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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于理气心性的讨论，程朱陆王以后，也没有多大发展的余地；清儒嫌他们太空虚了，另往新方面开拓。清代学者，承性理学烂熟的反动，以“汉学”相标榜，至乾嘉中叶，而汉学号称全盛。清代学风，固然偏在考证，对于儒家哲学亦有很大影响，可分建设及破坏两面观察。前者对于整理国故，用力最勤，与儒学只有间接关系；后者对于推翻宋学，成效颇大，与儒学有直接关系。
甲 破坏方面
先从破坏方面观察。清代学者，对于宋元明以来七百年间所成就的学派，认为已到过度成熟、发生流弊的时期，非用革命手段摧陷廓清，不能有新的建设。这种破坏的工作，不自清始，晚明已然。焦竑、王世贞、杨慎，都是反动派的健将，不过革命的气焰至清代而极盛罢了。分开来讲，又分两种：一种是破坏王学，阳明这派，时代最晚，发达最盛，有些人专门与他为难。一种是破坏宋学，不单反对阳明，连周程张朱一律在所排斥。这两种中，破坏的工作及程度，亦有种种的不同，大概可以举出五派人作为代表。
1．用程朱作后盾，破坏陆王，可以陆陇其（稼书）作为代表。他同上次所讲做《学蔀通辩》的陈建，一样的主张，认程朱为正统，陆王为异端，所以破坏王学，完全为拥护朱学。这一派范围最狭窄，理由最浅薄，然在社会上最有力量。不是因为系统学者多，乃是倚仗八股文人多，拿朱注作考试的工具，自然拥护朱学。有学问的人，尽管瞧不起他们，但是一般流俗，非常羡慕他们，不知不觉地，势力便大起来了。
2．有一种博杂而无系统的学问，利用好奇心，打倒前人，猎取名誉，可以毛奇龄（西河）作为代表。这派的话，尖酸刻薄，挑剔附会，舞文弄墨的地方很多，其所攻击，不单是王学，乃在宋学全部。（西河比较的尚拥护王学，但也不是王学真相。）西河学问渊博，方面多，寿命长，后来许多人跟他学，在学术界很占势力，大致都带一点轻薄口吻，学问博杂，颇为后来考证学派辟出一种新路径。考证家不直接出自西河，但是他们所受西河的影响，很是不小。
上面两种破坏法，都不算十分正当：前者范围过于狭隘，门户之见太重；后者手段不对，专门骂人，自己亦无所得。不过他们这两派，在社会上势力确是不小，一般俗儒随声附和，非常崇拜他们。
3．没有成见，并不是以程朱作后盾，比较对于朱学稍为接近，对于王学末流加以攻击，可以顾炎武（亭林）、朱之瑜（舜水）二人作为代表。朱舜水当明亡以后，不愿受清朝的辖治，亡走日本，在中国影响不大，而在日本影响极大。明治维新以前，德川氏二百年，真以儒学致太平，这完全受舜水之赐，所以他在本国无地位，而在全局中地位极高，可与顾亭林并列。顾氏为清代学术的开创者，其学问的大部分俱在建设方面，下节再讲。至于破坏方面，见地极其高明，他不唯不满意王学末流，且不满意阳明本身，赞成阳明人格，反对他的学风。陆稼书二派，所讲朱学，其实是“八股家言”，算不得什么学问。顾、朱不是墨守朱学，另外自有心得，比较起来，对王破坏，对朱敬礼。不能说是以朱攻王，然于破坏王学，很有力量。
4．对于宋学全部，不管程朱陆王，根本认为不对，施行猛烈的总攻击，可以费密（燕峰）、颜元（习斋）二人作代表。这两人，在从前，大家都不十分注意，一向讲清代学术的人，都没有提到他们。颜氏近二三十年来，渐渐复活，费氏著作从前没有刻出，人不知道，近几年作品出版，了解的人比较多了。费燕峰，四川人，晚年侨寓扬州，从前人只知他会作诗，《池北偶谈》称他极为王渔洋所推服。他的哲学思想，具载他的遗著中，新近才刻出来，但是在建设方面没有什么贡献。颜习斋，直隶杨村人，以前没有铁路，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他终身亦未同士大夫接触过。但是他比费燕峰强，费氏几个儿子，虽亦能作诗，活动力很小，颜氏的门生李塨（刚主）活动力异常之大，到处宣传他老师的学说，所以早几十年复活了。
