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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话、地域判官、宙斯，以及那些企图使之复活的人，现在只配作为嘲讽的笑料。但那些名称和时代不详的伟大作者记录下来的同时代巴勒斯坦原始先民的想象力，却幸运地避免了这一下场，甚至在今天依然被90％的文明世界看做是事实的权威性标准和科学结论的评判准则，其中还包括万物起源理论以及与物种起源相关的理论。在现代物理学发轫的19世纪，半野蛮的希伯来人的宇宙进化论是哲学家的梦魇和正统势力的耻辱。从伽利略到现在，多少坚韧不拔并执著追寻真理的人们备受折磨，他们的英名被狂热的圣经崇拜者（Bibliolaters）所诅咒；又有多少意志力欠缺的人们，受周围舆论的强迫，费尽心机去协调这种不可能性，他们的真理意识因此而被耗竭————他们的生命徒然用于迫使科学这一新酒装入犹太教这个旧瓶中？
如果哲学家本人经受苦难，他们的事业也会倍加艰辛。每一门科学的摇篮旁都伴随着失败的神学家，它们就如同赫尔克里斯（Hercules）身旁被扼死的蛇。历史记录中，科学和正统信仰（orthodoxy）无论何时进行公平的对决，后者都会从竞技场上败退下来，即使没有被消灭，也已元气大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没有被杀死，也已伤痕累累。正统信仰就是思想界的波旁家族。它学习新的东西，也不忘记旧的东西。现在，尽管它对前进既迷茫又害怕，但还是希望能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创世纪》第一章中包含了合理科学的全部，不时地在其半僵死的手指所能触及的范围内，对那些拒绝将自然还原至原始犹太教水平的人们小施攻击。
另一方面，哲学家则没有这样的攻击性。他们将眼睛紧盯在要“经过艰难和困苦”（per aspera et ardua）才能实现的崇高目标上，如果不能克服由于无知或恶意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障碍，他们可能会不时被激怒。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又何必遭受深深的困扰呢？事实的最高权威站在他们那边，事物的机理为他们所揭示。每一颗星星如计算的那样按时到达天穹的顶点，证明了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他们的信仰就如同“雨水往下降，玉米往上长”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怀疑是信念建立的基础，公开的探究是信念的知己。不管传统多么神圣，这些人都毫无畏惧，当传统变得有害时，就对之再也不屑一顾。不同于那些古文物收藏者，对于那些武断的看法，比如把不是化石的东西硬说成化石，他们就会断然拒绝，并视之为不存在。
有科学基础的物种起源的假说中，有两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种是“特创论”假说，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起源自一个或多个祖先种群（stocks），但不是任何其他物种变异（modification）的结果，也不是由于自然因素产生的，而是通过超自然的创造行动产生的。
另外一种被称为演变（transmutation）假说，认为现存的所有物种都是已经存在的物种及其祖先变异的结果，其中起作用的因素与今天产生变种和种族的因素一样，也就是说以完全自然的方式产生的。作为这一假说可能但不是必然的结果，所有现存生命都是起源于同一个原始祖先。物种起源学说显然不必考虑这一祖先种或种系的起源问题。
例如演变假说要么与原始胚芽（primitive germ）的特创概念完全一致，要么与这一推测完全一致，亦即原始胚芽的产生，是通过自然的原因，由无生命物质的变异而得到。
特创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科学与希伯来人（Hebrew）的宇宙起源观相调和而得到的产物。但一个有趣的事实却是，尽管该学说目前受到科学界支持，但它却像其他假说那样，与希伯来人的观点格格不入。
虽然人们曾经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界线，但地质调查的结果表明，大量已经灭绝的动植物系列不存在这种界限。在世代与世代之间、群系与群系之间不存在巨大的间隔，不存在植物、水生动物、陆生动物一同出现的系列时代。在过去的地质学家们认为存在巨大间隔的世代之间，每一年都会增加许多新的名单：峭壁将冰碛与早第三纪连接在了一起（crags linking the drift with older tertiaries）；马斯特里赫特（Maestricht）岩层将第三纪和白垩纪连在了一起；圣凯瑟（St. Cassian）岩层出现了大量中生代类型和古生代类型混杂的动物群，该世代的岩层曾被认为是极度缺乏生物的；最后，每年都有关于一个特定的地层是否应被看做是泥盆纪或石炭纪、志留纪或泥盆纪、寒武纪或志留纪的持续争论。
