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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场合，各停留在自己的范围，不相妨碍。现在人们所说的，都是天下的恒定性，是随声附和的言论；子反的做法，是局部的变通，有独创的意向。触目受惊而全身失态，心中受惊而忘记要做的事，这是人之常情；通晓心灵受惊动的情理，应取其一方面的优点，不能全盘否定。《诗经》说：‘采芜菁采萝卜，不因根苦便丢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子反到宋国一看，听说饿得人吃人，大惊而哀怜他们，想不到宋国危难到这种地步，所以触目惊心而违背了正常的礼节。礼节，是聚合仁德，形式和实质内容共同构成其体系。假如让宋国饿得人吃人，就完全失去了仁德，哪能体现礼节呢？眼下解救的是实质性的困难，哪里还顾得上形式？所以说‘在仁德面前不要谦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春秋》的说法，有所谓的贱人，有贱人中的贱人；既然有贱人中的贱人，那么也就有贵人中的贵人了。现在谦让固然是《春秋》所看重的，但是看到人们易子而食的惨状，震惊于人们用人骨头烧饭，救助他们而忘了谦让，君子的原则有比谦让更可贵的。所以解说《春秋》的人，不用普通的常规，去怀疑变通的大法，差不多就能明白要义了。”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1)，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2)，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3)。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4)，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5)。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6)，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7)。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8)。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9)。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卫、曹，四国相辅，大困之鞍(10)，获齐顷公，斮逄丑父(11)。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12)，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注释】
(1) 传：说，解说。
(2) 適（zhé）往事：精通历史。適，通。
(3) “穷其”四句：苏舆注：“《春秋》非一世之书也，所以绝乱萌于未然，示变事之所起，使人防患而复道，鉴往以惩来，故本书十指以‘见事变之所至’为一指。《二端》篇云：‘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吉凶未形，圣人所独立也。’此皆《春秋》之志也。夫患至而防，常苦不及，当其微眇，又复难察，大易忧盛，而《春秋》戒有喜，君子可知所从事矣。”
(4) 齐顷公：姓姜，名无野，是齐桓公之子齐惠公的儿子，公元前598年——前582年在位。
(5) 志加于诸侯：苏舆注：“桓公以后，篡弑相寻，霸业替矣。顷公骄奢，自以为席余尊耳。”
(6) 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董天工笺注：“鲁宣公十一年，顷公即位，十七年，晋使郤克征会于齐，弗与，使四大夫往会，致诸侯之怒。至鲁成公二年，伐鲁北鄙，正九年无与会同。”
(7) 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不随同诸侯在清丘、断道会盟。清丘，卫地，在今河南濮阳东南七十里。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晋、宋、卫、曹在此会盟，齐国未参加。断道，晋地。《春秋》宣公十七年：“己未，公会晋侯、卫侯、曹伯、邾娄子，同盟于断道。”鲁宣公十七年，鲁、晋、卫、曹、邾等国诸侯在此会盟，齐顷公未参加。《左传》：“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
(8) “春往”四句：《春秋》成公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新筑，卫国地名，在今河北魏县南。
