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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灭主要是由部落与部落、种族与种族的竞争所引起的。各种抑制经常在起作用，————如周期发生的饥馑，流浪习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婴儿死亡，哺乳的延长，战争，意外事故，疾病，淫乱、窃取妇女，杀婴，特别是生育力的降低————各个未开化部落的人数因此而受到压缩。如果这等抑制中的任何一种增加其力量，哪怕是微小的，也会使受到影响的部落倾向于减少人数；当两个邻接部落中的一个变得人数较少、力量较弱时，双方之间的争夺问题很快就会被战争、屠杀、吃人习俗、奴隶制以及吞并所解决。即使一个较弱的部落没有这样一扫而光，如果它的人数一旦开始减少，一般就要继续不断地减少，直至灭亡⑷。
当文明民族同野蛮人接触之后，斗争是短暂的，除非那里的严酷气候有助于士著种族。导致文明民族胜利的原因，有些是清楚而简单的，有些是复杂而暧昧不明的。我们可以知道，土地的耕种在许多方面都是决定未开化人命运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改变他们的习性。新的疾病和恶习在某些场合中被证明是有高度破坏性的；一种新疾病看来时常会造成很大的死亡，直到那些最易感受这种破坏影响的人逐渐被清除掉为止⑸；好酒贪杯的恶劣影响以及如此众多的未开化人的这种难改的强烈嗜好，亦复如此。还有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事实，即区别分明而彼此相隔的人民初次相遇好像会引起疾病的发生⑹。在温哥华岛密切注意过绝灭问题的斯波罗特（Sproat）先生相信，由于欧洲人到来而引起的生活习惯变化导致了严重的健康恶劣。他还十分强调一种显然是微小的原因，即，土著居民“被围绕他们的新生活弄得迷惑而迟钝了；他们失去努力的动机，又没有找到新动机以代之”。⑴
竞争诸民族的文明水平似乎是他们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几个世纪以前，欧洲害怕东方野蛮人的侵略，现在任何这种恐怖大概都是荒谬可笑的了。有一个更加奇妙的事实，像贝哥霍特所说的，往昔未开化人在古代文明民族之前并不像他们现今在近代文明民族之前那样地衰亡下去；他们倘真如此，古代道德学家大概要对此事加以深思，但是那个时期的任何作者都未曾悲痛地记载过野蛮人的覆灭。⑵在许多场合中，造成绝灭的最有力的原因似乎是生育力的降低和健康的恶劣，孩子们的健康恶劣尤其会如此，这等情况是由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尽管新的生活条件可能对他们本身无害，也是如此。我非常感激豪沃思（H.H.Howorth）先生，他使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向我提供了有关资料。我曾搜集到下述事例。
当塔斯马尼亚最初殖民时，粗略估计，有些人认为那里的土著居民为7000人，其他人认为是20000人。他们的人数很快就大大减少了，这主要是由于同英国人进行战争，他们彼此也相互打仗。在全体殖民者进行了那次著名的所谓狩猎的大屠杀之后，当时向官厅自首的残余土著居民仅有120人⑶，这些人在1832年被运到弗林德斯（Flinders）岛。这个岛位于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之间，40英里长，12～18英里宽：那里看来适于生活，而且运到那里的土人得到了良好待遇。尽管如此，他们的健康还是受到损害。到1834年，他们的成年男子为47人，成年妇女为48人，儿童16入，共计：111人。到1835年，仅余下100人。由于他们的人数继续迅速地减少，而且由于他们自己认为如果在别处，死亡当不至于如此之快，所以1847年又把他们迁移到位于塔斯马尼亚南部的蚝湾（Oyster Cove）。那时他们有男子14人，妇女22人，儿童10人（1847年12月20日）。⑷但是住地的变化并没有带来好处。疾病和死亡依然纠缠着他们，1864年只有1个男子（1869年死去）和3个年长的妇女活着。妇女的不孕比全部人都易患健康不良和死亡甚至是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事实。在蚝湾仅剩下9个妇女的时候，她们告诉邦威克（Bonwick）先生说（386页），她们之中只有2人生育过，而且这两个妇女一共只生过3个孩子！