皮克泰（M. Pictet）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公正权威地进一步阐明了这一事实，他计算了任何一个地层中动物属在此前地层中存在的百分比，结果是其比例绝不会小于33％。在三叠纪地层或者说中生代开始时的地层中，从之前的世代继承的生物最少。在其他地层中，通常包含60％、80％，甚至94％的属与之前地层中的属一样。不仅的确如此，而且对每一段地层进行细分都会发现特有新物种。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以里阿斯统（lias）为例，其各个岩层都含有明显独特的生命形式。一百英尺厚的剖面，在不同的高度内出现了十几种菊石，没有任何一种超过它们所在的独特的石灰石或黏土区域，从而进入下一层或上一层。因此，那些采纳“特创论”假说的人必须承认，每隔一段时间，对应于这些岩层的厚度，造物主为了创造新菊石就得干扰自然的进程。这种假说从任何证据来说都缺乏绝对的实证，因此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接受这一结论的。令人费解的是，他们究竟从这一做法中获得了什么，毕竟，正如前面所述，这种生物起源观完全违背希伯来人的宇宙观。既然从对圣经崇拜的强力臂膀中得不到依靠，“特创论”假说又能从科学或可靠的逻辑学中得到什么支持呢？可以肯定，不会太多。与它一致的观点全都如出一辙：如果物种不是超自然力创造的，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事实x或y或z；除非我们假设它们是为了特殊目的而设计的，否则我们不能理解动物或植物的结构；除非我们假定它们原初就是设计用来看东西的，否则我们不能理解眼睛的结构；除非我们假定动物事前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否则我们不能理解本能。
作为一个逻辑论证问题，必须承认这种推理对于那些不在乎后果的人是无所谓的。这是一种“诉诸无知”的论证（argumentum ad ignorantiam），即要么接受这种解释，要么保持无知。假如我们宁愿承认自己的无知，而非要采用与自然界所有教义都不符的假说。或者假设我们承认这种解释，却扪心自问是否变得更加明智？这种解释能说明什么？还有比这更加明目张胆地承认我们确实对此一无所知的方式吗？要解释一种现象，就要引用某种自然法则。但是，一旦引入造物主的超自然干预，则不再与自然法则有关，如果以这种方式去讨论物种的起源就是荒谬的。
最后，让我们问一下自己，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是否存在众多证据可以让我们断言某一现象是超乎自然的因果关系的。要说明这个问题，显然我们需要知道所有可能的组合在无限的时间内所能产生的所有结果。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并发现它们不可能产生新物种，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来否认新物种是自然起源的。除非我们弄清这些，否则任何假说都比让我们陷入可悲的推测中的那个假说要好。
“特创论”假说不仅是遮掩我们无知的华美面具，它的存在还标志着生物学的年轻和不完善。每一门科学的历史是什么？无非就体现为清除创世或其他干预的观念，使得现象的自然次序成为该门学科的主题。在天文学的年轻时代，“晨星为了欢乐而集体歌唱”，行星则顺着上天的指引而运行。现在，星星的和谐被归为与距离平反成反比的重力。行星的轨道可以从力学法则中推出，这个法则同样决定调皮男生能用石头打碎窗子。闪电曾是上帝的使者，但现在它却令上帝心满意足，因为科学使它成为人类的谦卑的使者，我们知道夏夜地平线附近由蜻［10］所发出的每一丝闪亮都是由确定的条件决定的，如果我们对此的知识足够多，那么它的方向和亮度一定可以计算出来。
大型商业公司的偿付依赖于法律的有效性，法律是用来管理人类社会显而易见的无序，道德家悲叹地以为，这种无序正是最不可捉摸的事物。除了傻子，所有的人都承认灾害、瘟疫和饥荒是自然原因的结果，大部分完全可以受到人类的控制，绝不是愤怒的上帝对令他失望的作品的惩罚。
和谐的秩序掌控着永恒持续的过程，由物和力所组成的网络和织线在完好无缺的情况下，缓慢地交织成了位于我们和无限的宇宙————这是唯一我们知道或可能知道的————之间的面纱。这就是科学描绘的世界之图，这幅图的任何一部分之间的比例都是相称的，所以我们认为它反映的是实情。难道唯独生物学该与它的姊妹科学相脱节吗？