费颜二人，对于宋元明七百年来的学说根本上不承认，下总攻击，斥为与孔孟门庭不同。攻击之点有三：头一件，是不赞成宋儒主静。他们以为做学问要动，主静不是做学问的方法，根本与儒家道术相反。第二件，不赞成宋儒以道统自居。程朱本人还没有说什么，他们的门下，常说得不传之学。《原道》所谓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轲之死，未得其传。何以隔一千多年，传到河南程夫子，这岂不是造谣？第三件，偏于内圣，不讲外王，把政治社会都抛弃了。程、朱、阳明，虽非抛去外王不问，但是偏重内圣一些，末流愈走极端，知其一不知其二，颇足授人口实。这种话搔得着痒处，对于宋学末流攻击得很对。不过在社会上没有多大势力，远不如前述三派的受人注意，直到近二三十年，才渐渐发扬光大起来。
前三派，带这一派，都在道术本身上着眼，或专破王学，或兼破宋明，辩争之点不离道术，可谓主流，为造成破坏势力的中坚。
5．还有一派，不在道术本身下手，而在著作及解经方面挑剔，可以惠栋（定宇）作为代表。惠氏年代较迟，而力量很大。他攻击不到陆王，陆王对于各经都不曾作注，他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程朱。前回讲，朱学启蒙时代，专门做注疏的功夫，到全盛时代，所有各经都重新另注一回。他们注经的方法，与汉唐学者迥异，汉唐注重训诂，他们注重义理。自南宋末年起至明洪武的《性理大全》出版止，几百年间，解经俱以朱注为主，汉唐注疏完全束之高阁了。惠栋一派出，朱注渐衰，而汉唐注疏复活。
清初学者，一面反对宋儒道术本身，一面反对宋儒解经方法。结果，宋人的总不对，汉人的总对，愈古愈好，愈近愈不行。乾嘉的考证学，以这派为先导，毛西河如此主张，陈启源亦如此主张，但是认真打旗号，拥戴汉学，推翻宋学，还是要算惠定宇。上面所述五种学派，联合起来，努力破坏，所以清代学术，对于宋元明学术，起很大的变化。最近三百年，在学术史上划一新纪元，秦汉学术复兴，宋明学术几乎全部消沉下去了。
乙 建设方面
次从建设方面观察。清代学者的建设事业，大部分在考证方面，以现在的话来解释，就叫作整理国故。这种工作，于儒家道术只有间接关系，直接关系很少，可以略去不讲，我们且要知道这种工作很勤劳、威信也很伟大就是了。考证以外，对于儒家道术，有直接关系的建设事业，可以分好几派，一方面根据王学朱学，加以修正或发明，他方面更能一空依傍，自树一帜。他们所处的时间，先先后后不同，他们所在的地方，南北东西各异。现在我们举出六个人，简单地说明一下。
1．继承王学，加以修正，当推孙奇逢（夏峰）。王学末流，变得很多，处处受社会上的非难。要想维持王学，不能不加以修正，孙夏峰、李二曲都是如此主张，而夏峰推衍流派较盛。夏峰生于晚明，人格高尚，豪侠好义，最能济朋友之难，寿命又很长，直活到九十三岁才死。清师入关，他的家乡让满人圈去了，跑到河南苏门躬耕讲学，门弟子从之游者极多，所以他这一派，在清初算是很盛。他是王派，但并不墨守王学，对程朱都不攻击，有人把他编入调和派。清初学者，以朱攻王者有之，以王攻朱者觉少，顶多为阳明作辩护而已，夏峰即是如此。他在河南，躬行力践，用工坚苦，其学问虽得力于阳明，然对于王学末流禅宗顿悟的学风，深所不取。后来汤斌（潜庵）的学问，就得力于夏峰。他们二人的工作，专在恢复王学本来面目，对于二溪以后的王学予以相当的排斥，以恢复阳明真相，使得有保存的价值，可谓王学的修正派。