(9) “当是”四句：《公羊传》成公二年：“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萧同侄子者，齐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窥客，则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与踦闾而语，移日然后相去。齐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大国”就是晋与鲁，“使者”就是郤克与臧孙许。
(10) 鞍：齐地。在今山东济南东北。
(11) “获齐顷公”二句：《公羊传》成公二年：“逄丑父者，顷公之车右也。面目与顷公相似，衣服与顷公相似，代顷公当左，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逄丑父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斮。’于是斮逄丑父。”斮（zhuó），斩。逄（pánɡ）丑父，齐顷公的卫士。鞍之战，齐军败，他假扮成齐顷公，解救了顷公而自己被俘杀（《左传》说郤克释放了逄丑父）。
(12) 深本：深入探究根本。或曰：深为探之误。探本，探讨本原。本，原。
【译文】
《春秋》记录天下的得失成败，并能显示其中的原因，它很隐晦而又很明确，没有解说却又很清楚，不能不仔细观察。泰山够大的了，不去观察就看不见，更何况是微渺的事呢？所以根据《春秋》去全面了解历史往事，追溯它的初始而观看它的结局，得志的君子和有喜事的人，是不能不谨慎的。齐顷公是齐桓公的亲孙子，国家本来就大，而且地势有利，又有齐桓公称霸后的余威，因而妄图凌驾于诸侯之上。由于这个原因，难以使他参加诸侯国的会盟，而容易使他骄傲奢侈。即位九年，从未参加过一次诸侯的会盟，却有惹怒鲁国、卫国的念头，因而不随同诸侯在清丘、断道会盟。春天去讨伐鲁国，攻入鲁国的北郊，回头又进攻卫国，在新筑打败卫军。在那个时候，他正乘胜而得意洋洋，大国来访问，他竟十分傲慢而不尊敬大国的使者。晋国、鲁国都被激怒了，对内尽数征发军队，对外联络曹国、卫国，四个国家联合起来，在鞍地大败齐军，活捉了齐顷公，斩杀了逄丑父。深究齐顷公之所以身遭大辱，几乎亡国，被天下人耻笑，其原因是从威胁鲁国、战胜卫国开始的。攻打鲁国，鲁国不敢出战；侵略卫国，大败卫国：于是趾高气扬而心中没有敌国以引起忧患意识。所以说：得志有喜事，是不能不戒惧的。这就是证明。从鞍之战以后，齐顷公恐惧不安，不听音乐，不饮酒吃肉，对内爱护百姓，慰问病人，祭奠死者；对外尊敬诸侯，参加会盟，一直到他临终，国家安宁。这说明福气的本源产生于忧患，而灾祸起始于骄纵。唉！事情都是这样的，它对于人来说更是如此，能不醒悟吗？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1)，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2)，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3)，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4)、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5)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6)，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7)，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8)，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9)！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10)，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11)，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12)：‘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
【注释】
(1) 祭（zhài）仲许宋：卢文弨认为“许”是“诈”之误。有“祭仲诈宋”之说。许，是答应，祭仲答应出忽立突，也可以成立。忽，郑庄公太子，姓姬名忽。突，郑庄公之子，忽之弟，名突。《公羊传》桓公十一年：“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途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2) 去位而避兄弟：指姬忽出奔卫，其弟姬突归郑即位。
