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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Sirarpie der Nersessian，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 （1867-1953）；Source: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9/10 （1956）, pp. ii+1+3-21。Published by: Dumbarton Oaks, 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291090 Accessed: 09/06/2014.（JESTOR）.
注2 关于瓦西列夫的生平和著作，参照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Vasiliev_（historian）（2018.1.4）；和《顿巴登橡树园研究文集》，Vol. 9/10 （1956）, pp. ii+1+3-21，Dumbarton Oaks, 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
注3 瓦西列夫原书，第一卷，第236页。
注4 这方面内容在原书第七章“拜占庭与十字军”与第九章“拜占庭的灭亡”中都有极好的案例。
注5 Ph.莱比（Ph.Labbé）：《为学界使用的拜占庭历史手稿全集，倡议》（De Byzantinae histoire scriptoribus ad omnes per orbem eruditos，προτπεπτικ?ον），5——6。
注6 L.富热尔（L.Feugère）：《杜康之的生活和工作研究》（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Du Cange）（以下简称《杜康之研究》。————译者），9。
注7 V.G.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历史著作概述》（A Survey of Works on Byzantine History），139。见H.奥蒙（H.Omomy）所写的，关于出版者让·阿米西翁（Jean Amisson）致杜康之的书信的文章：“杜康之的希腊语词典。阿米西翁就该词典的出版致杜康之的信（1682——1688年）”（“Le Glossaire grec du Du Cange.Lettres d’Amisson à du Cange relatifs à l’impression du Glossaire，1682——1688”），《希腊研究杂志》（Revue desétudes grecque），v（1892），212——249。
注8 见富热尔《杜康之研究》，67——71。一位与杜康之同时代的作者写了关于杜康之患病到他去世时情况的特别重要的信，被收在波恩版的《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II,67——71。但是，还没有一部令人满意的杜康之传记。
注9 见J.U.伯格坎普（J.U.Bergkamp）《让·马比荣修士和圣毛勒的本笃会历史学派》（Dom Jean Mabillon and the Benedictine Historical School of Saint-Maur）；该书有丰富的参考书目，116——119。亦见S.萨拉维亚（S.Salaville）“纪念迈克尔·勒坤诞辰200周年（1733——1933）”（“Le second centenaire de Michel le Quien，1733——1933”），《东方之声》（Echos d’Orient），XXXII（1933），257——266。詹姆斯·威斯特弗尔·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马比荣和蒙弗孔的时代”（“The Age of Mabillon and Montfaucon”），《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XLVII（1942），225——244。
注10 《历史的批判》（Le pyrrhonisme de l’histoire），chap.15。
注11 《罗马盛衰原因论》（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J.巴克尔（J.Baker）译本，chap.21，437。
注12 《历史哲学讲义》（Vord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III，part 3，“标题”（Kapitel）。见J.西布里（J.Sibree）译《历史哲学讲义》（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353。
注13 1815年6月13日《国会通报》（Moniteur）。见H.霍赛伊（H.Houssaye）《1815年》（1815），I，622——623。
注14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2版，1889年），64。
注15 此人就是著名的加尔文教牧师巴维利奥。————译者
注16 《爱德华·吉本自传》（The Autobiographies of Edward Gibbon），J.穆莱（Murray）编，148、152。
注17 同上书，302。
注18 《爱德华·吉本自传》，311。
注19 《爱德华·吉本自传》，333——334。
注20 当时著名史家佛恪生在给吉本的信中说：“您已经为英国典籍增添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如同修昔底德对他的同胞所做的那样。您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宝籍。”————译者
注21 弗里曼：《史学论文集》（Historical Essays）（第3版，1879年），234——235。
注22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J.B.柏里编，I，liii。
注23 威廉·张伯伦（William Chamberlain）：“再读吉本”（“On Rereading Gibbon”），《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CLXXIV（1944.10），65——70，它反映了当代学者对吉本著作的态度。
注24 在关于勒博的各种传记中，可见“迪布伊对勒博的赞美”（“Eloge de Lebeau par Dupuy”），见《作品集》（Works），M.德圣马丁（M.de Saint Martin）和M.布罗塞特（M.Brosset）编，I，xiii——xxvii。
注25 此处，作者用的是Bas-Empire来称呼拜占庭。在法文中，Bas有双重含义，“低下的”指位置，“晚的”，指时间。勒博此处用的是“时间”的意义。
注26 《晚期罗马帝国史》（Histoire du Bas-Empire），I，xi；1847年，一部勒博著作的5卷本的缩略本，由F.德拉鲁（Delarue）编辑出版，标题是《勒博晚期罗马帝国史缩略本》（Abrégé de l’histoire de Bas-Empire de Lebeau）。其第1版的前22卷由J.A.席勒（Hiller）译为德文。见E.格兰（E.Gerland）《自人文主义时期至今的拜占庭历史研究》（Das Studium der byzantinischen Geschichte vom Humanismus bis zur Jeztseit），9。据N.约尔加（N.Iorga）说，勒博的著作也被译成了意大利文，见《东南欧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 du sud-est européen），IX（1932），428页注3。
注27 以下简称为《奇闻逸事》。————译者
注28 《奇闻逸事》（第2版，1814年），I，xiv——xv。
注29 同上书，6。
注30 鲁瓦约：《晚期帝国史》，前言。
注31 同上书，见各版本所附的书目。本书使用的是第7版。
注32 见作者自传，收于他的著作《希腊史》第一卷的前面，H.F.托泽（H.F.Tozer）编，I，xxxix——xlvi。
注33 见托泽编《希腊史》，I，xv——xvii。
注34 见托泽编《希腊史》，I，xvii——xix。
注35 弗里曼：《史学论文集》（第1版，1871年），III，241——243。
注36 关于芬利，见W.米勒（W.Mille）“芬利图书馆” （“The Finlay Library”），《雅典不列颠学院年报》（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XXVI（1923——1925），46——66；W.米勒：“芬利的手稿，新闻记者乔治·芬利和芬利及雅维斯的笔记”（“The Finlay Papers，Gerge Finlay as a Journalist and The Journals of Finlay and Jarvis”），《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XXXIX（1924），386——398、552——567；LXI（1926），514——525。托泽出版的芬利传记记载的芬利去世的日期是错误的（1876年，正确的日期是1875年），见《英国国家人物传》（English National Biography）。
注37 《希腊文明史》，194。
注38 法尔梅赖耶，德国的拜占庭学家（1790——1861年）。主要著作为《中世纪莫里亚半岛史》两卷（1830、1836年）。他根据6世纪教会历史学家埃瓦格留斯的著作断言，希腊人早已完全斯拉夫化。他认为，19世纪20年代的人们称颂反土耳其统治的希腊人为古希腊英雄的优秀后代是对历史的误解。————译者
注39 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文176——179页深入讨论。
注40 《自查士丁尼时期到土耳其时期的中世纪雅典城史》（Geschichte der Stadt Athen im Mittelalter von der Zeit Justinian’s bis zur türkischen Eroberung）（简称《中世纪雅典城史》）,I,xviii——xix。
注41 N.H.贝恩斯（N.H.Baynes）编：《柏里著作的参考书》（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J.B.Bury），5——6。这是一部极出色的作品。其中柏里引用的著作目录出现于1——124；作者去世讣告，124；柏里著作的完整参考书目，125——175。
注42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前言，vii。
注43 原文如此。实际上，应该是公元前1世纪，即从屋大维称帝（公元前27年）开始进入罗马的帝国时代。————译者
注44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见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G.Ostrogorskey）“拜占庭历史的分期问题”（“Die Perioden der byzantinischen Geschichte”），《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CLXIII（1941），235页注1。
注45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v——vii;这一前言在第2版出版时被舍去，但它对我们进行历史研究仍有借鉴作用。见F.多尔格（F.Dölger）“评论：柏里”（“Review:Bury”），《拜占庭杂志》（Byzantinische Zeitchrifte），XXVI，1——2（1926），97。
注46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v——vii。
注47 M.罗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ff）：《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628。
注48 见希腊文编写的纪念兰普罗斯文集《斯彼里登·兰普罗斯（1851——1919年）》，A.N.斯基阿斯（Skias）主编，5——29；兰普罗斯的著作参考文献，35——85；一些在他去世后发表的手稿文件，86——138。亦见E.斯台法努（E.Stephanu）：“斯彼里登·兰普罗斯（1851——1919年）；赛诺封·西德里台（1851——1929年）”（Xénophon Sidéridés,1851——1929），《东方之声》（Échos d’Orient），XXIX（1930），73——79。关于兰普罗斯在拜占庭研究领域的作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注49 《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67。
注50 以下简称《拜占庭》。————译者
注51 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法文版），法译者P.布罗丹（Brodin）和A.布尔吉纳（Bourguina），由A.皮卡尔（Picard）主编，夏尔·迪尔撰写了前言。该版本扉页上说明该书译自俄文是不准确的；它是自英文版译出的。但是，翻译者很可能也使用了俄文的唯一版本。见各种版本上的参考书目。
注52 见夏尔·迪尔对任西曼所写《拜占庭文明》的评论，载《拜占庭杂志》，XXXIV（1934），127——130。迪尔指出了一些错误，但是其结论部分仍然宣布此书是一部优秀作品。
注53 在E.施泰因（E.Stein）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各种严肃的评论都认为，夏尔·迪尔的《拜占庭史》被列于格罗齐的丛书中是十分遗憾的。”载《比利时历史和文献杂志》（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l’histoire），XVII（1938），1024——1044。这一评价不仅不公正，而且不准确。见亨利·格雷古瓦（Henri Gregoire）的强有力的辩护词，载《拜占庭》（Byzantion），VIII，2（1938），749——757，该文提到了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所写的赞扬性的书评，该文被格雷古瓦译为法语。亦见A.A.瓦西列夫发表于《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Byzantinisch-Neugriechiche Jahrbucher），XIII，1（1937），114——119的评论。
注54 夏尔·迪尔于1944年11月4日死于巴黎。关于迪尔的著作及其重要意义，见V.劳伦特（V.Laurent）“夏尔·迪尔，拜占庭历史学家”（“Charles Diehl，historien de byzance”）及G.布拉提亚努（Bràtianu）“夏尔·迪尔和罗马史”（“Charles Diehl et la Roumanie”），《东南欧历史杂志》，XXII（1945），5——36。
注55 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的作品被收入《古代科学手册第2卷〈拜占庭手册〉》（Byzantinisches Handbuch im Rahmen des Handbuchs der Altertumwissenscahft）第1部分，该书由瓦尔特·奥托（Walter Otto）主编。但该手册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却从来没有出现过。
注56 见H.格雷古瓦的一篇对于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所作的相当出色的评论,《拜占庭》，XVI，2（1944），545——555。亦见哲尔曼·茹亚尔（Gemaine Rouillard）对此书的重要评论：“近期关于拜占庭国家历史研究的著作评论”（“A propos d’un ouvrage récent sur l’histoire de l’État byzantin”），《文献学杂志》（Revue de philologie ），III，14（1942），169——180。
注57 后来此书在F.哈里森的《我的著作集：百岁纪念、书评、回忆录等》（My books:Centenaries，Reviews，Memoirs）一书中重印，180——231。
注58 此书的主要部分构成了迪尔在《剑桥中世纪史》第4卷第23、24章内容的主要基础。在《拜占庭历史重大问题》（Les grands problèmes de l’histoire byzantine）一书中，他的观点阐述得更为严谨，见该书178页。
注59 1937年出版的该书德文原版书名是《拜占庭。皇帝、天使和宦臣》（Byzanz.Von Kaisern,Engeln und Eunuchen），作者先是用“迦拉哈得爵士（Sir Galahad）”的化名出版此书的，其法文版亦于同年出版。
注60 见V.格鲁梅尔（V.Grumel）所写的十分推崇赞扬此书的书评，载于法文《拜占庭研究》（Études byzantines），II（1945），275。
注61 以下简称《拜占庭文献史》。————译者
注62 斯拉夫派学者羡慕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正教会和古罗斯的政治社会结构，他们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将俄罗斯引入歧途。西方派学者们则相反，认为俄罗斯人应该生活在西欧的完全影响下，俄罗斯只是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才成为一个文明国家。
注63 见“往事与沉思”（“The Past and Thought”），《钟声》（Venezia la bella），X，53——54。
注64 《著作与信札》（Works and Letters），赫申索恩（Herschensohn）编，II，118；法文版，I，85。另一封将此思想表现得更为强烈的论述，见于这封信的另一个版本中，II，13（赫申索恩编）。
注65 “一个希腊人为拜占庭辩护的呼声”（“The Voice of a Greek in Defense of Byzantium”），《作品集》（第4版，1914年），III，366页页注。
注66 俄罗斯人称君士坦丁堡为Tsargrad，即“皇帝之都”。
注67 “拉丁帝国：评梅多威克夫的著作”（“The Latin Empire :A Review of Medovikov’s Work”），载《T.N.格拉诺夫斯基著作全集》（Complete Works of T.N.Granovsky）（第4版，1900年），378。
注68 “拉丁帝国：评梅多威克夫的著作”，《T.N.格拉诺夫斯基著作全集》，379。
注69 1938年是纪念瓦西列夫斯基百岁诞辰的年份。见A.A.瓦西列夫所写“我对V.G.瓦西列夫斯基的回忆”（“My Reminiscences of V.G.Vasilievsky”）和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所写“V.G.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学者和现代俄罗斯拜占庭学的奠基者”（“V.G.Vasilievsky，as Byzantinologist and Creator of Modern Ruissain Byzantology”），两篇文章都发在《康达可夫研究院年鉴》（Annales de l’Institut Kondakov），XI（1940），207——214、227——235。在苏维埃俄国，N.S.列别德夫（N.S.Lebeder）也写了一篇相当好的文章，评说瓦西列夫斯基和他的著作的重要性，见《历史杂志》（Istoriesky Journal），1944年。
注70 见康达可夫去世后出版的《中世纪艺术和文化史概览及注释》（Sketches and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Art and Culture）,III，455。
注71 在1926年，英国历史学者诺曼 H.贝恩斯写道：“所有的关于土地占有制度和租税制度的历史文献是经过高度科学地处理的，而且其中多数最好的著作是俄语著作。”见《拜占庭帝国》，248。
