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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11 《国王亨利二世时期的档案大卷》（The Great Roll of the Pipe for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the Second）（以下简称《档案大卷》），XXVIII，125。
注1212 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39。
注1213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451——452。
注1214 同上书，446。
注1215 M．德沃格（M.de Vogüé）：《圣地的教堂》（Les Églises de la Terre Sainte），99。《希腊文献汇编》，IV，339（no.8736）。H．樊尚和F．N．阿贝尔：《伯利恒：圣诞教堂》（Le Sanctuarire de la Nativité），157——161。
注1216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449。布莱耶尔：《十字军》（1928年第5次修订版），109；布莱耶尔笔误为1172年。关于“曼纽尔拥有圣地宗主权”这一观点遭到樊尚和阿贝尔的否认（《伯利恒：圣诞教堂》，160），但是受到G.德热法尼翁（G.de Jerphanion）的热烈拥护（“卡帕多细亚碑铭志和尼西亚的希腊帝国史”，《东方基督教杂志》，I〈1935〉，245——246）和J.L.拉蒙特（J.L.La Mont）的抵制（“拜占庭皇帝对拉丁人的十字军国家拥有多大程度的宗主权？［“To What Extent Was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Suzerain of the Latin Crusading State?”］，《拜占庭》［布鲁塞尔］，VII［1932］，253——264，特别是263）。这一铭文标志着这座教堂只不过是一位强大而虔诚的君主赠给一个基督教世界最著名的教会的礼物。
注1217 约翰尼斯·辛那姆斯：《历史》，V，3，波恩版，204——208。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III，5——6；波恩版，154——158。《叙利亚的迈克尔的编年史》，夏博译，III，319；根据他的观点，格列高利·阿布尔法拉吉（Gregorii Abulpharagii），即巴尔－赫布莱乌斯（Bar-Hebraeus）编写了《叙利亚编年史》（Chronicon Syriacum），布伦和基尔什编，358——359。见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463——466。Th．I．乌斯宾斯基：“曼纽尔·科穆宁的东方政策”，《俄罗斯巴勒斯坦学会报告》，XXIX（1926），115——117。
注1218 提尔的威廉：《海外领地政治编年史》，XX，22——24；《十字军历史汇编》，I，981——987；巴布科克和克雷译，II，377——83。见G．施伦伯格《12世纪耶路撒冷国王阿摩利一世在埃及的战争》（Campagnes du roi Amaury Ier de Jérusalem en Egypte，au XII siècle），311——331。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546——549。
注1219 关于战役的日期，见A．A．瓦西列夫“米里奥凯法罗之役的确切日期”（“Das geneau Datum der Schlacht von Myriokephalon”），《拜占庭》（德文），XXVII（1927），288——290。
注1220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247。
注1221 提尔的威廉：《海外领地政治编年史》，XXI，12；《十字军历史汇编》，I，1025；巴布科克和克雷译，ii,415。
注1222 这封信被收入罗格里·范胡埃得内（Roger van Hoveden）的《编年史》中，W.斯塔布斯（Stubbs）编，II，102——104。
注1223 S．兰普罗斯：“马西安手稿”（“Ο Μαρκιαν?ς Κ?δι?”），《新希腊回忆录》（Ν?ος ?λληνομν?μων），VIII（1911），149。亦见S．P．谢斯塔可夫（S．P．Shestakov）“对马西安手抄诗歌第524组的注释”（“Notes to the Poems of the Codex Marcianus gr.524”），《拜占庭年鉴》，XXIV（1923——1926）,46——47。
注1224 约翰尼斯·辛那姆斯：《历史》，波恩版，267。见夏尔·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405。
注1225 库格勒：《第二次十字军历史研究》，222。
注1226 尤斯塔修斯的《编年史》（Annales Stadenses）中保留了此信的片断，K．珀茨编：《日耳曼历史遗产，作家》（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Scriptores），XVI，349。此信被误认为是1179年所写。见H．冯·卡普赫尔（H.von Kap-Herr）《曼纽尔皇帝的西方政策》（Die abendländische Politik Kaiser Manuels），104页注6。
注1227 H．冯·卡普赫尔《曼纽尔皇帝的西方政策》第156——157页载有该书信的全文。
注1228 “阿列克修斯二世和安德罗尼卡”（“Alexius II and Andronicus”），《公众教育部杂志》，CCXII（1880），123——124。
注1229 《威尼斯历史文献》（Historia ducum Veneticorum）年代不明，1177；珀茨：《日耳曼历史遗产，作家》，XIV，83。见H．克雷施梅尔（H．Kretschmayr）《威尼斯史》（Geschichte von Venedig），I，268。W．C．哈兹利特（W．C．Hazlitt）：《威尼斯共和国：它的兴起、发展和衰落》（The Venetian Republic: Its Rise，Its Growth，and Its Fall），I，231——232。迪尔：《一个贵族共和国：威尼斯》，45——46。
注1230 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80——92；亦见xiii——xiv。
注1231 《档案大卷》，XXVI，166、187、192、208；XXVIII，125。
注1232 《档案大卷》，XXVIII，19。
注1233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607——608。亦见F．科戈纳索（F．Cognasso）《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拜占庭的党争和宫廷斗争》（Partiti politici e lotte dinastiche in Bizanzio alla morte de Manuele Comneno）（都灵，1912年），216（4）。
注1234 《拜占庭史》（Geschichte der Byzantiner），318。
注1235 《被拉丁人占领的萨洛尼卡》（De Tehssalonica a Latinis capta），波恩版，380。
注1236 见A．谢德尼科夫（A．Sedelnikov）“有关曼纽尔·科穆宁的英雄事迹传说”（“The Epic Tradition Concerning Manuel Comnenus）”，《斯拉夫》（Slavia），III（1924——1925），608——618。
注1237 “阿列克修斯二世与安德罗尼卡”（“Alexius II and Andronicus”），《公众教育部杂志》，CCXII（1880），100。
注1238 《索佐门的编年史家米哈伊尔·阿克米那特》（Μιχα?λ ?κομιν?του το? Χ ωνι?του τ?σωζ?μενα），兰普洛斯编，I，157。见Th．I.乌斯宾斯基“曼纽尔之后的科穆宁皇帝。反叛的开端”（“The Last Comneni.The Beginning of Reaction”），《拜占庭年鉴》，XXV（1927——1928），20。
注1239 L．布莱耶尔：“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宗教历史与地理词典》，II，1780。
注1240 Th.乌斯宾斯基：“阿列克修斯二世和安德罗尼卡”，《公众教育部杂志》，CCXII（1880），18、21。
注1241 《公众教育部杂志》，CCXII（1880），15：乌斯宾斯基谈的不是塑像，而是一幅画或镶嵌画。见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432。
注1242 古希腊神话中司司法和正义的女神。————译者
注1243 Th.乌斯宾斯基，：“阿列克修斯二世和安德罗尼卡”，《公众教育部杂志》，CCXII（1880），19。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著作集》，S．兰普洛斯编，142。
注1244 科戈纳索：《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的拜占庭党争和宫廷斗争》，290（78）。
注1245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304——305。
注1246 《科隆的马克西米安年代纪》（Annlaes Colonienses Maximi）,1185（？）载珀茨（Pertz）：《日耳曼历史文献集，书信集》，XVII，791。
注1247 科戈纳索：《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的拜占庭党争和宫廷斗争》,294——295（82——83）。布莱耶尔：“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历史辞典》，II，1781。
注1248 安德烈·丹杜利（Andrae Danduli）：《编年史》（Chronicon），穆拉多里（Muratori）编，《意大利历史资料手稿》（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XII，309（1182年？）。亦见H．F．布朗（H．F．Brown）：“12世纪末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和威尼斯居住区”（“The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 Close of the Twelfth Century”），《希腊研究杂志》，XL（1920），86。
注1249 科戈纳索：《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的拜占庭党争和宫廷斗争》，298——299（86——87）。布莱耶尔：“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历史辞典》，II，1781。
注1250 本尼迪克·阿巴蒂斯（Benedicti Abbatis）：《国王亨利二世业绩》（Gesta Regis Henrici Secundi），W．斯塔布斯（W．Stubbs）编，I，257：construxerat ecclesiam quandam nobilem in civitate Constantinopolis,et eam honore et redditibus multis ditaverat,et clericos Latinos in ea instituit secundum consuetudinem Latinorum,quae usque,hodie dicitur Latina。同样的记载亦见罗格里·德胡埃得内《编年史》，斯塔布斯编，II，205.
注1251 《教士大年代纪》（Chronicon Magni Presbiteri），即《赖歇尔斯贝格年代纪》（Annales Reicherspergenses）,珀茨编：《日耳曼历史文献集，书信集》，XVII，511。
注1252 珀茨：上引书，XVII，511，见R．罗恩里希（R．Röhriche）《耶路撒冷王国史（1100——1291年）》（Geschichte des Konigreishs Jerusalem,1100——1291），494（一次正式联盟）。N．拉多伊契奇（N．Radoje?i?）：《科穆宁朝末代两帝》（Dva posljednia Komnena na carigradskom prijestolju），85。科戈纳索：《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的拜占庭党争和宫廷斗争》，297（85）。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91（no.1563）。布莱耶尔：“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历史辞典》，II，1781。
注125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391——392。
注1254 “颓废的拜占庭皇帝安吉列的伊萨克二世”（“Un imperatore Byzantino della decadenza Isacco II Angelo”），《贝萨里翁》（Bessarione），XXXI（1915），44；抽印本，18。
注1255 《拜占庭帝国史纲要》，1032。
注1256 科戈纳索：“颓废的拜占庭皇帝”，《贝萨里翁》，XXXI（1915），59；抽印本，33。
注1257 见N.A.比斯（N.A.Bees）“平庸者，皇帝阿列克修斯三世安吉列”，《拜占庭和当代希腊年鉴》，III（1922）,285——286。
注1258 《历史》，波恩版，599——600。
注1259 V．G．瓦西列夫斯基的评论发表于《公众教育部杂志》，CCIV（1879），181。
注1260 例如，参见P．穆塔弗奇也夫（P．Mutafchiev）《普洛塞克的统治者。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保加利亚历史》（The Rulers of Prosec.Pages from the History of Bulgaria at the End of the Twelf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6——7。V．兹拉塔尔斯基：《1185年叛乱首领彼得和亚琛的家世渊源》（The Origin of Peter and Asen,the Leaders of the Insurrection in 1185），427。P．尼克夫（P．Nikov）：《第二保加利亚帝国（1186——1936年）》（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1186——1936），23。
注1261 见G．布拉提亚努“维奇那一世对拜占庭的统治史和热那亚在多布罗加的商业史上的贡献”，《罗马尼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报》，X（1923），136。布拉提亚努：《维奇那和切塔采亚·阿尔巴的研究》（Recherches sur Vicina et Cetatea Alba），93。
注1262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482、485、487——489、516、622。
注1263 安斯伯特（Ansbert或Ansbertus）：《弗里德里希大帝远征史》（Historia de expeditione Frederici Imperatoris ），26、44、48、54。
注1264 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书信集》（Epistolae），VII；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XV，特别是见col.287；VI，290；VIII，292——293；IX，294；XI，295；XII，295——296。
注1265 关于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形成，见K.R.冯·霍费勒尔（K.R.von Höfler）的经典著作；如果我未弄错的话，在涉及这个问题时，1943年以前学者们在进行这方面研究时从未提到过他的这部专著；《关于斯拉夫人历史的论文集，I。第二保加利亚王国（1186——1257年）的创建者瓦拉几亚人亚琛兄弟》（Abhandlungen aus dem Gebiete der slavischen Geschichte.I.Die Walachen als Begründer des zweiten bulgarischen Reiches der Asanider,1186——1257），229——245。N.班内斯库（N.B?nescu）：《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个问题：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形成及其特征》，（Un probleme d’histoire médiévale:Création et caractère du Second Empire Bulgare），84——93。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最近强调，库曼人和瓦拉几亚人在彼得和亚琛起义中的作用相当大，《拜占庭国家史》，287页注3。R．L．沃尔夫（R．L．Wolf）：“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起源及其在1204年前的历史”（“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Its Origin and History to 1204”），《史鉴》（1949），167——206。
注1266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481。
注1267 《编年史家米哈伊尔·阿克米那特·科尼阿特斯作品拾遗》（Μιχα?λ Ακομιν?του του Χωνι?του τ?σωζ?μενα），兰普罗斯编，I，246——247。
注1268 P．尼克夫：《保加利亚和保加利亚教会史史料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Bulgaria a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Bulgarian Church），8——13。V.兹拉塔尔斯基：《中世纪保加利亚帝国史》，II，441——483。
注1269 同注196所引。亦见P．尼克夫《13世纪初以来的保加利亚外交》（Bulgarian Diplomac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76——77。
注1270 C．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270。
注1271 C．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271——272。
注1272 瓦西列夫斯基文章，《公众教育部杂志》，CCIV（1879），196——197。
注127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565。
注1274 瓦西列夫斯基文章，《公众教育部杂志》，CCIV（1879），203。（此处原标明XXIV，即第24卷，经核对前文，确定此处有误。————译者）
注1275 此处指十字军建立的海外领地。————译者
注1276 即耶路撒冷北方的加利利海，或称加利利湖，是《圣经·新约》记载中耶稣早期生活和传道的重要地区之一。————译者
注1277 罗恩里希：《耶路撒冷王国史》，491。