2．发明王学，使之愈益光大，当推黄宗羲（梨洲）。明末王学后殿，就是刘蕺山。他生于浙东，浙东王学很盛，但是变相，非本来面目，他因为末流太猖狂了，设法校正他们。清初浙中王学，分为两派：二溪一派，以姚江书院为中心。蕺山一派，以证人书院为中心。《明儒学案》称明代大师二人，前有阳明，后有蕺山。梨洲是蕺山的门生，学问上继续的修正王学，修养上亦全本蕺山遗绪。但他另向一方面发展，即史学及经世之学。阳明本有六经皆史之说，而且本身事功极盛，梨洲循着这一点发挥光大，颇能改正王学末流空疏置悟之弊。梨洲一方面承蕺山遗绪，发明王学，于清代学风上，其开辟的功劳与顾亭林等；一方面建设新学派，努力史学，后来万季野、邵念鲁、全谢山、章实斋这一般人，都完全受他的影响。关于史学方面，这是后话，且不用讲。专讲他在儒家道术方面，真不愧王学大师，二百多年来，感化力的宏大，规模的深远，还没有超过他的啊！
承继孙夏峰学说的，是汤潜庵；承继黄梨洲学说的，是李穆堂。两位都是乾隆时人，为陆王学派的结束者。汤作巡抚，李作侍郎，皆光明俊伟，规模宏大。汤纯为实行家，纸面上的学问不多；李为著作家，有全集行于世。他们都是结束陆王学派的人，做的事业算是结束。同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建设，令陆王学派经时代变迁，仍能立脚得住，有价值，有光彩，这是他们的功劳。
在王学方面，有这几个人，支持残垒，遗绪尚可不坠。在朱学方面，人才就很难得。大抵有清一代，学者态度，阳奉阴违，表面是宋学，骨子里是汉学，对于朱子直接攻击者少，敷衍面子者多。其间拥护程朱的，多半是阔老，一面骂陆王派为狂禅，一面骂汉学家为破碎，反抗程朱便是大逆不道。“宁说周孔错，不说程朱非”。这类人，多从八股出身，在学者社会中没有多大势力；在普通社会，很能耸动视听。可以略去不讲。勉强要在程朱派找出一个人来，只好还数陆稼书，清代最初从祀孔庙的是他。他于程朱学术的全体无多大发明，只能说他持身甚严，卫道甚力而已。清代程朱派人数虽多，人才很少，与其求之于陆稼书一派，不如求之于汉学家。汉学家训诂之学，实际上是从厚斋东发一派衍生出来。章实斋说过戴东原尽管骂朱子，实际上走的是朱子那条路。这个话，两方都不承认，但是事实，给我们一种很好的证明。
3．尊敬程朱，而能建设新学说，当推顾炎武（亭林）。顾氏，大家公认为清学开山祖师，然绝不像宋学派之以道统自任。他对程朱表示相当敬意，在山西时，曾修朱子祠堂，可谓之准朱学派。然而亭林对于朱学的修正，比梨洲对于王学的修正还多。黄氏根本上以王学为主；顾氏对朱学，不过敬礼而已。亭林方面很多，经世之学，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考证之学，有《日知录》。好几个清代的学派，都由他开发出来。他治学自立门庭，反对讲空话，不轻言义理性命，专从实际的方面下手。他对于儒家道术，不单讲内圣，兼讲外王。宋明学者，都只一偏，并非儒家真相，他想恢复儒家本来面目，专提《论语》所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句话，用来涵盖一切。修养的方法很多，最扼要是行己有耻，即自律甚严之谓，对于晚明放侈颓废的学风根本上施以校正。一个人要方正，要廉隅，不要像球那样滚，日夜自己检束，归根结底是“知耻”二字。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之不被其泽；不耻地位不如人，而耻品格不清。他专在廉隅、名节、出处、进退、辞受、取予方面注意，以为要如此才可以完成人格。这种有耻之教，比蕺山慎独之教还要鞭辟近里些。治学的方法很多，最扼要是博学于文。