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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道德家和哲学家迄今一直认为：没有自我克制便没有美德。然而，一位已故作家注194（现在许多有识者都读过他的不少著作）却持相反的见解，认为：对自己宽容、能顺应自己天性者，自然就是具备了美德的人。他似乎在要求并期望人类的天性是美好的。这就像我们品尝葡萄或中国橘子的甜味时的态度一样。倘若其中任何一个是酸的，我们便会大胆宣布：它们并未达到大自然赋予它们的完美，而那完美本来是可以达到的。这位高尚的作家（因为我这里指的是沙夫茨伯里阁下的人格）认为：人是为社会而创造出来的，因此，人应当天生具备对全体（他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美好热情，具备为全体谋福利的天然性向。为了论证这个说法，他将一切符合公共利益的行为称为符合美德的行为，而将一切自私自利的行为，即一切不顾公共利益的行为，称作恶德的行为。谈到我们人类，他将美德与恶德看作永远存在的现实，一切国家、一切时代，必定都是如此，并且认为：一个具有深刻理解力的人，遵照良好理性的规则，不仅会在道德剧、艺术作品和大自然里发现美丽（pulchrum）或道德美（honestum），而且会受更从容、更情愿地接受自己理性的支配，如同优秀的骑手用缰绳驾驭训练良好的马那样。372
看过本书前面的部分之后，细心的读者很快便会看清一点：沙夫茨伯里阁下的说法与我说法，这两者实在是再对立不过了。我承认，沙夫茨伯里阁下提出的概念的确很慷慨，很精妙：它们是对人类的莫大恭维，只需借助于一点点热情，便能做到，那热情就是要用一种高尚的情操来唤起我们，它涉及我们被颂扬的天性的尊严。遗憾的是，它们皆不是真的。在本书的几乎每一页里，我已经证明：那些概念的实在性与我们的日常经验格格不入。若没有这样做，我此刻也不会说那些概念皆不是真的了。不过，为了不给一种反驳意见留下任何借口，不使它得不到回答，我打算详细地阐述一些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仅仅略地提及过它们），以使读者坚信：人那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质，并不能使人比其他动物更具有社会性；不仅如此，没有我们所说的（天性中的与道德上的）“恶德”的帮助，要将任何群体提高为一个人口兴旺、富裕繁荣的民族，亦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也绝不可能维持下去。373
为了更好地完成我给自己规定的这个任务，我首先要仔细考察 “美丽”或“道德美”的真正本质。这里所说的“美丽”（pulchrum）或“道德美”（honestum），就是古人经常谈论的τò κáλου注195，其含义是：探讨事物是否包含着一种真正的价值和美德，是否包含着对另一事物的绝对优越性。在这个问题上，人人都同意最通晓那些事物者的见解。有时，人们也推崇一些为数不多的事物，而一切国家及一切时代皆对它们做出同样的判断。我们首先探究这种明显的价值，发现一种事物比另一种好，而第三种事物又比前一种更好，如此继续，于是我们开始抱有获取成功的巨大希望。但是，我们却见到了另外几种事物，它们要么全都很好，要么全都很坏，于是我们感到困惑，并不总与我们自己的见解相符，更少与他人的见解相契。美是多样的，舛误亦多种多样。世风与时尚在不断变化，趣味与性情各不相同的人会分别受到褒贬臧否。374
评价一幅画的时候，意见总是不一的。有时，一幅佳作会被与出自新手的作品相提并论，可是，后者与杰出大师的作品之间有着何等明显的差别！古董鉴赏家当中有各种派系，在估计古董的年代和国别时，其中很少人会有一致的意见。最好的绘画并不皆能卖得最好的价钱。一幅有名的原作总要比一个无名之辈对它的任何出色临摹都更有价值，尽管那临摹可能更好。人们判断一幅画的价值，不仅根据绘画大师的名字及其作画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还根据其作品的稀少性，根据拥有那些作品者的身份，以及其家族声名显赫时间的长短（何以如此，至今尚无法解释）。倘若汉普顿宫注196里的那幅壁廊画不是拉斐尔所作，而是出自一位不那么有名的画家之手，或者它属于私人所有，而此人不得不卖掉它，那么，人们绝不会出十分之一现价的钱（人们现在犯了大错，竟认为它值那么多钱）去购买它。