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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凡此等等之物，无不有象、亦有数。汉代之为易学者之用心，即求其数之可相配合而对应，于一切事物之一般视为分属天文、地理、地上、人间之不同类者，亦见其在八卦系统或五行系统者上言，未尝不同类。此八卦系统之分一切物类为八，与五行系统之分一切物类为五，亦可由其所表物类自身之同一，以设法求其象其数之相配合而对应。故此汉人之易学思想，即盘桓于象与象间、数与数间、及象与数间，求其配合对应之思想。诚可谓标准的象数之学也。
至于就此汉代易学之传而论，则上文已言汉易传自齐人田何，即初为齐人之易学，亦即受阴阳家之影响之易学。此一易学，初盖由民间兴起。秦以易为卜筮之书，于民间所藏之易经之书，任其流行，则必有人缘之以发展出易学思想者。易原为卜筮之书，其初之为易学者，自亦初当是为占卜之用。占卜未来之事，必知时序之运，即必与历法、天文之知识为缘。故有孟喜之六十四卦，配四时与年日之“六日七分”说。然卜筮之事，本有验有不验。以易经为卜，而卜得某卦某爻，谓其当有某自然之事，或某人事，或某事吉凶如何，而或不验；则人必求更为之解释。于是人即或说此乃由于此卦之属何宫，当如何变为他卦，一卦之内外卦如何相应，一卦所伏者何卦，飞于上者何卦，以为解释。此即成京氏易中所谓世、应、飞、伏、等说。本此世、应、飞、伏等，以为占卜之事，即于易卦，另开种种解释之门，亦即无异于占卜不验者，另开种种之遁辞之门。然人之占卜，而作较具体之断定者，则即本此世应飞伏之说，另开种种解释之门，以为遁辞；然其可能有之解释与遁辞之范围，仍为有穷，而其占卜仍可不验。于此即见占卜之可虚妄。京房以易为占卜，终遭杀身之祸，盖亦由其占卜之有不验也。故此由孟喜至京房之以易学为占验，其中包含种种之迷信，毋庸讳言。东汉之费氏易学，遂转而只以十翼解释易经经文为事，是为易之古文学，以别于孟喜以降之易之今文学。大率凡经学中之为今文学者，气象皆较阔大，喜比类而推，能编造系统。然亦多任想像，作擅断，为预言，夸大而无实。古文学家则较朴实，重征验，不敢轻易任想像，作擅断，更不为预言。故当阴阳家与今文学家之浮夸之论，为人所厌，其所为之擅断预言或占卜，又多不验时，而在西汉之末，古文之经学遂兴。桓谭、张衡反今文家所信之谶，扬雄作太玄拟易，而不以之为占卜，皆古文经学之精神。费直之易学，只求解释易经之文句，亦朴实读书之旨。后之荀爽易注，重释易经文句，正承费氏之学。荀氏易注，唯直对一卦之卦德，与爻之位之当升降，为之注。四库提要所谓，“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后之王弼注易略近。荀氏易不重观一卦如何变为他卦，或如何旁通他卦。郑玄易注亦然。但郑亦采用今文家之言，足解释本文者。其爻辰之说，以易爻配二十八宿，亦类似孟喜、京房，以易卦言天之气候之论。故世称郑氏兼采今古文。然郑氏易注，目标则只在注明经书，与今文易学家之先凭虚架构一系统者，仍有所不同。为欲解释经文之辞，郑玄已用互体之说。左传中之言及易象者，固亦早有互体之说。至于虞翻之易，则三国志虞翻传，言虞翻之高祖，即治孟氏易。虞翻既承家学，又读荀马郑诸家注，见其不能尽释一一卦爻之辞，使一一字句皆有着落，乃兼取半象、旁通之说以注易。上文已言“旁通”，即谓一卦之旁通于阴阳爻相反之卦之谓。此旁通之说，出于孟喜、京房之爻变之说。虞氏更大用此旁通以注易。半象者，如 为兑 之半象，又为为震 坎 离 之半象。