注1278 见F．J．达奎斯（F.J.da Aquis）《世界图像编年史》（Chonaca dell’imagine mondo），《国家历史文献手稿》（Monumenta Historiae Patria Scriptorum），III，1561。亦见G．帕里斯（G．Paris）“萨拉丁传奇”（“La Légende de Saladin”），《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1893），7——34。A．托马斯：“普瓦提埃的萨拉丁传奇”（“La Légende de Saladin en Poitou”），《学者报》（1908），467——471。
注1279 布莱耶尔：《十字军》，121；（1928年第5次修订版），121。
注1280 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图斯亦称腓特烈为“阿勒曼尼人君主弗里德里希”（?ρε δ?ρικοςɡ ? τ?ν ?λαμαν?ν ρ?ξ）。
注1281 安斯伯特编：《弗里德里希大帝远征史》，《奥地利历史资料集，I，作品集》（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I,Scriptores）,V，37。
注1282 《外国史》（Historia peregrinorum），转引自K．齐默尔特（K．Zimmert）“1189年7月——1190年2月德意志－拜占庭冲突”（“Der dertsch-Byzantinische Konfilikt vom Juli 1189 bis Februar 1190”），《拜占庭杂志》（德文），XII，（1903），63页注2。
注128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627——628。
注1284 W．诺登：《教宗统治和拜占庭》，128。
注1285 《马尔巴森斯年代纪》（Annales Marbacenses）,佩尔茨编：《日耳曼历史文献》，XVII，167。
注1286 诺登：《教宗统治和拜占庭》，130、132。
注1287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631——632。
注1288 布莱耶尔：《十字军》，143。
注1289 E．特劳布（E．Traub）：《1195——1197年皇帝亨利六世的十字军计划及其政策》（Der Kreuzzugsplan Kaiser Hernrichs VI im Zuzammenhang mit der Politik der Jahre 1195——1197），51——52、60。W．莱昂哈特：（W．Leonhardt）：《皇帝亨利六世的十字军计划》（Der Kreuzzugsplan Kaiser Heinrichs VI），63、67、89。见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101（no.1619）。莱昂哈特的观点得到J．哈勒尔（J．Haller）的支持：“皇帝亨利六世”（“Kaiser Heinrich VI”），《历史杂志》，CXIII（1914），488——489，并特别见503。
注1290 见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在他死前不久，即1189年于菲利浦城写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的信，见博赫默尔（Böhmer）《皇帝敕令选》（Acta imperii selecta），152。
注1291 诺登：《教宗统治和拜占庭》，134；诺登是从英诺森三世致阿列克修斯三世的信中得出这一结论的。英诺森三世：《书信集》，I，353；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326——327。
注1292 《书信集》，V，122；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1123——1124。
注1293 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1082——1183。
注1294 《书信集》，I，336；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309。
注1295 见迪尔《一个贵族共和国：威尼斯史》，47——48。
注1296 克雷施梅：《威尼斯史》，I，290。
注1297 这是英诺森三世所写之信的大致内容。《书信集》，V，161；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1178——1179。见A.吕谢尔（A.Luchaire）《英诺森三世：东方问题》（Innocent III: la question d’Orient），103——105。
注129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12。
注1299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Novgorod），俄语版，181；拉丁文版见C．霍普夫《未出版的希腊罗马编年史》（Chroniques grécoromanes inédites ou peu connues），94。
注1300 P.比济里（P.Bazilli）：“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对第四次十字军的记载”（“TheVersion of Novgorod of the Fourth Crusade”），《历史通报》（Istoricheskiya Izvestiya），fasc.3——4，55。
注1301 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见P．米特洛法诺夫（P．Mitrofanov）“第四次十字军的改向”（“The Change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Fourth Crusade”），《拜占庭年鉴》,IV（1897），461——523；E．格兰：“第四次十字军及其相关问题”（“De vierte Kreuzzug und seine Probleme”），《新古典学年鉴》（Neue Jahrbücher fü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XIII（1904），505——514。克雷施梅尔：《威尼斯史》，I，480——489。
注1302 《塞浦路斯岛史》（Histoire de l’île de Chrypre），I，162——163。
注1303 《希腊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I，188。
注1304 G．汉诺陶：“威尼斯人在1202年背叛了基督教吗？”（“Le Vénitiens ont-ils trahi la chrétienté en 1202?”），《历史杂志》，IV（1887），74——102。亦见L．施特赖特（L．Streit）《威尼斯与第四次十字军向君士坦丁堡的进攻》（Venedig und die Wendung des vierten Kreuaaugs ggen Konstantinopel），33——34：丹多罗是威尼斯的“Auctor rerum”（缔造者），捍卫者和当时的复仇者。
注1305 众所周知，英诺森三世支持不伦瑞克的奥托反对士瓦本的腓力。
注1306 P．E．莱昂：“英诺森三世，士瓦本的腓力和蒙斐拉的博尼法斯”（“Inncent III,Philippe de Souabe et Boniface de Montferrat”），《历史问题杂志》（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XVII（1875），321——374；XVIII（1875），5——75。莱昂：“几部新作中的十字军改向问题”（“Le Changement de direction de la quatrème croisade d’après quelques travaus recents”），《历史问题杂志》，XVIII（1878），71——114。
注1307 《公众教育部杂志》，CCIV（1879），340。西欧学者接受了瓦西列夫斯基的观点。克雷施梅尔：《威尼斯史》，I，483。
注1308 《第四次十字军在扎拉的改向与君士坦丁堡》（Quatrième croisade .La diversion sur Zara et Constantinople），特别参见183——184。关于泰西耶的著作，请参看F．切罗内（Cerpme）的重要文章“第四次十字军中的教宗与威尼斯”（“II Papa ed i Veneziani nella quarta crociata”），《威尼斯档案》（Archivio Veneto），XXXVI（1888），57——70、287——297。
注1309 W．诺登：《第四次十字军在西方与拜占庭关系方面的影响》（Der vierte Kreuzzug im Rahmen der Beziehungen des Abendlandes zu Byzanz），105——108。诺登：《教宗统治和拜占庭》，152——155。
注1310 《英诺森三世：东方问题》（Innocent III : la question d’Orient），97。亦见夏尔·迪尔“第四次十字军和拉丁帝国”（“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Latin Empire”），《剑桥中世纪史》，IV，417。
注1311 “第四次十字军的改向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Diversion of the Fourth Crusade”），《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7），166。
注1312 J．K．福瑟林哈姆（J．K．Fotheringham）：“热那亚和第四次十字军”（“Genoa and the Fourth Crusade”），《英国历史评论》，XXV（1910），20——57。该作者在《爱琴海征服者马科·萨努多》（Marco Sanudo Conqueror of the Archipelago）第16——20页重复了上述观点。
注1313 布朗：“威尼斯人和威尼斯人居住区”（“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希腊研究杂志》，XL（1920），86；作者提到了E．贝斯塔（E．Besta）所著《东方对威尼斯人的大搜捕》（La cattura dei Veneziani in Oriente），19。但笔者尚未读过这本书。
注1314 锡巴里斯（Sybaris）为南意大利古代希腊城市，建于公元前720年，因其奢侈繁华而驰名于古典世界。因此，人们以“锡巴里斯”为骄奢淫逸的代名词。————译者
注1315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17。
注1316 《君士坦丁堡的征服》（La Conquîte de Constantinople），par.128；N．德维利（N.de Wailly）编，72——73；E．法拉尔（E．Faral）编，I，130——131。参见法拉尔的全面研究，他是想证实维拉杜安的描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杰弗里·德维拉杜安。真实性问题”（“Geoffroy de Villehardouin.La Question de la sincélité”），《历史杂志》，CLXXVII（1936），530——582。格雷古瓦做过一些批评，见其“第四次十字军的改向问题”（“The Question de la sincérité”），《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1），159——165。
注1317 塔菲尔和托马斯（Tafel and Thomas）：《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Urkunden zur altern Handels-und Staatsgeschichte），I，446、449。
注1318 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446——452。
注1319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55。
注1320 N．H．贝恩斯：“拜占庭文明”，《历史》，X（1926），289。
注1321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10。
注1322 同上书，757——763。
注1323 A．海森柏格：《关于拉丁帝国和教会联合历史的新资料》（Neu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lateinischen Kaisertums und der Kirchenunion.），I，41——48。
注1324 《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德维利编，par。250，147。
注1325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1204年》，186——187；霍普夫编：《未出版的希腊罗马编年史》，97。
注1326 《罗斯编年史》（1512），391——392。
注1327 C．莱昂：《君士坦丁堡的圣物战利品》，I，xl——xlviii。
注132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63。
注1329 原文Romania，自罗马帝国以来，人们对首都罗马城周围的地区的称谓，不是现代国家罗马尼亚。————译者
注1330 关于1204年的条约见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I，464——488。
注1331 此处原文作：lord of the fourth and a half of all the Empire of Romania，即占有罗马帝国领土“四分之一又四分之一的一半”，用数学符号表示即：1/4＋1/4ⅹ1/2＝3/8，此处为了更符合中国文字的表达方式，只简略地表述为八分之三。————译者
注1332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824、854——855。
注1333 迈克尔·阿科米那图斯著作，兰普罗斯编，II，44、127。
注1334 这是原作者的看法，20世纪晚期以后，一些希腊学者认为该词源于希腊文的“桑树”（μορεα），因为伯罗奔尼撒半岛曾经是拜占庭时期的重要桑蚕养殖中心。————译者
注1335 马里诺·萨努多（Marino Sanudo）：《罗曼尼亚王国史》（Istoria del regno di Romania），载C．霍普夫：《未出版的希腊罗马编年史》，102。
注1336 《拉蒙·蒙塔内尔编年史》（Chronique de Ramon Muntaner），chap.261；J．A．布孔（J．A．Buchon）：《外国编年史》（Chroniques étrangères），502；K．兰兹（K．Lanz）编，468——469；古迪纳夫夫人（Lady Goodenouth）编，627。
注1337 “霍诺留三世书信（1224年5月20日）”（“Epistolae Honorii III，May20,1224”），《高卢和法兰西历史汇编》（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XIX，754。
注1338 《莫里亚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Morea），J．施密特（J．Schmitt）编，2712——2713，P．卡洛那尔斯（P．Kalonares）编，114。
注1339 W．米勒（W．Miller）：《利凡特的拉丁人》（The Latins in the Levant），6。
注1340 见霍普夫《希腊国家历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II，10。
注1341 见《莫里亚编年史》，施密特编，lviii——lxvi。
注1342 这个观点有时受到反驳。比如O．普尼奥渥（O．Pniower）：《德国文学报》（Deutsch Literaturzeitung），XXV（1904），2739——2741。但多数学者，包括笔者，相信歌德创作时想到了米斯特拉。E．格兰（E．Gerland）：“歌德（浮士德）一剧中海伦那场戏的出处”（“Die Quellen der Helenaepisode in Georthes Faust”），《新古典学年鉴》，XXV（1910），735——739。A．施特鲁克（A．Struck）：《中世纪的遗迹米斯特拉》（Mistra，eine mittelalterliche Ruinenstadt），17——18。H．格雷古瓦文章，《拜占庭》（布鲁塞尔），V（1930），781。最近又出现一种新观点：歌德剧本的史料来源不是《莫里亚编年史》，而是拜占庭晚期蒙内姆瓦西亚（Monembasia）的《多洛斯编年史》（Chronicle of Dorotheus）。J．莫拉夫奇克（Moravcsik）：“歌德《浮士德》一剧中的海伦那场戏的出处”（“Zur Quellenfrage der Helenaepisode in Goethes Faust”），《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VIII（1931），41——56。H．格雷古瓦：“第二个浮士德的拜占庭史料”（“Une Source Byzantine du second Faust”），《布鲁塞尔大学学报》，XXXVI（1930——1931），348——354。F.多尔格，“关于歌德的《浮士德》一剧中海伦那场戏的地点”（“Die neuentdeckte Quelle zur Helenaszene in Goethes Faust.Die Prophyläen”），《慕尼黑时报副刊》（Beilage zur Münchner Zeitung ）,XXVIII（1931）,289——290。
注1343 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I，502。
注1344 同上书，516——517。
注1345 英诺森三世：《书信集》，VII，153；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V，455。
注1346 英诺森三世：《书信集》，IX，139；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V，957——958。
注1347 英诺森三世：《书信集》，VIII，133；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V，712。
注134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583。
注1349 同上书，274。
注1350 ??λλη κα? Π?τλη，Σ?νταγμα τν? Θε?ων κα? ?ερ?ν καν?νων，IV， 544、545。
注1351 狄奥多尔·巴尔萨蒙（Theotori Balsamonis）：《迦太基大公教会议决议（教规）第16条》（In canonem XVI Concilii Carthaginiensis），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XXVIII，93。见G．维尔纳茨基（G．Vernadsky）“《法学导论》中对政教关系的论述及其在17世纪俄罗斯生活中的影响”（“Die kirchlich-politische Lehre der Epanagoge und ihr Einfluss auf das russische Leben im XVII.Jahrhundert”），《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VI（1928），120。
注1352 安娜·科穆宁娜：《阿列克修斯》，XIV，8；赖弗谢德编，II，259。
