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上次讲，研究哲学，有问题的、时代的、宗派的三种方法，各有长处，各有短处。问题的研究法固然好，但本讲演用来不方便，所以先在前论最末一章，专讲儒家哲学之重要问题，以为补充。时代的研究法，固然亦有短处，但用之讲演，最为相宜。所以本论各章，全用这个方法。唯如不先提纲挈领，不能得一个大意，现在要讲两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就是想使诸君先得一个大意。
晚唐及五代，经过长时间的内乱，军阀专横，人民不得休息。宋初，承这种丧乱凋敝之后，极力设法补救，右文轻武，引用贤才。所以各种学术，均极发达；儒家道术，尤能独放异彩。后世言学问者，总以汉学宋学并称，不入于彼，则入于此。可以见得宋学的发达，及其重要了。
《宋元学案》把孙复及胡瑗，作为宋学祖师。其实他们二人，在宋朝初叶，不过开始讲学，与宋代学风相去甚远。真正与宋学有密切关系的人，乃是几个道士或文人，如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刘牧等，后来的儒家都受他们的影响。孙、胡二人，比较平正通达，提倡躬行实践，私人讲学之风自他们以后而大盛。陈、种等，纯以道教《黄庭经》及练气炼丹之说，附会《易经》，太极图说即由他们而出。但是陈、种与王、何不同，王弼、何晏以先秦的道家哲学附会儒家，陈抟、种放以晚出的道教修炼法附会儒家。
由此看来，宋初思想界，可以说有两条路，孙复、胡瑗是一派，陈抟、种放又是一派。北宋五子：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就是混合这两派的主张，另创一种新说。宋人所谓儒学正宗，专指五子一派。宋人喜欢争正统，最是讨厌政治上有正统偏安的争执，学问上有正统与异端的争执。儒学如此，佛教亦然。天台宗分为山内山外两派互争正统，禅宗分为临济、云门、曹洞、沩仰、法眼五宗互争正统。
这种正统的争执，是宋人一种习气，暂且搁下不讲。单讲所谓五子，自濂溪到二程，传到后来，为南宋朱学一派。濂溪为二程的先辈，朱派谓二程出于濂溪。横渠为二程表叔，年龄相若，互相师友，朱派谓横渠为二程弟子。平心而论，五家独立，各各不同。泛泛地指为一派，替他们造出个道统来，其实不对。
“五子”这个名词，不过程朱派所标榜而已（后来亦除出邵子加上朱子，谓之五子）。北宋学术，不能以五子尽之。当时为学问复兴时代，儒佛融通以后，社会思想起很大的变迁，有新创作的要求，各自努力，不谋而合，遂发生周邵张程这些派别。此外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那般人，虽然是政治文章之士，但是他们都在儒学思想界占有相当位置，不可忽视。
1．欧阳修。他是宋代文学的开创者，诗文皆开一代风气。但他在思想界有很大的贡献，在勇于疑古，他不信《系辞》，对于《诗》、《书》及其他诸经，亦多所疑难。所疑难对不对，另一问题，但这种读经法，确能给后学以一种解放。他著有《本论》一篇，继承韩愈《原道》那一派辟佛论调，亦宋儒学术渊源所自。
2．王安石。他是一个大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大学者。所著各经《新义》，颇能破除从前汉唐人的讲经方法，自出心裁。他的文章精神酣畅，元气蓬勃。文集中，关于心性的文章很多，其见地，直影响到二程。（例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子引作程子说，其实此二语出于荆公。）
3．司马光。温公全部精力，都用在史学方面，所著《资治通鉴》，贯串诸史，为编年体中一大创作。文集中，关于讨论哲学问题的文章很多，可见得他在儒学方面，亦是异常的努力。他著有《疑孟》一书，对孟子学说颇多不满。这也难怪，其实温公学术有点近于荀子。
4．苏轼。苏氏父子，都是大文学家，有《战国策》纵横驰骤之风。在学问上，亦能创立门户，后来蜀学与洛学立于对抗的地位。东坡对于佛教不客气地承认，禅宗尤其接近，所作诗文往往有禅宗思想。他对于道教，亦不排斥，晚年生活完全变为道家的气味。