即一卦之二爻皆可为四卦之半象。用半象亦是对卦爻所系之辞，大开方便解释之门。然易经之卦爻所系之辞，何以于此处须用旁通解释，何以于彼处，又不必用旁通解释；又何以或只视某二爻为四卦中之一之半象，而不视为余三卦之半象；则虞氏易并无一定之原则，先加以规定。则其用旁通半象，既为一方便解释，亦即无异遁辞。而其不能更说明何以必用此解释，而不用其他解释，亦即其遁辞之所穷。由此以观汉易之发展，至虞氏易，谓之能于易卦爻之辞，一字一句，皆使之有着落固可，然谓其实未能使此一字一易，皆有着落，而其易学为一失败，亦可。此即其时之王弼之所以反对汉人之象数之易学，谓其“巧愈弥甚”“义无所取”（周易略例），而宋明清之易学，皆由不满汉易而生之故也。
四 汉代易学之价值，在以易卦虚涵天地万物之变化，而提出种种观之之方式范畴，及汉易之二宗
然自另一面言之，则汉易亦自有其所得。此所得，不在用之为占验，与释经文，首当在诸易学家之有一“以易之八卦，六十四卦，范围天地之化，或自然宇宙、与其中之人事之变化”之一精神态度；并将此自然宇宙，与人事之变化中之历程与关系，加以一节度化，概念化的说明，而亦连接之于五行系统思想中，若干有哲学价值有哲学意义之概念。汉易之八卦之论、与五行之论，皆使中国人之心思，注意及时间、空间、数及天文类、地上物类、人事类之存在，而使人之心思求范围此自然宇宙或天地之化；其于不同类之天上地中人间之事物，求见其相类处，于不同之数，求见其所表示者，乃一自然宇宙或一天地之化。即使人恒想念及天与人之相应，及此自然宇宙或天地之化之为一全体，而又有其内在之节度者，此汉代之易学，正为形成此心思人所宜有之一训练，此易学之用于占验与释经文，固皆可谓之失败。然即上章所谓孟氏之易学，以六十四卦表一周而复始之时序之运，即已可使人于想像六十四卦所形成之圆圈时，只见此由一一爻，次第铺于卦之六位之图像，而虚涵此时序中之盛衰升降生壮老死之万物。而吾人之透过之，以观万物，而与之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即可使人之心灵，升至所观万物之上一层面；于其他之汉代易学，吾人以同样态度观之，亦皆见有同样之价值。人于此若将此虚涵万物之六十四卦，着实于特定之时序物类，以为预断或占卜之事，固可导致种种迷信。然吾人若只凌空提起此六十四卦，如循孟喜之说，而谓六十四卦之圆圈，只表示万物之变之周而复始，其中有物之升降盛衰见阴阳消长之节度；或藉京房八宫之说，而谓物类之变有其次序，虽变出诸类，仍属于一元始类；或由京房之上下爻相应之说，以谓物之有相随而动之因果关系；由飞伏之说，以谓存在之物有隐显二面；则此“周而复始”、“阴阳消长”、“物类”、“次序”、“隐显”皆普遍的思想方式或范畴，人可用之以观物，而其自身不包含错误者也。
至于后此之荀氏易言阳当升、阴当降，君子当升，小人当降，则要在言自然物与人事之有一趋向或一目的之向往，而观自然人事之当有其趋向或目的，亦同可为人之一思想方式范畴。无论自然物与人事之事实现状如何，亦永容许人之谓其当有何趋向目的。此说其当有何趋向目的之言，固人所永不能谓之为非，亦非人据任何事实上之现状所能否认，复为人可用之以观物，而其自身不包含错误者也。至于后郑氏易之重互体义，其所直接表示者，是一卦中之三爻，可合为一卦而观；其间接表示者，则为此一卦所由合成之内外卦所代表之二物，其发生关系时，此二物之中任一部分，亦可与他物之一部分，发生特殊关系，以合为一物。此亦为吾人可用之以观物之普遍的方式或范畴。虞氏之言旁通，吾人固谓以之释经文，无一定之原则。然谓一卦可旁通相反之卦，其所间接表示者，即为一物之可变为一相反之物，如今之辩证法之所论。