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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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对伟大的独眼人宽容！”斯图亚特·穆勒如是说，似乎要信仰和近乎崇拜某物就必须宽容它们！我说：让我们对双眼人宽容，无论其为伟大还是渺小————因为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除宽容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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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其著作特别是影响了瓦格纳和尼采，并超出他们继续影响了20世纪（如对作家托马斯·曼［1875——1955］和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的影响）。在其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2卷，1819和1844年出版）中，叔本华教导说，多样的、可以时空方式表象的世界基于一个脱离了理性理解的非人格意志。所有自然事件和被误以为自由的人类行动都只是意志的间接显现方式（客体化）。叔本华在痛苦的象征中看到了现象世界。在时空中个体化了的人，只有通过否定意志，也就是他的自我，才能克服痛苦，这痛苦是他在其个体化的自私的盲目中自己创造的。同情为人开启了对于分离的个体化的一种最初的直觉式直观，同时也是通向这种个体化之克服的第一步。因此在艺术的等级次序中，音乐被特别挑出来，因为它不是把现象而是把意志本身客体化了。 ［56］心灵的新的医生在哪里？————人们用来安慰自己的那些手段使生活变得极端痛苦，但他们现在相信生活本来就痛苦不堪；人类最可怕的疾病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用来消除疾病的那些手段，这些手段看起来立竿见影，最终却产生了某些比它要消除的疾病还糟糕的东西。他们无知地相信，那些能够在瞬间麻醉和解除他们痛苦的东西，即止痛剂，就是真正的良药；他们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们为这片刻轻松付出的是健康的全面和彻底的恶化，看不到不得不忍受麻醉剂副作用之痛苦，日后停止使用麻醉剂之痛苦，以及最后日夜烦躁不安、神经质和神经衰弱的痛苦。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治疗将不再可能：那些受到普遍信仰和崇拜的心灵医生应该对此负责。根据不无公正的说法，在人类的痛苦被长时间忽略之后，叔本华  开始重新严肃对待它们：那么，在人类痛苦的真正解药被忽视了这么久之后，谁能重新严肃对待它们，并把那些人类迄今一直依靠他们治疗心灵疾病的有着堂皇名字的江湖骗子的秘密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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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良心者的滥用。————牧师的布道和地狱的可怕压力使之最痛苦的不是那些无良心之人，而是那些有良心的人，特别当这些有良心的人同时又是具丰富想象力之人时就更是如此。［57］因此，恰恰是那些最需要欢乐和愉快景象的人，他们的生活被弄得最悲惨：他们需要欢乐和愉快，这不仅能使他们本人得到休养生息，而且也能使人类从他们那里收获某种快乐和美。哦，有多少不必要的残忍和对动物的虐待被用来作为那些宗教的出发点，这些宗教发明了罪。而且也被那些人用作出发点，即他们想借此获得对他们的权力的最高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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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疾病的感想。————让病人活跃的想象力平静下来，以使他不再因其对疾病的想象受苦，更甚于因疾病本身受苦————这将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这件事将功德无量！你们现在明白我们的使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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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指基督的拯救消息，福音（希腊-拉丁文：好消息）。 “路。”————所谓的“捷径”总是使人类处于极大危险中：他们总是在发现这样一条捷径的“福音”（frohen Botschaft）  中离开他们的道路————并终于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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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背离信仰之人被称为Apostat［叛教者］。在犹太-希腊文献中，叛教指背离以色列的神，在基督教教会中指背离基督教信仰。尼采从原来宗教的语境中借用了这一词汇，将其转用于老年时背离了自由思想者状态的人。 ［Pütz］语出拉瓦尔丁（Hildebert von Lavardins，1056——1134）《杂诗》CXXIV。 ［Pütz］自我蔑视。spernere se sperni和spernere se ipsum，这两个拉丁概念也见于带有双关语风格的《圣伯纳德的箴言》，被歌德（参145——145）在《意大利旅行：第二次罗马停留》中引用，题目是“Philipp Neri，幽默者的神圣”：“spernere mundum，/Spernere neminem，/Spernere se ipsum，/Spernere se sperni”（“蔑视世界，/无人可蔑视，/蔑视自己，/蔑视者，自身成为被蔑视的。”） 自由精神的变节者。  ————谁会对于虔诚的坚信者感到厌恶呢？相反，我们不是每每以无言的尊敬注视着他们，并带着深深的遗憾，为他们感到高兴吗，因为这些优秀的人并不与我们感觉相同？但是，如果看到一个人，他曾经一度是完全自由的心灵，后来却变成一位“信徒”，我们那突如其来的、无端的深刻的嫌恶从何而来呢？每当想到他，［58］我们就像吞下一只苍蝇一样别扭，恨不得马上吐出它才好！即使是最可敬重之人，如果他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怀疑，难道我们就不会背弃他了吗？而且这不是出于什么道德成见，而是出于一阵突然产生的反感和厌恶！这一强烈反感究竟从何而来！也许有些人向我们暗示，我们在内心深处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有时我们在自己周围种下一片多刺的轻蔑的荆棘篱笆，以便在岁月的风霜使我们变得虚弱和健忘之后，我们在那些关键的时刻爬不过我们自己的轻蔑之林？————坦白地说，这种推测完全错了，只能说明作这种推测的人对发动和决定自由精神的东西一无所知：对自由精神来说，改变意见本身并没有什么可鄙。相反，他高度评价改变意见的能力，将其看作不平常的、高超的本领，特别是当这种能力直到暮年仍然不减时就更是如此！他的野心（而非他的胆怯）甚至伸手摘取蔑视者自身成为被蔑视的（spernere se sperni）  和蔑视自己（spernere se ipsum）  的禁果：不用说，对此他完全没有虚荣和自满之人的那种恐惧。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所有意见都是无辜的这种学说是如此的确定无疑，正如所有行动都是无辜的：那么他怎么会又以审判者和行刑者的形象出现在自由精神变节者面前呢？毋宁说自由精神变节者的样子触动了他，正如某些令人反感的患病者的样子触动了医生：对发炎的、坏死的、肿胀的和溃烂的东西的生理反感瞬间压倒了理智和救治意愿。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善的意志才被那种惊人的不诚实的表象所压倒，后者必然支配着自由精神变节者：被一种普遍的、渗入人物之骨髓的堕落之表象所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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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不同的恐惧，不同的安全。————基督教给生活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限危险状态，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享受、休养和对一切事物的重新评价。我们的时代否定了这种危险状态，还心安理得：然而它还拖着基督教的安全、基督教的享受、休养、评价这些古老的习惯前行！甚至将它们拖进最高贵的艺术和哲学中！现在，由于那个可怕的对照，即基督徒对其是否能获得永恒拯救的无所不在的恐惧，已不复存在，所以它们看上去全都变得多么乏味，像被用坏了的，多么不完整和笨拙，多么想入非非，而且尤其是：多么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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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基督教之作为根本美德的诸基本美德，从这些基本美德出发可以得到所有其他美德。（参《哥林多前书》13：13：“现在还有信仰、希望和爱这三种，但爱是其中最伟大的。”）与此相反，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古代的基本美德包括：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 基督教和情感。————在基督教中，可以听到一种针对哲学的大声的群众抗议：古代贤人以理性之名要求人们远离情感，基督教却重新将情感归还给人们。出于这一目的，基督教否认如哲学家所理解的美德————作为理智对情感的胜利————有任何道德价值，全面谴责理性并挑起情感，以最堂皇和最强烈的形式表现情感：如对上帝之爱、对上帝之畏、对上帝之狂热的信和对上帝之盲目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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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谬误作为安慰。————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基督教希望通过指出一条它认为更近的完善之路卸掉道德要求的重担：［60］正如某些哲学家误以为摆脱了艰苦乏味的辩证法和经严格检验的事实的收集，并且指出了一条通向真理的王者之路。二者都错了————然而对于在旷野中疲惫者和彷徨者来说，它们却是极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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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使徒彼得原来的职业是渔夫，在这里被作为原始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学家、犹太教学者保罗的对照形象。 一切精神最后都成为肉体上可见的。————基督教融无数天性柔和者的精神于一炉，集所有谦卑和敬畏的、精致和粗糙的热爱者的精神于一体，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摆脱了其最初的乡村的粗陋————比如站在最古老的圣彼得使徒画像前，我们就会强烈回忆起这种粗陋  ————从而变成了一种高度精神化的宗教，具有最为复杂、巧妙和高深的面部表情；基督教使欧洲人变得巧慧，而不仅仅是在神学上变得狡猾。也许人类社会迄今有过的最精巧的形象就是从这种精神中，在与权力且更经常地与对献身的最深刻信仰和真诚中雕琢出来的：天主教较高级教士和最高级教士的形象，特别是那些出身贵族、生来具有高雅举止、威严目光和优美手足的高级教士的形象。在一种精心构思的生活方式驯服人身上的兽性以后，人的面容完全为精神所充满，而这是通过两种幸福（权力感和屈服感）持续不断的起落才产生的；在此，赐福、赦罪、荣耀神等一系列活动，［61］每时每刻都在他们的灵魂中，以及确实也在他们的肉体中，唤起一种超人的使命感；在此存在着的是如天生的战士那般特有的、对肉体和幸福福利之易碎性的高贵蔑视；他们因服从而骄傲，这构成了一切贵族的突出标志；他们在自己的使命的巨大不可能性中保持着自己的辩解和自己的理想性。教会贵族夺目的美和雅总是在向群众证明教会的真；而僧侣的偶尔野蛮化（如在路德的时代那样）也总是把人们推向相反的信仰。————形象、精神、使命之间的和谐所产生的这种人的美和雅会随着宗教的灭亡结束吗？难道就不能获得甚至也不能想象什么更高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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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在《旧约》中，上帝引导他的子民穿过“旷野”前往希望之乡（das Land der Verheißung），旷野是一片诱惑之地，同时也是上帝显示其权能和慈恩之地（《出埃及记》14：11以下）。在《新约》中，不仅是施洗约翰，而且耶稣本人也在旷野中度过一些时间，以便为其公众活动做准备（《马太福音》3：1以下；《马可福音》1：1以下；《路加福音》3：1以下；《约翰福音》1：19以下）。