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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物理学家都冒着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危险；对他来说，这是一些伦理或者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正如A.罗弗（A. Lwoff）所说，一种基因突变致命与否，对物理学家来说，不多不少，不过是一种核酸碱基取代另一种而已。然而，正是在这种区别中，生物学家识别了他的对象的标志；以及他所从属的那种类型的对象，因为他活着，并且展示出了生物的本性，他将之付诸实践，他在知识活动中发展它。这种知识活动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直接或间接地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张的基本方法”。生物学家必须领会让生命成为知识的特定对象的东西，以及因此造成这样的状况的东西：在生命体的中心，因为它们是生命体，存在着易于理解的东西，以及在最终的分析中，易于理解生命本身的东西。
现象学向“真正的经验”追问每一种认识行为的原始意义。但我们不能够，或者不应该，在“生命体”本身当中去寻求它吗？
康吉莱姆，通过阐述与生命有关的知识以及表达这种知识的概念，想要重新发现它们当中那些属于生命的概念。它是这样一种概念：它是每一个生命体从它的环境中获得的信息的模式之一，而且，依靠这种信息模式，另一方面，它塑造了自己的环境。人生活在一个观念构造的环境中，这并不能证明他因为某种失察而偏离了生命，或者一场历史性的戏剧变化使他和生命分离开来了；这只能证明，他以某种方式生活着，他和自己的环境保持着某种关系而他对此却没有固定的看法，他可以扩展未曾明确限定的疆界，他必须四处活动以获得信息，他必须根据事物彼此的关系来移动它们，以便让它们变得有用。构成概念是一种生命的方式，而不是杀死生命的方式；它是一种处于完全的动态中的生命方式，而不是让生命静止；它在这成千上万向环境传递信息并且从外部环境中获得信息的生命体当中，显示出了一种变革。这种变革，你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可以说是很关键的：一种非常特别的类型的信息。
由此，在生物科学中，正常与病态的老问题与过去十年中生物学从信息理论中所借用的一系列概念的汇合，在康吉莱姆那里得到了重视：编码、信息、传递者，等等。由此看来，部分写于1943年和部分写于1963-1966年的《正常与病态》，毫无疑问，成为康吉莱姆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作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独特性这一问题，在最近是怎样地从属于一个新方向的。在这个方向中，我们遇到了一些人们相信本身就属于最发达的进化形式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的中心，则是关于错误的问题。因为在生命最基本的层面上，编码和解码的运行为意外留下了空间。这种意外，在生病、缺陷或者畸形发生之前，就像信息系统中的混乱一样，就像“错误”一样。生命就是能极度容许错误的东西。或许，考虑到非正常的问题贯穿了生物学的方方面面，这种既定的或者基本的可能性，应该被追问。我们同样应该用它来解释各种突变以及由他们引发的进化过程。我们也必须用它来解释这种特异的突变，这种“遗传的错误”。这种遗传的错误，使得生命和人最终成为一种永远不在其位的生命体，一种献身于“错误”，并最终注定要走向“错误”。而如果我们承认，概念就是生命本身对这种偶然性的回应，那么，错误必然植根于造就人类的思想和历史的东西。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对立，我们赋予两者的价值，不同的社会和机构赋予这种区分的力量所产生的效果————甚至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仅仅是对错误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的最新的回应。错误的可能性，对生命来说，是内在的东西。如果科学史是非连续性的，即如果它仅仅能够被作为一系列“修正”，作为一种正误的新分布（它最终将永远不会解放真理）来被分析，那是因为在这里，“错误”所构成的，不是对真理的忽视或者延迟，而是适宜于人类生命和物种的时间的维度。
尼采说，真理是最深刻的谎言。康吉莱姆，曾经离尼采最近同时也最远的人，或许会这样说，在生命的庞大的日程中，最近的错误就是这个；他会说，真伪之分及其相对于真理的价值构成了一种最独特的生命方式。而这种方式，本可以由本身从最初的起源就带有错误的可能性的生命所发明。对康吉莱姆而言，错误是一个永远的机会。生命和人类的历史正是围绕它而发展的。正是这种关于错误的观念，让他把自己对生物学的了解，加入到了他对历史的处理方式中。正如在进化论时代所做的那样，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期望从前者推导出后者。正是这种观念，让他强调了生命和关于生命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随后，像红线串联一样，又强调了价值和标准的呈现。
这位研究理性的历史学家，本身也是“理性主义者”。他也是一个关于错误的哲学家：我的意思是，正是从错误开始，他提出了哲学问题，我要说的是，关于真理和生命的哲学问题。在这里，我们毫无疑问触及到了现代哲学史上最基本的事件之一：如果伟大的笛卡儿的突破提出了真理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就真理与生命的关系来说，19世纪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判断力批判》和《精神现象学》是最早的伟大论述。而且，从那时起，它就是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生命的知识，是否必须只能被看作是取决于关于真理、主体和知识的普遍性问题的领域之一？或者，它迫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提出这一问题？关于主体的整个理论是否不应该被重塑，因为知识并不向关于世界的真理开放，而是植根于生命的“错误”中？我们理解为什么康吉莱姆的思想、历史学和哲学著作，在法国，对那些从不同的观点出发（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精神分析学家或者语言学家）试图重新思考主体问题的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现象学确实可以把身体、性别、死亡、感知世界引入到分析领域；我思仍然处于中心地位；科学的理性或者生命科学的专业性都不能够危及到它的奠基性作用。正是针对这种关于意义、主体和经验事物的哲学，康吉莱姆提出了关于错误、概念和生命体的哲学来加以反对。
