农事操作下，像上面《考工记》与《周礼》所讲的整齐土地划分，是可实行而无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
特别提到沟洫的，古籍中也有几条。
《尚书·益稷篇》：“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论语·泰伯篇》：“子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孟子·离娄下篇》：“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
《左传》“襄公十年冬”：“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
上面《论语》中孔子称赞禹的话与《尚书》中禹所自讲的话，是同一个故事，都是到春秋晚期大概早已流行的关于禹勤苦治水的故事。《尚书》中特别讲明禹把畎浍的水引入川中，把川中的水最后又导之入海。这虽只是一个故事，但故事中的这种说法是必有事实根据的，事实根据就是古代实际的沟洫制度。孟子的话，证明古代确有沟浍，专为容纳夏季多余的雨水。（孟子所用的月份是周历，所谓七八月就是夏历的五六月。周历、夏历的问题，下面当再说明。）至于《左传》中的记载，根本是一件具体的史实。子驷依势扩大自己的田洫，把另外四家的田都圈在自己的沟洫系统之内，这证明沟洫是古代田地系统不可分的一部分。
现在再谈古代关于堤防或路涂的资料。
《礼记·郊特牲篇》，记载古代农事结束时的一种隆重祭祀与庆祝，称为大蜡或八蜡，就是感谢八种与农事有关的神明，其中第六种为坊，就是田间的堤防，第七种为水庸，就是田间的沟渠。
此外，与堤防或道涂有关的，有几种自古传下的成语或名词，颇堪玩味。按《周礼》“遂人”条所讲，道涂分为五级：径，畛，涂，道，路。这并非虚构，而为古代实际的名称与概念。自古至今，只有“道”与“路”可以“大”字形容，其他三种不能言大，因为在古代井田沟洫盛行时，行道系统中的大道为“道”与“路”二种。“大路”一词，自古流通，《诗经·郑风》有“遵大路”一篇。“大道”一词不似“大路”通行，《诗经》中有“周道”（见《小雅·小弁篇》《大东篇》），其意为大道。但抽象化之后，“大道”成为习用的名词，《礼记·礼运篇》中的名句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日俗语中“大路”与“大道”意义相同，可以互用。至于“径”字，若加形容词，只能说“小”，古今皆然。因为径小，给人的印象不佳，孔子的门徒甚至认“行不由径”为美德（见《论语·雍也篇》）。“畛”与“涂”，处在中间，不大不小，所以向来不用“大小”两字作为形容词。（径，畛，涂，道，路五词都是专名，五者合称的类名，普通用五者正中的“涂”字，称为五涂。上引《考工记》“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的“涂”字就是类名代专名的用法：若用专名，当说“必有路焉”。）
又有很古的一句成语：“道听而涂说”，就传到今天的古代文献而言，此语是孔子最早说的（见《论语·阳货篇》）。今日一般都解释为“在路上听了，又在路上传说出去”，甚为平淡。注疏中已采此种解释：“若听之于道路，则于道路传而说之”，乏味之至，因为这是丧失了古语原来精神的解释。古代实际的意义是“在大路听了，转弯到小路就给说出去了”，描画得活现生动而有力！
因为古代有如上所论一套复杂的沟洫系统，所以除非是江河决口，农田是有旱无潦的。无雨或缺雨，可致旱灾。但雨多，并不致发生水潦之灾，因为雨水有所宣泄。也正因如此，古代农民的宗教中有早神而无潦神。旱神称魃，是古代农民所最怕的一位女神，《诗经·大雅·云汉篇》，全篇都是因“旱魃为虐”而引起的呼吁。雨神称“雨师”（见《周礼·春官》“大宗伯”条），专司下雨，农民一般是希望他下雨，并不怕他下雨太多。雨师是雨神，而非潦神，在整个神谱中也不见有潦神。这证明古代如有水灾，普通都是河决所致，那要由河神负责；雨水本身极难成灾，所以少而又少的雨水之灾没有专神司理。雨潦没有专神，却有专名，今日华北农村中对于雨水引起的淹没情形，称为“立潦”。雨水由天而下，与地合成立体形，因有此名。这种复杂观念的专名，正证明立潦一向为非常特别的事；因为极其少见，所以若一遇到，就给人印象甚深，因而给它起了一个专名。《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记载因旱祈雨的二十一次，而大水仅有九次，其中可能有的为河决，而非立潦。
