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大清皇帝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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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1735年在位）。

    雍正帝登上皇位时已四十六岁，但他将自己的大部分兄弟关了起来，或者让他们从世间消失。尽管开局很不幸，他是一位勤勉敬业的统治者，对公共利益非常关心；相比其父，雍正帝是一个苍白的人物。前者所拥有的独立思维，无疑要归于满族人的培养方式；与此相反，雍正帝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汉人官僚的影响之下。他自己经常表现出极端的心胸狭窄，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态度。1724年，他下令驱逐所有传教士，除了那些因其科学知识被许可留在朝廷中的人。在对外事务上，雍正帝重启了与准噶尔人的战争。1731年，他派遣一支远征军到达了后者的地盘；清军占领了科布多，但两个月之后，他们遭到突然袭击，全军覆没。1734年，另一支清军开到了科布多地区，但在第二年，雍正帝就中止了敌对态度。

    乾隆画像

    1735年10月7日，雍正帝去世，将皇位留给自己的四子，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这位新君的年号是乾隆（1736——1796年在位）。

    像其祖父康熙帝一样，乾隆帝连续统治了六十年。他是这个王朝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我们将看到，在蒙古和吐蕃，他是如何完成康熙帝未竞大业的。征服并非由皇帝本人亲自完成，因为，与祖父不同，乾隆帝不是一名军人，而是一个外交家和管理者。

    我们已经看到，雍正帝吞并准噶尔的努力失败了。情形对乾隆帝变得更为有利。准噶尔人正被一场内战苦苦折磨；1754年，当地一位王位觊觎者阿睦尔撒那来到中原避难。乾隆帝在热河接见了他，派后者及其属下为先锋，攻打准噶尔。但阿睦尔撒那与其保护者翻脸了，并号召准噶尔人协助他进攻占领军，这令清军损失惨重。一位精力充沛的满族将军兆惠扭转了战局，（1757年）在叶密立河与塔尔巴哈台粉碎了叛军，并占领了另一个抵抗中心固尔扎。阿睦尔撒那逃到西伯利亚，在那里消失了。

    这次失败，是准噶尔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来临。大致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及伊犁河沿岸的固尔扎三个地区组成的准噶尔，被直接并入了大清帝国。准噶尔人被不加区别地斩草除根（六十万人被屠杀）；乾隆帝让整个帝国的移民重新入住这个国家，他们之中就有来自喀什噶尔及甘肃的穆斯林。1771年，他让土尔扈特人（他们属于西蒙古，是准噶尔人的同族）定居在固尔扎的南面和东面；这个部落在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地区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他们的故乡。

    我们已经看到，在1680年，准噶尔人将其宗主权强加给了喀什噶尔，安插了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充当他们的封臣。一旦占领了准噶尔，清军元帅兆惠就侵入了喀什噶尔地区（1758年），经过两场艰苦的围攻战之后，攻克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这两座城市。（1759年）整个东突厥斯坦被并入了清帝国，并开始被称为“新的边境”，或者“新疆”。

    乾隆帝征服喀什噶尔，标志着一个历时1800年的伟大计划的完成，这一方案，追随的是伟大的汉唐两个朝代。

    在吐蕃，乾隆帝同样完成了其祖父的大业。尽管任命了两个帝国高级专员在拉萨监视达赖喇嘛，但在这座圣城，依旧存在着一支亲准噶尔、反中原的势力。1750年，这股势力煽动了一起暴乱，导致两位清朝专员及其他中原定居者被杀害。（1751年）乾隆帝派遣一支军队到拉萨，毫不困难地恢复了秩序；接着，他不失时机，让西藏的关系与帝国变得更加紧密。两位清朝高级专员（办事大臣）得到了全部政治权力，并且从此之后，掌握了提名新达赖喇嘛的决定性投票权。喇嘛教会因此被纳于清朝的管理框架之内。为了对失去独立性的达赖做出补偿，乾隆帝提高其荣誉和尊严，正式赐予他西藏王的世俗头衔。但是，出于一种额外的预防措施，皇帝又小心翼翼地相应提高了另一位西藏宗教领袖、扎什伦布寺住持的特权，让后者成为日喀则的国王。1779年，这位高级僧侣觐见乾隆帝，后者在热河及北京热情接待了他。西藏一直紧密地隶属于大清帝国，直到1912年。

