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一 天理、性理、义理与事功事势之理及物理
吾论中国哲学中之道之流行，止于王船山。然船山至今已三百年，则人或有此道之流行，至船山而断之印象。然此非吾意。吾此书之论，详于宋明以前，而略于其后，乃意在矫当今论者，详于此三百年之学之偏，以求学术思想之能多返本，而更大开新，乃不得不然。吾固谓中国哲学中之道之流行，绵延不断，而慧命相续。然此三百年中之中国哲学之道之流行，何所进于宋明儒学中之道之流行，则甚难言，亦非我所能尽论。兹唯就我所见大方向略述，以祛读吾书者或不免之印象。
此三百年之中国哲学思想，整个言之，自远不如前此者之开人神智，而恒使人有平庸之感。然吾亦不能谓此三百年人皆如睡如梦，不学无术。大率此三百年之学，乃在求补宋明儒学之偏向。如以一语，言此偏向，则在宋明儒之偏详于天理、性理、义理之当然之理，以成其尽人性成人格之内圣之学；而忽于事理、势理、物理，以成“人文化成于天下”之外王之事功之学。王船山之学，原较能兼重此二面，惜未能传世。至此外学者，则又多偏向于明事理、势理、物理，以成外王之事功之学，而略于宋明儒所详之天理、性理、义理与内圣之学。此则三百年之学之求补偏，而入于另一偏，仍未得合于内圣外王之学之全也。然吾人依此对全之向往，以观其偏，而纳此三百年学术于宋明儒学，自周濂溪以降本太极而立人极、皇极之思想大流以观，则亦仍当谓其有意无意向在此一全，并见中国哲学慧命未尝不流行于其中也。
此上所言只是一总括之略述。若稍详述，则三百年之学者之求补宋明儒学之偏，至如颜习斋、李塨、戴东原之反对宋明儒学，及后此之经学家之重汉唐之学，更及于先秦诸子之学，与今之重西方之学，其学风亦逐渐次第形成。盖在明末清初，程朱陆王之学之流，固未尝断。黄梨洲疑二溪等所传之阳明之学，而倡史学、论政道，亦仍尊阳明。顾亭林斥王学，仍尊朱子。王船山斥王学，而返于张横渠。是皆于宋明儒之学，各有其所宗也。自梨洲、亭林、船山以降之学者，其疑宋明儒之学，足以修己立德，不足以治人成事功者，其源亦甚远。如王阳明之弟子黄绾，湛甘泉之弟子唐仁卿，即尝谓言良知心性之学者，不能达用，而其人亦未必为君子。由此上溯，则南宋之永康永嘉之学，即不以朱子所定颜、曾、思、孟之内圣之学之道统为然。并以朱子之只言三代圣王之政，而全斥汉唐之事功为非是，遂重经世致用之学。再上溯至北宋，则宋元学案后所附述王荊公之新学，正为重事功者。其所附述之苏氏学，则为重事势之理者。再由此上溯至汉唐之儒者，如贾谊、董仲舒、王通及韩愈，亦皆志在以其学为当世之用者。由此更直溯至先秦儒者，则孔子尝大称管仲之事功。孔子弟子，今本论语谓有四科之分。其中除德行科之颜渊与其后之曾子之外，亦有言语、政事、文学之科。其中文学之科之子游子夏之学，能言礼乐而传经，为汉人经学之传之所自出。言语科之子贡，则能货殖交际，而恒以博施济众为念。孔子家语谓孔子尝言，自吾门有赐，而门人日亲。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一出，而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此固未必得其实，然子贡固有事功之才者也。而孔子之再传弟子，如吴起、段干木，荀子之弟子李斯、韩非，固急于用世，而失儒学之传。然亦由孔门之学，原有重其学为当世之用而来者也。至于由孔子之学，更上溯至中国之学术文化之本源，则所谓二帝三王之业，明皆在平水土、建邦国、树礼乐、成风教之种种事功。故叶适之以皇极之三德、八政、九畴，为中国原始之道统所在；颜习斋之以周礼之格六德、六行、六艺之三物，言格物之本义，亦不能谓其全无当于中国学术文化之原始也。则三百年来之学者，疑于宋明儒之详于天理、性理、义理，而忽事理、势理、物理，重内圣之学，而忽事功之学，其源亦甚远；而可直溯至其对孔门之学，与中国学术文化之本源之契会，而亦初未尝离此本源中之道者也。