当尼采劝虔诚的基督徒前往无神性的旷野时，他也就是在考虑一种圣经-基督教的行为，以之对抗整个信仰传统。 必不可少的牺牲。————那些严肃、能干、正直和怀有深刻感情的人，只要他们真心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就应该让自己做一次实验，在一段时间内离开基督教而生活，为了他们的信仰而到“旷野”中生活  ————只有在这样做之后，他们才有资格谈论基督教是不是必须的。然而，目前我们看到的情景却是，他们把自己关在他们那牢笼一般狭小的王国里，对每一个碰巧处在他们的围墙之外的人大肆辱骂；不仅如此，每当有人告诉他们，在他们的蕞尔小国之外存在着一个广大世界，他们的基督教不过是这广大世界的一个角落，他们都怒火中烧，咬牙切齿。不，直到你们离开基督教生活多年，直到你们已经热情、诚实地过上一种与基督教截然相反的生活：直到你们已将基督教远远抛在身后，走到天涯海角，在此之前，你们的见证都无足轻重。［62］只有当你们不得不从遥远的天边返回，但却不是由于难耐的乡愁，而是根据严格比较后做出的判断，你们的回乡才有某种意义。————未来的人将以这种方式处理所有从前的价值评估；人们必须自觉地让这些价值，以及与它们对立的价值————即使仅仅是为了最终有权筛选这些价值————统统在生活中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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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宗教的起源。————一个人如何能够把他自己对事物的某种看法看作一种启示？关于宗教的起源的问题在于：总是可以看到一个人，在他身上，启示现象是可能的。前提条件是，这样一个人事先已经相信启示。然后，某一天，他突然产生出一个新的想法，他的想法，一个在想象中包括整个宇宙和所有存在的伟大想法，使他心中充满幸福快乐，这种幸福快乐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不敢认为他自己是这种福乐的作者，而把这种新想法的原因，以及这种新想法的原因的原因，归于他的神：看作神对他的启示。如此巨大的幸福的创作者怎么可能应该是一个人！————纯属他的悲观主义的怀疑。在宗教产生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杠杆在暗中起作用：例如，当我们把一种意见感觉为神之启示时，我们就在自己心目中赋予这种意见以力量，去掉了它的假设的性质，避免了一切批评，甚至也避免了一切怀疑，使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确实，在这样做时，我们不免使自己降低到工具（Organon）的地位，但是，我们的观念，作为神的观念，却最终获得了胜利————这种最终获胜的感觉征服了我们自己被降低的感觉。还有另外一种感觉也在背后发挥作用：当人把他的作品抬高到自己之上，他无疑就撇开了自己的价值，［63］然而在此却产生了由父爱和父亲的骄傲而带来的欢呼，这补偿了我们失去的一切，而且还有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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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和KSA］指帕斯卡《思考，片段和书信》中的内容，据P.Faugere版，德文据C.F.Schwartz博士译本，第2版，莱比锡1865，第二部，页118（在尼采藏书中发现了这一卷著作，尼采在下述文字下划了线）：“没有别的宗教学会恨自己。没有什么宗教这样喜欢那些仇恨自己和寻找真正和善者。” ［Pütz］尼禄（Ni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 Caesar，37——68），罗马皇帝，54——68年在位；尼禄之“邻人之恨”表现在他在家庭中谋杀母亲（59），离弃他的第一个妻子屋大维娅（Octavia）并将其谋杀（62），对其第二个妻子波比娅（Poppaea）（65）之死负有责任，以及在政治——公开的领域中对皮索（Pison）的阴谋（65，牺牲者包括作家塞涅卡，卢肯［Lukan］和佩特龙［Petron］），以及由罗马大火引起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64），尼禄试图将大火的罪责转嫁到他们身上。 ［Pütz］对人类的仇恨（语出塔西陀《编年史》第15卷（44），第4行），历史作者在此描述了尼禄治下的第一次基督徒迫害：“那些公开作为基督徒而为人所知的人首先被抓，然后告密者所指控的无数的人被抓。他们不仅被证明纵火，而且被证明仇恨人类。他们的处决变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他人之恨。————假如我们像另外一个人感觉自己那样感觉他————叔本华称之为同情（Mitleid），但也许称为“移情”（Ein-leid）更合适————，那么，当该人像帕斯卡一样认为自己可恨，  我们就应该对他感到憎恨。这也许就是帕斯卡心中对人类的基本感觉：早期基督教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据塔西佗记载，在尼禄  统治的时代，他们因为odium generis humani［天生憎恨人类］而被“定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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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绝望。————基督教具有一种猎人的本能，不放过任何一个它通过某种方法使之感到绝望的人————它能做的就只是挑选人。它总是在他们背后，伏击他们。帕斯卡在尝试，看能否在最尖锐的知识的帮助下，将每一个人带入绝望。尝试失败了，这让他加倍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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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罗门教和基督教。————获得权力感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适用于那些能够克制自己并因而已经习惯权力感之人；于是，另一种方法就适用于那些恰恰缺乏自制之人。婆罗门教关心第一类人，基督教则关心第二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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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为神所俘获者，神秘者（在中古拉丁语中，上述理解占优势）；原来的含义却是：充分沉思，宗教沉思。尼采在此利用其多义性。 ［64］看见幻象的能力。————整个中世纪都认为，最高之人真正的和决定性的标志在于：他能够看到幻象————这意味着一种严重的精神紊乱！实际上，中世纪的所有高人（思神者［der religiosi］  ）的生活都是这样安排的，以便他们最终能看到幻象！因此，毫不奇怪，对于歇斯底里的、幻想的、狂热的所谓天才之人的过分尊崇甚至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时代。“他们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确！但这应该使我们警惕他们而不是相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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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的价格。————一个人如此看重别人对他的信仰，以至于他用天堂来为这种信仰担保，他为每个人担保，甚至为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担保：这样一个人必定为一种可怕的怀疑所苦，而且他已知悉每一种十字架之苦，否则他就不会以如此高昂的代价收买他的信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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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约公元10年生于塔瑟斯（Tarsus，在今天的土耳其），死于64到67年之间，出生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个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严厉的犹太家庭。在耶路撒冷受训成为犹太教经师，他迫害原始基督教团体，但却通过他前往大马士革路上的皈依事件（34年）而成为耶稣使徒。他旅行前往希腊、小亚细亚和在希腊世界传播基督教，同时反对由于异教影响而产生的新学说的过分外来影响。作为原始基督教的最重要的神学家，他将基督教与犹太民族分离，同时没有忽视《旧约》基督教的意义，方法是取消《旧约》-犹太教的律法救赎之路，代之以对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而来的拯救的信仰。他度过了改变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生，在其中，爱作为对抗罪和死的道德立场被置于中心。（参《使徒行传》7——9章43节和13——28章以及保罗书信） ［Pütz］指保罗。将使徒保罗与这位法国宗教哲学家帕斯卡直接比较，根据是一种生平的类似：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的保罗最初追捕基督徒，而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由于见到基督显灵而皈依基督教，而1654年的一种神秘的内心启示，促使帕斯卡从他的世俗的生活，首先是献身自然科学研究的生活，返回到修道院中和致力于宗教哲学。 ［Pütz］犹太教认为，人从上帝那里接受了生命和律法，只有当他履行律法时他才过上了真正的生活。律法（Thora），被视为涉及道德、司法和信仰的生活领域的法律整体，可以直接追溯到上帝，具有如此核心的一种地位，以至于可以说犹太教乃是律法宗教。与此相反，保罗将基督徒对律法以及死亡的自由，和耶稣的复活，确定为拯救的唯一基础。（对此参《罗马书》1——8章） ［Pütz］见《使徒行传》9：4。 ［Pütz］犹太律法的泛滥，对其崇拜的狂热，对其折磨的仇恨，以及最终在如下观念中的废除，即身体在基督中代表性的死亡和在神性的辉煌中的复活，这之中的整个矛盾性被尼采解释为一种权力意志的表达，尼采因此同时表明了他自己的辩证本质。 第一个基督徒。  ————整个世界至今仍然相信是“圣灵”写下了圣经，或是仍然处在这种信仰的影响中：我们打开《圣经》，希望通过阅读《圣经》“开导”自己，或者找到安慰我们的大小苦难的片言只语————简言之，我们活学活用地阅读《圣经》。除了少数几个专家，又有谁知道，《圣经》同时也记录了一个最狂妄和最不安分的灵魂的历史，一个既迷信又狡诈的头脑的历史，使徒保罗的历史？［65］但是，没有这一特殊历史，没有这样一个头脑和这样一个灵魂的迷乱和痛苦，就不会有基督教；我们几乎无从知道一个其导师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小宗派的事迹。毫无疑问，如果人们早早理解了这一历史，如果人们曾经自由、诚实而不是断章取义地阅读保罗的作品，也就是真正阅读保罗的作品，而不是把它当作圣灵的启示，那么基督教很久以前就会不复存在了————但在基督教的1500年中，还没有这样的读者。在这位犹太帕斯卡  的作品中，基督教的起源暴露在我们面前，正如在那位法国帕斯卡的作品中，基督教的最后命运和消亡过程暴露在我们面前。基督教之舟能够将大量犹太教压舱物抛到水里，扬帆驶向异教徒的公海————这全都是因为这一个人的历史，这一个极痛苦、极可怜、极讨厌并且他自己也极讨厌自己的人的历史。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一个固定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固定的、总是无可躲避的和从不止息的问题：犹太律法  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更具体的，如何才能满足律法？在他的青年时代，他竭力满足律法的要求，热切向往犹太民族————这个民族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醉心于崇高道德之幻想，并且是创造了神圣上帝观念以及冒犯这一神圣存在之罪的观念的唯一民族————所能想象的这种最高荣誉。保罗很快成了这位上帝及其律法最狂热的捍卫者和荣誉保卫者，不停地与一切侵犯者和怀疑者进行战斗并监视他们，对他们既严厉又恶毒，必欲使他们受到惩罚而后快。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他这样一个人————一个易怒的、［66］纵欲的、阴郁的和恶毒的仇恨者————是不可能满足律法的；而且，在他看来最古怪的似乎是，他那无节制的权势欲不断促使他破坏律法，而他却不得不屈服于自己的这种欲望。难道真是他的“肉欲”使他不断成为破坏律法者吗？难道不是，如他后来所怀疑的，律法本身必定在不断证明，它的要求是做不到的，并以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诱惑人们破坏它吗？然而那时他还没有找到这样一条出路。许许多多东西压迫着他的良心：他提到敌视、谋杀、巫术、偶像崇拜、不洁、酗酒和无节制的口腹之欲，而他越是试图减轻他的良心的负担，他的权势欲就越以疯狂敬重和捍卫律法的形式拼命发泄自己，最后他终于对自己说，“一切都是白费力气！破坏律法之痛苦是不可克服的。”