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地下有八柱。亦本纬书），亦未尝不引纬书也。
盖汉代之时，以通谶纬者为内学（惟孔安国、毛公皆不言纬，桓谭、张衡尤深嫉之。范蔚宗云：桓谭以不喜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字差显，世主以之论学，悲矣哉），宋代之时，以通图书者为道学。汉人言谶纬并兼言灾异、五行，宋人言图书并兼言皇极经世。汉人灾异、五行之说，于《易》有孟氏（孟氏从田王孙受《易》，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梁邱氏以为非田生所传，然梁邱氏亦言灾异，惟丁宽《易》不言阴阳灾变之说）、京氏（京氏之学出于焦延寿，延寿尝从孟喜问故，著《易林》），于《书》有夏侯氏（喜言《洪范五行传》，以之言灾异）、刘氏，于《诗》有翼氏、后氏（皆齐《诗》也，称说五际六情，与《诗纬》推度灾纪历枢之说合，盖齐《诗》家法如此），于《春秋》有董氏、眭氏，咸以天变验人事，迄于东汉不衰。若《皇极经世》书作于邵子，其学出于阴阳家。昔邹衍之徒侈言五德，以五行之盛衰验五德之终始，邵子本之，故所作之书亦侈言世运（大抵以阴阳五行为主，由阴阳五行而生世运之说，由世运之异而生帝皇王霸之分。但彼之所言世运，仍主古盛今衰之说，与进化之公例相为反背也）。又邵子于汉儒之学最崇杨雄（邵子曰：洛下闳改《颛帝历》为《太初历》，杨子云准《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首，九分共三卦，凡五隔四，四分之则，四分当一卦，卦气始于中孚，故首中卦。又云：子云既知历法，又知历理。又云：子云作《太玄》，可谓知天地之心矣。又邵子诗云：若无杨子天人学，焉有庄生《内外篇》。此皆邵子推崇子云之证也。故程子曰：尧夫之学大抵似杨雄），盖邵子之学，虽由李挺之绍，陈抟之传，然师淑杨雄，则仍汉学之别派也。且邵子之说本于汉儒者，一曰卦气之说。夫卦气之说始于焦赣京房，谓卦气始于中孚，以四正卦分主四方（以坎、离、震、兑分主四方，应二至二分之日，谓四时专主之气，春木、夏火、秋金、冬水，每卦各值一日，以观其善恶，其余六十余爻别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易纬图》相同），子云《太玄》本之（朱子曰：《太玄》都是学焦延寿推卦气。案京焦言卦气以中孚为冬至之初，颐上九为大雪之末，《太玄》亦以中为阳气开端节，即以中孚为冬至初之说也。《养有·嬴》二赞即以颐上九为大雪之末也，以《易》卦气为次序而变其名。朱子之说是也）。而邵子之言卦气也，亦用六日七分之说（蔡西山云：康节亦用六日七分，此其证也），此宋学之源于汉学者一也（两汉诸儒皆主六日七分之说，自杨雄、马融、郑玄、宋虞、陆范，皆主其说，皆言卦气始于中孚，孔颖达从之）。一曰九宫之说。夫九宫之法见于《乾凿度》，郑君注纬亦信其言，张平子力排图谶，不废九宫风角之占，而陈抟喜言九宫，邵子之书亦兼明九宫之理（毛西河以九宫始于张角，实则汉学亦有此一派），此宋学之源于汉学者二也。夫卦气之占、九宫之法，语邻荒渺，说等无稽，然溯其起原，则两汉鸿儒已昌此说，安得尽引为宋儒之咎哉？且宋儒象数之学出于汉儒者，非仅卦气、九宫已也，即河洛之图亦然。《易纬河图数》云：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同道，三与八为朋，四与九为友，五与十同途。而宋儒之绘《河图》、《洛书》也，实与相符（如《河图》之象一、六同在北，三、八同在东，二、七同在南，四、九同在西，而五则居中）。又刘歆有言，《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则又宋儒图书相为用之说所从出也（宋儒谓八卦之水、火、木、金、土即《洪范》之五行，图之五十有五，即九畴之子目也。又谓图书皆所以发明《易》理）。虽孔安国、刘歆、关朗，皆以十为图，以九为书，与刘牧之说不同（刘牧以十为书，以九为图，别为一说），然朱子作《易学启蒙》，仍主汉儒孔、刘之说（蔡元定亦然），则宋学亦未能越汉学范围也。又如纳甲之说，朱子所深信也（朱子曰：如纳甲法，坎纳戊，离纳己，乾之一爻属戊，坤之一爻属己，留戊就己，方成坎离，盖乾坤属大父母，坎离是小父母也），然郑君注《易》已言之。互体之说，亦朱子所深信也（朱子自言晚年从《左传》悟得互体），然虞翻注《易》已言之（惟陈邵先天互体之说实不可信）。即太极阴阳之说，亦为汉儒所已言（郑君注《易》有太极云：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此即宋儒以太极为元浑之物之说也。又《说文》“一”字下云：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代成万物。