然谓此三百年之学者，疑于宋明儒之忽事功之学，亦未离于此本源中之道是一事，至其所疑是否皆当，又是一事。吾人固可谓中国学术文化之本源中之道，初只表现于平水土、建邦国、树礼乐、成风教之立皇极、格三物之事。然此道之流行，则固不止于此，亦不当止于此。孔子之言仁道、颜曾思孟之言内圣之学，以及于性与天道，正是为此立皇极、格三物之事，奠立内圣之根据，为其事功之可能的基础。无此根据与基础，则事功亦终不能长保。此则由汉唐之国力之盛，而终致衰亡，足以证之。由此而有宋明儒之起，以更发明此颜曾思孟之内圣之学、性与天道之义为己任，其志固正在建天下长治久安之基，立千年之人极也。如为后之宋明儒学之宗师之周濂溪，同时以“学颜子之所学”，与“志伊尹之所志”并言，固不可谓其轻事功也。至叶适所重之皇极，则在宋盖始于邵康节之皇极经世之书。以生活形态而论，邵康节乃最无经世之业，而一生若无所事事者。然其书，仍名曰皇极经世，则正见宋明儒者，虽极无所事事，亦不忘经世也。至于此外之张横渠，则原有志于兵，其正蒙亦兼言治道。其理窟一书，更专论治道。横渠亦兼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蓝田吕氏，亦措横渠之学于治乡里之事。横渠又特以关心当世之事称程明道。伊川朱子之一生，自是讲学之功多，然亦有其治事之绩。陆象山兄弟能治其宗族，以为世范。王阳明能治兵平乱。皆非不能治事者也。唯王学之徒，如王龙溪一生，几唯以讲学为事；罗近溪为宰令，人或议其脱略事为；李卓吾乃以著书放言高论为事，而开晚明“无事袖手谈心性”之风。王学乃为亭林船山所深恶痛绝。然谓宋明儒者由周张至程朱陆王言心性之学，全不志在事功，不能治事，有内圣之学，全无外王之学，则非也。
然由船山、亭林以降之三百年之学，疑宋明儒之学之有所偏向者，又仍可更有说。此即宋明儒者虽亦志在事功，并能治事，然未必于其所讲之学中，言事功与治事之道；而后之学者，亦不重其事功与治事之道。如以王阳明而论，固能治事。然其传习录所记之言，则只及致良知之学，无一语及于如何立事功与治事之道。今存王阳明全集，除传习录三卷及若干论学之书信及文外，大部为与其所治之事有关之文。然试问于此诸文，今治王学者，有几人加以注意?吾亦于此不加以注意之一人也。盖皆意谓阳明学之精华，不在此也。今吾人之论张程朱陆之学，亦同不重关于其如何应世治事之文也。此固由凡此有关诸贤应世治事之文，时易境迁，则后人更无兴趣。然亦由吾人之意谓：论此诸贤之学，不须更言其如何治事之道，此治事之道，原非其讲学之精华所在也。由宋明儒者所讲之学之精华，不在治事之道，而后人或谓能知天理、性理、义理，以正心诚意，致得良知，则自能治事立功，更不须别论事势事功之理，及与事相关之物理。此则成一学术之偏向。此中之事势事功之理与物理，是否不当别有种种学术，以分别知之，亦原是一哲学思想中当有之问题。宋明儒者之于此所论，亦正有未尽处。此即三百年来之疑及宋明儒学非儒学之全，或非儒学之真，其自觉或不自觉之根本理由所在也。
此三百年来学者之疑宋明儒学非儒学之全或非儒学之真，其所自觉或不自觉之根本理由，上谓在其疑宋明儒学未将事势、事功之理、物理，纳之于学术之中。此则初不始于船山、亭林以降之学者，而实始于宋之言事势、事功之理之学者。如北宋之王安石、苏氏父子，及永康、永嘉之诸儒。此中之根本问题，则在事势事功之理以及物理等，是否有独立之于宋明儒者所重言之天理、义理、性理以外的意义。如其无独立的意义，则人能知天理、义理、性理，以有其正心诚意致其良知之学，便能成得事功。则事功之学不须另讲，而人之学问亦未为不足。然如其有独立的意义，则人徒讲此正心诚意致得良知之学，即未必能致得事功，而事功之学，便必须成一相对独立之学，而后更可合此正心诚意致良知之学，以为儒学之全。然吾人固有理由以谓此事势事功之理以及物理等，对宋明儒者所重言之天理、义理、性理，有一相对独立之意义。由北宋之王安石、苏氏父子至南宋之永康永嘉之学，以及明末之船山、亭林、梨洲，清代之颜习斋、戴东原等，则正皆有见于此事势、事功之理与物理等，有此相对之独立意义，而知于宋明儒所尚之学外，当另有一学术思想之方向，以补其所不足者也。唯其矫偏或又过正，而或不免并宋明儒者之长，而并弃之耳。
二 中国学术中重事势之思想之传与北宋学者之言事势之理
此重事势之理与物理之中国学术思想之传，原在昔之道家、墨家、纵横家、法家、阴阳家之流。儒家之孔子于人所遭遇之事物，其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固知之，而统之于命之一概念之下。故学者所当为者，乃是于命之所在，见义之所存，以行其义，而畏天命、知命、俟命。孟子虽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亦是乘势待时，以行其义所当然，以尽性而立命。先重在明义理之所当然，既行义亦知命，固儒家之传统也。然在墨子，则重行义而非命，以改造时势自任，而墨家之流至于墨辩，亦能明物理。至于道家之安命任命，则由知事物之理，积而成势者，有其自然、必然之运，不必皆合于义理之当然，亦不可挽而不可变，故或返而求自洁其身，自求其真，以寄情游心于高远。在道家之流中，如田骈、慎到、彭蒙之伦，皆欲因势顺应以为功；而老子之言政，重无为以成其无不为，亦因任人心民情之势，以为帝王之道。