注1353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法制史》，III，355——358。见V．格鲁梅尔（V．Grumel）“夏尔西杜瓦那的里昂事务。阿列克修斯一世关于圣物的黄金诏书”（“L’affaire de Léon de Chalcédoine.Le chrysobulle d’Alexis Ier sur les objets sacrés”），《拜占庭研究》，II（1945），126——133。
注1354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法制史》，III，414。
注1355 阿索斯山位于希腊北部的哈里基的半岛上，是著名的修道山，山上有自中世纪以来建立的二十几所修道院，至今仍然香火不断，但不似旧时兴旺。被世人称为“活的中世纪博物馆”。————译者
注1356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东方，阿索斯山》，III（1），266——227。P．迈耶（P．Meyer）：《阿索斯修道院的主要历史文献》（Die Haupturkinde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Athosklöster），172。
注1357 Protos来自于希腊文πρ?τος，意为“首席”，“第一个”。————译者
注1358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III，370——371。F．米克洛西奇（F．Miklosich）和J.米勒（J.Müller）：《中世纪希腊法规和外交》（Acta et diplomata graeca medii aevi），VI，45。
注1359 见“帕特莫斯岛上的圣约翰·塞奥洛吉修道院法规”（“Regula pro monasterio S.Ioannis Theologi in insula Patmo”），见米克洛西奇和米勒《中世纪希腊法规和外交》，VI，59——80；也见K.博尼斯（K.Boïnes）《圣父克里斯托丢勒斯的圣处》（?κολουθ?α ?ερ?το? ?σ?ου κα? θεοφ?ρου πατρ?ς ημ?ν Χριστοδο?λου）。
注1360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统治》，289。亦见P．雅克文科（P．Yakovenko）《拜占庭豁免权的历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Immunity in Byzantium），10——11。
注1361 E．勒巴尔比耶（E．Lebarbier）：《圣·克里斯托丢勒斯和11世纪希腊修道院改革》（Saint Christodule et la réforme des convents grecs au XIe siècle）（第2版，1863年），51——56；这部旧的传记有许多错误。R．P．多姆·P．勒诺丹（R.P.Dom P．Renaudin）：“克里斯托丢勒斯，帕特莫斯岛上的圣约翰修道院院长”（“Christodoule,higoumène de Saint-Jean，à Patmons，1020——1101”）,《基督教东方杂志》，V（1900），215——246。厄科诺摩（Oeconomos）：《科穆宁和安吉列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La Vie religieuse dans l’Empire byzantin au temps des Comnènes），142——152。
注1362 希腊语原意，即“全能”之意。————译者
注1363 这部法规的希腊文本由A．德米特里耶夫斯基（A．Dmitrievsky）出版，保存于《东正教图书馆中的礼拜仪式手稿》（The Description of the Liturgical Manusceipts Preserved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Orthodox East），I，682——687。
注1364 Th．I．乌斯宾斯基：“保守的拜占庭接受西方影响的倾向”（“The Tendency of Conservative Byzantium to Adopt Western Influences”），《拜占庭年鉴》，XXII（1916）,26。亦见L．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193——210。E．让塞尔姆（E．Jeanselme）和L．厄科诺摩（L．Oeconomos）：《拜占庭科穆宁时代的慈善机构和医院》（Les Oeuvres d’assistance et les hopitaux byzantins au siècle des Comnènes），11——18。夏尔·迪尔：“科穆宁时代的拜占庭社会”（“La Société byzantine à l’époque des Comnènes”），《东南欧历史杂志》，VI（1929），242——249；抽印本，52——57。潘·S．科代拉斯（Pan S.Codellas）：“潘托克雷塔修道院，12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医疗中心”（“The Pantocrator，the Imperial Byzantine Medical Cener of the Twelfth Centure A.D.in Constantinople”），《医学史简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XII，2（1942），392——410。
注1365 关于“信众誓言”，见Th．I．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Byzantine Civilization），89——145。
注1366 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XX，9——1362。
注1367 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38——47。
注1368 Th．I．乌斯宾斯基：“对异端分子约翰·伊达路斯的公诉状”（“La Vie religieuse dans l’empire byzantin”），《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学院公报》，II（1897），3、10。
注1369 这11条信条见Th．I．乌斯宾斯基《大斋节第一个礼拜日的信众誓言》（Synodikon for the First Sunday of Lent），14——18；法语文本见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25——28。
注1370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171。
注1371 P．贝佐布拉佐夫：《拜占庭年鉴》,III（1896），128。
注1372 D．布良泽夫（D．Bryanzev）：“约翰·伊达路斯”（“John Italus”），《信仰与理性》（Vera I Razum），II，1（1904），328。
注1373 “约翰·彼得里茨：11——12世纪伊庇利亚（格鲁吉亚）的新柏拉图主义者”（“John Petritzi,Iberian[Gruzinian]Neoplatonist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通报》（Zapiski Vostochnago otdeleniya russkago Archeolohicheskago Obchestwa），XIV（1909），107。
注1374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316。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29。
注1375 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29这位法国学者同意乌斯宾斯基的意见。
注1376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178、181、183。
注1377 东西方基督教会之间在圣事上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关于圣餐的“除酵”问题。在西方教会中，圣餐中必须使用未经发酵的面饼，而东方教会则用一般发过酵的面包。东方教会认为西方教会的这种习俗有异教犹太人传统的味道，故予以否定。————译者
注1378 见W.霍尔茨曼（W.Holtzmann）的特别有趣的文章：“1089年阿列克修斯一世和教宗乌尔班二世之间的合一谈判”（“Die Unionsverhandlunger zwischen Alexios I und Papst Urben II im Jahre 1089”），《拜占庭杂志》（德文），XXVIII（1928），40；作者列出三个未经公布的希腊文献，该文献涉及了1089年的主教会议，见上引杂志，60——62。
注1379 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和帕齐纳克人”，《著作集》，I，83——85。该条约见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XVI，226——250。
注1380 所谓“和子句”是东正教会与西方天主教会之间的重要教义分歧之一。东正教会强调《尼西亚信经》和《卡尔西顿信经》都强调圣灵来自圣父，但西方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时期将“和子”两个字纳入信经，即强调“圣灵来自圣父和子”。这引发了东正教与天主教僧侣间的激烈争论。见本书第6章有关部分。————译者
注1381 卡普赫尔（Kap-Herr）：《曼纽尔皇帝的西方政策》（Die abendlandische Politik Kaiser Manuels），9。诺登：《教宗统治和拜占庭》，91。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II，x——xi，162——163。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59（no.1302、1303）。
注1382 安塞尔姆·哈维尔伯格（Anslmi Havelbergensis）：《对话》（Dialogi），II，chap.I；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大全》，CLXXXVIII，1163。见C．H．哈斯金斯（C．H．Haskins）《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144、197。哈斯金斯：《12世纪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294。
注1383 《教宗统治和拜占庭》，101。
注1384 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IX，928——929。
注1385 C．洛巴勒夫（C．Loparev）：“关于曼纽尔·科穆宁的联合愿望”（“Concerning the Unitarian Tendencies of Manuel Comnenus”），《拜占庭年鉴》,XIV（1907），339、341、342——343、353、355。
注1386 关于安德罗尼卡与牧首和教会的关系，见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113——118。
注1387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682。
注1388 A．列别德夫：《11世纪末至15世纪中叶拜占庭东方教会的形势》（The Situation of the Byzantine Eastern Church from the end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第2版，1902年），153。
注1389 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222。
注1390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II，316。参见外交史料，特别是阿索斯山修道院资料中所记载的阿列克修斯的内政、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的数据，哲尔曼·茹亚尔（Germaine Rouillard）：“关于拜占庭国家历史的最新著述”（“A Propos d’un ouvrage récent sur l’histoire de’état byzantin”），《语言学杂志》（Revue de philologie），（1942年10月），175——180 。
注1391 一个诺米斯玛约相当于2美元，一个米里亚里斯相当于15——18美分。（请注意，原注中所列是20世纪30——40年代的比值。————译者）
注1392 《书信集》，24；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XXVI，405。
注139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265——268。
注1394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421——422。
注1395 图得拉的本雅明（Benjamin of Tudela）：《东方旅游》（Oriental Travels），M．N．阿德勒（M．N．Adler）译，13；L．格林胡特（L．Grünhut）和M．N．阿德勒编，17——18；M．科姆罗夫（M．Komroff）编，《马可·波罗的同代人》（In Co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265——266。
注1396 同阿德勒译《东方旅游》，12；格林胡特和阿德勒编，16。关于巴格达，贝阿德勒译《东方旅游》，35——42；格林胡特和阿德勒编，48——57；科姆罗夫编，264。参见G．勒·斯特兰奇：《阿巴斯哈里发时期的巴格达》（Bagdad During the Abbasid Caliphate），332。
注1397 《朝圣者的地区标志》（Indications sur les lieux de pèlerinage），C．舍费尔译，《拉丁东方档案》（Archives de l’orient latin），I，589。A．A．瓦西列夫：“中世纪君士坦丁堡旅行的几个问题”（“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s voyageurs du moyen âgeà Constantinople”），《夏尔·迪尔研究文集》，I，294——296。
注1398 《“伊利亚特”的多样历史》（Historiarum variarum Chiliads）,T．基斯林编《伊利亚特》（Chilias），VIII,par.360——368，496。在以后的篇幅中再讨论柴柴斯其人。
注1399 A．安德烈亚兹：“拜占庭皇帝治下的君士坦丁堡人口”，《统计》（Metron），I，2（1920）,97。
注1400 A.安德烈亚兹：“拜占庭皇帝治下的君士坦丁堡人口”，《统计》，I，2（1920），101。
注1401 “拜占庭的颓废皇帝安吉列王朝的伊萨克二世”，《贝萨里翁》（Besarione），XXI（1915），52——53、59——60、269——289；抽印本，26——27、33——34、56——76。
注1402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III，457；几年以后，这份诏书又被重申（同上书，498）。诏书的颁布日期现在有争议，见上书，457、498。F.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62——63（no.1333）；70（no.1398）。
注1403 科戈纳索：《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的拜占庭党争和宫廷斗争》，284（72）。
注1404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III。507。
注1405 见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89（no.1553）。布莱耶尔：“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历史辞典》，II，1780。
注1406 《诺曼人征服英国史》，VI，628。A．A．瓦西列夫：“11世纪向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开放的拜占庭舞台”（“The Opening Stages of the Anglo-Saxon Immigration”），《康达可夫学院年鉴》，IX（1937），39——70。
注1407 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i Vitalis）：《教会史》；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LXXXVIII，309。
注140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5。
注1409 贝内迪克蒂·阿巴蒂斯（Benedicti Abbatis）：《亨利二世生平》（Gesta Regis Henrici Secundi），斯塔布斯（Stubbs）编，II，195。同样内容见罗杰里·德·韦登（Rogeri de Houedene）《地方行政年鉴》（Chronica magistri），斯塔布斯编，II，157。
注1410 见狄奥多勒·普洛德罗姆斯的两首短诗，收于《十字军史料汇编》，II，54——542。
注1411 斯卡巴拉诺维奇（Skabalanovich）：《11世纪的拜占庭国家和教会》（Byzantine State and Church in the Eleventh Century），186、193——230。
注1412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III，560——561（1199年条）。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I，258——272（1199年条）。正确的日期是1198年；这一文件准确地加以认定，见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565；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258。
注1413 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III，560。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I，258。
注1414 E．施泰因：“晚期拜占庭法制和经济史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patbyzantinischen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esgeschichte”）,《奥斯曼历史通报》（Mitteilungen zur Osmanischen Gescjichte）,II（1924）,21（重印页码）；亦见施泰因对1198年11月所发的《黄金诏书》的注释（20页注2）。
注1415 关于科穆宁和安吉列时代拜占庭与意大利各共和国的商业关系的最好资料，见W．海德（W．Heyd）《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190——264。亦见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历克修斯一世》，II，625——627。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80——439。