注72 《东罗马或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史》（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or Constantinopolitan Empire），前言。
注73 《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I，xii。
注74 同上书，46——47。
注75 同上书，xiv。
注76 《拜占庭帝国史》，47——48。
注77 同上书，16。
注78 同上书，39。
注79 同上书，39——40。
注80 同上书，40。
注81 他于1917年死于莫斯科。
注82 此书（即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所依据的英文版本出版年代是1964年，因此，作者所说的“目前”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译者
注83 以下译文作《拜占庭杂志》（希腊版）。————译者
注84 以下译文作《拜占庭》（布鲁塞尔）。————译者
注85 此处的敖德萨是俄国黑海岸的城市，而不是美国的奥德萨。————译者
注86 贝尔：“文明的衰落”（“The Decay of a Civilization”），《埃及考古杂志》（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rology），X（1924）。
注87 西方学者一向把前基督教时期的古典文化称为异教文化，中译者只是遵照作者的语境翻译，不含任何个人偏见。————译者
注88 见H.樊尚（H.Vincent）和F.M.阿贝尔（F.M.Abel）在《耶路撒冷。地志、考古和历史研究》（Jérusalem.Recherches de topographie，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以下简称《耶路撒冷》），II，202——203。
注89 《异教的衰落》（Fall of Paganism），I，24——25。
注90 布克哈特生于瑞士巴塞尔，兰克门生，此处原文有误。————译者
注91 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Die Zeit Constantine’s des Grossen）（第3版,1898年），326、369——370、387、407。
注92 该书由J.莫法特（J.Moffatt）译为英文，1904年；德文第4版（增订版），1925年。
注93 A.哈纳克（A.Harnack）：《基督教在1——3世纪的发展》（Die Mission und Ausberitung des Christentums in den ersten drei jahrhunderter）（第2版，1906年），II，276——285；莫法特译本，452——466。
注94 《古代教会史讲义》（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Church），III，29。
注95 《罗马人史》（History des Romains）,VII，102；M．M．里普利（Ripley）译本，VII，517。
注96 《罗马人史》，VII,86、88、519——520。
注97 《罗马人史》，VI，602。
注98 《君士坦丁大帝与基督教会》，2。
注99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时代”（“Konstantin der Grosse und seine Zeit”），见F.多尔格主编《论文集》，2。
注100 《君士坦丁与天主教会的和解》 （La Paix Constantinienne et le Catholicisme），256——259（见O.希克在此问题上的讨论）。
注101 《君士坦丁大帝。基督教文明的起源》（Constantin le Grand.L’Origine de la civilization chrétienne），30——36。
注102 G.布瓦西耶：《异教的末日，关于4世纪西方最后的宗教斗争的研究》（La Fin du paganisme;étude sur les dernières luttes religieuses en Occident au quatrième siécle），I,28；并见H.勒克莱尔（H.Leclercq）：“君士坦丁”（“Constantin”），《基督教考古和礼仪辞典》（Dictionnaire d’archéologie chrétienne et de liturgie），III（2），col，2669。
注103 《古代世界的末日》（La Fin du monde antique），32——38。
注104 《晚期罗马帝国史》（Geschichte des spätrümischen Reiches），I，146——147。关于洛特和施泰因的作品，见N.贝恩斯的重要评论，刊于《罗马研究杂志》（Journal of Roman Studies），XVIII（1928）,220。
注105 “论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La ‘convension’ de Constantin”），《布鲁塞尔大学学报》（Revue de l’Université de Bruselles），XXXVI（1930——1931），264。
注106 《君士坦丁大帝》（L’Empereur Constantin），75。
注107 《君士坦丁时代的古钱》（Numismatique constantinienne），II，viii、xii，xx——xlviii。
注108 格雷古瓦：“论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布鲁塞尔大学学报》，XXXVI（1930——1931），231——232。汉斯·冯·舍内贝克（Hans von Schoenebeck）：《论马克森提乌斯及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Beitrage zur Religionspolitik des Maxentius und Constantin），1——5、14、22、27。
注109 E.特鲁贝茨库（E.Trubezkoy）：《5世纪西方基督教的宗教和社会观念》（Religious and Social Ideals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in the Fifth Century），I，2。
注110 见《基督徒迫害者之覆灭》，44。
注111 《基督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X.9.2。见《尼西亚和后尼西亚基督教会教父文选》（A Select Library of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以下简称《尼西亚和后尼西亚教父》），P.沙夫（Schaff）、H.韦斯（Wace）等编，2nd ser.，I，363。
注112 尤西比乌斯（Eusebius）：《君士坦丁传》（Vita Constantini），I，38——40。
注113 Labarum词源之谜后来由H.格雷古瓦解决，见“Labarum的词源”，《拜占庭》（布鲁塞尔），IV（1929），477——482；这是取拉丁语Laureum中的军旗（signum）或旗帜（vexillum）之义。也见《拜占庭》，XI（1937），XIII（1939），583。格雷古瓦对于“labarum”之词源研究的先驱是17世纪的瓦勒西乌斯（Valesius，or H.Valois）。
注114 Labarum的形状可见于君士坦丁时期的钱币。见莫里斯《君士坦丁时期古钱研究》I，2及插图IX。
注115 拉克坦提乌斯：《基督徒迫害者之覆灭》，34,4——5；尤西比乌斯：《基督教会史》，viii，17,9——10。
注116 此处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相当于中国帝王的自称“朕”，但由于此处是两个皇帝的联合声明，也可译为“我们”。————译者
注117 拉克坦提乌斯：《基督徒迫害者之覆灭》，48、4——8；尤西比乌斯：《基督教会史》，X，5，6——9。（亦见企鹅古典丛书中尤西比乌斯著作的英译本。该译本中同段文字与瓦西列夫书中译文出入甚大。————译者）
注118 “所谓‘米兰敕令’”（“Das sogenannte Edikt von Mailand”），《基督教会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VII（1891），381——386。亦见希克《古典世界衰亡史》（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第2版，1897年），495。
注119 我将介绍一些学者的论断。J.尼普芬格（J.Knipfing）：在“所谓313年的米兰敕令之问世背景的最新探索”（“Das Angebliche ‘Mailänder Edikt”）（《基督教会史杂志》，XL［1922年］.218）一文中说：“所谓的‘米兰敕令’之存在应该否定。”N.贝恩斯在《罗马研究杂志》。XVIII（1928年），228中写道：“我们现在知道了，根本没有什么‘米兰敕令’。”E.卡斯帕尔（Caspar）在其《教皇制度史》（Geschchichte des Papsttum）I，105注3中写道：“‘米兰敕令’的提法必须从历史上取消。”格雷古瓦在“论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布鲁塞尔大学学报》，XXXVI［1930——1931］，263）一文中说：“君士坦丁于米兰颁布的313年的（容忍敕令）并非敕令，而是致亚洲和东方各省督的敕答或信件。”
注120 A.列别德夫：《基督徒受迫害的时代》（The Epoch of Christian Persecutions）（第3版，1904年），300——301。
注121 N.格罗苏（Grossu）：“米兰敕令”（“The Edict of Milan”），《基辅神学研究院公报》（Publications of the Spiritual Academy of Kiev）（1913），29——30。
注122 A.布里连托夫（A.Brilliantov）：《君士坦丁大帝与米兰敕令》（Emperor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Edict of Milan），157，参见M.A.胡特曼（Huttman）：《基督教地位的确定和异教之被摒弃》（The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Proscription of Paganism），其中写道：“虽然我们可以视君士坦丁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而且首先使基督教和异教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但他并不是第一个使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的皇帝，因为迦列里乌斯早在311年已这样做了。”（123）关于基督教与异教自由地共存之典型表现，亦可见诸于古钱，参见莫里斯《君士坦丁时代的古钱》，II，iv。
注123 例如，关于尼科米底的教堂，见J.索尔赫（J.Sölch）的“比提尼亚移民区历史地理研究。尼科米底、尼撒、普鲁萨”（“Historisch-ge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bithynische Siedlungen.Nikomedia，Nizäa，Prusa”），《拜占庭和当代希腊年鉴》（Byzantinisch-neugriechische Jahrbücher），I（1920），267——268；关于非洲教堂，见D．格塞尔（D．Gsell）《阿尔及利亚古代遗址》（Les Monuments antiques de l’Algérie），II，239。
注124 V．巴托尔德（V．Barthold）文章，见《东方学院通报》（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 College），I，463。
注125 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55或160——220年）和奥列金（Origen，185？——254年）皆为早期基督教著作家。————译者
注126 《基督教主教全盛时期的教理运动史》（The History of the Dogmatic Movem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137。
注127 《教会史手册》（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第4版，1919年），II，187。
注128 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传》，II，72。I.冯·海克尔（I.von Heikel）编《尤西比乌斯著作集》（Eusebius Werke），71；《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1st ser.，I，518。
注129 与此不同的数目，见巴蒂福尔《君士坦丁的和平》（La Paix constantinienne）（第3版，1914年），321——322。参见E．霍尼格曼（E．Honigmann）“出席尼西亚会议教父名单原本”，《拜占庭》（布鲁塞尔），XIV（1939），17——76。亦见霍尼格曼“尼西亚会议、强盗会议及卡尔西顿会议出席者原始名单”（“The Original Li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Nicaea，the Rober-Synod and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拜占庭》（布鲁塞尔），XVI，1（1944），20——80。（强盗会议即449年的宗教会议，其详细过程见本书第三章。————译者）
注130 S.A.韦尔肯豪瑟（Wilkenhauser）：“关于尼西亚宗教会议记录保留问题”（“Zur Frage der Existenz von Nizänischen Synodalprotocolen”），载F.多尔格编《研究文集》，122——142。
注131 尼西亚信经的中文译文全文可见中国基督教协会编《要道问答》（1983年7月）。————译者
注132 H.格沃特金（H.Gwatkin）：《阿利乌斯教派研究》（Studies on Arianism），（第2版,1900年），I，1——2。
注133 索克拉蒂斯（Soclatis）：《基督教会史》（Histoira ecclesiastica），I，9。见《尼西亚和后尼西亚教父》，2nd. ser.，II，13。
注134 见N.贝恩斯的两篇论文“亚大纳西”，《埃及考古杂志》（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XI（1925），58——69；“亚历山大里亚与君士坦丁堡：基督教会的权术研究”（“Alexandria and Constantinople: A Study in Ecclesiastical Diplomacy”），XII（1926），149。
注135 例如格沃特金试图解君士坦丁对于阿利乌斯派的不同态度是考虑到保住亚洲的问题，见《阿利乌斯派研究》（ Studies on Arianism）（第2版，1900年），57、96。
注136 《教义运动史》（Dogmatic Movements），258。
注137 麦加拉（Megara），古希腊城邦国家，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译者
注138 此处原文为Megabazus，与通常所见的Megabyzus有异。————译者
注139 Pythian Apollo庇西亚阿波罗，即希腊德尔斐的太阳神庙，相传这里是阿波罗的神示所，常回答人们的问题，预言将来的事件。————译者
注140 波利比阿（Polybius）：《历史》（Historia），iv，38、44。
注141 罗马神话中所传特洛伊和罗马的英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的主人公：他率领在特洛伊战争劫后余生的众人历尽艰难，百折不回，终于到达台伯河口。————译者
注142 索佐门（Sozomenis）：《基督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I，3。
注143 见J.莫里斯《君士坦丁堡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Constantinople），289——292；L.布莱耶尔：“君士坦丁和君士坦丁堡的奠基”（“Constantin et la fondation de Constantinople”），《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CXIX（1915），248；D.拉图（Lathoud）：“君士坦丁堡的建都及启用”（“La Consécration et la dédicace de Constantinople”），《东方之声》，XXIII（1924），289——294。C.埃莫罗（Emereau）：“关于君士坦丁堡之起源及奠基的记载”（“Notes sur les origines et la fondation de Constantinople”），《考古杂志》（Revue archéologique），XXI（1925），1——25。E.格兰德（Gerland）：“拜占庭与君士坦丁堡城的建立”（“Byzantion und die Gründung der Stadt Konstantinopel”），《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X（1933），93——105。R.雅南（Janin）：《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Byzantine）（巴黎，1950年），27——37。
注144 菲罗斯托尔吉（Philostorgii）：《基督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I，9；J.比德（Bidez）编，20——21，并见其他资料。
注145 N.贝恩斯：《拜占庭帝国》，18。
注146 施泰因：《晚期罗马帝国史》，I，196。洛特：《古代世界的末日》，81。A.安德列亚德倾向于承认该市人口达70万——80万，见“拜占庭诸帝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De la population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s empereues byzantins”），《计量》（Metron），I（1920），80；也见J.B.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第2版（1931年），I，88。
注147 古希腊宗教中心。————译者
注148 《拜占庭帝国史》，I，60——62。
注149 我们有时注意到一种低估君士坦丁堡奠基的重要性的倾向。见希克《古典世界衰亡史》（第2版,1921年），III，426——428。施泰因追随他的观点，见《晚期罗马帝国史》，I，2——3、193页注6；也见《守护神》（Gnomon），IV（1928），411——412；还见E.施泰因“一个拜占庭国家的永久都城”（“Ein Kapital vom persischen und von byzantinischen staat”），《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1920），86。洛特宣称，无论从哪方面看，君士坦丁堡的奠基都是一件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他又称之为“一个谜”，并补充道，该城市之诞生是由于一个君主因狂热的宗教情绪，异想天开的结果。见《古代世界的末日》，39——40、43。
注150 也叫“第一公民”（The First Principe）,是罗马帝国早期皇帝的称号，始于奥古斯都时期。————译者
注151 《卡利古拉》（Caligula），22：nec multum afuit quin statim diadema sumeret.
