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在内），不承认“胚种原形质”和“体原形质”是这样的绝对分离，我们都相信，在单细胞有机体之细胞分裂的时候，这两种原形质都有一部分的混合，且在组织体之多细胞有机体里，一切细胞之由其“原形质纤维”而起的和合，也能使身体里一切细胞足可在“胚种细胞”的“胚种原形质”上起作用。我们如何能以原形质之微分子的构造去说明这个势力，马克斯·加梳维兹已经讲过的了。
（急变说）在20世纪的初头，有个生物学上的新说，引起了很多的兴味，有些人欢迎他，当他是达尔文“淘汰说”之实验上的“驳议”，又有一班人却当他是“淘汰说”之一个有价值的“补篇”。著名植物学家由过·多佛来斯（Hugo de Vries）于1901年，在汉堡的科学公会，作一场极有兴趣的演讲，演题是“种之起源里的急变和急变期间”。他由对于“淘汰”上许多年的经验，和一些敏锐的思索，自觉着发见了一个种类变形的新方法，就是种类的形式之突然变化，他于是就不信达尔文所谓经长久时期渐次变化的学说。多佛来斯著了一部大书，《论植物界里种类起源之实验和观察》（1903年著），极力说他自己的“急变说”是真理。许多植物学的名家，尤其是植物生理学家，对于他的这种学说，是赞叹不已，动物学家却都不然。动物学家里，魏兹曼的《成来说讲义》（1902年著，二卷第358页），和卜来特的《种类成形之问题》（1903年著，第174页），都把这“急变说”论得很详细的，然而一面对于多佛来斯之有趣味的观察实验都很重视的，一面却不承认他在这些观察实验上所建立的学说。我既和他们两位的意见相合，所以请对于这个难问题觉得有兴味的读者去读他们两位的书，我在这里，只说下面的这些观察罢了。多佛来斯急变说之最大的弱点，就在其理论的方面，他不该把“种类”（species）和“花样”（variety）、“急变”（mutation）和“变形”（variation）妄自立个区别。他把“种类之不变”，当作一件根本的“眼见的实事”，我们却以为这“种类之相对的持久”是各类有各类的不同。有许多类，例如昆虫、鸟类以及许多兰类和禾本类，一种类的几千个标本里，寻不出一点什么个体上的不同，又有许多种类，例如海绵、珊瑚虫、悬钩子之类，其花样极多，以至于分类学者不敢轻易划定种类。多佛来斯所断定的，各样花色间截然的区别，是不能通行的，那不定的变形（他视为无关紧要）和那突然的急变（他以为新种类是由此突然变成的）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别。多佛来斯的所谓急变（我在《一般形态学》里称他为“妖异的变化”，以别于其他的各样变形）和瓦根（Waagen）、司各脱（Scott）之古生物学上的急变，同一个名字，这二者却万不可相混。多佛来斯只在一种“月见草”（Oenothera）里看见其忽然全变了习惯，这样变化是很稀少的，不能就认其为新种类之一般的起源。这种“月见草”之名为“拉马克月见草”（Oenothera lamarckiana），本是碰巧。拉马克对于“机能的适应之强大影响力”上的意见，并不曾被多佛来斯驳倒。其实多佛来斯也确信拉马克的“成来说”是真理，和其他一切近世生物学大家一般的。这一层必须要记牢，因为近时的形而上学家，自以为“达尔文说”是驳倒了，于是变形说和进化论的全部也就不得成立了。他们还照这样去向进化论的仇雠邓纳尔特、德莱希、佛来希曼（Flieschmann）等人乞哀，要晓得这几个小诡辩家的乖僻议论，真有学识的大科学家都不肯再去理会了。
（动物学上和植物学上的变形说）不仅是多佛来斯和雷吉理的思想，就是其他许多想要提倡“进化论”的植物学书里，对于几个普通生物学上问题，其见解都和现在盛行的那些动物学家的意见大不相同。这个不同，当然并非是由于生物学里动植两科的学者才力有什么高下，乃是由于在植物生活和动物生活里所观察的现象不同。高等动物（人类也在内）的组织构造，比起高等植物，其各样器官，都精致得多了，并且也更容易直接经验得出来，这一层是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的筋肉、骨骼、神经、感觉器官，其主要的性质和活动，由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立刻就可以明白。