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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略说历代易学之多方及学易之兴趣之种种，与汉易之问题
易经一书原为卜筮之书，释易者首有系辞传，其释易重在说其义理，前已论其大旨。汉初如淮南子、董仲舒春秋繁露，以至刘向之说易，亦皆主义理，切人事。皮锡瑞易经通论尝言之。皮并谓田何、至施、孟、梁邱之易，当是如此，是为易之正传。至孟氏、焦氏说易，杂阴阳术数，为易之别传云云。然田何与施、孟、梁邱之易如何，不可考。在汉代之易学中，如孟氏易、焦氏易、京氏易、荀氏易、郑氏易、虞氏易，则各为一家之易学，皆略可考。而其所重者，则皆在易之象数。此当说为汉易之正宗。皮氏之说，未见其可。
然汉易之后更有魏晋之易，如王弼、韩康伯之易，皆反汉易。宋人言易，又别有先天图之传，而兼不同于汉魏之易。明末清初之人，又反宋易，今人又以西方之科学哲学之观念言易。民国初年杭辛斋学易笔谈，自谓其搜求各家易经，已得六百余种，与见于著录者相较，尚不过十之三四云云。此各家之易，皆多欲依种一定之原则，以注释易经经文，而盖皆有所通，亦恒有所不通，故接踵相继，而为说各不同。然易经一书中经文中，所系于卦爻之辞，是否皆依一定而前后一致之原则而作，一一皆确定不移，则是一根本之问题。吾人如据毛奇龄春秋占筮书（皇清经解续篇卷十五至十七）所辑国语左传所记其时人对易之卜爻之解释之方式而观，皆似只就当时之人所遇之事，而随机加以解释。则易经经文所系于卦爻下之辞，亦可能初为人已有之解释之集结，而加以整齐化者。盖非必由一人于一卦、一爻，系某某之辞，皆依于其先所自觉的建立之种种概念原则，然后唯系此若干之辞，而不系以其他之辞也。由此而后人之先自觉的建立种种概念原则，以求通其卦爻之辞者，即未必能说明易经经文之系此辞，而不系彼辞之故。此当是后人对易经一书，不断求予以一新解释，而终难有圆满之解释之一理由所在也。
至于昔人于易经文，终难有圆满之解释，而后人仍不断求新解释者，则除由此书传为孔子所删定外，亦由于此书之似有一吸引人兴趣之魔力。此可说由于此书中之卦爻之关系，与其相互之变化，即引起人之一审美的兴趣。此书以抽象之线条，象征种种具体事物，而此抽象线条兼有一般文字之意义，即使人于一般文字之符号之外，另见一符号之世界，而自一般文字之符号得一超拔之途，以向于一可容人之自由安排之抽象线条所集成之世界，亦当下使人之心灵由观此线条，而得一简单化、空灵化，如超升至一形上之纯意义之境界。此即可引起人之作形上之观照的兴趣。又易经一书之藉卦爻之变化，以象征时空中物类之性质数量之变，即联系于种种物类，在时空中之升降往来出入进退之形态。此种种形态之概念与时空数类性等概念，皆如一般西方哲学中之范畴，而有普遍必然地应用于自然万物之意义者。此即又可引起人之一般哲学科学的自然知识的兴趣。用此知识以制器养生，则可引起技术的兴趣。再此易经之为卜筮之书，示人以吉凶祸福，则连于人之求预知未来之兴趣。其示人以吉凶祸福，而连带教人之所当为不当为，则又引起人之辨道德伦理政治上之是非善恶之兴趣。此易经之书，兼能引起人之种种兴趣，在系辞传，正有相类之语。系传尝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辨是非善恶以成行为，即以动者尚其变也。本审美与形而上之观照、与自然知识而有言，亦以言者尚其辞也。此易经之能引起此种种兴趣，盖即中国之古今之才智之士，恒欲求对此书加以解释，愈感其不易得一圆满之解释，而愈欲求解释之之故也。
