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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朱子所言之学圣工夫
吾人于上文虽言朱子与后世学者之谓陆王不读书、不穷理，其学类禅者之非是，然吾人亦不能遽谓朱陆有同而无异。纯从朱子所重读书格物之义上看，亦可说象山亦未能真重朱子之所重。象山亦尝明白反对朱子之持敬，谓持敬之说为杜撰，而不明道（象山全集卷一与曾宅之）。又尝以朱子之不知学者之戒谨不睹、恐惧不闻之工夫，皆必先闻道而后可用（卷十三与郭邦逸）；亦是以朱子之言诚意与存养或主敬之工夫为不然也。故象山语录记其尝与门人步月而叹，有“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耽搁”（卷三十四语录）之语。又与朱元晦书尝言：“世儒揣量模写之工，依仿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习熟足以自安。”在卷三十四语录，则易其习熟为节目二字，以指朱子之“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此所谓揣量模写，盖如阳明之所谓以圣贤所留文字为图样，而加以摹仿誊写，以揣量圣贤之学，加以分析，纳入款例，如上篇第一节及第四节之所引及。象山以不明道议朱子。其不契于朱子之学甚明。此外象山又尝以朱子之不自知其所知者与所不知者之分，而谓其为不明，亦象山不契于朱子之学之证。然毕竟朱陆之异，是否即如象山所感，则亦是一问题。象山对朱子言读书格物之义，与朱子对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之认识，亦未必皆能如实了解。后之阳明，承象山心即理之义，则谓朱子之言“心与理”，即以心理为二，而更说其非（传习录上）；又疑朱子之穷理，乃认理为外，为义外之论（全书卷八书诸阳卷、及传习录中与罗整庵书）。阳明乃更重申象山之心即理之说。然阳明之在心与理及穷理问题上所疑于朱子者，又唯是阳明之意如此。在象山之不契于朱子之言中，又未尝重在自此议朱子也。若在吾人今日之一般观念看，则朱子之格物致知，要在即物穷理，此与象山阳明言心即理，要在即心求理，似明为一重内、一重外之别，或者竟谓之为一重心、一重物之别，如流俗之见。然凡此上述及之种种对朱陆之异之了解，是否皆恰当，正皆有种种之问题，实待于吾人之更仔细考究。朱子之言读书、言格物，及心与理之论，与其言德性工夫，如主敬涵养，与“心”之关系之论，固为朱子之学之一根本，尤为朱子早年之学之所重，亦为其与象山之学不同之一大端所在。此吾已于朱陆异同探原中，述其大体，今不拟重复。至朱子言心与理之关联于格物与读书者，则为其晚年教学者之所特重。朱子以此教学者，同时教学者以圣人为法，而其重格物、读书之教，则亦与其言圣人之知能之处，密切相关。故吾于下文拟先自朱子之言圣人之知能处，看其读书格物之教，与象山所言者之同异，果何所在。
二 朱子言圣人之知能与学者之道
朱子书中曾言圣人为一“赤骨立底天理，光明照耀，更无蔽障”。（语类百十九及他处）此乃自圣人之全体生命即是天理上说。西方所谓道成肉身，亦正与此义合。然朱子之此义，则是承程子之言圣人之心与理为一之意而来。朱子之所谓圣人是赤骨立底天理，此天理固是自道德上之仁义礼智之理，或四端万善之理而言。此与象山言圣人之满心而发，皆是理者，此理唯是道德上之理，亦无殊异。人皆可以为圣，皆有作圣之心性，固朱陆所同，亦孔孟与宋明儒者之所同。然对圣人之知能，则朱子恒喜言圣人之无所不学、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则与象山阳明之言圣人亦有所不能不知者似大异。由此而朱子之教学者，亦即似当学圣人之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如朱子尝谓：“圣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圣人未有不多能者。”（语类卷三十六）又言：“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物事；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视、听、言、貌、思，极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征，无所不备；如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那里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这道理无所不该，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其精微，然也要识得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语类卷百十七）又言：“这个事，须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齐贯穿在这里，一齐理会过。