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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伯格《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历史和文献》，26（安德罗尼卡二世和他的两个家族姓氏）和图表III（安德罗尼卡二世巴列奥洛格。V.劳伦特：“巴列奥洛格早期皇帝的谱系”（“La Généalogie des premiers Paléologues”），《拜占庭研究》（布鲁塞尔），VIII（1933），125——149。早期巴列奥洛格家族的谱系（11、12世纪），至迈克尔八世和他的兄弟们时期终止，146；比较简明的谱系表，见148——149。另见狄奥多勒·斯潘都吉诺（Theodore Spandugino，1538年以后去世）所记载的不大可靠的巴列奥洛格家族的谱系表，收于C.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X，175。
注1761 马其顿王朝统治的时间仅次于巴列奥洛格王朝，延续了189年。
注1762 W.米勒：《雅典的加泰罗尼人》（The Catalans at Athans），4。亦见《利凡特的拉丁人》，176。
注1763 维尔兰塔－伊琳娜死于1317年。见F.科戈纳索：“迈克尔九世巴列奥洛格为蒙斐拉的狄奥多勒一世颁布的金玺诏书”（“Una crisobolla di Michele IX Paleologo per Teodoro I di Monferrato”），《拜占庭研究杂志》（意大利），II（1927），43。
注1764 关于这一主题，见G.I.布拉提亚努（G.I.Br?tianu）“关于皇帝迈克尔九世巴列奥洛格与库尔特奈的卡特琳娜的婚姻安排（1288——1295年）”（“Notes sur le projet de marriage entre l’empereur Michel IX Paleologue et Cathrine de Courtenay，1288——1295”），《东南欧历史杂志》，I（1924），59——63。C.马林内斯库：“关于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的两个儿子与拉丁人公主的婚姻安排的尝试”（“Tentatives de marriage de deux fils d’Andronic II Paléologue avec des princesses latines”），《东南欧历史杂志》，I，139——140。
注1765 安德罗尼卡与德意志公主伊琳娜的第一次婚姻没有留下子嗣。
注1766 科拉·迪里恩佐：《书信集》，A.加布列利（A.Gabrielli）编，收于《意大利历史文集，书信集》中，XIV页注6。
注1767 坎塔库津死于1383年。
注1768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135。
注1769 M.西尔伯施密特（M.Silberschmit）：《土耳其帝国入侵时期的东方问题》，66——68。
注1770 “伊庇鲁斯国君的寡妻与她的儿子”（“Die Wittwe und die Sohne des Despoten Esai von Epirus”），《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1920），4；年谱表，6。在她去世之前，海伦隐居于一个叫作伊波梅尼的女修道院中。一些历史学家称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母亲为伊琳娜，而不是海伦。
注1771 这幅微型画被经常地再版重印。见S.兰普罗斯“巴列奥洛格家族的约翰八世的画像”（Ε?κ?νες ?ω?ννου Η? το Παλαιολ?γου），《当代希腊的珍藏品》（ ），IV（1907），386——387。兰普罗斯：《拜占庭皇帝，拜占庭皇帝画像辑录》（Empereurs byzantins.Catalogue illustre de la collection de portraits des empereurs de Byzance），53。G.施伦伯格：《拜占庭和十字军》，145，和插图4。
注1772 B.A.潘臣克：《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收藏铅印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Molybdorulla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Russian Archeological Institute in Constantinople），I，133（no.380）。
注1773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2;波恩版，48——49。
注1774 《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书信集》（Lsttres de l’empereur Manuel Paleologue），E.勒格兰德编，28——29（书信，no.19）
注1775 《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书信集》，E.勒格兰德编，28——29（书信，no.16）。
注1776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历史》，chap.20；波恩版，100。（这句打油诗的意思似强调面貌之丑陋，“前看是大斋期，后看是复活节”，用现代社会上常用的讽刺语即“背多分”。————译者）
注1777 同上书；波恩版，102。
注1778 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吉耶（Bertrandon de la Broquiere）：《海外之旅》（Le voyoge d’outremer），C.舍费尔编，155。
注1779 P.查拉尼斯：“再论莫迪奥鲁斯加冕问题”（“The Crown Modiolus Oce More”），《拜占庭》（布鲁塞尔），XIII（1938），379、381——382。其中列出的有关资料和论述。1938年，F.多尔格写道，君士坦丁十一世是由一位俗人加冕登位的；《拜占庭史》，XXXVIII（1938），240。在1940年，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说，君士坦丁是在莫里亚被加冕为帝的；《拜占庭国家史》（德文版），408。
注1780 乔治·弗兰策：（George Phrantzes）《年代纪》（Annales），III，1；波恩版，206及其后。
注1781 夏尔·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289——290。
注1782 见A.A.瓦西列夫：“论安德列阿斯·巴列奥洛格将拜占庭的权利转移给法国国王查理八世”（“The Transmission by Andreas Palaeologus of the Rights to Byzatntium to the King of France，Charles VIII”），《纪念N.I.卡里夫论文集》（Papers Presented to N.I.Kareev），273——274。关于其文献原文，见方谢曼涅（Foncemagne）《皇家铭文和书法学院纪念文集》（Mémoires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XVII（1751），572——577；瓦西列夫俄文译文，见《纪念N.I.卡里夫论文集》，275——278。
注1783 《俄罗斯历史》（A History of Russia），II，150；英译本由C.J.赫加斯（C.J.Hogarth）翻译。
注1784 H.沙德尔（H.Shaeder）：《作为第三罗马的莫斯科；斯拉夫世界政治思想史研究》（Moskau das Dritte Rom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Theorien in der slaveschen Welt），36——37。作者对罗斯史料十分熟悉。
注1785 V.马里宁（V.Malinin）：《埃利亚沙尔修道院的老修士菲罗戴乌斯和他的著作》（The Old Monk of the Monastery of Eleazar，Philotheus，and His Works），见附录部分。
注1786 见L.P.皮埃灵（L.P.Pierling）：《俄罗斯和圣城之围》（La Russie et le Saint-Siége），I，221——239。亦见N.约尔加的重要著作《拜占庭帝国之后的拜占庭》（Byzance après Byzance），26页注5。
注1787 见E.马特内（E.Martene）和U.杜朗（U.Durand）：《新史料集成》（The saurus novus anecdotorum），II，197。见E.若尔丹（E.Jordan）《克莱蒙四世信件集（1265——1268年）》（Les Registres de Clement IV,1265——1268）,61——62（no.224）。W.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444页注1。
注1788 E.若尔丹：《安茹家族占领意大利的起因》（Les Origines de la domination angevine en Italie），410、414——415。
注1789 见F.卡拉贝雷丝（F.Carabellese）对于查理在意大利占领地的热情描述，《安茹的查理关于威尼斯与东方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报告》（Carlo d’Anguo ner repporti politici e commerciali con Venezia e l’Oriente），xviii——xxx，该作品是作者的遗作。
注1790 S.W.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438。W.米勒：“弗凯亚和开俄斯的扎卡利亚家族（1275——1329年）”（“The Zaccaria of Phocaea and Chios”，1275——1329），《关于拉丁东方的论文》（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284——285。亦见R.洛佩兹的著作《12世纪的航海国家热那亚。航海者和商人贝内文托·扎卡利亚》（Genova marinara nel deuecento.Benedetto Zaccaria ammiraglio e mercante），II，23——61。
注1791 J.埃伯索尔特：《东方与西方》，34。
注1792 此处所谓“第二次十字军”是指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对埃及发动的第二次进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十字军”。————译者
注1793 E.拉维斯（E.Lavisse）：《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III（2），101——102。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468。
注1794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V，9；波恩版，I，364。
注1795 C.吉莱切克：“德拉斯城市的过去和它的地位”（“The Situation and Past of the City of Dra?”），《塞尔维亚地理学会杂志》（Transaction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Serbia），I，2（1912）,6（塞尔维亚语）；德语文献见L.冯·塔洛奇（L.von Thalloczy）编《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研究》（Illyrisch-albanische Forschungen），161。
注1796 P.都里耶（P.Durrieu）：《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的档案，国王查理一世的法令研究》，I，191页注5 。《中世纪阿尔巴尼亚外交文献中的趣事》（Acta diplometa res Albaniae mediae actatis illustrantis），L.冯·塔洛奇，C.吉莱切克和E.德苏弗来（E.de Sufllay）编，I，77（no.270）
注1797 J.A.布孔（J.A.Buchon）：《对莫里亚法兰克人公爵领的最新研究》（Novelles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Principauté Français），II，317。
注1798 卡拉贝雷丝：《安茹的查理关于威尼斯人与东方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报告》，XL。这几句话写于1911年。
注1799 C.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323。
注1800 《意大利档案资料中保留的关于斯拉夫人的历史》（The Italian Archives and Material on the Histoey of the Slaves Preserved in Them）II，67——68。
注1801 同上书，69；并见吉莱切克《保加尔人史》，363。
注1802 关于威尼斯，见卡拉贝雷丝《安茹的查理关于威尼斯人与东方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报告》，xxxiv——xxxviii，106——142。
注1803 遗憾的是，卡拉贝雷丝的作品中并没有系统地提到查理与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关系，见《安茹的查理关于威尼斯人与东方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报告》，xxix。作者说：“但是，关于涉及巴列奥洛格的大批文献，无论是出版过的还是未出版过的，我们将随后谈到。”我想作者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他的想法。
注1804 见卡拉贝雷丝《安茹的查理关于威尼斯人与东方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报告》，23——24。
注1805 V.劳伦特：“格列高利十世（1271——1276年）及其建立一个反土耳其人同盟的计划”（“Gregiure X〈1271——1276〉et le projet d’une ligue anti-turque”），《东方之声》杂志，XXXVII（1938）,257——273，特别是269。这篇文章取自劳伦特计划中的著作，《第二次里昂会议和迈克尔八世巴列奥洛格的宗教政策》（The Second Council of Lyons and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Michael VIII Palaelogus）。
注1806 G.L.F.塔菲尔和G.M.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I，289。（此处）“罗马人的帝国”用的是“Romaniae”，因传统上，罗马人经常将其周围地区称为Romania。————译者
注1807 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604。
注1808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Historia），V.I,B；波恩版，I，123。
注1809 载于《罗曼尼亚统治史》（Historia del regno di Romania），见霍普夫《未发表过的著名希腊——罗马编年史》，138。
注1810 这一事件的名称“西西里晚祷事件”，约在15世纪末以后，即第一次法国人远征意大利之后，即出现在文献中。
注1811 F.佩特拉克：《歌集·叙利亚巡游诗人》（Itinerarium Syriacum,in Opera Ominia），559。G.伦布罗索（G.Lumbroso）：《意大利辉煌之古典时代的记载》（Memorie italiane del buon tempo antico）。
注1812 洛佩兹：《12世纪的航海国家热那亚。航海者和商人贝内文托·扎卡利亚》，69——71、88页及注28。
注1813 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关于他的生平》（De vita sua opusculum），par.ix；收于《基督教学报》，II（1885），537——538；俄文版，558；法文版，查普曼编，145、174。
注1814 《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VIII，538。
注1815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3；波恩版，23。
注1816 R.格鲁塞：《亚细亚史》（Histoire d’Asie），III，100。
注1817 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篇俄文论文甚为重要，一是Th.I.乌斯宾斯基的“拜占庭历史学家论蒙古人和埃及的马木路克人”（“Byzantine Historians on the Mongols and Egyptian Mamluks”），《拜占庭年鉴》，XXIV（1923——1926），1——6；G.维尔纳茨基：“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的金帐汗国、埃及和拜占庭之间的关系”（“The Golden Horde，Egypt，and Byzantium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 in the Reign of Michael Palaeologus”），《康达可夫学院年鉴》，I（1927），73——84。
注1818 维尔纳茨基上引文章，见《康达可夫学院年鉴》，2（1927），76。
注1819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V，7,1；波恩版《拜占庭历史资料大全》，I，102。
注1820 萨满教是乌拉尔——阿尔泰语族人民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
注1821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II，3；波恩版，I，176——177。
注1822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V，7，1；波恩版，I，101。
注1823 维尔纳茨基：“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的金帐汗国、埃及和拜占庭之间的关系”，《康达可夫学院年鉴》，I（1927），79。P.尼克夫：《中世纪鞑靼人－保加利亚人之关系》（Tartaro-Bulgarian Relations），6——11。见查普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1261——1282），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74——75。G.I.布拉提亚努：《13世纪热那亚人在黑海的商业活动研究》，207——208。
注1824 尼克夫：《中世纪鞑靼人－保加利亚人之关系》，11——12。
注1825 亦见S.兰内－波尔（S.Lane-Poole）《中世纪埃及史》（A History of Egypt in the Middle Ages），266。
