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政治思想 (1/2)

全本小说网 www.qbshu.com，最快更新中国人生哲学最新章节！

    政治生活，在人类的全部业力中并不是一个隔离的绝缘体，它的真谛需融贯许多事象才能显豁。例如对世界的看法，对人性的看法，都对政治思想影响很大。因此，要正确了解中国的政治学说，先要能具备下列的认识：

    （1）中国人的生活兴趣是寄托在“此世”，认为在这现实的人间世中，就可以充分实现人类所追求的一切价值。假使在宇宙中有一个可能设想的最好世界，那么就是此世，因为凭借人类通力合作的创造性生命，不难点石成金，将此现实世界点化超升，臻于理想。所以我们并不像许多宗教狂的出世态度，对现实世界只是逃避，却去蹈空追求另一渺茫的他世。

    （2）中国人的生命目的在完成大我，至大至公，这绝不能与小我的利害混为一谈。每一个人不会也不能只为自己而活，我们须尽量发展普遍的同情心来拯救世界，泛爱人类，然后才能充分领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人生最有意义的活动就在通过集体的奋斗，朝着善与美的方向努力上进，以到达全体人类共同幸福的境界。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上，除了杨朱以外，“为我主义”（egoism）毫无容身之地。甚至连杨朱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也从不被人所取。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道德生活受了下列三种高尚的精神感召所致：

    （1）如果通过儒家，则能以同情忠恕追求至善。也就是说，能够在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之后，奋然兴起，参赞化育，以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追求所有生命的充分完成。这并不是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氛围中完成实现，这就是儒家的精神传统。

    （2）如果通过道家，则能契入大“道”，而臻于至“德”内充的境界，消极的能够据以不役于物，消弭一切私心，积极的则能据以冥齐物我，怡然与大道同体，这就是道家的卓绝气魄。

    （3）如果通过墨家，则能力行兼爱，避免互害，遵照“尚同天志”的原理，原天以律人，使人之所为能契合天之所欲，据此以全天志好生之德，并使一切万有都能在广大同情之下视为平等价值，这就是墨家的根本法仪。

    如果对这几点能够谨记心头，我们才能了解中国政治思想的真谛。

    话说回来，许多人明明缺德无品、贪婪无厌，偏偏对政治兴趣极大，终生都在钻营奔走，追求一些虚荣、财富和私利，直如飞蛾扑火、夏蝇逐臭，他们心中真的是懂政治的高尚精神吗？他们除了玩弄权术，以逞侵略欲、支配欲、掠夺欲、占有欲，贻害大众之外，对政治还懂什么呢？

    上面这一段话，用意不只在指摘一般政客，而是要我们了解“政治”一词是颇有歧义的，它可以意指两种完全不同的事，一是“理想政治”，二是“现实政治”。后者所指的现实政治，其内容就是为图私利而玩弄民众的种种巧诈。人类历史已经证明，许多国家命脉的断送，许多人民生命的毁灭，都是因为一切政治恶魔罪行而起，让地狱喷出烈火来，把这些恶魔烧得干干净净，不再玩弄现实政治！

    所谓理想政治，且不管短期内对人类的实际效果会如何，其目的与计划总是要采取光明正大的措施，不但使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公平的创造机会，可以充分发展天赋的才能，而且广大的人群，不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都可以发挥兼爱互助的精神，遵守大公无私的社会正义原则，共同致力于健全、快乐的生活。最后，不同的国家、民族一方面可以各自保持独特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可以依照充分开放的心灵、完全通达的心态，平等互助，联合起来，为增进人类全体生活的和平、安乐而努力。

    只有在这种理想指导之下，人类生存的幸福才可能实现。不然，理想政治便将衰败、堕落，渐渐变质而失去理想，到最后一旦沦为狡狯伎俩的政治魔术，将是何等可怕！柏拉图说得好：“除非哲学家是国王，或者此世的国王君主深具哲学精神，使伟大的政策与伟大的智慧融而为一，让那些各有偏执的庸才都退到旁边，否则国家将永难脱离厄运————我相信人类前途亦复如此————唯有这样，我们国家才有可能生存，看到光明。”（注一）

    中国的纯正哲学家像老子、孔子，以及其他很多位，都具有伟大、高贵的精神人格，可以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所以都能根据忠恕慈爱的广大美德，揭示修齐治平的远大计划。大哲学家以其广大的同情与慈悲，对于宇宙普遍生命之流行唯恐一旦有所斫丧，因此，对于社会国家的命脉，人类生活的命运是否会被某些恶魔力量所伤害，岂会有不忧患、关切之理？真正的大政治家一定是凭借着哲学作为政治措施的指导方针，在伟大哲学与伟大政策合二为一时，才能看出光明所在，这是大政治家一再追求唯恐不及的，如果有人据政治权势以轻视哲学，或者盲目地以政治教条侵犯神圣人权，那真是所谓非愚即诬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理想政治，什么又是现实政治？关于这两个问题，中国哲学家们讲得很详尽，此地为篇幅所限，我不能一一叙述，为了长话短说，让我们引用黄宗羲一段文字作为证明：“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这段话可算是对理想政治最浅显的说明。