注152 见兰普利迪乌斯（Lampridius）《安东尼·埃拉加巴卢斯的生平》（“Antonini Heliogabali Vita”），23，5：quo （diademate gemmato）et usus est domi。
注153 L.奥莫（L.Homo）：《论奥勒良皇帝的统治》（Essai sur le règne de l’empereur Aurelien）,191——193。
注154 今科索沃米特罗维察（Mitrovoca）。————译者
注155 该《职衔录》为426——437年的文献。见J.B.柏里“论《职衔录》”（“The Notitia Dignitatum”），《罗马研究杂志》，X（1920），153；柏里“维罗纳的省名录”（“The Provincial list of Veron”），《罗马研究杂志》，XIII（1923），127——151。
注156 Prae luriam pertect一职，在君士坦丁改革之前称“近卫军长官”，有军权。————译者
注157 关于4世纪末，即当伊利里亚省有时与意大利及非洲大区合并时期伊利里亚的复杂历史，见E.施泰因“晚期罗马帝国政治史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pötrömischen Verwaltungsgeschichte”），《莱茵语言学博物馆》（Rheinischen Müseum fur Philologie），N.S.LXXIV（1925），347——354。也见施泰因《晚期罗马帝国史》，I：“390年以前的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 anno 390 P.Ch.N.”）中的地图（划有三个大政区），以及J.R.帕朗克（Palanque）“论晚期帝国的大政区”（“Essai sur la préfecture du prétoire du Bas-Empire”）；E.施泰因于《拜占庭》（布鲁塞尔），9，（1934）327——353的长篇评论；帕朗克的答复“论4世纪大政区名录————答M.埃内斯特·施泰因”（“Sur la liste des préfets du prétoire du IVe siècle.Reponse à M.Ernest Stein”），《拜占庭》（布鲁塞尔），IX（1934），703——713。
注158 见其《罗马简史》（Breviarium historiae Romanae），X，8。
注159 《基督教人物传记辞典》（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Biography）中，“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 I）一条（644）说：“如果我们要把君士坦丁与任何近代伟人相比的话，更应该与俄罗斯的彼得大帝而不是与拿破仑相比较。”见迪律伊《罗马史》，VII，88；里普利译，VII，2，519。
注160 格雷古瓦：“论君士坦丁的‘皈依’”，《布鲁塞尔大学学报》，XXXVI（1930——1931），270：“以君士坦丁的军事天才确切做一比较，他是4世纪伟大宗教革命时期的拿破仑。”
注161 《君士坦丁颂》（De laudibus Constantini），XVI，3——5；海克尔编，I，249；《尼西亚及后尼西亚的教父》，2nd ser.，I，606。
注162 奥罗修斯：《反异教史》，VII，36，1。
注163 silentiarri是皇帝宫廷的守门者，有引见来访者之责。
注164 此提法出于古希腊与罗马的神话传统。在神话中，达达尼亚人是宙斯之子达尔芝诺斯的后裔，亦为特洛伊人的祖先。特洛伊战后，埃涅阿斯西行建罗马城，成为罗马人的祖先。————译者
注165 《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gosianus），XVI，10，2。
注166 《狄奥多西法典》，XVI，10，3——6。
注167 圣·哲罗姆（347——419/420年），拉丁文名尤西比乌斯·希罗尼姆斯（Eusebius Hieronymus）。早期西方教会四大拉丁教父之一。曾以拉丁文翻译和注释《圣经》。————译者
注168 哲罗姆：《一个鲁西法追随者与正教奉行者的论辩》（Altercatio Luciferiani et Orthodoxi）,19，J.P.米涅（Migne）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Patrologia Latina），XXVIII，181。
注169 古地名，为安纳托利亚至叙利亚的必经之地。其西、北两面临陶鲁斯山，南濒地中海。公元前1世纪划为罗马行省。10世纪中期以后，其东部为阿拉伯人所占。————译者
注170 P.阿拉德（P.Allard）：《背教者朱利安》（Julian l’Apostat），I，269。
注171 朱利安：《作品全集》（Quae Supersunt omnia），F.C.赫特林（F.C.Hertlein）编，I，328、335；《皇帝朱利安的著作集》（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W.C.瑞特（W.C.Wright）编，II，217。
注172 源于古希腊神话的秘密宗教形式，以希腊埃琉西斯为中心，表现为对谷神德墨忒耳和她的女儿帕耳塞福涅进行秘密崇拜。————译者
注173 《异教的末日》，I，98，见J.格夫肯（J.Geffecken）《皇帝朱利安》（Kaiser Julianus），21——22；作者认为朱利安皈依了多神教。见G.内格里（G.Negri）《背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杜凯斯·利塔－维斯孔蒂－阿雷塞（Duchess Litta-Visconti-Arese）英译，I，47。
注174 阿拉德：《朱利安》，I，330。关于朱利安之早年生活，见N.H.贝恩斯“背教者朱利安的早年生活”（“The Early life of Julian the Apostate”），《希腊研究杂志》，LXV（1925），251——254。
注175 朱利安：《作品集》（Opera），II，438；瑞特编，II，429。
注176 同上书，I，361；瑞特编，II，273。
注177 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罗马史》（Res Gestae），XII，5、1——2。
注178 加利利人是古罗马异教时期对耶稣的蔑称。————译者
注179 索佐门：《基督教会史》，V，4；索克拉特斯（Socratis）：《基督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II，2。
注180 《演说集》（Oratio），“致至尊的皇帝朱利安”（“Ε?ς’ιουλιαν?ν α?τοκρ?τορ? ?πατον”），XII，82；F.弗尔斯特（F.Fürster）编，II，38。
注181 罗马皇帝（161——180年在位）。————译者
注182 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罗马史》，XXV．4，17。
注183 同上书，XXV，5,3——4。
注184 哲罗姆：《编年史，自奥林匹亚赛会》（Chronicon，ad olympiad），285；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XXVII，691——692。
注185 朱利安：《作品集》，II，544ff.，《书信集》，42；瑞特编，III，117——123。
注186 古希腊银币名。————译者
注187 朱利安：《作品集》，II，544ff.，《书信集》，42；瑞特编，III，117——123。
注188 《罗马史》，XXV，4，20。
注189 《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XVII，52。
注190 《罗马帝国衰亡史》，J.B.柏里编，chap.13。亦见内格里《背教者朱利安》，译本，II，411——414。
注191 《罗马史》，XXII，10，7。
注192 公元前5世纪希腊竖琴歌手，其四卷本的胜利颂歌对西方世界有很大影响。————译者
注193 朱利安：《作品集》，II．461；瑞特编，II，475。
注194 朱利安蓄有长胡子，这在皇帝中来说是极少见的，人们时常为此嘲笑他。关于该书（Misopogon,或Beardhater————译者），见内格里《背教者朱利安》译本，II，430——470（该作品之大部在该书中译出）。
注195 源自古罗马时期传说，罗马帝国时期及拜占庭帝国早期的皇帝均取最高“大祭师”（suprem potiff）之称谓。————译者
注196 朱利安：《作品集》，II，467；瑞特编，II，487——489。
注197 狄奥多莱蒂（Theodoreti）：《基督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II，7；L.帕芒蒂耶（L.Parmentier）编，204——205，及其他资料。
注198 《演说集》：“朱利安之死”（’Επιτ??ιος ?π? ’Ι ουλιαν?），XVIII，272；弗尔斯特（Förster）编，II，355；见N.贝恩斯“基督教传说中所记背教者朱利安之死”（“The Death of Julian the Apostate in a Christian Lgend”），《罗马研究杂志》，XXVII（1937）22——29。
注199 在西方传统中，“龙”是可怖可惧的动物，绝不是如中国传统中的吉祥物。以上比喻皆出自《圣经》，为基督徒所深恶痛绝之人和物。————译者
注200 古代近东盛行崇拜太阳神密特拉的宗教，罗马时代这种影响还很强，基督教的早期也受到这种宗教传统的影响。————译者
注201 朱利安：《作品集》，I，168——169；《演说集》，IV，瑞特编，I，353——355。
注202 朱利安：《作品集》，II，520；《书信集》，21，瑞特编，III，17。
注203 《异教的衰落》，I，142。
注204 《朱利安皇帝》,126。
注205 内格里：《背叛者朱利安》，II，632。关于朱利安的理财政策，可见E.孔迪拉奇（E.Condurachi）的重要研究“朱利安皇帝的理财政策”（“La financière de l’Empereue Julien”），《罗马科学院历史通报》（Bulletin de la section historique de l’Académie roumaine），XXII，2（1941），1——59。
注206 《基督教会史》，VIII，5；比德编，106——107。
注207 《狄奥多西法典》，IX，16，9。
注208 奥布里，古希腊货币。————译者
注209 “关于圣子及圣灵的辩论”（“Oratio de Deitate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XLVI，557。
注210 《狄奥多西法典》，XVI，1，2。
注211 N.切尔尼阿夫斯基（N.Tcherniavsky）：《狄奥多西皇帝和他的宗教政策》（The Emperor Theodosius and His Religious Policy），188——189。
注212 为马基顿尼所创，有时他说圣子或道与圣父的神性“本质同一”，有时又说他与圣父的神话“完全相似”。————译者
注213 原文如此，在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之前，帝国基督教会五个资深教区主教比较有影响力，此即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其主教都称为教父（希腊文παπ?ς，约等同于英文partriarch［族长、大教长］）。此次宗教会议提出了各教区教长之间的位分差别，突出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领袖地位，特别是强调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与号称圣使徒彼得建立的罗马教会平等的原则，此事引起了拜占庭基督教会各资深首脑之间的矛盾和后来无休止的斗争。（见下文有关部分）在查士丁尼时代，罗马主教被皇帝尊为“罗马之父”（pope），于是pope被罗马主教专享，可译为“教皇”“教宗”。后来，随着东西方教会的分离，罗马教宗在西欧世界取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自居。而东方各教区的大教长（Partriarch）仍保持原来的称呼，中文译为牧首。见本书第3章，原书第149——150页。————译者
注214 《狄奥多西法典》，IX，16，18。
注215 《狄奥多西法典》，IX，45，1。
注216 希腊化时代埃及的最重要神祇之一，是埃及和希腊宗教观念和宗教崇拜形象合流的结果，它综合了埃及死而复生之神奥西里斯（农业神、地狱神）和希腊神话中诸神哈得斯（地狱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医神）和阿波罗神的神性，成为后来的希腊－罗马世界最重要的异教神之一。————译者
注217 《狄奥多西法典》，XVI，10，12。
注218 G.劳琛（G.Rauschen）：《狄奥多西大帝统治时期的基督教会年鉴》（Jahrbücher der christlichen Kirche unter dem Kaiser Theogosius dem Grossen），376。
注219 本章前文提出将胜利女神祭坛移出元老院的是君士坦丁的儿子康斯坦提乌斯。————译者
注220 《拜占庭帝国史》，I，140。
注221 菲迪亚斯（Phidias），古希腊雕塑家。————译者
注222 即克劳狄二世哥特库斯（268——270年在位）。“哥特库斯”即“打败哥特人”之意。————译者
注223 古罗马行省，位于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北部，北界多瑙河，西临德里纳河，东濒黑海，南抵黑马斯山脉。————译者
注224 约达尼斯：《哥特史》（Gestica），XXI，110；T.蒙森编，86。
注225 关于匈奴民族的起源问题有三种主要论点：蒙古人种、突厥人种和芬兰人种。见K.伊诺斯特兰采夫（K.Inostrantzev）：《匈奴和匈奴人》（Hunnu and Huns，第2版，1926年），103——109。这是十分重要的研究。俄罗斯历史学家伊洛瓦伊斯基（Ilovaisky，死于1920年）在其全部学术生涯中都在与难以理喻的匈奴人起源于斯拉夫人的顽固理论进行争论。约一百年前的俄罗斯学者维尔特曼（Weltman），于1858年甚至称阿提拉是“全俄罗斯的独裁君主！”（Huns一词在中国亦被译为“匈人”，似受上列争论影响，本书从中国多数学者早年译法，仍作“匈奴人”。————译者）
注226 《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第2版，1904年），408。
注227 《新历史》（Historia nove），IV，25，4；L.门德尔松（L.Mendelssohn）编,181。
注228 Th.内尔德克（Th.Nöldeke）：“评蒙森关于罗马对东方统治政策的叙述”（“Ueber Mommesen’s Darstellung der römischen Herrschaft und römischen Politik im Orient”），《东方研究杂志》（Zeitschrift der morgenländischen Cesellschaft），XXXIX（1885），334。
注229 K.G.布伦（K.G.Bruns）和E.萨考（E.Sachau）：《5世纪以前的叙利亚罗马法手册》（Syrisch-Römisches Rechtbuch aus dem fünften Jahrhundert）。
注230 关于早期保加利亚人的起源问题，见V.兹拉塔尔斯基（V.Zlatarsky）《中世纪保加利亚国家史》（A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Bulgaria in the Middle Ages），I，23以下。L.尼德勒（L.Niederle）：《古代斯拉夫人手册》（Manuel de l’antiquité slave），I，100。J.莫拉弗斯齐克（J.Moravcsik）：“关于匈牙利人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Onoguren”），《匈牙利年鉴》（Ungarische Jahrbücher），X（1930），68——69。
注231 格雷戈罗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35。
注232 普洛马科斯，希腊语意为保卫者，此处强调雅典娜是雅典城的保护神。————译者
注233 佐西姆斯：《新历史》，V，6；门德尔松编，222——223。
注234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127。
注235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I，129；（1889），83。
注236 拉凯戴蒙人，即希腊的斯巴达城邦的居民，他们对美塞尼亚人的征服和奴役是其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译者
注237 “论皇权”（“Περ? Βασιλε?ας”），《演说集》，Par，14——15；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LXVII，1092——1097。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129——130。A.菲茨杰拉德（A.Fitzgerald）：《昔兰尼的希奈修斯书信集》（The Letters of Synesius of Cyrene），23——24。菲茨杰拉德：《昔兰尼的希奈修斯之论文和圣歌集》（The Essays and Hymns of Synesius of Cyrene），含有致阿卡第皇帝的奏章和一些政治演说，已译为英文（1930年），见该书I，134——139；关于“论皇权”的注释，见该书206——209。
注238 1926年，N.贝恩斯写道：“的确令人惊讶的是，竟没有一部有价值的赫里索斯顿的传记。”见“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外交史研究”（“Alexandria and Constantinople :A Study in Ecclesiastical Diplomacy”），《埃及研究杂志》，XII（1926），150。现在我们已有了一部详尽而引用文献准确的两卷本传记，是由一位本笃派修士P.赫里索斯托穆斯·保尔（Chrysostomus Baur）撰写，书名为《圣徒约翰·赫里索斯顿及其时代》（Der heilige Johannes Chrysostomus und seine Zeit）。笔者发现此书中提到了一部十分详尽的赫里索斯顿的传记，其中有着大量依据原始资料的注释，该传记见于《圣约翰·赫里索斯顿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saint Jean Chrysostome）中，由M.热南（M.Jeannin）英译。也见N.突尔基（N.Turchi）《拜占庭文明》（La Civilità byzantina），225——267，此文未见于保尔所著的传记中。亦见L·梅耶（Myer）《圣约翰·赫里索斯顿，完善基督教的大师》（S.Jean Chrysostome，maître de perfection chrètienne）。A.科里罗·德·阿尔博诺兹（A Crillo de Albornoz）：《约翰·赫里索斯顿及其对拜占庭社会的影响》（Juan Crisostomo y su influencia social en el imperio byzantino），187。S.阿特瓦特（S.Attwater）：《圣约翰·赫里索斯顿》（St.John Chrysostome），113。见《基督教会史————自基督教之初至今》（Histoire de l’église depuis les origins jusqu’a nos jours），A.弗里希（A.Fliche）和V.马丁（V.Martin）编，IV，129——148。
注239 对于这些布道词中某些篇章的可信程度曾有过疑问。见希克《古典世界衰亡史》，V，365、583。保尔：《圣徒约翰·赫里索斯顿及其时代》，II，144——145、196、257；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155。
注240 耶洗别（公元前846——？），以色列王妃名，以残忍放荡闻名；希罗底（公元前14——公元40年），《圣经·新约》中的人物，大希律王之孙女，参与杀害施洗者约翰。————译者
注241 约翰·赫里索斯顿：《书信集》（Epistola），234；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LII，739。
注242 有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描写了赫里索斯顿与皇后（欧克多西娅）的关系及阿卡第时期的宫廷生活，即助祭马可为他的同事和朋友加沙主教波菲利乌斯撰写的《波菲利乌斯生平》（Vita Porphyrii），其可靠性有时被人们所怀疑。但毫无疑问，这一文献有相当可信的历史根据。见H.格雷古瓦和M.A.库热内（M.A.Kugener）“《加沙主教波菲利乌斯之生平》是否可靠？”（La vie de Porphyre，évêque de Gaza，est-elle authentique），《布鲁塞尔大学学报》，XXXV（1929——1930），53——60。亦见对上述两位学者编译的波菲利乌斯生平的著作《助祭马可著〈加沙主教波菲利乌斯之生平（IX——CIX）〉》（Marc le Diacre,Vie de Porphyre évêque de Gaza）所作的著名前言。柏里的《晚期罗马帝国史》（I，142——148）亦大段引用上书的内容。保尔认为《生平》一书是十分可靠的资料（I，XVI，并见II，157——160）。此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注243 原文为Yezdegerd,与通用英译法（Yazdegerd）不同。其在位年代为399——420年，其间与罗马保持了友好关系。————译者
注244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2页注1。
注245 见J.拉布尔（J.Labourt）《萨珊波斯时期的基督教徒》（Le Christianisme dans l’Empire Perse sous la dynastie Sassanide）（第2版，1904年），93；W.A.威格朗（W.A.Wigram）：《亚述教会史导言》（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89。
注246 Catholicos，与牧首（Partriach）同义，专指亚美尼亚教会、聂斯脱利派教会（亚述教会）和天主教加勒底教会的首脑。————译者
注247 J.B.夏博（J.B.Chabot）：《东方教务会议，或聂斯脱利派教务会议》（Synodicon Orientale，ou Recueil de Synodes Nestoriens），见《国家图书馆手稿笔记和摘编》（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ts de la Biliothèque Nationale），XXXVII（1902），258。
注248 见L.布莱耶尔：“拜占庭诸帝的私生活”（“Les empereues byzantins dans leur vie privée”），《历史杂志》，CLXXXVIII（1940），203——204。
注249 关于普利斯库斯之记载的英文大意，见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279——288；也见W.恩斯林（W.Ennslin）“马克西敏和他的同行者，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Maximinus und sein Begleiter，der Historiker Priskos”），《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V（1926），1——9。
注250 索克拉蒂斯：《基督教会史》，VII，29；见《尼西亚及后尼西亚的教父》，II，169。