注1416 全文见米克洛西奇和米勒《中世纪希腊法规和外交》,III，9——13;亦见J．米勒《关于托斯卡纳城市与东方基督教世界及土耳其关系的文件汇编》（Documenti sulle relazioni della città Toscane coll’Oriente cristiano e coi Turchi）,43——45、52——54。见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193——194。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53——54（no.1255）。亦见A．绍布（A.Schaube）《至十字军时代末期的地中海罗马人贸易史》（Handels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Völker des Mittelmeergebiets bis zum Ende der Kreuzzüge）,247——274。
注1417 “关于热那亚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最新文件”（Nuova serie di documenti sulle relazioni di Genova coll’Imperio Byzantino），A．圣圭内蒂（A．Sanguineti）和G．贝尔托洛托（G．Bertolotto）编，《利古里亚国家历史学会文集》（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XXVIII（1896——1898）,351、355、360。米克洛希奇和米勒：《中世纪希腊法规和外交》，III，35。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82（no.1482）。G．布拉蒂亚努（G．Bratianu）：《关于13世纪热那亚在黑海的商业研究》（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IIIe siècle），65——66。
注1418 关于这份《黄金诏书》，参见上注后引。亦见布朗“威尼斯人和威尼斯人居住区”（“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希腊研究杂志》，XL（1920），88。
注1419 穆斯塔法·哈米德（Mustafa Hamid）：“土耳其国家的外国侨民法”（“Das Fremdnrecht in der Türker”），《伊斯兰世界》，VII（1919），26——27。
注1420 《蒂马利翁或关于他的苦行。〈讽刺对话集〉》（Timario sive De passionibus ejus．Dialogus Satyricus）,M.哈泽（M.Hase）编《国家图书馆的手稿注释和摘抄》（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IX（1813），par.2，171——174；A．埃里森编：《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Analecten der mittel-und neugriechischen Literatur），IV（I），46——53、98及以下。
注1421 “颓废的拜占庭皇帝安吉列王朝伊萨克二世”（“Un Imperator bizantino dell decadenza Isacco II Angelo”），《贝萨里翁》，XXXI（1915），60；抽印本，34。
注1422 柏里：《骑士传奇》，3。
注1423 尼西塔斯：《历史》，波恩版，391、764、791。
注1424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夏尔·迪尔的重要和全面的概述：“科穆宁时代的拜占庭社会”（“La société”），《东南欧历史杂志》，VI（1929），198——280。
注1425 安娜·科穆宁娜：《阿列克修斯》，III，8；V，9；赖弗谢德编，I，113、181——182。
注1426 马斯：“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诗”，《拜占庭杂志》（德文），XXII（1913），348——367。
注1427 赫瑟林：《拜占庭》，336；法语版，321；英语版全书由道斯译（1928）。
注1428 安娜·科穆宁：《阿列克修斯》，XV，11；赖弗谢德编，II，315——316。
注1429 F．J．福克斯·杰克逊（F．J．Foakes-Jackson）：“安娜·科穆宁”，《希伯特杂志》（Hibbert Journal），XXXIII（1934——1935），430。
注1430 安娜·科穆宁：《阿列克修斯》，XIV，8；赖弗谢德编，II，259。
注143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77。
注1432 安娜·科穆宁娜：《阿列克修斯》，X，8；VI，14；赖弗谢德编，I，122；II，81。
注1433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76。
注1434 C．诺伊曼（C．Neumann）：《12世纪史学家和史料史》（Geschichte Geschichtschreiber und Geschichtsquellen im zwölften Jahrhundert），28。长期以来，安娜·科穆宁娜只是由于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著作《巴黎的罗伯特伯爵》（Count Robert of Paris）中提到她而驰名。但她的形象由于这位“北方奇才”的描述而面目全非，这一事实却鲜为人知。在这部小说（第4章）中，她阅读了自己所写的历史中关于劳迪西亚人（Laodicea，叙利亚的一个地名。————译者）撤退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并未记述在《阿列克修斯》中。福克斯·杰克逊：“安娜·科穆宁娜”，《希伯特杂志》，XXXIII（1934——1935），441。
注1435 Sebastocrator是拜占庭中后期贵族品级中的重要级别，一般授予皇子或驸马。其地位低于奥古斯都，高于恺撒。以蓝色为尊，区别于皇帝的紫色，是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执掌大权者。————译者
注1436 Th．I．乌斯宾斯基：“塞拉戈里奥的君士坦丁堡抄本”（“The Constantinopolitan Code of Seraglio”），《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院公报》，XII（1907），30——31。
注1437 辛那姆斯：《历史》，波恩版，290。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曼纽尔》，VII，S；波恩版，274——275。曼纽尔对占星术的辩护是以信函形式写给一位“贬低天文学并斥之为大不敬”的修士的。此信出版于《占星学法则表》，V（1），108——125。
注1438 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1），6；亦见vii。
注1439 见C.H.哈斯金斯：“中世纪思想的传播”（“The Spread of Ideas in the Middle Ages”），《史鉴》，I（1926），24。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Science），《史鉴》，143、161。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史鉴》，292。
注1440 《编年史摘要》（Compendium chronicum），波恩版，第3版，V，3。
注1441 诺伊曼：《12世纪史学家和史料史》，99；克伦巴赫尔：《拜占庭文献史》，280。
注1442 格奥尔格·斯塔德米勒（Georg Stadtmüller）所写的最重要的传记：“雅典大主教迈克尔·乔尼亚茨（约1138——1222年）”（“MichaelChroniates Metropolit von Athen，ca.1138——ca.1222”），《东方基督教杂志》，XXXIII，2（1934），125——325。伊达·卡莱顿·塔隆（Ida Carleton Thallon）：《中世纪人文主义者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A Medieval Humanist Michael Akominatos），273——314，这是基于迈克尔之信件所做的非常精妙的研究。另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是由肯尼斯 M.塞顿（Kenneth M.Setton）所写“12世纪晚期的雅典”（“Athens in the Later Twelfth Century”），《史鉴》，XIX（1944）,179——207。
注1443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Michael Acominatus）文集，兰普罗斯（Lampros）编，I，93——106。
注1444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124。
注1445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II，12。
注1446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44。
注1447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I，316。见M.塞顿“12世纪晚期雅典”，《史鉴》，IX（1944），179——207。
注1448 格雷戈罗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243。
注1449 格雷戈罗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204。
注1450 塔隆：《中世纪人文主义者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314。
注1451 “论拜占庭的农民所有制历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easant Landownership in Byzantium”），《公众教育部杂志》，CCXXV（1883），85——86。
注1452 《一位拜占庭作者，科内的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图斯》（A Byzantine Writer Nicetas Acominatus of Chonae），128。
注1453 《一位拜占庭作者，科内的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图斯》，153——160。克伦巴赫尔：《拜占庭文献史》，283。
注1454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6。
注1455 《一位拜占庭作家，科内的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图斯》，v。
注1456 优西米乌斯·兹加贝努斯是拜占庭东正教著名神学家，生年不详，约去世于1118年之后，在镇压鲍格米尔派异端的斗争中，是皇帝阿列克修斯的重要依赖对象。他写的《正教教义大全》亦名《正教教义武库》，是东正教反对各种异端的权威著作。————译者
注1457 格雷戈罗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205、207。
注1458 一则最为优秀的对于尤斯塔修斯的评论，见科恩《古代文化实用百科全书》，A．F．保利和G．维索瓦等编，VI，1454。
注1459 见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153——165。（本书基于尤斯塔修斯的《修道院生活改革》一书，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XXV，729——910）。
注1460 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XXV，836。
注146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36——541。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1），xi——xvii。关于尤斯塔修斯的创作活动，参见一篇现代希腊语佳作，P.库库勒斯（P.Koukoules）：“关于萨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的世俗作品研究”（Λαογραφικα? ε?δ?σεις παρ? τ? θεσσλον?κης Ε?σταθ?ω），《拜占庭研究年鉴》，I（1924），5——40。
注1462 见瓦西列夫斯基关于保加利亚的塞奥菲拉克特的讨论：《拜占庭和帕齐纳克人》，《著作集》，I，138。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I，xxvii（以瓦西列夫斯基的著作为基础）。亦见莱布《11世纪末期的罗马、基辅和拜占庭》，42。
注1463 关于保加利亚或阿克利达的塞奥菲拉克特的最好的著述，见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134——149。夏朗东《阿列克修一世·科穆宁》追随他的观点。见莱布：《11世纪末期的罗马、基辅和拜占庭》，41——50。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133——135、463——465（年代的推算有误）。A．勒鲁瓦－莫林尼昂（A.Leroy-Molinghen）：“保加利亚的塞奥菲拉克特信件评论出版序言”（“Prolégomènes à une édition critique des letters de Théophylacte de Bulgarie”），《拜占庭》（布鲁塞尔），XIII（1938），253——262。见S．G．梅尔卡蒂（S．G．Mercati）“保加利亚的塞奥菲拉克特的诗”（“Poesie de Teofilatto de Bulgaria”），《拜占庭和当代希腊研究年鉴》I（1924），173——194。《阿克利达的塞奥菲拉克特书信》（Letters of Theophylact of Ochrida）于1931年由“都主教”西梅恩（瓦尔那和普雷斯拉瓦的）译成保加利亚语，收于《保加利亚科学院文集》（Sbornik of the N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XXVII（1931），vii——xxxii，为塞奥菲拉克特的个人传记。
注1464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73。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 ，I（1）,xvii。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一世》，II，xlviii。V．劳伦特：“萨洛尼卡的迈克尔”（“Michel de Thessalonica”），《大公会教神学和礼仪辞典》（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et liturgie Catholique），X（2），1719——1720。
注1465 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1）,132——182（头三篇演说词）；I（2），183——228（1917年被发表的第4、5篇演说词）。
注1466 见J．德莱塞克（Dräseke）“拜占庭的冥世游记”（“Byzantinische Hadesfahrten”），《古典文化新年鉴》（Neus Jahrbücher fü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XXIX（1912），353。
注1467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67——468。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354——1453年》，258——259。H．托泽：“拜占庭讽刺作品”（“Byzantine Satire”），《希腊研究杂志》，II（1881），241——257。德莱赛克：“拜占庭的冥世游记”,《古典文化新年鉴》，XXIX（1912），343——366。M．哈斯（M．Has）著《手稿注释和摘抄》（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一书对这则游记做了极妙的介绍和诠释，IX（2），125——268。夏尔·迪尔：“皇帝塞奥菲卢斯传奇”，《康达可夫学院年鉴》，IV（1931），33——37。
注1468 《伊利亚特中的论据和寓言》（Argumentum et allegoriae in Iliadem）,XV，87——89;曼特兰加（Mantranga）编：《希腊秘史》（Anecdota Graeca），I，120。
注1469 《千行诗》（Chiliades），I，277——278；基斯林（Kiessling）编，12。
注1470 世俗韵文的主要特点是长短音节完全消失、每一句段的音节数量和韵脚完全相同、不断重复。
注1471 Chiliades是希腊文的拉丁语拼法，是“千”的复数形式，“thousands”之意。————译者
注1472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28。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354——1453年》，261。
注1473 “奥赫里德的瓦西里未发表的葬礼演说”，《拜占庭年鉴》，I（1894）,92。
注1474 一位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文献学家和修辞学家隆吉努斯（Longinus）曾称呼希罗多德是最具荷马精神的人（?μηρικ?τατος），见J．B．柏里《古希腊历史学家》（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42页注1。
注1475 约翰·柴柴斯：《诠释》，引言，par.1——4，28；曼特兰加编：《希腊秘史》，I，1、2
注1476 约翰·柴柴斯：《诠释》，32——34；马特兰加编：《希腊秘史》，I，2。
注1477 “奥赫里德的瓦西里未发表的葬礼演说”（“An Unpublished Funeral Oration of Basil of Ochrida”），《拜占庭年鉴》，I，91。
注1478 Ptochos是希腊文ΠτοΧ?ς的拉丁文拼法，意即贫穷的。Protoromus,意为预言者、先知。因此，该作品亦可译为“贫穷的先知”。————译者
注1479 S．帕帕迪米特留（S．Papadimitriu）：《狄奥多尔·普洛德罗姆斯》（Theodore Prodromus），xix——xxi，1以下。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60。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354——1453年》，197。
注1480 《拉弗连季和伊帕季编年史》，（Laurentian and Ipatian Chronicles）。
注1481 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140。
注1482 E．米勒：《语文学和金石学文集》（Mélanges de philologie et d’épigraphie），I，142；法语版，143。勒格朗（Legrand）：《希腊通俗文库》（Bibliothèque grecque vulgaire），I，106，vss.140——142。《普洛德罗姆斯的诗作和希腊通俗文学》（Poèmes prodromiques en grec vulgaire），D．赫瑟林和H．佩尔诺主编，79，vss.137——179。
