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从每个角度看来，满族人夺取皇帝宝座的方式，都像是一次空手套白狼的花招。满族的摄政大臣们，以一种对蛮族人来说非常惊人的聪慧，利用一个强盗篡位者与一名合法将军的斗争，让自己挤进了北京城；通过帮助将军惩罚篡位者，他们赢得了保皇派与中原官僚阶层的完全认可；接着，因为不存在积极有效的中央权力来挑战他们，满族人兵不血刃地让自己成了这个古老帝国的主宰。这种和平接管，与13世纪蒙古征服时期长达二十年的屠杀与破坏形成了天壤之别。诚然，在华南，满族人除掉最后几位明朝觊觎者之前，不得不进行了七年战争，但这些战役都局限于南方的边远省份，相比蒙古人征服同一地区的四十二年惨烈争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那位代表其侄熟练地掌控政府的摄政王，注意到在这场任务中要重点任用汉人。归顺并支持清朝的前明贵族，因此得到了头衔和津贴作为奖赏。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汉人支持者，他在南方创建了三个大的封邑，并任命了三位汉人诸侯来治理它们；其中一位首领就是吴三桂。摄政王死后，小皇帝顺治，尽管很年轻————他当时仅有十五岁————却如同路易十四（Louis XIV），希望由自己出任首相，并对政府实施直接控制（1651年2月1日）。
这位年轻君主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智慧与才能。他对耶稣会神父汤若望表现出了一种显著的尊重，1645年后者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到了1653年，顺治授予他“通玄教师”的头衔。1654年，汤若望呈上了一篇关于欧洲天文学的论文，次年被朝廷正式采纳。而且，在为君主效力时，汤若望似乎有机会偶尔扮演一种更加亲密的角色。
顺治画像
当皇帝只有十七八岁时，有一天，在一次宫廷庆典上，他注意到了美丽的董小宛————阿迪王一个重要官员的妻子，并立即刻骨铭心地爱上了她。董小宛的丈夫，获悉了皇帝的感情之后，就愤然自杀。顺治帝将这位年轻女性带进宫中，因为自己已经成婚，就册封她为皇贵妃。“几年内，他一直很开心，他的爱越来越深。这位皇贵妃生下了一个儿子，皇帝的幸福也完整了。接着，母子二人患上了谁也不知道的病症，双双离开了人间，也许是被人毒害的。”皇帝的悲伤看起来让人恐惧。“他处死了这位年轻女性的三十位仆从，并将他们埋在她的棺木脚下。他这么做是为了给死者报仇，还是按照鞑靼习俗，为了安排人给她在另一个世界做伴，没有人能搞清楚。”顺治帝甚至企图自杀；他被及时制止后，汤若望神父（皇帝对他越来越友好）尽其最大努力鼓励顺治去恢复自控能力，但却是白费心机。因为皇帝已经不再关心自己的健康了，随后不久他就因生天花身亡（据说情况就是如此）。一个广为传播的谣言，说顺治已经秘密退位，并在五台山圣地当了一名和尚。有人曾声称，在清朝优秀小说《红楼梦》（由1763年去世的曹雪芹著）中，发现了这幕大剧的反射。但这种暗示，即使有的话，也会隐藏得很深。
顺治帝一死，满族亲王们就将一位七岁的孩子扶上帝位，新皇的年号是康熙（1661——1722年在位）。
康熙帝的执政时间，几乎与和他同时代的路易十四一般长。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正如路易十四一样，康熙帝的同时代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的相貌，他的天然权威，以及他的镇定自若。“他的个头比普通人高，身材匀称，他的眼睛充满活力，比一般中国人睁得更开，他的前额很大，鼻子略带鹰钩，嘴巴宽大；他的仪态温和亲切，但又是那样的庄重与威严，以至于在其众多的朝臣之中，可以毫不困难地认出他来。”这就是那些很了解康熙的耶稣会士们，为他所画的肖像。“他充满魅力的外貌，”他们补充说，“预示出一颗高贵的心灵，使得他有控制激情的绝对能力，敏锐且有辨识能力的思维，健全并值得依赖的判断力，以及什么都不会遗漏的卓越记忆力。”其本能的聪慧，与对学习的喜爱结合起来，使得这位鞑靼皇子，成了一个令儒家文士称心的皇帝。然而，我们即将看到，不管变得多么汉化，在处理基督教问题时，康熙帝依旧保持着对儒家传统路线的足够独立性。处理对外政策问题，让这位中国天子表现出了满族首领的一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其强大个性的两个方面，在这些事情上实现了互补。毫无疑问，在上亚细亚，当康熙帝重启————不仅是汉唐诸王朝，而且是蒙古大可汗们的————功业时，他的伟大眼光，归功于其满洲遗产。