大抵这四家，欧阳最活泼，王最深刻，苏最博杂，司马最切实。南宋浙东一派，即由司马而出，对于哲理讲者不多，门下生徒注重躬行实践，所受他方影响尚不算深。程朱以外的学派，其约略情形如此。
再回头说到北宋五子。
1．周濂溪。周子《通书》，与程朱一派有相当的关系，但极简单，可以有种种解释。《太极图说》，与程朱关系很深，在南宋时曾因此起激烈的辩论。朱子赞成《太极图说》，且认为濂溪所作；陆子反对《太极图说》，且认为非濂溪所作。依我看来，许是周子所作，但是对于内容，我持反对论调，与象山同。象山以为《太极图说》无甚道理，定非周子所作，想把这篇划开，周仍不失其为伟大。晦翁以为《太极图说》极其精微，周之所以令人崇拜，完全在此。
然则《太极图说》是怎样一个来历呢？向来研究宋学的人，不知所本，以为周子所独创。清初学者，才完全考订他由陈抟、种放而出，这原是道教的主张。周子从道教学《太极图说》，究竟对不对，那另是一个问题，但是他的影响很大，为构成宋学的主要成分。要是周子除了《太极图说》，专讲《通书》，倒看不出在学术史上有多大关系了。朱派以为二程出于濂溪，其实不然。二程但称周子，不称先生，先后同时，差十余岁，关系异常浅薄。
2．邵康节。康节从道教的李之才，得图书先天象数之学，探赜索隐，妙悟神契，环堵萧然，不改其乐。其治学，直欲上追汉的五行，战国的阴阳家、邹衍一派。但他所讲阴阳五行，又与汉人不同，专凭空想，构造一种独创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万有，皆生于心，所以说：“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又说：“先天学，心法也，图皆从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我们看邵子这种主张，实际上不是儒家，亦不是道家，自成一派。
邵子言性，亦主性善，以为仁义礼智，性中固有，所以说：“性者，道之形体也。道妙而无形，性则仁义礼智具而体著矣。”但是他的主张，又与孟子不同，凡孔孟所讲治学方法，他都没有遵行。他不是和尚，亦不是道士，事事凭空创作，后来的人没有他聪明的，抄袭他的语言，不能传他的学问，所以影响不大。邵子在学术界，是一个彗星，虽没有顶大的价值，但不失为豪杰之士而已。
3．张横渠。横渠为宋代大师，在学术界开辟力极强大。哲学方面，他与二程同时，互相师友，互相发明，不能说谁出于谁，朱派把他认为二程门下，是不对的。横渠不靠二程，二程不靠横渠，关洛各自发达，可以算得一时豪杰之士。他对于自然界，用力观察，想从此等处建设他的哲学的基础，但立论比二程高。二程为主观的冥想，很带玄学色彩；他是客观的观察，很富于科学精神。他主张气一元论，由虚空即气的作用，解释宇宙的本体及现象，与周子的《太极图说》、邵子的先天论，皆不相同。修养方面，他直追荀卿，专讲礼，并以礼为修养身心的唯一工具。《理窟气质》篇说：“居仁由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宋代学者，于开发后来学派最有力的人，当推横渠及二程，其重要约略相等。横渠死得早，门弟子不多，流传未广。南宋的朱子，受其影响极大。朱自命继承二程，其实兼承横渠，朱子的居敬格物，皆从横渠的方法模仿得来。
4．二程子。向来的人，都把二程混作一块说，其实两人学风，全不一样。明道是高明的人，秉赋纯美，不用苦功，所得甚深。伊川是沉潜的人，困知勉行，死用苦功，所得亦深。以古代的人比之，大程近孟，小程近荀，所走的路完全不同。大程可以解释孟子，小程可以解释荀子。明道的学问，每以综合为体；伊川的学问，每以分析立说。伊川的宇宙观，是理气二元论；明道的宇宙观，是气一元论。这是他们弟兄不同的地方。
程朱自来认为一派，其实朱子学说，得之小程者深，得之大程者浅。明道言仁，尝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言致良知，又说：“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开后来象山一派。伊川言涵养须用敬，尝说：“人敬之道始于威仪，而进于主一。”言进学在致知，又说：“穷理即是格物，格物即是致知。”开后来晦翁一派。其详情，下面另有专章再讲，此处可以不说。