当路德在其修道院中希望成为精神理想中的完人时，他的感觉大概是差不多的：路德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从心底里恨死精神理想、教皇、圣徒和整个教士阶级，这种痛恨越强烈，他越不敢对自己承认这种痛恨————保罗也是这样。他觉得律法就是他被钉在上面的十字架：他多么痛恨它！他多么无法忍受它！要是能够毁灭它————无须再遵守它————该有多好！最后，一种拯救性观念不期而至，同时还有一种只有像他这样的癫痫病人才能看到的明亮景象出现在他眼前：这位内心对律法厌烦至极的律法的狂热战士看到，面带神圣光辉的基督形象从一条寂静的街道向他走来，他听到基督说：“你为什么迫害我？”  这一事件的实际意义在于：他的心一下子开朗，［67］“迫害这位耶稣基督，”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无道理的！这就是我的出路，这就是我的完美的复仇，这就是我成为律法毁灭者的唯一道路！”这位最受傲慢所苦的病人觉得自己一下子恢复了，他的道德绝望不见了，因为道德本身在十字架上已经不见，化为乌有了————也就是说，被满足了！在这之前，对他来说，那一丢脸的死亡一直是新学说追随者宣扬的“弥赛亚国”的根本反证：但现在，如果这一死亡是废除律法必须要求的，那又如何！————这种想法的巨大后果，这一谜底的巨大后果，在他眼前闪烁，使他立刻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犹太人的命运，不，全人类的命运，仿佛都系于这一想法，系于他灵光乍现的这一瞬间。他拥有思想之思想，钥匙之钥匙，光明之光明；人类历史从此将围绕他旋转！因为从现在开始，他就是律法之毁灭的教导者！远离罪恶————也就是远离律法！在肉欲中生活————也就是在律法中生活！与基督合一————也就是与律法毁灭者合一！和基督一起死亡————也就是像他一样死于律法！以后也许仍然会有罪，但将不再有反对律法之罪：“我超出律法。”“如果我现在重新接受律法和甘心受它支配，我将使基督成为罪恶的同谋。”因为只有在律法存在的地方才会有罪恶发生，律法不断产生罪恶，正如催吐剂不断产生呕吐；如果没有这一死亡也可以使律法得到成全，上帝是不会忍心坐视基督死亡的；现在不仅一切罪恶都得到革除，而且罪本身也已消失；律法已经死去，它所居住于其中的“肉身”已经死去————［68］或者至少是正在死去，好像是在腐烂。生命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坏死的时光————这就是基督徒的命运，直到他变成与基督合为一体，与他一起复活，分享基督天上的荣光和像基督一样成为“神的儿子”————这使保罗的迷醉达到顶点，同时也使他的灵魂的放肆达到顶点：由于与基督成为一体的观念，一切羞耻、谦卑和节制都从他身上消失了，他的权势欲  那不可遏制的意志显示为预先沉缅于上帝的荣光中。————这就是第一个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的创造者！在他之前存在的只是几个犹太宗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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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同日而语。————在嫉妒与友谊、自我蔑视与骄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跨度：希腊人生活在前者中，基督徒生活在后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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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来自希腊文enkyklios paideia［教育界，知识领域］；词典形式的关于所有知识领域的参考书；在此用来喻指基督教的折中特点，指它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文化的成分构成。 心智粗鄙何益。————基督教会是所有史前崇拜和来源极为不同的各种思想的一部大全（Enzykopädie）  ，所以它才如此善于“传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总是能够在任何它愿意立足的地方立足，找到一些与自己有类似之处的事物，使自己适应它们并渐渐赋予它们以一种基督教的含义。使这种世界宗教流行开来的不是它的基督教因素，而是其习俗中无所不在的异教特点；它的思想既来源于犹太世界又来源于希腊世界，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把自己提高到民族和种族的区隔和精致之上，如同将自己提高到偏见之上。［69］无论如何，人们可能都会惊奇于这种导致各种最不相同因素合并的力量，但一定不要忘了这种力量固有的可鄙性质：其心智在教会形成时期令人震惊的粗陋和颟顸无知，这种粗陋和颟顸无知使它可以将就任何食物，消化鹅卵石一样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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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早期基督教处于对如下的一种持续期待中：即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再临以及因而还有世界直接面临着的毁灭：弥赛亚在世界末日从天上降临，复活死者，进行末日审判，永久建立起上帝的统治。 ［Pütz］尼采在这一语境中暗指彼拉多（Pontius Pilatus），犹大行省的罗马总督（26——36），他在对耶稣的审判中下达了按照罗马法律钉十字架的死刑判决。这一罗马世界的“没落”也许也可以从彼拉多的晚期怀疑主义问题“什么是真理”推断出来（《约翰福音》18：38）。 基督徒对罗马的报复。————也许没有什么比一个常胜者的景象更让人疲惫的了。在两个世纪时间里，世界看到罗马征服一个又一个民族，疆界合拢，不再有未来，一切现在存在的事物似乎都会永远存在下去————确实，当帝国建筑，它以一种aere perennius［比青铜更恒久］的精神进行建筑；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毁灭之忧伤”的人来说，当时的人们那完全不同的对“永恒的建筑”的忧伤几乎是无法理解的，面对这种永恒建筑的忧伤，人们不得不设法拯救自己————比如通过贺拉斯那样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拯救自己。其他人则寻找另外的办法，以对抗这种令人绝望的厌倦之感和下述致命意识：心灵和头脑的任何冲动都不再有希望，罗马帝国像一只巨大蜘蛛蹲伏在那里，它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无论哪里只要还有血在流动，它就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吸光。疲惫的观众对罗马统治的这种无言的百年仇恨最后在基督教中爆发出来，使它把罗马帝国即“尘世”与“罪恶”合并成一个概念。基督徒报复了罗马，宣布了世界的迅速和突然的毁灭；  他们再次确立了一个未来————罗马曾经懂得把一切事物都变成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在这未来中，罗马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70］他们梦想最后审判，以报复罗马————而十字架上的那个犹太人作为拯救标志乃是对不可一世的罗马行省官员  的最深刻讽刺，因为他们现在成了不幸和即将毁灭的尘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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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密斯拉：印度-伊朗的神，其身上结合了许多不同的特性和功能：最初是契约之神（伊朗文：mithra），然后是太阳和战争之神。在传播到罗马和越过阿尔卑斯、排除妇女的密斯拉崇拜中，迷狂的动物献祭在夜间的岩洞和地下室中举行。埃及的女神伊西斯原来代表天座（Himmelsthron：［译按］伊西斯的名字来自埃及的Eset，即座位，她的名字也被解释为王座女王），但作为天神荷鲁斯的母亲以及恐怖和死亡之神奥西里斯的妻子，她找到了死亡仪式的入口并被认为是魔法女神。对伊西斯的崇拜在公元前333年之前已经传播到雅典，在雅典与希腊的恐怖女神德墨忒尔（Demeter）结合起来。在古代晚期，伊西斯变成了普遍性的女神，对她的崇敬在罗马帝国境内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Pütz］由于犹太教比基督教更强烈地将人的生存过程和结果与此岸联系在一起，所以既不能有一种死亡崇拜也不能有一种明显的彼岸信仰，对它来说，［71］永恒的地狱之苦的观念也是陌生的。所期待的与其说是上帝的永恒福乐完满实现和复活的日子，不如说是历史中的“耶和华的日子”（例如参《约书亚记》 2：12——22 ；《约珥书》 1：15）。 ［Pütz］指埃及的死亡崇拜。由于死后的生命被与身体的完好状态联系起来，所以埃及人将他们的死者制成木乃伊，并为了身体的利益而设法获得相应的陪葬品。 ［译注］《圣经》次经，记述了以色列英雄犹太·马加比击败塞琉古帝国将军尼卡诺尔的经过。 ［Pütz］参《马加比二书》7：10以下：“士兵们又开始拿第三个兄弟寻开心。当人命令他伸出舌头的时候，他立刻就伸了出来。接着他勇敢地举起双手，大无畏地说道：‘上帝给我双手。然而对我来说，他的律法比双手更可贵，我知道，上帝会把这些重新恩赐给我。’” ［Pütz］在他的第一次传道旅行中，保罗已经给异教徒洗礼，放弃了过去的割礼和犹太饮食戒律。耶路撒冷的使徒会议批准了（48年）保罗在其书信中也表示赞成的这些做法。在给罗马人的书信的开头，他这样写道：“无论是希腊人，非希腊人，受教化之人和未受教化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哈巴谷书》2：4］：‘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4——17） 永恒持续的地狱惩罚说于543年在“反奥利金教规”（Canones adversus Originem）中被确定下来。奥利金（Origines，185——253/54）被认为是基督教第一个世纪中最有学问的和影响最大的教会作家。按照他的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观点，所有在人世犯罪的灵魂，在死后处于一种炼火中，所有人————包括被诅咒者————都从其中一级一级地上升，最后体验到超凡的肉体的复活（Apokatastasis）。这一普救说，与正统神学在最后审判的不可撤回性问题上发生矛盾，一直影响到18世纪的虔敬派，以及施莱尔马赫（1786——1834），而后者对19世纪的自由新教发挥了巨大影响。 “死后生活。”————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到处都碰到地狱惩罚的观念：数目众多的神秘崇拜都带着特别的满足对此观念冥思苦想，就像在孵化它们的最富有成果的蛋。伊壁鸠鲁相信，他所能惠予其同胞的最大帮助莫过于根除这种观念：他的胜利在他的思想弟子卢克莱修————一个悲观然而开明的罗马人————口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但这胜利来的太早了————基督教将这种已经凋落的对阴间恐怖的信仰置于其特别保护之下，而它这样做又是多么精明！如果没有对于这一纯粹的异教学说的大胆借用，它又怎么能取得对广泛流传的密斯拉和伊西斯崇拜（Mithras-und Isiskulte）  的胜利！通过这种观念，它使那些胆怯之人站到它的一边————他们成了新信仰的最坚定的追随者！犹太人，作为一个像希腊人一样和比希腊人还要执着于生命的民族，对于下述观念几乎毫无所知：最终一死作为对罪人的惩罚，永远不能复活作为最大的威胁  ————对于那些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身体，而以一种精致的埃及主义  希望永远保留身体的奇怪的人来说，这种观念的影响是足够强烈的。（马加比二书  中记载了一位犹太殉道者，他不想放弃已经流出的肠子：他希望带着它们一起复活————这就是犹太人的作风！  ）对最初的基督徒来说，［71］永恒受苦的观念还相当遥远：他们相信自己已经从死亡中得到了救赎，每天期待的是一种转变而不是死亡。（对于这些满怀期待的人来说，第一次死亡必定使他们感到多么奇怪啊！震惊、欣喜、怀疑、羞耻、狂热，所有这些同时交织在一起，他们的心情又该是多么复杂啊！————一个值得伟大艺术家探讨的真正主题！）保罗对他的救主所能说出的最好的赞美不过是他为每一个人打开了通向不朽的大门  ————但他却不相信未被救赎者的复活；确实，根据他的律法之不可满足性和死乃罪之后果的理论，他怀疑迄今还没有一个人成为不朽（或者只有很少几个人由于慈恩而非他们自己得享不朽）：不朽的大门现在才刚刚开启————最后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得到拣选————选民的骄傲又使他不禁这样补充说。————在其他地方，那里的生命冲动不像在犹太人和犹太基督徒中那样强，不朽的前景也并不天然地比最终死亡的前景更有价值；异教的但也不是完全非犹太的地狱观念被补充到基督教中，并在传教士手中变成了非常有用的工具，这时才产生了新的教义，即认为甚至罪人和未得救者也是不朽的，关于永恒受责罚的教义，  它比最终死亡这个从现在起已完全失去光辉的观念更强大。只有科学才重新赢回了这种观念，尽管它因此拒绝关于死亡和死后生活的所有其他观念。为了那唯一的利益，我们变贫乏了：“死后生活”再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了！这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只不过开始的时间还太短，否则我们就会感觉到它是多么恢弘和廖廓了。————伊壁鸠鲁重新取得了胜利！