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承认：对绘画所作的评价有可能变成一种被普遍承认的确定价值，至少不会像对几乎一切其他事物的评价那样易于变动，那样因人、因地、因时而易。个中原因十分明显：评价绘画，有标准可循，这个标准始终如一。绘画乃是对自然的模仿，是对人们随处可见的事物的复制。倘若说，思考绘画这种壮丽发明已显得有几分过时，我希望通融的读者予以谅解，因为这思考对我的主旨很具引导性。这思考是：我所言及的事物虽然作为艺术很有价值，但是，在我们从这种快乐的欺骗中接受的全部快乐及令人陶醉的愉悦当中，我们还受制于我们种种主要感觉中的一种不完善。我将对此作出解释。空气和空间根本不是视觉的对象，不过，只要稍微注意观察，我们便会看到：我们看到的事物，离我们愈远，其体积便显得愈小。惟有来自这些观察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如何对事物的距离作出比较可靠的猜度。一个天生的盲人若到二十岁时突然获得好运，有了视觉，他便会对距离的不同而感到异常困惑，几乎不能马上单凭眼睛去确定哪个东西离他最近：究竟是他的手杖几乎可以碰到的那个邮筒，还是那座想必在半英里之外的尖塔。我们不妨尽量缩小视野，去观察墙上的一个洞，墙后面除了空气，别无他物。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或许不会看到：天空填满了那个洞的空白，离我们就像那些环绕着空洞的石头背面一样近。这个环绕出来的空洞（根据我们对“看见”的定义，我们不能将它称作虚空）便很容易使我们受骗。美术能将一切事物（运动除外）再现在一个平面上，呈现于我们眼前，其方式与我们在生活及大自然中看它们的方式毫无二致。倘若一个人从未见过如何实施这种艺术，那么，只需一面镜子，便能很快让他相信这种操作是有可能的。因此我不禁想到：构成我们视觉的是来自非常平滑光润的物体上的反射，而这反射，则必定是发明素描及油画的最初契机。375-376
在大自然的作品当中，价值与长处却是不确定的。甚至在人类，被一国看作美的东西，在另一国则未必如此。种花人的选择是何等变幻莫测啊！他所看重的，有时是郁金香，有时是报春花，有时则是康乃馨。每年，他都会认为一种新花胜过其他一切旧花，尽管那新花的颜色及花形其实比旧花要逊色得多。三百年前，男人刮脸与现在十分相近：因为他们留胡须，还将胡须剪成各种样式，当时，那些胡须样式皆被看得很漂亮；而当今，它们则被视为荒唐可笑。在人人都戴宽边帽的时代带窄檐帽（以前它也一度被认为很好看），那模样该有何等寒酸、何等可笑！同样，在小帽子极为流行的那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帽子显得何等古怪离奇！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时尚很难持续十至十二年以上；一个六十岁的男人一生中必定至少目睹过五六次时尚大变革，而这些变化的开始阶段（尽管我们亦目睹过它们）每每总会显得不合时宜，并且每当它们以新的面貌回潮时，都会令人厌恶。究竟什么样的高人能对时风作出归纳，确定哪种时尚最美？是衣服上的大扣子，还是小扣子？布置园林的合理办法几乎不计其数，而其中被称为美的方式，则因各个民族的趣味及其时代而异。草坪、树节和花坛皆有多种多样的形式，通常均令人愉悦；不过，圆形也如同方形一样悦目。对一个地方来说，椭圆形最合适不过；而在另一处，三角形则是最佳。在一处，八角形显得比六边形更美；而在一些情况下，阿拉伯数字“8”的图案有时会比数字“6”的更显好看。377
自从基督徒能够建造教堂开始，教堂的形状便一直与十字架的形状相仿，其尖端指向东方。一位建筑师若忽略了教堂中很容易建造房间的地方，便会被看作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大错；但期望在土耳其风格的清真寺或异教神庙里建造房间，则是愚蠢的想法。在数百年来制定的许多有益法律当中，很难说出哪一条比那条对死者服装的规定更有用、更能免去诸多不便的了。制定那项法令时活着、又至今健在的老人必定还记得：当时的公众曾群起反对那项法令注197。成千上万的人知道自己死后会被穿上羊毛尸衣，最初感到异常震惊。惟一使那条法令得到支持的事情是：其中还给一些追求时尚者留有几分余地，因为与葬礼上的其他开销相比，那种方式能让人们毫不铺张地放纵其弱点；在那些葬礼上，哀悼是给少数人看的，而场面则是给更多人看的。