注251 monophysitism，源于希腊语，μ?νος即“唯一”??σις即“性”。————译者
注252 原文为Higherschool，似乎不能使用中世纪“大学”（University）的概念，故译为“高等学府”。————译者
注253 即哲罗姆。————译者
注254 《编年史》（Chronicon）；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XXVII，689——690。见H.乌泽纳（H.Usener）“四位拉丁语法学者”（“Vier Lateinisch Grammatiker”），《莱茵文学博物馆》（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第23卷（1868）,492。
注255 见F.福克斯（F.Fuchs）：《中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大学》（Die Höheren Schulen von Konstantinopel im Mittelalter）,2。
注256 《狄奥多西法典》，XIV，9、3。
注257 O.希克：“《狄奥多西法典》的颁布”（“Die Quellen des Codex Tehodsianus”），《311——476年皇帝和教宗的统治》（Regesten der Kaiser und Papste fur die Jahre 311 bis 476n.Chr.），1——18。
注258 《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1904年），513。
注259 V.博吉希奇：《成文法在斯洛文尼亚南部。萨格勒布》（Pisani Zakoni na slovenskom jugu.U Zagrebu ），11——13；S.鲍布切夫：《古代保加利亚法制史》（History of the Ancient Bulgarian Law），117——120。
注260 有一部由克利德·法尔（Clyde Pharr）翻译的该法典英译本，同译者有T.S.戴维森（T.S.Davidson）和M.B.法尔（M.B.Phar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51年。也见阿道夫·贝格尔（Adolph Berger）和A.阿瑟·席勒（A.Arthur Schiller）：《英美对罗马、希腊及希腊－埃及法典及有关学科研究目录》（Bibliography of Anglo-American Studies in Roman，Greek And Greeo-Egyptian Law and Related Sciences），75——94；此乃非常有用的作品，其中有多处论及拜占庭时期的问题。
注261 见《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ehale），I，588。关于居鲁士和君士坦丁的建筑活动，见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70、72和72页注2。并见A.范米林根（A.Van Millingen）《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及相关历史遗迹》（Byzantine Constantinople，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Adjoining Historical Sites），48；B.梅耶－普拉特（B.Meyer-Plath）和A.M.施内德（A.M.Schneider）：《拜占庭的陆上城墙》（Die Landmauer von Konstantinopel）。柏里没有使用的关于居鲁士传记的一些新的材料，见于“圣丹尼尔－斯蒂利特之一生”（“Life of St.Daniel the Stylite”），刊于H.德莱哈耶（H.Delehaye）编《博兰会文集》（Analecta Bollandiana），XXXII（1913）,150。德莱哈耶：《斯蒂利特的圣徒们》（Les Saints Stylites），30——31。也见N.贝恩斯“圣丹尼尔的一生”（“The Vita S.Danielis”），《英国历史评论》，XV（1925）,397。（博兰会是续编圣使徒传的组织。————译者）
注262 《拜占庭帝国》,27。
注263 《拜占庭帝国》，I，330。
注264 J.D.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1762年），VII，445。
注265 《拜占庭帝国》，I，276。
注266 此以皇帝的亲人为“共治”帝之习俗，始自戴克里先时期“四头政治”，在整个拜占庭时期均可见。————译者
注267 Henoticon为希腊文?νωτικ?ν（即联系、联合之意）的音译。————译者
注268 埃瓦格留斯（Evagrii）：《基督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III，14；J.比德和L.帕芒蒂耶编，113。《叙利亚编年史》（The Syriac Chronicle），即《米蒂利尼的扎哈利编年史》（Chronicle of Zachariah of mitylene），III，8；F.J.哈米尔顿（F.J.Hamilton）和E.W.布鲁克斯（E.W.Brooks）译，123。
注269 此处的教派名称皆出自希腊语。————译者
注270 见S.萨拉维尔（S.Salaville）“《合一通谕》事件和5世纪拜占庭分裂的开端”（“L’Affaire de l’Hénotique ou le premier schisme byzantin au Ve siècle”），《东方之声》（Échos d’Orient），XVIII（1916）225——265、389——397；XIX（1920）49——68、415——433。文中也包括有关于阿那斯塔修斯统治的讨论。
注271 宫廷侍卫官，即皇帝上殿召集会议及料理朝政时守卫宫廷大门的卫士。
注272 《历史》（Historiae），III，4、7；C.德博尔编，116。见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434——436。
注273 科米蒂斯·马尔切利努斯：《编年史，至517年》（Chronicon，ad annum 517）；T.蒙森编，II，100。
注274 《斯拉夫人之占据巴尔干半岛》（The Slavic Occupation of the Balkan Peninsula）。目前，在苏维埃俄国（指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译者），人们对于斯拉夫人入侵巴尔干半岛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这一论题上发表了许多篇论文，德里诺夫的理论颇受欢迎。德里诺夫的著作已被收入他的一部新版著作集中，由V.兹拉塔尔斯基编辑，I，139——364。
注275 埃瓦格留斯：《基督教会史》，III，38；比德和帕芒蒂耶编，136。
注276 阿诺尼姆斯·瓦勒希亚努斯（Anonymous Valesianus），Par.57；V.格尔德豪森（V.Gardhausen）编，295；T.蒙森编：《编年史》（Chronica Minora），I，322。
注277 见J.桑德威尔（J.Sundwell）《论罗马帝国的衰落》（Abhandl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ausgehaenden Römertums），190——229。
注278 都尔主教格雷高利（Gregorii Turonensis Episcopi）：《法兰克人史》（Historia Francorum），II，38（XXVIII）；H.奥蒙（H.Omont）和G.科伦（G.Collon）编，72。（见《法兰克人史》中文版[商务印书馆]，97——98。————译者）
注279 《拜占庭帝国史》，I，352。
注280 拉丁文原意为“五年洁净祭”或“五年洁净祭金银税”。系古罗马举行“五年洁净祭”时工商人员所纳的捐税。————译者
注281 O.希克：“五年洁净祭税”（“Collatio lustralis”），《古典学实用百科全书》（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fer tumswissenschaft），A.F.保利（A.F.Pauly）和G.威索瓦（G.Wissowa）等编，IV，370——376。
注282 埃瓦格留斯：《基督教会史》，III，39；比德和帕芒蒂耶编，137。E.W.布鲁克斯（E.W.Brooks）：《剑桥中世纪史》（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I，484，称“金银税”为“一种对所有牲畜、庄稼或行业所征的税；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441，“所得税”。
注283 《斯提利科的约书亚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W.瑞特编，Chap.XXXI，22。
注284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422页注。
注285 E.W.布鲁克斯：“从阿卡第到阿那斯塔修斯的东方行省”（“The Eastern Provinces from Arcadius to Anastasius”），《剑桥中世纪史》,I，484；E.施泰因:《拜占庭帝国史研究》（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146。
注286 关于“epibole”，除了H.莫尼耶（H.Monnier）的“拜占庭法制史研究”（“Études du droit byzantin”）,《新法制史杂志》（Novel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XVI（1892），497——542、637——672；还可见F.多尔格《论拜占庭财政管理史（尤其在10——11世纪）》（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Finanzverwaltung besonders des 10 und 11Jahrhunderts），128——133；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论拜占庭税制”（“A Byzantine Treatise on Taxation”），《纪念N.P.康达可夫学术论文集》（Recueil d’études dédiées à N.P.Kondakov），114——115；奥斯特洛戈尔斯基：“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农村公社土地”（“Die ländiliche Steuergemeind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im X.Jahrhudert”），《社会经济大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XX（1927），25——27。这三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书目索引。
注287 即“隶农”。————译者
注288 见W.罗思（W.Wroth）《不列颠博物馆中的拜占庭帝国货币目录》（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Byzantine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I，XIII——XIV，LXXVII；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440——447。R.P.布莱克（R.P.Blake）的最近的研究成果：“阿那斯塔修斯一世的货币改革及其经济意义”（“The Monetary Reform of Anastasius I and Its Economic Implications”），《文化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84——97。布莱克写道：“4世纪早期的物价暴涨现象消除了，实现了合理而稳定的价格标准；至于阿那斯塔修斯的改革事实上对这一事件起多大作用，则由于缺乏更详尽的数据而难以确定。”（97）。
注289 《秘史》（Historia quae dicitur Arcana ），19,7——8；J.豪里（Haury）编，21。德莱哈耶（Delehaye）：“斯蒂利特的圣丹尼尔之生平”（“Life of Daniel the Stylite”），《博兰会文集》，XXXII（1913），206；法文版,86。亦见贝恩斯“圣丹尼尔生平”，《英国历史评论》，XL（1925），402。
注290 本书作者一向强调罗马帝国没有分为两个帝国，而只是由不同皇帝统治的两个部分，因此，此处提到“帝国的东半部”实际上就是指我们通常所称谓的“拜占庭帝国”的有效统治区域。————译者
注291 《教理基础》（Stromata）,I，5;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VIII，717——720。
注292 《中世纪希腊文学。当代的文学，其发展和目标》（Die griechische Literature des Mittelalters.Die Kultur des Gegenwart；Ihre Entewicklung und ihre Ziele）（第3版，1912年），337。
注293 P.科林内（P.Collinet）：《贝鲁特法律学校的历史》（Histoire de l’École de droit de Beyrouth），305。
注294 此处指罗马皇帝提图斯（79——81年）指挥下的对犹太人战争造成的破坏。————译者
注295 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东方亚洲行省。————译者
注296 《中世纪希腊文学。当代的文学，其发展和目标》，330。
注297 E.菲亚隆（E.Fialon）：《关于圣瓦西里的历史和文学研究》（Étud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sur Saint Basile）（第2版，1869年），284。
注298 J.M.万斯（J.M.Vance）：《自约翰·赫里索斯顿开始的4世纪晚期拜占庭文学史》（Beitränge zur byzantinische Kulturgeschichte am Ausgange des IV.Jahrhunderts aus den Schriften des Johannes Chrysostomos）。
注299 《基督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XIII，2；见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XLVI，933。P．保尔以这段精彩的文字，作为他所著的赫里索斯顿传记的开篇。见该传记I，vii。
注300 尤西比乌斯：《基督教会史》（Historia Ecclesastica），前言，V；《尼西亚与后尼西亚的教父》，I，211。
注301 关于那些以尤西比乌斯的《基督教会史》为基础史料所写的作品，见R．拉克（R.Laqeur）《尤西比乌斯，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Eusebius als Historiker seiner Zeit），作者指出了尤西比乌斯作品的后三卷，即8——10卷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注302 1938年格雷古瓦令人信服地证实（我确信如此），尤西比乌斯并不是以目前形式流传下来的这部《君士坦丁传》的作者，《拜占庭》（布鲁塞尔），XIII（1938），568——583；XVI（1939），318——319。
注303 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希奈修斯的书信》（Letters of Synesius），11——69。菲茨杰拉德：《希奈修斯的文章和赞美诗》（Essays and Hymns of Synesius），1——102（一个内容丰富的前言）；103——107（极好的参考书目）。也见C．H．科斯特（Coster）：“希奈修斯，阿卡第皇帝时代的元老”（“Synesius，a Curialis of the Time of the Emperor Arcadius”），《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10——38，很好的文献综述。
注304 《苏伊达斯辞典》（Suidae Lexicon），伊帕蒂娅条。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著名小说《伊帕蒂娅，长着旧面孔的新敌手》（Hypatia，or New Foes with an Old Face）是十分有趣，颇有教益的作品。
注305 见A．A．瓦西列夫：“颂歌作者罗曼努斯的生活年代”（“The Lifetime of Romanus the Melode”），《拜占庭年鉴》，VIII（1901）,435——478。P．马斯（P.Maas）：“颂歌作者罗曼努斯的生平年表”（“Die Chronologie der Hymnen des Romanos”），《拜占庭杂志》（德文），XV（1906），1——44。更近期的研究文章有：M．卡尔朋特（M．Carpenter）“罗曼努斯吞下的那张纸”（“The Paper that Romanos Swallowed”），《史鉴》，VII（1932），3——22；“罗曼努斯和东方的神秘戏剧”（“Romanos and the Mystery Play of the East”），《密苏里大学学报》（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udies），XI，3（1936）;E.米奥尼（Mioni）：《颂歌作者罗曼努斯评10首未出版的颂歌》（Romano il Melode-Saggio critico e dieci inni inediti），VI，230（从中可看出他并不了解瓦西列夫的研究）；G．卡梅利（G.Cammelli）《颂歌作者罗曼努斯》（Romano il Melode）。
注306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663。
注307 H．格尔泽（H.Gelzer）：《拜占庭主题创作的起源》（Die Genesis der byzantinischen Themenverfassung），76，格尔译认为罗曼努斯生活于8世纪。参见E．施泰因:《守护神》（Gnomon），IV（1928），413。“在我看来，教会诗人罗曼努斯是无聊至极（langweilig）。”
注308 见G．卡梅利“颂歌作者罗曼努斯的圣诞赞美诗”（“L’inno per la natività de Romano il Melode”），《拜占庭研究》（1925年），45——48。卡梅利:《颂歌作者罗曼努斯》,88。
注309 P．马斯已完成了对罗曼努斯作品的评论版，见《拜占庭杂志》（德文），XXIV（1924），284。
注310 见M．尚茨（M.Schanz）《罗马文学史》（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Litterature）（第3版，1922年），3，413——437；关于《基督教迫害者之覆灭》，462——467（第3版），427以下。关于拉克坦提乌斯其人的最好作品是R．皮孔（Pichon）的《拉克坦提乌斯·君士坦丁时期的哲学和宗教运动研究》（Lactance.Étude sue le movement philosophique et religieux sous le règne de Constantin）。关于拉克坦提斯乌斯的最近期的传记收在K．罗勒（K.Roller）《在拉克坦提乌斯的〈基督教迫害者之覆灭〉一书中的帝国历史》（Die Kaisergeschichte in Laktanz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41。W．弗莱彻尔（W．Fletcher）《反尼西亚派基督教文献》（Ante-Nicene Christian Library）英译本，XXI——XXII。
注311 安条克人蔑称朱利安是“大胡子”。
注312 例如尚茨：《罗马文献史》（第2版，1905年），III，83——90。A．格尔克（A．Gercke）与E．诺登（E．Norden）：《古典学导言》（Einleitung in die Alter tumswissenschaft）（第2版，1914年），III，255——256。A．罗森伯格（A．Rosenberg）：《罗马史研究的入门及史料来源》（Einleitung und Quellenkunds zur römischen Geschichte），231——241。
注313 B.亨德森（B.Henderson）：《哈德良皇帝的生平和他的元首生涯》（The Life and Principate of the Emperor Hadrian），275。
注314 《〈奥古斯都列传〉：其写作年代和目的》（The Historia Augusta: Its Date and Purpose），57——58；该书有一个极好的书目，7——16。作者在该书的卷首引用了亨德森的话。
注315 N．贝恩斯：“《〈奥古斯都列传〉：其写作年代和目的》。对于批评的回答”，《古典学季刊》（The Classical Quarterly），XXII（1928），166。作者本人强调他的假说总的来说受到了“极坏的压制”。
注316 E．孔迪拉奇（Condurachi）：“佐西姆斯的共和思想”（“Les Idées politiques de Zozime”），《古典学评论》（Revista Clasic?），XIII——XIV（1941——1942），125、127。
注317 《晚期罗马帝国史》，I，331。
注318 《罗马研究杂志》，XXVIII，2（1928），224。
注319 《基督教会艺术的起源》（Ursprung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kunst）,英文版，18；O．多尔顿（O．Dalton）和H．布劳恩赫茨（H．Braunholtz）：《基督教会艺术的起源》（Origin of Christian Church Art），21；斯特拉齐格夫斯基作品的目录，253——259。
注320 例如，C．迪尔（C．Diehl）：《拜占庭艺术手册》（第2版，1925——1926年），I，16——21；O．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10——23，特别是在366——376。
注321 O．多尔顿：《拜占庭艺术和考古》，10。
注322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26。
注323 C．R．莫里（C．R．Morey）：《安条克的镶嵌画》（The Mosaics of Antioch）及三卷本的精美著作《奥伦特的安条克》（Antioch-on the-Orontes）。
注324 斯蒂利特（Stylite）即柱头修士，因其始祖西门（5世纪）长期在柱头苦修而得名。见《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9卷，第538页。————译者
注325 见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的平面图和照片，I，36——37、45——47。J．马泰恩（J．Mattern）：“上叙利亚的死城旅行”（“A travers le villes mortes de Haute-Syrie”），《圣约瑟夫大学文集》（Mélanges de l’Université Saint-Joseph），XVII，1（1933），175。关于圣西门的教堂，见87——104；内有许多插图，该书的新版《叙利亚的死城》（Villes mortes de Haute-Syrie）（1944），115——138。