    乾隆帝作为西藏教会保护人的角色，导致他干预尼泊尔事务。1791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突袭进入西藏抢劫；乾隆帝立即派出一支远征军，横跨青藏高原，穿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到尼泊尔。（1792年9月）这支军队将廓尔喀人打得溃不成军，并迫使他们成为清朝的诸侯。

    在华南，依旧有森林覆盖的山系以及贵州的石灰岩高原充当着苗族人的庇护之所。到此时为止，这些“生番”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自治权，中原定居者只满足于清理一些河谷。1775年，乾隆帝试图征服这些强健的山民。他们在悬崖峭壁上修建的隐藏之所，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狂攻，人员大批被屠杀。首领们被押解到北京，在那里被酷刑折磨致死，他们被砍下的首级暴露在牢房里。

    对苗族的镇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完成了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这是一项千秋大业，由巴比伦及迦勒底人的吾珥时代那些传说中的王朝开始，于法国革命前夜结束。在同一时期，康熙帝和乾隆帝对蒙古、准噶尔及西藏的征服，使得自从公元初年开始（追随那些西方式征服），中国在上亚细亚的扩张规划产生了真实效果。1796年，在乾隆帝统治末期，正如汉唐的巅峰时期一样，中华帝国再一次囊括了整个“封闭的大陆”，其边缘为西伯利亚、阿尔泰、天山、帕米尔高原及喜马拉雅山脉所环绕。

    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清王朝通过其对农业问题的处理，为中国人帮了大忙。明代期间发展出了一种免于劳役与赋税的特权财产，其规模已经庞大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这些为王公、朝臣及官员创设的大领地，由佃农和劳工所耕种，《大明律》没有保护他们免受地主侵害。“《大明律》，”马伯乐指出，“给予主人惩罚犯有违抗罪的奴隶或雇工之权力，即使处罚造成违法者的死亡，法律也不能要求主人赔偿。”与此同时，皇室本身获得了数量巨大的地产，当然也同样地免于赋税，而且，尽管官僚队伍中有更为诚实的官员反对，皇室地产依旧在稳定地扩张。在这些庄园中从事耕作的农业人口，只能任由主管官员的一次次剥削。为了自身信誉，清王朝将属于皇室的部分土地转交给国家，富裕家庭的特权财产被没收，其中一部分在农民中间分配，成了他们自己的财产。

    清王朝并没有就此停歇。据马伯乐记载，它不断地鼓励小土地所有者的发展，保持着严厉的监督，目的是防止回到大庄园体制。地主们失去了强制权，这一权力方便他们借助农奴和雇工来开发大庄园。严格执行的法律，规定一个因为虐待导致农奴或劳工死亡的地主，将被杖责三百，流放三年。更重要的一项规定是全家耕种同一块土地达到数代的农民，最终将得到地表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地主则保有对底层土地的拥有权。这样，农民就能够买卖“表层”土地。

    这些措施以及在实行它们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导致了一场土地的普遍再分配。

    相比明朝时期，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这种进步也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中国的统计学家，那么，人口就从1578年（晚明）的60692000，增加到1661年的104700000，以及1766年的182076000。到了1872年，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329560000。