其操存践履处，固是紧要，不可间断；至于道理之大原，固要理会；纤悉委曲处，也要理会；制度文物处，也要理会。古今治乱处，也要理会；精粗大小，无不当理会。四边一齐合起，工夫无些罅漏。东边见不得，西边须见得；这下见不得，那下须见得。既见得一处，则其他处，可以类推。……如坐定一个地头，而他支脚，也须分布摆阵，如大军厮杀相似。大军在此，坐以镇之，游军依旧去别处邀截。如此做工夫始得。”（语类卷百廿一）此外朱子之同类之语尚多，亦皆无异朱子之自道其学问规模之所及。此似皆由朱子之意谓圣人当无所不学、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而后朱子之学问规模之所及，乃如此其大，并亦以之教学者。此亦似明不同于象山、阳明言圣人之不须如此多知多能者也。
由朱子之言读书最忌有“一”而无“所贯”，故谓：“只要那一去贯，不要从贯去到一。如不理会散钱，只管要去讨索来穿。如此则中庸只消天命之谓性一句，及无声无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间许多达孝、达德、九经之类，皆是粗迹，都掉；……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只将一个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会中间许多节目。今须是从头平心读那书，许多训诂、名物、度数，一一去理会。如礼须自一二三四，数至于三百，威仪须自一百、二百、三百，数至三千，逐一理会过，都恁地通透始得。”（语类卷百十七）此外朱子又明言及人于德性及治国平天下，皆不相关之事物，亦当加以理会，以格其物而致其知。如包显道自江西来，朱子谓之曰：“与公乡里（指陆子之学）平日说不同处，只是重个读书与否，讲究义理与否。如某便谓须当知得方始行得。孟子所谓诐淫邪遁之辞，何与自家事，而自家必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自来，少间，自家便落在里面了。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上面六者，固当理会；若鸟兽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但是既为人，则于天地之间物理，须知得方可。”（语类卷百十九）此则朱子承程子之“一草一木之理须是察”而说者也。朱子此外又尝谓：“事事物物，各有一个道理，施之于物，莫不各当其位，如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之类，各有一至极道理。又云凡万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穷理则万物之理，皆不出此。曰此是万物皆备于我，曰极是。”（语类百十九）亦似有于一一事物，莫不当格其物而穷其理之旨也。
朱子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乃指万物之理之备于我而言。而欲求万物之理之备于我，则朱子大学补传言：“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即又更似无异谓必格尽天下之物，而穷其理，以致吾人之知，而无所不知，然后万物皆备于我，吾心之全体大用乃无不明也。
缘上所引，则于为学之道，朱子尝言：“今之为学，须是求全复其初，求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与我者，便须以圣贤为标准，直做到圣贤地位，方是全得本来之物而不失。……无必为圣贤之心，只是因循荒废了。而其间读书、考古、验今工夫，皆不可废。有如一般人只说天之所以与我者，都是光明纯粹好物，后之所以不好者，人为有以害之。吾之为学，只是去所以害此者而已。害此者尽去，则工夫便了，故其弊至于废学不读书。临事，大纲虽好而有所见，道理便有偏处。”（语类卷百十八）此则明似针对陆子之学，只重发明本心、去人欲意见之蔽障者而言。循朱子上文所言之读书格物之义去讲，则朱子之学圣贤之事，便似明不同于陆王之学圣，不须求多知多能，而似必须先求增益其读书格物之知，以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方能至圣贤之境者。而观朱子之少年之欲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语类百四）诚如阳明所谓：“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察著述上用功。”（传习录上）亦似朱子之为学，乃纯以博学多知能为贵者也。