此即周子《太极图说》所谓太极生阴阳，由阴阳以生万物之说也。又何氏《公羊解诂》云：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其说亦与《易》注及《说文》相同），特宋儒以太极标道学之帜耳。又周子《太极图说》谓阳变阴合而生五行（大约宋儒于马融四时生五行之说排斥最深，目为曲说），此亦许、郑之旧说也（郑氏《尚书大传》注曰：天变化为阴、为阳，覆成五行。又《说文》曰：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皆五行生于阴阳之说也）。特阴阳、五行，古学分为二派，汉儒、宋儒均失之耳。若夫先天、后天之言，汉、唐以前初无是说，乃陈邵臆创之谈（邵子又谓：有已生之卦，有未生之卦。而朱子申之曰：自震至坤为已生，自巽至坤为未生。则又牵《说卦传》以就圆图之序，可谓穿凿附会无所不至者矣），而天根、月窟之说尤属无稽（黄黎洲曰：邵子所谓天根者，性也；月窟者，命也。性命双修，老子之学。康节自诉其希夷之传，而其理与《易》无与，则亦自述其道家之学，而其说于《易》无与也。说者求之《易》而欲得其三十六宫者，可以不必也。黄氏之说最确），甚至改定新历（亦邵子事），创造新图，以圣贤自拟，此其所以招近儒之指斥也。
特汉儒之学多舍理言数，宋儒之学则理数并崇，而格物穷理亦间迈汉儒。试详举之。邵子之言曰：天依形，地附气（或问尧夫曰，天何依？曰：天以气而依于地。地何附？曰：地以形而附于天。则其说又稍误，不若此语之确），又曰：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程子曰：天气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者皆天之气也。又曰：凡有气莫非天，有形莫非地。张子曰：虚空即气，减得一尺地便有一尺气。朱子曰：天无形质，但如劲风之旋，升降不息，是为天体而实非有体也；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但兀然浮空而不堕耳。此即岐伯大气举地之说也（见《素问》），与皙种空气之说大约相符。此宋人象数学之可取者一也。张子之言曰：地对天，不过天特地中之一物尔，所以言一而大谓之天，二而小谓之地（案唐孔颖达云：天是太虚，本无形体，但指诸星转运以为天耳。天包地外，如卵之裹黄。其说亦确）。又曰：地有升降，地虽凝聚不散之地，然二气升降，其相从而不已也。阳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虚也；阳日降，地日进而上者，盈也。此一岁寒暑之候也。至于一昼夜之盈虚升降，则以海水潮汐验之为信（黄瑞节注《正蒙》，谓地有升降，人处地上如在舟中，自见岸之移，不知舟之转也。又谓地乘水力，与元气相为升降，气升则地沉而海水溢上则为潮，气降则地浮而海水缩下则为汐。其说亦精）。朱子亦曰：天地四游，升降不过三万里（其说稍讹）。此即郑君地有四游之说（《考灵耀》注云：地盖厚三万里，春分之时地渐渐而下，至夏至时地之上畔与天中平，夏至之后地渐渐而上，至冬至时上游地之下畔与天中平，自冬至后渐渐向下。盖郑注误日为天），与皙种地球公转之说大抵相同。此宋人象数学之可取者二也。程子之言曰：月受日光，日不为亏，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朱子之言曰：月在天中则受日光而圆，月远日则其光盈，近日则其光损（又曰：月无盈缺，人看得有盈缺，晦日则日与月相叠，至初三方渐渐离开。其说是也）。又曰：纬星皆受日光，此即张衡日蔽月光之说（张衡曰：火外光，水含景，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而光盈，就日而光尽，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天合者蔽于地也，是为暗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日之薄地其明也），与皙种月假日明之说互相发明。此宋人象数学之可取者三也（邵子曰：日月之相食，数之交也，日望月则月食，月掩日则日食。是日月食不为灾异，在北宋时邵子已知之矣）。然宋人象数之学精语尤多，周子言：动而生阳，动极复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又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非即效实储能之说乎（案动而生阳即西人辟以出力之说，所谓效实也；静而生阴即西人翕以合质之说，所谓储能也。故周子之语甚精）？张子言：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生之不亡可与言性。