关于这种异常事态的原因，斯托里（Story）博士述说，死亡是由试图使土著居民文明化引起的。“如果让他们自己像以往那样不受干涉地到处漫游，他们大概会养育更多的孩子，而且死亡率也会较小”。另一位对土著居民仔细进行过观察的戴维斯（Davis）先生述说，“出生的少，而死亡的却极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生活和食物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从范迪门领地（van Diemen's land）的大陆上被驱逐出来，而引起他们意气消沉”。
在澳洲两处大不相同的地方也曾观察到相似的事实。著名的探险家格雷戈里（Gregory）先生告诉邦威克先生说，在昆士兰，“黑人已经感到生殖的低落，并且已经显出衰亡的倾向”。有13个土著居民从沙克湾（Shark Bay）迁移到穆尔其逊河（Murchison River）流域，其中12人在三个月之内都死于肺结核病。⑴
范东（Fenton）先生曾对新西兰的毛利人（Maories）的减少详细进行过研究，他写过一篇令人钦佩的“报告书”，下面的叙述除了一个例外都引自这份“报告书”。⑵自1830年以后人口数量的减少已为每一位人士所承认，包括土著居民本身在内；而且这一减少仍在稳定地进行着。虽然迄今为止已经看到要想对土著居民进行一次实际的人口调查是不可能的，但许多地方的居民已对他们的人数进行过谨慎的估计。其结果似乎是可信的，表明1858年前的十四年中人数减少了19.42%。受到这样调查的部落，有些相距一百哩以上，其中有些在海岸，有些在内地，而且他们的生活手段和生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不同（28页）。据信在1858年人口总数为53700人，在1872年，即在第二个14年期间，做过另一次人口调查，总数只有36359人，表明减少了32.29%!⑶普通解释这一异常减少的原因为新疾病，妇女的淫乱，酗酒，战争等等，但范东详细阐明了这些原因不足之处以后，非常有根据地断定，这一减少主要决定于妇女的不生育以及婴儿特别高的死亡率（31、34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指出（33页），1844年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比为2.57∶1；到1858年，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比仅为3.27∶1。成年人的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他提出人口减少的又一个原因为男女人数的不相等；因为生下来的男比女多。关于后一点，其原因恐怕大不相同，我在后面一章还要谈到。范东先生把新西兰的人口减少和爱尔兰的人口增长加以对比之后，感到惊讶；两地气候并非很不相似，而且两地居民的现今习惯差不多是一样的。毛利人自己（35页）“认为他们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食物和衣着的引入以及伴随而来的习惯的变化”；当我们考虑到变化了的外界条件对能育性的影响时，可以知道他们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其人口的减少始于1830——1840年之间；范东先生指出（40页），约在1830年，发明了在水中长期浸泡玉米使其发酵的精制技术，这证明了，当移住新西兰的欧洲人还很少时，土著居民的习惯就开始了变化。1835年我访问群岛湾（Bay of Islands）的时候，那里居民的衣服和食物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们种马铃薯、玉米以及其他农作物，并且用这些农产品交换英国的工业品和烟叶。
从帕特森（Patteson）主教传记⑷中的许多记载可以明显看出，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及其毗连岛屿上的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s）当被迁移到新西兰、诺福克（Norfolk）岛以便对他们进行传教士的教育时，他们的健康大受损害而且大量死亡。
桑威奇群岛（Sandwich Islands）*土著居民人口的减少有如新西兰的情形，也是众所熟知的。根据最有才能的判断者的约略估计，当库克（Cook）于1779年发现该群岛时，那里的人口大约为300000人。按照1823年不严格的人口调查，那时的人口约为142050人。1832年以及此后数年，官方进行了精确的人口调查，但我所能得到的只是下列统计表。