（4）“孟夏四月，农乃登麦。”这在今天似乎是不能想象的事。今日麦熟，一定要到五月，普通是五月中旬，最晚的可到五月下旬。但在古代则麦熟确在四月。殷商西周，无可稽考。《左传》中有两次提到麦熟，都为四月。一为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左传》文曰：“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这显然是在麦将熟时去抢先割取。另一次为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记载晋景公在四月要尝新麦，把新麦制熟之后，未及食而死。（关于晋景公事，《左传》原文为“六月丙午，晋侯欲麦”。按《春秋》一书全用周历，周历六月为夏历四月。《左传》记月份时，绝大部分也用周历，隐公三年那一次用夏历，在《左传》为变格，大概是著者采用史料时未加改变，以致体例不能划一。）
由这两个具体的例证，我们可说至迟到公元前720至前580年间，华北一带，麦熟仍在四月。再过一两个世纪，进入战国时代后，麦熟的时间如何，史无明文。但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容待下面再讲。
（5）“仲夏五月，农及登黍。”这一条较上面四月麦熟的一条尤为惊人。因为麦熟，古今相差不过一个月。至于登黍，今日一般都在八月，最早也不能早过七月底。可惜关于此点，《左传》或其他古籍中，没有一个实例，可作讨论的根据。
（6）“季夏六月，水潦盛昌，大雨时行。”似乎古代在六月时，雨水甚大，不似后代华北成语中的所谓“十年九旱”或“三年两早”的情形。这一点也待下面讨论。
（7）“孟秋七月，农乃登谷。”似乎黍最早熟，其他的秋禾，七月开始成熟。这比今天要早一个月，今天华北秋收的开始是在八月而不在七月。
七月又提到“完堤防，以备水潦”。似乎古代一直到七月时，雨水仍然很多。这也与后日的华北不同，后日的华北，以六月为雨量集中之月，到七月雨已有限，少有水潦的危险。河决又当别论。
（8）“仲秋八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古代到八月时，大部的谷物已经登场，农民已开始有闲，可以及早种麦。今天道理仍然相同，但农民往往因收获的工作尚未忙完，到八月底才得暇种麦，甚至有迟至九月初麦才下种的。为使麦生长足时，最好是在八月中旬下种，古代似乎可以作到此点。后世秋熟较晚，所以宿麦下种也随之延期。也因为如此，所以转年麦熟也延后了一个月，由古代的四月变成今天的五月。宿麦的生成与获量，主要的不在第二年，而在第一年，第一年秋季生长的时间长，对麦实特别有利，第二年何时成熟，在田间生长的时间略长略短，关系反倒不大。所以专就此点而论，古代宿麦的收获量恐怕要高于后世的。
（9）“季秋九月，霜始降。”今日仍然如此。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今日为“九月中”，就是九月下半月的节气。至今每年下霜，仍在此时，由古至今似乎并无变化。
又，“九月尝新稻，稻初熟。”这也与今日同。把后来由外传入的谷物如玉米之类（晚熟的变种）除外，稻在华北至今仍是最晚熟的谷。[1]九月霜降，此后任何谷物就都不能再生长了。由霜降与稻熟两事看来，生长季节的最后关口，古今完全相同，以大天时而论，古今基本的气候未变。但在大的未变之内，似乎有小的伸缩，而这种小的伸缩对于生产与人生却可发生莫大的影响。这就都属于“事在人为”的范围了，下面当再讨论。
历史学家雷海宗
（10）“孟冬十月，水始冰，地始冻。”这也与九月所纪两事一样，古今相同。今日的华北，“水始冰，地始冻”，一般是在十月上旬中旬之间。
（三）较为温湿的古代华北
由上面所论，材料虽嫌不多，但已可看出，古代的农事季节比较后世略早，气候似乎微有不同。三千年前，殷商时代，殷的王畿就是今日的平原省。当时这一带林木较多，由甲骨文中可以看到，王公时常出去猎象。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的记载，殷人并且训练象队去作战，后来周公东征，才把象驱逐到江南：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以上一段，与《孟子·滕文公下篇》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今日的中国，不只北方无象，连江南以至于西南也不见象。三千年来自然变化之大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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