注1826 M.卡纳尔：“1281年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与苏丹卡拉万的贸易协定”（“Le Traite de 1281 entre Michael Paleologue et le sultan Qalâ’un”），《拜占庭》（布鲁塞尔），X（1935），669——680。卡纳尔：“13世纪拜占庭与埃及之间的一份和约及迈克尔八世巴列奥洛格与马木路克苏丹拜巴尔斯和卡拉万之间的外交关系”（“Un Traité entre Byzance et l’Egypt au XIIIe siàcle et l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de Michel VIII Paleologue avec les sultans Mamlukes Baibars et Qalâ’un”），《迦得弗洛瓦－德蒙尼内文集》（Mélanges Guadfroy-Demombynes）,197——224。F.多尔格对此问题的疑问和评价，见《拜占庭杂志》（德文），XXXVI（1936）,467；XXXXVII（1937）,537——538。多尔格：《未发表的希腊文献大全》，III，74（no.2052），提及上述协议签订的时间为1281年；III，75（no.2062），此处提及上述协议签订的时间为1282年。在此，多尔格并没有使用卡纳尔使用的阿拉伯资料，即卡尔卡山迪（Qalqashandi）的记载，该作者死于1418年。但是，现在可以看多尔格的研究作品：《关于埃及的苏丹卡拉万与巴列奥洛格皇帝迈克尔八世的关系》（Der Vertrag des Sultans Qala’un von Aegypten mit dem Kaiser Michael VIII Palaiologus.），载《索纳森西亚文集》（Serta Monacensia） （雷登，1952年）,68、78——79。
注1827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5；波恩版，I，18。
注1828 V.I.拉曼斯基：《小亚细亚、非洲和西班牙的斯拉夫人》（The Slavs in Asi Minor，Africa，and Spain），11——14。Th.I.乌斯宾斯基：“关于拜占庭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历史”，《公众教育部杂志》，CCXV（1883），342——345。P.穆塔弗奇也夫：《13世纪和14世纪拜占庭的军事领地和士兵》，67。
注1829 H.A.吉本：《奥斯曼帝国的建立》。F.吉斯（F.Giese）：“关于奥斯曼帝国兴起的问题”（“Das Problem der Entstehung des osmanischen Reiches）”，《闪米特人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emitistik），II（1923）,246——271。关于奥斯曼兴起问题，带有评价和资料介绍性质的较有价值的作品，可见E.L.朗格（E.L.Langer）和R.P.布莱克所写“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及其历史背景”（“The Rise of the Ottoman Turks 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美国历史评论》，XXXVII（1932），468——505。M.F.科普鲁鲁（M.F.Köprürü）：《奥斯曼帝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5——32。P.威特克（P.Wittek）：《奥斯曼帝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33——51。
注1830 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V，21；波恩版，II，412。
注1831 “almughavars”（阿尔穆格哈瓦人），是从西班牙阿拉伯人那里借用的阿拉伯语词，字面上的意义是“发动一次远征”，因此，这里是“轻装骑兵”之意。
注1832 Chronica o descripcio fets e hazanyes del inclyt rey Don Jaume;载于布孔《外国编年史》（Chroniques étrangères），K.兰兹（K.Lanz）编。关于蒙塔内尔，可见I.约尔加：“拉蒙·蒙塔内尔及拜占庭帝国”（“Ramon Muntaner et l’empire byzantin”），《东南欧历史评论》，IV（1927）,325——355。
注1833 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V，12；波恩版，II，393。
注1834 A.鲁比奥·伊·鲁齐（A.Rubió y Lluch）：《加泰罗尼亚人对东方的征服和占领》（La expedicion y dominación de los Catalanes en Orients），6、7、10。鲁比奥·伊·鲁齐：《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其统治的最后年代。历史年表》（Los Catalanes en Grecia.últimos a?os de su dominación.Cuadros históricos），6。C.巴努斯·伊·科玛斯（C.Banús y Comas）：《14世纪早期加泰罗尼亚人与阿拉贡人对东方的远征》（Expedicion de Catalanes y Aragoneses en Oriente en principio del siglo XIV ），43、46，其中提到，罗哲尔·德弗洛尔参加对东方的远征是为了寻求光荣与获得战利品。
注1835 霍普夫：《从中世纪早期到当代的希腊史》，I，380。
注1836 H.F.托泽编：《希腊史》，III，388。
注1837 托泽编：《希腊史》，IV，147。鲁比奥·伊·鲁齐对于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的情况做的概括性研究，可见《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19——50。
注1838 在马德里的元老院宫中，有一幅19世纪的西班牙画家约瑟·莫莱诺·卡博内罗（1888——？）的作品，画上描绘了罗哲尔·德弗洛尔进入君士坦丁堡时的场景。在巴努斯·伊·科玛斯的著作《14世纪早期加泰罗尼亚人和阿拉贡人对东方的远征》（第48页）中描述了这幅画；书中附有该画的复制品。
注1839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阿索斯山》，III（2）,118。
注1840 见《阿拉贡文献。詹姆斯二世的外交通信中所见德意志、意大利、法兰克、西班牙等国的教会史与文化史资料（1291——1327年）》（Acta Aragonensia.Quellen zur deutschen，italienischen，französchen，spanischen，zur Kirchen-und Kulturgeschichte aus der diplomatischen Korrespondens James II），芬克（H.Finke）编，II，741（no.458）。在这一版中，提到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293年5月2日。但是，该文献中涉及这一年代处佚失了。笔者以为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还应该是14世纪初，因为，在1293年，加泰罗尼亚兵团还没有进入拜占庭的历史。
注1841 米勒：《雅典的加泰罗尼亚人》（The Catalans at Athens），14。米勒：《关于拉丁东方的论文集》，129。塞顿：《加泰罗尼亚人对雅典的占领（1311——1388 年）》（Catalan Domination of Athens,1311——1388），17、187、257。
注1842 鲁比奥·伊·鲁齐：《加泰罗尼亚人对东方的远征和占领》，14——15。G.施伦伯格：《“阿尔穆格哈瓦人”即加泰罗尼亚兵团对东方的远征》（Expédition des “Almugavares”ou routiers catalansen Orient），391——392。
注1843 A.鲁比奥·伊·鲁齐：“加泰罗尼亚人占领下的雅典”（“Atenes en temps dels Catalans”），《加泰罗尼亚研究所年鉴》（Anuari de l’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II，（1907）,245——246。
注1844 鲁比奥·伊·鲁齐：“希腊半岛上的加泰罗尼亚人城堡”（“Els Castells Catalans de la Grecia continental”），《加泰罗尼亚研究所年鉴》，III（1908）,362——425。
注1845 鲁比奥·伊·鲁齐：“自鲁利亚的罗哲尔之死到西西里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人统治的希腊（1370——1377年）”（“La Grecia Catalana des de la mort de Roger de Lluria fins a la de Frederic III de Sicilia，1370——1377”），《加泰罗尼亚研究所年鉴》，V（1913——1914）,393。亦见鲁比奥·伊·鲁奇“加泰罗尼亚人占领期间的一个雅典人，底米特里·任迪”（“Une Figure Athéninenne de la’époque de la domination catalane.Dimitri Rendi”），《拜占庭》（布鲁塞尔），II（1925）,194。
注1846 鲁比奥·伊·鲁齐：“加泰罗尼亚人占领下的希腊，自弗里德里希三世之死到纳瓦拉人的入侵（1377——1379年）”（“La Grecia Catalana de la mort de Frederic III fins a la invasió navarresa，1377——1379”）,《拜占庭》（布鲁塞尔），VI（1915——1920）,199。亦见他的《东方加泰罗尼亚人的外交》（Diplomatari de l’eOrient català），巴塞罗那，1948年，此书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亦见他的《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13。关于鲁比奥·伊·鲁齐诸多著作的目录，见《剑桥中世纪史》，IV，862和相关部分，286——291。
注1847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55。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362。
注1848 见《14世纪第二季南斯拉夫和拜占庭》，II，45——46。亦见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355——356。
注1849 C.A.切克莱奇（C.F.Chekrezi）:《阿尔巴尼亚————过去与现在》（Albania-Past and Present），8。
注1850 C.吉莱切克：“历史上的阿尔巴尼亚”（“Albanen in der Vergangenheit”），《东方的奥地利王权》（Oesterrichische Monastschrift für den Orient），1——2（1914），2;重版于塔洛齐（Thallóczy）《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研究》（Illyrisch-albanische Forschugen），I，66。关于Shkipetars一词的来源，见A.C.查特济斯（Chatziz）“何为Shkipetar民族？”（Π?θεν το ?θνικ?ν Σκιπετρ），《雅典科学院报告》（Πρακτικ?）of the Academy of Athens），IV（1929），102——104。亦见H.格列古瓦著《拜占庭》，IV（1929），746——748；按照当代希腊语的发音σκιππ?ττο相当于意大利语的shipopetto，或法语的escopette,意为“枪”、“炮”，“装备了武器的人”。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注1851 吉莱切克：“历史上的阿尔巴尼亚”，《东方的奥地利王权》，1——2（1914）,2；塔洛齐：上引书，I，67。G.格鲁伯（G.Gröber）：《罗曼语系的形成》（Grub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第2版，1904——1906年），1039。
注1852 迈克尔·阿塔利特斯：《历史》，9、18。
注1853 J.P.法尔梅赖耶：《中世纪莫里亚半岛历史》，II，xxiv——xxvii。
注1854 菲利普森（Philipson）：“关于伯罗奔尼撒的种族问题”（“Zur Ethnographie des Peloponnes”），《彼特曼通报》（Petermann’s Mitteilunger），XXXVI（1890），35。菲利普森：《关于拜占庭帝国的地理状况》（Das Byzantinische Reich als Geigraoguscge Ercheinung），131。D.A.扎基希诺斯（Zakythinos）：《莫里亚的希腊王国》（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102——105。
注1855 J.哈恩:《阿尔巴尼亚研究》（Albaniesische Studien），I，32（这一数字是估计的数字）；亦见II，1（几乎相当于希腊人口的半数）；亦见前言，vi。见柴克莱斯（Chenkrezi）《阿尔巴尼亚————过去与现在》，25页注1 、205。芬利（《希腊史》，IV，32）统计在希腊境内有约20万阿尔巴尼亚族人。
注1856 《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32——33。
注1857 N.约尔加：“一个变成了斯拉夫人城市的罗马城市：拉古萨”（“Une ville ‘romane’ devenue slave: Raguse ”），《罗马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通讯》，XVIII（1931），32——100。P.斯科克（P.Skok）：“拉古萨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Raguse”），《斯拉维亚》（Slavia），X（1931），499——500。M.安得列瓦的通俗性简介：“多布罗夫宁克”（“Dubrovnik”），《国际巴尔干研究杂志》（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e balkaniques），II（1935）125——128。
注1858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在文中称杜尚为“伟大的垂宝（Triball）”，这是古代色雷斯的一个部族的名称，格雷戈拉斯以此名称代称塞尔维亚人。
注1859 指罗马帝国，即拜占庭，下同。————译者
注1860 《历史》，XIV，4；波恩版，II，817。
注1861 与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一样，坎塔库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用古代色雷斯地区部族的名称“垂宝”（Triballs）称呼塞尔维亚人。
注1862 《历史》，III，89；波恩版，II，551——552。
注1863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08、111；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36。
注1864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书籍目录》，I，239；弗洛林斯基：《阿索斯山法令集和收于圣著集中的照片》（The Athonian Acts and Photographs of Them in the Collections of Sevastyanov），96。
注1865 《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09。
注1866 同上书，110。
注1867 《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10。
注1868 弗洛林斯基：《阿索斯山法令集和收于圣著集中的图像》，95；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III（2）,156。
注1869 protos 在希腊语中是第一的意思，此处是对阿索斯山修道院议会首领的称呼。————译者
注1870 修士，此处用的是希腊语词iguman，这是在阿索斯圣山上过集体修道生活的修士；隐士，即hermit，是在山上过离群索居生活的独立修士。————译者
注1871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26。
注1872 “basileus”是希腊语中对皇帝的称呼。这里指塞尔维亚王僭领了拜占庭皇帝的头衔，因此成为希腊民族的代表。————译者
注1873 弗洛林斯基：《杜尚之立法活动的丰碑》（The Momuments of Dushan’s Legislative Activity），13。
注1874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34。
注1875 同上书，141。
注1876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200——201、206——207。
注1877 同上书，208。
注1878 约翰·坎塔库津：《历史》，IV，43；波恩版，III，315。
注1879 《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
注1880 A.波戈丁：《塞尔维亚史》，79。
注1881 N.A.比斯:“关于米蒂奥拉修道院创建者的历史研究和民间传说”（“Geschichtliche Forschungsresultate und Mönchs-und Volkssagen über die Gründer der Meteorenklöster”），《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II（1922）,364——369。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294——295。I.波吉阿齐德（I.Boghiatzides）：“米蒂奥拉修道院编年史”（Το χρονικ?ν τ?ν Μετε?ρων），《拜占庭研究学刊》（??ιετηρ?ς Εταιρε?ας Βυζαντιν?ν Σπουδ?ν），II（1925），149——182。
注1882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XVIII，2;波恩版，III,177。
注1883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XVIII，40;波恩版，III，202——203。
注1884 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建言》（Συμβουλευτικ?ς ?τερος），见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IV，1013。
注1885 《沃斯克莱森斯克编年史》（Voskresenskaya lietopis），收入《俄罗斯编年史全集》，VII，251。
注1886 N.约尔加：“东方的拉丁和希腊人，以及土耳其人在欧洲的立足（1242——1362年）”（“Latins et Grecs d’Orient et l’etablishiment des Turcs en Europe,1242——1362”），《拜占庭杂志》（布鲁塞尔），XV（1906），217。霍普夫：《希腊史》，I，448。
注1887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92——193。
注1888 关于这一战役的希腊史料，见N.拉多伊契奇（N.Radoj?i?）“关于科索沃战争的希腊史料”（“Die griechischen Quellen zur Schlacht am Kossovo Polje”），《拜占庭》（布鲁塞尔），VI（1931）,241——246。H.格雷古瓦：“拜占庭人对科索沃战争的评述”（“L’Opinion byzantine et la bataille de Kossovo”），《拜占庭》（布鲁塞尔），VI（1931），247——251。
注1889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VII,1，2;波恩版，II，842。
注1890 《东方编年史》（Chronicon Estense）见L.A.穆拉多里《意大利历史资料手稿》，XV，448。巴托罗梅乌斯·德拉·普格里奥拉：《波洛尼亚综合史》（Historia miscella Bononiensis），《意大利历史资料手稿》，XVIII，409。