    73

    ［72］“真理”之证明。————“基督徒转向有德性的生活，他们面对痛苦的坚毅性，他们坚固的信仰性，尤其是不顾一切痛苦悲伤传播和扩大基督教，这些都证明了基督教的真理性。”————甚至直到今天你们依然这样说！这真糟糕！然而你们应该明白，所有这些既没有证明也没有反驳真理；真理的证明与真诚的证明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无论如何不能被当作前者的一个论据！

    74

    基督徒的心思。————难道这不该是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内心最通常的想法：“还是认为自己有罪比认为自己无罪好些，因为不清楚这样一位有大权力的法官到底怎么想————但又不能不担心，也许他全然乐意看见意识到自己有罪的人！以他之权能之伟大，他可能更愿意赦免有罪者，而不愿意承认谁在他面前打赢了官司。”————那些可怜的乡亲在罗马行省总督面前就是这样感觉的：“他太自负了，不可能承认我们无罪。”————在基督徒对最高审判者的想象中再次出现的难道不应该恰恰就是这种感觉吗？

    75

    ［Pütz］参《希伯来书》12：6。 ［Pütz］“需要管教”（Gezüchtigt-Werden）作为“女性”的特性，算得上是尼采全部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关于妇女的成问题的笼统判断。例如《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七章“女人和孩子”中就可以看到大量的评论，其中谈到妇女将自己作为牺牲动物献给男人们的兴趣，同样还有服务的爱好。在此同样不能忘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著名建议：“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带上鞭子！”（《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老妪和少妇”，Goldmann Klassiker 7526，页56）虽然这样说的不是扎拉图斯特拉，而是“老妪”。 非欧洲的和非高贵的。————基督教中的东方性和女人气由下述思想可见一斑：“上帝喜爱者，上帝责罚之。”  因为东方女性把其丈夫的打骂和人身拘禁看作是他们的爱的标志，［73］一旦这种标志不存在，她们就开始不安。