《乔治·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和科学史》引言[11]
［法］路易·阿尔都塞 吴志峰 译
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乔治·康吉莱姆的著作。康吉莱姆是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巴黎大学科学史研究所主任，在哲学界和科学界大名鼎鼎，所有对认识论和科学史的新探索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字和著作不久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关注。由朗之万[12]创办的杂志接受法国第一篇深入研究康吉莱姆的文章，这很合理。
认识论（或科学哲学），科学史，它们并不是新学科。为什么要谈到新的探索呢？对于一个历史悠久、已经有了许多重要著作成果的思考领域来说，能指望有什么样的根本创新呢？每一位科学家，只要有一点点好奇心，难道不是都会对自己所从事的那门科学的历史感兴趣吗？每一位科学家难道不是都会（哪怕以一种简单的形式）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的难题、概念和方法的存在理由，向自己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提出一些哲学的（认识论的）问题吗？对于每一门科学来说，不是已经存在一些杰出的、非常博学的著作吗？比如那些创作了近20年以来最伟大的数学著作、署名为布尔巴基[13]的数学家们本人，难道不是通过他们的全部著作，致力于为所有那些难题的解决提供一种预先的历史注释吗？至于科学哲学，可以追根溯源到哲学：从柏拉图到胡塞尔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间还有笛卡儿主义哲学、18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康德和黑格尔，还有马克思。科学哲学绝不仅仅是哲学诸多部分中的一个部分：它还是哲学的本质部分。因为至少从笛卡儿开始，科学、现有的各门科学[14]（先是笛卡儿的数学、然后是18世纪的物理学、19世纪的生物学和历史学、然后是自那以后的数学、物理学、数理逻辑和历史学），就成了一切哲学思考的指南和典范。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继承了这份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它要求一种在深层的统一中相互映照的科学史理论和认识论。
今天，正好是这种统一成为难题、变得困难。很少有著作，无论是科学史著作还是认识论著作，给我们提出这种统一。更常见的情况是，历史学家通过讲述一系列的发现，或更好一点，通过讲述一系列的理论（以证明它们的进步，表明每一种理论如何回答了一些先前理论难以解决的难题，等等），来讲述关于某门科学的“故事”[15]。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暗示，科学的进步或“历史”，要么取决于各种发现的偶然性，要么取决于给先前还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提供答案的必然性。科学史家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表明，他们为自己制造了历史，他们谈的是关于历史的某种观念（很少说出来，但却是事实）：要么是偶然的历史观（一系列偶然的、天才的发现），要么是逻辑的历史观。我用逻辑一词，指的是蜕变，意思是指一切科学进步要通过解答那些在该科学前一阶段还没有被回答的问题而取得，因而相反，拒绝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就很少能取得科学的真正进步。刚才说到的这两种历史观（偶然的和逻辑的），都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在18世纪百科全书派那里，在达朗贝尔、狄德罗、孔多塞和他们学生那里，可以找到这两种观念最纯粹的例证，它们在今天仍然普遍地被接受。
实际上，流传最广的科学史，常常只不过是简单的科学编年史。或相反，只不过是各种（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编年史，它们在各门科学的发展中寻找所需之物，通过它们的“例子”，为这些哲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辩护。同样，自笛卡儿以来的现代批判理性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部分，也即这种哲学献给科学的很大一部分，更经常地只不过是以某门科学的结构为例子，利用这门科学的一些难题，来为那些提出和保卫整个唯心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论点进行辩护。
近些年以来，在明确的理论形势的作用下，旧的科学史观念和科学哲学（认识论）观念重新受到质疑。这个形势就是，从真正的科学难题出发，从不同但又相对集中的难题性出发而提出来的一些理论问题相遇了。也就是马克思-列宁、胡塞尔、黑格尔，甚至尼采（对于懂得历史“诡计”的人来说，这虽然矛盾，但却又真实），还有所有那些来源于语言学模型在今天的有效性的理论问题相遇了。一些新道路已经被开创了，在认识论方面，是由卡瓦耶斯、加斯东·巴什拉和儒勒·维耶曼[16]开创的，在科学史方面，是由乔治·康吉莱姆和米歇尔·福柯开创的。