那项法令为国家带来的利益非常显著，因此无可指摘。没有几年，人们出于对它的恐惧而发出的责难便日渐减少了。当时我注意到：年轻人因很少考虑到自己未来的葬礼，故最先起而拥护那项新奇的法令；但制定该法令时，有些人已经埋葬过许多亲友，他们对这项法令的反感则最为持久。我还记得，不少人至死都没有心甘情愿地赞成那项法令。那个时候，让死者穿亚麻尸衣入葬的风俗已经几乎全被遗忘了，人们普遍认为：没有比羊毛衣更体面的东西了，而当时对死者的殓葬方式亦最合乎礼仪。这表明，我们对事物的好恶主要取决于时尚及风俗，取决于社会地位高于我们者、被我们看作优越于我们者的言论及先例。378-379
在道德方面，评价标准的确定性亦是如此无常。基督教徒极度憎恶多妻制，为多妻制辩解的天才智者和学者，皆遭到过蔑视的反驳注198。然而，在伊斯兰教徒眼里，多妻制却并不令人吃惊。主宰人们的，是人们自幼年起习得的东西，习俗的力量既扭曲了天性，同时又以一种方式酷似天性，那种方式往往使我们很难弄清影响我们的究竟是习俗还是天性。在东方，昔日姐妹可以与兄弟结婚，而一个男人娶了自己的母亲，还会受到称赞。这样的婚配令人憎恶，但有一点确定无疑：无论我们想到这种情况时有何等惊恐，天性中都没有任何与之抵触的情感，而惟有以时尚与风俗为基础的情感才会憎恶那种婚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从不喝烧酒，又时常见到醉汉，大概会憎恶酒类；而我们当中最缺乏道德和教养者亦极为憎恶和自己的姐妹睡觉。这两种人皆以为自己的憎恶来自天性。哪一种宗教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引发的灾祸超过了其他一切问题引起的祸患。你若在北京、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提出这个问题，会得到三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但所有答案都是积极的和不容置疑的，无一例外。基督徒坚信异教迷信和伊斯兰教迷信是虚假的，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徒的见解完全一致。但是，你若问他们分出的各个教派：哪个教派是真正的基督教？他们全都会告诉你：他们自己那个教派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并且千方百计地强迫你信服。380
因此，探究“美丽”或“道德美”显然会徒劳无功，因为其依据十分有限。不过，这并不是我在其中发现的最大悖谬。人不自我克制也能具备美德，这个想象出来的观念乃是使虚伪乘虚而入的大缺口。虚伪一旦成为习惯，我们便不得不既欺骗别人，又完全不了解自己了。我马上就要举出一个例子，它将表明：由于不能正确地检视自己，一个出身高贵、学识渊博的人如何沦为在各个方面与本书作者的性格相似。
一个自幼养尊处优的人，若天性好静而懒散，养成了躲避一切麻烦事的习惯，并且自愿节制自己的种种激情，这是因为害怕由热心追求快乐、屈从我们天性好恶的全部要求引来的种种不便，而不是因为他厌恶感官享受。一个曾就教于一位大哲学家的人注199，亦像其导师那样性情温顺，心地善良。处在这样的幸福环境当中，他对自己的内心状态的好评便超过了其实际应得的评价，并且以为自己具备了美德，这是因为他的种种激情皆处于休眠状态。他会制造出关于社会美德及蔑视死亡的完美观念，会在自己的书斋里大写这些观念，会对公众雄辩地阐释这些观念。然而，你却从未见过他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从未见过他辛苦劳作以挽回国家的任何损失。一个从事抽象哲学的人很容易使自己满腔热忱，并且真心相信当死亡尚不可见的时候，他并不惧怕死亡。不过，你若问他：既然有这样的勇敢无畏，无论它是天性使然还是来自哲学，他的国家卷入战争时，为什么他并没有从军？或者问他：目睹国家每日都被其掌权者掠夺，交易所的事务陷入困境，他为什么不去宫廷任职，凭借所有的朋友和势力，去当财政大臣？因为只有惟有如此，他才有可能依靠自己的正直廉洁和智慧的管理，恢复公众对国家的信心。他很可能回答说他热爱隐退的生活，他惟一的抱负就是做个好人，从不希冀在政府里担当任何职务。他或者会回答说，他厌恶曲意逢迎、为奴般的官场，厌恶宫廷的虚与委蛇，厌恶俗世的喧嚣忙碌。