注1891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V，1，5；波恩版，II，797——798。约翰·坎塔库津：《历史》，IV，8；波恩版，III，49——53。
注1892 《欧洲的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 of Europe），III，191；M.库波尔伯格（M.Kupperberg）译，V，236；A.A.瓦西列夫：《克里米亚的哥特人》（The Goths in the Crimea），175——177。见本书参考文献。
注1893 关于挪威的情况，见K.杰尔斯特（K.Gjerset）《挪威人民史》（History of the Norwegian People），I，202。
注1894 A.N.维切洛夫斯基（A.N.Veselovsky）：“蒲伽丘，他生活的环境和他的同时代人”（“Boccaccio，his Enviroment and Contemporaries”），《A.N.维切洛夫斯基著作集》（Works of A.N.Veselovsky），V，448、451。亦见《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学部文集》一书中的词条，LII，444、447。
注1895 《十日谈》，第一天，前言。
注1896 M.科勒林（M.Korelin）：《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史学》（The Earlier Italian Humanism and Its Historiography），495。
注1897 《尼康编年史》，见《俄罗斯年代纪全集》，X，224。
注1898 约尔加：“东方的拉丁和希腊人，以及土耳其人在欧洲的立足（1242——1362年）”，《拜占庭杂志》（德文），XV（1906），208。
注1899 《热那亚共和国法律文献集》（Liber jurium reipublicae Genuensis）,II,858——906;收于《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IX。《关于斯拉夫人历史记载》（Monumenta spectantia historiam slavorum meridionlium）,IV,199——263。
注1900 《佩罗·塔夫尔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游记》（Andanças é viajes de Pero Tafur por diversas partes del mundo avidos，1435——1439），135——136；马尔科姆·莱兹著作，113——114；见A.A.瓦西列夫“佩罗·塔夫尔，一位15世纪的西班牙旅行家和他在君士坦丁堡、特拉布松和意大利的旅行”，《拜占庭》（布鲁塞尔），VII（1932），75——122。夏尔·迪尔：“一位西班牙旅行者在君士坦丁堡”，见《格罗茨文集》（Mélanges Glotz），I，（1932）,319——327。
注1901 贝格尔·希弗里（Berger de Xivrey）：“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对自己生活与事业之回忆”（“Memoire sur le vie et les ouvrages de l’empereur Manuel Paléologue”），《法兰西学院回忆录》（Memoires de l’Institut de France），XIX（2），25——26。
注1902 迈克尔·杜卡斯（Michael Ducas）：《拜占庭史》（Historia Byzantina），XIII；波恩版，49。
注1903 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在其兄弟狄奥多勒·巴列奥洛格亲王葬礼上的讲演》（Oratio funebris in proprium ejus fratrem despotm Theodorum Palaeologum）；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LVI，225。
注1904 西尔伯施密特（Silberschmidt）：《东方问题》（Das orintalische Problem），78——79。该书作者使用了错误的词汇，“希腊－土耳其帝国”（“Griechisches Reich türkischer Nation”）（79）。见萨罗蒙在《拜占庭杂志》（德文）中的评论，XXVIII（1928）,144。亦见彼得·哈拉尼斯“巴列奥洛格家族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斗争（1370——1402年）”（“The Strife Among the Palaeologi and the Ottoman Turks,1370——1402”），《拜占庭》（布鲁塞尔），XIV，1（1944），286——314。作者除使用了其他资料外，还大量使用了来自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的记载。
注1905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II；波恩版，50。
注1906 西伯尔施密特：《东方问题》，87。
注1907 西伯尔施密特：《东方问题》，119。
注1908 阿齐兹·苏尔雅·阿提亚（Aziz Suryal Atiya）：《尼科波利斯的十字军》（The Crusade of Nicopolis）。H.L.萨瓦热（H.L.Savage）：“库西七世的战争与尼科波利斯之战”（“Enguerrand de Coucy VII and the Campaign of Nicopolis”），《史鉴》，XIV（1939），423——442。
注1909 H.希尔特伯格（H.Schiltberger）：《旅行手册》（Reisebuch），V.朗曼特尔（V.Langmantel）编，7。
注1910 J.H.莫德特曼（J.H.Modtmann）：“14世纪末期土耳其人对雅典的一次征服”（“Die erste Eroberung von Athen durch die Turken zu Ende des 14 Jahrhundert”），《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V（1923），346——350。R.洛埃纳兹（R.Loenertz）：“14世纪的伯罗奔尼撒（1382——1404年）”（“Pour l’histoire du Péloponèse au XIVe siècle，1382——1404”），《拜占庭研究》，I（1944）,185——186。
注1911 《圣德尼的教会编年史》（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ys），贝拉盖特（Bellaguet）主编，II，562。
注1912 尼科诺夫斯卡娅：《尼康编年史》，《俄罗斯年代纪全集》，IV（1897），168。
注1913 关于曼纽尔这次旅行的详细情况，可见A.A.瓦西列夫“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在西欧的旅行（1399——1403年）”（“The Journe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Manuel II Palaeologus in Western Europe，1399——1403”），《公众教育部杂志》，N.S.XXXIX（1912），41——78、320——304。亦见G.施伦伯格“一位拜占庭皇帝在巴黎和伦敦”（“Un Emperuer de Byzance à Paris et à Londres”），《两个世界杂志》，XXX（1915年12月15日）；并在他的《拜占庭与十字军》（Byzance et croisades）一书中重印，87——147。M.朱吉（M.Jugie）：“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在西方的旅行”（“Le Voyage de l’Empereur Manuel Paléoloque en Occident”），《东方之声》，XV，（1912），322——332。H.C.卢克：“金雀花王朝和兰卡斯特王朝期间来自东方的访问者”（“Visitors from the East to the Plantagenet and Lancastrian Kings”），《19世纪》（Nineteenth Century），CVIII（1930），760——769，对于曼纽尔文章的简明注释。
注1914 《曼纽尔·巴列奥洛格书信集》，莱格兰德编，I，52。
注1915 《亚当·德乌斯克编年史》（Chronicon Adae de Usk），E.M.汤普逊编（第2版，1904年），57；英文版，220。
注1916 米涅：《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LVI，577——580。A.A.瓦西列夫在其“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在西欧的旅行（1399——1403年）”一文中用俄文引用了这篇文章。见《公众教育部杂志》，XXXIX（1912），58——60。
注1917 安戈拉（Angora）战役，指在土耳其今日首都安卡拉或其周围地区发生的一次战役，此处译为安卡拉，用的是现名，以免读者发生不必要的误会。————译者
注1918 M.安得列瓦：“关于皇帝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对西欧的访问”（“Zur Reise Manuels II Palaiologos nach West-Europa”），《拜占庭杂志》（德文），XXXIX（1934）,37——47。
注1919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39；波恩版，117。
注1920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15；波恩版，62。亦见《特莱维编年史》（Chronicon Tarvisinum），收于穆拉多里《意大利历史资料手稿》,XIX，794。
注1921 中国史籍上因而称之为铁木儿。————译者
注1922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VII；波恩版，76——77。
注1923 C.马林内斯库（C.Marinescu）：“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及阿拉贡的国王们。对拜占庭使节所递交的四封拉丁文信件的评注”（“Manuel II Paléologue et les rois d’Aragon.Commentaire sur quatre letters inedites en latin,expediées par la chancellerie byzantine”），《罗马学术院历史部通报》，XI（1924），194——195、198——199。
注1924 C.马林内斯库：“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及阿拉贡的国王们。对拜占庭使节所递交的四封拉丁文信件的评注”，《罗马学术院历史部通报》，XI（1924）195——196、200——201：“Vestra Excellentia illustri filio nostro,despoti Moree Porfinogenito，notificaverat qualiter accedere intendebat pro communi utilitate christianorum et specialiter nostra ad dictas parter Moree cum potencia maxima.”亦见D.A.扎基希诺斯（Zakythinos）《莫里亚的希腊君主》（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168。
注1925 此处借用中国古代的封国概念，即由君主封给自己的亲人和皇子的封地。英文原文为despot，过去译为僭主，不足以表明此处的意义。————译者
注1926 扎基希诺斯：《莫里亚的希腊君主》，该书是一部相当精辟的著作。
注1927 马扎里斯：《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记》（Επιδημ?α Μ?ζαρι ?ν ?ιδου）；A.埃里森（A.Ellissen）：《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Analekten der mittel-und neu griechischen Litteratur），IV，230。
注1928 《中世纪雅典城史》，II，240——283。
注1929 见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377。
注1930 曼纽尔·巴列奥洛格：“葬礼演说词”；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VI，212——213。
注1931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Gemistus Plephon）：《演说词一》（Oratio prima），2——3；埃里森编：《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494。
注1932 《拜占庭文献史》，494。
注1933 马扎里斯：《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记》，2，埃里森，《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IV（7）,192。
注1934 马扎里斯：《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记》，22；埃里森：《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239。
注1935 《莫里亚半岛史》，II，300——366。见H.F.托泽“一位拜占庭改革者（吉米斯图斯·普勒桑）”，（“A Byzantine Reformer 〈Gemistus Plethon〉”），《希腊研究杂志》，VII（1886），353——380。J.德莱赛克：“普勒桑和贝萨里翁关于伯罗奔尼撒事务的回忆录”（“Plethons und Bessarions Denkschriften uber die Anglegenheiten im Peloponnes”），《新古典学年鉴》，XXVII（1911），102——119。
注1936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再生·演说词二》（De Rebus Peloponnesiacis Orationes duae），埃里森编：《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IV（2）；亦见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X，821——866。
注1937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演说词一》，par.12；《演说词二》，par.13。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X，829——853。见托泽“一位拜占庭改革者（吉米斯图斯·普勒桑）”，《希腊研究杂志》，VII（1886），370。他称第二等级为“那些在工商业中受雇者”，或“工商业者阶级”（372）。
注1938 希洛，此处普勒桑借用了古典时期斯巴达人对奴隶的称呼来指代劳动者，表明他固守伯罗奔尼撒古典希腊传统的立场。————译者
注1939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演说词一》，par.18；埃里森编：《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IV（2）,53；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X，833。
注1940 埃里森：《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IV（2）,143页注3；托泽：“一位拜占庭改革者（吉米斯图斯·普勒桑）”，《希腊研究杂志》，VII（1886），379。
注1941 迪尔：《拜占庭研究》（Études byzontines），323。
注1942 乔治·普兰策：《年代纪》，I，37；波恩版，111——112。
注1943 约翰·卡纳苏斯：《1422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波恩版，457。
注1944 作为目击者，吉米斯图斯描写了土耳其人在希腊的暴行。他的长诗“安科纳书记官希腊人约翰·吉米斯图斯为教宗利奥十世所写”（“Ad S.D.Leonem X.Pont.Maximi Ioannis Gemisti Graeci a secretis Anconae Protreptico et Promosticon”）被C.萨塔斯收入他的《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一书中，VIII，546——591，特别是543——550；亦见上引书，IX，vii。
注1945 乔治·普勒桑：《年代纪》，I，40；波恩版，121。
注1946 “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对自己生活与事业之回忆”，《法兰西学院回忆录》，XIX（2），180。
注1947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XIX；波恩版，197。
注1948 《论萨洛尼卡的最后陷落》（De extremo Thessalonicensi excidio）,波恩版，481——528。
注1949 《土耳其帝国编年史》（??ρακος χρονικ?ν περ? τ?ς τ?ν Το?ρκων βασιλε?ας）。萨塔斯：《中世纪希腊百科全书》（Bibliotheca graeca medii aevi），I，256——257、360——388；同一片断出现在“萨洛尼卡的普拉塔修道院及其遗产”（“”）一文中，《拜占庭杂志》（德文），VIII（1899）,421。其中有一段简要的关于萨洛尼卡失陷的希腊文记载，见403——404。亦见S.兰普罗斯“关于土耳其人占领萨洛尼卡的三首未发表的悼词”（“”）,《当代希腊研究》，V（1908），369——391（含两段韵诗，一段散文）。
注1950 见弗罗伦斯·麦克弗森（Florence McPherson）所写“一些现代希腊歌曲中的历史痕迹”（“Historical Notes on Certain Modern Greek Folk-songs”），《希腊研究杂志》，X（1889），86——87。
注1951 拉布罗吉耶（La Brouquière）：《海外之旅》，舍费尔编，150——165；A.A.瓦西列夫：“拜占庭文献中的百年战争和贞德”（“La Guerre de Cent Ans et Jeanne d’Arc dans la tradition byzantine”），《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6）,249。当时，关于贞德的故事已经传到拉古萨，见N.约尔加《关于十字军历史的注释和摘要》（Notes et extraits pour server a l’histoire des Croisades），II，272：“On parle ‘d’una mamoleta virgine，la qual gli è （al rè Carlo） apparuta maravigliosamente，la qual？rege et guida lo suo exercito”（见《拉古萨档案》［Archives of Ragusa］，1430年4月30日至11月28日，法国的消息）。
注1952 拉布罗吉耶：《海外之旅》，舍费尔编，230。
注1953 阿齐兹·苏尔亚·阿提亚：《晚期中世纪的十字军》（Crus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见O.哈勒基的书评，载《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473——483。哈勒基：《瓦尔纳战役中的十字军。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讨论》（The Crusade of Varna.A Discussion of Controversial Problems），96。这是一部相当好的专著。