注326 关于年代鉴别上的不同说法，见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53；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108页注1。
注327 《梅纳斯遗址》，I。
注328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249及以下。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352。
注329 多尔顿：《拜占庭艺术和考古》，10。
注330 Excubitors 是拉丁文，拜占庭早期的御林军团。
注331 J.布赖斯：“关于塞奥菲鲁斯所撰查士丁尼生平”（“Life of Justinian by Theophilus”），《罗马皇家学会国家历史档案》（Archivio della Reale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X（1887），137——171；亦见《英国历史评论》，II（1887），657——684。
注332 C.吉莱切克（C.Jire?ek）：《塞尔维亚史》（Geschichte der Serben），I，36。J.B.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18页注3。关于查士丁尼的出身，见A.A.瓦西列夫“查士丁尼的斯拉夫出身问题”（“The Problem of Justinian’s Slavic Origin”），《拜占庭年鉴》（俄文），I（1894），469——492。近期亦有许多关于查士丁尼出身问题的文章问世。
注333 该演说词的文稿载于塞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的《历史》（Historia）一书中（III，2）；C.德博尔编，132——133。亦见埃瓦格留斯《基督教会史》，V，13；比德和L.帕芒蒂耶编，208——209。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基督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III，5；R.帕涅－史密斯（Payne-Smith）译本，172——176；E.W.布鲁克斯（E.W.Brooks）译本，93——94。俄国学者V.瓦尔登伯格（V.Valdenberg）在一篇论及此演说的重要文章中，认为上述三位作者引用的文字出自同一演说词的三种不同抄本，见“查士丁二世致提庇留的演说”（“An Oration of Justin II to Tiberius”），《苏联科学院年鉴》（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nion des Republiques socialistes souietiques），II（1928），129。英译本见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77——78。
注334 埃瓦格留斯：《基督教会史》，V，19。以弗所的约翰：《基督教会史》，V,21；帕涅－史密斯译本，361。
注335 “助祭保罗”（“Pauli Diaconti”）,《伦巴德人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III,15。
注336 E.施泰因：《关于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研究————查士丁二世和提庇留·康斯坦提努斯统治时期》（Studies aus Geschic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vornehmlich unter den Kaisern Justinus II und Tiberius Constantinus），100页及注2。
注337 埃瓦格留斯：《基督教会史》，V，19。
注338 库拉科夫斯基：《拜占庭史》，II，419。
注339 《榛实集》（Collectio Avellana），no.196，《拉丁教父文献全集》，XXXV（1895），655——656。
注340 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都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见《列王记》（上），chap.10。————译者
注341 A.A.瓦西列夫：“查士丁一世（512——527年）和阿比西尼亚”（“Justin I [518——527]and Abyssinia”），《拜占庭杂志》（德文），XXXIII（1933），67——77。亦见瓦西列夫《查士丁一世》（Justin the First），299——302。
注342 夏尔·迪尔：《拜占庭人物传》（Figures byzantines），I，56；H.贝尔（H.Bell）英译本《拜占庭人物传》（Byzantine Portraits），54。
注343 普罗柯比：《秘史》，9、25；J.豪里（J.Haury）编，60——61。
注344 维克托利斯·托能西斯（Victoris Tonnensis）：《编年史》（Chronica）,（年代不详），549：“Theodora Augusta Chalcedonsis synodi inimica canceris plaga corpore toto perfusa vitam prodigiose finivit”（皇后狄奥多拉，卡尔西顿信经的反对者，因癌症扩散，结束了她奇迹般的生命）；见T.蒙森编《编年史》，2，202。
注345 大主教塞尔吉乌斯（Arch.Sergius）：《东正教教仪全历》（The Complete Liturgical Calendar［Menelogion］of the Orient）（第2版，1901年），II，1，354。
注346 普罗柯比：《哥特战争》（De bello Gothico），I，5——8；J.豪里编，II，26。
注347 查士丁尼《新律汇编》（Novellae Constitutiones）N0.30（44），II；K.E.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Zacharia von Lingenthal）编，I，276。
注348 此处是指查士丁尼以传播基督教信仰为己任，与10——13世纪西欧封建主进攻东方穆斯林统治区的十字军毫无联系。————译者
注349 《查士丁尼与6世纪的拜占庭文明》，137。
注350 约达尼斯：《哥特史》，XXVIII；T.蒙森编，95。
注351 《汪达尔战争》（De bello vandalico），I，10；豪里编，I，355——360；H.B.杜因（Dewing）英译本，II，90——101。
注352 关于这次战争，见夏尔·迪尔《拜占庭的非洲》（L’Afrique byzantine），3——33、333——381。迪尔：《查士丁尼》，173——180。W.霍姆斯（W.Holmes）：《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时代》（The Age of Justinian and Theodora）（第2版，1912年），II，489——526。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124——148。
注353 《查士丁尼法典》，I，27，1，7。
注354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147。
注355 即直布罗陀海峡。————译者
注356 关于此战的最详细记载，见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261——269、288——291。
注357 《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486。狄奥凡尼：《编年史》（Chronographia）,年代不详，6044；C.德博尔编，228。亦见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268。
注358 迪尔：《查士丁尼》，204——206。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287。塞浦路斯的乔治（Georgii Cyprii）：《罗马帝国版图描述》（Descriptio Orbis Romani）；H.格尔泽编，xxxii——xxxv；F.格雷斯（Görres）：“位于西班牙西哥特王国沿海的拜占庭领地（554——624年）”（“Die byzantinischen Besitzungen an den Kusten des spanischwestgothischen Reiches”），《拜占庭杂志》（德文），XVI（1907），516。E.布奇尔（E.Bouchier）：《罗马帝国治下的西班牙》（Spain under the Roman Emperor），54——55。R.阿尔塔米拉（R.Altamira）：《剑桥中世纪史》，II，163——164。P.古贝尔（P.Goubert）：“拜占庭与西哥特的西班牙（554——711年）”（“Byzance et l’Espagne wisigothique，554——711”），《拜占庭研究》，II（1945），5——78。
注359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287。古贝尔：“拜占庭与西哥特的西班牙”，《拜占庭研究》，II（1945），76——77（至624年）。
注360 J.普伊吉·伊·卡达法尔（J.Puigi I Cadafalch）：“拜占庭西班牙领土上的宗教建筑”（“L’Archtecture religieruse dans le domaine byzantin en Espagne”），《拜占庭》（布鲁塞尔），I（1924），530。
注361 雷蒂亚山及诺里克山分别为阿尔卑斯山脉的两个支脉。————译者
注362 E.施泰因对库斯鲁的评价甚高，而且认为他的父亲喀瓦德是一个天才人物。他把喀瓦德与马其顿的腓力浦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相比，认为这些人的儿子以其自己的成就埋没了他们的父亲那不大光辉的、但可能是付出更艰难代价的成就，因为他们是在父辈基业上成功的人。见施泰因“波斯和拜占庭国家的一个重要时期”（“Ein Kapitel vom persichen und vom byzantinischen Staate”），《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1920），64。
注363 关于查士丁尼时期的波斯战争，见迪尔《查士丁尼》,208——217。霍姆斯：《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II，365——419、584——604。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79——123。J.库拉科夫斯基：《拜占庭史》，II，188——208。
注364 见普罗柯比《波斯战争》，II，8，23；豪里编，I，188；杜因编，I，330——331。
注365 米南德：《文摘》（Excerpta）；B.G.尼布尔（B.G.Niebuhr）编：《拜占庭历史资料大全》（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波恩，1829年），346及以下。在本书的以下部分，涉及该文献集的部分，将引用波恩版的《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皇帝的历史摘录》（C.德博尔编），I，175页及以下。
注366 关于此协议的细节，可见K.居特博克（K.Güterbock）《查士丁尼时代的拜占庭－波斯外交》（Byzanz und Persien in ihren diplomatisch-v?lkerectlichen Beziehungen im Zeitalter Justinians），57——105。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120——123；他认为该协议是在562年签署的。施泰因：《查士丁二世和提庇留》，5——6；施泰因认为该协议签于561年（2、28页注3）
注367 格庇德人是一支斯拉夫人部落，1世纪在波罗的海南岸居住，后不断南迁，在3世纪时进入中欧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山区。6世纪前半期，常与伦巴德人发生冲突，567年以后，被纳入阿瓦尔人管辖范围。————译者
注368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298——308。
注369 W.托马切克（W.Tomaschek）：《塔夫里斯的哥特人》（Die Goten im Taurica），15——16。A.A.瓦西列夫：《克里米亚的哥特人》（The Goths in the Crimea），70——73。查士丁尼城墙的遗址迹可在其原址见到。
注370 瓦西列夫：《克里米亚的哥特人》，75。J.库拉科夫斯基：《塔夫里斯的过去》（The Past of the Tauris），（II，1914），60——62。塔夫里斯是克里米亚的古名称，见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310——312。
注371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330。
注372 《希腊文碑铭大全》（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III，5072（P.486）。G.勒费弗尔（G.Lefebvre）：《埃及的基督教希腊文碑铭全集》（Recueil des inscriptions grecques chrétiennes d’Egypte），628。
注373 此处是本书原作者瓦西列夫在20世纪40——50年代的基本估计。————译者
注374 普罗柯比：《秘史》,19，7——8；豪里编，121。
注375 约翰：《基督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V，20；佩涅－史密斯（Payne-Smith）译本，358；布鲁克斯译本，205。
注376 查士丁尼：《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前言；J.T.阿布迪（J.T.Abdy）和B.沃尔克（B.Walker）译本，xxi。
注377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396。
注378 《大法典》（Constitutio Tanta），前言；P.克吕格尔编，13；C.H.蒙罗译本，I，xxv。
注379 《查士丁尼法典（修订本）》（Codex Justiniani，de emendatione Codicis），克吕格尔编，4。
注380 Pandectae是希腊文Πανδεκτες的拉丁文拼法，意同Digest。————译者
注381 瓦西列夫：“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纪念《法学汇纂》颁布1400周年（533——1933年）”（“Justinian’s Digest.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igest”），《拜占庭和当代希腊研究杂志》，V（1939），711——734。
注382 《大法典》，II；克吕格尔编，18；蒙罗译本，XXX。
注383 亦译为《法理概要》。————译者
注384 《大众法典》（Constitutio Omnem），2；克吕格尔编，10；蒙罗译本，XX。
注385 《法学阶梯》，克吕格尔编，xix；阿布迪译本，xxi。
注386 《新律》，7（15）a；K.E.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I，80。
注387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1892），5——7。亦见P.科林内（P.Collinet）“查士丁尼（565）以后至1453年的拜占庭立法”（“Byzantine Legislation from Justinian（565） to 1453”），《剑桥中世纪史》，IV，707。科林内：《贝鲁特法学院史》（ Histoire de l’ecole de droit de Beyrouth），186——188、303。
注388 《大众法典》，6；克吕格尔编，II；蒙罗译本，xxxiii。
注389 《大众法典》，II；克吕格尔编，12；蒙罗译本，xxiv。
注390 《皇帝敕令集》，7；克吕格尔编，xix；阿布迪（Abdy）译本，xxiv。这是一则论及《法学阶梯》的敕令。
注391 迪尔：《查士丁尼和晚期罗马帝国》，248。
注392 波可洛夫：《罗马法制史》（第2版，1915年），4。
注393 P.科林内：《查士丁尼的立法史研究》（Études historiques sur le droit de justinien），I，7——44。
注394 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沙皇费多尔·阿历克赛耶维奇时代的一项宏伟计划”（“Das Projekt einer Rangtabelle aus der Zeit des Caren Fedor Alekseevi?”），《斯拉夫历史和文化年鉴》（Jahrbuch für Kultur und Geschichte der Slaven,），IX（1933），133页注131。参见L.罗埃万森（Loewnson）《东欧历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Osteuropäische Geschichte），N.S.II，part 2，234ff.。
注395 见A.克内希特：《查士丁尼皇帝的宗教政策》（Die Religions-Politik Kaiser Justinians），53、147。J.勒朋：《塞维鲁的一性派思想》（La monophysisne sévérien），73——83，库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233——262。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360——394。
注396 列别德夫：《第六、七、八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第3版，1904年），16。
注397 关于拜占庭的皇帝－教权主义，见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拜占庭教会和国家关系”，《库达柯夫研究院年鉴》，IV（1931），121——123。也见比翁多·比翁迪（Biondo Biondi），《查士丁尼在基督教公教会立法中的第一原则》（Giustiniano Prino Principe è Lequslatore Gattolico），11——13。
注398 雅努斯（Janus），罗马神话中的兽性精灵，门神。除了以门为其象征外，它有时以两面人的形象出现，一面回顾过去，另一面朝向将来。————译者
注399 A.迪亚科诺夫（A.Dyakonov）：《以弗所的约翰和他的教会史著作》（John of Ephesus an His Ecclesiastical-Historical Works），52——53。
注400 克内希特：《查士丁尼皇帝的宗教政策》，62——63。
注401 《新律》，131，B；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II，267。
注402 克内希特：《查士丁尼皇帝的宗教政策》，62——65。
注403 犹太人一支。公元前8世纪，位于巴勒斯坦北部的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所灭，亚述王萨尔贡二世采取了移民政策，将一部分本地犹太人迁往外地，另外又从外地迁来不少异族居民，安置在原以色列首都撒马利亚城，这些外族移民同犹太人融合的后代被称为“撒马利亚人”，他们因其“血统不纯”而受到犹太人鄙视。————译者
注404 《东方福音诠释》（Commentarii de Beatis Orientalibus），W.J.范杜温（W.J.Van Douwen）及J.P.N.兰德（J.P.N.Land）编，114、247；E.W.布鲁克斯编：《东方教父著作全集》，XVIII（1924），634（432）、677（475）、679（477）。亦见迪亚科诺夫：《以弗所的约翰和他的教会史著作》，63。
注405 J.D.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Sacrorum Conciliorum nov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VIII（1762），817。凯撒里·巴罗尼（Caesari Baronii）：《基督教编年史》（Annales ecclesiastici），A.泰奈尔（A.Theiner）编，IX，32（532年？），419。
注406 以弗所的约翰：《笔记》（Commentarii），155；布鲁克斯编，II，677（475）。见迪亚科诺夫《以弗所的约翰和他的教会史著作》，58。
注407 J.马斯佩罗（J.Maspero）：《亚历山大教会主教史》（Histoire des patriarches d’Alexandrie），3、100、110。勒朋：《塞维鲁的一性派思想》（Le Monophysisme sévérien），74——77。
注408 马斯佩罗：《亚历山大教会主教史》，110。
注409 见前章关于阿列乌斯派争论的部分，原书第108页。————译者
注410 《教宗阿伽佩图斯生平》（Vita Agapeti papae.），见L.D.杜切斯内（L.D.Duchesne）编《大主教传》（Liber Pontificalis），I，287。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VIII，843。
注411 《关于“三章”的敕令》之所以如是称呼，是由于其敕令中包括由上述三位作者写的文章或段落，但是，此名称原来的意义很快被人忘记了。“三章”后来专指狄奥多尔、狄奥多莱和依巴斯三个人（因在希腊文中，κεφ?λαια与英文chapter同义，可解释为“章、节”，也可解释为“头”，因此，国内也有译为“三头案”者。————译者）。
注412 弗尔金蒂·费尔南迪（Fulgentii Ferrandi）：《书信集》，VI，7；J.P.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LVII，926。
注413 《日耳曼人历史文献，书信集》（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Epistolarum），III，62页注41。
注414 此处原文为Theodoret（与原书152页Theodore，不符）。————译者
注415 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IX，376。
注416 《大格列高利书信集》（Epistolae Grecorii Magni），II，36；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IX，1105。《教宗格列高利一世书信集》（Gregorii I papae Registrum epistolarum），L.M.哈特曼（L.M.Hartmann）编，II，49，载《日耳曼历史文献，书信集》，I，151。
注417 日耳曼人之一支，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3世纪进入多瑙河流域，受罗马帝国军队打击而渐趋衰落。————译者
注418 见马斯佩罗《亚历山大诸牧首》（Patriarches d’Alexandrie），65。他对查士丁尼时代的一性派问题做了很好的描述，见102——165。亦见迪亚科诺夫《以弗所的约翰和他的教会史著作》，51——87。