注1483 瓦西列夫斯基：“梅松恩主教尼古拉所描写的小梅勒修斯的生平和狄奥多尔·普洛德罗姆斯的生平”（“Lives of Meletius the Younger by Nicolaus Bishop of Methone and of Theodore Prodromus”），《东正教巴勒斯坦文集》（Pravoslavny Palestinsky Sbornik）,XXVII（1886）,5。
注1484 D.赫瑟林：《拜占庭》，344；法语版，328。
注1485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51。
注1486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50——751。亦见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354——1453年》，199——200。必须记住：有几部以普洛德罗姆斯署名的作品并不是他个人的作品，而是他的文学同仁的作品。
注1487 见C．鲁帕勒夫（C．Loparev）“论（12世纪）拜占庭人文主义者康斯坦丁·斯提尔布斯及其著作”（“On the Byzantine Humanist Constantine Stilbes〈of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On his Works”），《拜占庭评论》，III（1917）,62——64。
注1488 关于斯提尔布斯的最佳史料，见鲁帕勒夫的上引书，亦参照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62。显然，鲁帕勒夫不知道S．兰普罗斯的文章，“马尔西安抄本”（“ΟΜαρκιαν?ς Κ?διξ”）,《当代希腊研究通报》（Νε?ς ?λληνομν?μων），VIII（1911），524，在此书中发表了文中所述那篇描述1197年7月25日君士坦丁大火的诗。
注1489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371。
注1490 H．格雷古瓦：“君士坦丁·曼纳苏的续作及其史料”（“Un Continateur de Constantin Manassès et sa source”），《M．古斯塔夫·舒伦伯格著作集》（Mélanges offerts à M.Gustave Schlumberger），I，272——281。曼纳苏续作的史料来源于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280。
注1491 K．霍尔纳（K．Horna）：“君士坦丁·曼纳苏的《旅行日记》”（“Das Hodoiporikon des Konstantin Manasses”），《拜占庭杂志》（德文），XIII（1904），313——355。见曼纳苏的作品目录，该目录未被收进克伦巴赫的《拜占庭文献史》，而被收进P．马斯“君士坦丁·曼纳苏的艺术散文诗之韵律”（“Rhytmisches zu der Kunsteprosa des Konstantinos Manasses”）中，《拜占庭杂志》（德文），XI（1902），505页注2。
注1492 O．M．多尔顿：《拜占庭艺术和考古学》，18。
注1493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18——19。
注1494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416——418。J．埃伯索尔特（J．Ebersolt）：《拜占庭的奢华艺术》（Les Arts somptiaries de Byzance），16。J．帕帕多布鲁斯曾用现代希腊语写过一部关于布莱舍奈宫的专著，该书有一部法译本。
注1495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563以下。
注1496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292——292。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561——563。樊尚和阿贝尔：《伯利恒，圣诞教堂》，167。
注1497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563以下。
注1498 多尔顿以上两部著作及迪尔的《拜占庭艺术手册》中都有详细的资料。
注1499 G．迪蒂（G．Duthuit）：《拜占庭和12世纪的艺术》（Byzance et l’art du XIIe siècle），96。此书徒有其名。其中关于12世纪的艺术的内容甚少。
注1500 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41。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中的希腊因素”（“The Greek Element in the Renaissa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美国历史评论》，XV（1920），603——605。哈斯金斯：《12世纪的文艺复兴》，278。
注1501 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94——195。
注1502 C.纽曼（C.Neuman）：“拜占庭海军”（“Die byzantinischer Marine”），《历史杂志》，LXXXI（1898），1——2。
注1503 见A.伽得内尔（A.Gardner）《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The Loscarids of Nicaea：），53——54。A.梅里亚拉基斯（Meliarakes）：《尼西亚帝国与伊庇鲁斯君主国历史》（Ιστορ?α βσσιλε?ου Νικα?ας κα? δσεποτ-?του ?πε?ρου），8。M.A.安得列瓦（M.A.Andereeva）：《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Essays on the Curtur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on the Thirteenth Century），82——85。
注1504 迈克尔·阿科米那图斯著作，S.兰普罗斯编，II，276——277。
注1505 历史上通常称其为约翰·瓦塔泽斯·约翰三世，是为了与前两个约翰（即约翰·齐米西斯、约翰·科穆宁）的称呼相一致。
注1506 维拉杜安：《君士坦丁堡征服记》，323；N.维利编，193。
注1507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见波恩版《拜占庭历史资料文献大全》，808——809。
注1508 见V.N.兹拉塔尔斯基《1204——1205年的希腊－保加利亚人关系》（The Greek-Bulgarian Alliance in the Year 1204——1205），8——11。
注1509 见P.尼克夫“13世纪以来的保加利亚外交”（“Bulgarian Diplomac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保加利亚历史文库》（Bulgarian Historical Library），I（1928），103——104。
注1510 《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建立》（The Formation of the Second Bulgarian Kingdom），245——246。
注1511 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66（据说，鲍德温被关在特尔诺沃。从此再没有人见过他）。E.格尔兰德：《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Geschischte des Lateinischen Kaiserreiches von Konstantinoppel），I，92（卡洛扬在盛怒之下，下令杀死他的战俘）。尼克夫：“13世纪以来的保加利亚外交”，《保加利亚历史文库》，I（1928），104（鲍德温被俘，被押送至特尔诺沃，在那里被监禁起来，并死在狱中）；这一信息是以英诺森三世的书信集为根据的；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CCXIV，148。
注1512 见H.克雷施梅尔，《威尼斯》，I，321、412。
注1513 H.格尔泽：《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42。
注1514 Th.I.乌斯宾斯基：《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建立》，250。
注1515 “约翰·亚琛二世统治时期保加利亚大主教区的重建”（“The Regneration of the Bulgarian Patrirachte Under the King John Asen II”），《公众教育部杂志》，CCXXXVIII（1885），I，9。
注1516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XIII；收于《名著集》（Opera Omnia），A.海森柏格编，23——24。
注1517 见J.A.布孔《法兰克人占领地历史研究与资料》（Recherches et matériaux pourservir á une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française），II，211。
注1518 P.尼克夫：《保加利亚史料集和保加利亚教会史研究》，8（重印本）。
注1519 尼克夫：“13世纪以来的保加利亚外交”，《保加利亚历史文库》，I（1928），108。
注1520 这一年代，即1208年，是在若干年前由A.海森伯格所确定的，见《关于拉丁帝国与教会联合的新问题》，II，5——12；
注1521 “Theodorus，in Christo Deo fidelis Imperator et moderator Romeorum et semper augustus，Comnenus Lascarus”。见G.L.F.塔菲尔和G.M.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205。
注1522 关于中世纪尼西亚的最好的资料及其完整的参考书目录，见J.索尔赫（J.Sölch）“比提尼亚居民区历史地理研究，尼科米底、尼西亚、普鲁萨”（“Historisch-ge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bithynische Siedlunger.Nikomedia，Nikäa,Prusa”），《拜占庭和当代希腊研究Ｆ年鉴》，I（1920），263——286。亦见R.雅南“尼西亚。历史和地志研究”（“Nicée.Étude historique et topographique”），《东方之声》，XXIV（1925），482——490。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9——21。
注1523 《朝圣地之地理描述》（Indications sur les lieux de Pelerinage），C.舍费尔译：《东方拉丁文献档案》，I，590。
注1524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318。维拉杜安：《君士坦丁堡征服记》，304。
注1525 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Nicephorus Blemides）：《传记与诗词》（Curriculum vitae e carmina），A.海森伯格编，113，vss.22——24。
注1526 Th.I.乌斯宾斯基：“关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珍藏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著作的手稿”（“On the Manuscripts of the History of Nicetas Acominatu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aris”），《公众教育部杂志》，CXCIV（1877），77。
注1527 印于萨塔斯C.Sathas《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Biblion theca graeca medii aevi），I，139以下。
注1528 见H.格雷古瓦“尼西亚圣母升天教堂的真正名称及其建立年代。新的最后的定论”（“Le véritable nom et la date de l’église fe la Domition à Nicée.Un texte nouceau et décisif”），《纪念亨利·皮朗文集》，I，171——174。亦见夏尔·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520——521、908；格雷古瓦的文章出现得太晚了，乃至于迪尔无法引用。见 O.M.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285。
注1529 M.阿尔帕托夫和I.布鲁诺夫（M.Alpatov and I.Brunov）：“东方旅行简报”（“A Brief Report of a Journal to the East”），《拜占庭年鉴》，XXIV（1923——1926），61，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11——12。
注1530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Neu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lateinischen Kaisertums），II，11——12。
注1531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99、105、107。
注1532 E.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Geschichte der Karser Baldwin I.und Heinrich），102——114。格尔兰德的著作问世后，L.纽豪斯（Neuhaus）的论著《拜占庭拉丁帝国的两位恺撒，安茹伯爵亨利的摄政统治政策》（Die Reichsverwesenschaft und Politik des Grafen Heinrich von Anjou，des zweiten Kaisers im Lateinerreiche zu Byzanz）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
注1533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10；海森伯格编，17。
注1534 见G.德热法尼翁：“卡帕多细亚碑铭志和尼西亚的希腊帝国史”，《东方基督教杂志》，I（1935），242——243。P.威特克（P.Wittek）：《门泰谢酋长国，13——15世纪西部小亚细亚历史研究》（Das Fürstentum Mentesche.Studie zur Gescgucgte Westkleinasiens im 13——15.Jahrhundert），1——23。M.F.科普鲁鲁（M.F.Köprülü）：《奥斯曼帝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35——37。P.威特克：《奥斯曼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Ottoman），16——32。
注1535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129——136。
注1536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II，353及以下。
注1537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15；海森伯格编，27。
注1538 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216。
注1539 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216。
注1540 Brachium Sancti-Georgii，即博斯普鲁斯海峡。
注1541 《高卢与法国历史文献汇编》（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第2版，1879年），XVIII，530——533。
注1542 见M.P.拉沃尔（M.P.Lauer）“最新发现的君士坦丁堡皇帝、安茹的亨利写给意大利使者的一封信（1213年?）”（“Une letter inédite d’Henri Ier d’Angre，empereur de Constantinople，aux prélates italiens,1213?”），《纪念M.古斯塔夫·施伦伯格文集》（Mélanges offerts à M.Gustav Schlumberger），I，201。我不知道拉沃尔为什么确定此信写于1213年（第194页），亨利自帕加马所发信件的签字日期是1212年1月13日。
注1543 见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85——86。格兰德：《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118——119。有时，人们说，狄奥多勒一世的政治活动在小亚细亚南部也很成功，他在这里夺取了地中海岸边的阿塔利亚城。（见N.约尔加《奥斯曼帝国史》[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I，120和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I，246。）但是，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人们错误地判断了在阿塔利亚发现的一个碑铭志（可能是在915——916年）出现的时间。见H.格雷古瓦《小亚细亚的希腊基督教碑铭集》（Recueil des inscriptions greques chrétiennes d’Asie Mineure），I，104。亦可见A.A.瓦西列夫《拜占庭与阿拉伯人》，II，153。
注1544 埃弗莱米乌斯·莫那赫斯（Ephaemius Monachus）：《皇帝和牧首本纪》（Imperetorum et patriarcharum recensus），V，7735，波恩版，312。
注1545 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251。
注1546 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93。
注1547 迈克尔·阿科尼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150、151、276、354。
注1548 大多数作者认为瓦塔泽斯逝于1254年。见梅里亚拉基斯《尼西亚帝国与伊庇鲁斯君主国历史》，412。亦见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192，作者提到他死于1255年10月13日。在《剑桥中世纪史》，IV，430，提到他的去世年代为1254年。
注1549 “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Epirotica saeculi xiii”），见《拜占庭年鉴》，III（1896），239——299。
