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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要做这些考虑，就必须研究中国在当时的社会性质，这就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所以被提出来的客观原因。
蔡和森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对于这个问题作了概括的叙述。这篇文章开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2页）蔡和森把摆在中国革命面前的根本问题明确地点了出来，接着又分段予以解答。
中国当时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是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蔡和森回答说，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他说：“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权革命的区别是很显明的，因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根本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他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与农民平分政权。在资本主义后进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把民权革命看为是资产阶级的事而把这一最低度党纲（争民主共和）从最高度党纲（争社会主义）排除出去。无产阶级只有坚决的与农民联合引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4页）
蔡和森指出：“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首先在对中国革命性质之不正确的观点：（一）认‘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在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认‘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二）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三）忽视农民，偏向于‘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四）以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些认识，显然是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不正确，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忽视农民的重要，而偏向于与资产阶级联盟，根本不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工农民权独裁，而认革命胜利一定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根本没有革命转变的观念，以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要经过一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总括一句，这是‘二次革命论’，中国原始的孟塞维克倾向。”（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8页）
蔡和森接着说：“‘二次革命论’之后，又发现‘一次革命论’：以为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以为‘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的胜利终竟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论’不仅混淆中国革命的性质，要有落到托罗斯基不断革命论的错误，不仅混淆无产阶级政党最低度党纲（工农民权独裁的）与最高度党纲（无产阶级专政的）的任务，而且要使从民权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成为没有意义，必致使无产阶级政党忽视此转变的条件与准备，所以‘一次革命论’也是不正确的。”（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8～49页）
蔡和森又说：“民族资产阶级叛变后，中国革命有什么特殊现象呢？有：（一）土地革命深入；（二）开始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三）工农革命联盟对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联盟。以上现象是证明革命阶段的深入和革命动力的转变，而不是革命任务和性质的转变。只有革命任务改变了，革命性质才会改变。革命的客观任务————如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的两个主要任务，现在不仅没有完成和消失，反而因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妥协，而愈益加重了这些客观任务的需要与意义。纵然在资产阶级叛变后，于上述两大主要的客观任务外，还要加上更坚决的反对领导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新任务。然这一新任务的意义，并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应反对，乃因民族资产阶级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地主阶级的同盟，出卖革命变成为反对民权革命的反革命之领导者而应反对的。所以这一新任务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并不会毁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客观上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49～50页）
蔡和森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中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劳苦群众之前，高声的肯定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他的最高任务就是争得此前途之尽可能的迅速的实现；同时他坚决的反对误解或曲解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他始终一致的认定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之至低限度的党纲，谁要抛弃或超过此至低限度党纲的任务，谁便是反革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客观上更创造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社会主义前途之可能，但中国共产党决不夸张他的领导权之建立，而丝毫忽略揭破民族资产阶级种种欺骗民众的假革命的企图或民族改良主义的企图，与这种企图作长期的艰苦的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秒不忘的任务。”他坚决地指出：“中国革命固然有社会主义前途，因民族资产阶级之叛变，愈益增加这一前途之可能与必然，可是若说这一前途现成的摆在前面，这简直是骗子。”（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57～60页）
第四节 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论战
1935年，上海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篇文章，又称为“一十宣言”，因为它是在1935年1月10日发表的，最先登在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后来各报各杂志均转载。