(3) 获虏逃遁：指齐顷公被俘虏而后逃出来。
(4) 鲁隐公：鲁惠公的庶子。惠公死后，鲁人推隐公摄政当国，隐公欲待其弟姬允（桓公）年长后让位。公元前712年，公子翚（huī）谄媚隐公，欲杀姬允，隐公不许。公子翚惧怕阴谋泄露，转而求姬允。姬允令其杀了隐公。
(5) “国灭”三句：载《公羊传》襄公七年：“曷为不言莱君出奔？国灭，君死之，正也。”齐国灭了莱国，莱共公死，《公羊传》认为国灭君死，是人君的正道。
(6) “天之为人性命”两句：人能行仁义、羞可耻，是天赋予人的性命。
(7) 天施：天所施设，即自然之性、天性。
(8) 不君之辞：《春秋》庄公六年载“卫侯朔入于卫”，僖公二十八年载“卫侯郑归于卫”，哀公八年载“归邾娄子于邾娄”，都是直书诸侯的名字，表示他们虽恢复君位，但仍不算国君。
(9) 溷（hùn）：混浊。
(10) 序辞：指《春秋》开篇隐公元年之开头语：“元年春王正月。”
(11) 听：审察，评判。
(12) 曾子曰：下引文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译文】
“逄丑父丢了自己的生命救活了他的君主，为什么不能称为懂得权变？逄丑父欺骗晋国，祭仲答应宋国，都是违反正道来保存他们的君主，但是逄丑父杀身的行为，难于自辱的祭仲，可是祭仲被赞扬而逄丑父遭到指责，为什么呢？”回答说：“是非难以区别就在这里，这是看起来相似但道理不同，不能不审察清楚。逃离君位而让位于兄弟，是君子很称赞的；被俘虏而逃生，是君子很轻蔑的。祭仲把他的君主置于人们很称赞的位置，从而救活了他的君主，所以《春秋》认为他懂得权变而予以赞扬；逄丑父把他的君主置于人们很轻蔑的位置，从而救活了他的君主，《春秋》认为他不懂得权变而加以谴责。他俩都违反正道而保存了君主，在这点上是相似的；他们一个使君主有荣耀，一个使君主受耻辱，这个道理就不同了。所以凡是人的行为，先违背义而结果是符合义的，称为权变，即使不能成功，《春秋》也加以称赞，鲁隐公、郑国的祭仲就是这样的人；先符合义而结果违背义的，称为邪道，即使能成功，《春秋》也不喜欢，齐顷公、逄丑父就是这类人。遭受奇耻大辱活着，心情不会快乐，所以贤人不这样做，而众人就有怀疑，《春秋》鉴于众人不懂正义而怀疑，所以指明正义，说：‘国家灭亡，君主殉死，这是正义。’正义，在于上天赋予人生命。上天赋予人生命，让人奉行仁义而羞做可耻的事，不像鸟兽那样，只是苟且偷生、只图财利而已。因此《春秋》推求天道而顺应人情，认为至尊的君主是不能遭受奇耻大辱的，所以绝对不能被人俘获；认为奇耻大辱是不能落于至尊大位的，所以即使是失去君位也不再当君主。对返国复位的君主，《春秋》尚且称他们不算君主，更何况齐顷公污秽到被人俘虏呢！按道理来说，那时的齐顷公肯定不是国君了；如果不是国君，那么逄丑父算什么权变呢！他欺骗三军，对晋国犯下大罪，他解救了齐顷公而羞辱了齐国的宗庙，因此杀身救君的行为纵然有难度，但《春秋》并不赞同。逄丑父如果懂得大义，应对顷公说：‘君主侮辱并惹怒了诸侯，这是很严重的失礼；现在遭到奇耻大辱而不能死，是无耻；又增加了罪过，请求我们一起死，不要辱没宗庙，不要羞辱社稷。’这样，即使死了，还有高洁的名声。在那个时候，死比活好，所以君子活着受辱，不如死了荣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按照道理来说，逄丑父是欺诈而不属于权变，忠诚而不属于正义，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可以再认真阅读《春秋》，《春秋》开篇第一句话，把‘王’放在‘春’和‘正’之间，不是说对上奉行天性而在下端正做人，这样才能当王嘛！现在赞扬善良、厌恶邪恶，喜欢荣耀，憎恨耻辱，不是人能自发产生这些感情的，是上天赋予在人身上。君子按照这个道理来评判，逄丑父并不是忠臣。上天的意志体现在人身上，是使人有廉耻，有廉耻的人，不在奇耻大辱中求生，奇耻大辱没有比离开君位而被俘虏更严重的了。曾子说：‘耻辱如果可以躲避，避开就是了；如果无法躲避，君子就应该视死如归。’这说的就是像齐顷公那样的人。”
“《春秋》曰：‘郑伐许。’(1)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遬卒(2)，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于蜀(3)，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4)，其子未逾年(5)，有称伯不子(6)，法辞其罪何(7)？”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云(8)：‘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9)，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今又重之，无故居丧以伐人。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是也(10)。