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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结在一起，并附有一组肌肉束。
因此，大猩猩后肢的末端是一个真正的脚，它有一个活动性很大的大脚趾。它的确有一只能适于抓握的脚，但绝不是手。这只脚在其基本特征上与人脚并无差别，仅仅在大小、活动的程度和各个部分的附属排列上有所不同。
但是，不应当认为由于我提到的这些差别不是主要的，就以为我想低估它们的价值。这些差异是相当重要的，脚的构造在任一种情况下，都与动物其他部分的构造紧密相关。我们不能怀疑人类的手和脚，在生理分工上对于人类体制构造的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人的支撑功能全部落在腿和脚上。但是，归根到底，从解剖学观点看，人类的脚和大猩猩的脚，其相似性要比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更加突出和重要。
我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讨论，因为对此曾有许多误解。其实，我如果忽略这点也无损于我的论据，对我的论据来说只需表明，人的手和脚与大猩猩的手和脚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但大猩猩与低等猴类手脚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甚至要更大。
为了得到与此有关的明确证据，就不需讨论比猩猩低级的猴类了。
猩猩与大猩猩拇指之间的差异，要比大猩猩和人类拇指的差异大得多。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猩猩的拇指短，而且还在于它缺少特别的长屈肌。猩猩的腕骨像大多数比它低等的猴类一样，包括9块骨头，而大猩猩与人类和黑猩猩一样，都只有8块骨头。
猩猩的脚（图19）更加异常。猩猩有很长的脚趾和短的跗骨、短的大脚趾、短而隆起的跟骨，小腿关节的严重倾斜度以及缺少一条通向大脚趾的长屈肌腱，这些都造成猩猩和大猩猩之间脚的差异要比大猩猩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大。
图19 人、大猩猩和猩猩的脚
根据同一绝对长度来表示其各部分比例的差异。图中标明字母的注释与图18相同。（根据沃特豪斯·霍金斯先生的原图缩小绘成。）
但是，在某些低等猴类中，它们的手脚和大猩猩手脚之间的差异要比它们和猩猩的差异更大。美洲猴类的拇指和其他四指之间不能相对。蛛猴（Spider Monkey）的拇指退化，仅保留残迹，而为皮肤所包裹。绢毛猴的拇指直指前方，并且和其他指相似，且具有弯曲的爪，因此，这些情况无疑说明大猩猩的手和人手的差异不如这些猴类和大猩猩之间差异那样大。
至于说到脚，绢毛猴的大脚趾，在比例上与猩猩的大脚趾相比就更不显著了。而狐猴的大脚趾很大，它和大猩猩一样完全呈拇指状，并与其他四趾相向。但是在这些动物中，第二个脚趾经常成不规则变形；而在某些种内，两块主要的跗骨，即距骨和跟骨却大大延长，以致使它的脚与其他任何哺乳动物的脚完全不同。
至于肌肉的情况也是如此。大猩猩脚趾的短屈肌和人的不同处在于，它的短屈肌中有一条肌肉不与跟骨连接，却与长屈肌的腱相接。低等猴类与大猩猩的不同处，在这一性状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即有两条、三条或更多条肌肉（slip）附着在长屈肌的腱上，或者它们成倍增长。此外，大猩猩的长屈肌腱之间连接的方式与人的稍有差别；而低等的猴类和大猩猩的不同处，还表现在同一部位的肌肉排列的方式不同，有时排列非常复杂，偶尔也缺少附加肌束。
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脚绝未丧失它的任何一种基本性状。所有的猴和狐猴都显示它们跗骨的特殊排列方式，即具有一条短屈肌、一条短伸肌和一条腓骨长肌。尽管这一器官在大小比例和形态上可能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其后肢末端部分在结构的基本形态上依然是一只脚，在这些特征上绝不可能与手相混淆。
尽管，我们还找不到身体结构的任一种器官能够像手或脚那样，更好地用来说明这一真理：人和高等猿类之间的构造差异远不比高等猿类和低等猴类之间的差异更大。可是，或许还有一种器官，如对它进行研究，将会以更明显的方式得出与上述同样的结论，这个器官就是大脑。
但是，在讨论猿脑和人脑之间差别的要点这一重要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在大脑结构中，什么构成一个大差异，什么又构成一个小差异。为此我们应当对脊椎动物系列中脑所显示的主要变化做一简要的研究。
与进入大脑的脊髓和离开大脑的神经相比，鱼脑非常小，它由嗅叶（olfactory lobes）、大脑半球和后区等部分组成。在这些部分中，没有哪种结构因过于发达而超出其他结构，以致将其他部分遮蔽或覆盖。所谓的视叶（optic lobes），常常是结构中最大的结构。在爬行类中，脑量和脊髓相对说来是增加了，大脑半球开始超过其他部分；而在鸟类中，大脑半球的这一优势更加显著。像鸭嘴兽、负鼠和袋鼠等最低等哺乳类，脑子增大的趋势更为明显。它的大脑半球已经增长得如此之大，以致或多或少遮掩了相对较小的视叶。因此有袋类（Marsupial）的大脑与鸟类、爬行类或鱼类的大脑截然不同。在演化等级上再上一层，即在有胎盘类哺乳动物中，大脑构造取得巨大变化，但这一变化既不表现在老鼠或兔子脑部外形上比有袋类有很大改变，也不表现在大脑各部分的大小有很大变化，而是在大脑半球之间出现一个明显将大脑两半球联结在一起的新构造，叫做“大联合”（great commissure）或“胼胝体”（corpus callosum）。这一问题必须认真加以重新研究，但是如果这一目前被采纳的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胼胝体”在有胎盘类哺乳动物中的出现，是脑器官在整个脊椎动物体系中所显示的最大和最突然的变化，也就是说，这是大自然在她的制脑工程中出现的最大飞跃。大脑的两半部一旦如此互相联结，大脑复杂性的演化，就可以通过低等啮齿类或食虫类到人类这一完整系列的演化阶段中加以追索。而脑的错综复杂，主要在于大脑半球和小脑，特别是前者，与大脑其他部分相比，其发达程度尤其显得突出。