注1954 梅塞纳斯（Maecenas）是古罗马时代奥古斯都皇帝的杰出外交官和国务顾问，著名的文学活动的赞助者。由于阿方索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积极赞助文学艺术活动，故有“梅塞纳斯”的绰号。————译者
注1955 F.切罗内（F.Cerone）：“阿拉贡的阿方索的东方政策”（“La politica orientale di Alfonso d’Aragona”），《那不勒斯省历史档案》（Archivio storio per le provincie Napolitane），XXVII（1902），425——456、555——634；XXVIII（1903）,167。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731——733。C.马林内斯库正在计划根据巴塞罗那的一部丰富的未公布档案集《阿拉贡科罗纳的档案》（Archivios de la corona de Arago）写一部专门研究阿方索与东方关系的著作。见“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及阿拉贡的国王们。对拜占庭使节所递交的四封拉丁文信件的评注”，《罗马学术院历史部通报》，XI（1924）,197。亦见《第二届国际拜占庭研究会论文集》（1929年）,162。
注1956 见希里亚库斯对伯罗奔尼撒的描述，先是出于R.萨巴迪尼（Sabbadini）“列奥纳多·波塔所译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及其描述伯罗奔尼撒的手稿”（“Ciriaco d’Ancona e la sua descrizione autografa del Peloponneso trasmessa da Leonardo Botta”），《塞利阿尼札记》（Miscellanea Ceriani），203——204。关于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见G.卡斯特拉尼（Castllani）“关于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的一段未公之于世的希腊文片断”（“Un Traité inédit en Grec de Cyriaque d’Ancne”），《希腊研究杂志》，IX（1896）,225——228。E.齐巴斯（E.Ziebarth）：“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在伊庇鲁斯”（“Κυριακ?ς ? ?ξ ?γκ?νος ?ν ?πε?ρω），见《伊庇鲁斯编年史》（Ηπειρωτικ? Χρονικ?），II（1926）,110——119；另外一些补充和修正的资料，可见D.卡布鲁鲁（Δ.Καμπουρογλο?）所写文章，同样见于《伊庇鲁斯编年史》，III（1928）,223——224；他准确地推算了希里亚库斯去世的年代为1452年（第224页）。F.帕尔（F.Pall）：“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和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Ciriaco d’Acona e la crociatta contro i Turchi”），《罗马学术院历史部通报》，XX（1937）,9——60。亦见扎基希诺斯《莫里亚的希腊君主》，231——235。
注1957 见《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在伊利里亚周边发现的铭文》（Epigrammata reperta per Illyricum a Cyriaco Anconitano apud Liburniam），XXXVII。扎基希诺斯：《莫里亚的希腊君主》，236。
注1958 约尔加：《关于十字军历史的注释和摘要》，IV，83。
注1959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32；波恩版，93、95。
注1960 例如，埃里森在其《秘史》（III，87——89）中就提到穆罕默德热心于科学、诗歌和艺术等，见J.卡拉巴切克（Karaba?ek）《西方艺术家对15——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描述》（Abendländische Künstler zu Konstantinopel im XV，und XVI.Jahrhundert），2。
注1961 N.约尔加：《奥斯曼帝国史》，II，3。
注1962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XXV；波恩版，249、252。
注1963 见兰普罗斯“君士坦丁·巴列奥洛格的画像”（Α? ε?κ?νες Κωσταντ?νου το? Παλαιολ?γου），《当代希腊研究》，III、（1906）,229——242；兰普罗斯：新发现的“君士坦丁·巴列奥洛格的画像”（“Ν?αι ε?κ?νες Κωσταντ?νου το? Παλαιολ?γου”），《当代希腊研究》，IV（1907），238——240；VI（1909），399——408。S.兰普罗斯：《拜占庭皇帝。拜占庭皇帝画像集目录》（Empereurs byzantins Catalogue illustré de la collection de portraits des empereur de Byzance），57——58。
注1964 L.特瓦斯内（L.Thuasne）：《詹蒂尼·贝利尼和苏丹穆罕默德。关于这位威尼斯画家在君士坦丁堡的记载（1479——1480年）》（Gentile Bellini et Sultan Mohammed II.Notes sur le séjour du peintre vénitien à Constantinople，（Y121479——1480）），50——51。在这本书中，印出了穆罕默德的画像和像章。亦见卡拉巴切克《西方艺术家对15——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描述》，I，24——29；此书收集了许多图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贝利尼的这幅著名画像是由威尼斯的埃尼德·拉雅德女士私人收藏；战争期间，此画转移到伦敦。见卡拉巴切克上引书，44。
注1965 《拜占庭史》，XXXIV；波恩版，238。
注1966 《君士坦丁堡围攻记》（Giornale dell’assedio di Constantinopoli），E.克奈特（E.Cornet）编，2。
注1967 同上书，18。
注1968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XXVII；波恩版，264。
注1969 现在，人们相信这条铁链是罗得岛港口上的铁链之残余部分，它在土耳其人征服罗得岛后被带到君士坦丁堡。
注1970 C.米勒：《希腊文献作品片断》（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52。
注197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302。亦见W.米勒“雅典的最后一位历史学家：劳尼科斯·卡尔康迪勒斯”（“The Last Athenian Historian：Laonikos Chalkokondyles”），《拜占廷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XLII（1922）,38。
注1972 《聂斯托尔——伊斯金德尔所记〈帝都的故事〉》（The Tale of Tsagrad by Nestor-Iskander），雷奥尼德斯（Leonides）住持所编：《古代作品精华》（Pamystniki drevney pismennosti）,LXII（1886）,43。至于其他相关的斯拉夫文字记载，见《剑桥中世纪史》，IV，888。有一个俄罗斯传说，是1853年的版本，由约尔加出版，见“君士坦丁堡的起源及其被占领的记载”，《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III（1927）,89——105。目前的问题是，这一传说的原始文本或许并不是希腊文，或者斯拉夫文的记载可能不是俄罗斯人所写而是塞尔维亚人所写。见N.约尔加“一则被忽视的关于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文献”（“Une Source négligé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III（1927）,65。B.安伯高（B.Unbegaun）：“古代罗斯关于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记载”（“Les Relations vieux-russes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斯拉夫研究杂志》，IX（1929）,13——38；该文论述了关于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之过程记载的伊斯金德尔的俄罗斯文版本和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记载文本的古俄语翻译本。
注1973 F.巴宾格尔（F.Babinger）：《奥斯曼人及其战争史》（Greschichtsschreiber der Osmanen und ihre Werke），23——45及其他各处。
注1974 《君士坦丁堡围攻记》，克奈特编：20、21。
注1975 《帝都的故事》（Tale of Tsargrad），雷奥尼德斯（Leonides）编，27。亦见《帝都的故事》，V.雅可夫列夫（V.Yakovlev）编，92、93。约尔加：“君士坦丁堡之起源和陷落”，《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III（1927）,99。
注1976 克利托布鲁斯著作，I，31、33；米勒编，80。
注1977 即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或斯坦姆堡。————译者
注1978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围困和攻陷的历史》（Le Siege，la prise，et le sac de Constantinople par les Turces en 1453），140。
注1979 巴尔巴罗：《拜占庭与当代君士坦丁堡围攻记》，克奈特编，28。
注1980 克利托布鲁斯著作，I，50，2；米勒编，91。
注1981 乔治·普兰策：《年代纪》，III，6；波恩版，271——279。
注1982 乔治·普兰策：《年代纪》，III，6；波恩版，273。
注1983 乔治·普兰策：《年代纪》，III，6；波恩版，278。
注1984 即圣索菲亚教堂。————译者
注1985 《希腊帝国的瓦解和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历史》（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ire and the Story of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330——331）。一位研究皮尔斯上述著作的法国学者舒伦伯格在其《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围困和攻陷的历史》中的记载，见该书269——270。R.拜伦：《拜占庭的成就。历史的回顾，330——1453年》，295——298。
注1986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波恩版，279。
注1987 F.W.哈斯鲁克：“开俄斯岛的拉丁文遗址”（“The Latin Monuments of Chios”），《雅典不列颠学院年报》，XVI（1909——1910），155和图18。该碑铭的文字在此期刊上可见。作者强调：“这是著名的乔瓦尼·基斯蒂亚尼的墓，他的受伤是君士坦丁堡灭亡的直接原因。”（155）。
注1988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LII；波恩版，312。
注1989 “东方问题的起源和发展”（“The Star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Problem”），《斯拉夫慈善事业协会报》（Transaction of the Slavonic Charitable Society），III（1886）,251。
注1990 《君士坦丁堡》，I，47。
注1991 G.B.皮科蒂（G.B.Picotti）：“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教宗舰队东航问题”（“Sulle navi papli in Oriente al tempo della cafuta di Costantinopoli”），《威尼斯新档案》（Nuovo Archivio Veneto），N.S.XXII（1911）,416、436。
注1992 这一时间是正确的。有时候，人们认为此事是在1458年发生的。亦见格雷戈罗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I,381。
注1993 阿拉伯地理学家、10世纪的阿尔－马苏第记载，在他的时代，希腊人称他们的首都为布林（Bulin,即希腊文Polin），也称为Istan-bulin（希腊文，stinpolin,即进入城市），并不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一名称。见G.勒斯特朗吉（G.LeStrange），《东方哈里发的土地》（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138页注A。安得里亚戴斯（Andreadès）：“拜占庭皇帝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De la population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s empereurs byzantins”），《统计》，I（1920）,69页注2。因此，伊斯坦布尔（斯坦姆堡）其名的希腊文原意是“进入城市”（to the city）之意。
注1994 《拜占庭史》，XLI；波恩版，306。见圣兰普罗斯在其关于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记载中收集的九篇不同形式的哀歌和悼文，其中六篇是以散文形式写的，三篇是以韵文形式写的，“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哀歌和悼文”（“Μον?δ?α? κα? θρ?νοι ?π? τη?λ?σει τ?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λεως”），《当代希腊研究杂志》，V（1908）,190——269。
注1995 德鲁戈兹（Dlugosz）作品的拉丁文原文由O.哈勒基（O.Halecki）发表于“波兰与拜占庭帝国”（“La Pologne et l’Empire Byzantin”）一文中，《拜占庭》（布鲁塞尔），VII（1932）,65
注1996 M.布罗塞特（M.Brosset）:《格鲁吉亚史》（Histoire de la Georgie），I，683。
注1997 G.沃格特：《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罗米尼》（Enea Silvio Piecolomini），II，95。
注1998 巴罗尼（Baronii）：《基督教会年鉴》（Annales ecclesiastici），泰奈尔编，XXVIII，598。
注1999 约尔加：《奥斯曼帝国史》，II，41。
注2000 沃格特：《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罗米尼》，II，94。
注2001 约尔加：《关于十字军历史的注释和摘要》，IV，74。
注2002 约尔加：《关于十字军历史的注释和摘要》，IV，64、76、82、84、90。
注2003 沃格特：《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罗米尼》,II，118——119。
注2004 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595。
注2005 《历史》，V，2、5；波恩版，I，128。
注2006 L.布瓦（L.Bouvat）：《蒙古帝国》（L’Empire Mongol），I。
注2007 关于迈克尔西行里昂的情况，见君士坦丁堡教父狄奥多勒·斯潘都吉诺（Theodore Spandugino，1538年后去世）所著《奥斯曼帝国的起源》（De la origine deli imperatori Ottomani），收于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X，143。亦见《卡斯帕罗·颇赛罗出版和传播的嘉里永编年史》（Chronicon Carionis a Casparo Peucero expositi et aucti）,V，part 3,874——875。还有这部编年史的其他一些古本。如弗拉维乌斯·布隆都斯（比昂多）的抄本，他死于1463年。关于人们对这一记叙的反驳，见利奥·阿拉提乌斯“关于东西方教会的永久和解”（“De ecclesiae occidentalis atque orientalis perpertua consensione”），II，chap.15，753。阿拉提乌斯在此提到了其他一些名字。
注2008 这是东西方教会在教义上分歧的敏感之处。flioque是拉丁文“和子”之意，即在阐述圣三位一体关系时，强调圣灵（圣言）来自于“父与子”，而在东派教会中，只强调圣灵来自于“父”；另一个词azyme，是西方基督教会圣餐礼上使用的圣体饼，无酵，而东派教会中直到当代仍在圣餐仪式上使用发过酵的面包。————译者
注2009 见F.沃内特（F.Vernet）写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中引用的关于乔治代表皇帝迈克尔·巴列奥洛格表达信仰过程的描写，“第二次里昂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1274年5月7日——6月17日”（“Le IIe concile de Lyon et la réunion de l’église grecque”），《天主教神学辞典》，IX，1384——1386；亦见V.格鲁梅尔“第二次里昂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与希腊教会的联合”，上引辞典，1391——1410。两篇文章都提供了关于里昂联合会议的资料。亦见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520——615。
注2010 关于里昂的联合，有一部古老的俄罗斯作品，记载准确，但却完全站在希腊正教的立场上。此即弗拉基米尔·尼科尔斯基（Vladimir Nikolsky）：“里昂联合。中世纪基督教会史上的一个片断（1261——1293年）”（“The Union of Lyons .An Episode from Medieval Church History”），《东正教评注》（Pravoslavonoe Obozrenie）,XXIII（1867），5——23、116——144、352——378；XXIV（1867），11——33。根据尼科尔斯基的判断，“这次联合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是迈克尔心中的耻辱。自然，这次联合失败了，给它的构建者带来了羞辱，留给后人一堆破烂垃圾————这是迈克尔的继承者们必须承受和解决的”（XXIII，377——378）。
注2011 V.格鲁美尔（V.Grumel）：“第二次里昂会议之后的东方”（“En Orient après le IIe concile de Lyon”），《东方之声》，XXIV（1925）,321——322。见G.茹亚尔“迈克尔八世巴列奥洛格对修道士的政策”（“La Politique de Michael VIII Paleologue a l’égard des monastères”），《拜占庭研究》，I（1944）,73——84。迈克尔八世和阿索斯山的僧侣们。
