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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经验与科学[1]
［法］米歇尔·福柯
众所周知，法国几乎没有逻辑学家，却有为数众多的科学史家；而且，在“哲学机构”————不管是以教学为重心的还是以研究为重心的————中，他们占据了相当的位置。然而，人们是否确切地知道，在过去的15或者20年中，一直到这一机构的最前沿，像乔治·康吉莱姆的这本书那样的著作，对那些与这一机构相隔离的人们，或者挑战这一机构的人们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性？是的，我知道，有一些更热闹的舞台：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人种学。然而，我们不要忘了，这一事实————随你怎么想————取决于有关法国的思想环境、我们的大学机构或者文化价值体系之运作的社会学：就过去这奇怪的60年而言，在所有相关的政治的、科学的讨论中，“哲学家们”————我仅仅是指那些在哲学系接受了大学训练的人们————的角色十分重要：或许就某些人的意愿而言，是过于重要了。而且，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乔治·康吉莱姆的教学或者著作有关。
由此产生了一个悖论：这个人（他的著作是严肃的）刻意而精心地固守在科学史的一个特定领域（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混同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学科），却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出现在了自己一直留意着不要卷入的讨论中。然而，抛开康吉莱姆，你就无法更好地理解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主义，无法更好地理解在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所进行的一系列讨论；你也不可能领会像布尔迪厄、卡斯特（Castel）、帕斯隆（Passeron）的独特之处以及让他们在社会学中引人注目的东西；你也会错过精神分析家的理论著作的整个方面，尤其是拉康的追随者们的著作。更有甚者，在有关1968年运动前后的思想的整个讨论中，我们很容易找到那些或近或远地受过康吉莱姆训练的人的位置。
我并没有忽视这些在战后的几年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非弗洛伊德主义者、某个具体学科中的专家和哲学家、学术与非学术、理论家和政治家产生对立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来说，人们似乎会发现另一条分界线，穿越了所有这些对立。它是一条把经验、感觉和主体的哲学与知识、理性和概念的哲学区分开来的分界线。一边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传统；而另一边是卡瓦耶斯（Cavailles）、巴什拉和康吉莱姆的传统。换句话说，我们所处理的是两种模式。直到很晚时————1930年左右，现象学————如果说没有变得很有名————至少最终得到了承认。也正是在那时，法国人依照这两种方式重拾现象学研究。法国的当代哲学即源于这几年。胡塞尔在1929年所做的有关先验现象学的演讲（Gabrielle Peiffer和Emmanuel Levinas的译本为Meditations cartesiennes，巴黎Colin出版社，1931；Dorion Cairns的译本为Cartesian Meditations，海牙Nijhoff出版社，1960）为这一刻的标志：现象学通过这一文本进入了法国。但它允许有两种解读：其一，沿着主体哲学的方向————这就是萨特的论文《论自我的超验性》（《Transcendance de l'Ego»，1935）；另一种，则是回到了胡塞尔思想的基础性原理上：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原理、科学理论的原理，而在1938年，卡瓦耶斯发表了两篇关于公理方法（axiomatic method）和总体理论的形成（formation of set theory）的论文。在一系列的调整、分裂、互动甚至重新结合后，不管它们是什么样子，法国的这两种思想形式，已经构成了两种在根本上依然保持着异质性的哲学方向。