在低等有胎盘类哺乳动物中，当我们从上面来观察大脑时，小脑本身的上半部和它的后面，由于未被大脑半球所覆盖，可以完全观察到。但在高等有胎盘类的哺乳动物中，每一大脑半球的后部和小脑的前部仅被小脑幕（tentorium）所分隔，大脑的后部向后和向下倾斜，并长出所谓的“后叶”（posterior lobe），以致最终把小脑重叠和遮盖起来。所有哺乳动物的每一个大脑半球内都包含了一个称之为“脑室”（ventricle）的腔。这个脑室一方面向前延伸，另一方面向后延伸，深入至大脑半球基质，据说由此形成两个角或“角”（cornu），一个叫“前角”（anterior cornu），一个叫“下角”（descending cornu）。当后叶充分发育时，脑室腔的第三个延长便深入至此，由此形成所谓“后角”（posterior cornu）。
较低等和较小型的有胎盘类哺乳动物的大脑半球表面或者光滑，或者呈均匀的圆形，或者具有非常少量的沟，这一沟在术语上称为“沟”（sulci），它把大脑基质分隔为脊或“回”（convolutions）；而所有各目的小型种都倾向于有相似平滑的大脑。但在高等的目中，尤其是这些目中的大型种类，它们的沟或回的数目变得非常多，而且其中的回在曲折程度上要更加复杂，在大象、海豚、高等猿类和人类的大脑表面，出现了完全如同迷宫似的迂回褶皱。
如果后叶出现并显示其常见的腔，同时伴随后角的存在时，通常就可以看到在后叶的内面和下面有一条特别的沟；它与后角平行，并位于后角底壁之下，后角如同以拱形横跨在沟的顶部。这条沟的形成就好比是，曾用钝器将后角的底壁刻成锯齿状，因此后角的底壁向上突起而形成一个凸丘（convex eminence）。这一凸丘即被称为“小海马”（Hippocampus minor），而“大海马”（Hippocampus major）就是下角底壁的一个较大的凸丘。至于这些凸丘在功能上到底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并不了解。
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猿猴类大脑在演化上一个近乎完整的进化系列：即从比啮齿类稍高等的大脑发展到比人类稍低等的大脑。通过这个显著的例证，好像表明人和猿类的大脑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屏障。就现有知识来说，尽管类人猿大脑的系列类型中确实存在一个真正构造上的间断，但是这一间断并不存在于人和类人猿之间，而是存在于低等和最低等的猿猴类之间；换句话说，就是存在于新、旧大陆的猿、猴类和狐猴之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事实上，就我们研究的每一个狐猴来说，它的小脑可从上面看到一部分，它的大脑后叶，已有或多或少后角和小海马的雏形。相反，每一个绢毛猴、美洲猴、旧大陆的猴、狒狒或类人猿的小脑的后面，全部被大脑后叶所遮盖，同时它还具有一个大的后角和一个完全发育的小海马。
在很多动物中（比如松鼠猴），它的大脑后叶覆盖小脑，并向小脑后部延伸很远，从比例上说要比人类向后延伸的程度更明显（图16），而且小脑后部被完全发育的后叶所遮盖，这是十分肯定的。只要具有任何一个新大陆或旧大陆猴类的头骨，就可以证明这一事实。由于一切哺乳动物的大脑完全充满着颅腔，因此，颅骨内部的铸模显然可以复制大脑的总体形态。虽然干的颅骨内没有包裹大脑的脑模，因此脑模会与实际的脑子有些微小差别，尽管如此，对我们现在要说明的问题，这点差别微不足道。但如果做成这样一种石膏模型，再与人类头骨内部相似的模型做比较，显而易见，这一代表猿类大脑腔室的模型，完全覆盖小脑并与小脑腔室重叠，其情形正如在人类中一样（图20）。一个粗心的研究者，忘记了像大脑那样一个具柔软结构的器官，一旦从颅内取出后，就会马上失去原来的形态。他确实可能将这个被取出后已变形的裸露小脑，误认为是脑的各部分原来所在的自然状态。但是，如果把大脑再装回到颅腔里时，他就会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因此，认为猿的小脑的后部原来就是裸露的看法是一个误解，这就好比当一个人的胸部被剖开时，肺由于空气压力的消失而使其失去弹性而不可逆地缩小，就误认为人的肺仅占据胸腔的一小部分。
如果一位研究者考察高于狐猴的任一种猿类的头骨切面，却又不愿费尽心思去制作一个头颅的模型，显然那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因为此类头骨都和人类的头骨一样，具有一条非常明显的沟，它被称为小脑幕的附着线。小脑幕是一种类似羊皮纸的隔板或隔层，在头骨未剥制时介于大脑和小脑之间，以防止大脑压迫小脑（图16）。
因此，这条沟是颅腔中大脑和小脑的分隔线。由于大脑正好充满颅腔，显而易见，颅腔内这两部分的关系立刻告诉我们这两部分内含物的关系。在人类中，在所有旧大陆的猿猴类中，在所有新大陆的猴中（除一种是例外），当面部朝向前方时，小脑幕的附着线（术语叫横窦压迹）则近于水平位置，而大脑腔总是覆盖在或者是向后突出于小脑室的上面。在吼猴中（参阅图16），附着线倾斜地向上向后延伸，大脑几乎完全没有覆盖小脑。而狐猴和低等的哺乳动物一样，这条附着线更倾向上后方，而小脑室则大大地突过了大脑室。
图20 人和黑猩猩的头颅内模图
（用同样的绝对长度和置于相对应的位置绘成）
A．大脑；B．小脑 上图是按照皇家外科学院博物馆内的模型绘成；下图是根据马歇尔先生于1861年7月在《博物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论黑猩猩的脑》中的颅内照片绘成。黑猩猩大脑腔内模下缘的鲜明界线是由于小脑幕仍保留在它的头颅内，而在人的头颅内则没有保存。黑猩猩头颅内模比人的更为精确；而人的大脑后叶明显地向后突出，超过了小脑。
正如权威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像后叶那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尚且还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那么，对于一些并不十分复杂，但仍需适当加以注意的观察对象，也许会产生更坏的后果就不足为奇了。对于一个不能见到猿脑后叶的观察者来说，就很难对于后角或小海马提出富有价值的意见，正像对一个从未见过教堂的人，却要他对教堂祭坛后面的屏风或窗上的绘画提出意见一样，同样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因此，我觉得对后角和小海马进行讨论是没有必要的。我将满足于让读者确信，猿类的后角和小海马至少像人类那样发达，而且往往更加发达，不仅在黑猩猩、猩猩和长臂猿是这样，而且旧大陆的狒狒和猴子以及新大陆的大部分猴类包括绢毛猴也是这样。［11］