    下面转向乾隆帝的宗教政策。我们发现他像其父一样，任用了一些有才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这样，就发生了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修道士————在中国以郎世宁一名为人所知————的来华。他于1715到达北京，一直待在都城，直到1764年去世，成了皇帝的一名画师。受乾隆帝之托，郎世宁为宫中的女性绘制肖像；他还创作了皇帝接受吉尔吉斯进贡的多匹骏马，这幅画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在1760——1765年的某个时间，皇帝指示郎世宁及其他两位耶稣会士————王致诚与艾启蒙————连同奥古斯丁修士会修士安德义，绘制了一套表现征服准噶尔的场景画卷；后来，这些画作被送到法国，（1765——1774年）在皇家美术学院院士贝尔坦的指导下，进行雕刻。

    不过，乾隆帝与某些耶稣会士画家和数学家的私人友谊，并不妨碍他禁止自己的臣民皈依基督教（1736年4月24日的诏令）。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们也并没有被其真实感情所蒙蔽；1769年，汪洪达神父以完全客观的视角写道：“皇帝是一位事必躬亲的伟大统治者。他年龄越大，对欧洲人的态度就越赞赏。他及其贵族们都承认，我们的宗教是良善的。如果他们禁止我们公开传教，并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其领地，这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担心我们以宗教为借口，还隐藏着另一些计划。他们已经大体上知道了欧洲人在印度的征服，因此担心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发生。”而且，欧洲本身似乎也决意阻止天主教传教士的发展。1764年，路易十五的政府将耶稣会神父逐出了法国。接着，在凡尔赛和马德里宫廷的压力之下，圣座很不情愿地暂时做出让步，1773年，耶稣会不得不在欧洲和中国一起消失。巴黎的知识界为这一措施拍手叫好，丝毫没有意识到，法国因为否定其最优秀的思想先驱正在远东遭受着挫败，其损失几乎就和加拿大“几亩雪地”的丢失一样大。

    康熙、雍正和乾隆帝时期以艺术复兴而闻名，特别是在建筑及陶瓷领域。

    我们已经看到，1409到1424年间，明朝的永乐帝建立了“紫禁城”的总体规划，它位于现代北京的中心。这一无与伦比的建筑群，于1644年明朝灭亡之时被焚为平地。在上述三位皇帝治下，它得到了恢复和完善。事实上，三人都非常理解明代建筑师的抱负，因此完全可以说，他们正是紫禁城的第二代奠基者。而且，只有通过三人的恢复，我们才能对永乐帝的工作做出判断。

    众所周知，紫禁城的建筑不仅符合美学的规则，而且满足一系列的几何及天文学要求，这两者在中国古代宗教中扮演了一种核心角色。回廊、楼梯、露台、宫室及正殿的全部排列，都是坐北朝南，但论重要程度，又是从南到北递增的，是“与宇宙秩序的一致”。它同时也与人类的秩序相和谐，因为一切都导向皇帝的宝座，后者是世界的中心。从午门————皇帝过去常常在此接见凯旋的军队————踏入紫禁城，游客要穿过金水河，这是一条装饰性的小溪，在大理石桥之间蜿蜒流淌。接着穿过太和门，来到一个举行仪式的大庭院，它为大理石露台所环绕，每座露台上都建有宫殿。在庭院正中，有一个镶金顶的皇家大殿，即太和殿，这座宫殿是用来举行某些庄严仪式的，例如新年祭祀。事实上，它就是“皇帝陛下的仪式生活中心”————帝国的宗教中心。在这座大殿后面，属于同一组建筑群的，是同等重要的其他两座皇宫大殿，中和殿与保和殿。前者是春耕仪式开始之前，皇帝检查农业器具的地方，后者是他接见诸侯王公之场所。再稍向北，依然在中轴线上，坐落着乾清宫，这是皇室开会的大殿，皇帝在这里处理国家事务。还是位于中轴线，但在紫禁城的北墙之外，矗立着煤山，更准确的叫法是景山，它有五座山丘，上面都分别有一座亭阁。

    在紫禁城西边，几乎挨着它的是西苑三海，这是一片延伸的水域，被一座桥及一条狭地两次分割。在将北海与中海分隔开来的石桥正北方，一个小岛上有座假山，上面矗立起了一座白色佛塔，下令修建者是顺治帝。

