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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之儒所长者，固不仅考证之学。然戴东原有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考证之学。则训诂、典章之学，皆可以考证一字该之。袁子才分著作与考据为二，孙渊如作书辨之，谓著作必原于考据，则亦以考据该近代之学也。若目为经学，则近儒兼治子、史者多矣，故不若考证二字之该括也。）
宋元以降，士学空疏，其寻究古义者，宋有王伯厚，明有杨慎修、焦弱侯（皆南人而非北人）。伯厚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玉海》一书特备应词科之用，《困学纪闻》稍精，然语无裁断，特足备博闻之助耳）。慎修、弱侯咸排斥宋儒，慎修通文字、地舆、谱牒之学，惟语多复杂，谊匪专门；弱侯观书多卓识（与郑渔仲相类），惟穿凿不足观。殆及明季，黄宗羲崛起浙东，稍治实学（通历算、乐律之学，著书甚多）。其弟子万斯大，推究礼经（作《学礼质疑》、《仪礼商》及《礼记偶笺》），以辩论擅长，然武断无家法。时萧山毛氏，黜宋崇汉，于五经咸有撰述（作《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四书以说《易》，作《古文尚书冤词》以说《尚书》，作《毛诗写官记》、《诗札》以说《毛诗》，作《春秋传》、《春秋简书刊误》、《春秋属词比事记》以说《春秋》，于《礼经》撰述尤多），牵合附会，务求词胜。德清胡渭作《禹贡锥指》、《洪范正论》，精于象数（胡氏不信汉儒灾异，亦不信宋儒先天后天图）、舆图之学，惟采掇未精。吴越之民闻风兴起，治《礼经》者有蔡德晋（作《礼经礼传本义》及《通礼》）、盛世佐（作《仪礼集编》）、任启运（作《礼经章句》），治《毛诗》者有朱鹤龄（作《毛诗通义》，博采汉、宋之说，博而不纯）、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篇》，亦无家法，惟详于名物、典章），治《易》学者有吴鼎（作《易例举要》、《易象集说》）、陈亦韩（多论《易》之文），治《春秋》者有俞汝言（作《春秋平义》、《四传纠正》二书）、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虽多善言，然体例未严，无家法可称），咸杂糅众说，不主一家，言淆雅俗，瑜不掩瑕，譬若乡曲陋儒，冥行索途，未足与于经生之目，此南学之一派也（若当涂徐文靖以及桐城说经之士，皆此派之支流）。又东南人士喜为沈博之文，明季之时，文人墨客多以记诵擅长，或摘别群书，广张条目，以供獭祭之需。秀水朱彝尊尤以博学著闻，虽学综四部，然讨史研经，尚无途辙。浙人承其学者自杭世骏（于两汉书、《文选》皆有撰择，亦稍治二礼，惟语无心得）、厉鹗（作《辽史拾遗》、《南宋杂事诗》，淹博而不通经术）、全祖望（学术出于黄梨洲，编《宋元学案》，尤熟于明末史事，而《经史问答》亦精），咸熟于琐闻佚事，博学多闻，未能探赜索隐（惟祖望学有归宿，余咸无伦次），口耳剽窃，多与说部相符，然皆以考古标其帜。
及经学稍昌，江南学者即本斯意以治经，由是有摭拾之学，复有校勘之学。摭拾之学掇次已佚之书，依类排列，单词碎义，博采旁搜（出于王伯厚之《辑诗考》、《郑氏易》）。校勘之学考订异文，改易殊体，评量于字句之间，以折衷古本。先是，武进臧琳（当康熙时）作《经义杂记》，以为后儒注经疏于校雠，多讹文脱字，致失圣人之本经（阎百诗《经义杂记序》），于旧文之殊于今本者，必珍如秘笈，以正俗字之讹；于古义之殊于俗训者，必曲为傅合，以证古训之精。虽陈义渊雅，然迂僻固滞，适用者稀。东吴惠氏亦三世传经，周惕、士奇虽宗汉诂，然间以空言（周惕作《诗说》、《易传》，士奇作《易说》、《春秋说》，说多空衍，而采掇亦未纯）说经，惠栋作《周易述》，并作《左传补注》，执注说经，随文演释，富于引伸，寡于裁断（此指《周易述》言），而扶植微学，亦有补苴罅漏之功（此指《左传补注》言）。栋于说经之暇，复补注《后汉书》，兼为《精华录》、《感应篇》作注（所撰笔记尤多），博览众说，融会群言，所学与朱、杭相近，而《九经古义》甄明佚诂，亦符臧氏之书。弟子余萧客辑《古经解钩沈》，网罗放失，掇次古谊，惟笃于信古，语鲜折衷，无一词之赞。