“文”有几种解释，书本知识是文，自然现象是文，社会现象亦是文，要随时观察研究。所以说他的学问，不单是内圣方面，而且兼外王方面。至于要明白他对于耻及文的详细解释，可以在他的《日知录》及文集里边找去。他本人人格崇高，才气伟大，为明代忠贞不二的遗老，很得力于他母亲（非亲生母）的教训。他的父亲早死，母亲未婚守节，十七岁到顾家，过继他作养子，慢慢地抚育成人。满洲入关，义不事二姓，绝食二十七日而死。这样的节妇，真是难能可贵了！顾母死时，嘱咐亭林，不得在清朝作官。他平时所受教育很深，临终又有这样大的刺激，所以他一身行为，完全受顾母的支配。亭林初非明室官吏，然念念不忘恢复，到处观察形势，预为地步。到事功绝望时，乃另创一种学风，直影响到现在，其成就不在恢复明室之下。他人格高尚，无论哪派，不能不佩服。他学问渊博，开出来的门庭很多，说到清学的建设，自然不能不数他了。
4．非朱非王，独立自成一派，当推王夫之（船山）。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做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他独居讲学，并无师承，居在乡间，很少出来，生平只到过武昌一次，北京一次，可以说是个乡下人。清师入关，他抵死不肯剃头，所以怕人看见，藏在山洞里，穷到没有纸笔，然仍好学不厌。他的学风，与程朱比较接近，不过谓之程朱，毋宁谓之横渠。横渠作《正蒙》，船山的中心著作为《正蒙注》。横渠于书本外，注重观察自然界现象，船山也受他的影响，其精神比较近于科学的。张学自南宋断后几百年，至清初又算继续起来了。船山坚苦卓绝，人格感化极强，学问尤为渊博。他的《读通鉴论》、《宋论》，不愧为一史评家，对于历史上事实另用新的眼光观察。所以他除自己身体力行外，学问方面，在史学界贡献甚大。这两部史论，专作翻案，为后来读史的人思想开放许多。船山对于佛学很有研究，而且学的是法相宗，作有《相宗络索》。近二十年法相宗复活，研究的人很多，并不算稀奇；但是在那时，佛教方面，完全为禅宗及净土宗所占领，没有人作学理的研究，他独在二百年前，祖述玄奘以后中断了的坠绪，可谓有独到的见解了。并且当时儒学末流，养成狂禅，分明是学佛教，抵死不肯承认与佛教有关；他独明目张胆，研究儒学，同时又研究佛教，一点不掩饰，这是何等的爽快！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5．尊崇程朱，传其学于海外，当推朱之瑜（舜水）。舜水在本国没有什么影响，史家多不能举其名，他后半生都在日本过活，日本最近二百年的学风完全由他开出。明亡后，他屡屡欲作光复的事业，初到日本，后到安南、暹罗，在海外密谋起义，赤手空拳地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到底毫无成就。后来郑成功、张苍水大举北伐，攻下镇江，几乎克复南京，他在苍水军中规划一切，曾经走到芜湖，结果，还是失败了。自是之后，光复事业完全绝望，他便打定主意，在满清统治之下，绝对不回中国。那时日本人还抱闭关主义，外国人只能在长崎租界停顿些时，旁的地方一律不让住。所以他很困难，住些时走了，走了又来，往返许多次。长崎的日本人，知道他学问渊博，人格高尚，异常敬礼。后来让大将军德川氏听见了，请到东京去，待以宾师之礼。他亦以师道自居，德川光国的儿子，亦作他的门生，他于是住在东京，又几十年才死。因为德川氏的敬礼，全国靡然从风，对于他的起居言动，都很恭敬。他在日本学术界，算是很有势力。日本从前受中国文化最深是唐代，派遣学生、学僧，来唐留学，唐时佛教甚盛，儒学衰微，学去的都是佛教。宋明儒学复兴，但其时中日关系浅薄，所以日本对于儒学，根本上不明了。