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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现任天皇继位，明治时代正式开始。当时形势严峻，日本面临史无前例的新考验。
我们在前面已经描绘过，着色风格一直是民族宗教和艺术生活的标志：奈良的理想是闪烁的琥珀色微光。藤原时代有嫣红艳丽的秋色，消失在镰仓的碧海或足利的银月中。各种着色风格依次向我们展现其荣光，犹如青枝绿叶在滂沱夏雨中。不过，明治新时代已经过去了34年，其盛衰兴废时时刻刻都带来伟大的新计划，以自相矛盾的迷宫包围我们，极难概括和统一基本观念。
的确，批评家谈起当代艺术，总会面临走不出自己阴影的危险。斜阳从他身后照过来，在地上留下了巨大、怪诞的阴影。今天，日本人的心灵受到两种强大力量的奴役。这两条龙相互纠缠斗争，都想完全主宰生命的珠宝，都一再迷失于骚动的海洋中。一种是亚洲的理想，充满了伟大的宇宙直观，横扫一切具体与个别。另一种是欧洲的科学和组织文化，以分门别类的知识为武装，精力旺盛，锐意进取。
150年前，两种对立运动几乎同时唤醒了意识。第一种试图让日本找回统一的感觉；无论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多次浪潮带来什么样的色彩和力量，终究会越来越模糊混融。
日本的民众生命集中于皇室，天皇万世一系，孕育了无与伦比的纯洁和光荣。但我们居于奇特的孤立处境，长期缺乏对外交流。因此丧失了一切自我认识的机会。在政治上，藤原氏贵族政治以及其后的源氏、足利、德川幕府军事独裁已经过滤了我们神圣的有机共同体。
日本从几百年的昏睡中醒来，原因甚多，其中包括：第一，明代儒学复兴反映在德川早期的学术上。推翻元朝的明太祖本人是和尚。不过，他认为：宋代学者的新儒家个人主义以印度思想为基础，有害于大帝国的统一。因此，他压制新儒家，同时清扫蒙古人带进中国的西藏密宗，然后试图重建本土的最高政治权威。既然新儒家是佛门诠释的儒家，皇帝这种政策其实是要回归纯粹的儒家。于是，明代学者重返汉学注疏[1]。博古研究的时代开始了，在皇帝和太后统治的清王朝达到高潮。
日本学者追随这个伟大的先例，将注意力转向古代历史。200年前，水户藩主下令编撰《大日本史》。此书大力彰显舍生取义的英雄，例如在镰仓末期光荣地自我牺牲的正成[2]。读者渴望大政奉还，为时已久。
这一时期有一段重要对话。一位杰出学者以敬畏印度和中国圣哲著称，论敌问他：“如果你五体投地的这些大师率军入侵日本，佛陀任大元帅，孔子任副元帅，你会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砍下释迦牟尼的头，腌了孔子的肉！”
100年后，火炬传到三洋[3]手中。他提炼的叙事史诗激励了今天日本青年的祖辈投身革命，今天的日本青年仍然能够体会诗歌熊熊燃烧的激情。
在本居宣长[4]和村田春海[5]两位大师推动下，纯粹的日本古史研究开始流行。他们对语法和文献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现代学者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补充。
这自然导致神道教复兴。神道教是日本人在佛教以前的纯粹古代崇拜。但长期以来，尤其是由于空海的天才，采用了佛门的诠释。这种民族宗教总是集中于天皇个人，天皇是神的苗裔。因此，神道教复兴是爱国主义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形式。
幕府授予佛教世袭的特权，保持和平和世故的态度，因此削弱了佛教。佛教完全无力同化觉醒的神道教。事实上，佛教寺庙和禅林的财富灰飞烟灭，流落四方，令我们非常难过。这时，僧侣和祭师不得不改信神道教，否则立刻就面临灭顶之灾。确实，新皈依者的狂热经常给强制改教火上浇油。
民族意识重新觉醒的第二个原因无疑是西学侵蚀亚洲，对我们的民族独立构成潜在威胁。荷兰商人让我们跟外界的潮流保持接触，我们由此知道欧洲的征服大军正在向东方步步紧逼。
印度是我们最神圣的纪念地，由于政治冷漠，缺乏组织，琐屑的利益冲突而丧失了独立。我们由此吸取了教训，清楚地意识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统一国家。中国的鸦片战争，东方各国相继屈服，黑船临海，威力无比，展现了鞑靼舰队的可怕形象，召唤妇女祈祷，男人磨剑。在300年的太平岁月里，宝剑已经生锈了。当今圣上的父皇孝明天皇作了一首简练深刻的诗，充满了自恃自信的男子气概：“竭尽你灵魂的全力，独自跪下；祈祷伊势神风，逐回鞑靼舰队。”美丽的寺钟习惯于奏出爱与安息的曲调，离开了古老的钟楼，铸成保卫海岸的大炮。妇女将铜镜扔进爱国主义的熔炉。不过，当国大佬完全清楚国家面临的危险，要抵抗所谓的西方野蛮人，过于仓促，准备不足。他们的任务是慢慢抑制武士的狂热，同时打开国门，跟西方交流。许多人像井伊一样，公开宣称国家没有做好准备，不能一意孤行，因此丧失了性命。我们应该永远感激这些人，以及美国的武装使节。他们打开我们的国门，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启蒙教化。