这个“宣言”提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所“应该”遵循的五项原则。第一项是：“要特别注意此时此地的需要。”第二项是：“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第三项是：“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需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认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第四条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第五项是：“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根据这五项原则，“宣言”提出了两条注意：一条是“不守旧”，一条是“不盲从”。又提出三项目标：一是“检讨过去”，二是“把握现在”，三是“创造将来”。（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第1～6页）
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所要说的，只有三个字：“不盲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这是这个“宣言”实际上所要说的话，其余都是些空话。“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其所当吸收”，不吸收其所不当吸收，这些话都是自语重复，都是废话。
但是，这个“宣言”是以堂而皇之的形式发表的，当时的各报刊都转载了（这自然也是国民党授意的），所以在当时颇为轰动，引起了各方面的辩论。这些辩论所谈的，大都是关于文化的理论问题，从表面上看，形成了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的关于东西文化的大辩论。
同“本位文化”论正面对立的，是“全盘西化”论。胡适也说话了，他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隋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例如中国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欧洲的基督教不同，他自成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又如陈独秀先生接受共产主义，我总觉得他只是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不同。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第14页）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这并不使人惊异。但照这里说的，他所主张“全盘西化”的理由，似乎有点特别。他似乎也认为“全盘西化”的主张有点极端，但又认为只有主张极端，才能在实际上“化”得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是个什么样子，他没有说。
中西文化问题，本来是一个老问题。十教授的宣言，郑重其事地把老问题重新提出来，在舆论界引起一阵人为的轩然大波。但其措词空洞，言之无物，令人读之不得要领。我在30年代末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在所作《新事论》中曾经指出：在这一类的讨论中，牵涉到一个哲学问题————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的问题。某一种社会类型是共相，某一国家或民族是殊相。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一时期是某一类型的社会，这就是共相寓于殊相之中。这个“寓于”是冥合无间，所以在表面上就浑而不分。这就引起了思想混乱。所谓“全盘西化”，所谓“本位文化”都是这种混乱的表现。至于一般人所说的西洋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应该说是现代化。
如果不把这种混乱搞清楚，事情就不好办。中国人是黑头发、黄眼珠，西洋人是黄头发、蓝眼珠。如果真要“全盘西化”，你能把黑头发、黄眼珠换成黄头发、蓝眼珠吗？显然没有这个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你说要“本位文化”，中国就真是什么改革都不要吗？某一些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若要辨别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选择。选择必定有个标准，不然的话，那就只能说“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其应该吸收的，不吸收其不应该吸收的”。话是不错，可是说了等于没有说。
怎样确定这个标准呢？最好的办法是认识共相。看看世界上强盛的国家，看看它们是怎样强盛起来的，看看它们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它们的殊相之中所寓的共相的内容或其表现。这些国家是殊相，它们的社会性质是共相。共相是必要学的，也是可能学的；殊相是不可能学的，也是不必要学的。
它们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呢？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又是什么呢？我在当时创造了两个名词，说当时西方的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当时的中国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它们（西方）原来也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后来先进入了“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因为有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就是工业化。我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的一句话————产业革命的结果是乡下靠城里，东方靠西方。我说：这是一句最精辟的话。所谓东方和西方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乡下与城里的差别。一个国家里有城乡的差别，世界上也有城乡的差别。世界上的乡下就是那些殖民地，世界上的城里就是那些统治和剥削殖民地的国家。
以上所说的那两种社会，用现在人们所常用的名词说，就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人生的两件大事，就是吃穿。为了吃穿，人们就需要劳动，以生产吃穿的资料。在自然经济中，人们生产是为了直接的消费。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一个劳动妇女守着一架织布机，一年可以织出几匹布，就够她的一家人穿了。西方先经过产业大革命，以蒸汽机为动力，一下子就把生产力提高了几百倍、几千倍。一部织布机器只要开动几分钟，就生产出许多匹布。它一年不能只开几分钟，一开就要继续开下去。所生产出来的布，只好作为商品出卖。这样的生产，就是商品经济。一部生产机器开动起来，必须用许多人操纵，那许多人来自四面八方。在农业生产中，无论地主或佃户，都附着于土地上，他们都是聚族而居，所以有宗法制度、宗法观念。操纵机器的工人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再不能聚族而居，宗法制度自然就破坏了。这些都是自然而又必然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旧的东西自然而又必然地“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这个“当”字自然就有着落，但这一切并不是什么人的创造。这个道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