由易经一书之可为人之种种兴趣所聚集，而恒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故此书在中国书籍中，成一具神妙性之奇书。然人对之之兴趣，亦可说有其所偏重。此偏重之兴趣之不同，亦正为历代之易学之所以分流之故。如人之预知未来及技术之兴趣浓者，则恒视易经为示人吉凶祸福卜筮之书，或更连之于易所示之对宇宙自然之知识，以求趋吉避凶、求福免祸之术，以论易。人之医术、命相、堪舆之术，以及其他制器用物之方术，即皆助人之趋吉避凶、求福免祸者。由此而易学即恒与医卜星相之学相连。至人之道德伦理兴趣重者，见易之言吉凶祸福，必归于教人明是非善恶，则其易学恒与道德伦理政治之学相连。此则始于系辞传，而大显于程伊川、王船山之论易。而宋之李光、杨万里之以史事言易，亦即重政治伦理道德之事者也。至于人欲由有象之具体物，求超升至无形，以作形上观照之兴趣重者，则见易学与形上学或玄学之相连。此则如王弼之易学，于一卦中重论主爻，以由繁归简，由有象以言忘象；又如王船山之易学之重由卦爻之变化以观宇宙之生化。至人对一般哲学科学中自然知识之兴趣重者，则或重易经之卦与图之如何形成，如邵康节朱子之溯八卦之原始于太极之分为两仪四象，而连于若干数理，及对自然宇宙之基本知识以论易；或重易经之卦爻之变化之原则，如焦循之以旁通、时行、比例，言易卦易图之如何形成，而即以其卦爻变化之原则，为自然宇宙之形成之规律。然此后世之易学之流，多导源于汉代之易学。此汉代之易学之本质果何所在，其所示之易道为如何，则吾人所今当先说者。
吾意此汉代之易学之本质，初乃一由卜筮以预知未来之兴趣，与一般哲学科学之自然知识之兴趣，道德伦理政治兴趣之复合物；其中心问题，则为如何依于当时之自然知识，配合于五行之系统，与易经所原有之八卦系统，而求形成一整个之自然宇宙观，以明天道，再用之于人事，以趋吉避凶，得福免祸，而亦可合于公认之道德伦理政治之标准者。故此汉代易学所赖以发展之兴趣其方面最多，其内容亦可谓极驳杂。其中所较缺乏者，为纯形上学的、纯审美的、及纯重内心之道德修养的兴趣。至于汉代易学家在求将当时之自然知识，与易经思想相配合之问题中，则求历法与乐律之知识，与五行八卦之观念，能相配合，又为其中心。至于其在一般哲学与自然知识上之成果，则在提示出种种说明自然宇宙之变化之普遍的思想范畴，如时、空、数、类、序、位等，此须更次第说明如下。
此历法之知识，原为以农为本之中国文化之所重。中国古代之教育，亦初为乐官所掌。兹姑不论尚书之言夔典乐，至少自周已重礼乐。儒者尚礼乐，即早有乐律之知识之积累。历法中之有改正朔，初当由于岁差，而冬至之日，自然须由十月移至十一月，更移至十二月。冬至之日，如为朔旦，乃表示月之显其光明之始，与日之回阳之始。此中日月星三辰之交会，为自然界之一大事。今如依此以定岁历，则以岁差之故，历法必若干年而改。历法即自然成专门之学。乐律之言五音十二律，亦为一专门之学。何时中国始以音律与历法并论，固难考定。然以乐律与天文并论，在西方之辟萨各拉斯、与近世科学家凯伯勒之思想中，皆有之。音律之旋转相生，与天文之运转、及时序之运转，固原有相类似之节奏。则合律历而观，乃人原可自然生起之一思想，故吕氏春秋等书之系十二之律，于十二月，汉书合律历为一志，盖其原有自。然汉代之为易学者，兼以八卦与五行之思想，论律历，则另引起一套之问题。此中五行之系统，原与八卦之系统不同。八卦为易所原有，五行之思想则自阴阳家传来，以说四时、五方、地上之物类，与政治上之五德终始，以更扩及于政治上之官职之分、及五常之德者。易经中之坤为地、为土、坎为水、离为火，固属五行之三；说卦说乾为金、巽为木，又似合于五行之二。然说卦传所言之八卦方位，与五行方位初不同。言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只有一帝而无五帝，亦明与五行系统不同。此前文亦及之。