我很愿意相信他的话，不过，一个天性懒散、精神怠惰的人，一方面说出这些话，且非常诚恳，但同时却不能克制自己的种种欲望（尽管其职责号召他这样做）而放纵它们，难道不会如此么？美德在于行动，无论何人，只要热爱社会，只要对其人类同胞怀有善良的热忱，只要能依靠其出身或地位获得管理公众的任何职位，在他能为公众服务时，都不应当安坐不动，无所作为，而应当竭尽全力，为其百姓的利益而奋斗。这位高尚者若是个善于作战的天才，或者天性粗犷暴烈，他便会在生活的戏剧中担任另外一种角色，并且提倡截然相反的信条了。这是因为，我们总是按照激情所指的方向去运用理性，所有的人尽管见解不一，自恋却总能为他们的见解分别作出辩护，并为每个人提供依据，以证明他们的欲望是合理的。381-382
那种自诩中庸的方式，那些受到推崇的平静美德，除了养育游手好闲者以外，别无他用。它们或许能使人适应苦行生活的愚蠢享乐，至多只能使人适应农夫式安宁的愚蠢享乐；然而，它们却绝不能使人适应劳作与艰辛，绝不能激励人去争取伟大的成就，去完成艰险的使命。人类天生热爱安逸和闲散，天生喜欢沉溺感官快乐，而这些天性乃是法令所无法约束的。人的强大习惯和好恶，只能为种种更猛烈的激情所克服。向一个懦夫宣讲和证明他的恐惧毫无道理，你并不能将他变得勇敢无畏，这就如同你不能通过命令他长到十英尺而使他长得更高一样。恰恰相反，激励勇气的秘诀却几乎是屡试不爽的，我已经在本书的“评论R”里公布了这个秘诀。383
我们在精力勃发、欲望炽烈的年岁上，对死亡的恐惧最为强烈。在这个阶段，我们目光锐利，听觉灵敏，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在各司其职。其理由很简单：生命在这一阶段最为美妙，而我们在这一阶段亦最有能力享受生命。既然如此，一个看重名誉的人又何以会如此轻易地接受挑战呢（尽管他才三十岁并且身体非常健康）？克服了恐惧的，不是别的，正是他的傲气。他的骄傲若并不在乎这种恐惧，便会表现得最为光彩照人。倘若他不习惯大海，那就让他去经历一场暴风雨吧；倘若他一向身体健康，从不得病，那就让他咽喉有点疼痛，或者发一次低烧吧，这样一来，他便会表现出千般的焦虑，其中包含着他赋予自己生命的无法估量的价值。倘若人类生性谦逊，天生不受阿谀奉承的影响，政治家们便永远无法达到其目的，永远不知道人究竟是什么了。没有种种恶德，人类的卓越之处便永远不会被发现，而每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则都是反驳这种厚道制度的有力证据。
那位伟大的马其顿人注200曾单独与整整一队的敌人作战，若说他的勇气与他的焦虑相当，那么，当他将自己想象为神、至少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的石斛时候，其疯狂亦并未减少。我们一想到这件事，便立即会发现：在危险即将来临的时候，激情以及对激情的夸张，都鼓舞了他的精神，使他战胜了一切困难和疲惫。384
要说明何为有能力而实至名归的执政官，世上从未有过比西塞罗注201更光辉的例子了。我想到他的关切与警觉，想到他所藐视的真正危险，想到他为了罗马的安全所吃的苦，想到他在察觉和镇压那些最大胆、最精明的阴谋家们的狡计时的聪明与睿智；同时，我亦想到他对文学、艺术及科学的热爱，想到他在形而上学方面的杰出才能，想到他推理的严密、雄辩的力量、文风的优雅，以及贯穿他全部著作的高雅精神。想到这一切，我不禁万分惊叹。关于西塞罗，我至少要说：他是一位令人惊诧的人物。然而，当我深入思考他如此众多的优秀品质时，便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倘若他的虚荣心不及他最伟大的杰出品质，他关于世界的出色见识便绝不会使他自吹自擂，令人厌恶，而他的优点亦绝不会使他受害而不是受到颂扬，乃至写出那句甚至会遭小学生嘲笑的诗。O! Fortunatam…注202
刚直的加图注203的道德观是何等周密，何等严峻！这位古罗马自由的伟大维护者，其美德是何等稳固，何等坚定！然而，尽管这位苦行主义者也有常人那些弱点，尽管他克己禁欲，长期不为人知，他不同常人的谦逊亦不为世人所知，或许亦不为他自己所知，尽管他心灵的弱点迫使他奉行英雄主义，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幕，世人才通过他的自杀得知：他显然被一种暴君式的力量主宰，那力量超过了他对国家的爱；对恺撒的荣耀、真正的伟大及个人优点，他怀着无法遏止的仇恨和最为强烈的嫉妒，曾长期以最堂皇的借口去影响恺撒的所有行动。