大脑的后叶、后角和小海马是人类特有的构造这一论点至今被一再申述，甚至当与这一论点相反的确凿证据被公布后，有些人仍在固执己见。事实上，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所有丰富和可靠的证据（包括熟练的解剖学家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细致研究），促使我们坚信这些构造显然是人类和猿类大脑最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是在人体上所呈现出来的最明显的猿类特征。
关于大脑的沟回情况，猿猴的脑呈现了演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即从绢毛猴近于平滑的脑，到比人类稍微低级的猩猩和黑猩猩的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大脑上主要的沟回一旦出现时，它们排列的方式与人脑上相对应的沟回是一致的。猴脑表面呈现出一种类似人脑的轮廓图式，在类人猿的大脑上，那个轮廓图中容纳了越来越多的细节，只是没有包括一些微小的特征，例如前叶上较大的凹陷，人类经常所缺的脑裂以及若干脑回的不同排列和不同大小，通过这些差别，就可以把黑猩猩或猩猩的脑从构造上与人脑加以区别［12］。
图21 人和黑猩猩的大脑半球素描图
（按同一长度绘制，以便表示各部分的相对比例）
前一图取自皇家外科学院博物馆，并请管理员弗劳尔先生帮我解剖一块标本后绘成；后一图是从前面提到过的马歇尔先生论文中一幅照片绘成的。a．后叶；b．侧室；c．后角；x．小海马。
因此，就大脑的构造而言，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同黑猩猩或猩猩的差别，要比它们和猴类的差别还要小，人脑和黑猩猩脑之间的差别与黑猩猩脑和狐猴脑之间的差别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可是，我们一定不能忽视，最低等的人脑和最高等的猿脑之间在绝对质量和重量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区别。当我们想到，一头完全发育的大猩猩的体重可能要比一个男性博斯杰斯人（Bosjes Man）或许多欧洲女人大致重一倍时，这个差别就更明显了。也许我们还不能肯定一个健康成年人的脑重是否会小于31唡或32唡，或大猩猩最重的脑是否会超过20唡。
这是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情况，无疑将来有一天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最低等的人和最高等的猿类之间在智力上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13］但这并无系统分类上的价值，理由很简单，即从上面提到有关脑量的论述中，就可以推断最高等和最低等的人之间脑重量的差别，无论在相对或绝对重量来说，都要比最低等的人和最高等的猿的脑重之间的差别大得多。正如上面已经看到，后者脑的绝对重量差是12唡，或用32∶20来表示其相对重量。但是，人脑重量的最高纪录是65唡与66唡之间，人脑绝对重量差在33唡以上，或相对值为65∶32。就分类学而言，人和猿的大脑之间差别还未超过属一级特征的价值，而科一级的差别主要取决于齿系、骨盆和下肢特征。
因此，不管研究哪一种器官系统，在猿猴的系列中，通过对它们的变异进行比较，都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果，即人类和大猩猩、黑猩猩在构造上的差别并不像大猩猩和较低等猴类在构造上的差别那样大。
但在阐明这一重要的事实时，我本人必须谨防一种非常流行的误解。实际上，我发现那些力图把大自然已经非常清楚地向我们展示的事情进行宣讲的人们，他们的见解易被误传，他们的措辞也易被断章取义，以致公众认为他们似乎在说，人和动物中最高级的猿类在构造上的差别微不足道。为此，让我借此机会明确声明：人和猿之间的差别不但不小，而且是举足轻重；在大猩猩的每块骨头上均可以找到与人类相应骨头的不同特征；而且在当今宇宙万物中，无论如何还没有找到人属和黑猩猩之间的中间环节来连接它们之间的空隙。
否认人猿之间存在着差别，固然是错误和荒谬的，但是任何夸大两者的差别、或者只停留在承认其存在差别，却拒绝追究其差别的大小，也同样是错误和荒谬的。假如你愿意，就要记住大猩猩和猩猩之间，或者猩猩和长臂猿之间存在鲜明的界线，也同样完全缺失任何过渡类型。我说它存在鲜明的分界线，即使它稍微小些。根据人和类人猿在构造上的差别，而把两者分为不同的科是合理的；但是鉴于人科和猿科之间的差别要比在同一目中其他科之间的差别要小，因此如把人归为不同的目是不合理的。
因此，伟大的动物分类学立法者林奈的卓见是正确的，而且，通过一个世纪以来的解剖学研究，使我们回到了他所提出的人和猿及狐猴一样属于同一目的结论（由于灵长目是林奈创立的，这一目的名称应当保留）。目前这一目分为七个科，它们均具有大致相等的分类价值：第一科，人科（Anthropini），只包括人类；第二科，狭鼻猴科（Catarhini），包括旧世界的各种猿猴类；第三科，阔鼻猴科（Platyrhini），除了绢毛猴外，包括新大陆的各种猿猴类；第四科，绢毛猴科（Arctopithecini）包括绢毛猴；第五科，狐猴科（Lemurini），包括狐猴，但其中的指猴似应从本科划出而另成立第六科，即指猴科（Cheiromyini）；而第七科，蝙蝠猴科（Galeopithecini），只包括飞狐猴（Galeopithecus），这是一种很接近蝙蝠的奇异动物，正像指猴穿上了啮齿类的衣裳，或狐猴模仿食虫类动物一样。
或许还没有一个哺乳类的目，能向我们展示如此卓越的渐变系列，引导我们不知不觉地从动物演化的顶峰往下追溯，似乎只要经过一步，就回到了有胎盘哺乳类中最低级、最微不足道和智力最不发达的动物。这就好像大自然已经预见到人类的傲慢，于是在人的智力中注入罗马人的刻苦节制这一美德，尽管罗马人凯旋而胜，但秉持这一美德，就应当收回在奴隶面前的架子，同时告诫征服者，他其实微不足道。