这些探索的第一个创新，在于一个根本性的、然而直到当时为止经常被忽视的要求：即谨小慎微地尊重真正的科学现实。新的认识论专家很像“脚踏实地”的人种学家：他们近距离地观察科学，拒绝谈论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拒绝谈论仅仅通过二手、三手（不幸的是，布伦士维格就是这样），或从外面即从远距离所了解的东西。这种对诚实的简单要求，对所谈论的现实进行面对面的科学认识的要求，使经典的认识论难题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认识论专家已经完全发现，科学中的事情根本不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发生，尤其不像许多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发生。
这些探索的第二个创新，在于另一个根本性的要求：即把简单的历史编年或历史哲学（即一种关于历史、历史的进步、理性的进步等等的意识形态观念）当成历史，不可能是合法的。这里仍然是那些研究历史的新历史学家在脚踏实地。他们通过大量的探索工作，对真正历史的现实本身，进行了深入细节的研究。（他们之所以要进行大量的探索工作，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利用确实不为人知的资料，那是他们的前辈因不能利用其为自己的论证服务而拒绝了的资料，是因其与官方真理相矛盾而被官方遗忘、埋没了的资料。）同样是他们，发现历史中的事情也不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发生。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时代，就对被大家认为是历史中最“科学的”部分，即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做了同样的实验，————当然也对关于历史的意识形态观念，对历史“发动机”的观念，对经济、政治、思想各自作用的观念做了同样的实验。新的科学史家————他们有时候不会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康吉莱姆对马克思很熟悉，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的都是别的大师，从孔德[17]到卡瓦耶斯和巴什拉）————在自己的探索工作中，也做了同样的实验。这些实验开始把自己结果呈现给我们了。
这是一些重要的结果：它们正在给关于认识论和历史的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传统旧观念带来巨大变化。
第一个结果：区分科学工作的真正现实和对这种现实的自发的“实证主义的”阐释（应该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来理解“实证主义的”这个词，它与孔德用来给自己关于人类历史和科学史的唯心主义观念命名的“实证主义”[18]有一定的区别）。科学不再表现为是对某个人们可能发现或揭示的赤裸裸的既定真理的简单确认，而是知识的生产（它有自己的历史），这种生产被一些复杂的要素统治着，它们包括各种理论、概念、方法，和把这些不同的要素有机联系起来的多重的内在关系。认识一门科学的真正工作，就意味着认识这整个复杂的有机总体。
第二个结果：这种知识意味着另一种知识，即关于真正的生成[19]的知识：理论-概念-方法的有机总体及其结果（科学的发现和成就）的历史知识（那些结果会通过修改其形状和结构逐步自己融合为一个整体）。由此，历史，科学的真实历史，表现为与任何认识论是不可分的，表现为认识论的基本条件。但是，这些研究者所发现的历史，也是一种新历史，它没有了先前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外观，它首先放弃了关于机械的进步（达朗贝尔、狄德罗、孔多塞等人的累加式进步）或辩证的进步（黑格尔、胡塞尔、布伦士维格）————连续的、没有断裂、没有矛盾、没有倒退也没有跃进的进步————的唯心主义旧图式。出现了一种新历史，即科学理性生成的历史，但它抛弃了安慰人的唯心主义的过分简化。这种过分的简化认为，就像善行从来不会落空，总会得到好报一样，科学问题绝不可能一直没有答案，而是总会找到自己的答案。这个现实有点过于出于想象了，实际上存在着一些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那是想象中的问题，不与真正的难题相对应；存在着一些想象中的答案，它使自己避开了的真正难题没有了真实的答案；存在着一些自称为科学的科学，其实只不过是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诈骗；存在着一些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却通过一些悖论的相遇，带来了一些真正的发现（就像两种不同的物体碰撞时迸发出火花一样）。由此，历史的全部复杂的现实，通过其所有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开始在关于科学史的智慧本身中发挥作用。巴什拉、康吉莱姆和福柯的著作已经为此作出了证明。
在这些有时候特别令人惊讶的结果（乔治·康吉莱姆就这样令人惊讶地证明了，在历史上，反射理论不是像大家纯粹为了辩护的需要所认为的那样，从17世纪的机械论意识形态中产生，而是从活力论意识形态中产生的）面前，有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它们会让我们陷入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这个错误虽源于一个轻率的判断，但其后果却很严重。事实上，这种新的认识论和作为其基础的新科学史，是真正理性地把握其对象的科学形式。虽然理性主义过去可能是唯心主义的，但它在自己选择的旧领域也可能产生某种转变，从而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此感到惊讶或不安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半个世纪之前，早就在那些谁都说得出来的著作中指出了这一点。
* * *
