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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时代得名于继承幕府的源氏支脉，似乎是镰仓英雄崇拜的自然产物，现代艺术的真正脚注，文学意义上的浪漫主义。
精神征服物质，这是全世界努力的目标。东方和西方一样，每一个文化时期都会强化胜利的态度，并以此作为标志。欧洲学者将过去的艺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也许不够精确，但这一历史进程肯定确凿无疑。生命与进步的基本法则不仅适用于整个艺术史，而且体现于个体艺术家及其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有时，物质或物质的法则统治了艺术的精神。东方的这个时期有自己的形式；称为象征主义，或者更好地称为形式主义。埃及人和亚述人（Assyrian）想用无数石头表现伟大，正如印度人在创作中以无限的重复表现伟大。类似地，周汉两朝的中国人用长城和青铜器复杂精妙的线条表现崇高。而日本艺术第一期，在诞生之初，从奈良开始，就浸淫早期佛教北宗最纯洁的理想。它可以划归此类，把艺术的卓越建立在形式和形式化的美之上。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古典时期。这时，美追求精神和物质的融合。希腊多神教哲学在所有时期都全心全意地坚持这个目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菲狄亚斯（Phidias）和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的不朽作品是其最纯粹的表达。在东方，这个时期体现为佛教北宗第二期。
在这里，我们有了客观理想主义。在印度笈多王朝、中国唐朝和日本奈良时代，客观理想主义达到巅峰，注定僵化为秘传多神教宇宙论。这一时期的日本作品和希腊罗马作品非常近似，原因在于基本环境与西方古典时期相似。
但个人主义是现代生命和思索最基本的动力，只是在等待越出古典的外壳，在精神的自由中立刻燃尽一切。精神必须征服物质。虽然东方有不同的特征，产生了不同的表现。但全世界的现代思想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浪漫主义。拉丁人和条顿种族从祖传本能和政治地位出发，寻求客观、物质的浪漫主义理想。后期的中国心灵以新儒家为代表。日本自足利时代以来，就浸淫于印度精神实在中，又吸收了儒家的和谐共生理念，接近了由于主观唯心主义而产生的问题。
新儒家在宋代成熟起来，后来笼罩了中国。新儒家融合了道、佛、儒的思想，但主要依靠唐末道教哲学家杜光庭。他糅合三教体系，拟定了代表宇宙图景的简表。我们现在对宇宙阴阳两大原则有了新解释：阳在阴上，是独一无二的驱动力。对应于印度的萨克蒂观念，新儒家发展了“理”和“气”的理论。“理”是普世的法则，“气”是活动的精神。于是，商羯罗以降，所有亚洲哲学家都转向宇宙活跃的力量。
道家思想的另一种倾向是从人类遁入自然。这是我们谋求从对立面表达的结果。对自然的固有之爱为足利艺术划定了边界，仅限于山水和花鸟。于是，中国新儒家包括提供一切正当性的儒学以及个人主义的新精神。新儒家复兴周政，加深了现代重要性，从而登峰造极。
这一时期个人主义实现的证明是：帝国的伟大政治派别随着新儒家运动而兴起，以至于削弱了中国的力量。
自足利时代的大师以来，日本艺术虽然经历了丰臣和德川时期的轻微退化，仍然始终坚持东方的浪漫主义理想。那就是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表现精神。我们的精神灵性不是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苦行禁欲，也不是伪文艺复兴的寓意理想主义。不是风格至上，也不是自我约束。灵性被视为生命的本质，灵魂的特征，内在的火焰。
