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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之,往也。言辞各指示卦爻之所往。《左传》记卜筮事,所谓“遇大有之睽”,“遇观之临”等等,就是这个之字。由大有往睽,由观往临,即大有变成睽,观变成临也。然则卦爻为什么有之呢?之有什么公例呢?这却要很费周折才能说明。

    第一,须知每卦六爻,有所谓位。最低那一画叫做初爻,倒数上去,二三四五。到顶上那一画,叫做上爻。《文言传》说“六位时成”,就是指这六爻的位。

    第二,六位中最主要的是第五位,算是一卦之主。其次第二位,是与五相应的。《系辞传》说“列贵贱者存乎位”,每卦五位最贵,二位次之,其他皆贱。《系辞传》所谓“非其中爻不备,二五皆中爻也”。

    第三,卦爻的之,有一定法则。二与五相之,初与四相之,三与上相之,因为他是同位。《系辞传》说:“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因是异位,所以二与四,三与五,是不能相之的。像下象棋,各种子各有他的走法,后儒讲的卦变飞伏互体等等,随意乱之,便是“马行田、卒回头”了。

    第四,为什么有之呢?卦中各爻已定位者不之,未定位者才有之。怎么叫做定位未定位呢?易经以一阴一阳相间排比成既济算是定位,所以他的卦名叫做“既济”。既济卦是六爻都无可之了。反之,未济卦是六爻皆可之。其余各卦,最少的有一爻可之,最多的有五爻可之。如乾卦是二四上三爻可之。坤卦是初三五三爻可之。余仿此。

    第五,之的法则,最简单的是本卦各爻相之。如未济卦,初之四、二之五、三之上,便成了既济了。若仅二与五相之,就变成上乾下坤的泰卦。这就是未济之泰。但别的卦,却不能如此直截。例如乾二之五、四之初、上之三,依然是阳爻,不是和没有变一样吗?所以要生出相错旁通的法则来。

    第六,《系辞传》说八卦相错,《文言传》说六爻发挥旁通,这是研究辞的所之一个要紧关键。旁通的原则,是拿两个各爻恰恰相反的卦,平列起来,彼此互通。例如:

    两两反对,恰成配偶。但不止此,还要将八卦相错起来旁通。例如乾、坤、坎、离四卦相错,成了:

    八个卦,也是两两反对,恰成配偶,所以同人与师旁通,讼与明夷旁通,比与大有旁通,需与晋旁通,凡旁通是要各从其偶,万万不能乱来的。

    第七,旁通也要按着位。二通五,初通四,三通上,不能越位乱通。例如乾的二爻是可动的,和坤旁通,把坤的五爻通了过来,变成同人,这就是乾之同人。

    第八,爻的所之,分为当位失道两大类。二五先动,然后初四或上三和他相应,叫做当位。二五未动,而初四上三先动,叫做失道。二五动了,而初四上三不和他相应,也叫失道。但头道是可以补救的,别爻有变,可以还归当位。所以《系辞传》说“化而裁之存乎变”,变的法则更复杂了,旁通之中又有旁通。(例如乾坤旁通成同人,同人又与师旁通。)所以《系辞传》说“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以上把所之两字大略说明,然后可以讲到辞的作用了。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指的什么呢?《系辞传》说:“辨吉凶者,存乎辞。”又说:“系辞焉以断其吉凶。”辞的作用,就是察验所之之当位或失道,指出他的吉凶来下断案。易辞的断案有十一种:

    元、亨、利、贞、吉、凶、悔、吝、厉、孚、无咎。

    所谓辨,就是辨这十一种。所谓断,就是断这十一种。而学易的人,最要紧却在一个悔字。悔必思变,变则通,通则久,故虽逞凶吝,结果可以无咎。所以孔子说,假年学《易》,可以无大过。

    [附言]以上大抵采用清儒焦循之说。循著有《易通释》《易图略》等书,专发明旁通变化之例,对于汉儒的方士易,宋儒的道士易(胡适所命名极有趣),一概排落,专务以经解经,以传解经。循又深于数学,用数学的头脑来说易,更觉精密。王引之批评他“凿破混沌,扫除云雾”,“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这话对极了。依我看,焦氏解爻辞最好,依着他条条差不多都可通。他解卦辞及《大象传》都不好,因为原文讲的是卦象,他却泥着各指其所之来求他,便许多窒碍了。要之古今说《易》之书,我是推他第一了。他所著《易话》,有一条拿象棋谱来比《易》的辞,极有理致。

    原来的卦辞爻辞,大率举一个象,下一个断案。例如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上九,亢龙有悔”,初九的象是潜龙,给他个断案说,应该勿用;上九的象是亢龙,给他个断案说,这便有悔。孔子作《易传》,是因这些辞求出他所以然之故。为什么潜龙该勿用呢?因为阳在下也。为什么亢龙便有悔呢?因为盈不可久也。若再问为什么盈不可久呢?这篇传虽然没有答,别篇传却有之。《谦·彖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若再问为什么“天道亏盈益谦”呢?他跟着答,因为“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系辞传》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又说:“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说:“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又说:“明于忧患与故。”这四个“故”字,就是说的所以然之故。一部《十翼》,就算是发明一个“故”字。有人说,孔子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这话未免冤枉孔子了。两篇《彖传》,两篇《象传》,和《文言传》《系辞传》中解经的话,哪一句不是解答为什么的问题?做学问不问个为什么,还要得吗?孔子虽不肖,何至如此?