注2012 V.格鲁美尔：“第二次里昂联合后来到拜占庭的教宗使节（1274——1280年）”（“Les Ambassades pontificales à Byzance après le IIe concile de Lyon”），《东方之声》，XXIII（1924）,446——447。在这篇文章中，纠正了W.诺登的编年史的一些错误。见M.维勒（M.Viller）“从里昂会议到佛罗伦萨会议期间（1274——1438年）希腊与拉丁教会联合的若干问题”（“La Question de l’union des eglises entres Grecs et Latins depuis le concile de Lyon jusqu’a celui de Florence”），《基督教会史杂志》，XVI（1921）,261。
注2013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1，7；波恩版，I，165。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IV，12；波恩版，I，280。
注2014 《拜占庭东方教会历史论文集》（第2版，1902年），266——297。
注2015 《历史》，VIII，12,1；波恩版，I，360。
注2016 《历史》，VI，7,4；波恩版，I，193。
注2017 《拜占庭东方教会历史论文集》，298。
注2018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V，28；波恩版，I，314。
注2019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V，2；波恩版，I，277。
注2020 《阿瑟尼乌斯与阿瑟尼乌斯派》（Arsenius and the Arcenites），99——101。亦见I.西库特赖斯（I.Sykutres）“论阿瑟尼乌斯派分裂运动”（“Περ? τ? σχ?σμα τ?ν ?ρσενιτ?ν”）《希腊人》，（Ελληνικ?），II（1929）,267——332；III（1930）,15——44。作者说，俄罗斯神学家伊凡·特罗斯基的理论是他最难以接受的（II，269）。
注2021 特罗斯基：《阿瑟尼乌斯与阿瑟尼乌斯派》，178。
注2022 格鲁美尔：“第二次里昂会议之后的东方”，《东方之声》，XXIV（1923）,234——235。
注2023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1，2；波恩版，I，160。
注2024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I，9,4；波恩版，I，262。
注2025 《阿瑟尼乌斯和阿瑟尼乌斯派》，445。
注2026 “东方的拉丁人与希腊人”，《拜占庭杂志》，XV（1906），185。本章随后将讨论萨洛尼卡的骚乱。
注2027 《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25——272。
注2028 特罗斯基：《阿瑟尼乌斯和阿瑟尼乌斯派》，522。
注2029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III（2）,140、141、144、633、651。P.梅耶：《关于阿索斯山历史上首领的任命》（Die Haupturkunder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Athöskloster），191、193。
注2030 格尔泽：《未经印刷出版的都主教名册文献。拜占庭教会及其管理问题研究》（Ungedruckte und ungenügend veröffentlichte Texte der Notitae Episcopatuum.Ein beitrag zur byzantinischen Kirchen-und Verwaltungsgeschichte），595、597、599——600、605。
注2031 《当代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教区》（The Eparchies of the Constantinoplositan Church of the Present Time），66。
注2032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27。关于静修派最好的文献记载，见修士瓦西里耶（Krivoshein）“阿瑟尼乌斯派和圣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的神学教义”（“The Ascetic and Theological Docctrine of St.Gregorius Patamas”），《康达可夫学术讲座》，VIII（1936）,99——151。以及阿齐曼德立特·塞浦利亚（Archmandrite Cyprian）:“圣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的人学”（“The Anthropology of Saint Gregory Palamas”）（巴黎，第2版，1951年）。
注2033 格尔泽：《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58。
注2034 G.帕帕米凯尔（G.Papamichael）：《萨洛尼卡大主教圣者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Ο ? γιος τρηγ?ριος παλαμ?ς ?ρχιεπ?σκοπος Φεσσαλον?κης），14——15。见J.索克洛夫在《公众教育部杂志》，N.S.XLIV（1913），381中对此书的详细分析。对于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和“帕拉玛斯争端”的十分细致的研究，见M.朱吉（M.Jugie）的文章“帕拉玛斯与帕拉玛斯争端”，《天主教神学辞典》，XI（2）,1755——1818。
注2035 特罗斯基：《阿瑟尼乌斯与阿瑟尼乌斯派》，521。
注2036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273、364、366。
注2037 帕帕米凯尔：《萨洛尼卡主教圣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18。见J.索克洛夫发于《公众教育部杂志》上的文章，N.S.XLIV（1913）,382。
注2038 索克洛夫文章，见《公众教育部杂志》，N.S.（1913），384——386；《公众教育部杂志》，N.S.XXIV（1913）,171——172、181——182。
注2039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36。
注2040 米涅：《希腊教父著作文献大全》，CLI，718——719。
注2041 塞浦路斯的约翰：《帕拉玛斯争端文献》（Palmiticarum Transgressionum Liber），chap.10；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文献大全》，CLII，733——736。见R.居兰德（R.Guilland）：《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Essai sur Nicéphore Grégoras），54。L.布莱耶尔：“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文艺复兴与思想运动”（“La Renovation artistique sur les Paléologues et le movement des idées”），《迪尔研究》，I，9。
注2042 布莱耶尔：“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文艺复兴与思想运动”，《迪尔研究》，I，9。
注2043 锡安山位于耶路撒冷，被犹太教徒视为其民族重生的希望，基督徒也同样视耶路撒冷为圣地，称锡安山为圣山。————译者
注2044 格尔泽：《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59——1060。
注2045 F.佩特拉克：《古代资料》（Rerum senilium），VII，收于《作品集》，912。巴罗尼：《基督教会编年史》，泰奈尔编，XXVI，135。
注2046 H.格尔泽曾错误地认为1369年时约翰还是得去阿维尼翁朝见教宗（见他的《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60年）。
注2047 在笔者对于约翰赴罗马和接受天主教信条的研究中，曾错误地将约翰五世的皈依天主教描述为“1369年与罗马的联合”。见“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的意大利之行（1369——1371年）和1369年与罗马的联合”（“Il viaggio dell ’Imperatore Bizantino Giovanni V Paleologo in Italia，［1369——1371］，e l’Union e di Roma del 1369”），《拜占庭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III（1931），151——193。约翰的皈依是个人行为，而且无论如何没有得到来自拜占庭教职人士的任何支持。请参照O.哈勒基所做的细致而充分的研究：《一位拜占庭皇帝在罗马》（Un Empereur de Byzance à Rome），尤其是该书的188——234。亦见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拜占庭国家史》，388——389。
注2048 卡洛格拉斯（Kalogeras）：《温和者马克和红衣主教贝萨里翁》（Μ?ρκος ? Ε?γενικ?ς κα? Βησσαρ?ων ? Καρδιν?λις），70（根据1768年出版于莱比锡的极少见的约瑟夫·布莱昂纽斯作品所写）。亦见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731。
注2049 见皮埃灵《俄罗斯与圣城之围》（第2版，1906年），I，11。
注2050 同上书，12、15。
注2051 这具雕像的作者现在还时常有人讨论。见拜伦《拜占庭的成就。历史的回顾》，318：“现存于天主教传道总会博物馆内的皇帝半身像可以被认为是19世纪的赝品。”
注2052 利奥·阿拉提乌斯（Leo Allatius）：《关于东西方教会的永久和解》（De Ecclesiae occodentalis atque orientalis perpetua consensione），III（4）,939。
注2053 关于这一问题，见K.帕佩奥努（K.Papaioannu）“所谓的1450年圣索菲亚宗教会议决议及其历史意义”（“The Acts of the So-called Council of Sophia（1450）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拜占庭年鉴》，II（1895），394、413。列别德夫：《拜占庭东方教会论文集》（Essays on the Byzantine-Eastern Church）（第2版，1902年），294。上述两部著作都认为这次会议的决议是伪造的。
注2054 见J.德拉赛克（J.Dräseke）“关于1439年的宗教会议”（“Zum Kircheneinigungsversuch des Jahres 1439”），《拜占庭杂志》（德文），V（1896），580。L.布莱耶尔：“关于促使希腊与拉丁教会重新联合的努力”（“At tempts at Re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剑桥中世纪史》，IV，624——625。
注2055 1923年，土耳其帝国改制为共和国。
注2056 见《1723——1747年V.G.巴尔斯基在东方圣地的旅行》（Travels of V.G.Barsky in the Holy Places of the East from 1723 to 1747），N.巴尔苏可夫（N.Barsukov）编，I，xxxiii。
注2057 见S.尤斯特拉提亚德斯（S.Eustratiades ）和瓦托佩第的阿卡第奥斯（Arcadios of Vatopedi）：《圣山阿索斯瓦托佩第修道院图书馆的希腊文献手稿目录》（Catalogue of the Greek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Monastery of Vatopedi on Mt.Athos）。
注2058 G.茹亚尔：“拉弗拉的档案（米勒的使命）”（“Les Archives de Lavra〈Mission Miller〉”），《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6）,253。G.茹亚尔和P.科罗姆普（P.Collomp）：《拉弗拉文献集》（Actes de Lavra）（1937），I。
注2059 尤斯特拉提亚德斯和瓦托佩第的阿卡第奥斯：《圣山阿索斯瓦托佩第修道院图书馆的希腊文献手稿目录》，i。
注2060 Th.I 乌斯宾斯基和V.贝内赛维奇：《瓦扎龙律令集，关于13——15世纪拜占庭农民和修道院土地占有的资料》（The Acts of Vazelon。Materials for the History of Peasant and Monastery Landownership in Byzantium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注2061 《阿布尔非达地理学》（Gérographie d’Aboulféda），J.T.雷纳德译，II（I），315——316。
注2062 《1403——1406年赴撒马尔罕帖木儿宫廷的旅行日记》（A Diary of the Journaey to the Court of Timur〈Tamerlane〉，to Samrqand in 1403——1406），J.斯来茨涅夫斯基（J.Sreznevsky）编，87——88；G.勒斯特朗吉编，88——89。
注2063 《对阿奇佩尔岛的描述》（Description des îles de l’Archipel），E.莱格兰德编，88；波恩版（与辛那姆斯的作品在一处），181。
注2064 J.埃伯索尔特：《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和向利凡特地区的旅行》（Constantinople Byzantine et les voyageurs du Levant），41——43；J.埃伯索尔特：《拜占庭的奢华艺术》（Les Arts somptuarires de Byzance），118——119。
注2065 J.B.夏博：“关于聂斯脱利派大主教马尔·亚巴拉哈三世（1281——1317年）以及阿尔贡国王派往西方的使节（1287年）、修士拉班·索尔的历史”（“Histoire de Marjabalaha III，patriarche des Nestoriens［1281——1317］，et du moine Rabban Cauma，ambassadeur du roi Argoun en Occident［1287］”），《东方拉丁杂志》（Revue de l’Orient Latin），II（1894）,82——87；抽印本，54——59。亦见《聂斯脱利派大教长亚巴拉哈三世及其助手巴尔·索玛的历史》（The History of Yabellaha III Nestorian Patriarch and of his Vicar Bar Saume），J.A.蒙格麦里（J.A.Montgomery）编，52——54。
注2066 《旅行家、外交家及道学家吉尔伯特·德拉诺瓦的作品集》（Oeuvres de Ghillebert de Lannoy，voyageur，diplomate,et moraliste），C.波特文（Potvin）编，65；见佩特拉斯·克利玛斯（Petras Klimas）《吉尔伯特·德拉诺瓦在中世纪立陶宛》（Ghillebert de Lannoy in Medieval Lithuania），80。
注2067 《佩罗·塔夫尔游记》（Andanças é viajes de Pero Tafur），176、181、184。英译本《佩罗·塔夫尔游记》，142、145、146。A.A.瓦西列夫：“佩罗·塔夫尔，一位15世纪的西班牙旅行家和他在君士坦丁堡、特拉布松和意大利的旅行”（“Pero Tafur，A Spanish Traveler of the Fufteenth Century and his Visit to Constantinople，Trebizond and Italy”），《拜占庭》（布鲁塞尔）（1932）,111——113。
注2068 茹亚尔：“拉弗拉修道院档案”，《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6）,255——256、257。
注2069 见约翰·坎塔库津《历史》，IV，5；波恩版，III，33。
注2070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V，2，4；波恩版，II，788——789。
注2071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V，2，4；波恩版，622——623。
注2072 S.库热阿斯（S.Kugéas）：“萨洛尼卡大主教区书记员关于15世纪初年的笔记”（“Notizbuch eines Beamten der Metropolis in Thessalonike aus dem Anfang des XV”），《拜占庭杂志》（德文），XXIII（1914——1919），152（par.82），158。塔弗拉里：《14世纪的萨洛尼卡》，16。
注2073 见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敕令，1272年，见海森伯格《论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历史和文献》，39，49——50。E.施泰因：“晚期拜占庭立法和经济史研究”（“Unter suchungen zur spätbyzantinischen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奥斯曼历史通报》（Mitteilungen zur Osmanischen Geschichte），II（1924）,47——49。在科迪努斯（Kodinus）的作品中，也多次提到瓦兰几亚人和汪达尔人；海森伯格的作品中多次提及。
注2074 关于安德罗尼卡二世时期的海军，可见乔治·帕希梅利斯所著《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一书（I，26）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段落。波恩版，II，69——71；亦见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3；波恩版，I，174——175。见雅克文科《拜占庭文献研究》（Studies in Byzantine Charters），180——181。
注2075 见施泰因“晚期拜占庭立法和经济史研究”，《奥斯曼历史通报》，II（1924），21。
注2076 见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44——50。
注2077 这种边境领主是亦军亦农的边界中小领主，在拜占庭与突厥人长期冲突的时期曾经起到保卫边疆的作用。但附着小亚细亚领土越来越多地沦入突厥人之手，他们往昔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维持，帝国政府尤其不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土地产业。————译者
注2078 J.索克洛夫，“巴列奥洛格时期色萨利的大小土地所有者”，《拜占庭年鉴》，XXIV（1923——1926），35——42。I.波吉阿齐德（I.Boghiatzides）：“米特拉编年史”（“Τ? χρονικ?ν τ?ν Μετε?ρων”），《拜占庭研究学会年刊》（Επετηρ?ς ?ταιρε?ας Βυζαντιν?ν Σπουδ?ν），I（1924），146——156。乌斯宾斯基和贝内塞维奇《瓦扎龙律令集》，92——93。A.V.索洛维也夫：“14世纪色萨利的大地主们。拜占庭——塞尔维亚模式下的封建制”（“The Thessalian Archont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Trace of Feudalism in the Byzantino-Serbian Order”），《拜占庭－斯拉夫研究》，IV，1（1932）,159——174。