要研究高等植物身体上的这些现象，那就困难得多了。动物身体之“细胞君主国”里无数单原器官的状况，比起高等植物身体之“细胞共和国”的，是繁杂得多了，一面却也容易懂得多了。因此植物之“系统发生”，比动物的更难研究，植物之“个体发生”，比动物的也更不得其详。我们于是也可以明白，何以植物学家不像动物学家那样公认生物发生法则了。古生物学所供给我们的那些极有价值的化石材料，动物界的种类很多，我们可以借这化石的力，把这些动物，多少总画得出个正确的谱系图来，至于植物界的一切种类，古生物学所供给的材料，就极少极少了。然而那大的、界限分明的“植物细胞”以及其各样的“器官子”，对于解决许多问题上，其价值却比那微细的“动物细胞”高得多了。为许多生理学上目的，那高等植物的身体，实在比高等动物的身体更好作严密的物理化学上研究。在原生物界里，这样的差异就少些，因为动物生活和植物生活的不同大抵都只在新陈代谢上，最后到了单细胞式的生活，那就全然没有分别了。所以要想把生物学上的大问题，尤其是系统发生上的大问题，作明晰公允的解决，必须要对于动物学和植物学两科都有研究才行。“成来说”之两大建立者————拉马克和达尔文————其所以能把有机生命的蕴奥钻研得那样精深，把其发展考究得那样入微，就因为他两位的植物学、动物学都极其渊博的缘故。
（新拉马克派和新达尔文派）近来动物学家、植物学家，讨论到“进化论”，他们那各样的倾向，每每分为“新拉马克派”和“新达尔文派”两个相对峙的学派。这种的对峙，只是采不采“变形说”，要不要“淘汰说”，此外并无什么意义。真正“达尔文说”之所以别于旧“拉马克说”的，就在“竞存争生”和根据这“竞存争生”的淘汰说。要把这个认为是赞成或是反对“进步的遗传”，那就差得太远了。达尔文之确信“后天性质遗传”的重要，同拉马克和我一般，尤其确信“机能的适应”之遗传，他不过把其势力范围划得比拉马克的狭些罢了。然而魏兹曼全然不承认“进步的遗传”，要把事事都归之于“自然淘汰之全能”。魏兹曼的这个意见和其根据这个意见的“胚种原形质说”，如果是不错的，他就独享建立个崭新的（在他自己看来，并且是很有效果的）变形说的荣誉。但是照英国人那样，往往把这“魏兹曼说”叫作“新达尔文说”，这却是大谬不然。其荒谬犹之把雷吉理、多佛来斯以及其他反对淘汰说的近世生物学家叫作“新拉马克派”一般。
（系统史之基本知识）系统发生学有三个供给证据的大来源，就是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和个体发生学。古生物学似乎要算个最可靠的来源，他那化石上就有有机生命的长历史上种类嬗递的证据，我们由这化石可以得着许多有把握的事实。可惜我们对于化石的知识很欠缺，并且往往很不完全。于是其实证上的许多罅隙要待比较解剖学和个体发生学两个另外的来源去弥补。这件事我在《人类进化论》和《自然创造史》里已经论得很详细了，在这里无须多说，只要声明一句，就是“要正确达到系统发生学上的目的，必须兼取这三方面的凭证，而又要有差别”。惜乎这是要博通三科的科学，能者很是稀少。胎生学家大都不肯留心古生物学，古生物学家又大都不留心胎生学，至于那形态学之最难的一部分，含有广博知识和明确判断的比较解剖学，就二者都不去留心了。除了系统发生学的这三大来源之外，又有生物学各分科，分布学、生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科所供给的有价值的证据。
（系统发生学和地质学）近30年来系统发生学上虽经了许多很渊博的研究，产生许多很有趣味的效果，许多科学家对他似乎还不甚相信，有几位竟全然不承认其科学上的价值，说他都是些空想臆说。许多泥于经验的生理学家和专以记载为事的胎生学家，尤其是如此的。既有这许多怀疑的苛刻的批评，我可以再说到地质学的历史和性质上去。这个科学里虽是照例绝不能直接观察其中历史上的程序，现在却没有一个人对于这个科学之重要和其各样用处生什么疑问。“中生代”相连的三大纪————“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之为海底沉淀物（石灰、沙、石、黏土）所构成，虽是没有人眼见其实际构成，现在却没有一个科学家不相信的，现在也再没有人不信那些鱼类、虫类的化石骨骼是那几百千万年间地球上所生息的古鱼类、古爬虫类的遗骸，而认他为“造物”之神秘戏弄的了。比较解剖学既表明这些族类之谱系上关系，系统发生学又借着个体发生学的助力，编出他们的谱系图来，其历史上的假说就和地质学的假说一样确实，一样可靠了，其不同处就只是地质学的简单得多，容易编得多。系统发生学和地质学，论其性质，都是“历史的科学”。