若钱大昕、王鸣盛之流，虽标汉学之帜，然杂治史乘，钱作《廿二史考异》，并拟补辑《元史》，王亦作《十七史商榷》，采掇旧闻，稽析异同，近于摭拾、校勘之学。惟大昕深于音韵、历算学多心得（如论反切、七音，皆甚精卓）一洗雷同剿说之谈（钱大昕亦治摭拾之学，所辑古书甚多，惟塘、坫之学稍精绝，塘精天算，坫精地舆，侗、绎以下无足观矣）。鸣盛亦作《尚书后案》，排摘伪孔，扶翼马、郑，裁成损益，征引博烦，惟胶执古训，守一家之言而不能自出其性灵。江声受业惠栋，作《尚书集注音疏》，其体例略同《后案》。王昶亦以经学鸣，略涉篱，未窥堂奥，惟金石之学稍深（作《金石萃编》，集金石学之大成，然亦摭拾、校勘之学）。若孙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经，学鲜根柢，惟记诵渊雅。星衍杂治诸子，精于校勘（曾刊刻《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穆天子传》、《抱朴子》诸书，又为毕沅校《墨子》、《吕氏春秋》、《山海经》，明于古训，解释多精），亮吉旁治地舆，勤于摭拾（曾补辑《三国疆域志》、《晋齐梁疆域志》，即所辑汉、魏、晋，亦摭拾之学也）。亮吉作《左传诂》，星衍作《尚书古今文注疏》，精校详释，皆有扶微佚之功。继起之儒，咸为群经作疏，《尔雅》疏于邵晋涵，《国语》疏于董增禄（龚丽正亦为《国语》作疏），《毛诗》疏于陈奂，《左传古注》辑于李贻德，大抵汇集古义，鲜下己见，义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为弥缝，惟取精用弘，咸出旧疏之上，殆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与。与摭拾、校勘之学殊涂同归（摭拾之学集古说成一书，而为义疏者亦引群书证一说；校勘之学校正文字之异同，为义疏者亦分析众说之同义，特有拓充不拓充之殊耳）。而东南治校勘之学者，前有何焯、齐召南（皆文士也），后有卢文、顾千里（卢校诸子，顾校《毛诗》、《仪礼》最精，所校群书不下十余种）、钱泰吉（所校《汉书》最精），虽别白精审，然执古改今，义多短拙（观方氏《汉学商兑》所举数条可见）。治摭拾之学者，以臧庸（辑《孝经考异》、《月令杂说》、《乐记注》、《子夏易传》、《诗考异》、《韩诗异说》、《尔雅古注》、《说文古音考》、《庐植礼记解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王肃礼记注》、《圣证论》、《帝王世纪》、《尸子》诸书）、洪颐煊（孙星衍之书多其手辑，余所辑甚多）为最著，虽抱残守缺，然细大不捐，未能探悉其本义，或疲精殚思以应富贵有力者之求而资以糊口（如顾、臧、洪皆是也）。斯时吴中学者有沈彤、褚寅亮、纽树玉，所著之书咸短促不能具大体。越中学者有丁杰、孙志祖、梁履绳，以一得自矜，支离破碎，然咸有存古之功。若袁枚、赵翼之流，不习经典，惟寻章摘句，自诩淹通，远出孙、洪之下。此南学之又一派也。及惠、洪、顾、赵友教扬州，而南学渐输于江北（如江藩为余氏弟子，汪中与孙、洪友善，而贾稻孙、李之流，咸与汪氏学派相近）。
时皖南学者亦以经学鸣于时。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先是，宣城梅文鼎精推步之学，著书百余万言，足裨治历明时之用。婺源汪绂，兼治汉学、宋学，又作《物诠》一书，善于即物穷理，故士学益趋于实用。江永崛起，穷陬深思，独造于声律、音韵、历数、典礼之学，咸观其会通，长于比勘，弟子十余人，以休宁戴震为最著。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以辨物正名为基；以同条共贯为纬，论历算则淹贯中西（初治西法，后复考究古算经，通《九章》之学，所著以《勾股割圜记》为最精），论音韵则精穷声纽（作《转语》二十章，近于字母之学，而解字亦以声为本），论地舆则考订山川（戴氏考地舆皆以山川定城邑，见《水地记》），咸为前人所未发；而研求古籍，复能提要钩玄，心知其意，凡古学之湮没者，必发挥光大，使绝学复明（如校古算经之类是也），凡古义之钩棘者，必反复研寻，使疑文冰释（如《春秋即位改元考》诸篇是），凡俗学之误民者，必排击防闲，使卮言日绝（如《孟子字义疏证》是）。