只要基于一般思考，我们就能直接推出与特创论相左的观点，由于物种还表现出一些其他现象，我们在前面没有提到，但如果采纳这种流行的假说，它们就会变得不可思议。如物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发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现象，我们的分类系统所基于的物种间的结构关系，哲学解剖学的伟大学说，在生境和功能方面相差悬殊的大量物种所表现出来的同源性或结构计划的相似性。
生活在巴拿马地峡两侧海域中的动物种类迥然不同的共性。生活在岛屿上的动植物种类与附近大陆的种类虽有共性但又有所不同，后者与生活在临近大陆上的种类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尽管它们之间也存在相似的一面。第三纪末，旧世界和新世界属于同一属或同一科的哺乳动物，现在它们生活在同样的大地理区内。第二纪（secondary epoch）［11］最早期的鳄鱼爬行动物与现今的种类在一般结构上很相似，但在椎骨、鼻腔上略有一两处不同点。豚鼠的牙齿在出生前就脱落了，因此它们绝对不是为了咀嚼的目的而设计的。同样，雌儒艮具有长牙，但从未露出牙床之外。在它们的发育过程中，同类的成员经历相同的情况，成年后它们身体所有的部分都是根据同样蓝图排列的。人与大猩猩的相似程度高于大猩猩与狐猴的相似程度。以上只是从现代研究所得到的相似事实中随机举出的例子。当研究者向特创论假说的支持者那儿寻求解释时，他通常只能获得东方式简洁的答案，“Mashallah！［12］我的真主！”在巴拿马地峡相对的两侧具有不同的物种，因为它们是神分别创造的。上新世的哺乳动物与现存的很相似，因为设计的蓝图相似。我们发现了残余器官和相似的蓝图，因为造物主乐于为自己设立一个“神圣的样本或原型”，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拷贝，而且其中有一些做得不太好————一些人持有这种观点。把这些胡言乱语当做科学恐怕将来会成为19世纪智力低下的证据，就如同我们嘲笑“自然憎恶真空”之类的辞藻一样，尽管托里切利（Torricellis）的同胞满足于用它来解释水是如何从水泵中上升这一现象。请大家记住，这种自欺欺人式的作法是有害的，由于它不允许人们进行探究，也就等于剥夺了人类的用益权［13］。这可是大自然赋予的最具创造力的遗产。
针对特创论的上述反对理由，已经或多或少深入人心，只要是曾经认真独立地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因此不足为怪的是，这一假说不时地遭遇某些对立假说，其中的一些甚至比它更好。耐人寻味的是，反对观点的提出者似乎是同时得到地质学和生物学的支持。事实上，只要一旦承认地球当前的物理状态是通过长期自然因素的作用逐渐产生的，就很难想象其上的生物却是通过其他途径产生的。马耶（de Maillet）［14］及其后继者的假说是对席勒（Scilla）有关化石本质证明的自然补充。
作为与牛顿和莱布尼茨同时代的人，马耶自然见证了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并且参与了这一重要时代的智力活动。马耶作为法国政府领事代办，在地中海各地的港口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他在埃及总领事的办公室待了16年，尼罗河峡谷的奇妙现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注意到这一事实：触目所及，到处都有相似的秩序，并且还导致他推测地球和地球上生物的现状的起源。马耶对科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但是他似乎对于发表自己的观点犹豫不决。尽管他在《特雷阿米德）》（Telliamed）的序言中已尽力将这些观点与希伯来人的假说保持一致，但这一观点还是得不到同代人的认可。
就在意大利学派的许多伟大的解剖学家和物理学家致力于驱散当时流行的一些错误观点后不久，他们的杰出弟子，现代生理学的奠基者哈维，在一个较少受僵化的神学压制的国家，境遇不佳，以致人们要冒险才能追随他的足迹。可能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马耶作为埃及总领事的天主教权威终生对自己的理论秘而不宣。《特雷阿米德》是他笔下的唯一一部科学著作，这时他已经是79岁的高龄了。尽管马耶又活了三年，但他的书直到1748年才得以面世。书名中包含有字谜游戏，对于不知其中奥秘的人来说，就会读不懂其中含义。出于必要，前言和题词的措词是专门为出版商安排的借口，申明“本书只是充满了机智的话语（jeu d'esprit）”。