舜水是程朱派的健将，自他去后，朱学大昌。朱子之学，在国内靠陆稼书一般人的提倡，不过成绩很有限；在国外靠朱舜水一个人的传播，真是效力大极了。自然舜水是程朱一派的人，但是本事很大，书本上的知识很好，实际上的事情一点亦不放松。他在日本，学风上很有贡献，诗（各家的诗）同画（小李将军的山水）亦很有影响，他带去的东西，至今还归日本帝国博物院保存。他又懂建筑，日本之有孔庙，即由他起，孔庙中的房屋栋宇、衣服器具，完全摹仿中国，都由他打图样，起稿子。连他自己的棺材，亦属亲手造成，要能耐久不坏，清朝之后，好运回中国。辛亥革命时，还在日本保存，我们可以设法交涉，运回国来。固然他们尊重朱夫子，不愿运走，但本人的志愿，死后非运回来不可，应以尊重本人志愿为是。日本博物院，还有朱舜水手造模型，确是当年遗物。由此可以知道，他不单讲身心性命，还讲各种技术。他又教日本人读《资治通鉴》，以为最有益人神智。他在日本，前后十几年，人格感化力大，方面又多，可以说自遣唐留学以后，与中国文化真正接触就是这一回。德川氏二百多年，以文治国，就是继承他的遗绪；维新以前，一般元老，都很受影响。他是朱学，中国王学亦输入，到维新时，两派都有了。维新时一切改革，王派力量很多，朱派力量亦不少，把朱学由中国传到日本，就是靠他。
6．反朱反王，而能独立自成一派，要算颜元（习斋）。习斋的学说，很有点像实验派的杜威。他完全是一个乡下佬，境遇非常可怜。他的父亲在崇祯十二年，满洲人大掠直隶、山东，掳去为奴去了，后来死在那里。习斋伶仃孤苦，父亡母嫁，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由旁人把他抚育长大。所以意志坚苦卓绝，虽然无师无友，而能独立自成一家。他反对宋学，主张根本推翻，以为孔孟都是动的，宋学独是静的，与孔孟相反。他尤其厌恶的是谈玄，儒家本不谈玄，宋以来玄味日趋浓厚，大非古意。他想复古，复到孔门所学，只谈礼、乐、射、御、书、数，不谈身、心、性、命。知识由何而来？由于做。譬如我们想到南京，不知怎样走法，问路径，买地图，可以知道大概；但要知道实在情形，还得亲身走去。他说宋以后的学问，只是问路径买地图，不曾亲身走路；真的儒家道术，不应如此。习斋对于周程以下，原想根本推翻，另外建设新的学派。那时虽未成功，其思想行事，很带科学精神，若使生于今日，必定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立志做书本以外的学问，礼、乐、射、御、书、数，样样都去实行，自己打靶，自己赶车，乐要学古乐，礼要依《仪礼》。但是所做这些事还是离不开书本，很难说是成功，不过精神可取就是了。他的话，很有许多合于科学，前两年科玄战争，就有许多人引用其中一部分，到现在看来，还是对的。这些地方，很可以令人佩服。他因为太古板，没有开辟什么。他的门生李恕谷，活动力很大，文章好，学问又渊博，常到北京。那时北京士大夫喜欢讲学，有一次，请万季野主讲，大家去听，季野见恕谷，异常佩服，就介绍恕谷讲。以季野的声名学问，很能震动一时，达官贵人拜倒门下者不少，但是对于这个无声无臭而且又年轻的李恕谷，居然客气谦逊起来，不能不说是异样的举动。由此北京人才知道有李塨，又才知道有颜元。恕谷极其活动，曾到陕西，又到江南，到处宣传他老师的学说，所以这派学问，在当时很有力量。戴东原的见解，与颜李相同之点颇多，虽不敢说直接发生关系，然间接总受影响。恕谷死后，汉学派盛行，对于他的学问，大不谓然；而假程朱一派，尤为恨入骨髓。在两种势力压迫之下，颜李这派自然日就消沉了。道光末，戴望子高，很提倡颜氏学说。近二三十年来，颇有复活的趋势，大家都承认颜氏为一个大师，很佩服他的不说空话，专讲实行的精神。但是他的学问究竟能复活与否，我尚怀疑，因为太刻苦了，很难做到。他最反对以孔门的话作为口头禅，我们但学他的话，不能实行他的主张，算不得真颜李派。往后青年，果能用极坚苦的精神去实行，自然可以复活。