注419 Th.I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史》，I，506。
注420 见M.马诺也罗维奇（M.Manojlovi?）的极其重要的文章，它最初于1904年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字发表，几乎无人能引用。H.格雷古瓦把它译为法文，标题是：“君士坦丁堡的民众”（“Le people de Constantinople”），《拜占庭》（布鲁塞尔），XI（1936），617——716。马诺也罗维奇的论文尚未被广泛接受。F.多尔格（F.Dölger）接受了这一观点，《拜占庭杂志》（德文），XXXVII（1937），542；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批驳了它（《拜占庭国家史》，41页注1）。E.施泰因于1920年批驳了此观点（他没有亲自读马诺也罗维奇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原文论述），但于1930年接受了这一观点，《拜占庭杂志》（德文），XXX（1930），378。本书作者相信，马诺也罗维奇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他的观点。
注421 E.孔迪拉奇（Condirachi）：“6世纪初罗马的竞技党和竞技场娱乐活动”，《东南欧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 du sud-est européen），XVII（1941），95——102，特别是96——98的部分。关于这一重要结论的资料是卡西奥多鲁斯的同时代作品《杂录》（Variae,该《杂录》记录了狄奥多里克及其继承人的敕令和律令。————译者）。亦见马诺也罗维奇的未经任何资料验证而得出的不甚慎重的断语：“这种（阶级的）具体化源出于早期罗马的竞技场。”《拜占庭》（布鲁塞尔），II（1936），642、711——712。
注422 K.迪亚科诺夫：“5——7世纪拜占庭的吉莫和竞技党”（“The Byzantine Demes and Factions [τ? μ?μη]in the Fifth to the Seventh Centuries”），《拜占庭年鉴》（1945年），M.V.列夫臣柯编，144——227；前言，144——149。这是一篇相当优秀的作品，对于进一步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础。关于吉莫和竞技党后来的情况，特别是竞技党的作用在7世纪逐渐衰弱的历史，见G.布拉提亚努（G.Br?tianu）“7世纪排犹主义的危机与拜占庭党派政治的结束”（“La fin du regime des parties à Byzance et la crise antisemite du VIIe siècle”），《东南欧历史杂志》，XVII（1941），49——57；迪亚科诺夫：“5——7世纪拜占庭的吉莫和竞技党”，《拜占庭年鉴》（1945），226——227。格雷古瓦在这方面的评价可能不太准确，他说：“事实上，自641年以后，人们再也找不到竞技场各党派之政治作用的痕迹。”，见“碑铭学的注释”（“Notules epigraphique”），《拜占庭》（布鲁塞尔），XIII（1938），175。亦见F.德沃尔尼克（F.Dvornik）“拜占庭的竞技党”（“The Circus Parties in Byzantium”），《拜占庭、后拜占庭杂志》（Byzantina Metabyzantine），I（1946），119——133。
注423 见狄奥凡尼《编年史》中所记皇帝查士丁尼通过一位传令官（mandator）与绿党的激烈对话，德博尔编，181——184；亦见《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620——621。参见P.马斯（P.Maas）“Metrische Akklamationen der Byzantiner”，《拜占庭杂志》（德文），XXI（1912），31——33、46——51。柏里认为，这里所指可能是查士丁尼统治的其他时期；见《晚期罗马帝国史》，II，40页及注3、72。柏里在第72——74页转引了该对话的英文译文。
注424 见普罗柯比《波斯战争》，I，24、35——37；豪里编，I，130；杜因编，I，230——233。
注425 关于尼卡起义，见迪亚科诺夫“5——7世纪拜占庭的吉莫和竞技党”一文中的论述，《拜占庭年鉴》（1945），209——212。
注426 《新律》，30（44），5；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I，268。
注427 H.贝尔：“拜占庭时期埃及的奴隶制地产”（“The Byzantine Servile State in Egypt”），《埃及考古杂志》（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IV（1917），101——102。贝尔：“埃及农业历史的一个新时期”（“An Epoch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gypt”），《埃及学研究文集————纪念让·弗朗索瓦·尚普利昂》（Études égyptologiques dédiées à Jean-François Champolion），263。M.格尔泽：《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研究》（Studien zur byzantinischen Verwaltung Aegyptens），32、83——90。A.E.R.博克：“拜占庭在埃及的帝国主义统治”（“Byantine Imperialism in Egypt”），《美国历史评论》，XXXIV（1928），6。
注428 《新律》，8（16），10；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I，104。
注429 《新律》，8（16），8；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I，102。
注430 《新律》，28（31），5；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I，197。
注431 《新律》，8（16），10；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I，106。
注432 《敕谕》（Edictum），13（96），前言；扎哈利亚编，I，529——530。
注433 格尔泽：《关于拜占庭治下之埃及的研究》，21——36。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342——343。G.茹亚尔：《拜占庭埃及的行政统治》（L’Administration civile de l’Egypte Byzantine） （第2版，1928年），30。
注434 《新律》，33（54），前言；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I，360。
注435 《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486。如果笔者没有搞错的话，柏里的著作中没有提及此段文字。
注436 《查士丁尼颂》（De laudibus Justini），II，249——250。
注437 约安尼斯·利迪（Joannis Lydi）：《论行政制度》（De Magistratibus），III，70；I.贝克编，波恩版，264。R.温斯克（R.Wuesch）编：《特伊布纳希腊罗马文献集成》（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 ），162。
注438 迪尔：《查士丁尼》，311。
注439 普罗柯比对这场瘟疫的记载是最完全、原则上是最权威的。在瘟疫流行期间，他正在君士坦丁堡。《波斯战争》，II，22——23。亦见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62——66；普罗柯比的描述，见63——64。H.津塞尔（H.Zinsser）：《鼠、虱和历史》（Rates，lice and History），144——149；其中译自普罗柯比的记载部分，见145——147。
注440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希腊罗马法制史》，III，3。
注441 Indicopleusters意为“航行至印度的”或“印度洋航海者”。此书由J.麦克林德尔（J.MacCrindle）译为英文，书名是《一位埃及修士科斯马的基督教地志》（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an Egyptian Monk）。见C.比兹雷（C.Beazley）《近代地理学的黎明》（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I，190——196、273——303。对科斯马著作最全面、最形象的概括介绍，见E.温斯泰德（E.Winstedt）《印度洋航行者科斯马的〈基督教地志〉》（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vi。M.V.阿那斯托斯（M.V.Anastos）；“印度洋航行者科斯马的〈基督教地志〉写于亚历山大城”（“The Alexandrian Origin of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顿巴登橡树园文献集》，III（1946），75——80。
注442 印度洋航海者科斯马：《基督教地志》，XI；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LXXXIII，445；温斯泰德编，322；麦克林德尔编，365。
注443 见R.塞维尔（R.Sewell）：“印度发现的罗马货币”（“Roman Coins in India”），《皇家亚细亚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XXXVI（1904），620——621。M.克沃斯托夫（M.Khvostoc）：《希腊－罗马时期埃及对东方的商业活动史》（History of Oriental Commerce in Greco-Roman Egypt）230。E.沃明顿（E.Warmington）：《罗马帝国和印度间的商业贸易关系》（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140。
注444 拜占庭货币名。————译者
注445 《基督教地志》，II；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XXXVIII，116；温斯泰德编，81；麦克林德尔编，73。
注446 《基督教地志》，XXI；米涅编，448——449；麦克林德尔编，368——370。这个故事似乎是一个传说，很像普林尼所记载的，在克劳狄皇帝统治时期来自锡兰的使者的故事。普林尼（Pliny）：《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VI，85。见J.E.腾南特（J.E.Tennent）：《锡兰》（第5版，1860年），I，566。
注447 《拜占庭艺术史，微型画研究特辑》（Histoire de l’art byzantin considéré principalement dans les miniatures），I，138；俄文版（1876），88。
注448 E.雷汀（E.Redin）：《由希腊文及俄文版编译的印度洋航海者科斯马的〈基督教地志〉》（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from Greek and Russian Versions），D.V.阿伊那洛夫（D.V.Aïnalov）编。
注449 W.海德（W.Heyd）：《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âge），I，10。迪尔：《查士丁尼》，390。R.P.F.M.阿贝尔（R.P.F.M.Abel）：“尤塔巴岛”（“L’Isle Jotabe”），《圣经杂志》（Revue biblique），XLVII（1938），520——524。
注450 关于这一点，资料记载并不一致，普罗柯比（《哥特战争》，IV，17；豪里编，II，576）把这次冒险事件归于几个修士。在《狄奥凡尼历史摘抄》（Excerpta e Theophanis Historia），波恩版，484。L.丁道尔夫［L.Dindorf］编：《希腊简史》（Historici Graci minores），I，447中提到，此盗蚕者是一个波斯人。在F.李希霍芬（F.Rchithofen）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后简称《中国》）（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一书，II，528——529、550中，对史实和人名的记载甚为混乱，普罗柯比提到的“塞林达”有时被认为是中国的和田。见李希霍芬《中国》，550——551。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I，12。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332页及注1。关于拜占庭丝绸工业历史的一般状况，见R.S.洛佩斯（R.S.Lopez）的极其重要的文章“拜占庭帝国的丝绸工业”（“On the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史鉴》，XX（1945），1——431，还配有若干幅插图。
注451 这里的工坊，原文为factory。显然，拜占庭时期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工厂，但它显然也不同于中世纪的手工业作坊，此处用“工坊”，只是遵从国内处理译名问题的传统理念。————译者
注452 J.埃伯索尔特（J.Ebersolt）：《拜占庭奢侈品艺术》（ Les Arts somptuaries de Byzance），12——13。G：茹亚尔：《拜占庭埃及的行政统治》（第2版，1928年），83。
注453 《狄奥凡尼历史摘抄》，波恩版，484；《希腊罗马世界逸事》（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corum），IV，270。
注454 《论建筑》，II，1，3；波恩版，209；豪里编，III，2，46。
注455 《论建筑》，IX，4，1；波恩版，277；豪里编，III，2，116。
注456 瓦西列夫：《克里米亚的哥特人》，71。
注457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67。
注458 《基督教会史》，I，3；佩涅－史密斯（Payne-Smith）编，3；布鲁克斯编，1——2。
注459 《希腊史》，H.F.托泽编，I，298。K.阿曼托斯认为，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张，见《拜占庭国家史》（’Ιστο?ατ? Βνζαντινο? κρ?τνς）），I，260。
注460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97。库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359。施泰因：《查士丁二世和提庇留》，21。S.瓦耶（S.Vaihé）：“6世纪突厥人与拜占庭的结盟计划”（“Projet d’alliance turco-byzantine au VIe siécle”），《东方之声》，XII（1909），206——214。
注461 对于这次战争的记载，见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95——101；库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360——369；施泰因：《查士丁二世与提庇留》，38——55。
注462 《叙利亚米凯尔的编年史》（Chronique de Michel le Syrien），J.B.夏博（J.B.Chabot）译本，II，312。
注463 关于这次战争，见施泰因《查士丁二世和提庇留》，58——86（此时提庇留还只是恺撒），87——102（此间，提庇留已经当了皇帝－奥古斯都）。
注464 关于提庇留时期和莫里斯时期的波斯战争，见库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383——394、426——446；M.J.海金斯（M.J.Higins）：《莫里斯皇帝时期的对波斯战争，I，年表，附有波斯日历的简史》（The Persian War of the Emperor Maurice.I，The Chronology，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ersian Calendar）；海金斯：“6世纪末期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Close of the Sixth Century”），《天主教会历史评论》（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XXVII（1941），279——315。海金斯心目中的英雄是提庇留，“一个可以在帝国的长期历史中耸立于诸伟人之中的高大形象”（315）；V.米诺斯基（V.Minorsky）：“罗马和拜占庭在阿特罗帕特内的战争”（“Roman and Byzantine Canpaigns in Atropatene”），《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通报》（Bulletin of the Schol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XI（1944），244——248（591年的战争）；P.古伯特（P.Goubert）：《前伊斯兰时期的拜占庭》（Byzance avant l’Islam），80——117。
注465 《尼基乌主教约翰编年史》（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u）（英译本）。M.佐登伯格（M.Zotenberg）编：《国家图书馆手稿摘要及札记》（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àque Nationale），XXIV（1883），109,430;R.H.查尔斯英译本，175——176。
注466 塔夫拉里：《萨洛尼卡于14世纪的起源》（Thessalonique des origins au XIVe siécle），101——108。
注467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160——166。G.勒韦迪（G.Reverdy）：“希尔德贝尔特二世与拜占庭的关系”（“Le Relations de Childbert II et de Byzance”），《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CXIV（1913），61——85。
注468 关于格列高利在君士坦丁堡的侨居生活，见Ｆ.杜登《伟大的格列高利：他在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Gregory the Great: His Place in History and Thought），I，135——157。格列高利可能于586年被召回罗马（156——157）。
注469 此处的“他”即指君士坦丁堡牧首，“迅捷者”约翰。————译者
注470 《书信集》（Epistolae），V，20；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LXXII，746——747栏；《日耳曼历史文献，书信集》，I，322（V，37）；英译本：《尼西亚及尼西亚后的教父们》，XII，170——171。
注471 原文作95：11，但此段经文确是在《诗篇》的96：11，全文为：“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故做此修改。————译者
注472 《书信集》XIII，31；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LXXVII，1281——1282；《日耳曼历史文献，书信集》，II，397（XIII，34）；《尼西亚和后尼西亚的教父们》，XIII，99。
注473 《大主教传》（Liber Pontificalis），L.杜切斯内编：I，316。
注474 关于拉文纳总督区的形成，见夏尔·迪尔《拜占庭在拉文纳总督区的行政统治（568——751年）》（Études sur l’administration Byzantine dans l’exarchat de Ravenne，568——751），3——31。
注475 迪尔：《拜占庭统治下的非洲》（L’Afrique byzantine），453——502。
注476 《拜占庭研究》（Études Byzantines），（军区制的起源［L’Origine du régime des thèmes］）。
注477 古保加利亚人。————译者
注478 列奥尼达、埃帕米农达和菲洛皮门均为古希腊政治家。————译者
注479 此处根据瓦西列夫的英文本译出，在孙秉莹与谢德风翻译的汤普逊先生的《历史著作史》中，对这段引文有不同的译法。见《历史著作史》（商务版）第四分册，第709页。————译者
注480 《中世纪莫里亚半岛历史》（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ährend des Mittelaters）（德文版），I，iii——xiv。
注481 《基督教会史》，VI，10；比德和帕芒蒂埃编，228。
注482 《论军区制》（De Thematibus），II，53。有时，我们可发现另一种译法：“整个土地沦于奴隶之手，成为蛮族的土地”，因为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在这里使用了一个不平常的动词“?σθλαβ?θ?”，它可以被译为“斯拉夫化”，也可译为“沦为奴隶”。本书作者倾向于前者。
注483 《中世纪莫里亚半岛史》，I，208——210。
注484 《自中世纪初至当代的希腊历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vom Beginn des Mittelalters bis auf die neuere Zeit），I，103——109。
注485 A.A.瓦西列夫：“希腊的斯拉夫人”（“The Slavs in Greece”），《拜占庭年鉴》，V（1898），416——438。自1898年以后，出现了关于这一争论问题的大量作品；至于这些出版物的详细目录，可见A.本（A.Bon）所写《拜占庭时期的伯罗奔尼撒半岛》（Le Péloponnèse Byzantin）（巴黎，1951年），30——31。
注486 关于《圣底米特里编年史》（Acta sancti Demetrii）的意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述，见格尔泽《拜占庭军区制的起源问题》（Die Genesis der byzantinischen Themenverfassung），42——64。亦见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Thessalonique des origines au XIVe siede），101。
注487 N.彼得洛夫斯基（Petrovsky）：“论法尔梅赖耶理论的起源”（“On the Problem of the Genesis of Fallmerayer’s Theory”），《公众教育部杂志》（1913），143、149。
注488 N.彼得洛夫斯基：“论法尔梅赖耶理论的起源”，《公众教育部杂志》（1913），164。