尽管印第安先人的迷信假说与非常流行的“镶嵌地质学”（Mosaic Geology）听起来一样完好，但是如果我们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它们并没有多大的价值。认为水最初曾经覆盖了整个地球，构成山脉的岩石是以现在形成泥、砂和砾石的相同过程沉积形成的。后来水位渐渐降低，动植物残骸留在这些岩层中。随着干燥陆地的出现，某些水生动物适应了陆上生活，它们后来渐渐变成了适应陆地和空中生活的种类。但是如果我们根据那时的知识状态，再考虑推理的一般过程和风格，显然有两点应该尤其值得注意。第一，马耶有一种生命可变异性（modifiability）的观念（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准确的知识），并知道如何用这种变异来解释物种的起源。第二，他清楚地理解受赫顿（Hutton）强烈支持、后来莱伊尔又对之进行完整阐释的伟大的现代地质学原理，即我们可以用现在的原因解释过去的地质事件。下面这段前言，实际上是马耶谈到他的另一个自我————印第安哲人特雷阿米德时说的，与今天大多数均变论学者的观点完全相同：
令人惊奇的是，为了获取这些知识，他似乎逆向思考自然界的法则，因为他不是从研究地球的起源着手，而是从了解自然界的现象开始。他声称这种逆向思维的方式，对他来说卓有成效，这种方法帮助他逐步取得一些重要的发现和认识。这些发现和认识是在剖析地球的物质组成以及了解所有构成部分之后获取的，即起初他研究这些物质各部分组成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通过比较研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人们探究自然界隐匿的内部规律总是必要的。这种方法也有利于引导我们的世界观，获取非常有趣的自然知识。通过了解自然界的结构和组成规律，他声称已经探明我们居住的地球的真正起源、地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谁造就了地球。
马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几乎成了林耐之前考虑动物和植物分类问题、哈勒（Haller）之前考虑生理学问题的先行者，但他也在不同的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因此导致了他的著作不被人注意。罗宾特（Robinet）的推测与马耶的相比远远落后了，尽管林耐对演变的假说十分熟悉，但直到拉马克采纳并在《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书中大力进行吹捧之后，这种假说才获得必要的支持。
部分是由于他那朴素的宇宙观和地质观，部分是由于一种渐变观，来自于他对植物和低等动物的广泛研究，尽管这些生命形式的分支是不规则的，从而促成了拉马克的物种演变假说。拉马克的思考主线与马耶的非常近似，在讨论生物起源问题时，他那质朴得近乎猜测的方式卓有成效，这是因为他主要通过致力于发现影响物种转变的自然原因，而马耶仅仅假定这是存在的。拉马克认为他已经在自然中发现了这样的原因，并完全符合自己的猜想。他说，器官的用进废退是一个生理学事实；产生的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也是生理学事实。因此，如果身体的某一部分经常被运用，而另一部分则很少被运用，就会影响它们的发育，从而改变一种动物的行为，继之改变它的结构。改变周围的环境也可以改变动物的行为，因此，从长远来看，环境的改变必定带来组织结构的改变。因此按照拉马克的观点，所有的动物物种，都是作用于那些原始胚种的环境改变的间接后果，而这些原始胚种，在他看来，是在水中通过自然发生而起源的。不过让人费解的是，拉马克应该像他原先那样坚持［15］环境从未在任何程度上直接改变动物的形态或组织，只是通过改变它们的需求，然后进一步影响它们的行为。这样他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不能表达需求或主动行为的植物是如何发生改变的？对此他的回答是，环境通过影响植物的营养过程而使之发生变化。在他看来，这种变化似乎从未在动物中发生过。
拉马克意识到单凭思辨是不能解决物种起源问题的，为了建立任何可靠的物种起源理论，都必须进行观察来寻找能形成物种的真正原因。他确信正确的分类要与它们的发育次序相符合，他还坚持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而且在他看来，造成本能和理性的所有变化的原因均与物种起源有着同样的原因。当我们做上述陈述时，其实是在列举他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贡献。另一方面，除了用进废退，他对于其他自然机制一概忽视，这导致拉马克不适当地将全部赌注都放在了这个因素上，他的荒谬理所当然要受到指责。我们会看到，关于达尔文先生重点关注的生存斗争，他只字不提。事实上，他怀疑除了我们亲眼看到的死于人类手中的这些大型动物外，是否真正存在灭绝的物种。在讨论可能存在化石壳时，他没有想到会有其他破坏性因素在起作用，所以他问“为什么在没有人类造成破坏的情况下，它们事实上消失了？”（《动物哲学》第1卷，第77页）。拉马克对于选择的影响没有什么概念，他既没有阐述家养动物表现出来的奇妙现象，也没有说明它们的效果。居维叶的巨大影响对拉马克的观点极为不利，并且因为他的某些结论的漏洞显而易见，因此他的学说在科学界和异教神学界同样备受攻击。后来拉马克努力用一些事实来重建自己在思想界的地位，但均无济于事。事实上，值得怀疑的是，拉马克受到朋友的攻击多呢，还是受到敌人的攻击多！