今谓一物终可于其变化历程中，变为其反对者，亦同为吾人可用之以观物之一普遍的方式或范畴也。若不言如何用之以释经文，则此旁通之启发人之辩证法的思维之用，固至大也。又虞氏言半象，吾人上亦谓以释易经经文，乃随意取用，亦不见其应用之一定原则。然于世间之物，吾人见像之半时，固可想像其除之半。此想像有各种可能，而吾人即思其有各种可能。此“可能”之自身，固亦为一思想之方式范畴，人于见一物半像时，更谓其外可能有另一半之像，以合为一全象，此思想固人所当有，亦为其自身不包含错误者也。
由上所论，则汉易之贡献，即可说在发现种种人之观宇宙之种种方式或范畴。凡汉易中所言之时、空、数、类、序以及万物之“变化”，其变化为“周流”，物类之变化依“次序”变，而不离其“元类”，一变动必与其他之变动“相应”，物之存在有隐显二面，二物之一部分，可合成一物，物可化为其反对物，物之半像可暗示全像等，皆人可普遍的应用于人所知之自然宇宙，以形成人之自然知识与思想之方式范畴，而皆可容人之永加以应用，以求真理，而其自身中，皆不包含错误者也。其用之而导致错误，唯由于人用之之时，兼限制其范围于特殊类之物中之故。如谓物有变，不错，然谓某物必变为另一物，则可错。汉人为易学者，用此等等于占卜、于释经，固恒多有错。然吾人如谓其易学之价值，在发现比诸方式范畴；而不在其应用之之时之限制其范围于某特殊类之物，则此汉代易学，固于宇宙万物之易道，大有所发明，而非先秦学者之只泛言观万物与其变化，所能及者也。
然吾人可普遍的应用，以观宇宙之思想方式或范畴，毕竟有多少，则在西方哲学中，固人各异说。在中国之易学之流中，亦有种种之说。此亦皆同不能不及于象数。如在由荀爽、郑玄、至王弼之易学中，则其观一卦之象，重其所表示之一卦本身之卦德。此卦德由卦名而表示，赤由一卦所由合成之二卦之关系而见。如屯卦之卦德为艰屯，此亦由屯卦所由成之坎震二卦之关系而见。此中坎为水为险，而在上在前；震为雷为动，而在下在后。动乎险中，即有艰屯之象，故此卦之卦德，即艰屯。王弼易学重一卦自身之卦德，而其注易即重以本卦释本卦，而不重观本卦所变成之卦，或旁通之卦，更取其辞以释卦之辞者。此盖为费直之古文易，为荀爽、郑玄至王弼易学之所承者。吾观中国之易学之大分野，盖即一为重以本卦释本卦，一为重以其所变通之卦释本卦。古文易之传，重以本卦释本卦，王弼更重本卦之主爻。后之程伊川王船山之易学，亦承此传统。然今文京氏易以至虞氏之易，则重一卦所变通之卦。明之来瞿塘用错综以言卦变，清焦循之更申此旁通之义，以言其卦之依时行比例以旁通言卦变，又皆有一定之次序法则，则皆同为重一卦所变通之卦，以论易之流。此二流之分，始于汉之荀氏易与京氏易之不同。京氏易出于孟氏易，荀氏易始于费氏易，故亦即始于费氏易与孟氏易之不同。张惠言虞氏易事，以言爻变为孟氏易，爻变即由爻之变，以成卦变也。此于一卦观其所变通之卦之思想方式，即包含于一正面之卦，观其反面之卦之思想方式，亦即观一事物之由自而他、由正而反之变之辩证法的思想方式。依此以观事物之变动，又恒趋于更观其外所引起之相应之变动。此动为因，其外所引起之相应之动为果，反之亦然。则其因果关系为外在的因果关系。在京氏虞氏易中，皆可见此重外在因果之思想方式。于此种思想方式，吾人亦可说为向外开拓，向前进展之广度的“思想方式”。然在重以本卦言本卦之古文易学之传，则其思想初只集中于本卦，故吾人可说其思想方式，为向内凝聚的，向后反溯的，亦为强度的。而依此方式之思想，即不同于前一今文之易学之流。此要在直观一卦之自身与结构等，所表示之本质意义或德，而非重其能通于他卦之功用。此所代表之观宇宙事物之方式，乃视由二卦合成之一卦，代表一具体之情境，或事物之有其内在之结构者。