注489 米南德（Menander）：《著作摘编》（Excerpta），波恩编，43；《希腊历史残篇》（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IV，202。塞奥菲拉克塔斯·西莫加特（Theophylact Simocatta）：《历史》（Historia），VIII，13、16；德博尔编，311。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182。
注490 克伦巴赫（K.Krumbacher）：《拜占庭文献史》，249。
注491 Theophanes，旧译狄奥方。————译者
注492 关于吕底亚的约翰的著作和它的重要性，可见于E.施泰因《关于戴克里先以来“大政区长”一衔的探讨》（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Officium der Prätorianenprafektur seit Diokletian）。
注493 希罗克利斯的作品写于535年之前，见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17；蒙特拉蒂奇（Montelatici）：《拜占庭文献史，354——1453年》，76。
注494 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63——64。
注495 约翰·马拉拉斯的编年史很可能写至查士丁尼统治初年，而在一个新的版本中则增加了由作者本人或其他人所写的续篇。见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435。
注496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326。
注497 马拉拉斯编年史的第8——18卷的斯拉夫语译本被M.斯宾卡（M.Spinka）和G.道尼（G.Downey）合作译成英文。A.T.奥姆斯蒂德（Olmstead）在其书评中写道：“约翰·马拉拉斯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差的编年史作者。历史学家可以责骂他的愚蠢，但又必须使用他的作品，因为马拉拉斯保存了大量最重要的史实记载，否则它们将会失传。”《芝加哥神学院丛书》（The 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 Register），XXXI，4（1942），22。
注498 E.W.布鲁克斯（E.W.Brookes）:《东方教父著作集》（Patrologia Orientalis），XVII（1923），vi。
注499 迪亚科诺夫：《以弗所的约翰和他的教会史著作》，359。
注500 见F.洛夫斯（F.Loofs）《拜占庭的莱昂提乌斯》（Leontius von Byzanz），297——303。W.吕加默（W.Rügamer）《拜占庭的莱昂提乌斯》（Leontius von Byzanz），49——72。
注501 吕加默：《拜占庭的莱昂提乌斯》，72。
注502 此处借用了《圣经·创世记》（28：12）中雅各梦见天梯的典故。书名用的是希腊文的属格? τ?ς κλ?μακος，后被拉丁化为 Climacus，于是，Johnnes Climacus 就成为西方对这位作者名字的传统拼法。
注503 关于《天梯》一书中许多微型画的再版，见于G.R.莫里（G.R.Morey）《佛里尔收藏本中的东方基督教绘画》（East Christian paintings in the Freer Clection），1——30。也见O.M.多尔顿（O.M.Dalton）《东方基督教艺术》（East Christian Art），316。
注504 见埃德华·施瓦茨（Eduard Schwartz）《斯奇索城的西里尔》（Kyrillos von Skythopolis）。
注505 见此两部书的新版，P.弗里德朗德（Friedländer）：《加沙的约翰尼斯和宫廷侍卫长保罗》（Johannes von Gaza und Paulus Silentiarius），227——265；评述：267——305。
注506 《历史》，V，9；波恩版，296——297；L.A.丁多夫（L.A.Dindorf）编：《希腊简史》，II，362。
注507 “拜占庭的附属国”（“Byzantine Servile State”），《埃及考古杂志》，IV（1917），104——105；贝尔：“大英博物馆内的希腊纸草文书”（“Greek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埃及考古杂志》，V（1917），iii——iv。亦见W.舒巴特（W.Schubart）《草纸学导言》（Einführung in die Papyruskunde），145——147、495。
注508 “埃及的最后一位希腊诗人：狄奥斯库鲁，阿波罗之子”（“Un Dernier poète grec d’Egypte:Dioscore，fils d’Apolls”），《希腊研究杂志》，XXIV（1911），426、456、469。
注509 F.福克斯（F.Fuchs）：《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学府》（Die hüheren Schulen von Konstantinopel），7——8。
注510 关于圣索菲亚教堂的最新作品是E.H.斯维福特（Swift）《圣索菲亚》（Hiagia Sophia）。亦见托马斯·怀特莫尔（Thomas Whittemore）所著的《关于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中镶嵌画的早期报导》（Preliminary Reports on the Mosaics of St.Sophia at Istanbul），始于1933年。
注511 见《君士坦丁堡原始手稿》（Scriptores originum Constantinopolitanarum），T.普莱格尔（T.Preger）编，I，105。
注512 在当代，圣索菲亚大教堂已经作为博物馆正式开放，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内部一些拜占庭时期的绘画也经过整修而重见天日了。————译者
注513 此处用“Tsagrad”一词（即帝都）称呼君士坦丁堡，因此，该书亦可译为《帝都游记》。古罗斯人称拜占庭皇帝为“沙”（Tsa），其发音来自于恺撒（Caesa），后来我国学者将此词译为“沙皇”，专指伊凡三世以后的俄罗斯专制统治者。————译者
注514 “诺夫哥罗德的朝圣者斯蒂芬”（“The Pilgrimage of Stephan of Novgorod”），《俄罗斯民间故事》（Tale of the Russian People），T.萨哈洛夫（T.Sakharov）编，II，52。M.N.斯佩兰斯基（M.N.Speransky）：《从14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古典文学中所见到的》（From the Ancient Novegorod Literatur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50——76；引文见53。
注515 《基督教堂的兴建》（Ursprung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kunst），O.多尔顿和H.布劳恩赫茨译，46；见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93。
注516 见M.N.斯佩兰斯基（M.N.Speransky）“南斯拉夫和俄罗斯文学中关于帝都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建筑的传说”（“The South-Slavonic and Russian Texts of the Ta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urch of St.Sophia of Tzarigrad”），《纪念V.N.兹拉塔尔斯基文集》（Memorial Volume in Honor of V.N.Zlatarsky），13——422。V.D.斯米尔诺夫（V.D.Smirnov）：《关于圣索菲亚的土耳其传说》（Turkish Legends on Saint Sophia）。
注517 《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Die Apostelkirche in Konstantinopel），10页及以下。
注518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77——78。
注519 亦见夏尔·迪尔《拉文纳》（Ravenne），VIII，132。
注520 见V.贝内塞维奇（V.Beneševi?）“关于西奈山上的耶稣变容图之年代考证”（“Sur la date de la mosaïque de la Transfiguration au Mont Sinaï”），《拜占庭》（布鲁塞尔），I（1924），145——172。
注521 见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230——277。
注522 可折叠的双联记事板，自古罗马时期以来帝国用以表示皇室、权贵和教士的身份。————译者
注523 《希拉克略皇帝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Emperor Heraclius），XXXII；1862年俄文版，129；F.马克莱尔（F.Macler）法译本，108。
注524 见A.佩尼斯（A.Pernier）《希拉克略皇帝》（L’Imperatore Elaclio），44。H.格雷古瓦：“执掌拜占庭皇权的亚美尼亚王朝”（“An Armenian Dynasty on the Byzantine Throne”），《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I（1946），4——21。他称582年至713年整个时期是拜占庭历史上的第一个亚美尼亚时代（8）。
注525 见E.W.布鲁克斯“谁是君士坦丁·波戈那图斯？”（“Who was Constantine Pogonatus”），《拜占庭杂志》（德文），XVII（1908），460——462。
注526 并没有使他完全丧失说话能力。
注527 柏里：《晚期罗马帝国史》，II，354。
注528 《对波斯战争》（De expeditione persica），vss.90——91；I.贝克编:《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rinae），17，该全集在下文中将标明“波恩版”。
注529 《拜占庭国家史》，96。
注530 安提奥库斯·斯特拉特古斯（Antiochus Strategus）:《614年波斯人占领耶路撒冷》（The Capture of Jerusalem by the Persians in the Year 614），N.马尔（N.Marr）英译，15；F.C.康尼贝尔（F.C.Conybeare）英译，《英国历史评论》，XXV（1910），506。P.皮特斯（P.Peeters）：“波斯人攻克耶路撒冷记”（“La Prise de Jerusalem par les Perses”），《圣约瑟夫大学学报》（Mélange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Joseph），IX（1923）。
注531 海伦，即圣海伦，君士坦丁之母，见本书第二章。————译者
注532 传说是当年耶稣赴难被钉死于上的十字架。630年（有的学者认为在629年9月4日）重新安置的“真十字架”直到今天还在黎巴嫩。————译者
注533 见H.樊尚和F.M.阿贝尔《耶路撒冷》，II，Pt.4，926——928。
注534 提图斯是古罗马帝国的将军和皇帝（40？——81年），79——81年在位，70年领兵镇压耶路撒冷的起义，攻陷该城后，进行彻底破坏。————译者
注535 此处的隐修院即lauras，是修道者实行个人的禁欲生活的隐修处，该处的修士们不过集体生活。————译者
注536 康达可夫：《穿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考古旅行》（An Archeological Journey through Syria and Palestine），173——174。
注537 聂斯脱利教，中国史籍称“景教”，于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传入中国。————译者。
注538 这次阿瓦尔人的侵略可能发生在617年。见N.贝恩斯“阿瓦尔人突然袭击的日期”（“The Date of the Avar Surprise”），《拜占庭杂志》（德文），XXI（1912），110——128。
注539 伊西多尔的编年史并不准确。西班牙的伊西多尔（Isidori Hispalensis）：《大编年史》（Chronica Majora）；J.P.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LXXXIII，1056（统治的第5年）；T.蒙森:《日耳曼历史文献，古典作家》，11；《大编年史》（Chromica Minora），II，479（统治的第16年）。
注540 F.格雷斯（F.Görres）：“西班牙西哥特王国海岸的拜占庭领地（554——624年）”（“Die byzantinischen Besitzungen an den Kusten des spanisch-westgothischen Reiches”），《拜占庭杂志》（德文），XV（1907），530——532。E.布奇尔（E.Bouchier）：《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班牙》（Spain Under the Roman Empire）,59——60。P.古伯特（P.Goubert）：“拜占庭与西哥特西班牙（554——711年）”（“Byzance et l’Espagne wisigothique,554——711”），《拜占庭研究》，II,（1945），48——49、76——77。
注541 《拜占庭帝国史》，I，684。
注542 佩尼斯：《希拉克略皇帝》，141——148。J.库拉科夫斯基：《拜占庭史》，III，76——87。
注543 此声明现保存在《复活节编年史》，724——734；意大利版佩尼斯《希拉克略皇帝》，167——171。
注544 佩尼斯：《希拉克略皇帝》，179。见V.米诺斯基（V.Minorsky）:“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在阿特罗帕特的战争”（“Roman and Byzantine Campaigns in Atropatene”），《东方和非洲研究学会公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XI，2（1944），248——251（626——628年希拉克略的战争）。
注545 《希拉克略皇帝》（Emperor Heraclius），帕特卡诺夫（Patkanov）译本，111；F.马克莱尔译本，91。两位翻译者在最后的一句中，将“恩赐”（benediction）译成“礼物”（gifts）。见库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I,118页注1。
注546 《古兰经》，XXX，I;这一章的题目是“希腊人”，G.塞尔（G.Sale）译，330——331。（本书提到的《古兰经》译文与中文版的《古兰经》译文有较大差别。见马坚《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309。————译者）
注547 狄奥凡尼:《编年史》；C.德博尔编，335。
注548 《弗雷德加编年史及其续编》（Chronicarum quae dicunter Fredegarii Scholartici），IV，62。《日耳曼历史资料集，墨洛温王室手稿》，II，151。也可见《法兰克王达格贝尔特一世编年》（Gesta Dagoberti I Regis Francorum），24；《日耳曼历史资料集》，409。
注549 《编年简史》（Chronica Minora），I；吉迪（I.Guidi）译，《东方基督教手稿大全·叙利亚手稿》（Corpus scriptor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ium，Scriptores Syri），ser.III，iv。阿伽比乌斯·德蒙彼杰（Agapius[Mahboub] de Monbidg）：《世界史》（Histoire unverselle），A.A.瓦西列夫编：《东方教父全集》，VIII（1912），Ⅱ（2），453（193）。《叙利亚迈克尔编年史》，J.B.夏博译，II，420。见T.内尔德克（T.Nöldeke）：《萨珊时期的波斯和阿拉伯历史》（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zur Zeit der Sasaniden），391——392。内尔德克：《波斯历史论文集》（Aufsätze zur persischen Geschichter），129。
注550 《晚期罗马帝国的法律制度》（The Constitution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20；J.B.柏里：《文章精选》（Selected Essays），H.坦普利（Temperley）编，109。该观点受到E.施泰因的反对，见《拜占庭史》（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XXIX（1930），353。
注551 《罗马帝国衰亡史》，J.B.柏里编，chap.46。
注552 旧译内志。————译者
注553 旧译汉志。————译者
注554 此处原文如此。本书作者一向认为，罗马帝国并没有分裂，拜占庭就是罗马，只不过后来其语言和核心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因此，历史上没有拜占庭这个帝国，这是后人的称谓。————译者
注555 从1世纪初起，罗马帝国为了防御日耳曼人，开始在多瑙河上设置防线。————译者
注556 关于叙利亚防线，见R.杜索德（R.Dussaud）《前伊斯兰时期叙利亚的阿拉伯人》（Les arabes en Syrie avant l’slam），24——56。
注557 《古代东方史》（History of the Ancient East）（第2版，1914年），II，313。
注558 《狄奥凡尼历史摘编》（Excerptas e Theophanis Historia），波恩版，485；见内尔德克（Nöldeke）《波斯与阿拉伯历史》（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249——250。C.孔蒂 ·罗希尼（C.Conti Rossini）：《埃塞俄比亚史》（Storia d’Ethiopia），199。
注559 本文以下部分对伊斯兰教与穆罕默德的描述，完全忠实于原作者的观念，译者未增减任何个人观点。————译者
注560 I.戈德齐赫（I.Goldziher）：“伊斯兰的宗教”（“Die Religion des Islam”），收于《当代文化：东方宗教》（Die Kultur der Gegenwart:Die Religionen des Orient），P.辛内伯格（P.Hinneberg）编，III，1，part 2，102。
注561 同上。
注562 亦译为雅特里布。————译者
注563 《当代文化：东方宗教》，III，1，part 2，103。又见P.H.拉芒（P.H.Lammens）“希吉拉时期的麦加”（“La Mecque à la veille de l’hégire”），《圣约瑟夫大学学报》（Mélange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Joseph），IX（1924），439；拉芒：“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圣殿”，（“Les sanctuaries prislamiques dans l’Arabie Occidentale”），《圣约瑟夫大学学报》，XI（1926），173。
注564 将“hidjra”一词翻译成逃亡不太准确，因为阿拉伯词根“hadjara”并不含有“逃亡”的意思。该含义是“脱离关系”“离弃自己的部落”“迁移”；见《伊斯兰教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d l’lislam），II，320——321。
注565 见V.巴托尔德“第一批伊斯兰清真寺的方位”（“The Orientation of the First Muslim Mosques”），《俄国艺术史研究所通讯》，I（1922），116。C.H.贝克尔：《伊斯兰教世界的发展及其本质：伊斯兰研究》（Vom Werden und Wesen der Islamischen Welt: Islamstudien），I，429。
注566 I.戈德齐赫:《伊斯兰教研究》（Muhammedanische Studien），II，20。
注567 戈德齐赫：“论伊斯兰教”（“Die Religion des Islam”），《当代文化：东方宗教》（Die Kultur der Gegenwart: Die Religionen des Orients），欣纳伯格（Hinneberg）编，III，1，106。
注568 《穆罕默德》（Muhammed），I，123。夏尔 ·迪尔和G.马尔赛：《395——1018年的东方世界》，176。
注569 《东方历史研究》（Studi di Storia orientale），III，236、257。
注570 K.居特伯克（K.Güterbock）：《拜占庭关于新生伊斯兰教的论战》（Der Islam im L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Polemik），6、7、11，67——68。
注571 德博尔编：《编年史》，333。W.艾克内（W.Eichner）：“有关伊斯兰教的拜占庭资料”（“Die Nachrighten über den Islam bei den Byzantinern”），《伊斯兰教》（Der Islam），XXIII（1936），133——162、197——244。
注572 此处所引《古兰经》译文章节，与马坚所译中文版《古兰经》完全不同，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1、175页。————译者
注573 凯塔尼：《东方历史研究》,I，368。
注574 《年代纪》（Annales），L.切克霍编（L.Cheikho）：《东方教会文献全集，阿拉伯文献》（Corpus Script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ium，Scriptorum Arabici），II，5、I.4。米涅拉丁文译本：《希腊教父文献全集》（Patrologia Graeca），CIX，1088。
注575 M.J.德戈杰编（M.J.De Goeje）：《沦陷地区的文献》（Liber expugnationum regionum），137；P.希提（P.Hitti）英译本。《伊斯兰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es of the Islamic State），I,211。见巴托尔德文章《东方学院学报》，I（1925），468。
注576 M.J.德戈杰：《叙利亚征服记》（Mémoire sur la conquête de la Syrie）（第2版，1900年），I；C.贝克尔：“萨拉森人在东方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the Saracens——the East”），《剑桥中世纪史》，II，345。
注577 《拜占庭埃及的军队组织》（Organisation militarire de l’Egypte Byzantine），119——132。A.E.R.博克：“埃及的拜占庭帝国主义”（“Byzantine Imperialism in Egypt”），《美国历史评论》，XXXIV（1928），8。.