非即不生不灭之说乎（聚散虽不同而原质仍如故，即不生不灭之说也）？又谓两不灭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非即正负相抵之法乎（物有二即有对待，故佛家言三世一时，众多相容。张子此言与代数正负相等则消之法同）？而邵子《观物内篇》曰：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其析理尤精，远出周、张之上（象起于形者，即《左传》物生而后有象也，物之不存，象将安附？数起于质者，即《左传》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是也。凡物之初，皆由一而生二，而后各数乃生。名起于言，如《尔雅》之指物皆曰谓之是也。意起于用，即古人所谓思而后行也。以穆勒名学之理证之，则象即物之德也，数即物之量也，言即析词之义也，用即由意生志，由志生为之义也，故其理甚精）。又以水、火、土、石为地体（邵子曰：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张子亦曰：水、火、土、石，地之体也），以代《洪范》之五行（此则深明地质之学），地质之学已启其萌。此则宋儒学术远迈汉儒者矣，与荒缈不经之说迥然殊途。
若汉人象数之学今多失传，然遗文犹可考，试详析之，约分三派。附《周易》者为一派。孟喜、京房、郑玄、荀爽之流，注释《周易》咸杂术数家言，一曰游魂归魂之学（出于《易传》游魂为变一语，说最奇诞），一曰飞伏升降之说（亦孟、京之学，宋衷、虞翻皆信之），一曰爻辰之学（张皋闻曰：乾坤六爻上应二十八宿，依气而应谓之爻辰。钱竹汀谓费氏有《周易分野》一书，为郑氏爻辰之法所从出。陈兰浦曰：郑氏爻辰之说实不足信，故李鼎祚集解刊削之），一曰消息之学（陈兰浦曰：十二消息卦之说必出于孔门，《系辞传》云：往者屈，来者信，原始反终，通乎昼夜之道，皆必指此而言之。故郑、荀、虞三家注《易》皆用此说也），说经之儒皆崇此说。此一派也。附历数者为一派。刘洪作《乾象术》（大抵为谈天象之书），郑康成作《天文七政论》（并为刘氏《乾象术》作注），郑兴校《三统术》，李梵作《四分术》，推之，霍融作《漏刻经》，刘陶作《七曜论》（论日月五星），甄叔遵作《七曜本起》，张衡作《灵宪算罔论》（又作《浑天仪》一卷），虽推步之术未若后世之精然测往推来，足裨实用（张衡之说最为有用）。此一派也。附杂占者为一派。何休作《风角注训》（风角者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验事物之吉凶），王景作《大衍元基》（景以六经所载皆有卜筮，而众书杂淆，吉凶相反，乃参稽众家数术之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时用者，集为《大衍元基》），以及景鸾作《兴道论》（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徐岳作《术数纪遗》，莫不备列祥，自矜灵秘。然说邻左道，易蹈疑众之诛。此又一派也（汉人此派之学别有《图宅说》及《太平清领书》。《图宅说》者，以五行、五姓、五声定宫室之向背，王充《论衡》引之。《太平清领书》者，专以五行为主，乃道家之书也。若夫许峻《易林》、《易决》、《易杂占》诸书，亦属此派者也）。
盖汉人象数之学舍理言数，仍为五行灾异学之支流。乃近世巨儒表佚扶微，摭拾丛残，标为绝学，而于宋学之近理者转加排斥，虽有存古之功，然荒诞之言岂复有资于经术？此则近儒不加别择之过也。
汉宋小学异同论
上古之时，未造字形先造字音，及言语易为文字而每字之义咸起于右旁之声，故任举一字，闻其声即可知其义，凡同声之字，但举右旁之声，不必拘左旁之迹，皆可通用。盖造字之源，音先而义后，字音既同，则字义亦必相近，故谐声之字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声、义既同即可相假；况字义既起于声，并有不必举右旁为声之本字，即任举同声之字亦可用为同义，故古韵同部之字其义不甚悬殊。周代以降，汉、宋诸儒解文字者各不同。汉儒重口授，故重耳学；宋儒竞心得，故重眼学。汉儒知字义寄于字音，故说字以声为本；宋儒不明古韵（惟吴才老略知古韵），昧于义起于声之例，故说字以义为本而略于字音。由今观之，则声音训诂之学固汉儒是而宋儒非也。何则？《尔雅》一书，凡同义之字声必相符（如《释诂篇》哉、基、台三字皆训为始，然皆与始音相近；洪、庞、旁、弘、戎五字皆训为大，而其音咸相近。皆音同则义通之证也），而东周之世，达才通儒咸以音同之字互相训释（如孔子作《易传》云：乾，健也，坤，顺也，其证一。《论语》云：政者正也，其证二。又言：貊之为言，恶也，其证三。《尔雅》释草木鸟兽如蒺藜为茨，扁竹为蓄，皆以切语为名，而蓄萑之类复以音近之字互释，其证四。《中庸》云：仁者，人也，义者，宜也，其证五。