再易经之原书，虽言及时间，如临卦彖辞言“至于八月有凶”之类，亦言空间方位，如坤卦彖辞言“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之类。又说卦传亦为以八卦定方位，但初并未为六十四卦之每一卦，皆定以一空间方位与时序。易经之用九用六虽为数，其筮法亦依蓍草之数定，如大衍之数一章所陈，然亦未朋以一一之卦，配于一一之数。易经本文，亦未明论及音律与历法与数理。总而言之，即易经初无一套关于时序、空间方位、数、律、历之系统理论，如五行论者之所为。而汉代为易学者，则必欲将此五行之系统，合于易经八卦系统，并连于当时之音律、历法、数理等知识以为论。此即引致人之学术思想上之种种新问题。而汉代之易学，即盖皆缘此类问题，以次第发展而出者也。
二 汉世今古文易学之演变
汉易之传，始于齐人田何，然田何之易学之本来面目，无可考；其传至于施仇梁邱贺者，亦无可考；唯孟喜之易，则自谓出自田何。据惠栋易汉学卷一，言孟喜之学主卦气，“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余六十卦，分主一年三百六十日之六日七分，又以辟卦十二，谓之消息卦。乾盈为息，坤虚为消，实乾坤十二画也。又于四卦主四时，其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气。十二卦主十二辰，爻主七十二候云云”。此卦气之说，亦见易纬之乾坤凿度、与稽览图。此以卦配年历时序，即明为学阴阳五行论者之所为。依此孟氏卦气之说，言一年之四时气候之运，乃有其自然与当然之意义者。故惠栋引谷永之言“王者躬行道德，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失道妄行，则卦气悖乱，咎征著”。可见此卦气之论，亦兼在使人之生活，皆顺天应时，而皆合道德，与阴阳家之旨固同。至其以人之所行不合道德，则自然之卦气乱，并以此卦气之乱，见人之失德失道，则依于天人恒相感应之信仰。此则亦如阴阳家之言人王必上应天帝之德而生，其当位之年，与天帝之当令之年，同其终始。唯孟喜更细言及在一年之中，人与天亦时时在相互之感应中耳。由此卦气之与人事之相应，而人用易以占卜时，占得何卦何爻，即知其时之如何，其时之自然之变如何，其相应之人事之变与吉凶得失又如何。此即依卦气以言阴阳灾变之思想道路也。
依此孟喜之思想道路所见之此自然宇宙之易道，即为一有月、有日、有种种气候之节度之宇宙，亦与阴阳家所论者同。然易经之六十四卦，乃由阴阳二爻之分居六位而成。今依此六十四卦中之阴阳二爻之或多或少，分居六位之情形之不同，而排列之为一圆圈，以表一年之时序之周而复始，与其中之气候之变，物类之生；则可使人于此一年中自然世界之变化，有一凌空而整全之一观照性的把握，以使之合呈于人心之前矣。读者可自取易汉学所载之图而自观之。
至于焦延寿则尝自谓从孟喜问易。然人谓焦延寿乃得隐士之法，托之孟氏。今传焦氏易林，或谓非焦延寿所著，而托之焦氏者。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子部卷三，考为王莽时崔篆字延寿者之著。胡适之于史语所集刊，亦有文判决其出于崔篆。余、胡之说，当否不可知。至详注其书者，则四十年前尚秉和有易林解诂一书。吾观易林之以六十四卦中之每一卦，演为六十四卦，共成四千零九十六卦。其推演之原理，唯是依于六十四卦，可视为一互相涵摄之一全体之故。此为其书唯一之哲学意义所存。孟喜既以六十四卦，配一年之时运，而一年之时运，既周而后始，以往来不穷而相通；则任一时节或任一卦所表之一段时日，固可涵具通于其余一切时日之意义，而表此段时日之卦，亦当涵具通于其余诸卦之意义。依一卦中之诸爻之次第变，亦固可演出六十四卦，以更表状此不同段之时日间之互相涵摄之意义；以见此不同段之时日，不只可总合之为一全体，且为此全体之各部分之各段时日，亦原是能涵摄其他部分，以自为一全体者矣。