还有一种（第三种）推动力来自南方的大名。他们的祖先是丰臣秀吉的贵族，德川家康的同僚。德川幕府的绝对主义不断侵蚀他们的权力，几乎将他们贬低到世袭藩臣的地位。萨摩、长州、肥前、土佐的君侯始终沉浸于昔日的光荣中，为触怒江户宫廷的逃亡者提供了避难所。因此，革命的新精神可以在他们的领地上自由呼吸。实力雄厚的政治家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立了新日本的基础。当今统治日本的伟大精神可以追溯到他们的领地内。这些强大的家族为倒幕准备了将军和士兵。不过荣誉应该归于幕府的水户、越前二藩，他们的联合迅速给帝国带来了和平。归于所有大名和武士，他们做出伟大的牺牲，将源远流长的封邑奉还皇室，跟最卑贱的农民一样，变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
因此，明治复辟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精神。民族的忠诚让宗教起死回生，转化为拱卫天皇的光环。德川教育制度已经将读写能力扩大到所有男女儿童，他们在本村小学念书，本村神职人员就是教师，奠定了本朝第一个义务教育法的基础。于是，贵贱合流，举国震动，最卑微的应征士兵都像武士一样，享受死亡的荣誉。
1892年君主制定的宪法自然或不自然地产生了争执，但一句圣旨仍然能安抚政府和反对派，让双方在最激烈的争论中安静下来。
谕旨颁布了道德法典，是日本伦理的基石，在学校里教授。所有其他暗示都抵不上包罗万象的崇敬。
另一方面，100多年前，现代科学的奇迹已经给长崎的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长崎是唯一允许荷兰商人贸易的港口。他们通过这个渠道获得地理学知识，开辟了人类的新前景。西方医学和植物学开始获得研究，但困难重重。武士自然希望获得欧洲的战争技术，因此陷入危险处境。因为幕府将军认为所有这种企图都是在挑战他至高无上的权威。阅读这些西方科学先驱者的历史，令人震撼不已。他们像考古学家通过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解读古文明一样，自己私下摸索，解读荷兰语词典。
17世纪基督教擅自传教，导致岛原基督徒惨遭屠杀。由此，超过一定吨位的船舶禁止建造。任何人不经官方许可接待荷兰人，私自跟外国人交往，其罪当死。这就像一道铜墙铁壁，将日本和西方世界隔绝。冒险的年轻人需要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才能找到偶然在日本海岸迷路的欧洲船舶。
但渴望知识的火焰无法熄灭。幕府势力和南方的大名为了准备内战，引进法国军官。法国的野心油然而生，想借此阻碍英国在亚洲的扩张。
美国佩里[6]（Perry）准将的出现最终打开了日本的门户。西方知识的洪流一拥而入，日本历史标志几乎荡然无存。这时，日本民族生命的意识重新觉醒，亟欲穿上新衣，抛弃过去的残余。中国和印度文化将日本囚禁在东方的幻象下，因此对民族独立极其危险。新日本组织者的当务之急，似乎就是抛弃这些束缚。他们不仅追求西方的武备、工业和科学，而且追求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他们的眼睛还没有经验，觉得西方的理想光彩照人，而且分不清光明和阴影。日本人以同样的热情欢迎基督教和蒸汽机，接受西服和机关枪。政治理论和社会改革在自己的母国已成陈词滥调，在这里跟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陈货一样重新大受欢迎。
这种热爱欧洲的狂热大肆破坏国粹古俗，受到伟大政治家岩仓[7]和大久保[8]毫不犹豫的谴责。但即使他们也认为：为了国家在新竞争中不致落败，任何牺牲都不过分。因此，现代日本地位独特，解决了史无前例的问题；或许只有15-16世纪生气勃勃的意大利精神才能与之媲美。那时的西方也必须努力应对双重困境：一方面有奥托曼土耳其崛起，希腊罗马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有科学和启蒙的新精神，宗教改革的诞生，自由思想的崛起，有助于超拔中世纪的阴霾。这双重的吸纳构成了文艺复兴。
意大利各小共和国在鼎盛时期竞相寻找新的生活之道，提出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争论的考验。明治时代就是这样，到处冒出自以为是的自信，对世界充满了无可比拟的兴趣，只是立刻染上了感伤和荒谬的色彩。
个人主义的狂野旋涡把自己狂暴的意志变成了法律，现在以其毁灭性的爆发响彻云霄，又一次狂躁地引入西方宗教和政治的新片段。如果没有坚如磐石的忠诚构成不可动摇的基础，这些片段就会造出一片沸腾，把国家撕成碎片。
万世一系的君主制养育了奇特的民族韧性，中国和印度人抛弃了他们创造的理想，而我们却保存了这些理想的纯粹形式。民族韧性赞赏藤原文化的精细，同样享受镰仓武风的狂欢，默许丰臣的豪奢，同时热爱足利艺术的古朴纯洁。民族韧性保存了今天的日本。虽然遭遇不可理喻的西方思想潮流，仍然完好无损。她虽然接受了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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