注578 《对拜占庭统治下埃及的研究》（Studien zur byzantinischen Verwaltung），2。
注579 “阿拉伯对埃及的征服”（La Conquête de l’Égypte par les Arabes），《历史杂志》，CXIX（1915），282。G.茹亚尔（G.Rouillard）：《拜占庭埃及的行政统治》（第2版，1928年），241——248。
注580 “作为拜占庭之附属地的埃及”（“The Byzantine Servile State in Egypt”），《埃及考古》，IV（1917），106.
注581 凯塔尼:《东方历史研究》，I，370——371。
注582 同上书，III，3。
注583 I.戈德齐赫:《伊斯兰教研究》（Vorlesungen uber den Islam）,25。.
注584 “vicar”，此处用词不甚确切。哈里发的原意是“先知的继承者”。————译者
注585 凯塔尼：《伊斯兰教年鉴》（Annali dell’Islam），I，731——734。于阿尔（Huart）认为穆罕默德的使节觐见“拜占庭皇帝”一事值得怀疑；参见于阿尔《阿拉伯历史》（Histoire des Arabes），I，145——155。J.马斯佩罗称穆罕默德的要求“也许是一个含有历史内涵的传说”；《亚历山大牧首区史》（Histoire des patriarches d’Alesandrie），23。迪尔和马塞斯（Marçais）：《东方世界》（Le Monde oriental），174。
注586 柏里：《罗马帝国晚期的法律制度》（Constitution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II，261。巴特勒（Butler）：《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征服》（The Arab Conquest of Egypt），139及以下。
注587 P.K.希提：《阿拉伯史》,164——165。
注588 贝克尔：《剑桥中世纪史》，II，352。贝克尔：《伊斯兰教研究》（Islamstudien），I,96。P.卡尔（P.Kahle）：“中世纪亚历山大历史”（“Zur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lichen Alexandria”），《伊斯兰教》（Der Islam），XII（1922），32——33、35。
注589 即屹立于罗得岛港口的阿波罗太阳神巨像，该像建于公元前280年，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译者
注590 《拜占庭帝国史概要》，951。
注591 “希拉克略时期拜占庭的变化”（“La transformation de l’empire Byzantine sous les Hélaclides”），《学术杂志》（ Journal des Savants），N.S.XV（1917），402。
注592 见A.P.鲁达科夫（A.P.Rudakov）《拜占庭文化概要————根据希腊圣徒传记的材料》（Outlines in Byzantine Culture，based on Data from Greek Hagiography），65。
注593 通常认为是一种用石油等混合而成的高度可燃物，在水面上能充分燃烧起来。————译者
注594 原文此处为“siphonophore”，属动物学名词。指一种深海水母类动物，其源自希腊语“siphno”（管子），“phore”（携带），此处借用来说明拜占庭船只投掷“希腊火”的特制船只。————译者
注595 现存一篇涉及“希腊火”之采用的论文，出自马可·格雷库斯的手笔，该文毫无疑问是迟自9世纪才用希腊文撰写而成。它发表在为《马可·格雷库斯描述“希腊书”之书》（Liber ignium a Marco Graeco descriptus）的拉丁文译本里。最好的版本是M.贝尔托洛（M.Berthelot）编的《中世纪化学》（La Chimie au moyen âge），I，100——135，内有一篇法文译文，和关于此文的准确讨论；参见最近出版的亨利·W.L.海姆的《大炮的起源》（The Origin of Artillery），45——63；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636——637，par.9。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柏里编，VI，10页注22，539——540。由于他们不了解贝尔托洛版的书，遂引用了F.霍费尔（F.Höfer）的旧版《化学史》（Histoire de la chimie），I，491——497。又见马克斯·雅恩斯（Max Jähns）《从远古时期至文艺复兴的战争艺术历史手册》（Handbuch einer Geschichte des Kriegswssens von der Urzeit bis zur Renaissance），512——514。C.欧曼（C.Oman）：《中世纪战争艺术》（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第2版，1924年），II，206、209——210。C.曾格哈利斯（C.Zenghelis）:“希腊火”（“Le feu grgeois”），《拜占庭》（布鲁塞尔），VII（1932），265——286。尼古拉·D.凯洛尼斯（Nicholas D.Cheronis）：“中世纪的化学战争，卡利尼库斯特殊预制的火器”（“Chemical Warfare in the Middle Ages，Kalinikos Prepared Fire”），《化学教育》（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XIV，8（1937），360——365。卡利尼库斯发现,将硝石加入可引起燃烧的化合物中能增加其易燃的作用，见该书第364页。
注596 见M.卡纳尔（Canard）“历史和传说中关于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Les Expeditiones des Arabs contre Constantinople dans l’histoire et dans la légende”），《亚细亚杂志》（Journal Asiastique，CCVIII（1926）,63——80。卡尔（Kahle）：“中世纪亚历山大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chen Alexandria”），《伊斯兰教》（Der Islam），XII（1922），33。
注597 狄奥凡尼：《编年史》，德博尔编，356。
注598 狄奥凡尼：《编年史》，德博尔编，364。
注599 库拉科夫斯基：《拜占庭》，III，255。
注600 《科尔多瓦的阿尔瓦罗演说。启蒙的图书》（Alvari Cordubensis opera.Indiculus luminosus），F.H弗洛里斯（Florez）编：《神圣的西班牙》（Espa?a Sagrada），I（1753），274。见J.克拉奇科夫斯基（Kratchkovsky）《西班牙的阿拉伯文化》（The Arab Culture in Spain），11——12。
注601 N.贝恩斯：《埃及考古》，XVIII（1932），90。他引用了L.勒福尔（L.Lefort）“阿拉伯人入侵前埃及文学的最后时代”“Le Littératuve égyptienne aux derniers siècles avont l’invasion arabe”，《埃及编年史》（Chronique d’Egypte），VI（1931），315——323。
注602 《旧约》中的圣山，位于西奈半岛，据说是上帝颁布律法之地。————译者
注603 J.韦尔豪森（J.Wellhausen）：《阿拉伯帝国及其衰落》（Das Arabische Reich und sein Sturz），133。巴托尔德文章，《东方学院学报》，I（1925），468——469。
注604 《拜占庭统治下的非洲》，590。
注605 《拜占庭统治下的非洲》，592。E.默西埃（E.Mercier）：《北非历史》（Histoire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I，218。
注606 H.勒克莱尔（H.Leclercq）:《基督教的非洲》（L’Afrique chrétinenne），II，321——323。R.巴塞特（R.Basset）说，柏柏尔人当中的本地基督徒12世纪已经被消灭了，见《伊斯兰教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de l’Islam），I，721。
注607 狄奥凡尼：《编年史》，德博尔编，347。
注608 《小亚细亚、非洲和西班牙的斯拉夫人》（The Slavs in Asia Minor，Africa and Spain），3。
注609 “7世纪比西提亚的斯拉夫人遗物”（“The Slavonic Monument in Bithynia of the Seventh Centure”），《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通报》（Transactions of the Russian Archeological Institute in Constnatinople），VIII（1902），1——2、15。
注610 “保加利亚编年史”（“Bulgarian Chronology”），《科学院俄语和文学部通报》（Izvestia otdeleniya russkago——yazyka i slovesnosti Akademii Nauk），XVII，2（1912），40。兹拉塔尔斯基:《中世纪保加利亚国家史》，I，19——122、135——136。兹拉塔尔斯基认为伊斯佩里奇带领保加利亚人在7世纪60年代（但是在688年康斯坦斯二世去世之前）定居于今多布罗加的北部（第138页）。J.莫拉弗斯齐克（J.Moravcsik）关于“奥纳格人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Onoguren”），《匈牙利年鉴》（Ungarische Jahrbücher），X（1930），72——73、80、84、89。
注611 保加利亚建国后，其居民不再被称为保加尔人，而称为保加利亚人。因为，保加尔人从此改变了其游牧生活的传统，成为定居居民。————译者
注612 L.尼德勒（L.Niederle）:《古代斯拉夫人手册》（Manuel de l’antiqué slave），I，100——101。
注613 见“阿伯巴－普利斯卡的保加利亚古迹资料”（“Material of Bulgarian Antiquity Aboba-Pliska”），《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通报》，X（1905）。
注614 《拜占庭帝国史》，I，777。
注615 《拜占庭帝国史》，I，729。
注616 乔治·塞得里努斯（George Cedrenus）:《历史概要》（Historiarum compendium）（波恩版），I，762。
注617 指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希腊旧城拜占庭建立新都一事————译者
注618 也称为“基督一志论派”。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四卷，第160页。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译者
注619 “?ν?ργεια”在希腊语中与英语energy意义相通；“θ?λημα”可理解为will,即意愿。————译者
注620 在《天主教神学辞典》（Le 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olique）中，有一篇论述一意派教义的非常好的文章，瓦康（Vacant）和阿芒（Amann）编，X，2，cols.2307——2323。
注621 J.D.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X，1029——1032。K.J.冯·赫弗勒（K.J.von Hefele）：《基督教宗教会议史》（A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V，95——96。
注622 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X，1157——1158；赫弗勒：《基督教宗教会议史》，112——113。
注623 马蒂尼（Martini）：《教皇书信集》（Papae Epistola），XVI；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LXXXVII，202。见H.K.曼恩（H.K.Mann）《中世纪早期教皇传记》（The Lives of the Pop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第2版，1925年），I，pt.1，400。
注624 曼西：《基督教会议文献补编》（Amplissima collectio concliorum），XI，629——640；赫弗勒，《基督教宗教会议史》,V，175。
注625 曼西:《基督教会议文献补编》，XI，683——688。
注626 E.W.布鲁克斯《英国历史评论》，XXXIV（1919），117。
注627 希腊文意思是圆形或钟形屋顶。
注628 Quinisext，意即“五六次基督教全会”。————译者
注629 见F.格雷斯（F.Görres）“查士丁尼二世与罗马教宗”（“Justinian II und das rümanische Papstum”），《拜占庭杂志》（德文），XVII（1908），440——450。
注630 L.杜切斯内（L.Duchesne）编：《大主教传》（Liber Pontificalis），I，391。
注631 赫弗勒:《基督教宗教会议史》，V，240。
注632 《论军区》（De thematibus），12。
注633 曼西：《基督教会议文献补编》，XI，737——738。也见H.格尔泽《拜占庭军区制的起源》（Die Genesis der byzantinischen Thenenverfassung），10——17。
注634 E.施泰因：“关于波斯和拜占庭的历史”（“Ein Kapitel vom persischen und vom byzantinischen State”），《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1920），76、84。E.达尔科（E.Darkó）：“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化”（“La militarizatione dell’ Impero Byzantino”），《拜占庭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V（1939），88——99。
注635 见库拉科夫斯基论这一问题的文章，《拜占庭》，III，287——431。见L.布莱耶尔文章，《学术杂志》，N.S.XV（1917），412、505。
注636 《拜占庭帝国史》，I，685——686。库拉科夫斯基：《拜占庭史》，III，395。
注637 施泰因所写论文：《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1920），84——85。
注638 E.施泰因：《查士丁二世与提庇留研究》（Studien der Justinus und Tiberius），140。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论伊苏里亚王朝的错误的改革政策”（“Über die vermeintliche Reformtätigkeit der Issaurier”），《拜占庭杂志》（德文），XXX（1929——1930），397——400。
注639 见R.洛佩斯（R.Lopez）“7世纪拜占庭法规和日耳曼人以及阿拉伯人对它的接受”（“Byzantine Law in the Seventh Century and its Reception by the Germans and the Arabs”），《拜占庭》（布鲁塞尔），XVI，2（1941），445——461。希拉克略的新法典原文见K.E.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III，38——48。J.泽波斯（J.Zeposz）与P.泽波斯：《希腊罗马法》（Jus graecoromanum），I，27——29。
注640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09。
注641 所谓“伪丢尼修”，活动时期约在公元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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