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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理的一贯生活。
就“情”着想，心的作用斡旋生命，调节好恶哀乐，引发创造的冲动。所谓存心养性，达情遂欲，乃是属于情的一贯生活。理与情的生活交融互摄，趋于一致，内得于己身，外得于人物，便可长养忠恕慈爱的美德，完成恢宏伟大的人格了。
这些心理名词的意义既已约如上述，现在不妨进一步考虑它们的价值。假使把“善”“恶”两个形容词分别加在上列心理状态上面，则据我所知，中国先哲的人性论不外乎以下数种：一、心性意知情欲俱善论；二、心善性恶意善知善论；三、心善性善情善欲恶论；四、心善性善情恶欲恶论；五、心善性恶情恶欲恶论。
这几层说法，并不是详尽的逻辑分类。假使依逻辑的可能来划分，那就更多了。我现在只就纯正中国先哲曾经发挥过的学说着想，所以把心性意知情欲无善无恶论和心性意知情欲俱恶论，都撇开不谈。
中国先哲对于心性问题的分析，一向不守“道德中立”的态度，要想依傍西洋心理学家，超然独立于善恶标准之外，来研究心理状况，是不常有的事。中国哲学思想上的这个特点，究竟是好是坏，此地很难断定，只得委之见仁见智了。
我在以上的分类里面，系采取纵贯法来考虑心性问题的。但这也只是一种方便的逻辑顺序，事实上，中国先哲很少有人有如此脉流贯注的看法，所以在此下列的讨论里面，仍需分别估计各种心理状态的价值。
（一）心善论乃是中国哲学家共信的假定，从来没有人对这层提出过异议，产生什么是非然否的争论。
相传有甲、乙、丙三人在乡下共作郊游，忽见路旁有一个心，乙、丙二人向甲指问道：“那心是不是你的？”甲毫不迟疑地回答：“我的良心从未离过我。”因辗转问乙、丙二人，乙说：“我的心是乌黑的，那颗心是鲜红的，绝非我所有。”丙接着作了更有力的声明：“我从来就没有心，那心怎能是我的？”
中国哲学家向来把一颗良心握得紧紧的，不肯放弃，所以总是谨守心善的主张。假使诸位将来要做一位哲学家，甚至要想保持中国人的尊严，请在甲、乙、丙三人中间慎重选择。
（二）中国先哲把良心保住了，这是事实，然而关于性的解释，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约而言之，有性善论（以孔子、子思、孟子、许慎、李翱、王阳明、王夫之、戴震、焦循等为代表）、性恶论（荀子、杜牧）、性无善无恶论（老、庄、告子、董仲舒、朱世卿）、性有善有恶论（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世硕、扬雄，宋儒如程、朱分理义之性与气质之性，亦近于此说）、性上中下三品说（王充、韩愈、皇甫湜）。
这五种说法中，性善论以性承心，更以心继天，天以生物为心，故纯是善，而性顺从天心，万无恶理。性恶论其实并无确实证据，即就荀子而论，如谓“性者成于天之自然”，或“性者天之就也”，只是顺应自然的无善无恶论。荀子之所以谓性为恶者，因为他牵性就情，性应自然常恶只是从情恶中推想得来，他的主张只是一种情恶论。性无善无恶论依科学齐物论或性法自然说的立场来讲，确有理据，但用在人生哲学上颇觉不便，因为我们对于人生，必须从价值方面肯定其意义。性有善有恶论与性三品说都不曾看透性之本原，只就才质与习染着想，强为分别罢了。
（三）意与知是理之昭明灵觉处，意可以存诚，知可以格物，均能取得高贵的价值。中国先哲只患意之不畅其流，知之不极其致，从来没有人把它们当作恶看。陆贾及程、朱所谓理义为性，实以天心贯人性，使人人诚意致知，循理格物，无有不善，确能发挥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义。
（四）关于情的善恶与否的问题，中国先哲不一其说。约而言之，可得四类：一、情善论；二、情恶论；三、情有善有恶论；四、情无善无恶论。
一、二两类各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他们俩对于情的估价虽极不同，但有一点却十分相似。“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篇）性与情相为表里（赵岐《孟子注·告子章句上》）。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孟子·告子》）是以性善胜情，情必从之，性既全善，则情亦无不善了。反之，荀子言情，断其必恶，正是因为性恶。关于此层，荀子的学说表现顺逆两层推理。他先举情恶以证性恶，是为逆推；后又本性恶以证情恶，是为顺推。顺逆两证，同时兼用，显犯逻辑上循环论证的错误（参看《荀子·性恶》篇“今人之性……”一段文字便知吾论不苛）。所以，我总觉得荀子的性恶情恶论，先后都不能自圆其说。
第三说谓情原可以为善，只因表现出来，有时偏得其宜，不能无失，“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第四说主张性与情同法自然。董仲舒尝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阴阳之行气只是自然运转，不含善恶二性，所以性情之发泄，也只是自然变化，毫无善恶可言（参考《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篇及《天辨在人》篇）。
（五）欲恶论在中国哲学上，几乎是普遍流行的学说。自《易·象传》提出窒欲的要求以来，《礼记》和之，诸子百家沿袭其说，几使人人以防欲、节欲为生命的能事，独有清代戴震、焦循诸人，从《论语》《中庸》《孟子》寻出欲善的源头，极力主张“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为道德生活的极致。
以上把中国先哲关于心性估价的学说，择要陈述出来，深觉此中包含许多互相冲突的理解，几乎无法调和，但是仔细思量一番，便知此种种冲突、矛盾，都是由方法学的观点产生出来，毕竟有法可以避免。
假使我们在未衡量心性善恶之前，先将心理状态作一种纵贯的观察，便不难由天地生物之仁心以推测人心之纯善，更从人心之纯善以论人性之完美。如是则诚意致知可以达理，达情遂欲可以养生，纵有恶端，亦不难变改。《大易》一书教人改过，回心向善，提出“复，其见天地之心”的微言大义，真可算是一语凿破混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