三 朱子之言读书格物之目标
然此处之问题，是朱子所谓读书格物之功，毕竟其目标何在，又是否真只在求于书无所不通，于物无所不格，以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若果然也，则此明非人所可能之事；世亦无圣贤真能于书无所不通，于物无所不格，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若人本不能如此，而必求如此，则势将同于世儒之泛滥于章句训诂，而不知返，亦将如博物之士之玩物而丧志；而终不能尽读天下之书，尽格天下之物；更无循此以至圣贤之道。则陆王之学者，谓朱子之学为求理于外，以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乃耻非所耻，亦即未尝不是矣。然朱子之所谓读书格物之事，是否果即在于书无所不通，于物无所不格，而别无其目标之规定，则又正当深察也。
在昔之论者，恒谓朱子之学为开后之经史之学、考证之学者。如清之章实斋文史通义朱陆篇尝谓：“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此即谓后世实事求是之经史之学与考证之学，皆朱子之所开也。近人亦多以朱子格物穷理之精神，近乎西方科学之求纯粹真理之精神，而以朱子为学之方向，乃向此科学家之精神而趋者。如从学术史上看，此固在一义上，皆未尝不可说，后文亦当及之。然自朱子之为学，明是志在学圣贤，以使其生命为一“赤骨立底天理”，则又决不能如此说。朱子之言读书与格物穷理之目标，既明在为圣贤，则其读书格物之事，亦即非真求于书无所不通，于物无所不格，而实受其目标之规定，以有其一定之范围者。朱子之自己之为学，虽一方欲无所不学，以“大作规模，阔开其基，广辟其地”；然亦言“某所得处甚约”。（语类卷百零四恪录）其故何在，正当深察。此于下文略就朱子言读书之道与陆王之异同，加以说明。以便更进而讨论格物穷理之范围，与其真正义旨，与陆王之同异所在。
朱子之言读书之道，除散见其书信、与对经籍之注解讲说之言者外，大均见今存语录百十三卷至百二十一卷之训门人，与卷八至卷十三之总论为学之方、力行与读书法者之中。而卷十、十一之专论读书法者，尤深切著明。兹只须据此二卷之大旨以观，即可见凡象山所言之读书之道，朱子皆无不屡屡言及。如朱子言读书“贵精熟”，则“自然会得义理”；又当反复“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平心徐看”、“力戒匆忙”、“不可求新奇”、亦“不当在偏曲处观”，皆全同象山。至朱子所重之读书“勿先自立说”、“用心当退一步”，“不可心跑到后面”、不可“心落在纸后”、“不可有程限”，则皆所以成此“涵泳”之实功者。至谓“读书乃学问之第二义”，当“涵养本原，闲养精神”，读书以“晓得文义言词为初步”；然要在“晓得意思，知其理之是非”、“与心相印证”，而由此心之所实得，以学为圣人，以“治自家之病”。此皆与前所引象山之言读书之态度者，全无殊异。此中朱子所言之未为象山所言者，则如其言：“读圣人之书，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语类卷十一泳录）此乃似明意在尊圣经，亦似不同象山阳明之只以六经与我互相发明者。然朱子亦明言：“经之有解，所以通经，经既通，自无事于解，借经以通乎理耳。”（语类卷十一大雅录）又谓：“不应说圣人不言，这道理便不在，这道理自是长在天地间，只借圣人来说一遍过。”（语类卷九恪录）并谓：“读六经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便易晓。”（语类卷十敬仲录）则其言以经为主人，亦即以理为主人；而其初有六经，亦终无六经。则与象山阳明之意，仍无别也。唯朱子屡言读书当“参诸家解”，知“这说是如何，那说是如何，同处是如何，不同处是如何”；又谓“读书须如酷吏治狱”，“一章、一句、一字分看，逐条细看”，“看一说，又一说”；以至见“书间缝罅”，而书中之义理，“不待添字解”，而自然“抉开”，“分析为片”；又谓读书当“处处周匝，左右正面看，四通八达，于四停八当中见统要，以使博约分资。”更谓读书于不能解得时，“亦当记得”；更当有“疑问”，亦以“诘难他者自诘难”；又谓“解经，当切近其本旨而说之”，不可“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或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语类卷十盖卿录并屡见他处）凡此等等，则皆缘朱子之重在对文义求客观的了解，而有之今所谓“分析”、“综贯”、“记忆”、“疑难”，以求“如实知”，而“如实说”之功，而非象山、阳明之所及者。然就朱子之意，仍在由此客观之了解，以求辨理之是非，以“文义即躬行之门路，躬行即文义之事实”而言；则其读书之最后目标，与象山、阳明，固未尝有异。象山、阳明于此文义上之工夫，虽或有意加以疏略，或疑朱子之在文义上所作之工夫太多，而碍其见道。然果学者皆由此以归于躬行，则象山、阳明，固不能加以反对也。