康熙画像
在康熙帝年幼之时，国家权力由四位辅助大臣来行使，在某些方面，他们与顺治帝的政策背道而驰。例如，1665年1月4日，四人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基督教传播。作为先皇的一位私人朋友，汤若望神父被逮捕并判处死刑；但因太皇太后的震怒，神父遂得到了释放。这位老人因这场灾祸而精神崩溃，不久之后就去世了（1666年8月15日）。根据1662年的一则诏令，辅政大臣们规定，从此之后，科举考试将主要根据考生的文章写作来评判。这类文体应当详尽解释朱熹学派的官方教义。在1905年之前，此种考试制度一直在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康熙帝尽管年轻，却急于结束辅臣们的监护。1667年8月25日，年仅十三岁时，他就将政府的控制权抓到了自己手中。两年之后，他开始对辅政大臣们的施政进行严格调查。1669年6月14日，其中一人被捕，并被判处杀头之死刑（稍后改为终身监禁），另一个则被降职。在他亲政的喜庆日子里，作为赐给华夏子民的一份礼物，康熙帝命令将所有被满族人非法侵占的土地，全都归还给昔日的所有者。尽管有这些慷慨的措施，不久之后，一场反对清政府的起义还是爆发了。
我们已经看到，满族征服者为了以尽可能低的代价控制南方各省，并且确保民众的支持，已经将华南政权托付给了三位重要的汉族封臣，他们享受着亲王的爵位，其封邑事实上是自治的。这些王公中的一位经营着福建，另一位管理着广东地区，第三位————他不是别人，正是名声遐迩的吴三桂————控制着四川和云南。读者已经清楚，在1644年的悲喜剧中，吴三桂扮演决定性角色。这位忠诚的将军，在拿起武器为合法王朝复仇之后，是如何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被满洲入侵者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被满族人利用了之后，他为形势所逼，已经变成他们的同伙，并得到了后者的丰厚回报，首先当上了陕西总督，随后又成了西南的诸侯。在这里，他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事实上是不会受到侵犯的，因为四川和云南的高大山系保护着这两个偏远省份，似乎能够抵挡住任何攻击。满族人并没有忘记自己欠吴三桂的情（因为没有他的合作，他们在1644年根本不可能占领北京），一直迁就他，几乎平等地对待他；他们甚至将康熙帝的一个妹妹嫁给吴三桂的儿子。
新皇帝康熙，可不喜欢这些地方自治，看着吴三桂以一个独立王国的领袖自居，他很是不安，就传唤后者前来朝见。起初，吴三桂以自己年老为借口抵制，但是后来，在收到进一步的更为急切的邀请之后，（1674）这个老人终于公开反叛，号召中国民众加入他的队伍，进行一场反对满族的起义。他的行动，得到了南方其他两个诸侯，即广东和福建统治者的响应。与此同时，内蒙古最重要的蒙古部落————在河北北部放牧的察哈尔人，同样起来反叛。这一部落的可汗布尔尼，是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一位直系后裔，他请求东蒙古人加入这场反对满族宗主权的抗争，但其他部落并未支持他，也导致了他的失败和被杀。在南方，福建和广东地区很快被兼并（1676——1677年）。吴三桂从四川撤退到云南，在那里，清军认为追击他是不明智的，但没过多久，他就因年老而亡（1678年10月）。直到1681年，清军才完全占领云南，吴三桂一家全被处死。造反者的残余势力被碾成粉末，飘散在风中。通过兼并台湾那个独立政权，康熙获得了圆满的胜利。直到那时，华南原本还享受着特殊的宽大统治，如今也学会接受了军事兼并的严酷。