    他接着又说：“后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注二）

    上面这话正是对现实政治一针见血之论，这从许多国家的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虽然黄宗羲这两段话把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已经划出区别，但我以为从整体上看来，却也有其逻辑上的毛病，（因为他只对专制君主一人痛下针砭，但对全民政治的归趣仍很少阐发）（译注一），我在此地想撇开现实政治不谈，专就中国哲学家的理想政治来说明。

    我们如果要了解理想政治的真正倾向，那我们除了政体、政策、政略、政令之外，更需先追问国家存在的根本理由。关于这一层，我们应注意的有四项：（1）国家是一个要完满实现人文生活的场合，一切重大措施都是要保障人民生活的共同安全与幸福；（2）国家不只是一种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形式组织，更重要的，乃是要凭借这些组织，进一步作为实现道德理想的园地；（3）国家应是一个完满而又优美的学校，能够发挥人文化成的大用，使所有人民的潜在才能都能有充分的发展；（4）国家又是一个文化价值绵延创造的园地，除了立法措施之外，它更应让人民有平等的机会，使公民们在善尽义务之余，还能充分发展每一个人的特殊才能，以增进文化价值的创造活动。

    总之，中国哲学家所希求的“国家”，除了有政体、法制、经济、武备这些形式外，更应具备道德上、教育上和文化上的种种深意。所谓“理想政治”的标准，就在具体实现这种国家生命完美的本质，一切政策政纲都应由道德动力来推进，由教育大计来普及，更由文化价值来固守。

    凡是赤裸裸的暴力政治，或是短视、势利的现实政治，都不可能使国家有安全而长久的基础。此中真理庄子曾在他独特的寓言中说过：“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注三）

    庄子这段妙语具有深奥的哲理，其用意当然不只在解释政事，但是如果政客为了把持政权，只知以力服人，而忽略了道德精神、教育力量与文化理想对安邦定国的重要价值，只知在现实政治的经济、军事与政治上费尽气力，那整个国家便会被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在“夜半”窃走了。

    依照中国的经典，“政”字含意甚多，政者“正”也，“教”也，“法”也，可知“政治”的原义就是要率道德之正、教化之正、法本之正，以正其不正。所谓法令、条文、刑罚，这些“政”只是政治后来引申的意义。

    理想政治，在中国哲学家的政治思想中约可分作三类：（1）德治（government by virtue）；（2）礼治（government by cultural refinement）；（3）法治（government by law）。至于以“力”统治或以“术”统治都已步入腐败，不为所取。大致来说，原始道家（如老庄），原始儒家（如孔孟）与墨家多主德治，后来的儒家自荀子起盛倡德治兼礼治，法家则遵循法治，不过后来的一些法家每况愈下，只沦入权术之中，法律因而也失去效用。

    道家的政治思想常被误解。我愿意举最近的两个例子来说。梁启超曾说：“道家信自然力万能而且至善，以为一涉人工，便损自然之朴，故其政治理论建设于绝对的自由理想之上，极力排斥干涉，结果并谓政府不必要，吾名之曰无政府主义。”（注四）

    另外，近来还有别的误解，与梁启超的看法刚好相反。在张采田的《史微·原道》篇中我们可以发现两段话：“道家者君人南面之术。”“道家所明者君道也。”

    梁启超认定道家的政治思想主张绝对自由，这很正确，但称之为“无政府主义”却显然错误。张采田的误解更是毫无根据。连如此一位学有素养的人都会堕入这种谬误的成见，真使人诧异。

    其实，上述两种误解都可以上溯到汉代许多思想家。像司马谈就常说这类的话：“道家无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注五）到唐朝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更把“因循”解释成“顺其自然”。我们需知道司马谈的学力大部分来自汉人黄生，而黄生的所好却是所谓“黄老之术”。这些黄老之术，依我看来只是外加的错误附会，与道家哲学的根本原则并不相关。

    事实上，老子的政治思想约可分作两层来看。一方面，他对现实政治上玩权弄术、斫丧人性的统治者深恶痛绝，极力反对，这可说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玩弄阴谋的一种反政治意识。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怀抱着伟大的政治理想。