[1]《生命：经验与科学》（La vie: l'expérience et la science）一文原为福柯为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英文版所写的导言（Introduction），本文根据Carolyn Fawcett英译《正常与病态》（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Boston，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8:7-24）中的导言译出。————译注
[2]丰特奈尔，《科学院史序言》（Preface à l'Histoire de l'Academie），vol.6，“Oeuvres”edition，1790:73-74.康吉莱姆在《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Sciences，vol.1，Paris，1970:7-8）中引用了这篇文章。
[3]关于这一主题，参见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Idéologie et rationalité dans l'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la vie），Paris，1977:21.
[4]参见康吉莱姆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Étud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Paris，1968:77.
[5]康吉莱姆再次重提了Florkin在《生物化学史》（History of Biochemistry，Amsterdam，1972-1975）中所处理的例子。
[6]《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14.
[7]关于认识论和历史的关系，特别可以参见《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的导论，11-29.
[8]《研究》（Études），239.
[9]康吉莱姆，《生命的知识》（La connaissance de la vie），第2版，Paris，1965:88.
[10]参见康吉莱姆的《17、18世纪反射观念的形成》（La formation du concept de réflex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Paris，1955）。
[11]本文最初以皮埃尔·马舍雷的《乔治·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和科学史》一文“引言”的形式置于马舍雷的文章前，刊发于《思想》杂志第113期（1964年1-2月号），后收入“《思想》文存”之“阿尔都塞卷”（Les dossiers de La Pensée: Louis Althusser，Le Temps des Cerises，2006）。————译注
[12]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国物理学家，1888年和1893年先后考入巴黎物理和化学高等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09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1934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是《思想》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译注
[13]布尔巴基（Bourbaki）是个虚构的人物，使用这个名字的是20世纪的一批法国数学家，最初的成员都来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们的目的是在集合论的基础上，用最具严格性、最一般的方式来重写整个数学的基础。以这个名字出版的著作有《数学原本》。————译注
[14]这里第一个“科学”原文为单数，第二个“科学”原文为复数。————译注
[15]这里的“故事”原文为带引号的“历史”（histoire），同时“讲述故事”（raconter l'histoire）在法语中还有“编故事”（欺骗人）的意思。————译注
[16]儒勒·维耶曼（Jules Vuillemin，1920-2001），与阿尔都塞同级（1939）；长期任法兰西学院认识哲学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曾与阿尔都塞有过很多讨论。————译注
[17]乔治·康吉莱姆不会反对奥古斯特·孔德这段令人钦佩的话：“……事实上，不仅仅是每门科学中被人们用教条的秩序分隔开的各个部分，同时在发展，相互之间没有影响————这使得人们倾向于优先考虑历史的秩序————；而且在总体上，在人类精神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我们又看到，不同的科学事实上同时在促进彼此的完善；甚至看到科学的进步和艺术的进步通过数不清的互相影响而彼此依赖。最终，一切都与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根宏大的链条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为了能有效地概括出一种科学的理论，精神就要考虑到某种与它没有任何理性联系的艺术的完善，或甚至是社会组织方面的某种特殊进步（没有它就不可能有这种发现）。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大量例证中看到这一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对人类的历史进行直接而全面的研究，寸能认识每门科学真正的历史，即这门科学所包括的各种发现的真正形式。因此，迄今为止所收集到的与天文学、医学、数学的历史有关的一切文献，无论多么珍贵，都只能被当作材料来看待。”参见奥古斯特·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教程》第二讲，Gouhier，Aubier，115.
[18]这里的“实证主义的”和“实证主义”对应的原文分别是“positiviste”“positivisme”。————译注
[19]“生成”的原文为“devenir”，即“变成、成为”的意思。————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