注1550 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93。
注1551 关于彼得·德库尔特奈之死的最新作品，见伽得尔内上引书，94；W.米勒（W.Miller）：《利凡特的拉丁人》，82——83；《剑桥中世纪史》，IV，427；尼可夫（Nikov）：《保加利亚史料集和保加利亚教会史研究》，40。
注1552 “保加利亚大教区的重建”（“The Regeneration of the Bulgarian Patriarchate”），《公共教育部杂志》，CCXXXVIII（1885），21。
注1553 见梅里亚拉基斯《尼西亚帝国与伊庇鲁斯君主国历史》，125页注2。
注1554 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83。
注1555 此处是希腊语的拉丁化拼音，即“自治的”。————译者
注1556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21；海森伯格编辑，33。
注1557 J.B.皮特拉（J.B.Pitra）：《所罗门修士所编教会与古典著作文选》（Analecta sacra et classica spicilegio Solesmensi parata），VI，尤其114、488——490。见M.S.德里诺夫（M.S.Drinov）“关于底米特里·科玛特努斯一些作品的史料价值”（“On Some Works of Demetrius Chomatianos as Historical Material”），《拜占庭年鉴》，II（1895），II页注1。
注1558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拜占庭年鉴》,III（1896），285。
注1559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拜占庭年鉴》,III（1896），299。
注1560 “保加利亚大教区的重建”，《公众教育部杂志》，CCXXXVIII（1885），18——19。
注1561 有时候，人们认为萨洛尼卡帝国建立于1223年。
注1562 此处我们不拟讨论特拉布松帝国的情形。
注1563 布凯（Bouquet）：《高卢及法兰西历史学家文集》（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XIV，754。
注1564 中世纪保加利亚称王者（皇帝）为“沙皇”，与后来俄罗斯对王者的称呼是一样的。————译者。
注1565 《保加利人史》（A History of the Bulgars），F.布鲁恩（F.Bruun）和V.帕拉佐夫（V.Palauzov）译，333。V.兹拉塔尔斯基：“约翰·亚琛二世”（“John Asen II”），《保加利亚历史文献》（Bulgarian Historical Library），III，1——55。
注1566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25；海森伯格编辑，43。
注1567 此处用词是Tsargrad（沙皇之都，帝都）。
注1568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称这支骑兵为斯基泰人，见《年代纪》，chap.25；海森伯格编，42。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摩尔多——瓦拉几亚人（Moldo-Wallachs）。见O.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17——218。
注1569 德里诺夫：“底米特里·克马提亚诺斯的一些作品”（“Some Works of Demetrius Chomatianos”），《拜占庭年鉴》，II（1895），3页注1。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19。
注1570 A.波戈丁（A.Pogodin）：《保加利亚史》（A History of the Bulgaria），87。吉莱切克：《保加尔人史》，337。
注1571 G.伊林斯基：“保加利亚沙皇约翰·亚琛二世的令状”，《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通报》，VII，2（1901）。见波戈丁《保加尔人史》，88。
注1572 “保加利亚大主教区的重建”，《公众教育部杂志》，CCXXXVII（1885），30。
注1573 A.梯也尔（A.Theiner）（Vetera monumenta historica Hungariam sadram illustrantia），I,140（no.CCXLIX）。见L.奥弗来（Auvray）《格列高利九世书信集》（Les Registres de Gregoire IX），II，217。
注1574 J.于拉尔德－布莱霍尔（J.Huillard-Bréholles）：《皇帝弗里德里希外交史导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empereur Frédéric II），DLVII。
注1575 M.阿马利（M.Amari）：《西西里穆斯林史》（Storia dei Musulmani de Sicilia）,III（2）,616；（第2版,1937年） ，628。
注1576 E.坎塔洛维兹（E.Kantarowiez）：《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613。
注1577 C.H.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242。
注1578 W.诺登（W.Norden）：《教宗统治与拜占庭》，322。
注1579 这里的“正教”就是在中国民间概念中的“东正教”，但由于国人通常容易将“东正教”与俄罗斯正教会相混淆，因此，这里只译为正教，以强调它的拜占庭性质。这里的“公教”亦指国人通常所谓“天主教”，但天主教是中国近代传教士的译法，并不是Catholic这个词的恰当翻译，因此，此处做“公教”。实则指罗马教廷和公教会。————译者
注1580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拜占庭历史》,II，7，3，波恩版，I，45。
注1581 该诗的全文见A.海森伯格所编《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历史和文献》（Aus der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e der Palaiologenzeit），100——105。其中头八行亦见于舒伦伯格的文章“葬于瓦伦西亚的一位拜占庭皇后之墓”（“Le Tombeau d’une impératrice Byzantine à Valence”），《两个世界杂志》，17（1902年3月）；该诗亦见于舒伦伯格的《拜占庭与十字军，中世纪论文》（Byzance et Croisades,Pages médiévales），64。亦见伽得内尔的英文版著作《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308。
注1582 舒伦伯格：《拜占庭与十字军》，57——58。夏尔·迪尔：“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斯坦丝，尼西亚的皇后”（“Constance de Hohenstaufen，Impératrice de Nicée”），《拜占庭人物传》，II，207——225。C.马林内斯库（C.Marinescu）：“关于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斯坦丝，尼西亚皇后的新资料”（“Du Nouveau sur Constance de Hohenstaufen， Impératrice de Nicée”），《拜占庭》（布鲁塞尔），I，（1924），451——468（一些从巴塞罗那档案中发现的新文献）。
注1583 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dxvii——dxviii。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大臣彼得·德拉维涅的生活及其信件》（Vie et correspondence de Pierre de la Vigne ministre de l’empereur Frédéric II），241——242。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172——173。
注1584 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VI，685、686。
注1585 该文的希腊文本见于N.费斯塔（Festa）编“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Le lettere greche di Federigo II”），《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XIII（1894），22。F.迈克洛希奇（F.Miklosich）和J.米勒（J.Müller）：《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Acta et diplomata graeca medii aevi），II（1865），72。其拉丁文本见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VI，772。
注1586 费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15——16；迈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II，68——69。
注1587 费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27；迈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II，74——75；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921——922。
注1588 费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25；迈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75。
注1589 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220。
注1590 该城位于两河地区，古名狄奥多西。————译者
注1591 巴黎的马休（Mattthew of Paris）：《马略尔卡编年史》（Chronica Majora），H.R.卢瓦德（H.R.Luard）编，V，37——38；该文献也见于K.帕茨编《德意志历史遗产，书信集》（Monuments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XVIII， 301——302。F.马登（F.Madden）编：《盎格鲁编年史》（Historia Anglorum），III，38——39。
注1592 见P.佩里奥特（P.Pelliot）“蒙古人与教宗”（“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东方基督教杂志》，XXIV（1924），330——331；XXVII（1931——1932），3——84。B.阿尔塔内（B.Altaner）：《13世纪多明我会传教活动》（Die Dominikanermissionen des 13 Jahrhunderts）,128。在《盎格鲁编年史》一书中涉及的关于教宗与蒙古人秘密谈判的整个段落都被以红色文字“dubium”标在原文手稿的页边空白处。见巴黎的马休《盎格鲁编年史》，马登编，III，39页注9。
注1593 《剑桥中世纪史》，IV，493。
注1594 E.贝尔格：《英诺森四世书信集》（Les Registres d’Innocent IV），II,113——114（no.4682）;里昂，1248年11月22日。
注1595 Th.乌斯宾斯基：“关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珍藏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著作的手稿”，《公众教育部杂志》，XIX（1877）,76。J.B.帕帕多布鲁斯：《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皇帝》，43。
注1596 见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1，2；波恩版，I，24。乔治·阿克罗波利塔：《纪念约翰·瓦塔泽斯的诗文集》（Epitaph in Memory of John Vatatzes）；见《作品集》，海森伯格编，II，12。亦见《匿名编年史》（?νων?μου Σ?νοψις χρονικ?），载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VII，509。
注1597 海森伯格：“仁慈的约翰·瓦塔泽斯皇帝”（“Kaiser Johannes Batatzs der Barmherzige”），《拜占庭杂志》（德文），XIV（1905），160、162。N.费斯塔：“ 关于仁慈者圣约翰传记的一个设想”（“A Propos d’une biographie de St.Jean le Miséricordieux”），《拜占庭年鉴》，XIII（1906），5、9、18；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195——196。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24。
注1598 大主教塞尔吉乌斯（Sergius）：《东方教会完全礼仪日历》（The Complete Liturgical Calendar [Menologion] ） （第2版，1901年），II，344。
注1599 W.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IV，500。
注1600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I，1，1；波恩版，I，55。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53；海森伯格编，I，105。
注1601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信件集》（Epistulae），CCXVII;N.费斯塔编，59。
注1602 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IV，505。
注1603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Theodore Lascaris）：《书信集》（Epistulae）；XLIV，费斯塔编，59、119——120。
注1604 帕帕多布鲁斯：《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皇帝》，180。
注1605 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50——54、105。
注1606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62；海森伯格编，126——127。
注1607 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226。
注1608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op.69；海森伯格编，143。
注1609 见M.安得列瓦的十分准确的描述文章“尼西亚宫廷接待鞑靼人使节仪式”（“The Reception of the Tartar Ambassadors at the Nicene Court”）,《康达可夫纪念文集》，187——200；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71——72。
注1610 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501、506。
注1611 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07。
注1612 G.芬利：《希腊史》，H.F.托泽（H.F.Tozer）编，III，328。
注1613 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248。
注1614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81；海森伯格编，171。
注1615 《关于他的生平》（De vita sua opusculum）,par.VII，见《基督教学报》（Christianskoe ?tenie）,II（1885）,534;上书的俄文版本，554——555；法文版本见C.查普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Michel Paleologue，restaurateur de l’Empire Byzantin），171。M.邓迪亚斯不同意曼弗雷德曾经在佩拉戈尼亚战场上与同盟军同遭惨败的说法，见“西西里的曼弗雷德国王及佩拉戈尼亚战役”（“Le Roi Manfred de Sicile et la Bataille de Pelagonie”），《纪念夏尔·迪尔研究文集》，I，55——60。
注1616 关于这一协议的最好的一篇文章，见C.曼弗洛尼（Manfroni）《热那亚人与拜占庭帝国及突厥人的关系》（Le relaxioni fra Genova l’Impero Bizantino e i Turchi），791——809。该文也见于《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VII，《热那亚法律文献集》（Libre jurium reipublicae Monumenta）,I，cols.1350——1359。W.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âge），I，427——430。G.卡洛（Caro）：《中世纪的热那亚及其地中海贸易，1257——1311年》（Genua und die Machte am Mittelmeer,1257——1311）。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IV，510——511。查普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42。G.布拉提亚努（G.Br?tianu）:《13世纪热那亚人在黑海的商业活动研究》（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III siécle），81——83。布拉提亚努：“黑海研究”（“Etudes pontiques”），《东南欧历史杂志》，XXI（1944），39——52。
注1617 E.H.伯恩（E.H.Byrne）：“叙利亚的热那亚人殖民地”（“The Geneese Colonies in Syria”），《致达那·C.蒙罗的十字军和其他方面的历史论文集》（The Crusades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Dana C.Munro），160。
注1618 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115。
注1619 格莱雷戈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412。