而一卦之六爻之次第，即代表事物之内在的结构之“次第形成”，或“终始”之历程。在此终始之历程中，其前之启后，即表示一事物之内部的发展或内在的因果。此前后之关系在卦爻中，即如王弼所言之承乘之关系。所乘者即其前因，所承者即其后果。此所乘所承之爻，皆为最近者。此最近者与事物自身之连续，即表示事物自身之发展，与内在的因果之连续。后之程伊川、王船山言易，重一卦本身之内在的结构，所表示之本质或德，而以之代表具体之情境，或事物之本质或德，更依之以观其诸爻所代表之“此事物之内部发展之诸阶段诸次序间”之内在的因果之连续，亦与王弼之易学相似。在此一易学之流中，其思想之方式，重在观事物之内在结构之本质或德，与事物之依其本质或德，而次序发展。故其论易，不言其卦之可由变通而生出相反之卦等，其观事物，亦不重观其如何由自而他，由正而反之一面。至多只谓事物之顺其德其本质之次第发展，至于尽头处，即自然变为另一物。然此乃不须在观一事物自身内部之发展时，所必须论列者。亦非于论一卦之所以为一卦，其所直接代表之事物为何事物时，所必须论列者。此一流之易学，亦初未尝木连于卦之象数，以为论，唯不同他流易学之象数耳。后文于王弼之易学，当更稍详之。
五 略说后世言象数之易学之流变，及其循汉易之道路，而更进之义
宋人之易学，其本河图洛书，而言先天图者，自别为一传，盖出自后之道家。周濂溪太极图，亦源自道家。河图之圆，所以像事物变化之周流。洛书之方，所以像事物之变化中其形数之互为增减，而其和未尝不相等值以见一平衡。此二者亦皆可为人思想宇宙之方式。先天图之重乾坤坎离之在四方之对称，不同于后天图之无此对称者，亦即各代表一对八卦之分布于方位之思想方式。太极图之既表阴阳之相反相生，又表阳或阴次序增盛，必至极而后阴变阳、阳变阴。正为兼重观互为正反之阴阳之变通，与阴阳之自身之次序增盛时之恒自如其德者。此正为上述之重观正反互变之易学，与“重观卦之恒自如其德”之易学之综合，所成之观宇宙之方式。宋之邵康节，更言八卦本于四象，四象本于两仪，以言八卦之原；而提出两两相对，以观宇宙之思想方式。明之来瞿塘言卦之错综。其错即相反之卦爻之相错，如坎离乾坤之相错。其综则上下卦爻之位颠倒，如屯为上坎下震，蒙为下坎上艮，而艮震之爻位，上下互相颠倒，坎之位在二卦中，亦上下相颠倒是也。此一观世间事物之位之高下可相颠倒，如君子小人之位可相颠倒，一切价值次序之可相颠倒，自亦可成为人之一思想之方式。而毛奇龄之仲氏易，则有五易之说。一曰变易，阳变阴、阴变阳也。二曰交易者，阳交乎阴、阴交乎阳也。画卦用变易，重卦用交易。三曰反易，如屯 之转为蒙 。四曰对易，如需 讼 与晋 明夷 对，以地对天，以火对水。五曰移易，如泰 为阴阳类聚之卦，移三爻为上爻，三阳往而上阴来，则成损 。此仲氏易之旨，亦即在言人之观事物可有观其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不同之思想方式。此与来氏易，皆重卦变之流也。
至于清初之胡煦周易函书兼采汉宋易 [6] 。其书由观事物之由“内”而“外”之“生”、“成”，以言事物之“始”、“终”、“微”、“盛”；乾坤之首尾相函，其元亨利贞之“连”、“断”、“分”、“合”；事物之“形”、“气”所居之“时”、“位”；以及“相交”、“相配”、“往”、“来”及“见”、“伏”、“动”、“变”等；则无非言具体事物之“生成与交配之历程”中之种种存在范畴，而亦为人之观此事物之思想的范畴或方式之所在者。其易学盖先观本卦之始终，而亦及于卦变。焦循易学三书，言易卦之变通，谓卦之变必先在本卦之内部变，使爻之不当位者，互相易位，初与四易，二与五易，三与上易，以成本卦内部之互易；然后旁通于他卦。