    76

    ［Pütz］希腊的爱神（罗马的埃莫［Amor］和维纳斯）。爱若斯有时被描写成自我发生的宇宙的原始力量，有时被描述成阿瑞斯（Ares）和阿芙洛狄特的儿子。他经常以有翅膀的射手形象与他的母亲阿芙洛狄特一同出现。作为Eroten［爱若斯］的多重化，他们自从公元前5世纪以来在希腊艺术中就成了阿芙洛狄特的带翅膀的陪伴者。 ［Pütz］尼采所指可能是十四行诗CXI，CXXIX，CXLII和CLI。 ［Pütz］对爱若斯的过分兴趣对古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尼采的这种说法，如果我们看一下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公元18）的著作《爱经》（Ars amandi），以及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约123——180前后）的《变形记》（［译按］不同于奥维德的同名作品，阿普列乌斯的《变形记》又被称为《金驴记》，中译参刘黎亭译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就会对之产生怀疑；但是，在此有关的不是爱欲的“过分”，而是爱欲的理所当然性。法国哲学家福柯在其《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3卷本，1976——1984，德文版名为《性与真理》［1983——1989］）中，不再仅仅将爱若斯作为人的核心兴趣，而更是作为对现代个人的规训力量而加以分析。 将一事看作恶的就是使其成为恶的。————将某种激情看作恶的和有害的，就是使这种激情成为恶的和有害的。基督教就是这样通过信徒每当欲念产生时所感到的良心折磨，而成功地将爱若斯（Eros）和阿芙洛狄特（Aphrodite）  ————伟大的理想化的能力————变成凶恶的魔鬼和幽灵。将人类必然和经常的感情变成内心痛苦的一个源泉，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内心痛苦成为每一个人必然的和经常的处境，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而且，它还一直是一种隐蔽的因而更深的痛苦；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像莎士比亚在其十四行诗中  所做的那样，公开承认基督徒的这种痛苦。所有我们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东西，所有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限制或有时不得不将其从心中彻底清除的东西，都总是被称为恶！这与普通人总是不假思索认定敌人为恶的做法有何区别！而且，人们可以将爱若斯称为敌人吗？性爱与同情感和爱慕之情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一个人在做使他自己愉快的事同时也给另一个人以快乐，这样一种仁慈的安排在自然中并不多见！恰恰是这样一种情感，我们竟然会去诽谤它，竟会用坏良心去败坏它！将人类的生产与坏良心联系起来！————但是，爱若斯的这种魔鬼化最终以喜剧收场：由于教会在所有爱欲上的诡秘作风，“魔鬼”爱若斯渐渐变得比所有圣人和天使加在一起还更吸引人类：［74］以至于直到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爱情故事仍然是所有阶层都能同等地带着一种夸张的热情乐之不疲的唯一的东西，这种夸张的热情对古代人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未来的人看来也将是可笑的。我们从最伟大到最低级的所有思想和诗情，都是由无节制的重要性来标记的，而且还不只是标记，爱情故事正是凭着这种重要性在思想和诗情中作为主要故事登场的：  也许因为它们，后世才会认为全部基督教文化遗产都带有某种疯狂和狭隘的特征。

    77

    ［Pütz］尼采指的是罪犯和骗子唐璜与一个被他杀害的人的超自然幽灵的碰面，如在西班牙作家蒂尔索·德·莫利纳（Tirso de Molina，原名Gabriel Telez，约1571——1648）在《塞维拉的嘲讽者和石客》（El burlador de Sevilla y convidado de piedra）一剧中第一次描述的：在戏剧的结尾，唐璜在塞维拉的一所教堂里见到他所杀害的Don Gonzale的一尊石像，嬉皮笑脸地邀请死者参加一次盛宴。雕像复活，反过来邀请唐璜参加一次地狱里的宴会，在宴会上，他亲自成为神圣复仇的执行者，最终将徒劳地乞求恩典的唐璜拖下地狱。法国作家莫里哀（Molière，原名Jean-Baptiste Poquelin，1622——1673）在喜剧Don Juan ou Le festin de pierre《唐璜或石客》（1655）中对素材进行改编，使主人公和骑士团首领的雕像碰面，表现了不同的重音转移：唐璜在第三幕的最后一场中已经拜访了骑士团首领的墓碑。雕像的突然复活可以给唐璜提供一个悔改机会，一个被主人公一直到最后都固执地轻蔑地拒绝的恩典。这一点在喜剧的最后一场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唐璜的地狱旅行之前骑士团首领所说的教训之言，表明骑士团首领就是唐璜罪恶生活作风的牺牲者，同时也是神圣恩典的传达者。尼采所谓通过石客形象而表达出来的对被诅咒下地狱的唐璜的同情，在莫里哀的唐璜改编的背景下成为可以理解的；不那么清楚的是与莫扎特（1756——1791）的《唐璜》（Don Giovanni）（1787）的联系。 ［Pütz］怀特费尔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英国神学家；于1735年通过卫斯理（John Wesley）加入循道宗，1736年被任命为长老。在其穿过英国、苏格兰和美国的旅行中，他通过激情洋溢的布道，成功地使成千上万的人改宗他所代表的严厉的加尔文派。 ［Pütz］尼采在此引用前苏格拉底的恩培多克勒残篇，Hermann Diels完整的翻译如下：“［……］一个没有欢乐的地方，那里有残杀、怨恨、许多其他不幸的精灵和使人枯萎的疾病、腐烂以及风湿病效果，于黑暗中，游荡在灾祸之牧场上。”（恩培多克勒残篇121，载《前苏格拉底残篇》，Hermann Dies和Walther Kranz编，3卷本，第6版，柏林1951，第1卷，页360） ［Pütz］尼采引自莱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的《十八世纪英国史》（Geschichte Englands i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英文出自Ferdinand Löwe。4卷本，莱比锡和海德堡1879——1883。2卷本，第9章，“宗教复兴”，第628页。（［译按］莱基（Lecky，1838——1903），爱尔兰历史学家及散文家，《十八世纪英国史》为其代表作。） ［Pütz］尼采引自莱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的《十八世纪英国史》（Geschichte Englands i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英文出自Ferdinand Löwe。4卷本，莱比锡和海德堡1879——1883。2卷本，第9章，“宗教复兴”，页631以下。 论折磨别人的灵魂。————今天，如果一个人折磨另一个人的肉体，整个世界都会对他大呼小叫；人们对他的愤怒瞬间就会爆发出来；仅仅想到可能加之于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折磨就会让我们发指，而如果得知某时某地确实发生了这种折磨，我们的心灵就会感到难以承受的痛苦。然而，对于灵魂的折磨及其可怕性，我们却远没有达到这样明确和一致的认识。基督教曾经空前广泛地实行这种折磨并且还在继续实行这种折磨；每当碰到尚未遭此厄运的人，它甚至天真地抱怨人心的堕落和冷漠————所有这些造成一种后果，使人类直到今天对精神上的火刑、精神上的折磨和刑具抱同样胆怯的容忍和犹豫不决的态度，正如人们从前对人和动物所受肉体酷刑的态度。地狱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词：而是说与新创造出来的真正的地狱恐怖相符合的也有一种新的同情，［75］一种丑恶的、沉重的、以前的人们所不知道的怜悯，被怜悯的是“永堕地狱之人”的命运，如石客向唐璜  所指出之命运，这种命运在基督教时代甚至使铁石心肠也常常会发出悲叹。关于在异教内部一个迷信的人的状态，普鲁塔克提供了一幅悲惨的画面，然而，与一个以为自己不再能够逃脱“永罚”的中世纪基督徒相比，这幅画面就算不上什么了。基督徒看到种种可怕征象：一只鹳啄着一条蛇，却又瑟缩地不敢将它吞下；天地万物突然变得惨白，或有火红的颜色从大地上掠过；脸上带着异常痛苦表情的死去亲属形象向他走来；当他睡觉时，黝黑的四壁突然变得明亮，在黄色的火光中现出刀山剑树和牛鬼蛇神的样子。确实，通过在大地的每个角落都竖起十字架和将大地说成“好人受磨难至死”之地，基督教已经将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阴森恐怖的所在。当伟大的布道者以其雄辩将个人深藏的所有痛苦和“私人”的不幸都公布出来，当某个怀特费尔德牧师  “像一个垂死的人对另一些垂死的人”那样讲话，时而号啕，时而跺脚，既冲动又无耻，声音急促而尖利，无情地向某一听众发泄他的仇恨和愤怒，并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将他开除于群体之外时，这时的大地确实已经离“灾祸之牧场”（Wiese des Unheils）  不远了！人们看到的是疯狂发作后的一堆受害者；许多人由于恐惧而痉挛；还有人漠然不动，好像失去了知觉；［76］还有人不停战栗或发出长时间的刺耳的呼号。到处都可以听到长长的呼吸声，就像是一些快要窒息的人在大口大口地喘气。“的确，”这种布道的一位目击者说，“听到的几乎是一片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者的声音。”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基督教使人类的安息之床变成受刑之床；这一折磨之床的场景，只有现在才第一次被人们听到的可怕的声音，使无数见证者的感官和血液被毒害，给他们以后的生活和他们的后代的生活蒙上了阴影！请想象一个头脑单纯的人，他听到下面这些话后，就再也不能摆脱它们：“啊，永生！让我永生吧！但愿我没有灵魂！但愿我没有出生！我被打入了地狱，打入了地狱，永远打入了地狱！六天以前也许你还能帮助我，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是魔鬼的仆从。我和他一起走向地狱。哭泣吧，落泪吧，可怜的石头的心！你不会哭泣？除了哭泣和落泪，石头之心还能做什么？我走向地狱而你却可以得到拯救！看，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来吧，仁慈的魔鬼！来吧！”  ————