然朱子之论读书中有二段，则特堪注意，即朱子曰：“读书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读书而讲究其义理，判别其是非，临事即此理。”（语类卷十一可学录）又曰“读书当先经后史”，而既通经，即必当读史。朱子尝曰：“学经者多流为传注，学史者多流为功利。”（语类百十四训时举）读史而本于经中之义理，以评判史事之是非，即所以免功利之习；既通经义，以评判史事之是非，即所以免传注之病。故尝曰“读经而义理融会”，若不读史，“如陂塘水之满，而不决以溉田”。（语类卷十广录）又言读史必当知史事之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即以经义为本而读史也。由此二者，则见朱子之读书，非只所以为德性工夫之助。读书非只是做事之具，而其本身即是做事。人既由读经而义理融会，则读史而判事之是非，亦学者原当有、当为之事。若只视读书读史，为此德性工夫之助，则讲究义理至于融会，尽可专以身体力行为务，而不更读书，亦似无不可。依象山阳明之教言之，此时人亦似可脱略文字也。然依朱子之此类之言，则读书之本身即做事，读史而知其所记之事之是非，其本身亦所当为之事。此盖即朱子之所以若有为读书而读书之意，亦若有其为著书而著书之事之故。在此点上，固可说陆王之态度，与朱子实有所不同。然谓读书即做事之一，义理既通，当据之以评判史事之是非，陆王固无加以反对之理由。而读书既是做事之一，则放下书卷，脱略文字而做他事，如阳明之建功立业，象山之治其家族之事，或暂悠游自在，专事涵养，朱子亦无加以反对之理由。则此中个人态度所偏重者之异，固无义理之冲突之可言也。
四 朱子言当格之物之限度，与格物穷理为在外或在内之问题
朱子之读书原即致知格物之一事。而关于朱子之言致知格物之义旨，则有二问题，为吾人所当注意。一是格物之目标与范围如何规定之问题，一是此格物之事毕竟是求诸外或求诸内之问题。对前一问题，吾人如博观朱子之言，便知朱子言学者当学圣人之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实非是泛说之无书不读、无物不格之意。圣人实亦只是在其所当通当晓者之内，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而学者亦实只须于“书之当读者，无所不读，欲其无不察也；事之当能者，无所不能，欲其无不通也。”（语类九十三镐录）斯已可矣。朱子固明反对学“世间博学之人，……只是搜求隐僻之事，钩摘奇异之说以为博，不读正当的书，……偏拣人所不读的去读，欲乘人之所不知以夸人。”（语类五十七 录）朱子于经史之书，必先经而后史；于经之中，尝谓易、春秋，非学者之所亟；又谓读其他经书，不如读四书所得者之多；而此四书，固亦同为象山阳明所视为当读之书也。朱子之大学补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而格之，盖亦指人所当格之天下之物而言。故其大学或问又引程子“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言曰：“格物不必尽穷天下之物……今若于一草一木上理会，有甚了期。”（语类十八人杰录）更谓：“徒欲泛然观万物之理，则吾恐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语类十八的广录）又谓：“格物但须是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半时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内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同上广录）再谓：“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同上人杰录）又谓：“心无限量，如何尽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穷得尽?……那贯通处，则才拈起来便晓，是为尽也。”（语类卷六十端蒙录）又言：“不可尽者，心之事；可尽者，心之理。”（语类卷六十去伪录）。