注1620 格尔泽：《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49。
注1621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88；海森伯格编，I，188。
注1622 乔治·帕奇梅雷斯（Geoge Pachymeres）：《论迈克尔·帕列奥洛格》，I，149。见P.雅克文克（P.Yakovenke）《拜占庭令状研究，关于开俄斯岛的新修道院令状》（Studies in the Domain of Byzantine Charters。The Charters of the New Monastery in the Island of Chios），133——135。
注1623 《圣索菲亚教堂》（Hagia Sophia），I，25。
注1624 “拉丁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美国考古学评论》，XXXIX（1935），458——459、473——474。斯威福特：《圣索菲亚教堂》，87——88、113——119，特别是118——119。
注1625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508——510。
注1626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I，48——50，par.37——38（海森伯格的文件中误写为32——38）。亦见该书7——8。
注1627 同上书，8。
注1628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II，5——6、25——35。
注1629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III，21——23，par.16，P.56。亦见兰格（Gerland）《拉丁帝国史》（Geschichte des Loteinischen kaiserreiches），233——243。
注1630 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传记与诗词》,VII;海森伯格编，7。
注1631 英诺森三世：《书信集》，XI，47；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CCXV，1372。
注1632 教宗与哲曼努斯二世之间的通信可见于巴黎的马休所著《马略尔卡编年史》中，罗阿尔德编，III，448——469，亦见J.D.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XXIII，47——62。这两封信的希腊文原文收于萨塔斯《希腊中世纪文献目录》，II，39——49。巴黎的马休错误地将这两封信的写作时间定为1237年。见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165——166。G.戈鲁博维奇（G.Goluborich）：《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Bibliotheca biobibliographica della Terra Sante et dell’Oriente Francescano），I，161——162；II，510——512。亦见戈鲁博维奇“对拉丁人和希腊人分析，即格列高利九世的使节对于在比西尼亚的尼西亚和吕底亚的尼姆菲所发生事件的报告”（“Disputatio Latinorum et Graecorum seu relatio apocrisariorum Gregorii IX de gestis Nicaeae in Bithynia et Nymphaeae in Lydia”），《方济各会历史档案》，XII（1919）,418——424。阿尔塔内：《多米尼克修士团》（Die Dominikanermissionen） ，16。我们显然占有一部涉及牧首哲曼努斯二世的极好专著，是用现代希腊文写的，即S.N.罗格帕提斯（S.N.Logopatis）《哲曼努斯二世，尼西亚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1224——1240年），他的生活及教谕》（Γερμαν ?ς? Β’，πατρι?ρχη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 π?λεως Νικα?ας（1224——1240）.Β?ος，συγγρ?μματα κα? διδασκαλ?α α?το?）（1919年，雅典）。亦见H.斯托克的评论，《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1920），186——189。但笔者从未曾见过这部书。
注1633 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传记与诗词》，海森伯格编：xl——xlii。
注1634 曼西：《新编圣会议文集》，XXIII，279——319；戈鲁博维奇：《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I，163——169。关于“拉丁人与希腊人之争”文献的最完整版本，见戈鲁博维奇《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XII（1919），428——465。
注1635 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XXIII,306。戈鲁博维奇：《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XII，463——364。见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350——352。
注1636 巴黎的马休：《马略尔卡编年史》，罗阿尔德编，IV，434。
注1637 英诺森三世：《东方问题》，280。
注1638 此信见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756——759（附录：no.XII）。
注1639 这一记载见于乔治·阿克罗波利塔所著《年代纪》，chap.53；海森伯格编，106——107。在他的自传中，布莱米底斯说是他拒绝了皇帝的任命；见《传记与诗词》，海森伯格编，chap.XLIII——XLV，41——45。海森伯格遵循了阿克罗波利塔的意见（XX），我们也如此认为。巴尔维诺克（Barvinok）反对阿克罗波利塔的意见，同意布莱米底斯的说法，见《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及其著作》（Nicephorus Blemmydes and His Works），49——54。
注1640 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378——379；L.布莱耶尔：“希腊与拉丁教会联合的企图”（“Attempts at Re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剑桥中世纪史》，IV，609。
注1641 F.施里曼：“关于拜占庭对亚历山大四世的政策”（“Zur Byzantinischen Politik Alexanders IV”），《罗马研究季刊》，XXII（1908）,108——131。作者从梵蒂冈的档案中找到公布了12卷有关尼西亚与罗马于1256年谈判的文献。
注1642 施里曼文章：《罗马研究季刊》，XXII（1908），14——15（no.II）。在这些文献中，多次提到皇帝Caloihannes（即瓦塔泽斯）的名字。
注1643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67；海森伯格编，139——140。在《剑桥中世纪》（IV，505）中有一处错误的论述，说：“在接见教宗的全权大使毫无结果时，随后皇帝叫阿克罗波利塔摆脱他们。”
注1644 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382——383。亦见R.雅南对于拉丁占领下的许多教堂和修道院的特别有趣的记载：“拉丁占领下的拜占庭诸圣所”（“Le Sabctuaries de Byzance sous la somination latine”），《拜占庭研究杂志》，II（1945），134——184。
注1645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6 狄奥多里·斯库塔里奥特（Theodori Scutariotae）：《乔治·阿克罗波利塔之历史的增补篇》（Addimenta ad Georgii Acropolitae Historiam）；A.海森伯格编，285——286。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7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8 同上。
注1649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52；海森伯格编，I，105，第3——5行。
注1650 帕帕多布鲁斯：《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皇帝》，70。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02——103。
注1651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52；海森伯格编，I，105，第1——3行。
注1652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75，海森伯格编，I，154——155。亦见乔治·帕希梅利斯（George Pachymeres）《迈克尔·帕列奥洛格》（De Michaele Palaeologo），I，15；波恩版，I，40。
注1653 帕帕多布鲁斯：《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皇帝》，79——81。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IV，504。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02、108——110、116。
注1654 《信件集》，XLLV，费斯塔编，57——58。
注1655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205——207。海德（Heyd）：《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304——305。A.绍布：《至十字军时代末期的地中海罗马人贸易史》，262——263。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95，该书错误地将这一协议签订的时间定为1220年8月。
注1656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6,4；波恩版，I，43。转引自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法制史》，III，574。
注1657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320；关于该协议的原文，亦见该书，320——322。
注1658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48，海森伯格编，I，86——88。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307。绍布：《至十字军时代末期的地中海罗马人贸易史》，263。
注1659 “Λ?γος τ?νκαθ’?αυτ?ν περι?χοων”，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LII，21。I.E.特罗斯基（I.E.Troizky）：“塞浦路斯的乔治之自传”，《基督教学报》，II（1870）,167、169——170。
注1660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论自然的联合》（De naturali communione），V，2。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L，1354。J.德莱赛克：“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拜占庭杂志》（德文），III（1894）,500。
注1661 狄奥多里·斯库塔里奥特：《乔治·阿克罗波利塔之历史的增补篇》；A.海森伯格编，295。
注1662 关于布莱米底斯的最好的传记作品，见海森伯格的“论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的生活及其写作”（“Dissertatio de vita et scriptis Nicephori Blemmydae”），收于海森伯格所编《传记与诗词》一书，ix——xxv；V.巴尔维诺克（V.Barvinok）：《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及其著作》（Nicephorus Blemmydes and His Works），1——84。L.布莱耶尔：“布莱米底斯”（“Blemmydes”），《基督教历史和地理辞典》，IX，178——182。M.卡拉皮佩雷斯（M.Karapiperes）：《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他的学习与教学生涯》（Νικηφ?ρος Βλεμμ?δης ?ς παιδαγωγ?ς κα? διδ?σκαλος），但我未曾读过此书。
注1663 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LII，633、657、659、667。
注1664 同上书，613、659。
注1665 巴尔维诺克：《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及其著作》，297。
注1666 “评V.I.巴尔维诺克的著作”，见《1912年获金奖报告汇编》（Sbornik otcětov o premiyach I nagradach za 1912 ）god），（1916）,108、111。
注1667 J.E.特罗斯基：“阿瑟尼乌斯,君士坦丁堡和尼西亚的牧首及阿瑟尼乌斯派”（“Arsemius，Patriarch of Nicaea and of Constantinople”），《基督教学报》,II（1869）,851。（此条注释所提J.E.特罗斯基与前面[原书第549页注4]提到的I.E.特罗斯基疑是一人，或许原书有误。————译者）
注1668 笔者原来是赞同乌斯宾斯基的观点的。见A.A.瓦西列夫《拉丁人在利凡特的活动》，45；参见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9——10。
注1669 海森伯格编：《传记与诗词》，lxviii。
注1670 其中一首六步韵体（20行）的铭文，用于纪念约翰·瓦塔泽斯重修士麦拿城墙（1222年）的功绩，被认为是H.格雷古瓦赠给布莱米底斯的。见《希腊基督教会铭文集》，22——23，并见注释81——82。格雷古瓦文章：《拜占庭》（布鲁塞尔），V（1930），783——784（784页注1，注释81——82应阅读注84）
注1671 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00。
注1672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书信集》，LXXX；费斯塔编，107。
注1673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书信集》，CCXVII；费斯塔编，271——272。
注1674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书信集》，CCXVII；费斯塔编，271；亦见狄奥多里·斯库塔里奥特《乔治·阿克罗波利塔之历史的增补篇》，海森伯格编，291。
注1675 亦见J.B.帕帕多布鲁斯“教师的劝谕，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未出版的作品”（“La Satire du Précepteur，oeuvre inédited de Theodore II Lascaris”），《第二次国际拜占庭研究大会报告》（1929），27。
注1676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78。
注1677 A.海森伯格：《文选，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编年史手稿的报告》（Analecta，Mitteilungen aus italienischen Handschriften byzantinischer Chronographen），32——33。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I，5——7；其中可见到关于约翰·梅萨利特的完整作品目录，3。
注1678 海森伯格：《文选，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编年史手稿的报告》，24——25。海森伯格：《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10及以下。
注1679 海森伯格：《文选，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编年史手稿的报告》，18、37。
注1680 关于伊林尼科斯，见原书第529页。
注1681 海森伯格：《文选，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编年史手稿的报告》，III。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5。
注1682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68。海森伯格：《文选，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编年史手稿的报告》，III。
注1683 关于这部史诗，见原书第369——370页。
注1684 柏里：《骑士传奇》，5。
注1685 E.莱格兰德：《希腊民间文学目录》，I，125——168。海森伯格的文章是在一部G.梅利阿德斯所著的详细研究中世纪希腊传奇文学、并含注释和词汇解释等的著作中重印的，该书即《12世纪的传奇贝尔山德罗与赫利山查》（Β?λθανδρος κα? Χρνσ?ντζα，Μυθιστ?ρημα Ⅻ α??νος）。见《拜占庭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VI（1928），270。
注1686 莱格兰德：《希腊民间文学目录》，V.421，P.139。
注1687 同上。
注1688 莱格兰德：《希腊民间文学目录》，vss.492——494，P.141。
注1689 同上书，vss.537——538，P.142。
注1690 同上书，V.724，P.148。
注169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58——859。
注1692 见T.瓦尔顿（T.Warton）《英国诗歌史》（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W.C.哈茨利特（W.C.Hazlitt）编，II，302——303。
注1693 M.吉得尔（Gidel）：《当代希腊文学研究》（Études sur la litérature grecque moderne），123——150；关于这部传奇的整个故事的分析和研究，见105——150。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60。柏里：《骑士传奇》，5——10。