表面上，第二种方式随即保持着最理论化、最致力于思辨任务，而且最学术的姿态。而且，也正是这种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当某种不仅仅涉及大学，而且涉及知识的地位和角色的“危机”发生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自问，为什么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按照其自身的逻辑来说，最终能够如此深刻地与当下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在于：科学史利用了其中一个被秘密地引入到19世纪晚期哲学中的主题：理性思考第一次受到了质疑，而且不仅是从其本质、基础、力量和权利方面，还从其历史和地理方面；从其刚刚经历的过去以及它当下的现实；从其时间和地点。这就是门德尔松（Mendelssohn）以及康德于1784年在《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chrift）上试图回答的问题：《什么是启蒙？》（《Vas ist Aufklarung?»）。这两个文本宣示了一个“哲学杂志”的诞生。它与大学教学一道，是19世纪哲学的体制化园地的主要形式（我们知道它有时候是多么肥沃，正如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那样）。它们还让哲学向一个整体的历史-批评的维度开放。这项工作通常涉及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事实上是不可分离的，而且不断地彼此呼应：一方面，当西方第一次宣称自治和主权的时候，要搞清楚这个时刻到底是什么（从它的年表、构成因素和历史环境）：路德改革、“哥白尼革命”、笛卡儿哲学、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牛顿物理学？另一方面，分析当前的“时刻”，而且，从这种理性的历史本身的角度，从当下可能的平衡本身的角度，来寻求必须伴随着这样的奠基性的行为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重新发现、重拾某个被遗忘的方向、完善或者分裂、返回到某个更早的时刻，等等。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这个从未消失的有关启蒙的问题，在德国、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会有不同的命运；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它会被人们根据如此不同的年表，被引入到如此不同的领域中。我们要说，无论如何，德国哲学首先是在关于社会的历史和政治思考中，赋予它实质的（有一个特殊的时刻：路德改革；还有一个中心问题：宗教经验与经济和国家的关系）；从黑格尔主义者到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奇、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和马克斯·韦伯，它都见证了这一点。在法国，是科学史首先支持了这个关于启蒙的哲学问题；孔德和他的追随者的实证主义，终究是一种方式，来重新思考门德尔松和康德在全部社会的普遍性历史的层面上所提出的问题。知识崇拜、知识的科学形式，以及表现中的宗教内容；或者从前科学或者科学时代发生的转折；以传统经验为基础的理性认识方式的构成；在思想史和信仰史中，一种适于科学认识的历史类型的出现；理性的起源和临界点————正是在这一形式下，通过实证主义（以及对它的反对），通过迪昂（Duhem）、庞加莱，以及关于科学主义的激烈争论和关于中世纪科学的学术讨论，这个关于启蒙的问题被引进了法国。而如果现象学在经历了太长的边缘期后最终迎来了自己的强势出击，毫无疑问，那正是胡塞尔在《笛卡儿式的沉思》（Descartesian Meditations）与《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David Car，Evanston，HI.,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0）中提出关于“西方”理性的普遍发展工程、科学的实证性和哲学的激进性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一天。
如果我坚持这些看法，那是为了证明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法国，科学史打上了哲学的印记。而且这些印记很容易被辨认。像柯瓦雷（Koyre）、巴什拉或者康吉莱姆等人的著作，事实上，本来可以把科学史上那些“局部性的”、按时间顺序精确定义的领域，作为具体的参照中心，然而，鉴于它们在不同的方面都让这个对当代哲学极为重要的启蒙问题发挥了作用，它们把哲学阐述当成了重心。