则朱子所谓格物，明非泛观万物之理，而实重在格其内心之物，故在内工夫必须过半；又非一一之物皆须尽格，只须得其贯通之理则可；而此所谓贯通，亦固只是贯其所当贯，通其所当通而已。则朱子大学补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而格之，以至“众物之表里精细无不到”，文虽若有于天下之物无不格之意，然在实际上，其格物之事固只以当格之物为限也。朱子答陈齐仲曰：“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大全卷三十九）则如阳明少年之任取竹子为一物而格之至成病，而未尝先问其当格与否，其未得朱子格物之旨固甚明。而今人谓阳明之格竹子不成，在少了科学方法，则离题愈远，全不相干矣。
对于朱子所言之格物穷理之事，毕竟在外或在内之问题，如所格之物是内心之物，此事固明为在内，然所格之物为外面之物，则此事似为在外；又书亦为在外之物，则读书以格物之事，亦似为在外之事。然观朱子意，实非以格物读书之事，唯是在外。朱子尝言“书固在外，读之而通其义者，却自是里面事，如何都唤做外面入来得。”（语类百二十一琮录）又言：“须看大学圣贤所言，皆是自家元有此理……却不是自家无此理，他凿空撰来。”（语类百十四文蔚录）又“问博文是求之于外，约礼是求之于内否?曰何者为外?博文约礼，是自内里做出来。我本来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须是致，物须是格。虽说是博，然求来求去，终归一理。乃所以约礼也。”（语类卷三十六义刚录）“事之合如此者，虽是在外，然于吾心以为合如此之事而行之，便是内也。”（语类百廿四必大录）“别人说出来，反之于心，见得为是而行之，是亦内也……今陆氏只是要自渠心里见得底，方谓之内……才自别人说出，便指为义外。……将圣贤言语，便亦不信，更不去讲贯。”（语类百廿四 录）此诸语皆显然不以读书博文之事，与他人之言为外，而不须多说者也。
至于泛言格物穷理之事之是否为外求，则朱子语类十八寿录一段颇重要。其言曰：“或问（指朱子大学或问一书）云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说是心之用?夫心之体具乎是理，而理则无所不该，而无一物不在，然其用实不外于人心。盖理虽在物，而用实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为主，以物为客，故如此说。要之理在物与在吾身，只一般。”朱子所谓格物之事，原为即物穷理之事。此朱子所谓穷理之事，不外吾人今所谓知物之实然之状，与其原因等“实然之理”，与吾人之如何应之当然之理。吾人今所谓物之实然之理，在朱子之用名，即包括其所谓“当然之理”或“当然之则”之中。其所谓“所以然之故”，则恒指此当然之则，所以为当然之理由，或此诸当然之则或当然之理，所自发之“天命之性”。故朱子言格物穷理，恒以知物之“当然之则”与其“所以然之故”为言。依上引朱子言之意，乃是谓物虽可说有在吾之身之外者，然无论内在外在之物，其当然、所以然之理，则由吾人之心之知之。吾人之心知此理，即理之昭显于心之知之中。此理之昭显于心之知，即是理之用。理之用之所以能昭显于心之知，则以理原为普遍，而无所不该，乃可无所不在。故在外之物之理，亦可为吾人之心之所知，而兼在吾人之心也。由此心之虚灵，而天地万物之理，皆能显于此心。原心为天地万物之理之“管”。管之中虚，即所以喻心之虚灵也。天地万物之理之用，在此心之虚灵中见。此又证吾人之心，原能知此理，此心之自有能“知理”之一用。朱子之言理“何必说是心之用”，乃因其是先自“物之客”，再说到“心之主”边来，故不必只说理是心之用。然心之“知理”，固是心体之用，此“知理”中之理，亦心之用中之所自显，而原在心之体者；则理固原为吾人心体之所具者也。故终曰：“理在心在物，总是一般。”此语类之一段，即所以解释其大学补传由格物致知，而“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之语者。若格物致知只为向物求理，而非自显其心体中所原具之理之事，则此吾心之“全体”与“大用”，何以皆可由此格物致知而“无不明”，即全无法加以了解矣。
由上段所说，吾人便知朱子所谓格物穷理之事，实当自三面了解：其一是：吾人之心之向彼在外之物；二是：知此物之理，而见此理之在物，亦在我之知中；三是：我之“知此理”，即我之心体之有一“知此理”之用。此知理之用，即此心体所具此理之自显于此知中；故谓心体具理，即谓心具理以为其体、为其性也。然此性理之显，必待于心之有其所向所知之物而得显。故即其物以致其知、穷其理，即所以更显吾人之心体中所原具之此理，亦所以显吾人之性，而使吾人更知此性者。故穷理之事，即知性之事。知性本为知自己之内在的心之体、心之性。然不接物而致其知、穷其理，又不能真昭显此性而知性。故此即物穷理之事，如以粗俗之言喻之，实似人之心知之向于外之物理，以拉出其心之性理之事，如船上之一卷之绳索，将一头拴在岸上，则船移，而绳皆自出。如以较文雅之言述之，即“求诸外而明诸内”之事。此乃实为一合内外之事，固不可专视为求诸外，或外在之事也。朱子大学补传所谓格物须于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语类曰：“表便是外面理会得底；里便是就自家身上，至亲、至切、至隐、至密、贴骨贴肉处。”（语类卷十六义刚录）而此由表以至于里，即求诸外而明诸内也。