察哈尔人的失败，牢固地确立了康熙帝在内蒙古（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的宗主权；现在，他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外蒙古。
外蒙古被分割成了两个部落联盟：东蒙古或称喀尔喀人，以及西蒙古或称卫特拉人。喀尔喀又分别由五位可汗统治，他们全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五人占据着蒙古本部，从克鲁伦河下游，直到科布多诸湖。卫特拉人将他们的牲畜赶到位于科布多与天山之间西部和西南部更远的地区。此部落联盟中，最为重要的是绰罗斯人，他们生活在塔尔巴台山系周边，位于科布多与伊犁河之间。绰罗斯人中包含着一个名为准噶尔的部落。从1676到1697年，该部落由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担任首领，此人名叫噶尔丹，称得上一个没有成功的成吉思汗。他想重建古老的蒙古帝国，并置于他自己的西蒙古统治之下。年轻时，噶尔丹作为一个小沙弥生活在吐蕃，受达赖喇嘛（相当于喇嘛教的教皇）的指挥。他与这位喇嘛教“圣座”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后者对上亚细亚喇嘛教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当时，所有蒙古人几乎都是喇嘛教徒），可以由他利用。噶尔丹既是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同时也是喀什噶尔的伊斯兰捍卫者，他推翻了那里的可汗（成吉思汗后裔），并以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代之。随后，噶尔丹着手征服蒙古本部的喀尔喀人，经过两年的战争（1688——1690年），这一地区————从科布多延伸到克鲁伦河————被他成功地征服。
被驱逐的喀尔喀王公们逃到长城附近避难，并寻求康熙帝的援助。在中国大门口崛起一个新的蒙古帝国，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而且噶尔丹在着手追击喀尔喀人之后，现在竟敢沿库伦到张家口一带向前，侵入内蒙古。康熙帝派出一支配备火炮的军队去攻打他————大炮是由传教士在北京监制的。在9月2日爆发的战役中，准噶尔人已经在一片沼泽地后面占据了有利地形，原本能够抵挡帝国军队的进攻，但炮火似乎将他们给震慑住了。到了1690年后期，噶尔丹撤出了外蒙古的全部喀尔喀人领地。作为这次阻止准噶尔人的结果，皇帝确保了外蒙古的保护国体制；1691年5月，在多仑诺尔举行的大会堂上，因康熙帝介入而从准噶尔人控制下得救的喀尔喀王公们，向皇帝表达了庄严的敬意。
当时所确立的外蒙古地位，一直持续到了1912年。喀尔喀王公们向清朝皇帝纳贡，并从帝国得到头衔和礼物作为回报。成吉思汗的后代与满族皇帝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个人忠诚的纽带，而且，这种关系因为家族之间的多次通婚而得到巩固。明代的永乐帝曾经设想过一种类似的体系，但作为一个汉人，他永远无法令蒙古人接受它。康熙帝则毫不困难地成功了，因为他自己就是个鞑靼人。事实上，蒙古新地位的基础，是其可汗与满族大可汗之间的游牧民对游牧民的关系。一旦清王朝解体，被中华民国代替，蒙古王公们就认为可以摆脱忠诚誓言，并擅自宣布他们的独立。
1695年，当噶尔丹再度入侵外蒙古————喀尔喀国家————并直逼克鲁伦河之时，这位准噶尔首领与大清帝国的战争就又一次爆发了。为了一劳永逸地处理掉这个威胁，康熙帝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由他本人亲自指挥。1696年2月16日，他将其所有军官召至皇宫，并亲手给他们端上壮行酒。4月13日康熙帝启程出发，耶稣会神父张诚（Gerbillon）一路陪伴着他，并留下了一份关于远征的目击记录。在其中，他注意到了“保持得完美的秩序，皇上及其随从的俭朴生活，以及他对其军队的关心；因为他总是坚持要看到士兵们扎营完毕，才回到他自己的大帐之中”“行军穿过某个一直都很穷的国家，在当时更是被战火所摧毁，这给军队带来了可怕的困难。