清代初叶，在建设方面，可以这六派作为代表。虽然他们的学说各有短长，然俱能自树一帜，而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的于当时影响很大，有的于后代影响很大。而且这几个大师，方面都很多，不像宋儒，单讲身心性命，所以开辟力格外来得强大。后来各种学说，都由他们启个端绪，由后人集其大成。清代学术所以能大放异彩，大部分靠他们。
丙 清中叶以后四大潮流
上面所说破坏方面的五派，建设方面的六派，都是清代初叶同中叶的事情。中叶以后，到乾嘉之间，这许多学说，暂时各归沉寂，另有四大潮流出现，而考证学不在内。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考证学与儒家道术无大关系，可以不讲，有关系的就是这四大潮流。
1．皖南学派，以戴震（东原）为代表。东原本来受他乡先辈江永（慎修）的影响。（有人说他是慎修学生，这个话靠不住，恐怕是私淑弟子。）慎修的学问，有点像顾亭林，对于经学及音韵学很有研究，对于程朱的学问亦能实行。他的《近思录续考》，可谓朱门正传。朱派自王厚斋、黄东发以后，就是顾亭林；亭林以后，就是江慎修。东原自幼便受慎修的影响。清代考证学，东原集其大成，本人著作很多，段玉裁、王念孙皆出其门下。在当时惠戴齐名，但是定宇成就小，东原开辟多，在清代中，他算第一流的学者。与他同时的人，推重他的训诂考证。其实东原所得，尚不止此，他之所以伟大，还是在儒家道术方面，《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原性》，俱有独到的见解。他死后，门生洪榜为作行状，以他所作《与彭进士书》嵌入，亲友哗然。结果，戴家所发行状，把那一段删去，而洪榜文集中则将原文留下。旁的为他作传作行状的人，都没有提到他的儒学，这是很不对的。《孟子字义疏证》将原书一字一字地解释，把儒家道术大部分放在里边，可算得孟氏功臣。他一方面发挥性善之说，一方面反对宋儒分性为天理、气质二种，认定宋儒矫正性欲，全属过分，与颜习斋、费燕峰相呼应。他对于费书，绝对没有看见，对于颜的学说，或者间接受李恕谷、程绵庄的影响。他这一派，对于宋儒谈玄一部分，如无极、太极之说，根本上攻击。对于宋儒谈性一部分，如存天理、去人欲之说，亦很反对。空空洞洞，专凭主观的理，不能有好结果，必定要根据客观的事实。东原自命为孟子功臣，我们看来，与其说他是孟子的功臣，毋宁说他是荀子的功臣。他的学说，与孟不同，与荀相近。他虽反对程朱，实际上得力于程朱者很多，与程朱走的是一条路（看《文史通义·朱陆》篇）。帮助孟子，然而不像孟子；反对朱子，然而近似朱子。清代程朱学派，陆稼书不算正统，戴东原才是正统；最少他对于朱学修正补充，使有光彩，有价值，功劳还在稼书之上。因为他生的北方，在皖之南，可以称为皖南学派。《四库全书》，大部分由他编定。他在清代中叶，算是一个中坚人物。门生多传他的考订、训诂、校勘之学，但他关于儒学道术的话，亦有很大的影响。凌廷堪（次仲）、焦循（理堂）、阮元（芸台），都是一方面研究考订，一方面研究儒术。焦循作《孟子正义》，对于儒学，有相当的发明。阮元为焦循内弟，同在一块研究学问，著述中关系儒学的话尤多。到阮元时，清代汉学已达全盛，自然有流弊发生，所以他自己就提倡汉宋并重，以图挽救。阮做官很大，到的地方亦很多，学问不如东原，而推广力过之。即如广东，他经手创学海堂，只取四十个学生，大多积学之士，在学问上贡献极大；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一手开出。