我在这篇论文的开始所提到的结论，就是直接通过这些重要的事实所得出的。我深信这些事实是无可争辩的，既然如此，这一结论在我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如果人类与兽类的区别，并不超过兽类之间在构造方面的差距的话，那么似乎可以依此得出这样的看法，即假如我们发现了形成一般动物的属或科的自然因果关系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就能充分地用来说明人类的起源。换句话说，譬如，假如绢毛猴有可能被证明是由普通的阔鼻猴逐步地变异演化而来的话，或者绢毛猴与阔鼻猴两类动物都是由一个原始祖先变异来的分支，在这一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合理的根据来怀疑人类很可能是由一种类人猿经过逐渐变异演变而来；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和那些猿类由同一原始祖先分支演化而来。
目前，仅有一种自然因果关系得到了证据的支持；换句话说，只有达尔文先生提出的有关一般动物物种起源的假说才具有科学的依据。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虽然是一个较严肃和谨慎的思想家，他的很多看法是明智的，但亦掺杂了不少粗糙甚至不合理的东西，从而冲淡了他的创造性可能产生的有益结果。拉马克曾经提出“生物按预定方式连续发生”的定则，但是，显而易见，科学假说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使人能够理解。像这样一个涉及面广的命题，应该从反面、正面或侧面去理解，均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拉马克的假说虽然似乎可能做到这样，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做到。
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有关人类和次于人的动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最终归结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达尔文先生的观点是否能够站得住脚。但在此我们处于一个困难的局面，因此有必要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来表明我们的明确立场。
我认为无可置疑的是，达尔文已经令人满意地证明了他称为“选择”或“选择变异”的在自然界一定存在，而且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同时，他还证明这种选择足以产生在构造上不同的新种，甚至一些新属。如果动物界只给我们展示构造上的差异，那我就应当毫不犹疑地认为，达尔文先生已经证明存在一种真实的自然原因，它足以阐明包括人类起源在内的物种起源。
但是，在动物和植物种中，除了构造上的差别外，它们至少还大量表现出生理上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在构造上不同的种，要么大部分完全不能进行互相杂交，要么即使能杂交，但产生的杂种也不能与同类的杂种互相交配，来繁殖后代。
可是，一种真正的自然原因能得到承认，必须具备这一条件，即应当说明在它适用范围内存在的所有现象。如果它与某一种现象相矛盾，就应当将它抛弃，如果对某一现象不能进行解释，那就说明它的理由还很不充分，只是推测，尽管它完全有权利要求得到暂时的承认。
现在，据我所知，达尔文先生的假说同生物学上所有已知事实并不互相矛盾。相反，如果承认达尔文的假说，就可以把发育学、比较解剖学、地理分布学和古生物学的所有事实联系在一起，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内涵。为此，我完全相信达尔文的假说，即使它并不完全正确，但接近真理，就像哥白尼的假说是一种有关行星运行的真正理论一样。
但是，尽管如此，只要在这一系列证据的链条中还缺少一个环节，我们就得承认，达尔文假说应当是暂时的；只要是经选择性繁殖从一个共同祖先而来的所有动植物都具有繁殖能力，而且其后代之间也有繁殖能力，那么，就存在这一缺失环节。因为选择性繁殖尚无法证明有能力达到产生自然种的全部要求。
我将尽全力把这个结论介绍给各位读者，我很愿意在我最近表明的立场中，说明我是达尔文假说或其他相同观点的鼓吹者或拥护者。这一观点的拥护者应当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排除实际存在的困难，并说服那些对达尔文的假说还不信服的人们。
因此，为了能客观公正地对待达尔文先生的假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有关繁殖和不育的条件还了解得很少。但是随着知识日新月异的增长，我们将会更充分地意识到，他提出的有关证据中存在的不足将越来越无关紧要，因为目前大量的事实，都与他的学说相符合，或者可以用他的学说加以解释。
因此，我认同达尔文先生的假说，是因为它提供了这一证据，即生理学意义上的种也许可通过选择性的繁殖而得到，正如一位物理学家，他可以接受光的波动理论是因为存在这一证据，即假设中的以太是成立的；或者正如一位化学家，由于证明原子的存在，才接受了原子学说。正是由于相同的理由，我才接受达尔文假说，也就是说，它拥有大量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它是眼下使得混乱的观察事实理出头绪的唯一手段；最后，它是自从自然分类系统建立和胚胎学系统研究开始以来，给博物学家们提供的最强有力的研究工具。
即便抛开达尔文先生的观点，自然各种作用机制的整体类似性却是如此强而有力地提供了一个论据，以此反对在宇宙所有现象的产生过程中，有所谓次级因干预的说法。也就是说，人和生命界的其他生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由后者所施加的力与所有其他力之间同样存在内在关系。我看没有任何理由来怀疑这一点，即，所有从不定形到定形，从无机到有机，从盲目力量到有意识的智慧和意志，都是大自然的伟大进程中相互协调的因素。
科学在确定和阐明真理之后便完成了它的使命；假如我这篇论文仅仅是为科学家而写的话，那么我现在就可以结束了。但我知道我的同事们学会了只尊重事实，而且相信他们的最高责任就是服从证据，即使事实与他们的意向相违背。