美是浸淫宇宙的本源————在繁星、花香、流云或流水中闪烁。伟大的世界灵魂充满了人与自然，冥想在我们面前展开世俗生活。艺术心灵在奇妙的现象中，可以反映自己。因此，足利艺术的特征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两个时代。它既不像形式主义的汉代铜器、六朝铜镜那样丰满和谐，也不像奈良北家的雕塑那样充满宁静的悲哀和情感的安宁，不像源信的高野山天使完善了光荣和典雅的理想主义。不过，足利艺术给人以直接和统一的印象，为这些早期的作品所未见。这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一个心灵强大而自矜————无动于衷，因为他如此淳朴。
藤原时代以前，日本艺术发展和高潮的理想一直寄托于心灵和物质的融合。这是想象的向心力。但潜在的能量突然再次喷薄而出。生命重新表现为离心的冲动。奇特的新类型创造了自己。个性的多样性和力量变得丰富起来。最初的表达总是在感情上，在印度的奉爱思想上。在欧洲爱情故事与诗歌，在藤原时期的宗教发展中，我们已经见过这样的表达。在足利时代，我们达到更高境界，意识到宇宙万物都是自身意志的产物，印度人称之为“智”或“直观”。
佛教禅宗对足利时代的理想贡献良多。在镰仓时代，禅宗已经变成主流教派。“禅”源于“禅定”，意思是凝神冥想的最高境界。520年，印度僧侣菩提达摩将禅宗传入中国。禅宗首先吸收了道教的教义，才能在天朝扎根。唐朝末年，禅宗就这样出现了。芭蕉和临济的教义明显不同于早期禅宗传道士。因此，禅宗是发展的产物。镰仓和足利僧侣继承了禅宗南宗的遗产，跟北宗差别甚大。北宗仍然坚守教派早期元老的教导。现在，禅宗仅仅是一个个人主义流派。在禅宗的灵感刺激下，镰仓时代的武士英雄变成了佛门圣徒英雄————亚历山大变成了伊格纳修斯·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征服的思想完全东方化，由外向转变为内向。足利武士的理想是：用语言取代宝剑，语言纯洁、宁静、不可动摇，永远指向北极星。一切知识都有束缚灵魂的倾向，灵魂的追求不外乎从中获得解放。禅宗无视形式和礼仪，在这方面甚至可以视为偶像破坏者。禅宗僧侣获得启蒙，就把佛像扔进火中。禅宗视语言为思想的赘疣，无限蔑视精雕细琢的中国文学语言。他们举出的公案是残缺的句子和有力的隐喻。
这些思想家认为：宇宙体现于个体，人类灵魂本身就有佛性，在蒙昧和所谓人类知识的长夜中丧失，又重新大放光明。思想从错误分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启蒙。
因此，禅宗僧侣的修炼集中于自我控制，自我控制是真正自由的本质特征。人类心灵受到蒙蔽，在黑暗中摸索，原因是误解了物质的属性。甚至宗教的教义也是误导，不外乎模拟实在。这种思想经常用猴子水中捞月为喻，因为每一次捕捉银白的月影都会弄乱如镜的水面，结果不仅毁了月影，也毁了自身。精心编撰的经藏号称知识的八万四千道门户，无非是愚蠢的学究毫无意义的饶舌。一旦获得自由，所有人都将在全宇宙的美中体验喜悦和光荣。于是，他们天人合一，感到体内的心跳和呼吸跟伟大的宇宙精神一起波动。生命同时体现于微观与宏观。生与死相似，都是同一个现存宇宙的相位。
他们还喜欢将禅宗门徒的进展比作牧童寻找丢失的牛。因为人由于蒙昧而丧失灵魂；一旦开始寻找灵魂，就像牧童一样，寻觅最细微的痕迹，直到他先发现牛尾，再发现牛身。接下来，牧童想逮住牛————世俗感官和内在光明的激烈斗争。牧童胜利了，骑上牛背。牛现在变得温驯起来。他平静地上路，用笛子吹起淳朴的小曲。于是他忘了自己，也忘了牛。他感到天色悦目，芳草如茵，繁花似锦。这些又消失了，他欣然沐浴纯净的月光，似在非在，若有若无。因此，禅宗思想认为：征服内在自我比中古隐士的苦修更有价值，后者折磨肉体，却没有训练心灵。肉体犹如水晶器皿，映射伟大存在的彩虹。心灵就像一座清澈见底的大湖，反射出湖上飘过的云彩。有时风吹湖面，湖水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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