如果我们要在法国之外找到与卡瓦耶斯、柯瓦雷、巴什拉和康吉莱姆的著作相对应的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能够找到。而且，他们的风格非常不同：行事的方式、所处理的领域。但最终，两者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尽管他们在这里被关于笛卡儿的记忆所纠缠，在那里又被路德的幽灵所魅惑。这些追问，必须针对某种理性。这种理性发出某种普遍性的宣言，却又在偶然性中发展；它宣称某种统一性，却又通过局部的修订而继续推进，而不是通过整体的重造；它通过自身的主权而显示出了独创性，然而在自身的历史中，并没有和压迫它、抑制它的惯性、压力完全分离。在法国的科学史中，就像在德国的批评理论中那样，我实质上要考察的是一种理性。这种理性的结构的自主性，本身带有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历史。最终，这种理性只有在成功地把自身从自身中解放出来的条件下，才具有解放的功效。
作为20世纪后半叶的标志，还有几个过程，通向了和启蒙问题有关的几个当代关注热点的中心。首先是科学技术理性在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决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性。其次，是一场“革命”的历史本身。这场革命的希望，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带有一种理性主义。对这种理性主义，我们有权追问，它在这一希望失落的地方，对专制主义效果所发挥的作用。
最后，第三个，就是在殖民时代结束时兴起的一场运动。通过这场运动，人们开始追问西方，它的文化、科学、社会组织，以及它的理性，有什么权力可以具有普遍的合法性：它是不是一个和经济统治和政治霸权捆绑在一起的幻象？两个世纪后，启蒙又回来了：但完全不是作为一种途径，使西方意识到自身可以进入的那种真实的可能性和自由，而是为它提供了一条途径，质疑自己所滥用的权力的界限。理性————专制的启蒙。
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的是，科学史以乔治·康吉莱姆所赋予的特殊形式，本来可以在法国当下的讨论中占领中心位置，尽管他的角色一直处于些许的隐蔽状态。
在科学史中，正如在法国所实践的那样，乔治·康吉莱姆带来了一场重要的调整。宽泛地说，科学史优先地，如果不是排他性地，关注“高贵”的学科。这种“高贵”，是就它们的建立的古老性、它们高度的形式化，以及它们对数学化的适应性而言的；是就它们在科学的实证主义等级体系中所占有的优先地位而言的。从古希腊到莱布尼茨，这些学科，简而言之，一直是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了保持和这些学科的亲近，科学史隐藏了它认为必须要遗忘的东西：即它不是哲学。康吉莱姆几乎所有的著作都集中在生物学史和医学史上，完全明白一门学科的发展所提出来的问题具有的理论重要性，并不必然与它所达到的形式化程度相匹配。由此，他将科学史从高处（数学、天文学、伽利略力学、牛顿物理学、相对论）一直带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知识不那么具有推论性，而更加依靠外部过程（经济的刺激和机构的支持），而且，它与想象力的奇迹更长久地捆绑在一起。
然而，在带来这一调整的过程中，康吉莱姆所做的，不仅仅是确保对那些相对被忽略的领域进行重估。他并没有简单地扩展科学史的领地；他在一系列关键的方面重新塑造了这门学科。
1. 他重拾了“非连续性”这个话题————这个古老的话题很早就引人注目了，或者，从当下的观点来看，几乎从科学史的诞生时起就引人注目。丰特奈尔（Fontenelle）说，造就这种历史的，正是某些“白手起家”的科学的突然形成；某些几乎不可想象的飞速进步；把科学知识从“普通运用”分离开来的那些间隔，以及某些刺激科学家们的动机；而此外，还有这种历史所具有的辩论性形式，它一直不断地讲述着反对“偏见”“抵抗”和“障碍”的斗争。[2]在重拾这一同样被柯瓦雷和巴什拉详细阐述过的话题时，康吉莱姆坚持认为，对他来说，突出非连续性，既非前提，也非结果，而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作为科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进步，因为它是由自身所要处理的对象所召唤来的。事实上，这种科学史并非一种真理的历史，并非它缓慢显灵（epiphany）的历史；我们不能够宣称说，它重新叙述了对“铭刻于事物和精神上的”某种真理的不断发现，除了做出如下的设想：当代的认识最终会非常完全地、明确地占有它，以至于它可以从它出发来衡量过去。而科学史并非一种纯粹而简单的思想史，或者思想在被抹杀之前出现时所处的环境的历史。在科学史中，真理不能够作为后天获得的东西来呈现，而人们也不能够忽略与真理、真-伪之对立的关系。正是对“真-伪”的参照，赋予了这种历史具体性和重要性。以什么样的形式？它是通过这样的设想：人们正在处理的，是“真实的话语”，即那些调整、修正自身，并且让“说出真理”这个任务所完成的一整套阐述来影响自身的话语。科学发展的不同时刻之间可能具有的历史联系，必然具有这种形式的非连续性。这种非连续性的建立，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修正、改造、阐明新的基础、规模的变化、向一种新型的目标过渡————“通过彻底的检查和完善而对内容进行不断地修订”，正如卡瓦耶斯所说。谬误的消除，不是通过真理那时常从阴影中浮现的隐藏力量来消除的，而是通过形成一种新的“言说真理”[3]的方式来消除的。导致科学史在18世纪初形成的那种可能性的条件之一，正如康吉莱姆所指出的那样，就是意识到最近已经出现了科学的“革命”：代数几何与微积分的革命、哥白尼和牛顿的宇宙学。[4]
