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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注十五)

    上述老子的睿智正和《论语》中孔子的“子绝四”完全相符(注十六),不自见是“毋意”,不自是是“毋必”,不自伐是“毋固”,不自矜是“毋我”,而所有这些弱点都根生于“自私”。所以,唯有除去私心,才能提高精神,才能行忠恕而不违德,合内外而不悖德。所以,老子又有一句名言:“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注十七)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人只有在洞见生天生地、衣养万物之大道后,始能成为大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惟天为大,惟尧则之”。

    孟子也深知此意,所以他说:“知性知天……养其大者为大人。”(注十八)儒家深信人与天一贯,人与人一贯,人与物一贯,都可在一贯之道中和谐并进。这就像张载所说的,一定要能做到:“民其胞也,物其与也。”才算真正认识了生命本性,贯通了道德真义,实践了仁爱正义。

    老子和庄子都深知大道所涵养的生命是大方无隅、大公无私的,是相符而有、一往平等的,所以才执道之大象,守道之大中,以齐物论之是非。这犹如百川之下大海,并行而不悖,正因为能宽宏大量、容纳众流,所以才能蔚成主流、波澜壮阔,形成猗欤盛哉的生命气象。所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注十九),大德之人立身清纯,恰似静水之澄明,居心敦厚,恰似汪洋之湛深,行事博爱,又恰似大海之不竭。此即所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所以才能够善体大道,使道不失德,常善救人,使人无弃人,常善救物,使物无弃物,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

    要这样看来,才知道家绝不可能是弃绝仁义,这种说法实为无稽之谈,不足为信。像上述道家所流露的道德精神,其一贯标准,就是我所说的慈与惠。慈与惠在中国语意中就是指爱、仁、亲。(《说文解字》:慈、爱也。《尔雅·释诂》:惠,爱也。《说文解字》:惠,仁也。《逸周书·谥法解》:爱民好与曰惠。《尔雅·释诂》:惠爱恕利。人,仁也。)在这里,很可看出儒、道两家相互会通,确实具有共同的基础。儒家的忠恕精神,和道家的慈惠精神,都是在指以仁心度物,以慈惠爱人。

    所以,老子常说:“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注二十),正因老子有这种慈惠的精神,所以他深知如何效法大道,体会大道之无执,善贷且成。天地有生物之心,他能忖度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他亦能忖度之,因为老子以“道”来贞观万物,故能“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托于天下矣”(注二一)。正因为老子具有这种广大、包容的慈惠精神,所以能据廓然大道以观察万物,毫无偏私。

    因此,根据老子的看法,在一切玄览之中,我们必须完全除去私心,才能公正、公义,必须“以身观身”如其身,“以家观家”如其家,“以乡观乡”如其乡,“以邦观邦”如其邦,更而“以天下观天下”如人人之天下(注二二)。老子根据这种慈惠精神而发扬仁爱,还有比这更伟大的一贯精神吗?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墨子的道德学说。墨子发明兼爱之旨,作为仁义的基础,与儒道两家也具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关于这一层,他自己说得非常透彻:

    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人法之。(注二三)

    墨子这里说的“法仪”正可与孔子、老子相通一致,像孔子就说过:“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注二四)而老子也说过:“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注二五)

    从上述的引证中,我们可以了解,墨子的体悟天志,儒家的参赞天地,道家的效法天道,正是殊途而同归,同样在壁立万仞后振奋精神力量,高标道德理想,创造新奇境界,只是所用的名称不同而已。

    道、儒、墨三家之中,墨子比较不尚玄思,思维亦较重逻辑,所以他的信念表达得更为具体:

    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注二六)

    这说明了“天志”乃在博施普及“爱利”,而“人德”亦以“兼爱相利”为其极致。尚贤篇中说得好:“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则此言圣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注二七)

    这正与《中庸》所说的相符: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注二八)

    另外,儒家在下面一段话把这种道德品格的精神感召说得更为透彻:“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注二九)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墨两家对于充满道德的见解,真是所见相同、莫逆于心。

    再说墨子也强调生命要高尚其志,“尚同于天”,因为社会的结构为百工,所以生命的目的不尽相同,但为了使整个社会组织迈向更高境界,便必须有一种高尚其志的精神意向来维系。

    此所谓“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注三十)

    墨子的最终理想,乃要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激发所有人生目的都尚同天志,以充分实现“兼爱”的理想,这也正是老子“抱一以为天下式”的说法: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注三一)

    所以,很明显的,墨子要尚同一义于“天志”,老子要“抱一以为天下式”,孔子更说“天下之动贞夫一”(注三二)。这些都是我所说的“广大和谐的”原则,或“一以贯之”的精神,真可说是殊途同归,百虑而一致了。

    另外,儒、道、墨这三家的哲学思想,还有其他更多的会通。像孔子以忠恕为一贯之道,消极的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更说:“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注三三)

    子思在家学渊源之下,深受精神感召,所以在《中庸》里更强调了尽己、尽人与尽物之性。像《中庸》里的“至诚”并不只是讲一己的自我实现,而在讲一切万物的尽性实现。自我的实现代表了道德的完满,而万物的实现则指出了道德的智慧,如此内外合一、融道浃化,才是生命的伟大之处。

    像《大学》为孔门的后学思想,也以“絜矩之道”来再度阐扬:“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于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注三四)

    我们可以说,世界上大多数问题都是因为忽视了这个原则,在西方社会更是如此,像罗素就曾锐利地指出:“事实上,我们常有两套道德标准:一套是只说不做的,另一套则做而不说。”(注三五)因此,所谓高尚理想、金玉良言便只成了牧师讲道的说辞而已。“实际上,我们所行的道德,却是透过斗争以追求物质成就,不但国与国如此,人与人也是如此。如果要我一语道破中国人与我们的不同,我将说,他们志在欣赏,我们志在权力。我们乐于以力服人,而且以力服自然。”“……中国人并不赞许徒劳无功的事……他们认为道德并不在于抑止冲动与干涉他人。”