倘若这种强烈动机没有战胜他的绝顶审慎，倘若他能屈尊去做罗马的第二人，那么，不仅他可以保住性命，而且他的大多数友人（他们因失去他而遭到毁灭）亦会保住性命。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加图却深知那位获胜者的宽阔胸怀与无限慷慨：他害怕的正是恺撒的宽厚仁慈，因此选择了自杀。在骄傲的加图看来，最可怕的不是自杀，而是想到他若不死，便会给他的致命对手一个诱人机会去表现其宽阔胸襟，因为恺撒会发现：宽恕像加图这样的宿敌，给他友谊，会使自己显得宽厚大度。有识之士们认为：倘若加图敢于活下来，那位洞察一切、雄心勃勃的征服者日后便不会因疏忽而犯错误了。385-386
还有一个论据，可以证明我们对人类的那种天然善意和真正热忱。那论据是：我们比任何动物都热爱结伴，都更反感那些我们所谓的离群独处者。在《性格论》注204里，这种见解得到了完美的注解，被用各种美好的语言加以阐述，并发挥到了极致。我读过那篇文章的第二天，便听到许多人在叫卖新鲜的鲱鱼。听到那叫卖声，又想到那些捕获鲱鱼的广阔浅滩，想到一同被捉的其他鱼儿，尽管当时我独自一人，我心中还是感到万分愉快。但是，当我正沉浸在这番思绪中时，突然来了一个傲慢无礼的闲人，我不幸碰巧认识此人。虽然我敢说自己像平素一样健康，一样不错，他还是问我身体可好。我忘记了自己当时的回答，只记得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摆脱了他的纠缠，并且感到非常不自在。吾友贺拉斯曾抱怨一个与那人天性相似的人搅扰他，也感到过不自在注205。我的感觉想必与贺拉斯的毫无二致。
我并不想让博学的批评家根据以上的故事，宣布我憎恨人类。无论谁这样做，那都是大大的误会。我非常热爱结伴，倘若读者尚未完全厌倦与我结伴，那么，我就要证明一点：对我们人类的这则恭维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是荒谬可笑的。下面我要向读者描述一下我愿意与什么样的人交谈，并且向读者保证：不等读完那些乍看上去游离了我的主旨的段落，读者便会发现那些话的用途。387
他应当依靠早期的精良教育，彻底领悟完整的荣辱观念。他应当养成一种习惯，即对一切稍微与傲慢、粗鲁及残忍沾边的行为极为反感。他应当会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而且通晓希腊语；不仅如此，除了他的母语之外，他还应当通晓一两种现代语言。他应当熟知古代的时尚与风俗，但要精通他自己国家的历史，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风尚。除了文学之外，他还应当研究一些有用的科学或其他的学问，应当见识过外国的宫廷和大学，并能使旅行发挥真正的效用。他应当时常乐于跳舞、击剑和骑马，并且懂得一些打猎及其他乡间运动的事情，却不应沉溺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应当讲这些活动看作为增进健康而从事的锻炼，或者看作消闲活动，它们不应妨碍任何商业活动，不应得到更大的重视。他应当粗通几何学、天文学、解剖学以及人体构造学。通晓上千首乐曲而会演奏它们，这是一种造诣。不过，尚有大量的话去反对这个说法。我愿意让他通晓绘画，其技能使他能画风景画，或者能解释我们想要描述的一切形体与模型，但绝不必去碰铅笔。他应当在很早便习惯于与稳重的淑女为伴，并且每过不到两个星期便与女人们交谈一次。388
我不愿提及那些令人生厌的恶德，例如不信宗教、嫖妓、赌博、酗酒以及吵架。就连最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亦会提醒我们警惕这些恶德。我会一贯对他赞美力行美德，但绝不会忽视一位君子在宫廷或城市里所做的事情。人无完人，因此，倘若他身上尚有一些短处，我又无法回避，我便情愿视而不见。倘若他在十九岁到二十三岁之间，年轻人的热情有时会战胜他的操守，使他犯了些小小的风流过失；倘若他在某种不同寻常的情势下屈从了寻欢作乐的朋友们的引诱，喝了过量的酒（这种情形鲜有发生，并且不会损害他的健康和脾气）；倘若出于高尚的精神，倘若因受到一项正义事业的巨大刺激，他卷入了一场争执，而若具备真正的智慧，或者不恪守荣誉原则，那争执本来可能减轻或避免，因此他卷入争执乃是仅此一遭；我是说：他若偶尔有了以上过失，又从不谈论它们，更不因此而自吹自擂，那么，倘若他自此行事谨慎，那么，在我所说的那个年龄上，他这些过失便可以原谅，至少是可以忽略的。青年时期的那些灾祸有时已经使君子们感到恐惧，于是，他们尽量提防，做事更加稳妥谨慎，所以往往会平安无事。要使他避免堕落，不去做那些容易招致流言蜚语的事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努力使他能自由地出入一两个高贵的家庭；要让经常造访这些家庭成为他的一种义务。通过这些办法，你便维护了他的傲气，使他总是惧怕耻辱。389