广东近代几位大师，都主张调和汉宋，可以陈兰甫、朱九江作为代表。兰甫比九江声名更大，考证学亦很好，他作《东塾读书记》、《孟子》一卷、《诸子》一卷、《程朱》一卷，联合贯通发明处颇多。又作《汉儒通义》，以为宋儒并不是不讲考据，汉儒并不是不讲义理。这种学风，也可以说是清末“粤学”的特色。即以我自己而论，对于各家都很尊重，朱程的儒学固然喜欢，考据学亦有兴趣，就是受陈朱两先生的教训。更由陈朱推到阮，由阮推到戴，可见戴派影响之大。
2．浙东学派，以章学诚（实斋）为代表。自宋以来，浙东学术很发达，吕东莱而后是陈同甫、叶水心，再后是甬上四先生杨、袁、舒、沈，又后是王阳明、刘蕺山，都是浙东人。浙东在学术界，占很高的地位。陈、叶的文献经世之学，与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混合起来，头一个承受的人，便是黄梨洲。前面讲他对于阳明学派的建设，只算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重大的部分，是文献之学，即史学。梨洲是清初大师，他的门生，为万充宗及万季野。季野较渊博伟大，《明史稿》由其一手作成。二万是直接的门生，还有一个私淑弟子，即邵廷采（念鲁）。念鲁的祖父，为阳明门生，属姚江书院派，与证人书院派相对抗，到念鲁又受业梨洲之门，对于史学异常注重。浙东最有名的学者，都是史学大师，万、邵为史学界开山鼻祖。稍晚一点，为全祖望（谢山），学问方面很多，但是主要工作仍在文献方面。由黄梨洲而万季野、邵念鲁，由万、邵而全谢山，渐渐成为一种特有的学风。致用方面，远绍宋代吕东莱一派文献之学；修养方面，仍主阳明。到乾隆末，出一位大师，曰章实斋，集浙东学派之大成。实斋全部工作，皆在史学；然单以史学，看不出整个的章实斋，好像单以经学，看不出整个的戴东原一样。二人于本行之外，在儒家道术上，亦有相当地位。二人交情不好，彼此相轻，学风则有一点相同，俱不主张空谈性命，对于带玄学的心性论异常反对，要往实际方面下死功夫。实斋讲道外无器，器外无道，此二语出自《易经》。《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东原主张相同，亦有近似这类的话。实斋讲六经皆史，要求儒家道术顶好在历史上求去，道起三人居室，在古代为书本学问，在近代为社会事物，所以他自己用力的工作全在史学上。实斋这一派虽为第二大潮流，然在当时不很显著；他看不起东原，东原门下又看不起他，而东原声气广远，他的势力抵抗不过，自然在当时难于风行。他的价值，最近二三十年，才被人认出来。
3．桐城学派，以方东树（植之）为代表。我讲桐城人物，不举方苞，不举姚鼐，因为他们仅能作点文章，没有真实学问，所谓桐城文学，不过纸上谈兵而已。自明末以来，桐城很出人才，最初是方以智，明清之间的第二流学者。其次是方苞（望溪）、戴名世（南山），康雍之间，颇负盛名。南山以文章出名，所谓因文见道，自他起，后遭文字狱死，大家引以为戒。望溪属于程朱派，其地位远在稼书之下，稼书尚不过尔尔，他的学问更不必说。桐城学派，以前实无可讲。嘉庆末年，出了一个伟大人物，即方植之。他生当惠戴学派最盛行的时候，而能自出主张，不随流俗所尚，可谓特出之士了。汉学全盛之后，渐渐支离破碎，轻薄地攻击程朱，自己毫无卓见。方承这种流弊，起一极大反动，作《汉学商兑》、《书林扬觯》，对汉学为猛烈的攻击，主张恢复程朱。他对于程朱究竟有多少心得，我不敢说，但在汉学全盛时代，作反抗运动，流弊深了，与他们一副清凉散吃，在思想界应有重要的地位。他很穷，跟随阮元，充当幕府。