在这方面，我已竭尽所能做了最为细致和审慎的研究，并由此得出结论，如若惧怕大多数读者对我的结论持反对态度，我就不敢将之公布，那我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然而，正如我所做的，我渴望能将这些成果向知识界进行广泛的传播。
我将会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叫喊声————“我们是男人和女人，而不仅仅只是高明些的某种猿类，比起你那些具兽性的黑猩猩和大猩猩，我们的腿长一些、脚更加结实些，大脑也更发达些。不管它们看起来和我们有多么相近，但是，知识的力量，即善恶的意识，和人类情感中的怜悯之心，都使我们要高居于那些具有兽性的同伴之上。”
对此我只能这样回答，假如这些点出了实质，也许就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表达，我自己对此也会深有同感。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根据人的大脚趾作为确定人的尊严与否的基础；也不意味着由于猿脑也有小海马，就以此来暗示我们人类因此而失去应有的尊严。事实恰恰相反，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来消除这种虚荣心。我还一直在努力证明，人类和动物之间，其分界线绝不比动物本身之间的分界线更为显著。而且，我还可以对我的信念加以补充，即企图从心理上来划分人类和兽类的界线是徒劳的；而甚至像感情和智力等最高级的能力，在某些低级的动物类型中，也已经开始萌发。［14］与此同时，没有人比我更加深信，文明人和兽类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或者，我更深信，不论人类是否由兽类起源，他决不是兽类。没有人会更少考虑或者轻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意识和智慧的居民的现有尊严，或者会放弃他们未来的希望。
我们的确听到一些自称是这方面权威的人士说，上述两种意见是互相矛盾的，只要相信人兽同源，这就涉及人类的兽化和退化。但是难道果真如此？一个明白事理的儿童，岂不就可以用这些显而易见的论据，来驳倒那些肤浅的雄辩家，正是他们把这一结论强加于我们。难道说，一位诗人、哲学家或艺术家，他们的天才是他们时代的光荣，会由于这种无可置疑的历史可能性，不说是必然性吧，亦即他是某种裸体或具有兽性野蛮人的后代，这种野蛮人的智慧只是刚好让他比狐狸稍有狡猾，并且比老虎更为危险，于是，这些天才的高贵地位便会因此而贬低？难道说，就因为他曾经确凿无疑是一只卵，并且不能采用一般的辨别方法与狗卵加以区别，所以他就得跳起来狂吠，并用四只脚趴在地上吗？难道说，因为对人类天性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人性只不过具有四足兽的利己邪念和兽性的欲望，慈善家或圣人就要放弃过一种高尚生活的一贯努力吗？难道说，因为母鸡表示出母爱，所以人的母爱就微不足道，或者因为狗具有忠诚性，人的忠诚性就变得毫无价值？
公众的普通常识就能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些问题。健全的人性，发现自己迫切需要从现实的罪恶和堕落中解脱出来，把诸多有害的胡思乱想留给讽刺家和“过分公正者”吧！这些人反感一切事物，对于现实世界中的高尚竟然愚昧无知，因此对人类所处的崇高地位竟然不能欣赏。
善于思考的人们，一旦从传统偏见的盲目影响中解脱出来，他们不仅会在人类的低等祖先中找到人类伟大能力的最好证据，而且还会从人类过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找到人类对达到更壮丽未来这一信心的合理依据。
人们应该记住，在把文明人与动物界进行对比时，就好比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位旅行家，他只看到高耸云天的巍峨群山，却看不到在深山里还隐藏着悬崖和玫瑰色的山峰，也看不见天上云彩是从何处开始的。地质学家会告诉他，这些巍峨的群山，曾经是原始海洋底部硬结的泥土，或者是从地下熔炉中喷发到地面后冷却的火山熔岩，它们与上述暗色的泥土，原来就是同一物质，但是后来由于地壳内部力量的作用而形成了在外观上高不可攀的壮丽景象。的确，这位深受震撼的旅行家，如果一开始不愿相信地质学家的这番话，也许情有可原。
但是，地质学家的看法是正确的，应当考虑地质学家的教导，它并不会损害我们的尊严和减少我们的好奇心。相反，对于那些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观光者来说，地质学家的教导还会给单纯的审美直觉增添智力上的崇高趣味。
在激情和偏见消失以后，博物学家关于生物界里壮观的阿尔卑斯山和安第斯山脉的教导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我们对于人类高贵性的尊重并不因为知道人在物质和构造上与兽类相同而有所减少。因为，只有人才拥有这种非凡的天赋去掌握可理解和合理的语言，凭借这种语言，他得以在长期的生存期间逐步积累和创造经验，而这些经验在其他动物那里却随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结束而完全丧失殆尽。所以，目前人类就好像是站在高山顶上一样，远远超出他的更为低等的同伴们，并且通过反思褪去他那粗野的本性，从真理的无限源泉中处处放射出光芒。
关于人类和猿类大脑构造论战的简史
直到1857年为止，所有像居维叶、蒂德曼、桑迪福特、弗鲁利克（Vrolik）、希莱尔、科尔克（Schroeder van der Kolk）、格雷蒂奥莱特（Gratiolet）等从事猿类大脑构造研究的权威解剖学家，都一致认为猿类大脑具有一个后叶。
蒂德曼于1825年在他的《图解》（Icones）一文中，描绘和承认猿脑的侧室具有后角，他不但在“后角处的小沟”（Scrobiculus parvus loco cornu posteriors）这一标题下，作为事实列出于标题之中，而且还刻意保留在背景内。
居维叶在《演讲录》（Lecons）第三卷103页中提到：“只有在人和猿类的前脑室或侧脑室内，才具有一个指状的腔（后角）……它的存在取决于后叶的出现。”