且辨彰名物，以类相求，则近于归纳（如《学礼篇》考古代礼制，各自为篇是也），会通古说，匡违补缺（如《尔雅》、《说文》诸书皆不墨守），则异于拘墟，辨名析词，以参为验，则殊于棱模，实事求是，以适用为归（观《与是仲明书》可见，又作《璇玑玉衡图》、《地舆图》皆合于准望），则异于迂阔，而说经之书简直明显，尤近汉儒。戴氏既殁，皖南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治数学者有汪莱（作《衡斋算学》），治韵学者有洪榜（作《示儿切语》，厥后汪有诰尤深韵学），治三礼者有金榜（作《礼笺》）、胡匡衷（作《仪礼释官》），以凌廷堪（作《礼经释例》）、胡培（作《仪礼正义》）为最深。歙人程瑶田亦深于三礼之学（作《宗法小记》诸书），作《考工创物小记》、《磬折古义》，以证工学必原数学，复作《水地小记》，多祖述上海徐氏之书，明于测量之法，而释谷（作《九谷考》）、释虫尤足裨博物之用，可谓通儒之学矣。
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段氏治《说文》精锐明畅，于古本多所改易，则仍戴氏校定《毛诗》、《春秋经》之例也，《六书音韵表》亦由心得），以扬州为最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故之学，兴化任氏传其典章制度之学。王氏作《广雅疏证》，其子引之申其义，作《经传释辞》、《经义述闻》，发明词气之学，于古书文义诎诘者各从条例，明析辨章，无所凝滞，于汉魏故训多所窜更。任氏长于三礼，知全经浩博难罄，因依类稽求，博征其材，约守其例，以释名物之纠纷，所著《深衣释例》、《释缯》诸篇，皆博综群书，衷以己意，咸与戴氏学派相符。仪征阮氏友于王氏、任氏，复从凌氏（廷堪）、程氏（瑶田）问故，得其师说。阮氏之学主于表微，偶得一义，初若创获，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贯纂群言，昭若发蒙，异于饾饤猥琐之学。甘泉焦氏与阮氏切磋，其论学之旨谓不可以注为经，不可以疏为注，于近儒执一之弊排斥尤严（观《理堂家训》，以摭拾之学为拾骨学，以校勘之学为本子学，排斥甚力。又以执一之学足以塞性灵，文集中斥之屡矣），所著《周易通释》，掇刺卦爻之文，以字类相属，通以六书九数之义，复作《易图略》、《易诂》（惟《易章句》体例仿虞注，无甚精义），发明大义，条理深密，虽立说间邻穿凿，然时出新说，秩然可观，亦戴学之嫡派也（焦氏《论语通释》出于戴氏《孟子字义疏证》）。
自阮氏以学古跻显位，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黄承吉研治小学，以声为纲，其精微之说与高邮王氏相符。凌曙治《董子春秋》、《郑氏礼》，以礼为标，缕析条分，亦与任氏之书相近（时宝应刘台拱治学亦静精微）。先曾祖孟瞻先生受经凌氏，与宝应刘宝楠切至深，淮东有二刘之目，治《左氏春秋》，而宝应刘氏亦作《论语疏证》。并世治经者又五六家，是为江氏之三传。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
江淮以北，当康、雍之交，有山阳阎若璩（阎氏虽籍太原，实寄居山阳），灼见古书之伪，开惠、江、王、孙之先。别有济阳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依经为训，章别句从。邹平马，作《左传事纬》、《绎史》，博引古籍，惟考订多疏。自是厥后，治算学者有淄川薛凤祚，其精密略逊梅氏，治小学金石学者有山阳吴玉（作《金石存》、《说文引经考》及《别雅》）、莱阳赵曾（深于金石）、偃师武亿（作有《经读考异义证》、《偃师金石考》），咸有发疑正读之功。曲阜孔氏得戴氏之传，治《公羊春秋》，严于择别，于《何氏解诂》时有微词，与株守之学不同（时山东学者有周昌年、孔继涵，李文藻，不若巽轩之精）。而曲阜桂氏、栖霞郝氏咸守仪征阮氏之传，探究《尔雅》（郝氏作《尔雅正义》）、《说文》（桂氏作《说文义疏》），解释物类咸以得之目验者为凭（桂氏治《说文》，往往引现今物类以解之，于山东、云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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