拥有不错的财产，性格与行为近乎完美（像上面我要求的那样），并仍在不断改进自己，直到三十岁才去面对世界，与这样的人交谈，我不会感到不惬意，至少在他还健康富裕、没有任何事情破坏其好脾气时是如此。无论是凭借机会还是通过引见，这样一个人若结识了三四个和他一样的人，并且一致同意一起消磨几个钟点，那么，这些人便是我所说的“良伴”。他们的交谈当中，不是对有理性者的指导，就是使有理性者开心的话题。他们可能并不总是持一致的见解，但只要其中一人首先向持不同意见者让步，他们便不会争执不休。他们轮流发言，并不喧哗，话音能使离得最远的人听清即可。他们每个人的最大快乐乃是使他人愉快；他们深知，只要注意聆听，面带赞许，像我们自己叙述极美妙的事情时那样，便能使他人愉快。390
无论趣味如何，大多数人皆乐于进行这样的交谈，并且，当不知道如何消磨时光时，他们自然会选择这样的交谈，而不愿独处。然而，倘若他们能够去做某件事情，并期望从中得到更实在、更持久的满足，他们便会自愿放弃交谈的快乐，去做他们认为更有成果的事情。可是，一个人虽然两星期都没有见过其他人，他是否会继续独处下去，而不去和喧闹者结伴呢？后者从与独处相反的事情中取乐，并且以挑起争吵为荣。一个拥有书籍的人，难道不是热爱读书，或者愿意静心写作某个话题，而不愿每天夜里去和党派人士为伍么？后者认为英国一无是处，而其对手们却不幸生活在这个岛上。一个人难道不宁愿独处一个月，每日晚七点以前上床睡觉，也不去和一帮猎狐者厮混么？后者成日里徒劳空忙，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晚上又聚在一起，准备以喝酒的方式再以性命冒险，并且为了表达其开心，在房子里发出毫无意义的喊叫，那声音比他们那些吠叫的伙伴更大，后者既不像他们那么爱惹麻烦，叫得也没有他们那么响。对一个连受累去散步都不愿意的人，我的评价可不高。他若宁可闭门在家，将别针丢在地上，为的是将它们再捡起来，也不愿和十来个刚刚领到薪水的普通水手共度六个小时，我对他也没有太好的评价。391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强调说：人类的绝大部分皆宁可去屈就参与我以上所说那些事情，也不愿独处太久。但我却弄不懂：这种对结伴的热爱，这种追求社会交往的强烈欲望，何以会被说成是我们的偏爱，并且被看作一种本能的标志，而那种本能乃为人类所独有，其他动物皆不具备？要以此证明：由于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所以我们天性善良，慷慨地热爱人类，不但能热爱自己，而且能将爱扩及同类，那么，这种寻求结伴、厌恶独处的急迫心理若处于最佳状态，便应当最明显而最强烈。最伟大的天才，最伟大的人物及最有成就者，便应当最少恶德。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那些意志最薄弱者，无力控制自己的激情；那些良心有罪者，不堪回顾自己的罪孽；那些一无所能者，无力去做任何一件于自己有用的事情；这些人皆最憎恶孤独，宁可与任何人结伴为伍，也不愿独处。相反，有头脑的人，有知识的人，则皆能够思考和判断事物，因而很少为自己的激情所搅扰，能长期独处，无怨无悔。为了规避嘈杂、愚蠢及傲慢无礼，他们宁可躲开无数的同伴，也不愿去做不合自己志趣的事情。他们宁愿独处斗室或花园，甚至独处荒野或沙漠，也不愿去和某些人组成的社会圈子打交道。392