    从白塔到煤山的路上，游客将会经过大高殿。这是一座覆盖着琉璃瓦的寺庙，修建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在清代的雍正及乾隆执政时期得到了装饰。干旱时节，皇帝会到这里来求雨。

    在北京的南区，距外墙不远，有一个庞大的公园，种植着刺槐、松树和柏树，这就是天坛。事实上，它由不少于五座祭坛与庙宇所组成，是明代永乐帝于1420年修建的，并由乾隆帝重修。每一年，皇帝都以其三千年宗教大祭司的角色，将在三次庄重的场合来到那里：在冬至，他来到圜丘坛————这是一座圆形大理石祭坛，由三个重叠的同心平台组成————向上天传达自己的指令；在正月的上辛日，他回到这里，上天将其指令授权给皇帝，让他这一年里实施治理；在春分，他来到这里向上天祈祷，求得风调雨顺，收成良好。在两排大理石柱廊之外，矗立着皇穹宇，这是一座由八根柱子支撑着一间圆形屋顶的环状建筑。在其西边有先农坛，建于明代，在乾隆帝时期重建。

    康熙、雍正与乾隆三帝，都不满足于修复和完善明代已有的建筑。在北京的西北郊区，他们修建了被称为“夏宫”的建筑群，颇有中国凡尔赛宫的味道。它们由两组建筑群构成：康熙帝使用的长春宫，以及雍正帝最喜欢造访的圆明园。乾隆帝将这两组建筑结合在了一起，在这项工作中，他任用了郎世宁和王致诚。他们能够获选，是出于其画家的技巧。王致诚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一景点让人愉悦的描述：

    高度为二十到六十英尺的小山丘已经建起，形成了无数小河谷。清澈的河渠灌溉着这些河谷，水源来自这一地区的高山上。河谷分开之后，又在一些地方交汇起来，形成了盆地、池塘和所谓的“海”。山峰与丘陵的斜坡上，种植着在中国很常见的开花树林。沟渠并没有修成直线型，砌在河道边上的粗糙石块，放置得如此艺术，人们可以说它们是大自然的杰作，因为这些水道一会儿加宽，一会儿变窄，并以最为自然的方式迂回曲折。河道的两岸，密布着在山岩中长出来的花卉，每一季节都有其不同品种。

    这位著名的耶稣会士笔下之描述，可能构成了18世纪中期中国造园艺术最好的研究成果之一————这一艺术明显基于明清绘画的经典。王致诚继续写道：

    在到达一条山谷时，你会观察到一些建筑物。整个表面均由立柱与窗户构成。木质构件被镶金、涂彩或者刷漆。墙壁由灰砖所砌成，砌得很标准，打磨得很光滑；屋顶覆盖着红、黄、蓝及紫色琉璃瓦，通过其混合与排列，造就了一种令人愉悦的多样性图案。每条河谷都有其亭阁，相比周边环境是小，但大到足以使我们最伟大的贵族及其随从落脚。其中几间屋子由雪松木建成，它是从五百里之外的地方运送来的；在这一巨大围场中，有可能数出二百多间豪宅，更不消说太监们居住的陋室了。

    沟渠上横跨着各式各样的小桥，有些桥的栏杆由白色大理石制成，制作精巧，上面饰有浮雕。在大湖中央的一块岩石上，有一座小宫殿，建筑师将其修筑于中心位置，因此从这里便能纵览园中的一切美景。你可以乘坐华丽的船只，沿着最大的水道，来回航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熙、雍正与乾隆时期艺术表现的趋向。如果说绘画和雕塑已经堕入衰败的话，那么建筑，特别是城市建筑师及造园艺术家的的技艺，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最后的杰作得以生产出来。