科尔克和弗鲁利克，以及格雷蒂奥莱特也对各种猿类的后角进行绘图和描述。蒂德曼曾错误地认为猿类并不存在小海马。但是，科尔克和弗鲁利克曾经指出，在黑猩猩中存在一种他们认为发育不全的小海马；而格雷蒂奥莱特曾经特意肯定这些动物存在小海马。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我们在1856年掌握的。
但是，欧文教授在1857年向林奈学会提交一篇题为《论哺乳动物纲的特征、分类原则和原始类群》的论文，该文刊登于林奈学会的杂志上。他在文中不是对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熟视无睹，就是采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对事实加以隐瞒，他在下面的一段中是这样写的：“人类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上升态势，相比于更为低等的种类来说，这是更高级也是更为突出的标志性特征所在。大脑半球不但覆盖嗅叶和小脑，而且延伸到前面嗅叶，并进一步向后延伸到小脑。其后部发育如此明显，致使解剖学家将这一部分作为第三叶的特征。这是人属所特有的，同样每一脑半球后叶所特有的侧室后角和‘小海马’也是独一无二的。”［15］
正如上述引文所表明，欧文怀有对哺乳动物进行重新分类的不凡抱负，他可能想以特别负责的精神进行写作，而且特别小心地验证他已大胆提出的论述。鉴于上述抱负过于宏大，以致因过于匆忙或没有机会而进行仔细的考虑，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掩饰缺陷的理由，因为同样的主张，他在两年之后的里德讲座上曾多次提及，而且1859年以前在剑桥大学这样重要的学术机构中也讲述过。
上面摘录中用黑体字标明的观点，首先引起我的注意，它显然与当时的学说相矛盾，但那些见识广博的解剖学家对此的反应却是如此平静，真使我大惑不解；但可以想象，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所提出的慎重主张，事实上肯定有一些依据。在轮到我来讲课之前，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要重新调查这一问题。调查结果证明，欧文先生的三点主张，即“第三叶、侧室的后角和小海马”是人属所特有的三种器官的看法与事实大相径庭。于是我把这一结论告诉给班上的学生。然而，我并不打算介入这一场并不能为英国争得荣誉的辩论中去。因此，不管辩论结果如何，便一头转向我更加感兴趣的研究中去。
然而，情况却演变为，如果对这场辩论仍保持沉默的话，我就会陷入是非不分的尴尬境地。
1860年，在牛津召开的英国学术协会的会上，欧文教授当着我的面，反复讲述他的论点，我理所当然对他的观点提出直接和针锋相对的反驳，同时，我还承诺要在其他场合对那种非同寻常的作法进行辩护。我通过发表论文来履行我的承诺，1861年，我在《博物史评论》一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我对以下三个命题的真相作了充分的论证：
1．第三叶既不是人所特有的，也不是人的特征，因为所有高等四足类都有第三叶。
2．侧室的后角既不是人所特有的，也不是人的特征，因为它也存在于高等四足类中。
3．小海马既不是人所特有的，也不是人的特征，因为它亦发现于某些高等四足类中。
此外，这篇论文还包含了下面的段落：
“最后，虽然科尔克和弗鲁利克特别做了说明：‘这一侧室与人的侧室有所不同，它在后角处所占的比例完全不同于人类，在后角处只见到一条痕迹用以指示小海马的存在。’但在他们的第2图版图4中，显示了一个保存完整和明显的后角构造，它与人的构造中所常见的一样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文教授势必忽视了上述两位作者明确的陈述和图片，因为通过对比这些插图，就能明显地看到他的一只黑猩猩的木刻图正是上述两位作者第1图版第2图的缩小复制品。
“但是，正如M．格雷蒂奥莱特谨慎地指出的那样：‘不幸的是，被他们作为模型的脑，都已经做了很大的更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根据这一模型所绘制的脑的一般形态都是错误的。’的确，很明显，用这些图来作为黑猩猩的一个切面进行对比，就是出于这种情况。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竟采用这一很不合适的图作为黑猩猩大脑的典型代表。”
自此以后，欧文教授其实和其他人一样，显然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至此他应当收回导致他失败的这一重大错误，但是，他却一直坚持和反复申明他的错误主张。最初，在1861年3月19日英国科学知识普及会的讲座之前，他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被接受后于同月的23日原原本本地刊登在《学术协会》杂志上，也翻印在欧文教授于3月30日写给该杂志的一封信中。发表在《学术协会》的论文中附有一幅表示黑猩猩大脑的图解，但实际上，欧文教授虽然不是很明确，但大体上在那封有问题的信中意外地收回了这一误述。但欧文教授在改正这一错误的同时，却又陷入另一个更大的错误。正如他信中以此作为结尾：“有关最高等猿类大脑覆盖小脑的真实比例，应参考我在‘里德讲座上关于哺乳类动物分类等的报告（1859,25页，图7,8vo.）’中已做出的黑猩猩未剖开大脑的插图。”
不幸的是，这幅图不是真实的，然而，在把它推荐给轻信的公众时，欧文教授只字未作引证说明，就说这图是“有关最高等猿类大脑覆盖小脑的真实比例”，实际上这张图正好是科尔克和弗鲁利克所绘制的不被承认的复制品。格雷蒂奥莱特在几年前就指出这图是完全错误的。我本人也将该图放在上述我发表于《博物学评论》的论文中，以使欧文教授了解我对这张图的看法。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再次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我在1861年4月13日《学术协会》杂志上发表了对欧文教授的答复。但是这个被否定的图解再次被欧文教授翻印在1861年6月出版的《博物学年鉴》论文中！而文中他对自己的过错并没有丝毫的表示。