皇帝与将士们共同分担这一切，当有官员恳求他不要风餐露宿时，他轻蔑地拒绝了这些请求。他的旺盛精力，给军队注入了新的勇气”。在皇帝亲自指挥下，军队向克鲁伦河进军，与此同时，他的副将费扬古也正开赴土伦河，目的是切断噶尔丹的退路。1696年6月12日，在土伦河南岸，库仑以南的昭莫多，费扬古与敌军相遇，多亏了他的火枪和大炮，让对方遭到了压倒性的失败。噶尔丹的妻子被杀死，他全部的辎重和牲畜落入帝国军队手中。在损失了一半军队之后，这位准噶尔首领朝着科布多方向溃逃，而康熙帝则凯旋。喀尔喀人再度因皇帝的干预而得救，他们永久地占有了自己的国家，北京朝廷对他们的保护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挑战。
这一伟大成就————救援、团结和绥靖喀尔喀人————是由康熙帝亲自负责的。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任务，努力在他与蒙古王公之间建立持久的信任与友谊。而且，他对蒙古的一切都极为喜爱，每当置身于喀尔喀人或鄂尔多斯人的首领中间时，这位天子就变成了部落的真正领袖。他用一种对方能听得懂的语言与后者对话，取悦他们“旗”的荣耀及军事忠诚。他的感情，跟后者的心贴得很近。与这些人的接触，似乎重新唤起了他遗传的游牧民本性，当远离了紫禁城的奢华浮夸，能够在蒙古封臣的陪同下猎取野兔与羚羊之时，他从来没有如此快活过。“鄂尔多斯的野兔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一次战役中，他写信给自己的儿子，“这里的一切，都比北京能够提供的最佳物品更具风味。”
康熙帝满足于将准噶尔人驱逐出蒙古本部，并不力求追击到他们的家乡准噶尔————它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及伊犁等地区构成。他们的首领噶尔丹，在1696年那场惨败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侄子和继承人策妄阿拉布坦，很快就重启了其叔叔那些野心勃勃的计划，这一次，他将矛头指向西藏。1717年12月2日，一支准噶尔军队进入拉萨，屠杀了全部忠于朝廷的喇嘛，试图永久地定居在这座圣城。（1718年）康熙帝立即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前往西藏，但军队却被赶了回来。皇帝在等待时机，1720年秋天，一支庞大的帝国军队进入拉萨，驱逐了准噶尔人。一个属于帝党的达赖喇嘛被推上王位。朝廷同时任命了两个清朝高级专员，其任务是指导喇嘛教会的对外政策。
在东北部，康熙帝与俄罗斯的扩张发生了冲突。自从16世纪后期以来，俄罗斯就成为西西伯利亚的主人，在向太平洋拓展的过程中，他们到达了黑龙江（阿穆尔河）两岸。1651年，俄罗斯人在此地建立了雅克萨要塞。这一地区居住的是通古斯人部落，他们与满族人关系紧密，并置于清朝的宗主权之下，盛产黑貂。俄罗斯人刚一站稳脚跟，就与当地的猎人及中原皮草商展开了激烈竞争。1682年，当一个俄国总督被派往雅克萨时，北京政权终于发怒了。康熙帝决定行动，这多亏了耶稣会士高效的火炮，1685年6月，他派出一万五千清军，携带150杆火枪和五十门迫击炮，前往雅克萨，俄军很快投降。他们被责令离开，其工事被拆除。然而，在中国人撤走之后，哥萨克们又回到了雅克萨，并修建了新的要塞。很快，他们又被清军包围。最终，双方在尼布楚进行谈判，中国代表团中有两个耶稣会士，其中一个正是张诚，协议能够达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人。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条约》正式签署；它是用拉丁文、满文、汉文、蒙古文和俄罗斯文草拟的。俄罗斯人放弃了雅克萨的领地，他们在当地建立的要塞被夷为平地，但保留了尼布楚。两个帝国之间，以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为边界，整个黑龙江————包括北部支流————流域，都划归清朝。简而言之，俄罗斯人被阻隔在远离黑龙江两岸的地区，在外兴安岭的那一边；而清王朝的故乡满洲，则解除了一直悬在头顶的危险。康熙帝对张诚神父表达了他的感激，这次外交胜利，此人居功至伟。