（系统发生学的假说）系统发生学和地质学，遇着了证验不完全的处所，也和其他的历史科学一般，都是离不了假说的。这些假说纵然有时是很薄弱的，要另寻好些的、强固些的来代替，这也无伤于其价值。薄弱的假说总比没有强些。所以那些严格的记述科学家，反对我们的系统发生学方法，怕假说怕得可笑，这真是我们所不得不驳斥的。这样的怕惧假说，其内里每每都是由于其他科学上知识不完全，综合的思想不充足，因果的观念不坚定。许多科学家之误入迷途，由一件事可以见得，例如那化学，是算做“严正的”科学的，化学家天天讲什么“原子”“分子”，近世“结构化学”全部都是在这精微的关系上假设起来的，其实何曾有一个人亲眼看见过这“原子”“分子”，看见过这样的关系。一切这些假说也都是推论出来的，何曾是直接观察出来的。
（个体发生之机械的性质）我一起初就主张个体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中间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其后在《一般形态学》第五卷里，就把生物发生学的这两个部分区别开来。我又很注重这些科学之机械性，极力把其形态上的现象作生理的说明。直到那时候，一般人都还把胎生学认为一个纯粹的记述科学。到1866年，我反对当时一般公认的意见，极力去证明达尔文之改良“成来说”不仅是解决了“种类起源”之系统发生学上的问题，并且又与我们以启发胎生学、探究个体发生之原因的密钥。我把这种意见，在《一般形态学》的第二十章里，编作44条，现在只引三条。（第一条）有机体之发展是个生理的作用，全靠机械的原因或是生理化学上的运动。（第四十条）个体发生，即有机个体之发展，是由系统发生，即其所隶属的有机种族之进化直接决定的。（第四十一条）个体发生是系统发生的一个短而且速的“概约反复”，由遗传和适应之生理的机能而决定的。我的生物发生原理之要点，都在这几条以及其余论个体发展、系统发展之因果关系的几条上。同时我又力求明了，把个体发生之物理的作用以及系统发生，都归之于原形质之纯粹的机械作用（从批评哲学上的意义）。
（生物发生学根本法则之应完全通行）我把我的“概约反复说”，名为“生物发生之根本法则”，主张他是个普遍的法则。每一个有机体，从单细胞的原生物到隐花植物和腔肠动物，再上去到显花植物和脊椎动物，其个体的发展里，都由一种遗传作用，再现其祖宗历史之一部分。“概约反复”这个名词，其含义就是“由‘遗传和适应的法则’而定的，本来系统的发展路径之一个局部的简略的反复”。“遗传”使某种进化上的要点再现，“适应”以环境的状态使这些要点生变化————凝缩、障害或伪形。所以我起先就主张生物发生法则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积极的“复生的”，一部分是限制消极的“异生的”。“复生”（palingenesis）重演种族本来历史之一部分，“异生”（cenogenesis）因为本来的发达路径后来生了变化，就扰乱这个图样。这个“复生”和“异生”的分别是最要紧的，也不能因为反对者的误会，反复地说。这个分别，那只承认其有一部分效用的人，像卜来特和斯台因曼（Steinmann）,以及那全然否认的人，像凯贝尔（Keibel）和亨铮（Hensen），都把他轻轻看过了。这里面胎生学家凯贝尔是最为奇怪，他自己的那些精细的记述派胎生学著作里，供给“生物发生法则”许多证据，然而他对于这个却是外行，竟绝不懂“复生”“异生”的分别。