一方面，事实上，两年以前我们即可大胆设想，即使那些“特创论”假说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恐怕偶尔也会怀疑，自己是否全部正确。但他们的地位似乎一如既往地牢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内在的力量，就是因为所有想取而代之的假说都以失败而告终。另一方面，想深入思考物种问题的少数人受到普遍接受的教条的排斥，他们除了采用基本上没有被实验或观察证实的、同样不受欢迎的假设外，别无出路。要从上述两种谬论和令人不快、中庸的怀疑论之间做出选择，后一个选项，无论多么令人不满和不快，但显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心理状态。
这种想法在博物学家的头脑中酝酿，于是，1858年7月1日，他们聚集在林奈学会的讲堂中聆听来自地球两侧的两个作者的报告就毫不奇怪了。这两位作者在此向公众展示他们凭着独自的努力得出的有关物种问题的相同答案。作者之一就是著名的博物学家华莱士先生，他在印度群岛（Indian Archipelago）对物种问题进行了多年研究，然后将他的观点写成论文寄给了达尔文先生，想通过他在林奈学会发表。细读之下，达尔文先生惊异地发现该论文中包含了诸多他为之工作了20多年的主要观点，而且部分观点与早在15年或16年前私下里给朋友看过的完全相同。如何才能将这件事处理得圆满，既要对得起朋友也要对得起自己，让达尔文陷入了困境。他将此事交给了胡克和莱伊尔爵士。根据他们的建议，达尔文向林奈学会提交了一份涵盖他主要思想的简单摘要，同时也宣读了华莱士先生的论文。《物种起源》是该摘要的扩大。达尔文先生学说的完整阐述将会出现于这部更庞大、更详细的著作中，据说他正在为出版此书做准备。［16］
达尔文主义的假设具有明显的优点，其原理简单明了，要点可以用简单几句话来概括：所有的物种都是从共同祖先通过变种的演化而产生；经由自然选择这一过程，首先形成稳定的品种，然后形成新种；本质上，自然选择过程与在人类干预下家养动物产生新品种的人工选择完全一样；在自然选择中生存斗争取代了人的位置，在自然选择中它发挥着人工选择的作用。
为了支持自己的假设，达尔文提出了三类证据。第一类，他致力于证明物种能通过选择而产生；第二类，他试图证明自然因素有能力完成选择的功能；第三类，他试图证明在物种的分布、演变和相互关系中那些最显著的反常现象，可以从他提出的起源学说和所知的地质变化事实中推导出来，即使这一假说现在还不能解释所有的这些现象，但并不与之相矛盾。
无须质疑达尔文先生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它不仅严格遵循科学逻辑规则，而且是唯一胜此重任的方法。那些只在经典传统和数学方面接受过训练的评论家，一辈子也未从实验或观察的归纳中获得过科学事实，却对达尔文的方法进行夸夸其谈的指责，说达尔文先生的方法不够归纳，也并非完全是培根式的。即使他们对于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不熟悉，但他们可以通过熟读密尔（Mill）先生的绝妙篇章“论演绎之法”，从而知道存在很多种科学调查方法，其中纯粹的归纳法对于研究者有帮助，但也仅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密尔先生说：“作为我们从复杂现象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被证明不适用直接的观察和实验的研究模式，通常来说就是演绎法。演绎法包括三个步骤：第一，直接的归纳；第二，推理；第三，证明。”
现在，不仅决定物种存在的条件极为复杂，而且绝大多数物种都超出了我们认识范围。但是达尔文所做的与密尔提出的原则完全相符，他通过观察和实验致力于确定某些归纳出来的主要事实，再从这些数据中推出结论。最后，他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事实与自己的推论进行比较，检验了这些推论的有效性。达尔文先生用归纳法致力于证明，物种是以某种确定的途径产生的。他用推论法显示，如果物种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其分布、发育和分类等事实就是可以解释的，也就是说，只要给予无限的时间，就可以结合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从它们的起源模式出发推导出这些事实来。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解释或观察到的现象与推测出的结果是一致的，这证明了达尔文学说的观点。
