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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为了方便起见，中国思想史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时期。耶稣纪元前的一千年为上古时期。伟大的中古佛教及道教时代，以及一直通过了纪元后一千年的全部时间，都为中古时期。而近世这一时期，则为中国理智复兴期；这一时期，远从第十世纪大规模的刊印书籍，以及第十一世纪、第十二世纪新孔子学派起来的时代起，一直延长到我们这个时代。每一时期，都占了将近千年的光景。
中国思想史的上古时期，可说是古典时代。从那时传下了一些前于孔子的古典作品，诗歌的，历史的，关于行为轨范的，关于宗教崇拜的；此外当然还有许多大哲学家的作品，如老子及孔子、墨翟，一直到孟子、庄子及韩非————这可称之为中国学术的“旧约全书”时代。这个上古时期，不独为所有后来各时代的中国思想史确定了一个主要的模型，而且也提供了许多灵感和智慧的工具，使中国中古及近世思想家们，可以用来做凭借，去为哲学及文化的复兴而努力工作。简单说来，古典中国的理智遗产，共有三个方面：它的人文主义，它的合理主义，以及它的自由精神。
其所以成为人文主义的，是为了它始终而且明显的注意人类的生活，人类的行为，以及人类的社会。举例来说，当孔子被人问应当如何事鬼神时，他就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又被问关于死的意见时，他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于人生的执着，就成了一个特点，使中国古代思想与印度、波斯甚至伊色列（Israel）的古代思想，截然不同了。中国古典时期的思想家，主要的是道德哲学家、教育哲学家、社会哲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古代中国曾建立一个伟大的文明，而且又产生了许多关于人性，关于道德行为，关于法律及政治组织的，种种成熟的学说，但对含有“乐园”意义的“天堂”，看作“末日裁判”地方的“地狱”，则一无所知，并且对于生死问题，也从来没有耽于玄思默想过。
其次，中国古典思想之所以成为合理，成为唯理智主义的原因，是由于他对于智识、学问和思想的重视。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时，中国思想的派别很多，从孔子的明显的唯理智主义的态度（孔子曾明白承认过：“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一直到老子更明确的、唯理智主义者的（rationalistic），但却几乎是反理智主义者的（anti-intellectualistic）态度。老子这么吟咏过：
不出户，知天下；
不窥牖，见天道。
在这两极端之间，可以寻到那时中国思想上一些其他的伟大学派。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对那比较吃力的学习及研究过程的注重程度，各有不同。这一类的差别，在两种不同的性情之间，本是些很自然的差别。这两种性情，威廉詹姆斯氏曾把一个称之为“软心肠的性情”，把另一个称之为“硬心肠的性情”。中国思想从未诉之于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事物，以作为思想或推理的基础。从这一点看，一般说来，中国思想是始终唯理的。而且，它的所有正统学派，对于知识和考察，都十分重视。再从这一方面看，它确是偏重于唯理智主义者的态度。
人文主义者的兴趣，与合理及唯理主义者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这一结合，就给予古代中国思想以自由的精神。而且对于真理的追求，又使中国思想本身得以自由。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讲到他自己时，他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道德与理智力量仅次于孔子的孟子，也曾经更有力的表示过这个自由的精神。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种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就是古典时代对于后代理智生活留传下来的、最大的遗产。也就是因为这个精神，所以方能使得那个时代多样的论理、社会及政治作品，现在读起来，还是和我们现代的作品一样。
这里就是孔子和他自己国家统治者的谈话：
鲁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善而莫予违也。’知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从这样一个人道的、合理的、客气的，然而在精神上又是这么坚定的、这么自由的回答里，我们可以了解二十五个世纪以来，孔子对于中国人的控制力量的所自来了。
下面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问答：
“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孟子问。
“无以异也。”梁惠王答。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王曰：“无以异也。”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下面又是孟子告诉齐宣王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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