尤其可惜的是，最著名的胎生学家，柏林的奥斯卡·海尔特维希，30年来替“生物发生法则”搜集许多的证据，近来竟投入反对党去了。他自命是“订误”“修正”，其实真是如凯贝尔所云，全然是把生物发生法则“放弃”了。海因力希·锡密特（Heinrich Schmidt）在其关于“生物发生法则”的著作里，把奥斯卡·海尔特维希变节的原因说明了一部分。这个与奥斯卡·海尔特维希在柏林所得的心理上变态未尝没有关系，他1900年在亚亨城科学公会席上讲演“19世纪生物学之发达”，其演讲词里，虽是说“活力说”之二元的理论和机械派的“化学物理观”是一般的都不可靠，他却又公然承认这些“活力说”的二元论。近来他竟说“达尔文说”是一文不值，说系统发生学的假说是不足凭信。他这些见解，与他自己25年前在耶那所发表的那些意见，以及他兄弟理卡德·海尔特维希（住在缪匿奇）的名著《动物学纲要》里所极力主张的那些意见，都是正反对的。
（伪机械说）后来胎生学里又出现了几个别样的趋势，通称做“机械的胎生学”，向各方面分派，和我1866年所编到生物发生法则里去的“机械的个体发生学”反对。这里面最主要的，30年来很惹人注意的，就是维廉·许斯的“伪机械说”。他对于脊椎动物胚胎之正确的记载、忠实的图解，是很有功于个体发生学的，但是他却没有比较形态学的观念，所以他对于有机发展的性质就编出那些出乎常轨的学说来了。他在1886年著的《脊椎体最初概形之研究》和随后的许多著作里，明明白白的排斥系统发生学的方法，极力想由直截了当的物理学方面去说明那精微复杂的个体发生现象，把这些现象都归之于“胚叶”的弹力、屈力、卷力。他说： “系统发生学的方法只是个旁门左道，个体发生上的事实是发展上生理学原理的直接结果，毋须用系统发生学的方法去说明。”我在《人类进化论》第三章里说过，照维廉·许斯这样“伪机械说”的思想，那“自然”不过做了一个高手裁缝所做的事罢了。所以把他的这种学说逗趣的叫作“裁缝说”。然而他这种学说，开了一道歧路，教人直接用纯粹的机械观去说明那复杂的胎生现象，有几位胎生学家被他引入了迷途。他这种学说，虽是起先很受欢迎，后来随即被人所唾弃，然而近来胎生学的各样分科里，却居然又有几个皈依他的人。
（实验发生学）近世实验生理学应用物理化学的实验法成了大功，引得胎生学也想用同样的“精密”方法去得这样的效果。但是胎生学里能应用这种方法的处所是很有限的，因为历史上的程序太繁杂了，并且历史上的事实又不能“精确”决定。“进化”的两个支派，个体的和系统的，都是如此。我在前面早已经说过了，对于种类起源上的实验是没甚价值的，胎生学上的实验也大概如此。然而胎生学上的实验，尤其是对于个体发生之最初级的那些精细实验，关于初发达的胎儿之生理和病理，却已经得着些很有趣味的效果了。
（一元论和生物发生学）心理学和生物发生学，一直到现在，人都视为是生物学里最难作一元说明的个科目，视为二元的活力说之最有力的帮手。有了生物发生法则，这两科于是都能和一元论及“机械因果的说明”相接近了。他在个体发展和系统发展中间所建立的那密切的相互关系，那起自遗传和适应之交相作用的关系，使他可以说明这两科。关于第一层，我30年前在“原肠体说”的最初研究里，就编成一条原理： “系统发生是个体发生之机械的原因。”我对于有机发展之一元的观念，其要点都清清楚楚说在下面这条原理里————
将来个个学生如果对于生物发生学不是仅赞叹不可思议的现象就算满足，而想懂其意义，必然先要说他对于这条原理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条原理又把那划分旧目的观的二元形态学和近世机械观的一元科学的一条鸿沟说明白了。如果遗传和适应之生理的机能已经证明确是有机的构造之唯一原因，于是每种目的论、每种二元的形而上学的说明都就逐出生物发生学范围之外了。这两派理论之无可调和是很显然的，不论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中间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论个体发生是不是系统发生的个简短的要略，新生论（epigenesis）和“传来”也好，“预造”和“创造”也好。
我在这里引这些原理的时候，有件事要郑重声说，就是在我的意见，我们这“机械的生物发生学”是一元哲学的一个强有力的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