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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5页）毛泽东从认识论的根本上，批判了当时在党内掌握领导权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对一切事情都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完全不知道苏联革命是一个特殊，中国革命又是一个特殊，两个特殊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苏联是真理的东西，到中国就成为教条。他们常说，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绝对正确。其实，如果他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倒有正确的可能；如果他们真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就非犯错误不可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就是把一般和特殊相结合，以此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对于一般和特殊的问题，毛泽东归结为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一个“寓”字，准确地说明了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既有区别、又有联结的情况。这个提法，中国传统哲学称为“理在事中”。
对于两个对立面统一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归结为：“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9页）
这是《矛盾论》的两个要点。
第五节 《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就其统一这方面说，也可以说是两个伙伴。譬如：就一个贸易的关系说，其中必有两个伙伴————一个买者，一个卖者。没有买者就没有卖者，没有卖者也就没有买者。买者和卖者是一对对立面，也是一对伙伴。无论怎样说，他们都是互相依存的。它们互相依存而又互相斗争，都想占对方的便宜，这就是中国近代人所谓“商战”。这一对对立面或伙伴，因贸易这个关系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因同在一个统一体中而互相斗争，这就成为又统一、又斗争的局面。中国有句老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这个主要、次要的分别是一回事。在一桩买卖交易中，有一方占便宜，必有一方吃亏。其占便宜者，就是主要对立面；其吃亏者，就是次要对立面。主要对立面的占便宜，就是次要对立面的吃亏，其实是一回事，并不是于主要对立面占便宜之外，还有一个次要对立面吃亏。这也正如会计学中借方和贷方平衡的道理一样。
在人类社会中，还有一种关系把不同的民族或国家联结为一个共同体，那就是战争。在一个战争共同体中，也有两个对立面，它们当然是对立的，但也可以说是伙伴的关系。没有这样的伙伴，也就没有战争了。中国有句老话：“一个巴掌拍不响。”
在一个战争共同体中，其胜者为主要对立面，败者为次要对立面。其实，胜败就是一回事，胜者的胜就是败者的败，并不是于胜者之胜以外，另有一个败者之败。
在一个统一体的发展过程中，两个对立面的地位因条件的不同而经常互换，这就是对立面的转化。这在战争中最为明显。善于用兵的人，就是善于创造条件，使自己成为胜者，使敌人成为败者。毛泽东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6页）
当红军在江西苏区同蒋介石的军队作战时，红军数量和武器装备远远处于劣势。红军当时的战术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8页）这个“诀”的意义，是避免和敌人打面对面的硬仗，虽不能胜敌，但可以避免为敌所胜。
红军的战术，以后又有新的发展，使红军由劣势转化为优势。毛泽东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8～209页）毛泽东根据辩证法对立面互相转化的原则，制定出一套在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是《矛盾论》中提出的第一个要点的应用。
关于一般和特殊的分别，毛泽东作过极清楚的分析，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开头就说：“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4页）战争是“一般”，其内容是任何种战争都必须依照的规律。革命战争是一种战争，除了依照战争的一般规律外，还要依照这种战争的特殊规律。革命战争中，有苏联的革命战争，有中国的革命战争，这就是“特殊”。它们除了依照一般战争和革命战争的规律外，还各因其本国所特有的情况而有各自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指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研究苏联的革命战争经验，从中学习战争和革命战争的规律，求得一般于特殊之中，但不可以照抄苏联的战争经验。“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6页）这是毛泽东对于当时教条主义者的批判，也是《矛盾论》中提出的第二个要点的应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前者发表于1936年12月，后者发表于1937年8月。就发表时间说，前者早于后者八个月，但不能说《矛盾论》中那两个要点只是毛泽东在这八个月中才发现的；只能说毛泽东在1936年前后的几年之间，就已形成这一套思想。他先用军事学的形式发表出来，那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又用哲学的形式把它发表出来，那就是《矛盾论》。这两篇文章互相发明、互为表里。
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既有理论的根据，又有实践的应用。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是科学的，不是空想的。他是从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以决定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关于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性质的关系的问题，王夫之有两句话说得最简明“有因事以求理，无立一理以限事”。革命的性质就是“理”，革命的任务就是“事”。
可惜到了后来，集“君”“师”于一身的毛泽东，以为“立理”可以“限事”了。
第六节 社会主义阶段
在解放战争胜利后，共产党把毛泽东提出的政治纲领一步一步地付诸实施。它首先称它所要建设的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召集了当时的各民主党派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这个纲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规定，都是以《新民主主义论》所说的原则为根据的，它就是《新民主主义论》的法律形式。其中，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包括五种经济同时并存，当时称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的有效时期有多长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多么长，他没有说。据当时报刊上的报道，刘少奇说至少五十年，实际上是不到五年就变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这就正式取消了《共同纲领》的法律效力。
毛泽东于1954年6月14日，在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讲话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宪法》的调子和《共同纲领》是大不相同的。《共同纲领》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宪法》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宪法》的公布，中国革命就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表示毛泽东对于革命方法的认识的大转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所用的革命方法是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以当时社会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当时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由此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纲领》就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措施。1954年的《宪法》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这就是以革命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这个转变，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深远的后果。