其旁通他卦而成其变，亦须本卦之初通于他卦之四、二通于五、三通于上；又必二五二爻先变，而后上下之初四、三上之变应之，方为合于时行之道，而得道；否则为不合道而失道。失道而更变通之，则为改其失道之过，以再得道而时行，以成其顺序之变通。焦循于卦之变通，又言比例。比例者，言一卦之如此变通，与另一卦之如彼变通，其所成者乃同一之卦，即见此二卦虽不同类，而依不同之方式以变通，又可归于同一之卦，而见其同类者也。此焦循之易学之言卦变，必先本卦而后他卦，必二五先行，以形成一次序之变通、或时行，而不同于虞氏言卦变之未尝立此规则者。此盖即所以使人观万物之变通以由正而反之事时，知其初乃一物在其内部自相感通，以自变其各部之地位，然后与他物交感而变；而其与他物之交感，亦有其一定之次序，乃先有其主要部分，即二五爻之所代表者之相感；然后有其附从之部位（即初四爻、三上爻所代表者）之相感。又无论内部之自相感通，及与他物之感通之事，亦皆可有迷失道路，颠倒当有之次序而失道之时。失道之后，则又当转回正道。此亦整个可合为吾人观万物之由感通而变化之思想方式或范畴。而焦氏之卦变之说，较虞氏之卦变之说为全备者，则在其说，虽亦重阴阳爻互易而有之变通，以成为一广度的由内而外之开展历程，然既初先有本卦内部之互易，乃更旁通于他卦，故其说中亦摄有王弼一流之易学重观本卦之义旨在。至于其言比例之义，则无异于言不同类物像，只需其可变为同类，即其变之结果、所归向之目的之同类者，皆可相比例而观，以言其有同类之义。此则为重观事物之结果，所归向之目的之同类，以通异类之物之思想道路，而亦可视为一人之思想世界之物之一范畴或方式者也。对此焦循之易学，吾人虽谓其不属于以本卦说本卦以言易之流，因其言旁通、时行、比例之说，皆必通他卦以为言。其易学所代表之思想道路，仍为广度的，向外开展的，非向内凝聚的、强度的。然以其中亦摄有先于本卦言变通之义，即先于一物之本身看其内部之感通之义；又有顺序之义，以规范其变通之历程，以求合道，而改其失道，即有一价值之意义；再有比例之义，以由诸异类之物之变通，所同归向之目的；从通此异类之物，而视之为同类，并见其皆有实现其所归向之目的之价值意义。故其说在历代易学中最为弘通，亦最有条理者。然其对易学之贡献，亦同当由其易学之能启示人之观事物，可以此旁通、时行、比例等为其思想方式或范畴而见。若吾人徒观其用此等等，以释易经之经文，则吾人虽可见其似无不可通，然实则依此旁通、时行、比例，以变通卦爻，固原可由一卦爻，以及其余一切卦爻，而无不通，而于其辞之异而相反者，自亦可无不通。于此，吾人对焦循之以旁通、时行、比例等释易经经文，仍可问其于不同经文何以于此只须变通若干次，即见其比例，以见其所系之辞之所以相类，于彼则需少几次，或多几次，乃见其比例，及其所系之辞之相类，则此中亦不见有一定之理由。则其所谓能于经文之辞无不通者，亦正如善遁者之可无所不遁，而其易注，乃以遁辞为之，亦犹汉人之易注也。
吾人上言汉代易学之为象数之学之价值，与其所开启之后世言象数之易学之价值，皆不在其用以占卜与释经文，而在其所用之概念，亦同时为可用以观宇宙之种种思想方式或范畴。此方为诸易学之言易道，真有哲学价值，亦有哲学意义之一部分。由此以言易学中所用之五行之说之价值，吾人亦将言其有哲学意义与价值之部分，不在助成易之用于占卜，与助成易之经文之解释，而在五行之论之诸概念，可成为人之观宇宙之思想方式或范畴，而易学家取之，亦即可充实其所用之思想方式或范畴矣。此当于下章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