这就证明该图原作者科尔克先生和弗鲁利克先生是多么的富有容忍心。他们两人作为阿姆斯特丹科学院的成员，曾向该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以明确的态度宣称，尽管他们确为各种进化演变学说的反对者，但对真理的追求是高于一切的。因此，尽管这样做客观上有利于他们所憎恶的观点，但他们还是感觉到有责任利用公开的机会，来否认欧文教授滥用他们的权威。
就在这份备忘录上，如上述所引，他们坦率地承认了格雷蒂奥莱特的公正批评，同时，用新的和审慎的图解，绘制了猩猩的后叶、后角和小海马。此外，他们在一次科学院的会议期间，在确证了这些构造以后，作了以下补充：“这一部分的无可争议的存在得到了与会解剖学家的共识。存在的疑问仅是有关小海马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小的痕迹显然有可能就是小海马的标志。”
欧文教授在1861年英国学术协会的会议上，重复他的错误主张，此外，这些报告既没有任何明显的必要，也没有引证一个新的事实或新的论证，甚至不顾基于大量猿脑的原始解剖标本中使人信服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在这一期间，由皇家学会会员罗尔斯顿（Rolleston）教授［16］、皇家学会会员马歇尔（Marshall）先生［17］、皇家学会会员弗劳尔（Flower）先生［18］、特纳（Turner）先生［19］和我［20］所提出的，于是这一论题的讨论，在1862年英国学术协会召开的剑桥会议上又重新活跃起来。欧文教授对D组分会场前所未有的会议记录对他持相当严厉的否定表示不满，他承认在他本人陈述的意见中，附有对我的一个观点的不可思议的曲解，我的这一观点刊载于1862年10月11日《医学时代》（Medical Time）中（通过与《时代》中的讨论报告进行比较可见到两者的区别）。我于10月25日在《医学时代》上增补了我对欧文教授回答中的结论：
“假如这是一个观点问题，或者是对器官或术语的解释问题，甚至仅仅只是一个观察问题，我借此观察来确证自己的观点同时反驳他人的观点，我应该会采取一种非常不同的语气来讨论这件事。我会以谦卑的态度承认这一可能性，即由于本人判断错误、知识缺乏或为偏见所蒙蔽而犯错。
“但是现在还没有人自称这是一场术语或观点之争。尽管欧文教授提出的某些定义新颖又缺乏权威性，但它们也许会被接受，若要被接受，前提就是这场争议的主要特征不发生改变。然而，在过去两年间，艾伦·托马森博士、罗尔斯顿博士、马歇尔先生和弗劳尔先生众所周知，他们都是在英国颇有名望的解剖学家，还有在欧洲大陆的施罗德·范·德·科尔克教授和弗罗利克（欧文教授曾过于自信地力图迫使其为自己服务），他们对此问题都有过特殊研究，而所有这些能干和具有良知的观察家，都一致证实了我的主张的正确，并且认为欧文教授的主张毫无根据。甚至德高望重的鲁道夫·瓦格纳，还未有人对他的进步主义倾向进行过指责，也提高了嗓音说，要站在和我相同的立场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还没有一个解剖学家，不管是声名卓著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曾经支持过欧文教授的主张。
“在此，我绝不是主张应当依靠投票来解决科学争端，但是，我认为可靠的证据必须根据事实，而不是靠空谈和不被人支持的主张。但是，在这两年期间，这场无谓的争论已陷入疲惫不堪的境地，欧文教授再也不能提出任何一个理由来支持他三番五次重复提出的主张。
“因此，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提出的主张，不但和最古老的权威及现代所有研究者提出的学说完全一致，而且，我要向他们展示我得到的第一个猴子的标本；相反，欧文教授的主张不仅与新、老权威的学说相抵触。而且，我还要附带说明一下，他并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证据来论证他的主张是正确的。”
目前，我权且先搁置这一问题。为了职业上的荣誉，我本应当乐于对此永远保持沉默，但遗憾的是，争论无可回避。对术语的误解和混淆是可能发生的，故在确定某些猿类是否存在后叶、后角和小海马时，我将或者指出哪一个是真的，或者指出哪一个我知道一定是假的。这就涉及我个人是否诚信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不管问题如何严重，在目前的辩论中，我只能接受某些猿类存在着后叶、后角和小海马这一论点。
注 释
［1］必须了解在前面一篇论文中，我已选录了大量有关类人猿论文的描述，在我看来只有这些描述似乎是特别重要的。
［2］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的称呼。————译者注
［3］目前，我们对大猩猩的脑并没有充分弄清楚，因此，在讨论脑的性状时，我将以黑猩猩的脑作为猿类中的最高界限。
［4］（Bosjesman），居住在森林中的南非人。————译者注
［5］产于西非————校者注
［6］彼德·坎佩尔说：“我多次见过在人身上有6块以上的腰椎骨……有一次我见到人有13对肋骨和4块腰椎骨。法罗皮乌斯（Fallopius）记载过有13对肋骨和只有4块腰椎骨。”————《坎佩尔文集》，第一卷，42页。正如泰森所报道，他的“矮人”有13对肋骨和5块腰椎骨。有关猿类脊椎的弯曲度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7］已经证实印度人（Hindoo）的头颅有时可容纳少至27盎司的水，它相当于46立方英寸。但是，我上面所采用的最小容量是根据R·瓦格纳（R. Wagner）教授发表的题为《人脑的形态学与生理学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从一重要的表格中得到的。他在对900个以上的人脑进行了仔细称重后，得出半数脑的重量介于1200～1400克之间，而大约有九分之二的脑重（大部分为男性的脑）超过1400克。他还记录了一位具最轻脑重的成年男性，智力正常，其脑重仅为1020克。1克等于15.4格令（grain），而1立方英寸水含有252.4格令，这（指1020克脑重————校者注）就相当于62立方英寸的水；由于脑比水重，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此数据（即1020克————校者注）认定为是成年男人的最轻脑重，并且误差为最小。仅有的一个重量小于970克的成年男性的脑是一名白痴；可是一位智力正常的成年女性的脑，它的重量却小至907克（相当于55.3立方英寸的水）。里德（Reid）还提到一个脑容量更小的成年女性的脑。但是，最重的脑（1872克，或约115立方英寸）是一位女子；其次是居维叶的脑（1861克），然后是拜伦（Byron）的脑（1807克），最后是一位疯子的脑（1783克）。据报道，最轻的成人脑是一位女白痴的脑（720克）。对五位四岁小孩的脑的重量测量结果是介于992克和1275克之间。因此，可以确切地说，欧洲四岁小孩脑的平均重量，要比一头成年大猩猩的脑大一倍。