毛泽东常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作为一般的论断，这是不错的；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使其不能发展的，毕竟是些具体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某时某地革命的对象；消灭这些对象，就是其时其地的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决定其时其地的革命的性质。如果得到自然的发展，中国社会自然也会从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自然发展中，有其内部的阻力，那就是封建的残余势力；更重要的是其外部的阻力，那就是帝国主义。所以要解放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就必须反帝反封建，尤其是反帝。中国人民抗日的胜利，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的胜利，赶走了美帝国主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言的。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已经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当时应该做的事，就是调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以各种方式，由各种渠道，齐头并进。这就是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经济所包括的五种经济，有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又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的束缚，那就用社会主义再作解放，这就是革命分两步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本来就是这样主张的。可是，1954年的《宪法》过早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毛泽东似乎也想合两步为一步、“毕其功于一役”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有“驳‘左’倾空谈主义”一节，曾几何时，毛泽东也走上了“‘左’倾空谈主义”的路了。
这样的转变，当时在党内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毛泽东批判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人们，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犯右倾的错误。其中，“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这句话，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以前大不一样。他不是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而是以革命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没有系统的理论，我们只可从他的零散言论和具体措施中窥其一斑。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实现在农村中。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把没收的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作为他们的私有物。几年之后又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连同他们所分得的土地组织起来，称为合作化。这种由分而合的过程，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这种组织由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1958年，本书的作者曾随同北大哲学系的师生一起被派到北京郊区帮助农民办人民公社，有机会亲自见到当时领导运动的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照他们所宣传的，简直就是共产主义了。首先是“吃饭不要钱”。每一个公社都办起了公共食堂，本社的社员进去吃饭，都不要钱。据当时的宣传，以后其他公社的社员，也可以不掏钱来吃饭；再以后，任何人都可以不掏钱进公共食堂吃饭；最后，一个人可以走遍全中国，到处都可以走进公共食堂，不掏钱就吃饭，吃饭问题解决了。公社对于社员生活的各方面都包下来，社员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归公社包了。当时的公社，确实都是这样做的。社员的生活既然都被包下来了，他们就有余暇做艺术方面的活动，各公社都办起了画廊。至于这些费用从何而来，却没有具体地讨论，因为他们有个前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要人敢想，生产力就自然相应地提高。有一个公社的书记自以为他能把农业生产提高到亩产一百二十万斤，并且设置了试验田，插上牌子，写上“一百二十万斤试验田”。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一个秘诀：每亩地下埋一条死狗。
这种“共产风”当然是刮不久的，所以，不久就下令停止了。但其余波仍然泛滥不息，其主要的表现是养成人们习惯于说些大而空的话，当时却被称为“豪言壮语”。有一个笑话：曾有两句流行的歌谣：“无产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唐山大地震时，有人风趣地说：“别‘吼’啦，别‘吼’啦！一抖就受不了啦！”
可注意的是，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内容，实际上和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类的思想。其类似之处，在于都是空想的，不是科学的。毛泽东也曾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页）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思想，真的是到达共产主义的路吗？实践已经做出结论了。
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发展史，列举了五种社会类型，一层比一层高。每一新出现的类型，都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被毛泽东称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否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不见得。在刮“共产风”的时候，农民不仅是公社社员，也还是他们原来家庭中的成员，仍处于他们原有家庭的组织中。每个社员，在公社劳动所得工分，并不归个人所有。他们回家后，还要如数交给家长，由家长支配。从这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倒像一个封建大家庭。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附着于土地，依靠自然经济生活，人民公社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所以还不能超出封建经济形态的范围。
第七节 极左思想阶段
毛泽东的极左思想，表现为“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把社会上的一切都闹了个天翻地覆。在学校里，不是先生教学生，而是学生教先生。在医院里，医生当看护，看护当医生。大学的学生不是通过考试入学，而是由工厂、人民公社和部队保送进来的，称为“工农兵学员”。他们首次进校的时候，大张旗鼓，学员们捧着或顶着毛泽东的半身石膏像，认为他们胜利了，知识分子被打倒了，以为只要有毛泽东的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进入知识的宝库，攀登科学的高峰。
毛泽东最喜欢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是从产业大革命说起，这次大革命引起了政治、经济、道德等社会各方面的大变动。《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1～272页）这样说“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句话，就有了物质的基础，这是从革命的任务出发，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极左思想家离开了那些物质基础，而从他们所认为的革命性质出发，空谈要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就是教条，就是超阶段的革命。当时的革命者们大破“四旧”，他们所要破的“四旧”是封建主义的“四旧”，其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当时中国的革命任务应当是改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中国“四旧”中的宗法制度、家族思想，都是自然经济的产物。不从根本上下手，而只大批孔、孟，纵写千万篇文章，也是没有效力的。
当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冲突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产力大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不能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旧的上层建筑不能为它服务，而且成为它的束缚了。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新的生产关系不是由旧的生产力自然发展出来，新的上层建筑不是由旧的经济基础自然决定的。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就要发生革命，这就是“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那句话的确切意义。后一种情况，就是超阶段的革命，而超阶段的革命就要犯“左”倾空想的错误。其所以不能超阶段，是因为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所以在革命发展过程中，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而不是革命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