楚与中国侠而击之(11)，郑罢疲危亡，终身愁辜(12)。吾本其端，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13)：‘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熟计，一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曰：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义(14)，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15)。”
【注释】
(1) 郑伐许：此文载于《春秋》成公三年。
(2) 卫侯遬（sù）：卫穆侯姬遬，在位11年，公元前589年卒。
(3) 蜀：古地名。在今山东泰安西。鲁成公二年（前589），郑襄公与楚、秦、宋等诸侯会盟于此。
(4) 是君：指郑襄公，姓姬名坚，卒于鲁成公四年（前587）。
(5) 其子：指郑襄公之子郑悼公姬费。郑悼公在郑襄公死去的当年冬天就攻打了许国。
(6) 有称伯不子：又（对他）称“伯”而不称“子”。有，同“又”。称伯不子，《春秋》之例，旧君卒，不论已葬未葬，新君初立当年皆称子而逾年才称爵。《春秋》成公四年说“郑伯伐许”，这是在讥讽郑悼公。
(7) 法辞：谴责性的言辞。
(8) 《书》云：下引文源出《今文尚书·无逸》“乃或谅闇，三年不言”，引辞稍有不同。高宗，殷商帝王武丁。谅闇，或作谅阴，《礼记·丧服四制》云：“《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论语·宪问》云：“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据郑玄注，此词指丧庐，为天子守孝之称。
(9) 施失：废弃，丧失。施，通“弛”，废。
(10) 去楚而成虫牢之盟：（郑悼公）背叛楚国而与中原诸国订立了虫牢之盟。去楚，背叛楚国。虫牢，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北。鲁成公五年（前586），郑悼公与晋、齐、宋等诸侯会盟于此。
(11) 侠：同“夹”，夹击。
(12) 辜：即“苦”。
(13) 孔子曰：下引文见《论语·学而》。道，同“导”，治理。乘（shènɡ），古时一车四马叫做“乘”。
(14) 放：通“仿”，依照、仿效。
(15) 何：刘师培《春秋繁露斠补》云：“‘何’疑‘祸’讹。”苏舆注同。刘、苏之说近是。
【译文】
“《春秋》说：‘郑国攻打许国。’为什么厌恶郑国而把它视为夷狄呢？”回答说：“卫穆侯姬遬死了，郑国军队侵略卫国，这是攻打服丧的国家。郑国与诸侯在蜀订立盟约，缔约之后诸侯归去，郑国却去攻打许国，这是背叛盟约的行为。攻打服丧的国家是不道义的，背叛盟约是不讲信用的，没有信用和道义，因此《春秋》十分厌恶它。”提问的人说：“郑襄公这个国君死后，他的儿子郑悼公即位还没过一年，《春秋》又对他称‘伯’而不称‘子’，这种谴责性的说法表明了郑悼公有什么罪过呢？”回答说：“先王的制度，臣下有大丧的，君主三年不在他家门口叫他，为的是满足他的孝心而不让他任职办公。《尚书》说：‘高宗居庐守丧，三年不开口说话。’这是守丧的规矩。现在虽然不能像高宗那样，怎么能自己的父亲死去还没过一年便带丧举兵开战呢？《春秋》因为郑悼公寡情少恩，而且丧失了为子的孝心，所以不再称他为‘子’，而叫他‘郑伯’，以此来羞辱他。而且他的先君郑襄公攻打服丧的国家、背叛盟约，得罪了诸侯，诸侯对他怒气未消，憎恨不已。继承他的基业的人，应该好好行善来掩盖他的过错，现在却又重新犯错，无缘无故在服丧期间去攻打别国。父亲攻打服丧的国家，儿子服丧却去攻打别国；父亲对别国做了不义的事情，儿子丧失了对父亲的孝心而去进犯中原诸侯，这便是父亲先犯下了旧恶，儿子接着又干起了大坏事。诸侯终于愤怒了而憎恨郑悼公，全都会聚到一起，商议共同攻打他。郑悼公于是害怕起来，背叛了楚国而与中原诸侯订立了虫牢之盟。楚国与中原诸侯夹击郑国，郑悼公疲惫几近亡国，终身愁苦。我推究他的祸端，在于不守道义而失败，由轻率放纵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孔子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认真办理政事而且坚守信用。’知道国君的得失关系重大，所以要严肃认真谨慎。现在‘郑伯’既没有做儿子的孝心，又不深思熟虑，一次用兵不当，遭受无穷的后患，这是咎由自取。所以在世时不称他为‘子’，是为了除去他当国君的名分；死后不记载他的丧葬，是为了显示他的罪过。可以说：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像他这样，立身行事不遵照正道，做事不审时度势，就会罹患同样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