阮开学海堂，其中学长，初用外省人，本堂有成就后，才用本省人，他便做了第一任的学长。广东学风，采调和态度，不攻宋学，是受他的影响；此犹其小焉者。还有更大的影响，就是曾文正一派。曾文正很尊敬他，为他刻文集，曾一面提倡桐城文学，一面研究朱学，有《圣哲画像赞》，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起，一直传到姚姬传止，姚为方的先生，因为尊敬方，才尊敬姚。曾派及其朋友门下，靠儒学作根底，居然能做出如许的功业，人格亦极其伟大，在学术界很增光彩。而他们与桐城派关系极深，渊源有自，所以我们不能不认桐城为很大的学派。
4．常州派，可以庄存与（方耕）、刘逢禄（申受）为代表。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人不同的地方。古文有阳湖派，词有阳湖派，诗亦有阳湖派，尤其在学问上，另外成为一潮流，有极大的光彩。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学。今古文的争执，东汉以后，已渐消灭。直到清代中叶，又将旧案重提，提案的人就是庄、刘。他们反对东汉以后的古文，恢复西汉以前的今文，研究《公羊传》，专求微言大义。以为东汉以后解经的人，都在训诂名物上作功夫，忘却了主要的部分。这派的主张，牵连到孔子的政治论，都说孔子作《春秋》的来意，就是内圣外王。自他们专提今文以后，今文在学术界很有极大的势力。继他们而起的，有两种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默深），著有《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颇努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一个是龚自珍（定庵），著有《定庵文集》，关于政治上的论调极多。反抗专制政体的话，创自黄梨洲、王夫之，至龚、魏更为明显。他们一面讲今文，一面讲经世，对于新学家刺激力极大。我们年轻时，读他二人的著作，往往发烧。南海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出。我们一方面赞成今文家的政治论，一方面反对旧有的传统思想，就是受常州派的影响。我年轻时，认为他们的主张，便是孔子的真相。近来才觉得那种话，不过一种手段，乃是令思想变化的桥梁。
上述四派，为乾、嘉、道、咸之间学术上四个大潮流，主张都很精彩，能集前人所已成，能开前人所未发，所有重要的学者和主张都让他们包括尽净了。还有一派，附带要讲的，就是佛学。自宋学兴起以后，儒者对于佛学，骨子里受用，口内不敢说。前清中叶以后，有一派人，不客气地讲佛，由阳明转一转手，最主要的是罗有高（台山）、彭绍升（尺木）、汪缙（大绅）。他们对于净土宗很实行，对于禅宗很排斥。虽然留着辫子，实际上是几个未受戒的和尚，文章很好，儒学亦好；他们的地位，很像唐代的李翱和梁肃。自从他们把真面目揭开以后，大家才觉得讲佛不是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用不着藏藏躲躲。魏默深、龚定庵都很讲佛，不过没有实行；罗、彭、汪等，有纯洁的信仰，言行又能一致，所以在社会上很能站得住脚。龚、魏等虽是佛徒，但没有他们的纯粹，不能编入此派。清末常佛两派，结合得很坚固。我的朋友中，如戊戌死难的谭嗣同，即由常州派及佛派的结合，再加上一点王船山的思想，以自成其学问。清代主要的学派及潮流，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