    老子本着宽容、慈惠的精神与大公无私的美德，教人不论施政或从政，都要仿效大“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而且警告人们绝不可视国家政权如私囊，所以他说：“政善治。”所谓“政善治”，就是要放下一切私心成见，浑浑然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苦为苦；要能这样大公无私，才能上下一心，同登幸福之域。

    因此，大政治家在他们的一切措施中，应该效法“道”的生畜创造，“天”的化育完成，或“自然”的创造进化，“善贷且成”，使一切万类都能雍雍然、翛翛然、休养生息于此精神感召之中。一方面善于救人，使人尽其才，另一方面善于救物，使物尽其用，这才是一种为而不恃、和而不争的政治精神，而绝不是汉代所说的“无为而治”而已。

    另外，老子也极端厌恶专制君主剥削人民，所谓“损不足以奉有余”（注六），所以他要极力提倡“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这种看似无为其实无不为的政治就是我所说的“德治”，深谙此中精神的人正是老子所说的“善行者无辙迹”，这都是十分积极的思想政治，绝不能称之为“无政府主义”，更不能误解为“君人南面之术”。

    在孔子和儒家的哲学系统中，政治思想与道德精神乃是融二为一的。这是因为儒家非常重视宇宙生生不已之德，与人类博施济众之仁。在儒家看来，宇宙间永恒创造的历程与人类中积健为雄的活动交融互摄，才能形成一种广大悉备的生命契机；人类要领悟这一层之后，才能自觉天人一贯、物人一体、人人一本；这个大一统的气象，见之于宇宙则为通变神化的“易简”之理，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形之于人群，则为中和位育的“忠恕”之道，足以正己成物，尽安命。正因普遍生命迁化不已、流衍无穷，挟其善性以贯注于人类，使之渐渍感应继承不隔，所以人类的灵明心性也应该尽受不满，存养无害，修其德业以辅天与之善，使之恢宏扩大，生化成纯，务使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均调，物与物凑泊，处处都以体仁继善、集义生善为枢纽。要能准此以观，方知儒家直认整个宇宙均为广大的道德领域，而社会国家只是这广大道德世界的缩影，所以我们要兼爱同情、博施济众，在人与人相处的亲切关系中，将道德理想透过具体的考验而成为完满的实现。要言之，就儒家来说，政治的幸福生活就是道德精神的结晶，国家机构更应是道德精神的具体代表（译注二）。此儒家之所以一再强调，国家的根基要以“德”为本，而政治的标准要以“仁”为主，像孔子在《论语》中一再提倡的就是这种“德治”。

    在中国的语言中，“德”字常指“得”（fitness），或“怡然和谐”（being-in-harmony with），也就是指怡然自得，内得于己，外得于人，广大美满，无入而不自得的生命成就（译注三）。德治的目的就在促进这种精神生活的契机，促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整个人类，乃至于大宇长宙中千端万绪的事物都能融贯适应，透露亲切而和谐的关系。这就是孔子讲忠恕“一贯之道”最具体的运行。也就是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的广大和谐之道。此地所谓德，并非指着一些散殊的道德品目，而是体天地之撰，合内外之道，参人心之同，行仁亲之实，功夫做到极致时所表现的“大中以正”或“大公无私”的生命精神。克实以言，谓知忠必知中，就是要在天地位、万物育的和谐气氛中发泄大公无私的精神，以直透天地生物之心而为仁的深厚功夫。所谓知中必知恕，就是量己度人，充类至尽的诚实生活。荀子在《非相》篇中说：“圣人何以不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道观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中，扩充推广转而同情于他人的生命，和顺于人人的生命，旁通于物物的生命，浃化于大道的生机，见到无一物无一人的生命及其善性，不与我的生命及善性合体同流，这便是恕的功夫。《易》之无妄，《中庸》之至诚，《大学》之藏心以恕，正心以诚，无所不用其极，都是在透彻地发挥忠恕一贯之道。体忠恕以直透生命之源，合内外以存养天地之本，善由是生，仁由是成，这就是儒家道德精神的最胜义。从儒家看来，国家就是这种道德精神实践的园地，政治就是这种道德精神开放的花朵（译注四）。

    因此，政治的生活方式显然就是道德的生活方式。在国家的机构中，道德精神就是一种维系组织的精神力量。当它贯注在普遍的人心深处时，人类就可以充分施展才能，共享康宁幸福，而悠游于一种内在的祥和之中。因为国家的生命恰似宇宙广大生命的一种“缩本”，所以透过政治生活就可以表现出天地穆穆雍雍，广大和谐的圣者气象。《易经》中一再提过：“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们的道德生活就是在此和谐无间的形式中与天地合其德，据此精神以卓然立天地之心，陶然成天地之德。

   &n...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