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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功、吴骏公之流是）。顺、康之交，易堂诸子竞治古文，而藻丽之作，易为纵横。若商丘侯氏、大兴王氏（昆绳）、刘氏（继庄）所为之文，悉属此派。大抵驰骋其词，以空辩相矜，而言不轨则，其体出于明允、子瞻。或以为得之苏、张、史迁，非其实也。余姚黄氏，亦以文学著名，早学纵横，尤长叙事，然失之于芜辞多枝叶，且段落区分牵连钩贯，仍蹈明人陋习。浙东学者多则之。季野、榭山咸属良史，惟斐然成章，不知所裁，然浩瀚明鬯，亦近代所罕觏也。时江、淮以南，吴、越之间，文人学士应制科之征，大抵涉猎书史，博而不精，谙于目录、词章之学，所为之文以修洁擅长，句栉字梳，尤工小品。然限于篇幅，无奇伟之观，竹、次耕其最著者也，钝翁、渔洋、牧仲之文，亦属此派。下迨雍、乾，浦、太鸿犹沿此体，以文词名浙西，东南名士咸则之，流派所衍固可按也。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亦震其名，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后桐城古文传于阳湖、金陵，又数传而至湘、赣、西粤。然以空疏者为之则枯木朽，索然寡味，仅得其转折波澜。惟姬传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涤生之博大雄奇，则又近今之绝作也。
若治经之儒，或治古文家言，或治今文家言，及其为文遂各成派别。东原说经，简直高古，逼近《毛传》，辞无虚设，一矫冗长之习，说理记事之作，创意造词浸以入古，唐、宋以降罕见其匹。后之治古学者咸宗之，虽诂经考古远逊东原，然条理秩如，以简明为主，无复枝蔓之词，若高邮王氏、仪征阮氏是也。故朴直无文，不尚藻绘，属辞比事自饶古拙之趣。及掇拾者为之，则剿袭成语，无条贯之可寻，侈征引之繁，昧行文之法，此其弊也。常州人士喜治今文家言，杂采谶纬之书，用以解经，即用之入文，故新奇诡异之词足以悦目。且江南之地，词曲尤工，哀怨清遒，近古乐府，故常州之文亦词藻秀出，多哀艳之音，则以由词曲入手之故也。庄氏文词深美闳约，人所鲜知，其以文词著者，则阳湖张氏、长洲宋氏，均工绵邈之文，其音则哀而多思，其词则丽而能则，盖征材虽博，不外谶纬、词曲二端。若曲阜孔氏，亦工俪词，虽所作出宋氏之上，然旨趣略与宋氏同，则亦治今文之故也。近人谓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欤。若夫旨乖比兴，徒尚丽词，朝华已谢，色泽空存，此其弊也（近人惟谭仲修略得张、宋之意）。
数派以外，文派尤多。江都汪氏，熟于史赞，为文别立机杼，上追彦升。虽字酌句斟，间逞姿媚，然修短合度，动中自然，秀气灵襟，超轶尘，于六朝之文得其神理。或以为出于《左传》、《国语》，殆誉过其实。厥后荆溪周氏，编辑《晋略》，效法汪氏，此一派也。邵阳魏氏、仁和龚氏亦治今文之学，魏氏之文明畅条达，然刻意求新，故杂奇语以骇俗流。龚氏之文自矜立异，语羞雷同，文气佶，不可卒读，或语求艰深，旨意转晦，此特玉川、彭原之流耳。或以为出于周秦诸子，则拟焉不伦。此又一派也。若夫简斋、稚威、仲瞿之流，以排奥自矜，虽以气运辞，千言立就，然乱而无序，泛滥而无归，华而不实，外强中干，或怪诞不经，近于稗官家言，文学之中斯为伪体，不足以言文也。
近代文学之派别大约若此。然考其变迁之由，则顺、康之文，大抵以纵横文浅陋，制科诸公博览唐、宋以下之书，故为文稍趋于实。及乾、嘉之际、通儒辈出，多不复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趋于朴拙，不复发于性情，然文章之征实莫盛于此时。特文以征实为最难，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则又日流于奇诡。此近世文体变迁之大略也。
近岁以来，作文者多师龚、魏，则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袭其貌而遗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夫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谓非中国文学之厄欤？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三。</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