** 根据复算，这一栏的数字按顺序应为：4.17,2.03,0.79,2.07,2.05。————译者注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1832年至1872年这四十年期间人口的减少竟不下于68%！**大多数作者把这一情况归因于妇女的淫乱、以往血腥的战争、加给被征服部落的剧烈劳动，以及若干次起过极端破坏作用的新引入的疾病。毫无疑问，这些原因和其他这样的原因曾经是高度有效的，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从1832——1836年人口锐减的情形；但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原因却是能育性的降低。从1835到1837年美国海军的鲁申贝格尔（Ruschenberger）医生曾经游历过这些岛屿，按照他的说法，在夏威夷的某一大岛，每1134个男子中仅有25人的家庭有3个孩子，在另一地方每637个男子中仅有10人的家庭有3个孩子。在80个已婚妇女中，仅有39人生过孩子，而且“官方报告指出，全岛每一对夫妇平均只有0.5个孩子”。这一平均值同蚝湾塔斯马尼亚人的几乎完全一样。贾维斯（Jarves）于1843年发表的自传中说道“有3个孩子的家庭可以免去一切赋税，有3个以上的孩子赏以土地并可得到其他奖励”。由政府颁布的这一空前的法令，充分阐明了那里的种族已经变得多么不育。1839年毕晓普（A.Bishop）牧师在夏威夷的《旁观者》杂志上写道，大量的儿童都早期夭亡，斯特利（Staley）主教告诉我说，现今的情况依然如此，在新西兰恰好也是这样。这种情形常被归因于妇女对儿童的照顾不周，但很可能是大部分由于儿童体质的先天衰弱，而这同他们双亲能育性的降低又有关系。再者，同新西兰情况相似的还有如下事实，即男婴远远超过女婴，1872年的人口调查表明；一切年龄的男和女之比为31650人对25247人，即每100名妇女对125.36名男子；而在所有文明的地方，女性却超过男性。妇女的淫乱无疑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其能育性的衰弱；但他们生活习惯的变化则是一个远为可能的原因，而且同时还可以解释死亡率的增大，特别是儿童死亡率的增大。1779年库克、1794年范库弗（Vancouver）访问了夏威夷群岛，此后捕鲸船也常常来此访问。1819年传教士到达，发现崇拜偶像在那里已被废除，而且国王完成了另外一些改革。在这一时期以后，土著居民的差不多一切生活习惯都迅速发生了变化，不久他们就成为“太平洋岛民中的最文明者”。向我提供资料的一位人士寇恩（Coan）先生出生于该群岛，他说那里土著居民50年间发生的变化比英国人1000年间发生的变化还要大。根据斯特利主教给我的资料，那里比较贫穷的阶级食物方面的变化似乎并不很大，虽然许多新种类的水果已被引进，而且甘蔗已普遍食用。由于他们热心地仿效欧洲人，所以在早期他们就改变了服装的样式，而且饮酒普遍盛行。虽然这等变化看来无足轻重，但我根据所知道的动物情形，充分相信它们足可以降低土著居民的能育性了。⑴
最后，麦克纳马拉（Macnamara）先生⑵述说，在孟加拉湾东侧的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上的退化的低等居民“对气候的任何变化都显著敏感：事实上如果把他们迁移到海岛家乡之外，几乎肯定就要死亡，而且这同食物和外在影响并无关联”。他进一步述说，夏季极其炎热的尼泊尔山谷中的居民，还有印度各地的山岳部落，当在平原居住时常受痢疾和热病的危害；如果他们试图全年都在那里度过，就会死去。
由此我们知道，许多人类比较野蛮的种族当遇到外界条件或生活习惯发生变化时，其健康就容易受到严重的危害，如果迁移到新的气候条件下，也会如此。仅仅是习惯的改变，看来对其本身并无害处，似乎也会产生这种相同的效果；而且在若干场合中，儿童特别容易受害。像麦克纳马拉先生那样，往往有人说，人类能够泰然地抵抗多种多样的气候以及其他变化；但这只是对文明种族来说才是如此。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在这方面似乎像其亲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那样，差不多具有同样的敏感性，当类人猿离开其本土时，决不会活得很久。
由于条件变化而引起能育性的降低，如塔斯马尼亚人、毛利人、桑威奇群岛居民、显然还有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情形，比他们容易健康恶劣和死亡更为重要；因为，甚至是轻微程度的不育性，如果同那些可以抑制人口增长的其他原因结合起来，也会迟早导致绝灭。能育性的降低在某些场合中可以由妇女的淫乱（如塔希提人*晚近的情形）得到解释，但范东先生指出，这一解释对新西兰人来说并不是充分的，对塔斯马尼亚人也是如此。
在上面引用的论文中，麦克纳马拉先生举出理由使我们相信，流行疟疾地区的居民容易不育；但这对上述几个事例不能应用。有些作者提出，海岛土著居民由于常期不断的近亲繁殖使能育性和健康都受到损害；但在上述场合中，不育性同欧洲人的到达如此密切符合，以致我们无法承认这种解释。今天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人类对近亲繁殖的恶劣效果是高度敏感的，特别是新西兰的地域如此广阔，桑威奇群岛的位置如此变化多端，更不致如此。相反，我们知道诺福克的现在居民差不多全是从堂兄弟姐妹或近亲，就像印度的图达人（Todas）*和苏格兰的某些西方海岛居民那样；但他们的能育性似乎没有因此受到损害。⑴