注2079 索克洛夫：“巴列奥洛格时期色萨利的大小土地所有者”，《拜占庭年鉴》，XXIV（1923——1926），42。
注2080 J.德塞赛克：“拜占庭的艰难航程”（“Byzantinische Hadesfahrten”），《新古典学年鉴》，XXIV（1912）,364——365。
注2081 约翰·坎塔库津：《历史》，IV，13；波恩版，III，85——86。
注2082 见雅科文科刊于《拜占庭年鉴》，XXI（1914）上的文章（183）。
注2083 见R.茹亚尔“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宫殿”（“Le Palais de Theodore Metochite”），《希腊研究杂志》，XXXV（1922）,82、92——93。埃伯索尔特：《拜占庭的奢华艺术》，109。
注2084 约翰·坎塔库津：《历史》，III，28；波恩版，II，175——179。
注2085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P.查拉尼斯关于萨洛尼卡历史上这一动荡岁月的资料丰富的研究成果：“14世纪拜占庭的内部斗争”（“Internal Strife in Byzantium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208——230。
注2086 《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24。
注2087 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引自查拉尼斯“14世纪拜占庭的内部斗争”，《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217。
注2088 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49。
注2089 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55、259——272；见查拉尼斯“拜占庭的内部斗争”，《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221。
注2090 《拜占庭兴衰史》，20。夏尔·迪尔：“拜占庭文明”（“Byzantine Civilization”），《剑桥中世纪史》，IV，760。
注2091 雅克文科文章，见《拜占庭年鉴》，XXI，3——4（1914）,184。
注2092 关于佩戈洛蒂，见W.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xvii——xviii。C.R.比兹雷：《近代地理的曙光》，III，324——332。《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根据比兹雷的作品所写。H.J.于勒（云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中，张绪山译作“裕尔”。————译者）：《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s Thither），II，278——308；H.科迪耶主编，III，137——142。E.弗里德曼（E.Friedmann）：《佛罗伦萨中世纪商业活动的地理范围（据巴尔都奇·佩戈洛蒂的贸易活动所见）》（Der mittelalterliche Welthadel von Florenz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Ausdehnung〈nach der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des Balducci Pegolotti〉），3——5。
注2093 弗朗切斯科·巴尔都奇·佩戈洛蒂：《贸易活动中的什一税和其他税收》（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e della decima e delle alter gravezze）,III，24；阿兰·埃文斯编，xv——xxvi,并见佩戈洛蒂的资料，xxvi——l。当然，对于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贸易活动进行研究的最好的综合性资料是海德的《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427——527，及II。
注2094 《在另一个海上的航行》（Voyage d’autremer）,舍费尔编，150、164。
注2095 见布拉提亚努所著《13世纪热那亚人在黑海的商业活动研究》，关于13世纪热那亚在拜占庭帝国的商业活动一章中特别重要的记载，108——154。关于14世纪威尼斯人与特拉布松人之间的贸易契约，见D.A.扎基希诺斯《特拉布松的阿列克修斯三世科穆宁皇帝赐予威尼斯人以特权的金玺诏书》（Le Chrysobulle d’Alexis III Comnène empereur de Trébizonde en faveur des Vénetiens），4——12。
注2096 关于1449年这一特别有趣现象的记载出于V.于尔格维奇（V.Yurguevich）发于《奥德萨历史和考古学会通报》（Transactions of the Hisatorical and Archeological Society of Odessa）上的文章，V［1865］,631——837;以及P.维格纳（P.Vigna）发于《利古里亚国家历史学会会刊》（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eia）中的文章，VII［2］，567——680。关于热那亚人在卡法的碑铭文献，见埃林娜·斯克尔金斯卡（Elena Skerzinska）“克里米亚的热那亚人侨居地的拉丁文碑铭”（“Inscriptions latines des colonies genoises en Cremée”），《利古里亚国家历史学会会刊》，LVI（1928），1——180。关于1449年的行政法令，见A.A.瓦西列夫《克里米亚的哥特人》，226——227。
注2097 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波恩版，I，419——420。
注2098 W.海德所不可能得到的13——14世纪的一些文献在R.戴维森的《佛罗伦萨历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Florenz）中可以看到，见该书III，69——70（no.315）、135（no.686）、193（no.974）。亦见弗里德曼《佛罗伦萨中世纪商业活动的地理范围》，26。当然，一些15世纪的文献亦可见于J.米勒的著作《关于托斯卡纳地区城市与东方基督教世界和土耳其世界联系的文献》（Documentti sulle relazioni delle città toscane coll’ Oriente Cristiano e coi Turchi），149——150、162——163、169——177、283——284。
注2099 W.若斯：《大不列颠博物馆藏拜占庭货币目录》，I，lxviii——lxxv；II，635——643。A.布兰切特：“拜占庭皇帝所发行的最后的货币”（“Les dernière monnaies d’or des empereurs de Byzance”），《钱币学评论》（Revue Nummismatique）,IV，4（1910），89——91。亦见E.施泰因在“晚期拜占庭立法与经济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patbyzantinischichter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r”）中所提到的关于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钱币的一些有趣的片断,《奥斯曼历史通报》,II（1924），11——14。
注2100 布兰切特，“拜占庭皇帝所发行的最后的货币”，《钱币学评论》,IV，4（1910），14——15。
注210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25。
注2102 米勒：《关于拉丁东方的论文》，278——279。塔弗拉里：《14世纪的萨洛尼卡》，149——169。
注2103 E.拉维斯（E.Lavisse）和A.兰姆鲍德（A.Rambaud）：《自4世纪起至当代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u IVe siècle a nos jours），III，819。.夏尔·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750。譬如，仅以15世纪初拜占庭的辩论家约瑟夫·布莱昂纽斯的作品为基础而写的，对于巴列奥洛格时代之文化的模糊而带有偏见的描述，见于L.厄科诺摩“据约瑟夫·布莱昂纽斯所记载所见14世纪中期拜占庭的文化和精神”，《迪尔研究文集》，I，225——233；特别是226：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日趋衰落。亦见N.H.贝恩斯在《希腊研究杂志》，LII（1932）上发表的一篇相当不错的评论。
注2104 该自传的一些部分被查普曼译成了法文，见《迈克尔·巴列奥洛格（1261——1282年），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167——177。
注2105 对霍拉修道院内壁画和镶嵌画的研究（附有精美图版）已经于2001年由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拜占庭艺术和考古史学家西里尔·芒戈出版。————译者
注2106 D.阿伊那洛夫（D.Ainalow）:《14世纪的拜占庭绘画》（The Byzantine Paint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132——133。
注2107 贝格尔·德希弗里（Berger de Xivrey）：“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对自己生活与事业之回忆”（“Mémoire sur Manuel Paléologue”），《法兰西学院回忆录》，XIX（2），1。L.佩迪（L.Petit）：“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天主教神学辞典》，IX（2）,1925——1932。曼纽尔的作品没有能全部出版。一些零星信件和论文上面已经引用。
注2108 《历史》，前言；波恩版，I，10。
注2109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88。
注2110 见A.鲁比奥·伊·卢克（A.Rubio i Lluch）写的一篇极好的文章“帕希梅利斯与蒙塔内尔”，《加泰罗尼亚研究所历史考古分部,回忆录》（Seccio historico arqueologica del 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Memories），I（1927），33——60。
注2111 见A.海森伯格“乔治·帕希梅利斯的一份手稿”（“Eine Handschrift des Georgios Pachymeres” ），收于他的作品《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文学》（Ausder Gcschichte und Literatur der Palaiologenzeit）,3——13。关于帕希梅利斯的手稿可见于耶路撒冷图书馆。见《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I（1921）227。亦见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88——291；以及蒙特拉蒂奇（Montelatici）《拜占庭文献史》224——225。更近期的作品，见V.劳伦特（V.Laurent）“乔治·帕希梅利斯的拜占庭历史手稿”（“Les Manuscrits de l’Histoire Byzantine de Georges Pachymère,” ），《拜占庭》（布鲁塞尔），V（1929——1930）,129——205：“十篇历史手稿的编辑、描述和引用的历史。”劳伦特：“乔治·帕希梅利斯关于拜占庭历史的两篇新发现的手稿”，《拜占庭》（布鲁塞尔），XI（1936），43——57；有两篇新增加的手稿。
注2112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91——293。亦见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226。亦见M.朱吉“尼斯福鲁斯·卡利斯图斯·克山索普罗斯”，《拜占庭》（布鲁塞尔），V（1929——1930）。朱吉在这里发表了尼斯福鲁斯的十首教会诗篇。
注2113 R.居兰德：《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xxxii——xxxiii。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的书信集》，xii——xviii。
注2114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93——296。居兰德：《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236——238。
注2115 《拜占庭文献史》，288。将熟悉许多领域之知识的学者被称为“博学者”。
注2116 《拜占庭文献史》，225：“il più grande erudito del suo tempo”。
注2117 居兰德：《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Essai sur Nicéphorus Grégoras），296。
注2118 卡纳努斯·拉斯卡利斯：《北欧诸国游》（Reseanteckningar fran nordiska länderna.Smärre Byzantinska skrifter），V.伦茨特罗姆（V.Lundstrom）编，14——17；A.A.瓦西列夫编：“拉斯卡利斯·卡纳诺斯，15世纪游历北欧和冰岛的拜占庭旅行家”（“Laskaris Kananos，Byzantine Traveler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rough Northern Europe and to Iceland”），《纪念V.P.布泽斯库尔文集》（Essays Presented to V.P.Buzeskul），397——402。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22。
注2119 W.米勒：“历史学家杜卡斯和弗兰策”（“The Historians Doukas and Phranzes”），《希腊研究杂志》，XLVI（1926）,70。
注2120 米勒，“历史学家杜卡斯和弗兰策”，《希腊研究杂志》，XLVI（1926），71。学者们对于他的两部著作进行研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问题，即弗兰策是否的确是那部详细编年史的作者。J.B.法勒尔·帕帕多布鲁斯（Faller-Papadopoulos）：“弗兰策是另一部长编年史的作者吗？”《保加利亚考古学研究所通报》，IX（1935），177——189。
注212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306；蒙特拉蒂尼：《拜占庭文献史》，231。
注2122 迈克尔·杜卡斯著作的意大利文版本，而不是希腊文版本，可见于波恩版《拜占庭文献大全》。
注2123 E.切尔努索夫（E.Chernousov ）：“杜卡斯，一位拜占庭衰落之际的历史学者”（“Doukas，One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Fall of the Byzantium”），《拜占庭年鉴》，XI（1914），221。
注2124 米勒：“历史学家杜卡斯和弗兰策”，《希腊研究杂志》，XLVI（1926）,63。
注2125 Chalcocondyles意即“笔锋锐利者”（有着黄铜笔尖的人，转意为“厚颜无耻”。————译者），而Chalcondyles意为“拥有黄铜烛台的人”。他的首名Launikos与Nikolaos，Nicholas是一致的。
注2126 米勒：“雅典的最后一位历史学家：劳尼科斯·卡尔康迪勒斯”，《希腊研究杂志》，XLII（1922），37。亦见L.坎普罗戈鲁斯（L.Kampourroglou）《卡尔科康迪勒斯专论》（Ο?χαλκοκονδ?λαι.Μονογραφ?α），104——171。
注2127 E.达科（E.Darkó）：“劳尼科斯·卡尔科康迪勒斯生平新探”（“Neuer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des Laonilos Chalkokondyles，1927”），《1927年第二届国际拜占庭研究大会文集》，25——26。亦见K.迪特里奇《对于地球与文化认知的起源和研究》（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Erd-und Kulturkunde），II,124——125。瓦西列夫：“拜占庭文献中的百年战争和贞德”，《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6），242——248。
注2128 米勒：“雅典的最后一位历史学家：劳尼科斯·卡尔康迪勒斯”，《希腊研究杂志》，XLII（1922）,38。
注2129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V，24；波恩版，I，403。
注2130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2,5；波恩版《拜占庭文献大全》，I，128——129。
注2131 A.D.佐托斯（A.D.Zotos）：“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贝库斯”（Ιω?ννης ? Β?κκος πατρι?ρχη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λεως Ν?ας ‘ρ?μης）。
注2132 见G.卡梅利（G.Cammelli）：“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生活和作品概要”（“Demetrio Cidonio:Brevi Notizie della vita e delle opera”），《意大利古典文献研究》（Studi Italiani di filologia classica），N.S.I（1920），144——145；辛多尼斯出生于1300——1310年，一直活到大约1403——1413年。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Correspodance de Nicéphore Grégoras），325——327，认定辛多尼斯死于1400年。M.贾吉：“底米特里·辛多尼斯与14——15世纪的拉丁神学”（“Démétrius Cydonès et la theologie latine à Byzance aux XIVe et XVe siecles”），《东方之声》，XXXI（1928），386——387，指出辛多尼斯出生于1310——1320年间，死于1399——1400年。最新、最详细的一部传记是由G.卡梅利所写《底米特里·辛多尼斯，通信集》（Démétrius Cydones，Correspodance），v——xxiv。
注2133 关于辛多尼斯的威尼斯市民权问题，见R.洛恩内兹（Loenertz）“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威尼斯市民”（“Démétrius Cydonès，citoyen de Venise ”），《东方之声》，XXXVII（1938）,125——126。
注2134 居兰德：《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327——331。
注2135 这是近期一位意大利学者G.梅尔卡第发现的。见M.朱吉“底米特里·辛多尼斯”，《东方之声》，XXXI，（1928），385。