兹按今存孟氏易遗文与焦氏易林，并未特重五行与甲子之观念。后之京房易，乃重之。汉书京房传言其“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暑为候”，此乃承于孟氏之易学而来。京房更言六十甲子各有五行，所谓纳甲之说是也。京氏又有飞伏世应之说，以成八宫卦次之说。此或亦是承孟氏易而来。所谓“世”者，言一卦之可依其爻之次第变，以变为他卦；而其变历五世，又必将返回，以成其所谓游魂归魂之变。今以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各为一世，又各合其五世与游魂、归魂之变，即可衍生此六十四卦。此即为重此六十四卦之如何由八封而衍生之次第，与如何可分属于八宫或八类之旨。此一易学之思想，即不同于孟氏易之似只为自外排比六十四卦，为一圆圈者，亦不同焦氏易之由其相涵摄，以推扩为四千九十六卦者。此乃是自此六十四卦之全体之内涵，说明其构造，分别其所属之宫，与其由八卦分别衍生之次序者。至于所谓“应”者，则是言六爻之动皆有应。一卦中前三爻合成之内卦，为地，后三爻合成之外卦，为天。爻之“动于地之下者（即初爻），应于天之下（即第四爻）；动于地之中者，应于天之中；动于地之上者，应于天之上。”此是言一卦之内外卦之爻之动之相应关系，乃所以言一卦之内涵之构造。至于所谓飞伏者，则飞即显，伏即隐。阳见则阴伏于下，阴见则阳飞于上。则有某阳爻之卦，其下自伏藏另一有阴爻之卦；有某阴爻之卦，自有某阳爻之卦飞翔于上。此乃是言卦爻间之互为隐显，以相依而存之关系，亦属于卦爻自身之内涵的构造。此中之八宫卦之为八类之卦，其衍生有“次序”，一卦之诸爻之动，有“相应关系”，卦爻有飞伏“隐显”，为京氏所用，以说明六十四卦之内涵之构造之诸概念，亦即可用之以说明自然世界中之物之变化范畴。自然世界之物，固可分为“类”，有其衍生之“次序”，与其动变间之“相应关系”，并恒有其“隐、显”，“所飞、所伏”之二面也。依西方哲学之术语言之，飞伏、隐显、犹潜能与现实、有与无。相应关系犹因果关系。次序则可为因果之次序，亦可为类之大小之次序，复可为时间空间与数之次序。然京房之八宫中之卦之次序演生，所表示之物之演生次序，则当是言一类之物在其次序之变化历程中，即次序化为不同类之物，而又不离其初所属之类者也。
京氏易学以八卦配五行，坎属水、离属火、乾兑皆属金、坤艮皆属土、震巽皆属木，以合五行之数；更将六十甲子，分属八卦，亦分属五行。同属土之坤艮，则由其所涵之甲子之不同，而其所涵之五行之不同，即可见其差别。同属金之乾兑，同属木之震巽，亦然。此中，亦见一将八卦系统、与五行系统，及甲子纪时之系统，加以配合之苦心，或匠心。此外京氏易更以五行分配于天干之十，地支之十二。其目标，盖在说明于此自然世界之时序之运行，可以八卦之八言之者，亦可以五行之五言之，又可以天干之十，地支之十二言之。由此而不同性质之类概念如“行”、“卦”、“阴阳”等，与不同之数概念如“五”、“八”、“十”、“十二”等，未尝不可依其所说者之为同一之自然世界之时序中之运行，而见其未尝不相贯通，亦未尝不同类。在西方思想，于表不同性质之数概念，恒趋向于求其最大类以为之统；于表不同数之数概念，则恒惟赖对数之加减乘除之运作，以使之成等值。然依汉易学家之思路，则于表不同性质之类概念，表不同数之数概念，恒欲求其共表之具体事物，以见其虽异而同。而此整个自然世界，在时序中之运行，即“行”、“封”、“阴阳”、“五”、“八”、“十”、“十二”等概念，所共表之一大具体事物也。吾人若能知及此义，则于汉人之以八卦配五行，以五行言天干地支等说，即皆可不视为怪，而当视之为一通贯人之对事物性质之类概念与数概念之一种思想方式或思想道路，而导人之思想以往向于具体事物之世界或自然世界，之整全通贯的认识者也。