这个道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讲得很清楚，但不久就忘记了。使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就是超阶段的革命。所超的是什么阶段呢？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中，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到最近才说清楚。最近，党的领导人说：能超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超过的，是商品经济。因为商品经济这一阶段不能超过，所以，想使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就是现在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就称为“新民主主义”；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就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理论内容和实际措施是一致的，其总方向是要建设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资本家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伟大的试验。如果成功，那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共产党宣言》的“彻底决裂”是革命；有极左思想的“革命者”的“破四旧”是超阶段的革命。
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二阶段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认为，革命的性质可以决定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直接违反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专有一段讨论这个问题。所谓“共产风”是第二阶段的非正式的延伸，不足为另一阶段。
第八节 空想共产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共产主义有空想的和科学的之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引马克思的一句话：“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句话，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如果能提到比资本主义高几千倍，那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另一种解释是如果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社会生产力就会比以前高几千倍。前一种说法是科学共产主义，因为它的依据点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后一种说法是空想共产主义，因为它的立足点是人们的愿望。马克思的本意是什么，这里暂不考证。在刮“共产风”的时候，人们引用这句话是用第二种解释去理解的，所以认为只要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粮食的亩产就会提高到一百二十万斤。这当然是空想共产主义。极左思潮就是空想共产主义。极左思潮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统治了中国，造成了十年动乱。
根据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中之一是法国18世纪的空想共产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立足点是宗教的、道德的理想，而科学共产主义的立足点则应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按照唯物史观的原则，历史的发展是靠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是靠新的生产工具的应用。在人类历史上，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是由铁器的普遍使用带来的生产力的革命而引起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则是由于第一次产业大革命，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把社会生产力一下子提高了几百倍，以至几千倍。生产力提高了，社会生产方式也要有相应的改变，这就构成了新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这个过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他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矛盾集中为两个对立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照这样的分析，无产阶级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共存于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中的一个对立面。它和资产阶级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这就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一样，农民只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而即使它通过起义，夺得了政权，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社会形态。
在没有出现由生产工具的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发展，也没有出现由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生产关系改变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却告诉人们，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可以人为地改变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历史进程，建立社会主义，这就与唯物史观相矛盾了。由此看来，这个理论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能进行革命，不能取得政权。而是说，不能不顾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前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即使取得了政权，其革命任务也应该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出现准备条件。因此，其革命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问题上，只能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靠空想办事情。
空想的东西，是经不起实践的考验的。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他们都是在实践中发现了空想共产主义的错误。根据过去推测未来，如果世界上真有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新的生产关系出现，那就需要有第二次产业大革命，第二次产业大革命的来临，已经出现了苗头。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现在出现的电子计算机，把人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的计算能力，一下子提高了百万倍，乃至千万倍。再加上，例如超导体等发明，社会生产力真可能“一天等于二十年”，提高几千倍；如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生产关系就自然出现了。
空想家的空想也是有内容的，不过它的内容是从旧的生产关系中取来的，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未出现。这不能怪他们，人类的思想总是以其经验为资料的。以旧的资料配上新的名称，这可叫做“新瓶装旧酒”。在社会大转变时期，有“旧瓶装新酒”，也有“新瓶装旧酒”。就其对于社会的影响说，“旧瓶装新酒”比较好些。无论瓶子怎样，它装的总还是新酒。
上文说过，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从另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又像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在那样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依赖于家庭而生活。成员有收入，都要如数上交家长；如果没有收入，也照样受家庭的供给。家庭为其成员准备了“大锅饭”，成员都有“铁饭碗”，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正是准备了这样的“大锅饭”。所行的各种“包”，把社员的依赖心都“包”下来了。这就是“新瓶装旧酒”。直到现在，“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还是改革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