大概北宋学派，可以分此九家。纯粹的“哲学派”有五家，即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此外，尚有四家，即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最重要的为横渠及二程。横渠不寿，弟子无多，所以关系不大。二程一派，由谢上蔡、杨龟山、游廌山、吕蓝田程门四先生，传衍下来，成为朱子一派。朱子学问，出于李延平，李延平学于罗豫章，罗豫章出于杨龟山。陆子学问，虽非直接出于明道，然其蹊径，很像上蔡，上蔡又是明道的得意门生。我们可以说大程传谢，谢传陆；小程传杨，杨传朱。北宋学派及其传授大概情形，约略如此。
上面说北宋最著名的学者有五家，号称北宋“五子”。南宋最著名的学者，亦有四家，号称南宋“四子”。
1．朱熹字晦翁。
2．张栻字南轩。
3．陆九渊字象山。
4．吕祖谦字东莱。
这四家中，朱陆最关重要，宋代的新的儒家哲学，他们二人集其大成。张吕皆非高寿，五十岁前后死，所以他们的门生弟子，不如朱陆之盛。南轩的学风，同朱子最相近，没有多大出入。东莱的学风，想要调和各家的异同。最有名的鹅湖之会，即由东莱发起，约好朱陆同旁的几家，在鹅湖开讲学大会，前后七天。这件事，在中国学术史上，极有光彩，极有意义。吕是主人，朱陆是客，原想彼此交换意见，化异求同，后来朱陆互驳，不肯相让，所以毫无结果。虽说没有调和成功，但两家经此一度的切磋，彼此学风都有一点改变，这次会总算不白开了。由鹅湖之会，可以看出朱陆两家根本反对之点，更可以看出东莱的态度及地位如何。
至于朱陆学说的详细情形，留到本论再讲，此刻不过提出两家要点，稍为解释几句。朱子学派，祖述程子————二程子中之小程，即伊川。伊川有两句很要紧的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他教人做学问的方法如此。用敬，关于人格方面，下功夫收摄精神，收摄身体，一切言语动作都持谨严态度，坚苦卓绝，可以把德性涵养起来。什么叫“用敬”？就是主一无适之谓。以今语释之，即精神集中，凡做一件事，专心致志，没有做完时，不往旁的想。致知，关于知识方面，不单要人格健全，还要知识丰富。什么叫“致知”？朱子释为穷理，《补大学格致传》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朱子学问具见于文集、语录及《性理大全》，不过简单地说，可以把上面这两句话概括之。
陆子学派，有点像大程，即明道。最主要的，就是立大、义利之辨和发明本心。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陆子将此二语极力发挥。何谓立大？就是眼光大的人，把小事看不起，譬如两个小孩，争夺半边苹果，大打一架，大哭一场。在我们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们至少还看见比苹果大的东西，就不为小物而争夺了。明人尝说：“尧舜事业，不过空中半点浮云。”就是因为他能立大。所以汉高祖、唐太宗的事业，从孔子、释迦、基督看来，亦不过半边苹果而已。立大，是陆学根本。至于他用功的方法，第一是义利之辨。何谓义利之辨？就是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个话，从前人目为迂阔，其实不然。做学问就是为学问，为自己人格的扩大崇高，不是为稿费，不是为名誉，更不为旁人的恭维。譬如说捐躯爱国，要是为高爵，为厚禄，为名誉，那全不对，一定要专为国家才行。朱子知南康军事时，修复白鹿书院，请陆子讲演，陆子为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那天天气微暖，听众异常感动，遂不觉汗流浃背。于此可见陆学的门径了。第二是发明本心。何谓发明本心？就是孟子所说“不失其赤子之心”。陆子亦相信人性皆善，只要恢复本心，自然是义不是利，自然能够立大。做学问的方法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本心放失，精神便衰颓，本心提起，志气立刻振作。好像一座大火炉，纵然飞下几块雪片，绝不能减其热烈。陆子这个话，从大程子出，大程子的“识得仁体”，就是陆子的“发明本心”。以现在的话来说，又叫着认识自我。人的本心，极其纯洁，只要认识他、恢复他，一切零碎坏事俱不能摇动。人看事理不明，因本心为利害所蒙蔽了。
