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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发展的过程中，新文化运动之后，紧跟着就出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培养出了它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省湘潭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又在李大钊所领导的北大图书馆中当职员，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离开北大后，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被推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此以后，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他的著作言论中已公开的，载在《毛泽东选集》五卷及单篇本；此外还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主席诗词》《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著作。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阶段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新民主主义及以前阶段，二、社会主义阶段，三、极左思想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理论著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文章几乎是同时写的。在前一篇文章中，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发展，画出了一幅蓝图。他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指出了革命的任务，他说：“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9～610页）
《新民主主义论》是专门说明这个理论的。这篇文章一开始提出了一个总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得到一个结论：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全文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说明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内容。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指出，在当时的世界中，有资本主义的旧民主主义，也有苏联的社会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6页）。毛泽东认识到革命的性质是革命的任务所决定的，革命的任务是革命国家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中国社会在当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都是历史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所以，中国在当时的革命，既不能是旧民主主义的革命，也不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只能是第三种形式，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第三种形式只是一个过渡，但这个“渡”非“过”不可。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说：“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9～640页）
在文化方面，毛泽东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9页）他又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9页）
他还批判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说：“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7页）
《新民主主义论》还特有一节，题为“驳左倾空谈主义”。毛泽东说：“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4页）他还指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6页）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于1940年首先发表于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这篇文章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但是，其意义和影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它的“建国大纲”和政治纲领。
第二节 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毛泽东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展开了斗争。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认为，应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苏联的前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与军阀、资本家直接斗争，一有机会，就发动武装起义。毛泽东不以为然，他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来说，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6页）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组织工会，教育工人，可以进行长期的合法斗争，可以利用议会讲坛，可以实行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其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可以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遇到适当的时机，就改变合法的斗争为武装起义，一举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先占据城市，把革命从城市推向农村。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条件就大不相同。在当时新旧军阀统治下，没有法律，没有议会，甚至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也都被禁止，无所谓“合法斗争”。要斗争，就只有武装斗争。这种情况，毛泽东归结为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是比较少的，而农民群众则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毛泽东提出“工农联盟”的主张，共产党下乡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先占领农村，由农村包围城市，一反西方共产党的办法，领导中国革命，得到最后成功。这个战略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也符合中国的历史情况。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农民起义的传统，但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一次农民起义虽然成功了，也只是改朝换代，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没有也不能改变封建制度。有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无产阶级虽不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生产关系，但确实代表着比封建主义更高的生产关系。工农联盟，无论就哪一方面说，都是如虎添翼。本着这个战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组织了苏区政权，有效地抵抗了蒋介石的“围剿”。以后，又在延安组织了抗日政权，领导沦陷区的人民进行游击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的妄想无法实现。
这些成功，都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所不能想像的。毛泽东总结这些成功的经验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7页）毛泽东说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这句话，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马克思主义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它就不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用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以为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77～778页）射箭以“的”为主，以箭对着“的”，不是以“的”对着箭。好像医生看病，是以病为主，不是以药为主；只可对症下药，不可叫病人对药害病。革命也是如此，只能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不能以革命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前者是对症下药，后者是对药害病。
为了从理论上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写了两篇哲学论文————《实践论》和《矛盾论》。
第三节 《实践论》
毛泽东指出，人的认识的过程有两个阶段：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他说：“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1～262页）
毛泽东在这里所举的例子是就一个团体（一个到延安参观的团体）说的，就个人的认识说，情况也是一样。个人的认识能力有两个组成部分：感官和思维。从感官得来的是感性认识，从思维能力得来的是理性认识。思维能力是人类所特有，人之所以别于禽兽、高于禽兽者就在此。譬如一只猫，它只能照着它的感性认识活动，见了可吃的东西就吃，听到可怕的声音就跑，疲倦了就睡觉，它的认识和活动，都只限于感性的阶段。无论是人或其他动物，就其认识能力来说，感性都不能自然上升为理性。人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是量变，而是质变，是一个突变，一个飞跃。
飞跃的条件是抽象。毛泽东引列宁的话说：“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他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3页）理性认识虽然高于感性认识，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根据。没有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这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它们是相反而又相成的。用这个观点说明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8页）
毛泽东接着说：“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8～269页）毛泽东提出了认识运动中的又一次飞跃，“认识”这个统一体中的又一对对立面：认识和实践。
《实践论》最后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是辩证唯物论，这个原则应用到历史学，就是历史唯物论。《实践论》的主题是应用这个主要原则到认识论。毛泽东屡次点出，他所讲的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其所以是辩证的，因为他用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斗争这个原则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其所以是唯物的，因为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对立面中，毛泽东肯定感性认识是第一性的；在认识和实践这两个对立面中，他肯定实践是第一性的。
《实践论》所谓认识，和西方传统哲学所谓认识，其意义不尽相同。西方传统哲学所谓认识，主要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是个人；《实践论》所谓认识，不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可能是一个社会团体，也可能是整个社会。《实践论》所谓知、行，和中国传统哲学所谓知、行，其意义也不尽相同。中国传统哲学所谓知、行，也是专就个人说的；《实践论》所谓知、行，其意义就广泛得多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倒和孙中山接近。孙中山的《孙文学说》的内容，主要讨论知、行问题，主张“行先知后、行易知难”。《实践论》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但全篇充满了这种思想，是很显然的。
第四节 《矛盾论》
这篇文章，本来是毛泽东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作的。其中接触到两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其一是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问题，其二是一般与特殊、共相和殊相的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毛泽东都用生动的语言加以说明。
关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说：“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1～302页）
毛泽东在另一个地方说：“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毛泽东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毛泽东又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7～298页）这就是说，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其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平等的，有主有从，但其主从关系不是固定的。主可以转化为从，从也可以转化为主。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可以转化为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转化为统治者。毛泽东总结说：“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9页）以上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接触到的第一个真正哲学问题。
第二个真正哲学问题，是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的问题。毛泽东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4～295页）
毛泽东又说：“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3页）他又说：“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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