注2136 E.布维（Bouvy）：“圣托马斯，其著作的拜占庭翻译者”（“Saint Thomas.Ses traducteurs，byzantins”），《奥古斯丁杂志》（Revue augustinienne），XVI（1910）。407——408。亦见M.拉克尔（Rackl）“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辩护者和翻译者”（“Demetrios Kydones als Verteidiger und Uebersetzer des hl.Thomas von Aquin”），《天主教会。天主教神学与教会生活》（Der Katholik.Zeitschrift für Katholische Wissenschaft und Kirchlichrs Leben）；XV（1915）,30——36。朱吉:“底米特里·辛多尼斯”，《东方之声》，XXXI（1928）,148。
注2137 G.卡梅利：“最新底米特里·辛多尼斯演说精选”（“Demetrii Cydonii orations tres adhuc ineditae”），《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II（1922）,67——76；IV（1923）,77——83、282——295。
注2138 G.卡梅利：“ 14——15世纪的拜占庭人，底米特里·辛多尼斯书信研究”（“Personaggi buzantini dei secoli XIV——XV attraverso le epistole di Demetrio Cidonio”），《贝萨里翁》，XXIV，151——154（1920），77——108。至于一份有关辛多尼斯之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著作之初步的目录，见卡梅利“底米特里·辛多尼斯”（“Demetrio Cidonio”），《意大利古典文献研究》，N.S.I（1920）,157——159。1930年卡梅利出版了辛多尼斯的50封书信，附以法文翻译和447封注有日期或没有日期的书信的总目；见《底米特里·辛多尼斯。通信集》。亦见V.劳伦特对于此书信集的详细评论：“关于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的通信集”（ “La Correspondance Démétrius Cydonès”），《东方之声》，XXX（1931），339——354。劳伦特：“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和底米特里·辛多尼斯，评两者之通信”（“Manuel Paleologue et Démétrius Cydonès.Remarques sur leur correspondance”），《东方之声》，XXXVI（1937），271——287、474——487；XXXVII（1938），107——124。G.梅尔卡第：“关于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的书信”（“Per L’Epistolario di Demetrio Cindone”），《拜占庭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III（1931），210——230。P.查拉尼斯：“14世纪下半期的希腊历史资料”（“The Greek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美国波兰研究院季刊》（The Quarterly Bulletin of the Polish Institute in America）（1944年1月），2——5。
注2139 克鲁乔·萨卢塔蒂（1331——1406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佛罗伦萨首相（1375——1406年）。————译者
注2140 见《克鲁乔·萨卢塔蒂书信集》（Epistolario di coluccio Salutati），F.诺瓦蒂（F.Novati）编，III，105——119；该书信写于1396年。
注2141 R.居兰德：“君士坦丁堡牧首（1289——1293年；1304——1310年）阿塔纳修斯书信集”（“La Correspondance inedited d ’Athanase，patriarche de Constantinople，1289——1293；1304——1310”），迪尔：《研究文集》，I，121——140。N.班内斯库：“牧首阿塔纳修斯与安德罗尼卡二世巴列奥洛格时期帝国的社会、政治和宗教”（“Le Patriarche Athanase Ier et Andronic II Paleologue.Etat religieux，politique et social de l’Empire”），《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XIII，1（1942），1——29。
注2142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1，5；波恩版，I，163。
注2143 关于以弗所的马尔库斯，见L.佩迪在《天主教神学辞典》中所写的一篇极妙的文章。见该书XI，2（1927），1968——1986。
注2144 萨塔斯：《希腊文献目录》，IV，vii页及注7。
注2145 吉那第乌斯（Gennadius）的著作最近有八卷问世，《吉那第乌斯·斯科拉利乌斯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Gennads Scgikaruis），L.佩迪、X.A.西德里台、M.朱吉编。近期关于吉那第乌斯的论文，见M.朱吉“乔治·斯科拉利乌斯，哲学大师”（“Georges Scholarios，professeur de Philosophie”），《拜占庭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意大利），V（1939），482——494。对于吉那第乌斯的个人传记，其活动和文学成就进行详细研究还是十分必要的。
注2146 由于N.A.比斯的不懈努力，梅泰奥拉修道院中的手稿已经为人们所知晓和描述。见J.德莱赛克“梅泰奥拉新发现的手稿资料”（“Die nëuen Handschriftenfunde in den Meteoraklöstern”），《新古典文献研究年鉴》（Neue Jahrbücher fu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XXIX（1912）,552。
注2147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106——107（埃尔哈得）。该文收于米涅《希腊教父学著作全集》，CLII，741——992。
注2148 塔弗拉里：《14世纪的萨洛尼卡》，iv和书中其他各处。在我曾出版的《拜占庭帝国史》英文版和法文版中，曾经随着他人的说法，错误地称卡巴西拉斯是“萨洛尼卡都主教”。但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城市的都主教。
注2149 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大全》，CL，367——492、493——726。见S.萨拉维尔“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在基督里面’一文的两部手稿”（“Deux manuscript du ‘De vita in Christo’ de Nicholas Cabassilas”），《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IV（1928）；《1927年第二届国际拜占庭研究大会会议文集》（Compte-rendu du deuxième Congrès internatimpl des études byzantines，1927），79。
注2150 P.阿尼基也夫（Anikiev）:“论东派基督教的神秘主义”（“On the Problem of Orthodox-Christian Mysticism”）《俄罗斯正教论集》（Pravnorusskoye Slovo），XIII（1913），200——217。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251——252。F.沃内特：“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天主教神学辞典》，II（2）,209——1295。
注2151 “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未出版过的书信”（“La Correspondance inédited de Nicolas Cabasilas”），《拜占庭杂志》，XXX（1929——1930）,98。见S.萨拉维尔《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圣礼的阐释》（Nicolas Cabasilas: Explication de la devine liturgie）（巴黎，1943年）。这篇论文的法文译文及附加的一篇长长的导言中有卡巴西拉斯的生平介绍。见V.格鲁梅尔写的一篇对此论文极其褒扬的书评，《拜占庭研究》，XII （1945）,265——267。
注2152 他的真名是乔治·杰米斯图斯（George Gemistus）；Pleson（普勒桑）与Gemistus（杰米斯图斯）是同义词，意为“满的”。杰米斯图斯开始自称为普勒桑，是希望用这个更有“希腊”风格的名词取代一般的希腊语名字。这里可比较Desiderius与Erasmus两个词的区别。见H.托泽“一位拜占庭改革家：杰米斯图斯·普勒桑”（A Byzantine Reformer: Gemistus Plethon），《希腊研究杂志》，VII（1886）,354。
注2153 F.舒尔泽（F.Schultze）：《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r Renaissance），I，23——109。J.W.泰勒：《乔治·吉米斯图斯·普勒桑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批判》（Georgius Gemistus Pletho’s Criticism of Plato and Aristotle），1——2。
注2154 埃里森：《秘史》，IV（2）,11。
注2155 E.斯台法努：“近期对普勒桑的研究”（“Études récentes sur Pléthon”），《东方之声》，XXXI（1932）,207——217。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参考书目，特别是第217页。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讨论关于杰米斯图斯·普勒桑的大量作品。最近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是米尔顿·V.阿纳斯托斯所写“普勒桑的历法和仪式记载”（“Pletho’s Calender and Liturgy”），《顿巴登橡树园研究文集》，IV（1948）,183——305。其中有极好的参考书目。
注2156 G.米施克（G.Misch）：“13世纪的一位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自传和历史著作。关于一位拜占庭人文主义者的研究”（“Die Schriftsteller-Autobiographie und Bildungsgeschichte eines Patriarchen von Konstantinopel aus dem XIII，Eine ‘Studie zum byzantinischen Humanismus’”），《教育及教学历史杂志》（Zeitschrift fur Geschichte der Erazichung und der Unterrichts）,XXI（1931），1——16。
注2157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Correspondance de Nicephore Grégoras），324，其中有一章谈及查姆诺斯（Geogios Chumnos），317——324。乔治·查姆诺斯：“选自一首希腊诗歌中的《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的旧约故事”（“Old Testament Legends from a Greek Poem on Genisis and Exodus”），F.H.马夏尔（F.H.Marchall）编。
注2158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41。
注2159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I，2,2；波恩版，I，272。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前言，60——61。
注2160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I，2,3；波恩版，I，272——273。
注2161 《拜占庭研究》，401。亦见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1。
注2162 V.瓦尔登伯格：“查士丁二世致提庇留的演说词”（“An Oration of Justin II to Tiberius”），《苏联科学院通报》，II，（1928）,140。
注2163 D.C.赫瑟林：（“制度下的皇权”）（“Een Konstitutioneel Keizershap”）,《赫尔墨斯杂志》，XI（1938——1939年）,89——93。《拜占庭杂志》（德文），XXXIX（1939）,263。
注2164 见圣·贝兹德基（St.Bezdeki）：《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所绘制的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的肖像》（Le Portrait de Théodore Métochite par Nicéphore Grégoras）。《历史研究文集》（Melanges d’histoire générale）,57——76。
注2165 R.居兰德：“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未编辑出版的诗歌”（“Les Poésies inédite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7）,265。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58。
注2166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前言，64。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263——264。
注2167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0——362。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51——552。
注2168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22；涉及“外交使节”的文字见154——193。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4。该文献被尼克夫（Nikov）在其《塔塔尔人和保加利亚关系》（Tartaro-Bulgarian Relations）一书中予以重印和评价，54——95。
注2169 M.特鲁（M.Treu）：《大行政官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的作品》（Dictungen des Gross-Logotheten Theodoros Metochites），1——54。
注2170 居兰德：“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未编辑出版的诗歌”（“Les Poésies inedite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s”），《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7）,265——302。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52——553。近来，关于这些诗歌的手稿鉴定问题，见I.切维恩科（I.Ševěenko）的文章：“对Th.梅托希特斯之演说及诗歌集的考察”（“Observations sur les recueils des discourse dt des poèmes”），《著作》（Scriptorium） ，II（1951）,279——288。
注2171 居兰德：“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的宫殿”（“Le Palai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s”），《希腊研究杂志》，XXXV（1922），82——95；在86——93，他引用了该诗希腊文稿的一部分，附以法文译文。亦见埃伯索尔特《拜占庭浮华的艺术》,109。
注2172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8。
注2173 见迪尔：《拜占庭研究》，401。
注2174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48——353。
注2175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54。
注2176 以上法典除《新律》、《法律选编》外，皆出自马其顿时期（见本书马其顿王朝一章）。《新律》是各个时期都有的法典，而《法律选编》（Ecloga）则产生于伊苏里亚王朝，即破坏圣像时期，见本书相应部分。————译者
注2177 P.科林内：“拜占庭立法”，《剑桥中世纪史》，IV，722——723。
注2178 L.西西里亚诺（L.Siciliano）：“拜占庭立法”，《意大利法律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Giuridica Italiana）,IV（5）,72。科林内：“拜占庭立法”，《剑桥中世纪史》，IV，723。
注2179 位于黑海西北岸和德涅斯特河流域，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移民区；15——20世纪先后归属摩尔多瓦、奥斯曼帝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苏联。————译者
注2180 L.卡索（L.Kasso）：《比萨拉比亚的拜占庭法》（Byzantine Law in Bessarabia），42——49。
注2181 E.让塞尔姆（E.Jeanselme）：“论巴黎国家图书馆一手稿中所见拜占庭的医疗手册（希腊文增补卷764）：翻译、注解及评注［Sur un aide-mémoire de thérapeutique byzantine contenu dans un manuscript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Paris（Supplemnet grec，764）：traduction,notes et commentaire］”，《迪尔研究文集》，I，170。
注2182 见M.特鲁，“曼纽尔·霍罗波鲁斯”，《拜占庭杂志》（德文），V（1896）,538——559。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70——772；克伦巴赫论曼纽尔·霍罗波鲁斯的论文是以特鲁的论文为依据的。
注2183 海森伯格：《论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历史和文献》，112——132。
注2184 见X.西德里德斯（X.Siderides）：“曼纽尔·霍罗波鲁斯为皇帝曼纽尔八世巴列奥洛格写的颂辞”（“Μ ανον?λ ?ολοβ?λομ ?γκ?μιον ε?ς Μ ια?λ Η ?ΙΙ αλαιολ?γον”）《拜占庭研究》（希腊），III（1926），168——191.