知识方面，朱子以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陆子以为学问在书本上找，没有多大用处，如果神气清明，观察外界事物自然能够清楚。修养方面，朱子教人用敬，谨严拘束，随时随事检点。陆子教人立大，不须仔细考察，只要人格提高，事物即难摇动。所以朱谓陆为空疏，陆谓朱为支离，二家异同，其要点如此。陆不重书本，本身学问虽博，而门弟子多束书不观，袖手清谈，空疏之弊，在所难免。朱子重书本，并且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但天下事物如此之多，几十年精力，一件都不能穷，又安能即凡物而穷之呢？
两家主张不同，彼此辩论，互不相服。后来有许多人，专讲调和，或引朱入陆，或引陆入朱，而两家门下则彼此对抗。引陆入朱的人，以为自经鹅湖之会以后，象山领悟朱子，子寿尤为敬服。引朱入陆的人，如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李穆堂又作《朱子晚年全论》，证明朱子晚年与陆子同走一条路。然站在朱子方面的人，则目王、李为荒唐。平心而论，两派各走各路，各有好处，都不失为治学的一种好方法，互相攻击，异常的无聊。最好各随性之所近，择一条路走去，不必合而为一，更不必援引那个，依附这个。
南宋学派，主要的是朱陆两家，历元明清三代，两派互为消长，直至现在，仍然分立。两派之外，还有两个人应当注意。一个是张南轩，可以说他是朱学的附庸，死得很早，没有多大成就，与朱子并为一派无妨。南轩生在湖南，湖湘学派，与朱子学派，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吕东莱。吕家世代都是有学问的人，所以吕家所传中原文献之学，一面讲身心修养，一面讲经世致用，就是我们前次所说内圣外王的学问。朱陆偏于内圣，东莱偏于外王。东莱自己，家学渊源，很好很有名，虽然早死，而门弟子甚多，后来变为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最主要的有这几个：（1）薛季宣号艮斋。（2）陈傅良号止斋。（3）陈亮号同甫。（4）叶適号水心。他们都是温州一带的人。艮斋、止斋，专讲学以致用，对于北宋周程一派，很多不满的批评。以为只是内心修养，拘谨呆板，变为迂腐，应当极力提倡学以致用，才不会偏。同甫气魄更大，颇有游侠之风，他的旗号是“王霸杂用，义利双行”。对于朱子的穷理格物固然反对，对于陆子的义利之辨亦很反对。论年代，薛稍早，与朱陆差不多，二陈稍晚。论主张，艮斋和止斋相同，同甫走到极端。东莱本来是浙人，浙江学者大半属东莱门下。东莱死，兄弟子侄门生，全走一条路，就是薛陈所走这条路，以后成为浙派。
朱子自信甚坚，对于旁的学派，辩得很起劲。朱子在学问上的两大敌，一派是金溪（即象山），一派是永嘉（即薛、叶、二陈）。朱子很痛心，本来东莱门下全都和他要好，后来都跑到永嘉一派去了。文集中，与象山和止斋辩论的信很多；语录中，批评陆派和永嘉的话亦很多。朱陆在当时都很盛，朱子门下最得意的是黄勉斋、蔡元定，没有多大气魄，不能够把他的学问开拓出来。其后一变再变，成为考证之学。朱子涵养用敬的工作，以后没有多大发展；进学致知的工作，开后来考证一派。朱派最有光彩的是黄震（东发）、王应麟（伯厚）二人，黄的《黄氏日钞》，王的《困学纪闻》，为朱派最有价值之书。清代考证学者，就走他们这一条路。
象山门下，气象比朱派大。朱子对于象山虽不满，而谓其门下光明俊伟，为自己门下所不及。象山是江西人，在本地讲学最久，但是几个大弟子都是浙东人，所谓甬上（宁波）四先生，即杨简、袁燮、舒磷、沈焕，得象山的正统。江浙二省，在学术上有密切关系。象山是江西人，其学不传于江西而传于浙东。阳明是浙东人，其学不传于浙东而传于江西。杨、袁、舒、沈是浙东，吕、薛、陈、叶亦是浙东，后来陆派同永嘉结合，清代的黄梨洲、万季野、邵念鲁、章实斋，他们就是两派结合的表现。