虽然达尔文先生的方法无懈可击，但还存在一个问题，即他是否满足了这种方法所要求的所有条件。事实上，他已经充分证明了物种是可以通过选择产生的吗？的确存在自然选择这种东西吗？物种表现出的现象就没有一个与物种起源的这种方式相矛盾吗？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达尔文先生的观点已经超出了假设的范畴，成为被证实的理论。但是，根据我们的看法，只要目前引证的证据不足以做出这种肯定，新学说就还只能是假说————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学说，很可能是在现有的科学观点中唯一有价值的假说，但它仍然还只是一种假说，而非关于物种的理论。
经过多番考量并且确信对达尔文先生的观点没有偏见之后，我们确信，已有证据显然不能完全证明，表现出自然界中物种所有特征的一群动物，是通过选择起源的，不管这种选择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具有物种形态特征的群（Groups），也就是明显的永久种族，按此过程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通过变异和选择性育种，可以从任何动物群中产生出另外一个群，即使它们在最低的程度上是与前者杂交不育的。达尔文先生完全意识到这个弱点，因此提出许多独创性和重要的论据来缓解反对的压力。我们充分肯定他论点的价值，而且我们也相信，在短短的几年中一个高超的生理学家所进行的实验，将很可能获得预想的结果：从一个共同祖先群中产生出或多或少杂交不育的几个杂种（breeds）。不过就目前来看，“最初的分歧（little lift within the lute）”既没有被掩饰也没有被忽略。
迄今为止，以我们个人的能耐还不足以让我们在达尔文先生的理论中发现重大的漏洞。根据我们听到或读到的内容来判断，同一领域的其他探索者也没有更多的好运。例如，有人认为在“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两章中，达尔文先生并没有充分地证明，必须存在的自然选择实际上确实存在。事实上，也没有其他办法能证实之。除非它们已经在自然界中存在了很长时间，否则一个种族很可能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时再去研究它起源的条件已经为时已晚。此外，有人认为发生在家养状态下、受人类干预的选择与自然起作用的过程之间不存在真正的类比，因为人类的干扰是充满智慧的。说到底，这种观点暗示智力因素所带来的问题比非智力因素必然更为棘手。但即便把能否将按照确定不变的规律运转的自然正确地称为非智力因素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这样一种观点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将盐和沙粒混合在一起，即使是让那些最聪明的人将砂粒与盐粒分开也将是一个难题。但是一场透雨在十分钟之内就能解决这个难题。而且人们发现，当他绞尽脑汁来区分那些得到的变种，并且从中进行选择性繁殖时，这就相当于自然界中源源不断在起作用的破坏性力量，如果他们发现一个变种在环境中比另外一个更易“溶解”，最后它将不可避免地被清除。
基于在很多物种之间缺乏过渡类型，从而导致不少人对拉马克的物种可变假说产生正当质疑。但对于达尔文的假设，这种质疑就毫无用处了。事实上，达尔文先生著作中最有价值和启发性部分，就是他证明了缺乏过渡类型正是其学说的一个必然结果，两个或更多个物种所起源的祖先种系（stock）不一定必须介于这些物种之间。如果任何两个物种是产生自同一个祖先种系，也就是说这两个物种的共同祖先种系无须介于二者中间，就如同信鸽和球胸鸽都起源于岩鸽，而岩鸽并没有介于信鸽和球胸鸽之间一样。若是明白这种类比，以过渡类型的缺失作为理由，反对物种起源的选择系统就再也站不住脚了。如果没有书中常见的“自然从不跳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rn）这句格言带来的迷惑，我们认为，达尔文先生的理论会更有力量。如上所述，我们相信自然不时会进行跳跃，认识到这个事实对于驳斥许多反对转变学说的观点也极其重要。