不过，我们若暂且假定：热爱结伴与人类密不可分，因而任何人皆不能忍受片刻的孤独，那么，由此会得出何种结论呢？人类热爱结伴，难道不是像做其他一切事情那样，完全是为了自己么？任何友谊和礼节若要持久，皆必须是双向的。在你每周及每日的消闲聚会中，在你每年的欢宴中，在最庄严的狂欢宴饮中，每位参与者皆有其自己的目的。有些人若不是一个俱乐部的翘楚，便绝不会经常参加俱乐部的活动。我认识一个人，他便是一群人当中的圣人，因此经常和那些同伴在一起，每当什么事情妨碍了他准时去会同伴，他便很不自在。一旦另一个人加入他们的社交团体，并且比他更优秀，他就立即退出。世上有些人没有与别人争论的本事，但其心中的恶意却仍旧能使他从听旁人吵架中取乐，不过，此辈却从不让自己卷入其中。倘若一个团体不能给他提供此类消遣，便会被他看作索然无味。漂亮的房子、华美的家具、美丽的花园、马匹、爱犬、祖先、亲戚、美丽、力量，以及所有出类拔萃的东西，美德也好，恶德也罢，总之，这一些皆可能属于使人渴望社交的附属品，因为人皆希望其自我评价在某个时刻会成为众人讨论的主题，而这会使他们心中感到满足。即使天下高雅的人（例如前面提到过的我愿意与之交谈的人），若不能使其自恋得到回报，若不能最终使自己成为社交圈的核心，使别人围着自己转，亦绝不会将快乐给予别人。然而，有一个现象却能够最清晰地表明人人皆最关心自己，那就是：在由可以与之交谈者组成的所有俱乐部及社交聚会中，袖手旁观者（他们宁可多出钱，也不肯与人发生口角）、天生好脾气者（他们从不动怒，对冒犯亦不敏感）和宽容的慢性子（他们厌恶争执，从不为了争胜而讲话），这些人皆为宠儿。相反，有智慧、有知识的人（他们办事、说话时从不失去理智），有才能、有志向的人（他们谈锋犀利，妙语连珠，但从不过分，而是适可而止），以及有声望的人（他们既不招惹是非，也不回敬挑衅），这些人尽管可能会受到尊重，而旁人却很少能将他们当作不那么完美、不那么强大的人去喜欢。393
在以上的例证中，喜欢交友的品质，无不出于人人永远竭力获取自我满足的心理。在其他场合，这些品质则来自人类天生的怯懦，来自人人对自己的热切关怀。两个伦敦人，若其生意迫使使他们彼此不做买卖，他们大概每日都会在交易所里见面，还可能擦肩而过，但彼此之间并不比卷商更多礼。不过，他们若在布利斯托尔注206相遇，却会彼此脱帽致意，而且至少能彼此交谈，并乐于结为伙伴。法国人、英国人及荷兰人若在中国或者其他异教国家里相遇，因为都是欧洲人，他们便会将彼此视为同乡。倘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冲突作梗，他们便会感到一种彼此相亲的自然趋势。不仅如此，两个冤家对头若被迫一道旅行，亦往往会暂且放弃敌意，友善相处，友好地交谈。若路途艰险，或二人在其目的地皆为异乡客时，尤其如此。从表面看，这些情况缘自人的社会性，缘自人喜欢交友、热爱结伴的天然性向；但是，只要更深入地考察人与事，无论谁都会发现：在以上一切场合中，人们只是在竭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其行为的动机皆为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些原因。394
至此我努力证明的是：事物的“美丽”或“道德美”、优越之处及其真正价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说不清楚的，并且会因时尚与风俗而异；所以，根据认为它们是确定不变的而引出的结论，自然是毫无意义的；说人类天性善良，这种宽宏的观念乃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造成误解，而实际上，它们不过是荒诞的空想而已。我说它们是荒诞的空想，这可以援引历史上一些最明显的例子为证。我已经谈到过人类对结伴的热爱及对孤独的厌恶，并且彻底考察了它们的各种动机，证明它们皆是以自恋为中心。现在我打算考察一下社会的本质，追溯社会的起源，以表明两点：其一，人一旦失去了乐园，马上变得比其他动物更具社会性，其首要原因并非人的天性善良且厚道，而是种种邪恶及可憎的品性。其二，倘若人始终处于那种原初的无邪状态，并且一直能够享有照料其无邪的种种赐福，那么，人便绝不可能变成现在这种具有社会性的生灵。395
本书通篇已经充分地证明：要使我们的一切贸易及手工业兴盛发展，人的种种欲望与激情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而谁都不会否认：那些欲望和激情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恶劣品质，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这些恶德的产物。因此，我便应当开始详细阐述各种阻碍和困扰，它们妨碍着人不断满足欲望的劳作，即追求自己所需的劳作。换言之，这种劳作可被称作自我维护的生意。同时，我还应当阐明人的社会性仅仅来自两件事情，其一是人的欲望不不断增长；其二是在竭力满足欲望的道路上，人不断遇到障碍。396