［8］Anoplotherium，第三纪初期的一种原始偶蹄类哺乳动物。————译者注
［9］Carajas,南美巴西的一种印第安人。————译者注
［10］泰森在谈到他的“矮人”的脚时（原文13页），曾提到：“但是这一部分在其构造上，也在功能上更像是手而不是脚，为了将这一类动物与其他动物相区别，我曾考虑过与其把它看做并称为四足兽（Quadrupes）还不如称它为四手兽（Quadru-manus），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四手动物而不是四脚动物。”
这一段描述发表于1699年，因此，杰弗瑞·圣·希莱尔把创立“四手兽”这一术语归于布丰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尽管“两手”（“bimanous”）可能是他的术语。泰森在他的著作里曾有好几次使用“四手兽”这个术语，如在31页上记述：“……我们的矮人不是人类，也不是普通的猿，而是介于人和猿之间的一种动物，它虽是两足动物（Biped），但又好像属于四手类（Quadrumanus-kind），正如我曾多次地看到过，有些人类也能运用他们的脚，就像用他们的手一样。”
［11］参阅本章后面关于人类和猿类大脑构造论战的简史的附注，在此处作了暗示。
［12］图21，原书漏注。————译者注
［13］我提到的“有助于……”的意思是指，因为我决不相信人类与猿类两个族系最早的原始分歧甚至现今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是由于原先的大脑在质或量方面的差别。所有功能的差异是构造差异造成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生命物质的最初分子力在组合上的差异造成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反对者就凭这个无可辩驳的原理出发，偶尔貌似有理地提出异议，认为猿类和人类之间巨大智力上的差别就意味着在智力机能器官构造上存在相应的差别。这就是说，如没有发现这种巨大的差别，并不证明它们是不存在的，而是目前科学还无力去发现它们。但是，我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看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完全基于智能全部取决于大脑这种猜想。也就是说，大脑只不过是智能表现所依赖的许多条件中的一个，而其他主要是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尤其是那些与理解和产生发音清晰的说话能力有关的器官。
一个人若生下来就是哑巴，如果他只局限于生活在一个哑巴社会里，即使他有巨大的脑子和强大的智能遗传性，但其智能表现不可能比猩猩或黑猩猩高。与此同时，他的脑子与一位有高度智力和受过教育的人的脑子相比，可能不易识别出他们之间极细微的差异。哑病可能是由于口部或舌头构造上的缺陷，或者仅仅是这些部位神经感应的缺陷，或者也可能是内耳某些微小的瑕疵引起的天生性的聋病所造成。而这些毛病只有细心的解剖学家才能发现。
人的智力与猿类智力之间之所以存在很大的差别，一定是由于他们的脑子也同样存在差别的这种论点，在我看来，似乎和人们必须尽力加以证明的理由大致是一样的。正如一只走得很准的表和另一只一点也走不动的表之间，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别，所以这两只表之间也一定存在一个很大的构造上的差别。但是诸如在平衡轮上夹着一根毛，在副齿轮上一点锈斑，表的卡子内的一个齿有点弯曲等，这些情况是那样的细微，只有修表匠的熟练眼睛才可能发现它。而这点可能是产生所有差别的根源。
我和居维叶一样，都认为具有清晰的语言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特性（不管这一特性是否绝对只限于人类），我认为这就很容易理解某些同样的不显著的构造上的差别，可能曾经是人猿两族系之间广大无边和实际上无限分歧的主要根源。
［14］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欧文教授的见解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忍不住要引用他的论文《论哺乳动物》中的一段。他的论文于1857年发表在《伦敦林奈学会会报》。但两年后，他在剑桥大学“利德讲座”（Reade Lecture）的讲稿中，却莫名其妙地删去了这一段。除去删掉的这一段，它几乎就是上述论文的重印本。欧文教授在书中写道：“我不能理解或想象黑猩猩和博斯杰斯人（Boschisman）（这一名词与上文中的Bosjes应为同义————译者注）或阿芝特克人（Aztec）［墨西哥的古代民族————译者注］之间在心理现象上的差别，就大脑生长这一点而言，这一性质是如此本质以至难以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或者这种比较也仅具程度上的差异。我不能闭着眼睛无视在构造上广泛类似的重要特点，即每个牙齿，每根骨头在严格意义上说都是异体同形的。仅这点就使解剖学家在区别人属和猿属这两属上增加了困难。”
诚然，有点奇怪的是，这位“解剖学家”在发现“难于确定”人属和猿属之间的差别之后，根据解剖学的依据，仍然将它们归为两个不同的亚纲中！
［15］（《林奈学会会报》，2卷，19页）
［16］“论猩猩脑的亲缘关系”，《博物学评论》，1861年4月。
［17］“论一只年轻黑猩猩的脑”，《博物学评论》，1861年7月。
［18］“论四手类大脑的后叶”，《皇家学会会报》，1862年。
［19］“论人和低等哺乳动物脑幕表面与大脑和小脑解剖的关系”，《爱丁堡皇家学会会报》，1862年3月。
［20］“论蛛猴的脑”，《动物学会会报》，18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