南宋四子，实际上只有三派，即朱派、陆派及永嘉派，这三派在当时尚未合一。南宋末年，几乎握手，可惜没有成功。元明以后，朱学自为一派，陆永合为一派，其势力直笼照到现在。
南宋时代，南方的情形如此，北方的情形又怎么样呢？北方自金人入主后，中原残破，衣冠之属相继南迁。所以在宋金对峙时，南方的文化比北方高。但金至世宗一朝————约与孝宗同时，四五十年间，太平安乐，极力模仿汉化，文运大昌。金方所流行者，为三苏一派，因为模仿东坡父子的文章，连带模仿他们的学术。所以那政治上宋金对峙，学术上洛蜀对峙。北方的人，事事幼稚，文学不振，哲学更差。唯有一人，应当注意，即李纯甫号屏山。宋儒无论哪一家，与佛都有因缘，但是表面排斥。宋儒道学，非纯儒学，亦非纯佛学，乃儒佛混合后，另创的新学派。屏山是宋人，自然要带点佛学气味，不过他很爽快，所著的《鸣道集》，直接承认是由佛学出来，对洛派二程异常反对，指为阳儒阴佛，表里不一。他所讲的内容，好像李翱的《复性书》，发挥得更透彻明白。
朱子到晚年，一方面学派日昌，弟子遍于天下，一方面抵触当道，颇干朝廷厉禁。其中如宋宁宗的宰相韩侂胄执政时，在朝的朱子，及在野的同党，俱持反对态度。侂胄亦指朱子为伪学，排斥不遗余力。北宋的元祐党人、南宋的庆元党人，俱以正士为朝廷所不容。朱子死后，弟子不敢会葬，可见当时朱学所受压迫的程度了。又经几十年，到理宗中叶及度宗初叶，伪学之禁既开，而当时讲学大师，朱陆两家门下（陆派亦在伪学禁中），俱在社会上很有声誉。朝野两方，对宋学异常尊崇，其势复振。不久，宋室灭亡，蒙古代兴。
元朝以外族入主中国，文化不高，时间又短，在学术史上占不了重要位置。内中只有戏曲的文学差可撑持，天文数学亦放异彩，至于哲学方面则衰微已极。元朝学者，唯许衡（鲁斋）、刘因（静修）、吴澄（草庐）三人，稍露头角。这几位在元朝为大师，在全部学术史上，比前比后，俱算不了什么。固然朱学在元朝很发达，但朱学在宋末已为社会上所公认，元人不过保守权威，敷衍门面，无功可述，现在只好略去不讲。
明太祖初年，规模全属草创，对于文化，未能十分提倡。到永乐时，始渐注意，《性理大全》即于是时修成，以五子（周、程、张、朱）学术为主。此书编得很坏，纯属官书，专供科举取士之用，使学者考八股时，辨黑白而定一尊，除五子外，旁的俱所排斥。明人编修《性理大全》，用以取士，号尊宋学，尤其是程朱一派；实则把宋学精神完全丧失，宋学注重修养，何尝计及功名呢！
中间有几个著名大师，为明学启蒙期的代表，如方孝孺（正学）、吴与弼（康斋）、薛瑄（敬轩）、曹端（月川）、胡居仁（敬斋），俱在科举盛行时代一心研究学问，不图猎取功名。这种精神，极可佩服，而方孝孺风烈尤著，仗义不屈，为成祖诛其十族。他们几个人的学问，都出于程朱。薛胡诸人，比较平正通达。吴康斋的学问，由朱到陆，明代陆学之盛自康斋起。
明代中叶，新学派起，气象异常光大。有两个大师，可以代表，一个是陈献章（白沙），一个是王守仁（阳明）。陈白沙是广东新会的学者，离吾家不过十余里。他是吴康斋的弟子，他的学问，在宋代几位大师中，有点像大程子，又有点像邵康节。那种萧然自得的景象，与其谓之为学者，毋宁谓之为文学家。古代的陶渊明，与之类似，文章相仿佛，学问亦相仿佛。再远一点，道家与之类似————老、庄之道，非陈、种之道，他的学风很像庄子。孔门弟子中，曾点与之类似。“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恬淡精神，两人一样。
白沙叫人用功的方法，就在“静中养出端倪”一句话。“端倪”二字太玄妙，我们知道他的下手功夫在用静就得了。白沙方法，与程朱不同，与象山亦不同。程朱努力收敛身心，象山努力发扬志气，俱要努力；白沙心境与自然契合，一点不费劲。“端倪”二字实在不易解，或者可以说是老庄的明自然，常常脱离尘俗，与大自然一致。其自处永远是一种鸢飞鱼跃、光风霁月的景象，人格是高尚极了，感化力伟大极了，可惜不易效法，不易捉摸。所以一时虽很光明，后来终不如阳明学派的发达。