但是我们必须稍作停顿。仔细讨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将使我们远远超出本文开始时预设的范围。如果我们对于物种的已知事实，不管多么简短，进行了陈述，并且介绍了达尔文先生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及其与前人理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指出，他的观点是如何合乎科学逻辑的，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我们坦率承认，至今还没有能达到所有这些要求，但我们毫不犹豫地断言，它已经比其他先前和同时代的假说都进步得多，就如同哥白尼的假说对托勒密的理论一样，达尔文的假说在观察和实验的范围，科学方法的严密性，对于生物现象的解释能力等方面都成效卓著。尽管后来证明行星的轨道不是严格的圆形，但哥白尼对于科学的巨大贡献令开普勒和牛顿不得不追寻他的脚步。如果达尔文主义的轨道表现得过圆又会怎样呢？如果物种表现出种种自然选择不能解释的滞后现象又会怎样呢？也许20年后的博物学家能对此做出判断，但无论博物学家们持何种观点，他们都将对达尔文先生感激不尽。如果我们让读者觉得《物种起源》一书的价值完全在于其中包含的理论观点会得到最终证明，那就是我们在予以误导了。相反，如果明天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本书在同类著作中依然是最好的、关于物种学说的精选事实的最简明扼要的、前所未有的综述。有关变异、生存竞争、本能、杂交、地质记录的不完整、地理分布的章节不仅是举世无匹的，而且就我们所知，是在所有生物学著作中最出色的。总体看来，我们相信，自从30年前冯·贝尔［17］出版《发育的研究》之后，没有哪部著作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对于生物学的未来有巨大影响，而且还把科学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领域中。
注 释
［1］现也译埃塞俄比亚。————编辑注
［2］论黑猩猩和猩猩的骨学，《动物学会学报》，1858。
［3］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 1743——1820），英国著名植物学家，他曾随詹姆斯·库克船长进行的第一次环球航行，旅行中他和瑞典博物学家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一道发现了许多新植物和动物种类。————译者注
［4］雷阿乌姆尔（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 1683——1757），法国著名科学家。他以数学、生物学、钢铁及其他工业技术研究和确定列氏温标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5］汉弗莱上校对此的陈述特别清楚：“当一个普通的公羊使一个安康母羊受精，会增加母羊或公羊的总体相似性。被安康公羊受精的普通母羊的繁殖完全遵循其中的一方，没有让两者任何的区别和重要特征发生混杂。由安康公羊受精的普通母羊经常会生出双胞胎，其中一个表现出母羊的全部特征，另一个则表现出公羊的特征。在看到一个短腿的和一个长腿的羊羔同时围着同一个母亲吃奶时，这种对比尤为显著。”————《哲学通讯》，1813，第一部分，第89、90页。
［6］美利奴绵羊，原产于西班牙的羊，具有长而质优的毛。————译者注
［7］布朗——塞卡尔（Charles Brown-Séquard, 1817——1894），法国著名生理学，于1856年提出报告，指出切除了肾上腺的实验动物会耗弱至死。————译者注
［8］德尔斐城（Delphi），位于希腊中部靠近帕拿苏斯山的一座古城，其年代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它曾是著名的阿波罗先知所在地。————译者注
［9］本段引文的译文参考了周建人、叶笃庄和方宗熙的译本。————译者注
［10］一种昆虫。————校者注
［11］现在称中生代。————译者注
［12］Mashallah，阿拉伯语，意指信徒完全接受真主降临其上的好运或厄运。————译者注
［13］在不损害产业的条件下使用他人产业并享受其收益的权利。————校者注
［14］马耶（Benoit de Maillet,1656——1738），法国外交官和旅行者。他在1748年出版的一本遗著中提出了一个同阿那克西曼德相类似的学说，他设想一切陆地动物都由鱼类改变习惯和环境影响而来。鸟类来自飞鱼，狮子来自海狮，而人则是人鱼变的。————译者注
［15］ 见《动物哲学》，卷一，第222页，以及下列等等。
［16］请注意赫胥黎此稿写于1860年。
［17］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 1792——1876），爱沙尼亚裔德国博物学家和胚胎学先驱，他于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