吾人如已识得上来所说，则更可引朱子之言格物读书与为学之事，皆“即求诸外而明诸内”之言为证，如朱子曰：“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这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得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穷理愈多，则我之知愈广，其实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晓此。”（语类十八 录）又曰：“万理虽具于心，还使教他知始得。”（语类卷六十贺孙录）“此心虚明，万理具足，外面理会得者，即里面本来有底。只要自大本（体）而推之达道（用）耳。”（语类百十四训时举）“物与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两无少欠，但要我应之耳。”（语类十二卷方录）“或问所谓穷理，不知是反己求之于心，惟复是逐物而求于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穷得十分尽，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穷理?不成物有个道理，心又有个道理?枯槁其心，全与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见，万无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别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却是谁去穷得?近世有人为学，专要说空说妙，不肯就实，却说是悟。此是不知学，学问无此法，才说一悟字，便不可穷诘。”（语类卷百二十一谦录）“理是此心之所当知，事是此心之所当为。人心皆自有许多理，不待逐旋安排入来，……圣人立许多节目，只要剔刮得自家心里许多道理出来而已。”（语类卷二十三明作录）“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其心。”（语类卷九阳录）朱子大全续集卷十答李孝述问：“理有未明，则见物而不见理；理无不尽，则见理而不见物。不见理，故心为物蔽，知有不极；不见物，故知无所蔽，而心得其全。”又载孝述言：“物未格，便觉此一物之理，……似为心外之理……及既格之，便觉彼物之理为吾心素有之物。朱子批曰极是。”由上所引，可证朱子之言格物穷理，乃即求诸外而明诸内。至于人所以必当即求诸外以明诸内，则朱子又或言此唯由吾人之心体之梏于形器，滞于闻见之故。则所谓求诸外之事，唯所以自开此梏滞，以明其内之原有者而已。故曰：“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今人多是气质偏了，又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尽知。”（语类卷六十贺孙录）卷六十七尽心说曰：“天大无外，而性禀其全。故人之本心，其体廓然无限量，惟其梏于形器之私，滞于闻见之小，是以有所蔽而有不尽。人能即事即物穷究其理，至于一日会贯通彻，而无所遗；则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体，而吾性之所以为性、天之所以为天，皆不外此，而一以贯之矣。”故吾人若将一切求诸外之事，加以反省，而皆视为明诸内之事，而更体验之，则又可说：“性者，道之形体也。只是就自家身上体验，一性之内，便是道之全体，千人万人，一切万物，无不是这道理。”（语类百十六训义刚）“上有原头，下有归著……只在自己身上看，许多道理，尽是自家固有。”（语类卷百十四训贺孙）是则明诸内，即可统求诸外及由外面理会而得者矣。
关于朱子由格物穷理，而得之理原为内具之义，更可由朱子之反对胡文定所谓“物物致察，宛转归己”之说以证之。语类卷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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