白沙在家时多，出外时少。总计生平，只到过北京两次，旁的地方都未曾去，交游总算简单。他有一个弟子湛若水，号甘泉，亦是广东人，与他齐名。当时称陈湛之学，或称湛王之学。甘泉做的官很大（礼部尚书），去的地方亦很多，所到之处就修白沙书院，陈学的光大算是靠他。甘泉比阳明稍长，甘泉三十余岁，阳明二十余岁，同在北京做小京官，一块研究学问。阳明很受甘泉的影响，亦可以说很受白沙的影响。
王阳明，浙江余姚人，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以他的事功而论，若换给别个人，只这一点，已经可以在历史占很重要地位了；阳明这么大的事功，完全为他的学术所掩，变成附属品，其伟大可想而知。阳明的学问，得力于龙场一悟。刘瑾当国，阳明弹劾他，位卑言高，谪贬龙场驿丞。在驿三年，备受艰难困苦，回想到从前所读的书、所做的事，切实体验一番，于是恍然大悟。这种悟法，是否与禅宗参禅有点相类，我们也不必强为辩护，但是他的方法，确能应时代的需要。其时《性理大全》一派，变为迂腐凋敝，把人心弄得暮气沉沉的，大多数士大夫尽管读宋代五子的著作，然不过以为猎取声名利禄的工具，其实心口是不一致的。阳明起来，大刀阔斧地矫正他们，所以能起衰救敝，风靡全国。
阳明的主要学说，即“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二事。前者为对于《大学》格物致知的问题。朱子讲格物，教人“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种办法。朱子认为：《大学》所谓“明明德”的张本，从“大学之道”起至“未之有也”止，是经，以下是传。“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传，唯有“格物致知”无传，文有颠倒断节。朱子替他补上，其学说的要点，即由此出。阳明以为：读古人书，有些地方加添，有些地方补正，这种方法固有价值，但是《大学》这篇，绝对不应如此解释。所以他发表古本，不从朱子改订本。主张格物致知，即是诚意，因为原文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下面又说：“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即是致知，致知的解释，不是客观的知识，乃孟子所谓“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的良知。“致”的意思，是扩充它，诚意功夫如此。拿现在的话解释，就是服从良心的第一命令，很有点像康德的学说，事到临头，良知自能判断。如像杀人，头一念叫你不要做。又像职分上的牺牲，头一念叫你尽管做去。这就是良知；第二念、第三念，便又坏了。或者打算做好事，头一念叫你做去，第二念觉得辛苦，第三念又怕危险，于是歇手不做。这种就是致良知没有透彻。为人做学问，入手第一关键在此。
阳明既然主张致良知，更不能不主张知行合一。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见恶臭是知，恶恶臭是行；见好色是知，好好色是行。知、行两个字，原是一件东西，事到临头，良知自有主宰，善使知善，恶使知恶，丝毫瞒他不得。世未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如小孩看见火，伸手去摸，成人决不会摸，因为成人知道烫人，小孩不知道烫人。又如桌上放好臭鸭蛋、臭豆腐，不恶恶臭的人吃，恶恶臭的人就不吃。只需你一知道，要吃或不吃，立刻可以决定，这便是知行合一。朱子以为先要致知，然后实行，把做学问的功夫分成两橛。阳明主张，方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方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只是一件，决不可分。阳明教人下手方法，与朱子教人下手方法不同。