    78

    ［Pütz］尼采反对基督教对罪责和惩罚之间关系的片面的理性主义道德立场，这种立场与Katharsis，即古代悲剧中的灵魂净化相反。悲剧导致“［……］痛苦和恐惧，并因此产生对于这种不安状态的一种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诗学》［1405a］，Manfred Fuhrmann译文；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7828，页19）。 ［Pütz］俄狄浦斯王可以作为希腊神话中无辜而陷于不幸的英雄的典型。在尼采看来，“希腊舞台上最悲惨的形象”就是“不幸的俄狄浦斯”（《悲剧的诞生》，Goldmann Klassiker 7555，页66）。他在不认识父母的情况下，如德尔斐神谕所说的那样杀死了他的父亲拉伊奥斯（Laios），并且在他将忒拜城（Theben）从斯芬克斯（Sphinx）手下解放出来之后，娶了自己的母亲。经过德尔斐神谕的再次指点，在寻找出杀死拉伊奥斯的凶手后，他发现了真相，绝望地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尼采强调俄狄浦斯主观上的无辜，他对于真相的不懈追求，以及客观的、他不能加以影响的获罪。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Oidipus Tyrannos，前429年以后）中戏剧化地表现了俄狄浦斯命运的这一阶段。尼采眼中智慧的俄狄浦斯没有解开斯芬克斯的谜底为“人”的谜语。但是，后来通过自己那灾难性的、不可窥视和不可避免的命运，俄狄浦斯认识到，人恰恰不是谜底，反倒本身是一个不可解之谜。俄狄浦斯的智慧不仅基于对人的知识，而且也基于对人之深不可测性的认识。这一智慧概念意味着阿波罗的和狄奥尼索斯的知识和直觉的一种综合。 ［Pütz］指希腊文nemessetikon，nemsssan［生气，发怒］，或者nemesis［反感，引起反感］，和人格化的对放肆进行复仇的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 惩罚性正义。————不幸与罪责————这两样事物是由于基督教才被等量齐观的：因此，如果一个罪责带来的不幸相当严重，那现在罪责也会照此后果始终被回溯性地衡量为相当严重的。然而，这一看法并非古典时期的。而且也正因此希腊悲剧————其中详细讨论了不幸与罪责，但却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才成为情感的伟大解放者，  其重要程度甚至这些古人自己也尚未认识到。［77］他们尚未如此工于心计，要在罪责和不幸之间建立一种“充分的联系”。确实，他们的悲剧英雄的罪责不过是阻碍他们行动的一些小石头，有时使他们折断了一只胳膊和弄瞎了一只眼睛。对此，古代的想法是：“他应该小心点走路，不应该太趾高气扬。”只有基督教才会这样说：“我们看到一种巨大不幸，在这巨大不幸后面必隐藏着一种严重的、同样严重的罪责，虽然我们不能清楚看到它！如果你这不幸的人感觉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你的心灵已经变得冥顽不灵————看吧，更大的不幸还会降临到你身上！”————于是，在古人那里真的依然存在不幸，单纯的、无辜的不幸  ；只是在基督教中，所有惩罚才都变成罪有应得的惩罚：使受苦者不仅因他的痛苦受苦，而且还因他对这种痛苦的想象受苦；每一次不幸都使不幸者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是卑鄙的和堕落的。可怜的人类！————希腊人对于其他人的不幸感到愤慨并有一个特定的词来称呼这种愤慨  ：在基督教民族中间，这种感情是不允许的，也就很少得到发展，因此，他们没有什么词汇可以用来称呼同情的这位更为男人气的兄弟。

    79

    ［Pütz］尼采指的下述内容：Le moi est haissable［……］vous etes donc toujour haissable［因为自我是可恨的〈……〉所以他们也总是可恨的。］（帕斯卡：Pensees，fragments et lettres，Prosper Faugere编，巴黎1844，第一部分，页197） ［Pütz］圣经的核心思想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决定性的观点；一般指上帝对罪人的恩赐，并因此与拯救思想联系在一起。天主教的恩典教义将“做工恩典”，即上帝对人的行动的援助，和“成圣恩典”，即根据人所做的善的事工而提升人，区别开来，而保罗派的和宗教改革派的恩典教义则根本否认了人通过善的做工而获得道德提升的可能性。在基督新教中，恩典之发生，实际上是因为上帝下降到罪人，作为罪人之不应得的赦免。 一个建议。————既然按照帕斯卡和基督教的说法，我们的自我总是可恨的  ，那么，我们如何又能够允许和假定其他人————无论是上帝还是凡人————去爱他呢？允许其他人去爱我们，同时又完全清楚我们所配得到的只能是恨，甚至其他更为不堪的感情，这样做显然有失光明磊落。“但是，这里不是别处，这里是慈恩  的王国。”那么，你对你邻人的爱是一种慈恩？你的同情是一种慈恩？那么，很好，既然你能做到所有这些，［78］也请你为你自己做点什么吧：出于慈恩而爱你自己，然后你就会不再需要任何上帝，关于人类的堕落和救赎的全部戏剧都会在你们中间落幕了！

    80

    同情邻人的基督徒。————基督徒同情邻人痛苦的另一面：从心底里怀疑邻人的所有欢乐，怀疑邻人渴望和能够得到的任何事物给他带来的欢乐。

    81

    圣者的人道。————一位圣者被一群信徒包围，再也忍受不了他们对于罪的持久仇恨。终于他开口对他们说：“上帝创造了所有事物，但没有创造罪：因此，他老人家不喜欢罪是不奇怪的。但是，人创造了罪，因此，他怎么可以仅仅因为这一造物的上帝祖父对它加以白眼就拒绝接纳自己唯一的亲生骨肉呢？这符合人性吗？对值得尊敬者表达尊敬是应该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必须爱我们的孩子和对他们负责————其次才是祖父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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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上的袭击。————“你必须做出决定，这攸关你的生命！”路德这样气势汹汹地扑向我们，我们仿佛已经感觉到抵住我们喉咙的锋刃的冰冷。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位比他更高明也比他更通情达理之人的话回敬他：“关于世界上的这事儿那事儿，我们并非非有某种意见不可，灵魂的无端烦恼完全是自寻的，因为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并不必需我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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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ütz］希腊神话中无穷无尽痛苦的景象。普罗米修斯将火带给人类，作为对他的惩罚，宙斯命令将他锁在高加索的一座山崖上，一只鹰（尼采说的是鹫）每天飞来啄他的肝脏，但每天夜里他的肝脏又长好如初。 ［79］可悲的人类！————大脑中多一滴血或少一滴血都会使我们的生活想象不到地悲惨和困难，从而使我们因为这一滴血受到的痛苦比普罗米修斯因为他的兀鹫受到的痛苦  还要多。然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使我们痛苦的原因就是这滴血，而认为是什么“魔鬼”或“罪”！

    84

    ［Pütz］语文学（Philologie，来自希腊文philos［朋友］和logos［言辞，谈话］），在狭义上是根据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学而进行的关于其发展和特性的研究。所有语文学努力的源头是古典语文学及其对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讨论。尼采是古典语文学家（参12——6）。所谓语文学和基督教的结合指的是在基督教中世纪，通过大量的罗马文学著作的抄本，拉丁文文献被认为应该作为思想上和文体上的典范传给后代。“基督教的语文学”同时意指基督教对《圣经》的解释（Exegese［解经］），具体来说就是在《新约》的背景下对《旧约》所做的解释（类型学），尼采批评其为对“解释和强加的嗜好”。 ［Pütz］Septuaginta，拉丁文，“七十”，《旧约》最古老（公元前3——前1世纪）和最重要的亚历山大前犹太人所讲之希腊语译本，由若干本来各自独立的译本组成，历经反复的修改而成。其名称来自被认为完成译本的七十二个译者。在正统教会里该译本至今仍然具有官方效力。 ［Pütz］不清楚尼采在此指的是什么：比较不同圣经文本（希伯来本、七十子本、拉丁本和路德本）的《诗篇》有关内容，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增补。希伯来本和路德本圣经仅仅是诗篇的计数与七十子本和拉丁本略有不同（对此请参：《旧约圣经评注》。Martin Roth创办。Siegfried Herrmann和 Hans Walter编，卷XV/1：Hans-Joachim Kraus： 圣经诗篇，1分卷，第5版，Neukirchen 1978，页2以下）。尼采所指出段落在路德本中内容如下：“Sagt unter den Heiden： Der Herr ist König.Er hat den Erdkreis gegründet，daß er nicht wankt.Er richtetdie die Völker recht.”（［译按］参和合本中文圣经《诗篇》96：10：“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 基督教语文学。  ————基督教是多么地不关心诚实感和公正感的培养，人们可以根据基督教学者的文风来相当好地估价这点：他们如此厚颜无耻地讲出他们的猜测就像讲出的是信条，而且对经文的解释也很少使他们处于正派的难为情中。我们听到的总是：“我是正确的，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记载的。”接下来就是不害臊的随心所欲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如此武断离奇，以至于一位听到这种解释的语文学家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感到愤怒还是应该感到好笑；他问自己：“可以这样做吗？这是诚实吗？这还算是体面吗？”————仍然有多少这类不诚实在基督教讲坛上被当作真理，教士因为知道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够打断他而变得多么无耻，《圣经》在他们手里变得多么支离破碎和面目全非，以一切形式为民众提供坏的阅读的技艺：只有那些从来不去教堂————或者从来就去教堂————的人才会对此估计不足。但是最终：对于该宗教的影响，我们本就不该抱任何希望；此宗教在其创立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上演了关于《旧约》的一幕前所未有的语文学闹剧：试图将旧约从犹太人手中强抢过来，断定它只包含基督教的教导，属于作为真正以色列人的基督徒：［80］而犹太人只是自以为拥有它。于是现在人们沉湎于一种对解释和强加的嗜好，这些解释和强加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问心无愧的：不顾犹太教学者的大声抗议，《旧约》被认定是讲述基督和只讲述基督的，特别是只讲述基督的十字架的；每当提到一木、一棍、一梯、一枝、一树、一柳、一竿，都被认为预示了十字架之木；就连独角兽和青铜蛇像的竖立，就连摩西祈祷时伸展的手臂，甚至就连复活节时烤羊肉用的叉子————全都成了十字架的暗示，似乎在冥冥中预示了它的到来！那些作出这种断言的人究竟有谁真相信过这种断言？教会甚至不惜增添希腊文《圣经》  的内容（例如《诗篇》96，《箴言》10  ），以便随后把这些私货说成是基督教的预言。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他们关注的是敌人而非诚实。