根据从低于人类的动物来类推，可以提出一个远为可能的观点。生殖系统对变化了的生活条件的极度敏感是能够阐明的（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敏感性导致了有利的或有害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我搜集了大量事实，见《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第18章，在这里我只能举出极其简略的提要；凡是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上述著作。很轻微的变化可以使大多数或所有生物增进健康并提高其活力和能育性，而另外的变化据知可以使大量动物成为不育的。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例子是，印度的驯象不生育；但阿瓦（Ava）**的象就常常生育，在那里，允许雌象在某种范围内漫游于森林之中，这样它们就被置于更加自然的条件之下了。如种美洲猴的雄者和雌者在其原产地多年来都养在一起，但它们很少或者从来不生育，这是一个更加适当的事例，因为美洲猴同人类的关系很近。值得注意的是，条件多么轻微的一种变化常常会致使被捕获的野生动物发生不育性；而更加奇怪的是，所有我们的家养动物都比它们在自然状况下更为能育；其中有些家养动物还能抵抗最不自然的外界条件，但其能育性并不降低。⑵动物的某些类群远比另外一些类群更加容易受到拘禁的影响；而同一类群的所有物种一般都是按照同一方式受到影响。但是，有时只是一个类群中的单独一个物种成为不育的，而另外一些物种并不如此；另一方面，可能只有单独一个物种保持其能育性，而大多其他物种都不生育。某些物种的雄者和雌者在原产地如果受到拘禁，或者，如果不允许它们完全自由生活，而只是有限地自由生活，那么它们从不交配；处于这样环境条件下的其他物种虽然常常交配，但从不产生后代；还有一些物种产生后代，但比在自然状况下产生的为少；同人类的上述事例联系起来看，注意儿童易于衰弱多病或畸形以及早期夭亡是重要的。
鉴于生殖系统对生活条件变化的敏感是多么普遍的一项法则，而且这一法则也适用于人类的最近亲属四手类动物，所以我简直不能怀疑，同样它也可以应用于原始状态的人类。因此，如果任何种族的未开化人的生活习性突然发生变化，他们就会或多或少地变得不育，而且他们孩子的健康也要受到损害，这同印度的象和猎豹（hunting-leopard）**、美洲的许多种类的猴以及所有种类的多数动物当被移出其自然条件时所发生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且其原因也是相同的。
我们可以知道，长期生活在海岛上的、而且一定是长期处于差不多一致条件下的土著居民为什么特别容易感受生活习性任何变化的影响；事实似乎就是如此。文明种族在抵抗所有种类的变化方面肯定远比未开化人为优；关于这一点，他们同家养动物相类似，因为后者的健康有时虽然受到损害（例如欧洲狗在印度的情况），但他们极少是不育的，不过有少数这样的事例曾被记载过。⑴文明种族和家养动物没有受到这种影响，很可能是由于他们比大多数野生动物曾在更大范围内受到多种多样的、即变化着的外界条件的支配、因而就多少更习惯于这样条件；还由于他们以往曾到处迁徙或到处被运送；而且还由于不同家族或不同亚种族之间曾相互杂交。土著居民同文明种族只要进行一次杂交，前者似乎就可以立即免除由条件变化所引起的恶劣结果。例如，塔希提人和英国人的杂交后代当移居在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后，他们增加得如此之快，以致该岛很快就人满之患了；1856年6月他们又被移到诺福克岛。那时他们的人数中已婚者为60人，儿童134人，共计194人。同样的，他们在那里也增加得非常之快，虽然1859年有16人返归皮特凯恩岛，但到1868年正月仍增加到300人，男女正好各半。这个事例同塔斯马尼亚人的情况是多么明显的一个对照；诺福克岛民仅在12.5年期间内由194人增至300人；而塔斯马尼亚人在15年期间内由120人减至46人，其中只有10个儿童⑵。
再者，根据1866——1872年这一期间的人口调查，桑威奇群岛的纯血土著居民减少了8081人，而那些被认为健康较好的混血儿却增加了847人。但我不清楚后一数字是否包括混血儿的后代，或者仅仅是第一代混血儿。
我这里所举的例子全是关于土著居民由于文明人移入而遇到新条件的情况。如果未开化人受到某种原因所迫，例如征服部落的侵入，背井离乡以及改变习惯，大概也会引起不生育和不健康。有一个有趣的情况：野生动物变为家养的主要抑制，在于它们最初被捕获时的自由繁育能力，而野蛮人初与文明人接触，能否形成一个文明种族而生存下来的主要抑制，也是一样的，即在于由生活条件变化而引起的不育性。