注1694 柏里：《骑士传奇》，10、21——24。
注1695 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337。
注1696 《用民间语和韵律诗写成的希腊传奇故事选》（Collection de Romans grecs en langue vulgaire et en vers），S.，兰普罗斯编，1——109。见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55——857。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191。
注1697 《拜占庭文献史》，93、476。
注1698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拜占庭年鉴》，III（1896），233——299。S.佩特利底斯（S.Pétridès）：“约翰·阿波考库斯，未出版过的书信和其他文献”（“Jean Apokaukos，letters et autres documents inedits”），《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学报》，XIV，2——3（1909），1——32。另外11份与约翰·纳乌帕克图斯的名字有关的文献是由A.帕帕多布鲁－克拉梅乌斯（Papadopulo-Kerameus）编辑的“纳乌帕克图斯大主教约翰·阿波考库斯书信集”（“Συνοδικ? γρ?μματα ?ιω?ννου το? ?ποκα?κου μητροπλ?του Ναυπ?κτου”），《拜占庭杂志》（希腊），I，（1909），3——30（只有原文文献）。至于纳乌帕克图斯的约翰·阿波考库斯的全部著作目录，见M.韦尔恩霍弗尔（Wellnhofer）《约翰·阿波考库斯，纳乌帕克图斯大主教在埃托利亚》（Johannes Apokaukos,Metropolit von Naupaktos in Aetolien）（1155——1233）， 1——5。
注1699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拜占庭年鉴》，III（1896）,234。
注1700 “13世纪拜占庭尚未被人们认识的人物”（“From a Byzantine Backwood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纪念V.P.布泽斯库尔论文集》（Essays Presented to V.P.Buzeskul），281。
注1701 佩特利底斯：“约翰·阿波考库斯，未出版过的书信和其他文献”,《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学报》，XIV，2——3（1919），1——3。
注1702 韦尔恩威廉霍弗尔：《约翰·阿波考库斯，纳乌帕克图斯大主教在埃托利亚》，68——69。
注1703 《基督教会年代纪》（Annales ecclesiastici），泰奈尔编，XIX，413——415。
注1704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91、770。
注1705 “保加利亚大教区的重建”，《公众教育部杂志》，CCXXXVIII（1885），224——233。E.库尔茨：“乔治·巴尔达内斯，科西拉都主教”（“Georgios Bardanes，Metropolit von Kerkyra”），《拜占庭杂志》（德文），XV（1906），603——613。在更多的近期著作中，乔治·巴尔达内斯曾经被诺登错误地认定是12世纪的人，《教宗统治与拜占庭》，112——113；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12页注2；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212页注113。科戈纳索曾经在他的《曼纽尔·科穆宁死后拜占庭的政治分裂和王朝斗争》（Partiti politic e lotte dinastiche in Bizanzio alla morte di Manuele Comneno），293页及注1中正确地论述了这件事。戈鲁博维奇在既没有看到瓦西列夫斯基的论述，也没有看到过库尔茨的文章时，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这一复杂问题能在预期的时间内得到解决。《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170——175。
注1706 迈克尔·阿克罗波利塔文集，兰普罗斯编，II，282——289、289。
注1707 这三位作者在蒙特拉蒂奇的《拜占庭文献史》中并没有被提及。
注1708 此处所用的是犹太历史中的专有名词“大流散”。————译者
注1709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19——20。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735——736。
注1710 这一节的原文见于我的俄文著作《利凡特的拉丁倾向》，56——74，但在该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中被忽视了。本节经过修改后以英文发于《拜占庭》（布鲁塞尔），VIII（1933），583——604。在本节中，这一部分做了一些修改。
注1711 “伦巴德人治下意大利封建关系的起源”（“The Origin of Feudal Relations in Lombard Italy”），《公众教育部杂志》，CCVII（1880），137。
注1712 《一位拜占庭时期的作者和政治家————迈克尔·塞勒斯》（A Byzantine Writer and Statesman，Michael Psellus），I，29。
注1713 “11——12世纪君士坦丁堡市地方议会关于分配教会地产（karistikaria）问题的规定和敕令”（“Opinions and Decrees of Constantinopolitan Local Councils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Concer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hurch Possessions〈Karistikaria〉”），《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学报》，V（1900），5。
注1714 亦见弗斯特尔·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封建制度的起源》（Les Origines du système féodal），I，11,特别是9。
注1715 吉莱切克：《中世纪塞尔维亚国家和社会史》（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mittelaterlichen Serbien），I，40——41。亦见P.穆塔弗奇也夫（P.Mutaf?iev），《13——14世纪拜占庭的边界领地和士兵》（Vojniški zemi I vojnici v Vizantija prěz）,XIII——XIV，34。
注1716 狄奥多西：《新律》，XXIV；见《狄奥多西丛书》，XVI，T.蒙森和P.梅耶编，II，63。《查士丁尼法典》，XI，60，3。
注1717 “关于拜占庭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历史”（“On the History of Peasant Landowner”），《公众教育部杂志》，XXV（1883），326。
注1718 见A.马伊可夫（A.Maïkov）：“关于古代塞尔维亚的土地财产”（“On Land Property in Old Serbia”），《俄罗斯历史与古迹研究学会通讯》（Chteniya of the Society of Russian History and Antiquities），I（1860）,28——29，I（1902），注1。
注1719 “拜占庭和南斯拉夫地区普洛尼亚制的意义”（“Significance of Byzantine and South-Slavonic Pronoia”），《纪念V.J.拉曼斯基（V.J.Lamansky）从事学术研究和教授活动25周年关于斯拉夫研究的论文集》，I，22、29。
注1720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513。（此处为拉丁文，意为：曼纽尔皇帝逝前将这片采邑授予吾父。————译者）
注1721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57。（此处为拉丁文，意为：我们将保持原臣属的税赋负担同以前一样，不超出他们在希腊皇帝治下的份额。————译者）
注1722 关于普洛尼亚制的研究，见穆塔弗奇也夫《13——14世纪拜占庭的边界领地和士兵》，37——61。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普洛尼亚制》（1951），以塞尔维亚文撰写。
注1723 N.苏沃洛夫：《拜占庭年鉴》，XII（1906），227——228。
注1724 见《论拜占庭豁免权的历史》（On the History of Immunity in Byzantium），38、46、63。
注1725 见《论拜占庭豁免权的历史》，6。亦见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Exkuseia-Immunit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拜占庭年鉴》，XXIII（1923），76。
注1726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阿索斯山》（The Christian Orient Athos），III（1）,37、295。
注1727 同上书，45、49、298、299。
注1728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阿索斯山》（The Christian Orient Athos），51。
注1729 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拜占庭年鉴》，XXIII（1923）,99。
注1730 A.A.瓦西列夫：“查士丁尼二世于688年9月颁布的一则敕令”（“An Edict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II，September，688”），《史鉴》，XVIII（1943），9。
注1731 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史纲要》，187、190——191、195。
注1732 关于修道院豁免权的详细情况，见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拜占庭年鉴》，XXIII，99——117。
注1733 乌斯宾斯基否定这一点；他写道：“拜占庭的豁免权并不是从罗马的豁免制度中继承下来的。”见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拜占庭年鉴》，XXIII，115。
注1734 《新律》，30,5；舍埃尔－克罗尔编，228；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I，268。
注1735 H.I.贝尔：“拜占庭属埃及的奴隶制”（“The Byzantine Servile State in Egypt”），《埃及考古杂志》，IV（1917），101——102。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法文版），I，208。关于阿庇安家族的情况和它的财产，见E.R.哈尔迪（E.R.Hardy）《拜占庭埃及的大地产》（The Large Estates of Byzantine Egypt）。
注1736 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史纲要》，198。
注1737 “拜占庭国家内政史料”（“Materials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te”），《公众教育部杂志》，CII（1879），222。另见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IV，319——320。
注1738 C.乌斯宾斯基特别强调这一点，见他的《拜占庭史纲要》，213；亦见N.约尔加“破坏圣像运动的起源”《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I，（1924），147——148；约尔加：《拜占庭生活史》，II，32——43。夏尔·迪尔和G.马尔赛:《东方世界》，263，特别是注46。这一观点受到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的强烈反对，见他的“论伊苏里亚时期的所谓的改革活动”（“Ueber die vermeintliche Reformätigkeit der Isaürier”），《拜占庭杂志》（德文），XXIX（1929——1930），399页注2。亦见奥斯特洛戈尔斯基“中世纪拜占庭的农业状况”（“Agrarian Conditions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Middle Ages”），《剑桥欧洲经济史》，I，208——209。
注1739 夏尔·迪尔《拜占庭兴衰史》，167。
注1740 L.杜切斯内：《大主教手册》，I，497：cum adclamationum earundemque laudium vocibus ipsum Francorum susceperunt regem,obviam illi eius sanctitas dirigens venerandas cruces id est signa,sicut nos est exarchum aut patritium suscipiendum，eum cum ingenti honore suscipi fecit （在教宗哈德良时期，772——795年，对查理大帝的入城式的描述）。E.埃赫曼（E.Eichmann）:“西方皇帝加冕仪式研究，II，关于皇帝加冕礼的地点”（“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abendländischen Kaiserkrönung,II，Zur Topographie der Kaiserkrönung”），《历史学年鉴》，XLV（1925）。E.坎塔罗维茨（E.Kantarowicz）：“‘国王驾临式’和圣萨拜那门上神秘的镶嵌板”（“The ‘King’s Advent’ and the Enigmatic Panels in the Doors of Santa Sabina”），《艺术通讯》（The Art Bulletin），XXVI（1944），211页注23。
注1741 塞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历史》，VIII，2，7；德博尔编，305——306。
注1742 从圣徒的传记中可以发现一些这样的实例，见A.鲁达科夫（A.Rudakov）《以希腊圣徒传记资料为依据的拜占庭文化简史》（Outline in Byzantine Culture Bassed on Data from Greek Hagiography），201——202。
注1743 此处用的是日耳曼传统词汇march，即“马尔克”。————译者
注1744 《拜占庭历史研究》，73。
注1745 《骑士传奇》，17——18。
注1746 J.L.拉蒙特（J.L.La Monte）：《1000——1291年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中的封建王权》（Feudal Monarchy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1000 to 1291），97。
注1747 多迪（Goston Dodu）：《1099——1291年的封建王权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monarchques…1099——1291），36、59。
注1748 见《1000——1291年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中的封建王权》，xx。《罗曼尼亚法典中所披露的封建制度》（Materials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P.W.托平译。（此处的罗曼尼亚，专指君士坦丁堡周围自称为罗马国土的地区。————译者）
注1749 “拜占庭国家内政史料”，《公众教育部杂志》，CCII（1879），415。
注1750 迪尔：《拜占庭兴衰史》，178。
注1751 《关于他的生平》，第8段，收于《基督教学报》，II，535；俄文版，556；法文版见C.查普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1261——1282年），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172。
注1752 W.米勒：《关于拉丁东方的论文》，231。
注1753 T.弗洛林斯基（T.Florinsky）：《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The Souther Slaves and Byzantium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I，23。
注1754 《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拜占庭帝国，拜占庭研究》（L’Empire byzantin sous les Paleologues Études Byzantines，Etudes Byzantines），220。
注1755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I，31；收于《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I，161。
注1756 B.A.潘臣克（B.A.Pan?enko）：“拉丁人占据的君士坦丁堡和教宗英诺森三世”（“The Latin Constantinople and Pope Innocent III”），《诺沃罗西亚大学历史－哲学协会年鉴》（The Annals of the Historical-Philological Societ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vorossiya），XXI（1914），1。
注1757 Basileus是希腊语对君主的称呼，在中世纪拜占庭，它成为希腊语中与拉丁词“皇帝”（Imperator）的对应词，取代了Imperator的地位。————译者
注1758 此处指本书英文版出版的时代。近几十年来，西方出版了许多研究巴列奥洛格王朝时期的专著，许多资料也得到整理出版。————译者
注1759 《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亦见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史》，III，607——656。
注1760 P.雅科文科：《拜占庭文献研究领域文集，开俄斯岛上的新修道院研究》（Studies in the Domain of Byzantine Charters，The Charters of the New Monastery in the Island of Chios），79——80。亦见海森伯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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