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六朝之际，虽文与笔分，然士之不工修词者鲜矣。唐代之时，武夫隶卒均以文章擅长，或文词徒工，学鲜根抵。若夫于学则优，于文则绌，唐代以前未之闻也。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顾亭林《日知录》曰：“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在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乎？曾子曰：‘出词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词，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又引杨用修之言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又钱竹汀曰：“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词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德而不必有言矣。”）。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夫以语录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笔之于书，以其多方言俚语也；以注疏为文，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无抗堕抑扬也。综此二派咸不可目之为文，何则？
周代之时文与语分，故言语、文学区于孔门。降及战国，士工游说，纵横家流列于九家之一，抵掌华屋，擅专对之才，泉涌风发，辩若悬河，虽矢口直陈，自成妙论。及笔之于书，复经史臣之修饰，如《国语》、《国策》所载是也。在当时虽谓之语，自后世观之，则语而无异于文矣。
若六朝之时，禅学输入，名贤辩难，间逞机锋，超以象外，不落言诠，善得言外之旨，然此亦属于语言，而语录之文盖出于此。且所言不外日用事物，与辞旨深远者不同。其始也讲学家口述其词，弟子欲肖其口吻之真，乃以俗语笔之书以示征实。至于明代，凡自著书者亦以语录之体行之，而书牍序记之文杂以俚语，观其体制与近世演说之稿同科，岂得列之为文哉？
若考据之作，则汉魏之笺疏均附经为书，未尝与文学相混。惟两汉议礼之文博引数说，以己意折衷，近于考据。然修词贵工，无直情径行之语。若石渠、白虎观之议，则又各自为书。唐宋以降，凡考经订史之作咸列为笔记，附于说部之中，诚以言之无文未可伺于文学之列也。近世以来，乃崇斯体。夫胪列群言，辨析同异，参互考验，末下己意，进退众说以判是非，所解之书虽各不同，然篇成万千，文无异轨，观其体制又略与案牍之文同科，盖行文之法，固不外征引及判断二端也。昔阳湖孙氏分著述与考据为二，以考订经史者为考据，抒写性灵者为著作。立说虽疏（已为焦理堂所驳），然以考据之作与抒写性灵者不同，则固不易之确论。此亦不得谓之文者也。
乃近世以来学派有二：一曰宋学，一曰汉学。治宋学者，从语录入门；治汉学者，从注疏入门。由是以语录为文，以注疏为文，及其编辑文集也，则义理考订之作均列入集部之中，目之为文。学者互相因袭，以为文能如是，是亦已足，不复措意于文词，由是学日进而文日退。古人谓文原于学，汲古既深，辞斯美（如杜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所谓读千赋者自善赋也。今则不然，学与文分，义理考证之学迥与词章殊科，而优于学者往往拙于为文，文苑、儒林、道学遂一分而不可复合，此则近世之异于古代者也。故近世之学人，其对于词章也所持之说有二：一曰鄙词章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薄而不为；一以考证有妨于词章，为学日益则为文日损（如袁枚之箴孙星衍是）。是文学之衰不仅衰于科举之业也，且由于实学之昌明（证以物理之学，则各物均有不相容性。实学之明以近代为最，故文学之退亦以近代为最，此即物理家所谓不相容也。《左传》亦曰“物莫能两大”），此文学均优之士所由不数觏也。
然近世之文亦分数派。明代末年，复社、几社之英以才华相煽，敷为藻丽之文（如陈卧子、夏考功、...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