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叙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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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故举其在史上最有关系者约而论之云尔。

    今且勿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于一祖乎，抑各自发生乎，亦一未能断定之问题也，据寻常百家姓谱，无一不祖黄帝，虽然，江南民族，自周初以至战国，常见有特别之发达，其性质习俗颇与河北民族，异其程度，自是黄河沿岸与扬子江沿岸，其文明各自发达，不相承袭，而瓯闽两粤之间，当秦汉时，亦既已繁盛，有独立之姿，若其皆自河北移来，则其移住之岁月，及其陈迹，既不可考见矣，虽然，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

    第六节 纪年

    纪年者，历史之符号，而于记录考证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间之位置，以纪年定时间之位置，二者皆为历史上最重要之事物，凡符号之优劣，有一公例，即其符号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反是则为劣，是也，故凡野蛮时代之符号，必繁而杂，凡文明时代之符号，必简而整，百端皆然，而纪年其一端也，古代之巴比伦人，以拿玻吶莎王为纪元（在今西历纪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腊人初时。以执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时按年纪之，其后改以和灵比亚之大祭为纪元（当纪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罗马人以罗马府初建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回教国民以教祖摩哈默德避难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六百二十二年）犹太人以创世纪所言世界开辟为纪元（当纪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一年）自耶稣立教以后，教会以耶稣流血之年为纪元，至第六世纪，罗马一教士，乃改用耶稣降生为纪元，至今世界各国用之者过半，此泰西纪年之符号，逐渐改良，由繁杂而至简便之大略也，吾中国向以帝王称号为纪，一帝王死，辄易其符号，此为最野蛮之法（秦汉以前各国各以其君主分纪之尤为野蛮之野蛮）于考史者最不便，今试于数千年君主之年号，任举其一以质诸学者，虽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对也，故此法必当废弃，似不待辨，惟废弃之后，当采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国史一紧要之问题也，甲说曰，当采世界通行之符号仍以耶稣降生纪元，此最廓然大公，且从于多数，而与泰西交通利便之法也，虽然，耶稣纪元，虽占地球面积之多数，然通行之之民族，亦尚不及全世界人数三分之一，吾冒然用之，未免近于徇众趋势，其不便一，耶稣虽为教主，吾人所当崇敬，而谓其教旨遂能涵盖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后世人之画诺，贸然用之，于公义亦无所取，其不便二，泰东史与耶稣教关系甚浅，用之种种不合，且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论似可抛置，乙说曰，当用我国民之初祖黄帝为纪元，此唤起国民同胞之思想，增长团结力之一良法也。虽然，自黄帝以后，中经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记实在若茫若昧之中，无真确之年代可据，终不能据一书之私言，以武断立定之，是亦美犹有憾者也，其他近来学者，亦有倡以尧纪元，以夏禹纪元，以秦一统纪元者，然皆无大理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辩，于无一完备之中，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所公认也，而中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于孔子以后，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为纪，似可为至当不易之公典，司马迁作史记，既频用之，但皆云孔子卒后若干年，是亦与耶稣教会初以耶稣死年为纪，不谋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为纪，此吾党之微意也。

    但取对勘之便，故本书纪年，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下。

    第七节 有史以前之时代

    史者记人间世过去之事者也，虽然，人类之起原，远在书契以前，其详靡得而稽焉，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其荒诞固不足道，而要之必有悠远之时代，无可疑也，洪水时代，实为全世界公共纪念物，故截称洪水以前为无史时代，洪水以后为有史时代，亦不为过，虽然，洪水之起原，及其经过之年代，虽以今世地质学家，考据极周密，然犹纷纷莫衷一是，故以洪水平息后始可为真正之有史时代，中国自古称诸夏，称华夏，夏者以夏禹之朝代而得名者也，中国民族之整然成一社会，成一国家，实自大禹以后，若其以前则诚有如列子所谓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者，其确实与否，万难信也，故中国史若起笔于夏禹，最为征信，虽然，中国为全世界文明五种源之一，其所积固自深远，而黄帝为我四万万同胞之初祖，唐虞夏商周秦之君统，皆其裔派，颇有信据，计自黄帝至夏禹，其间亦不过数百年，然则黄帝时去洪水之年，亦已不远，司马迁作史记，托始黄帝，可谓特识，故今窃取之，定黄帝以后为有史时代。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中，又分为新旧二期，此进化之一定阶级也，虽其各期之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据此种学者之推度，则地球生物之起原在一万万年以前，而人类之遗迹，亦在一万年乃至十万年以前云，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末经发见，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有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新旧两石刀期，其所经年代，最为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耜，蚩尤巳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时代以前，有断然也。

    又以人群学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群，必须经过三种之一定时期，然后能成一庞大固结之团体，第一为各人独立，有事则举酋长之时期，第二为豪族执政，上则选置君主，下则指挥人民之时期，第三为中央集权，渐渐巩固，君主一人，专裁庶政之时期，斯宾塞尔群学云：“譬有一未成规律之群族于此，一旦或因国迁，或因国危，涌出一公共之问题，则其商量处置之情形如何，必集其民众于一大会场，而会场之中，自然分为二派，其甲派，则老成者，有膂力者，阅历深而有智谋者，为一领袖团体，以任调查事实讨议问题之事。其乙派，则少年者。老赢者。智勇平凡者，为一随属团体。占全种族之大部分，其权利义务，不过傍听甲派之议论，为随声附和之可否而已，又于领袖团体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群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猎家，或狡狯之妖术家，专在会场决策而任行之，即被举为临事之首领云云。”然则一群之中，自划然分为三种之人物。即其一最多数之随属团体，即将来变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则少数之领袖团体，即将来变成豪族之胚胎也，其三则最少数之执行事务委员。即将来变成君主之胚胎也。凡此三种人物，当其在太古野蛮时代，常相集合，距离不甚远。又至今日文明时代，亦相结合，距离不甚远，惟中间所经过之趋势，则三者常日渐分离，其政权，由多数而浸归于少数，由少数而浸归于最少数，盖其初时，人人在本群，为自由之竞争，非遇有外敌，则领袖团体，殆为无用，其后因外敌数见，于是临时首领，渐变而为常任首领，而领袖团体之权力日以大焉，又其后此领袖团体中之有力者，各划分权力范围，成封建割据之形，而兼并力征之势日盛，久乃变成中央集权之君主政体，此历代万国之公例也，我中国当黄帝尧舜之时，纯然为豪族执政之时期，而且中央集权君主专裁之制，亦已萌芽发达，亦可见我中国有史以前，既经绝远之年代，而文明发达之早，诚足以自豪于世界也。

    第八节 时代之区分

    叙述数千年之陈迹，汗漫邈散，而无一纲领以贯之，此著者读者之所苦也，故时代之区分起焉，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即如通鉴，号称通史，然其区分时代，以周纪秦纪汉纪等名，是由中国前辈之脑识，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虽然，时代与时代，相续者也，历史者无间断者也，人间社会之事变，必有终始因果之关系，故于其间若欲划然分一界线如两国之定界约焉，此实理势之所不许也，故史家惟以权宜之法，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虽曰武断，亦不得已也。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复次第兼并，力征无已时，卒乃由夏禹涂山之万国，变为周初孟津之八百诸侯，又变而为春秋初年之五十余国，又变而为战国时代之七雄，卒至于一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交涉者，惟苗种诸族类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其内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变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则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而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

    或问曰，此中世史之时代，凡亘二千年，不太长乎，曰，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迟缓，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故历久而无大异动也，惟因此时代太长之故，令读者不便，故于其中复分为三小时代焉，俟本篇乃详析之，今不先及。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