最后，人类诸种族的逐渐减少而终至绝灭，虽然是一个由许多原因所决定的高度复杂问题，同时这等原因又随时随的有所不同；但这个问题同高等动物之一，例如化石马的绝灭问题还是一样的，马在南美消亡之后不久，就在同一地区内被无数的西班牙马群取而代之了。新西兰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这种相似现象，因为他把自己的将来命运比做当地的鼠，现在后者差不多已被欧洲鼠消灭了。如果我们要确定其真实原因及其作用的方式，在我们想象中这虽然是困难的，而且的确是困难的，但对我们的推理来说，并不应该这样困难，只要我们切记各个物种和各个种族的增加会不断地受到种种方面的抑制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增添了任何新的抑制，哪怕是一种轻微的抑制，这个种族的数量肯定也会减少；数量的减少迟早要导致绝灭：在大多数场合中，其结局将由征服部落的侵入而迅速决定之。
论人类种族的形成
在某些场合中，独特种族的杂交曾导致新种族的形成。欧洲人和印度人都属于雅利安（Aryan）人血统，所用的语言基本一致，但他们的面貌却大不相同，而欧洲人和犹太人的面貌虽差别不大，但后者却为闪米特人（Semitic）血统，并且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布罗加⑴对这一奇特事实提出如下解释：某些雅利安人的分支在其广泛散布的期间，曾同土著部落的人大量进行了杂交。当两个种族密切接触而进行杂交后，其最初的结果乃是一种异质的（heterogeneous）混合：这样，亨特先生在描述一个印度山地部落桑塔利人（Santali）时说道：“由黑色的、矮胖的山地部落到具有智慧之额、平静之眼和高而狭之头的高个子橄榄色的婆罗门*”可以查出成百上千的级进；所以在法庭上有必要询问证人，他是桑塔利人还是印度人。⑵一个异质的种族，如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一些居民，系由两个独特种族形成的，只留下少数或者没有留下纯种的成员，他们是否会成为同质的，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足以说明。但是，关于我们的家养动物，经过少数几代细心选择的过程，⑶肯定能够形成一个固定的和一致的杂交种，我们于是可以推论，一个异质的混血种族在长期传衍中的自由杂交大概可以代替选择的作用，而胜过任何返祖的倾向；所以，杂交种族虽然没有同等程度的具有双亲种族的性状，它最终还会成为同质的。
关于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皮肤的颜色最惹人注目而且最为显著。以往认为，这种差异可以由长期暴露于不同气候中得到解释；但帕拉斯阐明，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以后差不多所有人类学者都追随他的主张。⑷这一观点之所以遭到驳斥，主要因为各种不同皮肤颜色的种族一定长期居住在他们现今的故乡，而他们的分布同气候的相应差异并不符合。根据最优秀的权威意见，⑸我们听说有些荷兰人的家族在南非居住了300年之后，其皮肤颜色丝毫也没有发生改变，对这等事例似乎多少应该给予一点重视。属于这方面的论据还有一个，即世界各地的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的面貌都是一致的，不过犹太人面貌的一致性多少被夸大了。⑹一种很潮湿的或很干燥的空气曾被假定比单纯的炎热对于改变皮肤的颜色更有影响；但多比尼（D'Orbigny）在南美和利文斯顿（Livingstone）在非洲关于潮湿和干燥所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结论都必须看为很可疑的。⑺
我在别处所举的各种事实，证明皮肤和毛发的颜色时常同完全避免某些植物毒害的作用以及某些寄生虫的侵袭以一种可惊的方式彼此相关。因此我想到，黑人和其他黑皮肤的种族也许由于较黑的个体在一长列的世代中逃脱了他们家乡瘴疠的致命影响而获得了黑的色泽。