当康熙帝亲政之时，1655年1月4日由摄政会议制订的禁止基督教的法令依旧有效。不过，因为他们有科学知识，耶稣会士们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在汤若望神父的同事当中，有一个比利时传教士，韦尔比斯特神父————中文名字为南怀仁，1659年来到中国，因其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渊博而闻名。1669年，康熙帝不顾儒家文士的劝告，以科学上的理由对南怀仁表示尊重，并采纳了他的历法改革措施；与此同时，还任命后者为钦天监监正。从南怀仁及其他传教士所享受到的皇恩中，耶稣会士不可能不受益。很显然，康熙帝一方面因为传教士的知识而尊敬他们，并违反1655年诏令，让这些人私下里传教；另一方面，却依旧维护着1669及1671年的禁令：禁止劝诱中国人改变信仰。但是地方大员们了解到了耶稣会士在朝中所受到的恩宠，遂对基督教的传播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容忍。1674年，在吴三桂叛乱期间，南怀仁神父的声望得到了很大提升。当时，他监造了大批火炮，对帝国军队的获胜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1688年1月，在其荣耀的巅峰时期，南怀仁神父于北京去世，2月7日，来了一个继承其事业的人：法国传教士张诚。在3月21日面圣之时，张诚给康熙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遂安排人为他讲授满语，以便于和此人更加自由地谈话。当他们能够相互交流时，皇帝就经常与这位传教士讨论科学话题，并让后者用满语写作欧几里德的几何学解释。张诚作为《尼布楚条约》的中方谈判代表所做的贡献，上文已经提及，出于对他的感激，康熙帝颁布了两道圣旨，容许对基督教的支持（1692年3月17日到19日）。第一道诏令宣布：“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教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如此一来，中国就打开了对基督教的大门。但那场不幸的“礼仪争端”————在西方引起了过于强烈的轰动，甚至被完全误解了————却让至此为止取得的所有成果毁于一旦。耶稣会士们已经承认，在原则上，儒家的“天”（天空，天神）之提法，可以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概念，而且，无论是为纪念孔子而举行的仪式，还是对祖先的尊崇，都可以被视为纯粹的世俗礼仪，看作对先贤的单纯尊敬或是普通的孝顺行为。这样，他们不用牺牲任何基督教信条，或者承认任何异教行为，就能避免与儒家文士的直接冲突。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在近代，教皇庇护十一世与庇护十二世也采取了同样态度。反对“礼仪”的运动是由一些基督徒进行的。他们对其宗教信仰毫无疑问是热情的，但相比耶稣会士，他们对中国了解得太少，因此也难以理解中国人观念中的形而上学及神学意义。1715年，“礼仪”受到了天主教会的谴责。康熙帝，作为一个相当有文化的人，对这一问题很有私人兴趣。他不辞辛苦地让别人相信，在献给孔子牌位或者祖先灵位的崇敬之中，并不涉嫌偶像崇拜。“中国供神主，”他写道，“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当发现自己的解释被人忽视时，他感到很受伤。因此作为报复，康熙帝在1717年5月17日颁发了一道诏书，禁止基督教的传播。
詹森派信徒反对耶稣会士的战役结出了成果。中国在为基督教打开大门之后，再一次将门关上了。
在海子公园打猎时，康熙帝染上风寒，于1722年12月20日去世，享年69岁。他将皇位传给了四子，后者执政时的年号为雍正（1723...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