    “而我们的道德导师,却是专以干涉他人为荣,完全不能怡然自得。在我们观念中所谓美德,其实往往是指好管闲事,以致一个人必须到处惹嫌,我们才会当他是大好人,这种态度来自于我们对‘罪’的看法(自以为在赎罪)……它不但导致了干涉自由,而且形成伪善,在中国就不然。”(注三六)

    的确,不能这样!因为中国人的哲学永远在合乎广大同情的絜矩之道,而绝不流于说教。谈到道德,我们是不尚说教的,我们是以身教作为榜样,让人们自动效法,此中原因就在于我们深信人性本善。

    关于这一层,孟子最为明白: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返)之也。(注三七)

    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注三八)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注三九)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注四十)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注四一)

    谈到道德,儒家哲学更相信,在同情感召中,永远有相互熏陶的历程。是以孟子坚决主张在道德生活中,我们必须“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之以为善。比方说: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可以放下我执,与人为善,廓然大公,与善同体。这就是孟子所一再强调的“尽心”,以一心而同万善,也正是贯忠恕之道,贯到穷根彻底处,行仁善美德,行到纤微无憾处。

    话说回来,墨子也是如此,他是从正、反两面把“兼爱”之说发挥得无微不至。“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此皆需兼爱之由也……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当吾观其因也,皆需兼爱之由也。”(注四二)

    因为人类既不兼爱,又不交利,墨子深感痛心,认为人们沦于不仁不义实是最大的灾难,所以他主张唯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改变这种灾难,使人类个个“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注四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为人之家若为其家……为彼犹为己也……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为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注四四)

    由此看来,很明显,墨子“兼爱”互助之说,正是老子“慈惠”之说与孔子“忠恕”之道。所谓“兼相爱,交相利”正是老子说的“贵用身为天下,爱用身为天下”。为了要能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乃至于以天下观天下,在廓然大道之下贞观一切,人必须如儒家所说,“内思毕心,中能应外”,然后才能在一贯之道下力行美德,达到人生的圆满境界。

    所以,如果借用一个宗教词语来说,那这三家所表现的中国智慧,根据“广大和谐”或“一以贯之”的原则看来,正是一种“三位一体”的道德精神。其中根本精义,何尝真有差别?孟子辟墨,或墨子非儒,乃至于后来儒家之排斥老子、墨子,可说都是未见及此,未能真正领悟中国民族一贯的道德精神。所以,我才不惮其烦地反复申论,以便世人能袪除心中的疑惑,真正领略中国道德精神的完美。

    【注释】

    注一:柏拉图,《飨宴》,一八九e~一九〇ba。

    注二:《中庸》,Brian Brown所译,《中国人的智慧》,页五二。

    注三:《老子》,第五十一章。

    注四:《韩非子》,卷十六,第二十章,页二。

    注五:《老子》,第三十七章。

    注六:《礼记》。(James Legge,The Sacred Book of the East, vol. 28, BK. 26, p.268)

    注七:《荀子·天论》篇,卷十一,第十七章,页十三。

    注八:汤《盘铭》,《大学》第三章。

    注九:《庄子》,卷五,第十二章。

    注十:我以“Empathy”所译“忠”,因为原来的英译“loyalty”或“fidelity”都不能贴切地表达。

    注十一:《礼记》有两种版本————《大戴礼》与《小戴礼》,此处引自《大戴礼》,十一卷,第七十四章,页二。

    注十二:《荀子》,卷三,第五章,页六。

    注十三:《中庸》,Brian Brown所译《中国人的智慧》,页四六至四七,五五。

    注十四:《老子》,第十三章。

    注十五:《道德经》,第二十四章。

    注十六:《论语·子罕》篇,四节。

    注十七:《老子》,第二十三章。

    注十八:《孟子》,第六篇,十四至十五节,十七节。

    注十九:《老子》,第八章。

    注二十:《老子》,第四十九章。

    注二一:同上,第十三章,此章在西方诸多误译,此处英译参考章太炎新译。“以”为“用”,有时一字之误解可能导致全盘无意义。

    注二二:《老子》,第五十四章。

    注二三:《墨子》,梅贻宝先生译。

    注二四:《中庸》,Brian Brown所译,《中国人的智慧》,页五一。

    注二五:《道德经》,Brian Brown所译,页八九至九一。

    注二六:《墨子》,第四章,梅贻宝所译。

    注二七:同上,第九章下,页四四至四七。

    注二八:此处曾将James Legge的英译修订,以更符原文。

    注二九:《中庸》,Brian Brown所译,《中国人的智慧》,页五二至五三。

    注三十:《墨子》,第十三章下,页七五、七七,梅贻宝译。

    注三一:《道德经》,第二部分,第五十章,页八二,James Legge所译。

    注三二:《易·系辞》。

    注三三:《论语·雍也》篇,二十八节。

    注三四:《大学》,James Legge所译,《中国经典》,卷一,页三七三至三七四。

    注三五:罗素,《怀疑论文集》,页一〇三。

    注三六:同上,页一〇三至一〇七。

    注三七:《孟子》,第七篇下,三十三节。

    注三八:《孟子》,第七篇上,三十节。

    注三九:同上,第七篇上,二十一节。

    注四十:同上,第二篇上,三节。

    注四一:同上,第四篇下,十四节。

    注四二:《墨子》,第四篇,第十四章,七八至七九页,梅贻宝翻译。

    注四三:同上,页八二。

    注四四:同上,页八八,九〇至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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