以后我发现韦尔斯（Wells）博士⑴长期以来就持有同样见解。黄热病在热带美洲是一种毁灭性的病⑵，而黑人、甚至黑白混血儿几乎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病，这种情形早为世人所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能避免致命的疟疾，这种病流行于非洲沿岸至少达2600英里之遥，白人殖民者每年有1/5死于此病，还有1/5因患此病被送回家乡。⑶黑人的这种免疫性似乎部分是先天的，这决定于某种未知的体质特性，部分乃是水土适应的结果。普歇说，由埃及总督借来参加墨西哥战争的黑人团队是在苏丹（Soudan）附近招募的，他们同那些原本来自非洲各地并且习惯于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的黑人，差不多同样能够避免黄热病。⑷有许多事例表明，黑人在较寒冷的气候下居住一些时候之后，⑸就变得多少容易感染热带的热病，这一情况阐明了水土适应是有一定作用的。白人曾经久居其下的气候性质同样对他们也有某种影响；因为，1837年在德梅拉拉（Demerara）*流行可怕的黄热病期间，布莱尔（Blair）博士发现，移民的死亡率同其家乡的纬度是成比例的。黑人的免疫性作为水土适应的结果而言，这意味着需要非常悠久的时间；因为，热带美洲的土著居民自远古以来就在那里居住，还不能避免黄热病；特里斯特拉姆（H.B.Tristram）牧师说，在北非有些地方，虽然黑人能够安然无恙地住，而土著居民却要被迫年年从那里离去。
黑人的免疫性同其皮肤颜色的任何程度的相关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这种免疫性也许同其血液、神经系统或其他组织的某种差异相关。尽管如此，根据上述事实，根据面色同肺病之间显然存在的某种关联，这种推测在我看来并非是不近理的。因此，我曾试图确定这种推测究竟有多大可靠性，但没有获得很大成果。⑹已故的丹尼尔（Daniell）博士曾长期在非洲西海岸居住，他告诉我说，他不相信有任何这种关联。他本身的皮肤异常之白，却惊人地经受了那里的气候。当他在少年来到非洲西海岸的时候，一位年老的有经验的黑人酋长根据他的面貌预言他能如此。安提瓜（Antigua）*的尼科尔森（Nicholson）博士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给我写信说，暗色皮肤的欧洲人避免黄热病的，比浅色皮肤的欧洲人为多。哈里斯（J.M.Harris）先生完全否认深色毛发的欧洲人比其他人能够更好地经受炎热的气候；相反，经验教导他，当挑选在非洲海岸服务的人员时，要找那些红发的人。⑴有一种假说认为皮肤黑色的产生，是由于日益变黑的个体曾经长期在引起发热的瘴疠中更好地生存下来的缘故，然而仅就以上那些迹象而言，这种假说似乎就没有什么根据了。
夏普（Sharpe）博士述说，⑵热带的太阳可以把白人的皮肤晒伤而起水疱，但对黑人的皮肤却一点也不损害；他又说，这并非由于个体的习性所致，因为6个月或8个月的黑人小孩常常被裸体抱出，并不受影响。一位医务人员使我确信，几年之前每到夏季，他的双手就出现淡褐色的斑块，同雀斑相似但较大，一到冬季即行消失，这些斑块决不受日灼的影响，而其皮肤的白色部分有几次却受到严重的日灼而起水疱。在低于人类的动物中，复被白毛的皮肤部分和其他部分对太阳作用的反应也有一种体质差异。⑶皮肤不被这样灼伤对说明人类通过自然选择逐渐获得暗色是否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我还不能作出判断。果真如此，我们就应假定热带美洲的土著居民生活在那里的时间远比黑人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或巴布亚人在马来群岛南部生活的时间为短，正如浅色皮肤的印度人居住在印度的时间比这个半岛中部和南部的深色皮肤的土著居民居住在那里的时间为短。
以我们现在的知识来看，虽然还不能解释人类种族肤色的差异是由于因此获得任何利益，或是由于气候的直接作用所致；但我们千万不要对后一种作用完全加以漠视，因为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某些遗传的效果可以由此产生。⑷
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已经看到，生活条件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影响身体构造的发育，而这种效果是遗传的。这样，正如众所公认的，在美国，欧洲殖民者的面貌发生了轻微的、但异常迅速的变化。他们的体部和四肢都变长了；我听伯尼斯（Bernys）上校说，在晚近的美国战争期间，提供了有关这一事实的良好证据，即德国军队穿上为美国市场缝制的现成服装时，样子显得滑稽可笑，这等服装的各种尺寸对德国人都太长了。还有大量的证据可以阐明，美国南部诸州的第三代家内奴隶在面貌上同田间奴隶已有显著不同。⑸
然而，如果注意看一看分布于全世界的人类种族，我们就一定会推论他们的特性差异不能由不同生活条件的直接作用得到解释，即使受到这种作用的时间非常悠久，也是如此。爱斯基摩人完全以动物食品为生，他们穿着厚皮衣，暴露在酷寒和长期黑暗之中；中国南方的居民完全以植物食品为生，几乎裸体，暴露在炎热和阳光耀眼的气候之中，但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极度的差异。不穿衣服的火地人以荒凉海岸的水产品为生；巴西的波托鸠斗人（Botocudos）*漫游于腹地的炎热森林之中，主要以植物性食品为生；然而这等部族如此密切相似，以致有些巴西人误把“贝格尔舰”上的火地人当做波托鸠斗人。再者，波托鸠斗人以及热带美洲的其他居民同大西洋彼岸的黑人完全不同，但他们暴露在差不多相似的气候之下时遵循几乎一样的生活习惯。