至于荀爽之易学，则出于费直之古文易学之传，乃重在分别卦以释经文。故重言一卦自身之卦德，其中之阴阳爻之升降，此与扬雄拟易，而作之太玄，重一卦之卦德，依阴阳爻之升降，以定卦序之旨亦类似。扬雄之学固近古文家者也。荀爽言升降，谓乾阳居二，当升至五；坤阴居五，亦当降至二。此重阳之当升、阴之当降，即兼一价值意义之说辞。此乃于京氏之言卦类，卦序、卦变、爻变及阴阳之互为隐显之外，更言阳之当升、阴之当降，以使阴阳得其正位，而合于当然之道，以喻贤人君子之当升而居贵，小人之当降而居贱。此其重阳当升，阴当降，以喻君子之当升，小人之当降之价值意义，则正有进于京焦氏易学偏在言吉凶祸福者。稍后之郑氏虞氏易，皆言阴阳消息所成之十二卦。此十二消息卦之成，由阴阳之次第积累，其中有阳（或阴）逐渐增多，阴（或阳）即逐渐减少之势，则兼为依于量之概念而成。郑氏易，虞氏易，亦有贵阳、贱阴，贵君子、贱小人之义。虞氏易并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此可见东汉末期之易学重价值意义之趋向。孔颖达周易正义谓：“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荀氏易出于费氏易。郑氏注易，皮锡瑞谓其用费氏古文，则谓其爻辰之说，出于费氏之“分野”，当大致不差。郑所谓爻辰者，即言十二月不只可配乾坤二卦之十二爻所表之阴阳消息，如京氏易之说，且上应天上之二十八宿所在之方位。此不外兼以易卦配天上之星辰。至于虞翻十易学，更取日月为易之说，而以易卦说月之弦望等象。此亦郑氏以十二爻说星辰之类，而见东汉易学之重观大上日月星辰之光明之思想趋向者。此外则虞氏之易，除自有其卦自何卦来之卦变说，异于京氏易外，又特重旁通之义。言一卦所旁通之卦，即一卦之爻之由阴变阳，由阳变阴所成之卦。此爻变之义，无异承京氏易所说阴阳之有其互为飞伏隐显之关系而说。京氏易自谓承孟氏易，此爻变之义，或亦源自孟氏。故张惠言虞氏易事卷一谓“费氏之易学，无爻变，故郑荀之义，以坤辅乾；而孟氏之易则有爻变，故虞义以坤息乾”。此所谓孟氏易，即上述之京氏易。坤息乾即坤能生乾，由坤之爻之次第变，以变为乾，而以乾为坤所旁通之卦之谓也。唯虞氏承孟京氏易，特重此旁通之义，以解易之经文，于易之经文之一句一字，又皆依卦象为之解释。原卦之象不足，则除如郑氏之易以互体为解释之外，兼用卦变旁通以及半象之说，为之解释，遂使经文之每句每字，皆若有交代。此即清人如张惠言、曾钊等，皆特尊虞氏易之故也。
三 汉代易学之用于占卜与释经文者之评论
上文已顺历史之线索，略言汉代易学之发展，今更将自一更广大之观点，总论其得失。此汉代之易学，一般称之为重象数之易学，以与王弼之易学之言忘象重玄理、宋代易学之重人事之义理者一流。然实则凡易学无不有象数，王弼与宋儒之易学，同有象数。明儒至今之言易者，亦莫不言象数。又言象数者，亦莫不有其若干之义理。唯汉代之为易学者，首重此象数，则以汉代之易学，代表象数之易学，更以后之重此象数之易学，为汉代易学之流亦可。
吾人谓汉代之易学为象数之易学，其名亦甚善。据上文所述，汉代之易学，自是始于以八卦、六十四卦言时序、言历法、言音律、言空间方位、言天上日月星辰，与地上之物类及人间之事类，凡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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