2. 如果一个人说到“真实的话语的历史”，那他也就说到了复现的方法。这不是科学史说出如下这些话那个意义上的复现的方法：让真理在今天最终得到承认，人们预见它多久了，应该选择哪一条路，为了发现它和证明它，避免了哪些错误？而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复现方法：这种真实的话语后续的转变不断地重新塑造着它们自己的历史；曾经长时间一直是一个死胡同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个出口；一种“次要”的尝试变成了一个中心的问题，而围绕它的其他问题都退隐了；一个略微偏差的步骤变成了一个根本的突破：对无细胞发酵的发现————在巴斯德和他的微生物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的一种“次要”的现象————只有在关于酶的生理学得到发展时才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突破。[5]总之，非连续性的历史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实现的；它本身是“暂时性的”和非连续性的。
我们是否必须由此得出如下结论：每时每刻，科学都在不由自主地创造着和重造着自己历史，以至于一门科学唯一合法的历史书写者只能是科学家自己，让他重新塑造他过去所从事的一切？对康吉莱姆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职业的问题：它是一个观点的问题。科学史不能够满足于仅仅把过去的科学家能够相信和能够证明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植物生理学的历史的书写，不是为了让
人们所说的植物学家、医师、化学家、园艺师、农学家进行消遣。经济学家也可以写，联系那些有时候被称为野草、有时候被称为花草、有时候被称为植物的东西的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调动自已的想象、观察或者经验。[6]
然而，人们书写科学史，既不是通过一系列陈述或者当下合法的理论来重新筛选过去，以便在“错误”的东西中揭示出真理的到来，在真理中让错误随后显示出来。这里存在着一个康吉莱姆的方法的基本要点：科学史可以存在于它所拥有的，而通过考虑纯粹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之间的认识论观点才显得具体的东西里面。正是这种观点，通过不同的科学认识的阶段而带来了“潜在的、有秩序的进步”：这意味着对陈述、理论和对象的淘汰和选择，在每一刻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的；而这种标准不能够等同于一种理论框架或者现行的范式，因为今天的科学真理本身也仅仅是它的一个插曲————可以说，最多是临时的。人们并不是依靠T.S.库恩那个意义上的“常规科学”才能够回到过去并合法地追踪其历史：正是在重新发现“常规”过程的行动中，关于它的当下知识才仅仅是它的一个瞬间，而没有一个能够————不用预测————预见未来。康吉莱姆引用苏姗妮·巴什拉（Suzanne Bachelard）的话说，这种科学史只有在“一个理想的时空”中才能够创造自己的对象。而科学史的这个时空，不是通过历史学家的博学而积累起来的“现实的”时间来赋予的，也不是今天的科学权威地切割出的理想化空间来赋予的，而是通过认识论的观点来赋予的。后者并不是所有科学或者每一种可能的科学陈述的一般性理论；它是在不同的科学活动中对标准化的寻求，由此它们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因而，我们所处理的，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反思。一种科学史自身以与一般历史不同的方法来构成这种反思；而反过来，如果认识论要区别于在一个特定时刻某门科学中所进行的结构的简单再生产，那么，科学史所开放的分析领域，对它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7]在康吉莱姆所使用的方法中，对“非连续性论”分析的详细交代和对科学/认识论关系的历史阐述是同步进行的。