注2185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82。F.多尔格：“关于阿列克修斯·梅托希特斯和狄奥多勒·梅利特尼奥特斯的最新研究”（“Neues zu Alexios Metochites und zu Theodorus Meliteniotes”），《文献与研究》（Studi et testi）CXXIII（1946），238——251。参见M.米勒“梅利特尼奥特的讽喻诗，据皇家图书馆手稿公布”（“Poème allégorique de Méliténiote，publié d’après un manuscript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国家图书馆手稿之注释和摘编》（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XIX，2（1858），2——11。
注2186 参见米勒上引文，《国家图书馆手稿之注释和摘编》，11——138。蒙特拉蒂奇的《拜占庭文献史》没有提到这首诗。关于梅利特尼奥特的天文学作品之片断，可见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大全》，CXLIX，988——1001。另一篇较好的文章和更多的片断可见《希腊天文学书卷目录》（Catalogus codicum astrologicorum graecorum）,V，3（1910），133——147（书卷摘要［Excerpta ex codice］，21，梵蒂冈，1059）；XI，1（1932），54（埃斯克里亚尔抄本［codices escorialenses］）。
注2187 薄伽丘的著名寓言诗集。————译者
注2188 F.多尔格：“拜占庭文学与但丁”（“Die Byzantinische Literatur und Dante”），《第二届世界拜占庭大会论文集》，（1927）,47——48。在这次大会上，多尔格提交了这篇论文，认为狄奥多勒的诗是在但丁《神曲》的影响下完成的。但后来，根据S.G.梅尔卡第的建议，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首诗与薄伽丘有关。在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一些著作译成了希腊语。薄伽丘的《苔塞伊达》（Theseis）译成希腊语后，“开始出现了曾经在意大利一度繁荣的爱情诗歌系列作品。”J.施密特:“薄伽丘的《苔塞伊达》（Théséide，薄伽丘早年写的爱情史诗。————译者） 和希腊的《苔塞伊达》”（“La ‘Théséide’ d’Boccace et la ‘Théséide’ grecque ”），《当代希腊文学研究》（Études de philologie neogrecque），J.普希沙瑞（J.Psichari）编,280。亦见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70。
注2189 M.施劳赫（M.Schlauch）：“君士坦丁堡的瑚恭宫”（“The Palace of Hugon de Constantinople”），《史鉴》，VII（1932）,505、507——508。
注2190 J.隆尼翁（J.Longnon）:《关于阿莫利公爵领之征服》（Livre de la Conquete de la Princée de L’Amorée），lxxxiii——lxxxiv。
注2191 其希腊文版本可见W.瓦涅（W.Wagner）主编的《中世纪的三部叙事诗》（Trois Poémes du moyen âge），242——349；对于该诗进行的详细分析，见M.吉得尔《当代希腊文学研究》（Études sur la literature grecque moderne）151——196。新版见J.A.兰姆伯特（J.A.Lambert）所编，545。J.B.柏里：《希腊土地上的骑士传奇》（Romance of Chivary on Greek Soil）11——12。
注2192 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348。
注2193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68。
注2194 《菲奥里欧和比安西菲欧勒的传奇》（Le roman de Phlorios et Platzia Phlaore），D.C.赫瑟林主编，9、13——14；亦见104，1794。
注2195 《拜占庭的阿基里斯》（L’Achilléide Byzantine）,D.C.赫瑟林主编，9。
注2196 《拜占庭的阿斯里斯》，3——15；亦见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48——849。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192——193。
注2197 《马其顿，一次考古旅行》（Macedonia .An Archarological Journey）,280。
注2198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第2版，1926年）,II，744——745。
注2199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上引文是对第1版（1910）中之文字的重复，702。
注2200 阿伊那洛夫（Aïnalov）：《拜占庭绘画》（Byzantine Painting），86、89、96。
注2201 “14世纪拜占庭绘画的‘复兴’”（“La ‘Renaissance’de la peintur Byzantine au XIVe Siècle”），《考古学杂志》，II（1912）,127——128。
注2202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748。
注2203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240。
注2204 《拜占庭艺术手册》，II，751。关于14世纪拜占庭文艺复兴艺术的整章（735——751）在《拜占庭》杂志（布鲁塞尔）得以重印（II，［1926］,299——316）。在他的著作之第二版中，迪尔还无法使用多尔顿的著作之结论，但是一段时期以后，他在《拜占庭杂志》（德文）发表了对多尔顿著作的详细评论，XXVI（1926）,127——133。
注2205 “艺术的复兴”（La Renovationqrtistique），《迪尔研究文集》，II，10。
注2206 《拜占庭艺术》，7、10。
注2207 H.皮尔斯（H.Pierce）和R.泰勒：《拜占庭艺术》，15。
注2208 见夏尔·迪尔为G.米莱之著作《对于福音书中之圣像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iconographie de l’Evangile ）写的书评，发于《学术杂志》，N.S.XV（1917）,376。亦见G.索特利乌（G.Soteriou）“14世纪希腊本土的拜占庭绘画。14世纪大型绘画之风格问题之讨论”（“Die Byzantinische Malerei des XIV.Jahrhundert in Griechenland.Bemerkungen zum Stilproblem der Monumantalmalerei des XIV.Jahrhundert ”），《希腊研究》（Ελληννκ?）， I（1928）,95——117。
注2209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840——844；关于潘瑟里诺斯的生卒年代，见该书第842页和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238注1。
注2210 这批绘画的全部照片收于巴黎高级研究院的照片集中；也见于J.埃伯索尔特所著《拜占庭微型画》（La Miniature byzantine），59 。
注2211 关于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微型画，见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872——874。
注2212 见康达可夫《马其顿，一次考古旅行》，圣彼得堡，285。
注2213 《14世纪的拜占庭绘画》，68。
注2214 《古代塞尔维亚艺术。宗教画》（L’Acient art serbe.Les eglises）,9。米勒：“拜占庭文化复兴”（“La Renaissance byzantine”），《第二届国际拜占庭研究会文集》，19——21。
注2215 A.海森伯格在他的“拜占庭文艺复兴问题”（“Das Problem der Renaissance in Byzanz”）（《历史杂志》，CXXIII［1926］,393——412）一文中基本上否定了“拜占庭文艺复兴”的存在，但他是这样结束他的文章的：“只是在若干世纪之后，（拜占庭的）统治阶层才感觉到，在国家和教会所顽固推行的古典传统的覆盖下，新的、更丰富和深刻的生活处于深深的底层。但是，在这一时刻，由于西欧的贪婪，拜占庭世界永远衰落了；真正的文艺复兴既不属于拜占庭也不属于东欧其他的东正教国家。”（第412页），亦见F.多尔格在《德意志文学报》（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的论述，XLVII（1926），1142——1143、1445。R.居兰德则在他的《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中（第294——295页以及其他部分），强调了14世纪拜占庭的“真正文艺复兴”。参见由C.纽曼写的绝妙的但多少有些片面的文章“拜占庭文化和文艺复兴文化”（Byzantinische Kultur und Renaissancekultur），《历史杂志》，XCI（1903），215——232。
注2216 《著作集》，II，252。这一意见甚至见于J.库拉科夫斯基的《拜占庭历史》（第1版），I，12；在其第2版（1913年）中，这一论断又不见了。
注2217 F.佩特拉克：《家事和各类书信集》（Epistolea de rebus familiaribus et Variae），XVIII，2；XXIV，12；G.弗拉卡赛蒂（Fracassetti）主编,II,474；III，302。见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1——302。A.维切洛夫斯基（A.Veselovsky）：“薄伽丘，他身边的人和同时代人”，《著作集》，V，86。
注2218 F.佩特拉克：《家事和各类书信集》，XXV，G.弗拉卡赛蒂主编，II，369。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3。
注2219 《神谱》，XV,6;1532年，389。M.科勒林（Korelin）：《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史学》（The Early Italian Humanism and Its Historiography），993。
注2220 《神谱》，XV，6；1532年版，390：hujus ego mullum vidi opus。
注2221 G.科尔廷：《佩特拉克的生活和工作》（Petraca’s Leben und Werke）（莱比锡，1878年版），154。
注2222 Th.乌斯宾斯基：《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8。
注2223 《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史学》，998。
注2224 《著作集》，V，100——101。
注2225 佩特拉克：《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Lettere sinili di Petrarca）,V，3；弗拉卡赛蒂编,I，299;亦见III，6，弗拉卡赛蒂编,I.73: “è certamente una gran bestia。”见《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弗拉卡赛蒂编,IV,98。薄伽丘：《神谱》，XV，6,1532年，389。见维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64。
注2226 此处的罗马皇帝，应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与古代罗马皇帝没有任何关系。————译者
注2227 佩特拉克：《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III，6。弗拉卡赛蒂编，I，174——175。弗拉卡赛蒂编《书信集》，IV，98。见维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62——363。
注2228 《神谱》，XV，6；1532年，390。见维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51——352。
注2229 《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8。见薄伽丘《神谱》，XV，6；1532年，390：“Leotium…ut ipse asserit，praedicti Barlaae auditorem。”
注2230 P.查拉尼斯（P.Charanis）：“论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希腊化问题”（“On the Question of the Hellenization of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美国历史评论》，LII（1946——1947），74——86。
注2231 P.巴蒂福尔（P.Batiffol）：《罗萨诺修道院》（L’Abbaye de Rossano）,ix。
注2232 “薄伽丘”，《著作集》，V，22。
注2233 同上书，23。
注2234 “Nec multum esset tanta utilitate ire in Italiam，in qua clerus et populus sunt pure Graeci in multis locis”见罗杰·培根《哲学纲要》（Compendium studii philosophiae），chap.6；培根：《未出版作品集》（Opera quaedum hactenus inedita），434。
注2235 “Et par toute Calabre li Païsant ne parlent se grizois non”。P.梅耶：“古代法国历史编纂的先驱”（“Les Premières compilations francaises d’histoire ancienne”），《罗曼尼亚》，XIV（1885）,70页注5。
注2236 《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XI,9;弗拉卡斯蒂编,II,164.
注2237 见莫尼耶《15世纪。15世纪意大利文学史论》（Le Quattrocento.Essai sur l’histore litteraire du XVe siècle italien），II，6。
注2238 科勒林：《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史学》，1002。
注2239 古罗马著名希腊籍剧作家。————译者
注2240 莫尼耶：《15世纪》（Le quattrocento），II，4：“Quis enim praestantiorem Manuele virum，aut vidisse aut legisse meminit,qui ad virtutem ad gloriam sine ulla dubitatione natus erat?…”德森布里奥（Decembrio）认为，“谈到他的文学知识，他似乎不是凡人，而是天使”。
注2241 《关于促成教会联合的宣教词》（Oratio dogmatica pro unione）；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LXI，612。
注2242 H.瓦斯特（H.Vast）：《红衣主教贝萨里翁（1403——1472年）》（Le Cardinal Bessarion，1403——1472），扉页。R.罗硕尔（R.Rocholl）：《贝萨里翁，文艺复兴史研究》（Bessarion.Studie zur Geschichte der Renaissance），105。L.莫勒尔（L.Mohler）：《神学家、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红衣主教贝萨里翁》（Kardinal Bessarion als Theologe,Humanist und Statesmann），406。
注2243 见A.萨多夫（A.Sadov）《尼西亚的贝萨里翁》（Bessarion of Nicaea）,276。莫勒尔：《红衣主教贝萨里翁》，275——276；关于贝萨里翁的图书馆，见408——415。
注2244 兰普罗斯：《当代希腊回忆录》（Ν?ος ?λληνομν?μων），XIII（1916）,146——194;也有抽印本出版。
注2245 瓦斯特：《红衣主教贝萨里翁》，ix、xi。
注2246 “贝萨里翁的葬礼词”（“Laudatio funebris Bessarionis”）；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LXI，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