余证尚多），其解释会意者仅反正为乏（《左传》宣十五年）、止戈为武（宣十二年）、皿虫为蛊（昭元年）数语耳。是字义寄于字音，故义由声起，声可该义，义不可该声。汉儒明于此例，观孔鲋作《小尔雅》，多以同音之字互训，以证古人义起于音，而许君作《说文》，所列之字亦以形声之字为较多，而假借一门咸以音同相假用，即转注一门亦大抵义由声起，如、拈、火、妹之类，字义既同而其字又一声之转（盖二字互训，上古只有一字，后以方言不同造为两字，故音义全同也），犹之《尔雅》训哉、基、台三字为始也。又《说文》于谐声之中复析为亦声、省声二目，亦声者，会意之字，声义相兼者也（亦声之例有三：一为会意字之兼声者，亦为形声字之兼意者，一为在本部兼声与义而在异部则其义迥别也。然以会意字之兼声者为正例），省声者，谐声之字，以意为声者也（如“”字下云：省声，字会意而字兼从之得声是也，余类推），是会意之字亦与谐声之字相关。若象形、指事二体，亦多声、义相兼（如龍字、能字，皆系象形之字，而龍从肉童省声，能字从肉亦系省声，其证一。若指事之字，则尹字从君得声是也，其证二）。是《说文》一书虽以字形为主，然说字实以字音为纲矣。即刘熙《释名》区释物类，以声解字，虽间涉穿凿，然字义起于字音则固不易之定例也（杨雄《方言》详举各地称谓事物之不同，亦多声近之字）。且马、郑说经明于音读，用读为、读若之例以证古字之相通，然汉儒异读咸取音近之字以改易经文，则用字之法音近义通，汉儒固及知之也。宋人治《说文》者始于徐铉，铉虽工篆书，然校定《说文》昧于形声相从之例，且执今音绳古音，于古音之异于今音者则易谐声为会意（如《说文》取声，徐以枲为非声，不知从台声，《诗》“天之未阴雨”，今本作迨，亦从台声也。轘取声，徐以为非声，当从環省，不知古人读如環，《诗》“独行睘睘”，《释文》本作茕茕，与声相转，故多假借通用。取高声，徐以高为非声，当从省，不知亦从高，且《说文》无字，徐氏新增此字，盖嗃、字通，不当展转取声也。赣从省声，徐以为非声，按《诗》“坎坎鼓我”，《说文》引坎作，坎、空音近，故赣、二字音亦不殊。取声，读若酋，徐云侧角反，音不相近，不知从焦声，平入异而声相通，郑玄谓秦人犹、摇声相近，亦音近酋之旁证也。是古音相通之例徐氏未及知也）。
自是以降，吴淑治《说文》学，取书中有字义者千余条撰《说文互义》（《宋史·吴淑传》），舍声说义自此始矣。及荆公作《字说》，偏主会意一门，于谐声之字亦归入会意之中，牵合附会，间以俗说相杂糅。而罗愿作《尔雅翼》，陆畋作《稗雅》，咸奉《字说》为圭臬，而汉儒以声解字之例遂无复知之者矣（惟郑樵解武字，以武字非会意，当从亡从戈，亡字系谐声，亦误讹杂出，不足信也）。且《说文》以“比类合谊，以见指”解会意，盖会与合同，而谊、义又为通用之字，合谊即会意之正解（所以合二字之义而成一字之义也）。而宋人解会意之会为会悟，此其所以涉于穿凿也。又如程伊川之解雹字也，谓雹字从雨从包，是大气所包住，所以为雹，不知雹字从包得声，乃谐声而非会意也。朱子之解忠恕也，引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之说，其说虽本孔颖达，然忠字从中得声，恕字从如得声，亦谐声而非会意也。古字义寄于声，故声、义相兼，何得舍字声而徒解字义与（惟朱子注《论语》侃侃、注时习、注非礼勿视，注《孟子》自艾、注不屑就，注《周易》天下之赜，注《诗》、注近王舅，皆引《说文》，而比字之音，亦用《群经音辨》之说，乃宋儒之稍通小学者）？惟王观国以盧字、田字为字母（《学林》云：者字母也，田者字母也。又云：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字也，俱用字母则字义该矣。说甚精），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梦溪笔谈》云：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又谓：凡从戋之字皆以戋字为义），张世南谓文字右旁亦多以类相从（《游宦纪闻》谓：从戋之字皆有浅小之义，从青之字亦皆有精明之义），明于音同义通之例。近世巨儒如钱（钱塘欲离析《说文》系之以声）、黄（黄春谷谓字义咸起于声音）、姚（姚文田作《说文声系》）、朱（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悉以字之右旁为纲），解析《说文》咸用其意。是六书造微之学，宋人犹及知之，特俗学泥于会意一门，而精微之说遂多湮没不彰耳（王船山《说文广义》全以会意解古字，特较荆公《字说》为稍优）。近代以来，小学大明，而声音、文字之源遂历数千年而复明矣，此岂宋儒所能及哉。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六、七、八号，《学篇》。</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