    康熙年间，江西景德镇的官窑被重建（1680年），陶瓷艺术在诸如牛血红、桃红和宝石蓝这一类明亮的单色上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像“五彩釉”（绿色为赏心悦目的排列及多彩釉形成了一种背景）、粉末蓝或者是极为罕见的“黑地彩”一类带有彩绘装饰的瓷器。雍正年间，出现了极为精致并带有彩绘装饰的物件，我们称其为“粉彩”。乾隆年间，另外生产了一种被称为“乳花”的漂亮装饰。但几乎紧接着这一时期，当中国陶工开始为欧洲出口而生产时，衰败就随之开始了；欧洲需求“中国艺术风格”，后者就相应地为之供应。

    这一艺术上的退步，是清王朝衰败的一个征兆，这种衰落可以追溯到8世纪————回溯至“理性时代”的哲学家们，为中国的教化歌功颂德之时。华夏历史的模式正是：在造就两三代有能力的执政者之后，政权就陷入衰败。古老的帝国被王朝奠基人重建，随后再一次分崩离析。1644年得到皇位的满族部落，依然没有逃脱这一定律。从第五代统治者嘉庆帝（1796——1820年）开始，衰落变得日益显著。不幸的是，这个王朝的油尽灯枯，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在科技影响之下的兴旺繁荣，正好处于同一时期。在17世纪后半期，中国依旧可以同欧洲平起平坐，把荷兰人驱逐出台湾，将俄罗斯挫败于雅克萨，就显示了这一点。而在1820到1850年间，中国突然发现，她已经落后世界好几个世纪了。与正在扩张的欧洲相比，此时的中国只是一块蛮荒大陆，不过，因为福音传播与商业开发，这块土地存在着无限的可能。

    欧洲对抗中国的第一场战争，是大英帝国于1840年发动的。它主要是因为中国官方不愿意接受一种最方便地维持贸易平衡的商品（鸦片）而激起的，因而被称为“鸦片战争”。十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大约十五年时间里，这场内战肆虐了华中，几乎标志了大清帝国的末日降临。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似乎主要归结于三个原因：首先，领导者的腐化堕落，导致了内部不和，并未能实施变革；其次，文士阶层们敌视一个反儒教意识形态的的军事政体（太平天国的“天王”曾受基督教教义鼓舞，并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最后，英国和法国在占领北京，并获得事实上废除了中国自主权的媾和条款之后，就对清政府镇压叛乱的行动施以援手。

    从1860年开始，直到1912年最终退位，这个王朝只是作为一个破产并缓慢解体的帝国之名义而存续，并被入侵与反叛交替威胁。入侵的危险随着西方列强工业化的加速而增加，但同样因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而减弱。反叛的危险，主要在于衰落时期地方自治的习惯性发展；但在接近世纪之交时，同样发展出了一波相当可观的改革情绪。这个王朝拒绝接受“西化”，相反，却鼓励所谓的“拳民”（义和拳，义和团）之流反叛。它被一支外国军事力量镇压，紧随其后的，是已经拖延太久的改革措施出台。1912年，清帝国逊位，让位给了一个名义上的民国政府，它处于地方军阀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整个东北（满洲）听任俄罗斯与日本相互争夺，而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其他列强也有各自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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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国依旧与世隔绝，那么一位才华出众的将军很可能会建立一个新政权来取代清朝；但西方力量及西方主张，已经渐渐破坏了传统的政治观念。史无前例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因素进入了这场权力角逐，帝制的大厦最终土崩瓦解。

    事实上，这位贵妃与董小宛是两位不同的女性。董小婉是一位相貌美丽、多才多艺的歌女，她成了一位中国学者的小妾，很年轻就去世了。碰巧的是，当皇帝大到足以欣赏其女性魅力之时，她已不在人间。贵妃则是一位满族将军之女，其家族姓为“董鄂”，与董小婉的董是同一个写法，这足以令一些作家相信，那位浪漫的歌女，事实上就是这位多情的贵妃。

    没有记录显示，贵妃的随从们都被屠杀，但他们选择了自杀，以后也有一些类似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