我所说的障碍或与人类自身的结构相关，或与人类生活的地球（即人的环境条件）相关，因为环境也曾遭到人们的诅咒。我时常很想分别去思考我所说的这两方面情况，却从未能将两者截然分开。它们总是互相牵连，混在一起，而终于共同形成了万分混乱的恶德。自然界的四大元素都与人类作对：水和火皆能将笨拙生疏的接近者置于死地；在无数的地方，土都能长出对人有害的植物和其他菜蔬，同时又能养育各种危害人类的动物，并且蕴涵着不计其数的毒素。但是，那种对人类最不仁慈的元素，我们却须臾不能离开它：这里不可能历数风与气候对人类的全部伤害。虽然大部分人都曾竭力奋斗，以使人类不受险恶空气之害，但是，迄今却没有一种技术或劳动能够安全抵御某些狂野凶恶的气象。
诚然，飓风很少发生，因地震而丧命者并不算多，葬身狮口者亦为数寥寥，然而，倘若说人们能躲过这些大灾大难，却逃不过那些较轻灾祸的迫害。折磨我们的昆虫，其种类何其繁多！厚颜无耻地侮辱和戏弄我们的昆虫，其数量是何其之大！最可恨的小虫子虽不像牲畜吃草那样践踏和咬啮我们，但只要稍微进攻我们，也常会使我们感到烦恼。不过，我们的宽厚仁慈在这里又成了一种恶德，那些小虫子借着我们的怜悯，残忍而轻蔑地侵犯我们，在我们头上驻足；而我们若不日日警惕、追踪和消灭它们，它们甚至会吞噬幼儿的生命。397
即使是最有心计的人，在利用万物时若由于错误或疏忽犯了一丁点过失，那么，整个宇宙间便没有一件是好事了。世上没有任何纯洁和正直能使人有效地抗御周围的无数灾祸。恰恰相反，一切事物皆是邪恶的，而技巧与经验并未教会我们如何将它们变为好事。所以说，在收获时节。农夫必须悉心收割庄稼，还必须将粮食盖好，以防雨淋，他们是何等兢兢业业！因为舍此便不能享用它们。季节随气候而变化，因此，经验告诉我们要因时制宜。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农夫在播种，而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却会看到农夫在收割。根据这一切，我们会懂得一点：自人类的第一对父母注207堕落以来，地球已经发生了无比巨大的变迁。这是因为，若溯及人类美丽而神圣的起源，我们便会知道：那时的人，并不以从傲慢的戒律或恼人的经验中获得智慧为荣，而是仅仅具备他出生那一刻形成的完美知识。换句话说，当时的人处在一种天真无邪的状态，地上没有任何动物或植物，地下亦无任何矿藏能够危害到他。人本身不受空气以及其他有害元素的侵害，而完全满足于地球（无须他的协助）为他提供的那些生活必需品。当时的人尚不知道何为罪恶，因此发现自己在处处都是万物的无可匹敌的主宰，不受任何搅扰，万物皆听命于他，因为他专注于高尚的思考，沉思自己的创造者的无限性，而人的伟大之处亦因此得到升华。人的创造者日日都于冥冥之中对他说话，呵护他，而根本不会使他遇到灾祸。398
在这样的黄金时代中，没有任何理由或可能性能作为借口，用来说明人类为什么应当将自己组成为世界上存在的庞大社会，只要我们还打算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在那个黄金时代里，一个人拥有他想要的任何一种东西，没有任何东西会使他烦恼不安，他的快乐已经无以复加。在如此蒙受天恩的状态下，你不可能说出一种生意、艺术、科学、高位或职业不是多余的。若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我们便会很容易地看出：任何社会皆不可能萌生于种种厚道的美德以及人的可爱品质；恰恰相反，所有的社会都必定起源于人的各种需求、人的缺陷和欲望。同样，我们还会发现：人的骄傲及虚荣心愈是得到展现，人的所有欲望愈是扩大，人们就愈可能不得不组成数量繁多的大型社会。399
倘若空气并不总是在冒犯我们的裸体，而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好天气中的小鸟感到的那样令人愉快；倘若人类没有骄傲，没有奢侈，没有虚伪，亦没有淫欲；那么，我便想不出究竟什么原因使人类发明了衣服与房屋。对于珠宝、金银餐具、绘画、雕刻、精美家具，以及被刻板的道德家们称作“非必需品”和“非必要之物”的所有东西，我并不想说什么。然而，倘若我们不是很快便厌倦了步行，而是像某些动物那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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