    85

    ［Pütz］中世纪学校和大学中发展起来的哲学-神学教学，目的是将希腊的和古代的思想传授给近代。这种教学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下发展出了本体论的-神学的概念和系统，将所有存在物（Seiende）解释为一个造物主上帝的计划和思想。 精致之缺乏。————不要因为希腊神话远不能与你们深刻的形而上学媲美而嘲笑它！相反，你们应该惊叹，这个民族恰好在这一点上勒住了它那敏锐理解力的笼头，并长期机智避免了烦琐哲学（Scholastik）  和吹毛求疵的偏见的危险！

    86

    身体的基督教解说者。————始终只是来源于胃、肠、心跳、神经、胆汁、精液的一切————所有情绪恶劣病、疲劳衰弱、过度兴奋，以及我们对之了解如此之少的机器的全部随机活动：［81］————这一切在一个帕斯卡那样的基督徒眼里，都是一种道德和宗教现象，必须搞清楚在里面栖身的是上帝还是魔鬼、善还是恶、拯救还是诅咒！哦，多么不幸的解说者！他不得不随时扭曲和折磨他的生理系统！他不得不随时扭曲和折磨他自己，以便总是有理！

    87

    ［Pütz］《新约》中多处列举了成组的美德。有关美德目录参《加拉太书》5：22；《提摩太前书》6：11；《彼得后书》1：5以下；《哥林多前书》13。 ［Pütz］可以将《新约》中的十字架事件描述为“恩典之爆发”。 道德奇迹。————在道德领域，基督教只知道道德奇迹：全部价值判断的急剧变化，所有习惯的断然放弃，对于新事物和人的突如其来、不可抑制的倾慕。基督教将这些现象看作上帝做工的结果，称之为重生，赋予它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价值————从而使所有其他被称为道德但却与这种奇迹没有关系的事物对基督徒来说都成为无所谓的————是的，也许作为幸福感、骄傲感，其他道德甚至是恐惧的对象。新约中确立了符合律法行为和美德的规范，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确立的，使它成了一种不可能的美德的规范  ，看到这样一种规范，任何仍然追求道德的人都应该学会认识到，他们正在离美德越来越远，他们应该对美德感到绝望，并最终奋然投入仁慈者的怀抱————只有以这种方式结束的基督徒的道德努力才可以被认为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它一直保持为一种不成功的、痛苦的和可悲的努力时，它才会多少具有一点价值，有助于产生那使他体验到“恩典之爆发（Durchbruch der Gnade）”  和道德奇迹的高度兴奋瞬间。————但是，这种追求道德的奋斗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常常可以看到，正是当罪人在罪恶中陷的最深之时，奇迹却伸出援助之手；［82］显然，从罪孽深重和恶贯满盈到它的另一个极端的跳跃似乎更容易一些，而作为奇迹的更为醒目的证明，它们也更可取一些。————只有精神病学家才能决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突然的、非理性的和不可抗拒的逆转，这样一种从不幸的深渊到幸福的顶峰的置换，其生理学意义是什么（也许是一种变相的癫痫症？）；类似的“奇迹”（比如作为谋杀手法，自杀手法）对精神病学家来说并不陌生。虽然基督徒的奇迹的结果相对来说要更令人愉快一点，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88

    ［Pütz］参“十诫的决议”，“除了十诫之外没有善工”，“伪君子的傲慢”，见路德《德语教理问答》（《大教理问答》；1529），见《路德文集〈考订全集版〉》，第30卷，第三部分，魏玛1910，页178以下。 伟大的行善者路德。————路德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唤起了对圣人和所有基督教vita contemplativa［思想人］的不信任：从那个时候起，欧洲非基督教思想人面前的道路才变得又可以通行了，而对于世俗活动和俗人的轻视也告一段落。路德不愧他那矿工父亲的好儿子，在被关进修道院之后，由于找不到其他矿坑和“竖井”，他就下降到他自己内心的深处，掘出一条可怕的黑暗的通道————路德最后认识到，一种圣人般的沉思生活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在那种生活下，他那与生俱来的灵魂的和身体的“活力”就会使他走向毁灭。他曾长时间试图通过禁欲走向神圣————最后他毅然对自己说：“哪有什么真正的思想人啊！我们上当了！圣人一点也不比我们其他人更有价值。”————这是一种农民式的表达意见的方式，但对于那个时代的德国人来说，这却是正当和唯一的方式。［83］当他们在路德派教理问答中读到这样的话时，他们是多么高兴：“除十诫外，没有什么作品为上帝所悦纳————人们赞美的圣人的精神作品都是一些自我编造的东西。”

    89

    怀疑即罪。————基督教竭尽全力自圆其说，甚至宣布怀疑即罪。人们应该毫无理性而只凭一个奇迹就被扔进了信仰中，从此在信仰中，就像畅游在最明亮且最清楚无误的自然力中：即使是对陆地的一瞥，即使人活着也许不仅仅是为了畅游这想法本身，即使我们的两栖本能的轻微颤动，都已然是罪！人们确实注意到，对信仰的任何论证，对其起源的任何思索，作为有罪的都是毫无考虑余地的。人们想要的是盲目、陶醉，对一种把理性吞没掉的波涛的永恒歌唱！

    90

    利己主义反对利己主义。————有多少人仍然这样断定：“如果上帝不存在，生活将是不可忍受的！”（或如那些唯心主义者所说：“如果生活不具有一种伦理基础，生活将是不可忍受的！”）————因此，必然有一个上帝存在（或生存必然具有一种道德意义）！然而，这些议论实际上只能表明，那些已习惯这些概念的人不希望在没有这些概念的情况下生活：因此，对于他们和他们的生存来说，这些概念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认为凡我的生存所必须者，就必须实际在那里存在，这是多么狂妄的理由！好像我的生存就是世界的使命！［84］其他人的感觉可能正好相反！他们也许并不愿意生活在这两种信仰的条件下，于是生活就不再被认为是值得过的！————现在就是如此！

    91

    ［Pütz］参本书前面63节第1个注释中和帕斯卡作品有关的版次中的下述部分（第一部分，页38）：“如果上帝一直对人显示，那么信仰上帝就不算什么了；但如果上帝从来不对人显示，那么就不会有信仰这回事了。其实，上帝通常隐藏起来，只有在很少时候对那些愿意为他效劳的人显示自己。这一奇特的秘密，上帝隐退的秘密，人类所不能参透的秘密，当我们独处、远离人群时，强烈地指示着我们。” 上帝的诚实。————上帝全知、全能，但却对于他的意图是否为他的造物所理解这一点漠不关心————这样的上帝能说是一位善的上帝吗？千百年来，面对无数怀疑和顾虑，这位上帝让它们继续存在而一言不发，似乎它们对人类的拯救毫无影响，然而同时，他又许诺任何一个弄错其真理的人最可怕的后果。如果他手中有真理，但却若无其事地看着人类为了认识真理而呼号痛苦，他难道不是一位残忍的上帝吗？————但或许，他真是一位善的上帝，只是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也许他缺少表达自己的智力，或口才？这岂不更糟！因为这样一来，关于他的所谓“真理”，他同样可能弄错，而他自己变成另一个“可怜的被骗的魔鬼”的日子也就不远了！看到他的造物因为对于他的认识而越来越痛苦，既不能劝告他们也不能帮助他们，而只能像一个聋哑人，当他的孩子或狗面临最可怕的危险时，只能作出种种模糊的手势，他岂不是也像是受着地狱中的刑罚吗？如果一位这样推论的被困扰的信徒对于这位痛苦的上帝的同情超过了对其邻人的同情，那么他确实是应该得到宽恕的————因为如果这位最孤独和最原初的存在同时也是最痛苦和最需要安慰的存在，那么他的那些邻人也就算不上什么邻人了。所有宗教都表明，［85］它们的兴起有赖于人类早期的、未成熟的心智————它们全都惊人地轻视讲出真理的责任：对于上帝应该对人真诚和使用清楚的传达方式的责任，他们一无所知。————关于“隐匿的上帝”，关于上帝如此隐藏自己和一直半吞半吐讲述自己的原因，没人比帕斯卡  说的更动人了————这是一种象征，说明帕斯卡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能够平静下来：但是他的声音听上去却如此地充满信心，就好像他曾经与这位幕布后的隐藏的上帝坐在一起！他在“隐匿的上帝”（deus absconditus）中嗅到了某种非道德的气味，并为此而深感羞耻和羞怯，以致不敢对自己承认这点：因此，像每一个深怀恐惧的人一样，他尽可能地大声说话。