3. 现在，在把生命科学放入到这个历史-认识论的视野中时，康吉莱姆揭示了一系列的重要特质，使得这些学科显示出了自己的发展；而对于它们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它们提出了具体的问题。人们曾经相信，在比沙的时代，在研究生命现象的生理学和进行疾病分析的病理学之间，人们能够解开那些为了“治疗”而研究人体的人心目中长久的困惑；而且，由此摆脱了对实践的直接操心，以及对机体好坏的价值判断，人们最终能够发展出一门纯粹的、严格的“生命科学”。然而，事实证明，如果不考虑对对象非常关键的疾病、死亡、畸形、非正常、错误（即便遗传学给予这个词的意义完全不同于18世纪的物理学家们在谈论自然的错误时所要表达的意义），要建立生命科学是不可能的。你可以看到，生物涉及自我的调整和自我保存过程；随着精细程度加深，我们知道了保障它们的物理-化学机理：然而它们凸显出了一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生命科学是必须考虑的，除了它们自身忽略了构成它们的对象和自身领域的那些东西。
由此，生命科学中出现了一个悖论事实：这就是，如果“科学化”的过程是通过揭示物理和化学的机理来实现的，是通过建立注入细胞与分子化学，或者生物物理学这样的领域来实现的，是通过数学模型的运用来实现的，等等……另一方面，只有当生命的独特性问题，以及它在所有自然生物当中所设立的临界点的问题不断地被作为一个挑战时，它才能够得到发展。[8]这并不意味着活力论（它散播了许多形象，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神话）是正确的。它并不意味着这种观点（它经常深深地植根于不那么严密的哲学中）必须建立起关于生物学家的不可征服的哲学。它仅仅意味着它曾经拥有，而且毫无疑问，仍将在生物学史中拥有“指示器”的关键角色。而这存在于两个方面：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理论指示器（也就是，总的来说，构成了生命的原创性，而却没有在自然界中构成一个王国的那种东西）；作为一个避免减少的关键指示器（也就是那些似乎要忽略这一事实的东西：生命科学如果没有涉及保存、调整、适应、再生产等价值的地位，就不可能存在）。“这是一种需求，而不是一种方法，是一种伦理而不是一种理论。”[9]
在这一点上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在康吉莱姆所有的著作中，从1943年的《关于正常和病态的几个问题的论文》，到1977年的《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一贯的问题都是生命科学与活力论之间的关系：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通过展示疾病问题作为一个对每一种生命科学来说都十分关键的问题的不可简化性，以及研究构成了生命科学的思辨氛围和理论环境的那些东西。
4. 康吉莱姆在生物学史中优先研究的，是“概念的形成”。他所从事的很多历史考察都转向了这一建立：反射、环境、怪异、畸形、细胞、内分泌和调节的概念。关于这，有几条理由。首先，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概念的作用在于，从“生命”现象的整体中，分离出一些现象，允许人们无需采取简化手段来分析生命体特有的过程（由此，在遗传特有的相似、消失、混合、复现现象中，“遗传特征”这一概念带来了一种类似的“分离”）：生物科学并没有确切的对象，除非是通过“想象”。然而，另一方面，这一概念并没有建立起分析无法超越的界限：相反，它必须对一种可理解的结构保持开放，以便让基础的分析（化学的或物理的分析）可以允许人们展示出生命体的特有过程（同样，遗传特征这个概念引发了对繁殖的机制的化学分析）。康吉莱姆认为，为了对生命体进行特定的分析，与外在相似性有关的还原被消除了，此时，一种观念立刻就变成了一个生物学概念；然而，普罗查斯卡（Prochaska）在有关感觉运动功能及其与大脑有关的集中化的分析中写下它时，情况确实如此。[10]毫无疑问，康吉莱姆允许我们这样说，即在物理学史上可以被看作是具有战略性的决定意义的时刻，正是理论的形成和建立的时刻；然而，在生物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则是建立对象和形成概念的时刻。
生命科学要求以某种方式来造就它们的历史。它们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提出了关于知识的哲学问题。
生命和死亡本身绝不是物理问题，尽管在他的著作中，甚至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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