阳明寿虽不长，但是一面做事，一面讲学，虽当军事倥偬，弦诵仍不绝声，所以门生弟子遍于天下。明中叶后，全国学术界，让阳明一人支配了。王学的昌大，可分两处。一是浙江，是他生长的地方；一是江西，是他宦游的地方。所以阳明门下，可分为浙江及江西两派。前次讲象山生在江西而其学盛于浙江，阳明生在浙江而其学却盛于江西，赣浙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传阳明的正统，为江西几位大师，如邹守益号东廓，罗洪先号念庵，欧阳德号南野，颇能代表江西王学。阳明死后，就是这几个人，最得阳明真谛。但是王学的扩充光大，仍靠家乡浙派几位大师，有早年的，有晚年的。最初是徐爱号曰仁，钱德洪号绪山，他们二人，得阳明正宗。徐早死，《传习录》有一部分是他作的。钱寿较长，其传颇盛。稍后是王畿号龙溪，他是阳明的老门生，年寿最长，阳明的学派的光大自他起，阳明学派的变态亦自他起。当初阳明教人，有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绪山以为这四句是阳明教人定本，王龙溪以为这四句是阳明教人权法，归根结底，性无善无恶，意无善无恶，知无善无恶，物无善无恶。阳明的话，没有多大玄学气味；龙溪的话，玄味很深，无下手处。所以王学末流，与禅宗末流混在一起，读他们的书，可以看出来，并不是阳明真面目。
阳明学派，另有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罗汝芳号近溪，一个是王艮号心斋，都于王学有莫大的功劳。世或以王艮与王畿并称二王，或以近溪与龙溪并称二溪。心斋是一个倜傥不羁之士，本传称阳明做巡抚时，会徒讲学，心斋那时三十八岁，跑去见他，分庭抗礼辩难几点钟后，始大折服，执弟子礼。回去想想，似乎尚有不妥处，跑去收回门生帖子，彼此又辩，又折服了，才做阳明的门人。阳明说：“吾曩擒宸濠，一无所动，乃为斯人所动，是真学圣人者。”心斋言动奇矫，时戴古冠，穿异服，传达先生之道，阳明很骂他几回，但是他始终不改。心斋才气极高，门下尤多奇怪特出之士。何心隐就是一个，本姓梁，改姓何，以一个布衣用种种的方法把严嵩弄倒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有真本事。阳明死后，最接近的是二王或二溪，但是他们所走的路，与阳明很不一样。结果江西学派虽得正统，但是一传再传，渐渐衰微下去了。
最有力推行王学的，还是浙派（龙溪）和泰州派（心斋）。在晚明时候，有这样几个人：周汝登号海门，陶望龄号石篑，李贽号卓吾。周陶变为禅宗，李更狂肆，他们主张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阳明学派愈变愈狂妄。到晚明时，本身起很大的变化，又可分为两派：第一派，参酌程朱学说，纠正末流的偏激，东林二大师顾宪成（泾阳）、高攀龙（景逸）就是代表。他们觉得周、李、陶一派太放肆了，须以朱学补充之，他们的学问仍从王出，带点调和色彩。第二派，根据王学的本身，恢复阳明的真相，刘宗周（蕺山）就是代表。他排斥二王二溪甚力，专提慎独，代替良知，以为做慎独的功夫，可以去不善而继于至善。顾高以程朱修正王学，蕺山以王学本身恢复王学，主张虽有出入，都不失为阳明的忠臣。
此外因王学末流的离奇，社会上起一种很大的反动，亦可分为两派：第一派，以程朱攻击阳明，与顾、高等不同，陈建（清澜）就是代表。他著一部《学蔀通辩》，一味谩骂，甚觉无聊，自称程朱，实于程朱没有什么研究。有时捏造事实，攻击人身，看去令人讨厌，然在学术史上不能不讲。因为明目张胆攻击王学，总算他有魄力。清初假程朱一派侈言道学，随声附和，用陈建的口吻攻击王学者颇多。第二派，主张读书，带点考证气味，焦竑、王世贞、杨慎就是代表。他们不唯攻击王学，连宋学根本推翻，周程张朱皆所反对，攻击程朱的话恐怕比阳明还多。几个人学问都很渊博。唯杨升庵较不忠实，造假书，造假话骗人。这一派，因为对于宋元明以来的道学下总攻击，在晚明时，虽看不出有多大力量，但有清初至乾隆中叶，极其盛行，旧学风的推翻，新学风的建设，都由他们导引出来。
清代学术，是宋元明以后，一大转关，性质和前几代俱不相同。汉唐学者，偏于声音训诂的追求，马、郑、服、杜、陆、孔、贾以后没有多大发展的余地；宋儒嫌他们太琐碎了，另往新方面进行。宋明学者，偏于理...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