纵横家与法家之流，则皆善窥人情之好恶利害之机势，与今昔时势之异，以求自用于世，以成其个人之富贵或功业，而更可全不顾其是否合乎义理之当然者也。然儒家之孟子，则视其时之公孙衍、张仪之纵横之流，不问义与不义，而徒以迎合时君世主之心，以趋时附势者，为妾妇之道。荀子于士之只知势利之所在者，视为小人或俗儒之以其学求衣食者。后儒于法家之李斯、韩非，则责其刻薄寡恩，不合为政之公义。然此儒者所责之人，亦皆是于人情之好恶利害之机势之所必至，而理有所固然者，审之甚熟，然后能成其富贵功名于当世。以此类之人，观儒者之必“进以礼、退以义”，不枉尺而直寻、不违道以阿世，则皆迂儒不知时变，亦不知事势之理者也。此儒者之守道抱义者，恒困于时势；而因时乘势，以成其富贵功名之业者，其行又恒违于道义，则为汉世史家之司马迁之所叹。伯夷叔齐之饿死，仲尼之菜色于陈蔡，其不同于驺衍、张仪、苏秦之得意于当时，即守道抱义者与因时乘势者之别也。故史记于仲尼之学，能传于后世，只列之世家，而不以之与因时势取天下之帝王同列。汉世儒者，乃谓孔子之道虽不行当世，而能为汉世制法，欲通其经、致其用于当世。董仲舒则有因汉之革秦，更一新世运之想，而说汉武帝以变法改制之道，得少试儒学于兴学立教之事。汉儒之言通经致用者尚多，亦未尝不对政治时风，有若干之影响。然自汉历唐之君主，能本儒学之传，以正心诚意，行义达道于天下者，则未有闻。盖皆私有天下于一姓，以求保其帝王之业者耳。为儒业者，自传经博古；主时政者，自因势行权。二者不能相互为用。玄学之徒，则清谈妙理，以自逸于一室之内。佛家之徒，则视为此五浊恶世之所必然，而观一切法之毕竟空，以求出三界。此皆同不能立皇极人极于当世。此即朱子所谓汉唐之世之人，望道未见，仍是牵补过日也。
宋历五代之乱，而有儒学之复兴，舍佛老之空虚，斥申韩之刻薄，亦不屑为曲学以阿世取容，是为宋世儒学共同之方向。此非汉唐传经之儒之所及。自宋初之三先生之讲学，欧阳修为五代史，斥冯道之乡愿之行。范文正之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而继起之宋代儒者，大皆能有为有守。而所谓为宋明之理学之儒者，则更求探义理之源，于性与天道之精微，以成其内圣之学；更志在由明明德于天下，以开万世太平，立千年人极之业。然此义理性理与天理，与事功事势之理、物理，当分别各有其学以通之，则此理学家之儒者，未必皆能灼见其故。于是为宋明理学之学者，与世之重事势之理与物理之学者，仍相对峙而不能相下。为理学者斥言事势之理与物理之学者为功利之学、逐物之学，而重此事势之理与物理之学者，则疑理学家之学为持论太高，空虚无用，虽斥佛老，终不免邻于佛老。今分而观之，则吾书既已述宋明理学家之学，亦当于宋明至清之能言事功事势物理之学者之所见，足补理学家之流之所见者，毕竟在何处，亦略加以说明。
在中国学术中，重事功事势之理，以及成此事势之人情物理者，乃属史学之流。宋学之初，有经史之学。欧阳修、司马光皆以史学名世；而王安石及苏氏，则初出欧阳修之门。此事势之理，乃“事事之相续，以由微而著，辗转增上，以成一势，以至积重难返，而不极不止”之理。此在个人主观者，为一人之情感习惯之势。此可由个人之正心诚意之内圣之学以化之。其在客观社会与天下者，则为一代之人心之好恶利害之情之所趋向，更互相习染，积为风尚，形为种种政治社会经济礼俗之制度习惯，而见于历史世运时势之中，亦为个人之命运所在者。此则非个人或少数人之正心诚意之功，所能加以转移。若望教泽流行，至于董仲舒所谓“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皆能正心诚意，以存治去乱，则河清难俟，亦只为人在内心中所存之一至高之理想。当宋世之外胁于边疆之患，内苦于民穷财尽之时，人亦不能不求直下有一事功之学，以建制立法，转移世运。此即王安石之学之所以亟亟于欲致君尧舜上，以立新政、倡新学也。历史由世运之积势而成，宜须以雷厉风行之势以转之。故王安石亦不免奋之以意气，以求其新政之推行。此则意在造新势以易旧势，其志固伊尹之志；而不同于昔纵横法家之徒，及曲学阿世，以儒为名而实乡愿者，只欲因利乘便，顺势、因势，以成其个人之富贵功各之业者也。安石之欲以新政变旧俗，其事亦有难于昔之如管仲之治齐，因齐地之俗之所利便，以成其功者。安石自是一政治上之理想主义，而又亟欲加以实现于当世，以求造时势而救天下者。此固非汉之传经之儒所能及，而遥契于孔...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