人类种族的差异也不能由身体各部分的增加使用或减少使用的遗传效果得到解释，即便能如此，也只能起到十分轻微的作用。惯常在独木舟生活的人们，腿多少有点短；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人们，胸部可能增大；不断使用某些感觉器官的人们，容纳这等器官的腔可能多少有些增大，因而他们的容貌也会稍有改变。关于诸文明民族，颚部的缩小是由于减少使用————为了表达不同的感情，惯常运转不同的肌肉————脑的增大是由于智力活动的增强————当同未开化人比较时，所有这些都对文明民族的一般面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⑴身材增大，而脑的大小不相应增加，可能使某些种族的头骨加长，而成为长头型（由上述家兔的例子可以推断）。
最后，所知甚少的相关发育原理有时也会发生作用，如肌肉的非常发达同眶上脊的强烈突出的相关就是如此。皮肤颜色同毛发颜色显然相关，如北美曼丹人（Mandans）**的毛发组织同其颜色就是相关的。⑵皮肤颜色同它发出的气味同样也有一定的关系。关于绵羊品种，一定面积上的羊毛数量同分泌孔的数量有关联⑶。如果我们可以根据家养动物进行类推的话，则人类构造的许多变异大概也在相关发育这一原理的支配之下。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外部特征的差异不能由生活条件的直接作用，也不能由身体诸部分的连续使用、同时还不能由相关原理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以这就引导我们去追问，人类显著容易发生的轻微个体差异是否不会在一长列的世代中通过自然选择而被保存下来并有所扩大。但在这里我们立刻会遇到这样的障碍，即只有有利的变异才能这样被保存下来；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虽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往往容易陷于错误，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对他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或特别的用处。当然，智慧的、道德的或社会的能力一定不在此论之内。人类种族之间外在差异的巨大变异性，同样地表明了它们并不具有多大重要性；如果是重要的，它们很久以前或者被固定而保存下来，或者被消除掉。在这方面，人类同那些被博物学者们称为变化多端的、即多态的类型相类似，这等类型极其容易变异，这似乎是由于这等变异具有无关紧要的性质，而且由于它们因此逃避了自然选择的作用。
在我们解释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的所有试图中，遇到了上述这么多的阻碍；但还剩下一个重要的力量即性选择，看来曾对人类而且也对许多其他动物发生过强有力的作用。我的意思并非断言根据性选择可以解释人类种族之间的一切差异。还留有不可解释的一点，由于我们对此是无知的，我们只能说，因为一些个体生下来，比如，就具有稍微圆一些或狭一些的头以及稍微长一些或短一些的鼻子，所以，如果诱发这等轻微差异的未知力量比较经常不断地发生作用，它们就会变得固定而一致。在本书第二章提到这等变异时，是把它们纳入暂时的那一类的，由于还缺少较好的术语，常常把它们叫做自发性的（spontaneous）。我也并非妄说性选择的效果能够以科学的正确性被表示出来；但可以阐明，看来曾对无数动物发生过强有力作用的这种力量，如果没有使人类改变，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了。进一步可以阐明，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如肤色、毛发、面型等等，预料是处于性选择影响之下的一类差异。但是，为了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我发现有必要对整个动物界加以回顾。因此，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对此进行讨论。最后，我还要回到人类上来，在努力阐明人类通过性选择发生了怎样程度的改变之后，再对第一部分的各章做一个简短的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