    若问孔子怎么样能求出这“故”呢?我说,他全是用的归纳法。最紧要的法门,就是《系辞传》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怎么取法呢?《彖传》说:“万物睽而其事类也。”《象传》说:“君子以类族辨物。”《系辞传》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又说:“以类万物之情。”又说:“其称名也,杂而小越,于稽其类。”这是说宇宙万有,虽像是各各隔离,却总有相同之处;要把各种事物分出类来,研究他的共相。又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又说:“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这是把各种事物参验比较,研究他的别相,和他的相互关系。又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这是经排比、参较的结果,才下正确的断案。正名主义,算是完成了。焦循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都是因为反复检验比较,所以连牛皮绳都断了三回。(《易话》)这话很有理智。我们看孔子治《易》的方法,可以推到做一切学问的方法了。

    四、繁变与易简

    照上两段讲来,一部《易经》可谓麻烦极了。六十四卦,就有六十四种象,而且一卦不止一象。(例如随卦有“向晦入宴息”的象,又有“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的象。)卦象就不止百数。三百八十四爻,就有三百八十四种象。而且之来之去,之一处便变一个象,相错又相错,旁通又旁通。而且听人“神而明之”,听人“唯变所适”。你想这一闹不是真闹到千头万绪没有结束了吗?孔子说: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他说:繁赜是繁赜极了,不必嫌他。变动是变动极了,却不会乱。为什么不可恶不可乱呢?他说:

    易曰:“幢幢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然则怎样才能同归、才能一致呢?他跟着说: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同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物象事象虽然至赜至动,其实不外两种对待的力————一正一负,在那里往来屈伸,相推相感。两种力是什么?他的符号,就是乾坤;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天下再没有比他更简易的了。所以说:

    天下之动,贞乎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颓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孔子的意思说,许多皮带,许多轮子在那里动,其实只是一个总的发动机。你看,那代表“——”符号的乾,不是给我一个极易的名相吗?那代表“--”符号的坤,不是给我们一个极简的名相吗?无论什么象,不过是像他;无论什么爻,不过是效他。这可以证明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至赜而不可恶,至动而不可乱了。这便是一以贯之的学问。

    咸、恒两卦的《彖传》,各有两句话,文义全同,仅换一字。说道: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所感,是天地万物的动相。所恒,是他的静相。这两句话极精妙。其实亦只是一阖一辟、一往一来、一屈一伸,与乾坤同一理。咸恒列在下经之首,和上经的乾坤相对,确有精意。

    最后的卦是未济,未济之前是既济,这也极有道理。到了既济,六爻的位都定了,动相完全停止。所以讲旁通的易理,最忌是变成两既济。凡各卦各爻的所之,若有变成两既济的征兆,《象传》总说他是其道穷,所以拿未济放在最后头。未济使六爻都大变而特变了。彖传两言终则有始,就是此意。

    这样看来,易学也可以叫做数理哲学。孔子的思想,全从《诗经》“有物有则”这句话生出来,以为宇宙事物,都有他本身自然法则。好像数学上一定的式,我们依着这式做去,再不会错。算式千变万化,至于无穷。所用的法,不外加减乘除;所得的数,不外正负。看起来,像是极繁,实际乃是极简。所以郑康成说:“易”字有三个意义:一是变易,二是简易,三是不易。其实三个意义,也可以说只是一个。

    孔子以为用这种易学,可以把宇宙自然法则研究出来,应用到人类的生活,所以用许多话来赞美他,说道: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地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然则易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有多少价值呢?我学力不够,不敢妄下批评。但我对于孔子的《易》,有两点怀疑:第一,易学的立脚点在“因果律”。他的价值之大小,和因果律价值之大小成比例。到底因果律的权威,是否有这种绝对不可抗力,我们还不敢深信。第二,人类的文化,是否由模仿自然产生出来————例如是否因看见风行水上才造舟楫,是否因看见木上动土下止才造杵臼。这种次序,是否倒置,认自然法则为尽美尽善,劝人摹仿他;是否适合于人类进化的功用,我们也不敢深信。我想,论易学,应该用这两点来定他价值。但在二千年前,有这种繁变而简易的头脑,我们是除了敬服之外,更无别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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