    92

    ［Pütz］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1787年第二版，页7）中，康德将这三个理念定义为纯粹理性及其科学即形而上学的真正对象，虽然他的“批判”的结论是，理性没有能力认识这些对象。康德通过基督教的视角及其在18世纪的理性主义灵魂学说（心理学）和理性主义上帝学说中的启蒙了的世俗化，限制了形而上学的主题、关于一般存在者之真理的学说和存在学说。 基督教的弥留之床。————真正行动性的人现在心里已没有基督教，而属于精神上中产阶级的更温和、更富思想的人，拥有的也只是一种改良基督教，也就是一种极端简化的基督教。上帝出于爱以一种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安排一切，上帝赋予我们美德和幸福，以及拿走我们的美德和幸福，因此从整体上看，一切都不多不少，恰恰正好，我们没有理由将人生视为艰难的，更没有理由抱怨生活，总之，听天由命和谦恭被提高到神圣的高度————这就是基督教保存下来的最好和最有生气的东西。但是，人们肯定应该已经察觉，基督教由此就变成了一种温和的道德主义：我们现在拥有的与其说是“上帝、自由和不朽”  ，毋宁说是一种善意和正派思想，［86］以及对于善意和正派思想在所有事务中成为主导的信心：这便是基督教的“安乐死”。

    93

    ［Pütz］参《约翰福音》18：37以下（彼拉多审问耶稣）：“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 何谓真理？  ————没有谁会对信徒喜欢的推理表示异议：“科学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它否定上帝。因而它也并非来自上帝；因而它不是真实的————因为上帝才是真理。”错误不在结论，而是包含在前提中：如果上帝恰恰不是真理，如果这恰恰不能被证明，那又如何呢？如果上帝是虚荣，是权力欲，是无耐心，是灾祸，是人类心醉神迷的、惊恐的妄想呢？

    94

    不悦之治疗手段。————甚至保罗已经开始认为，要消除罪所引起上帝之大不悦，就必须有所牺牲。从这以后，基督徒就一直不停地将他们对自己的不满发泄到某一牺牲品之上，无论其为“世界”“历史”，还是“理性”，或其他人的快乐和安宁————总之，为了他们的罪，必须有一些好东西（Gutes）去死（哪怕仅仅是象征地去死）！

    95

    ［Pütz］上帝证明（Gottesbeweis）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直到中世纪，它们都与近代不同，更多的不是被理解为面对怀疑时对上帝信仰的辩护或证明，而是作为对不可见的神圣存在的理性把握的尝试，作为心灵面对上帝所激起的崇高感情的思辨表达，或者作为启示信仰和哲学化理性之间的调解。在为数众多的证明中，有一些类型的证明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目的论的（根据合目的性论证的）上帝证明从一个充满意义的或秩序化的自然出发，推论一个赋予秩序的神圣心智（Intelligenz）的存在。这种形式的论证，见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葛派。这一证明形式的后继者有中世纪盛期的托马斯·阿奎那（1224/25——1274）。莱布尼茨（1646——1716）关于一种先定和谐的观念与这种证明形式相近。18世纪的物理学神学适应有关的知识状态和意识状态改变了出发点：有人从世界机器的各部分对于整体的一种符合目的的和谐出发，有人从自然秩序对人的功用出发，还有人从有机体的合目的特征出发。宇宙论的上帝证明从运动推论出一个第一推动者的存在，从世界的存在推论出一个最初的创造者的存在，从所有存在物的相对有限性和偶然性推论出一个无限的、本身存在的和绝对必然的存在（Wesen）。重要代表有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奥卡姆的威廉（约1285——1350）、迈蒙尼德（1135——1204）和莱布尼茨。本体论的上帝证明从关于一个不能设想有比其更高存在的存在（Sein）之主观观念出发，推论出这个观念的实存（Existenz），理由是，一种不存在的缺点与至高存在的概念是矛盾的。这一证明方式由坎特伯雷的安瑟伦（1033——1109）发明，直到笛卡儿重新接受这一证明方式为止，这一证明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影响的。康德将所有上帝证明方式归结为本体论证明，以反驳这些证明。特别新潮的是解本体论（deontologische）的证明：他从良心的一种无条件的义务出发，推论出道德规范的一种神圣的创造者。康德的自律（Autonomie）伦理学将上帝的作用简化为实现最高的善（美德和幸福统一的观念）的保证和一种实践公设————也就是一种为了行动的目的所必须的信仰立场————的证明。 历史的反驳作为最终的反驳。————从前，人们试图证明上帝之不存在————现在人们却表明，上帝存在这种信仰如何能够形成，这种信仰通过什么获得其重量和意义：从而使一种上帝不存在之反证成为多余的。［87］————以前，当每一种已提出的“上帝存在证明”  被反驳之后，仍可怀疑，是否能提出比这些已被反驳的证明更好的证明：那时无神论者还不知道溯本清源法。

    96

    ［Pütz］康斯坦斯一世皇帝（306——337年在位）十字架上铭文的拉丁文本。 ［Pütz］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a Gotama，公元前560——前480），被称为“佛陀”（梵语：觉者），主张通过对他来说是沉思的苦行获得觉悟。他所创立的佛教最初是一种改革运动，拒绝承认婆罗门的种姓特权，以及吠陀经典的权威。按照佛教的教导，不存在任何永恒的、不会消失的实体；一切生命（Wesen）都服从所有好和坏行为的因果报应法则，所以宇宙被一种不断的死亡和生成所主宰，个别生命在其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实存方式（Existenzweisen）。这一转生轮回循环过程可以通过关于本真（Grundwahrheiten）的学说而得到解脱：由于一切皆逝，所以一切皆苦，而其原因在于生命意志，所以可以通过消灭所有欲望和情感而克服这一意志。伦理——苦行的训练和专心致志的小路通向救赎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直观的洞见。所经过的阶段是：对自己更早的关于诞生的回忆，对合法则的进程和“高贵的真理”的认识。救赎通向Nirwana［无］，这一“无”摆脱了所有尘世的概念，并且作为独一无二的东西是永恒而独立的。它只能作为所有规定的不断否定来思考。 以此标志所向披靡（In hoc signo vinces）。  ————无论欧洲在其他方面取得多大进步，它在宗教方面还没有达到古代婆罗门那种自由思想的质朴：4000年前的印度比我们今天更富于思想，并习惯于留给后代更多思想的快乐。这些婆罗门相信，第一，僧侣比神更有力量；第二，僧侣的力量在于宗教仪式，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诗人歌颂宗教仪式（祈祷、典礼、献祭、圣歌、韵文）从来不知疲倦，赞美它们是美好事物的真正给予者。虽然在此也始终可能有虚构和迷信：但这些命题却是真的！接下来一步，神被扔到一边————欧洲人总有一天也将不得不这样做！再进一步：人们甚至不再需要僧侣和中间人，自我救赎宗教的教导者————佛陀（Buddha）  ————出现了————欧洲距这种文化阶段仍然多么遥远！最后，一旦神以及僧侣和救赎者的力量建立于其上的所有宗教仪式和习俗被废除，一旦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不得不走向灭亡：那么将出现————好吧，那时将出现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停止漫无边际的思索吧，让我们还是回到欧洲，确定它将把印度人这一思想家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已按照思想的命令做过的事情补做一遍！目前，在欧洲诸民族中，也许有1000万人到2000万人不再“相信上帝”————［88］如果要求他们彼此给出某种标志，这是否要求他们太多了呢？————一旦他们因此相互认识，他们同时也就会使他们自己为其他人所认识————他们将迅速成为欧洲中的一种权力（Macht），而且令人庆幸的还是民族之间的一种权力！不同阶级之间的一种权力！贫者与富者之间的一种权力！命令者与屈服者之间的一种权力！最不安静者与最安静者、最使人安静者之间的一种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