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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春秋书之性质问题
吾人于上来各章所论之阴阳家、与秦汉学者之顺天应时之道、重学术人文之类别、人物才性之品类、及人物风度之品鉴、与神仙及道教思想发展等，皆是通论秦汉之学术思想之精神及其流风影响之及于后世者。此精神之有其发展之方向，即有其“道”。吾亦引汉代诸子如淮南子、董仲舒、扬雄、王充之书以及史籍之论及此种种道者，为其佐证。然吾则无意论及关联于此种种道之种种专门之学术如史学、文字之学、神仙之修炼之学等，吾亦无意再对汉代之诸子，作分家之论述。吾意汉代之学，就其能承先秦之学，而又对当时之社会文化政治教育之影响最大者而论，实为经学而非子学。五经之书，原为有史事，亦有义理之文，在四部中为子史集之书之共原。然对五经之书，作训诂章句，或发挥其大义微言，更用之于政事，则初为汉儒之业。故汉学能承先启后者，要在其经学。在经学中则对诗书礼乐之义理，孔孟荀与礼记易传之书，已多及之。后之汉儒论此诗书礼乐之义，盖不能更胜于前。汉代经学之大宗，除礼制之学可以白虎通义为代表，前已述及外，则其易与春秋之学之盛，正为前世所未有。说易与春秋者，皆有古文学与今文学之争，而言春秋者，兼有今文之齐学鲁学之争。春秋之义，又与时政密切相关，故此易与春秋之学之争论，尤多且巨。此中汉代易学之具哲学义理，较为明显。至汉代之春秋学之哲学义理何在，则较难言，当先试论之，然后再及于汉代易学中之哲学义理。
此春秋学之哲学义理之所以难言，在春秋一书，原为史籍。吾人今若离三传以观春秋之本文，只见其在年、月、日之下，或以一二句之文，记一时之事实，不见其有何义理。传王安石谓其为断烂朝报，亦不为过。然汉儒则深信春秋为孔子所修，必有微言大义，存于其中。春秋之三传，又实尝言及于若干之义理。汉儒本之以更加推述，遂各成专门之学，皆自以为能得孔子作春秋之本旨；而所推述者，彼此不同，遂相争不决。魏晋之世，刘兆尝作春秋调人之书。唐人啖助、赵匡，更攻驳三传，而重春秋之经。宋元人又别为义理以讲春秋经，于三传以意取舍，或别为新说。清人则再欲复两汉经师之师法与家法，而今文家之讲公羊春秋，与古文家之讲左氏春秋之争，遂延至清末。直至民国之学风，更不尊经崇圣，而后公羊左氏之争，乃自然而息。然吾人观此汉世之春秋学之争，可延至二千年之久，历代之春秋学者，著书如此之众多，亦恒与一代之学术政治，密切相关；则吾人亦不能不求知此春秋之经传之书，所以为人所重视之故，而或亦可缘此以知其所涵之微言大义，或哲学义理所存也。
此春秋之书之见重，实始于汉。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谓孔子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取之矣；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公羊传又载有不修之春秋，则孔子当有修春秋之事。然此所谓孔子修春秋，是否实有其微言大义。口授弟子，传至公羊谷梁，乃笔之于书；公羊谷梁所笔之于书者，又是否皆孔子所口传，则皆大有可疑。故朱子谓：“春秋，某煞有不可晓处，不知是圣人真个说底话否?”（语类卷八十三，三十二页）今谓孔子实尝修春秋，则此亦尽可只为一私人而修史之事。私人修史，以记齐桓晋文之事，而自知其善否，即“丘取其义”，非必另隐其义于文字之外也。古之史官，为王官世业，则以私人而修史，即可罪。于乱臣贼子之事，直书无隐，亦固可使之惧。故崔子弑其君，而史官记之，崔子即杀之，是见直书无隐，即可使乱臣贼子惧也。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亦只谓其“书法不隐”。则孔子修春秋，亦不必别有隐于文字外之微言大义，而后可使乱臣贼子惧也。若果有微言大义，隐于文字之外，人又可“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公羊传定公语），亦正不能使乱臣贼子惧矣。依公羊传庄公七年谓“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谓为不修之春秋，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此君子若即孔子，则此不过一变其文；而略其不及地尺之句。此修文正不必善于原文。今姑不论。要见孔子若修春秋，亦可只修其文而已。朱子尝言孔子修春秋“只是直笔而书”，盖得其实。今观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皆明白易直，故谓“吾无隐乎尔”，亦似不当别有秘密之例法，由口说而专传授一二弟子者。唯秦汉之方术之士，乃有所谓秘密之传授也。今观传春秋之公羊、谷梁，亦如传易之商瞿 臂子弓，皆名不见于先秦之书，谓其独能得孔子之文外之微言大义，实甚可疑。汉人谓公羊谷梁皆传自子夏。吾唯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子夏说春秋者二节，亦只谓春秋之弑父与君，乃由渐而积，“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云云。庄子齐物论言“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而公羊谷梁之言，则皆甚辩。庄子天下篇又言“春秋以道名分”，亦未言变名分，以隐寓褒贬。至荀子之言“春秋之微也”，则春秋之文简，即义微。荀子亦未尝言春秋别有微言隐义，而论之也。左传成公十四年谓：“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则其时孔子尚未生。若果其时已有此言，亦只是泛说春秋难修之语。然此君子曰之言，大可只是后人所加，以预言孔圣之生而将修春秋者。吕不韦集宾客为吕氏春秋，其十二纪，言春夏秋冬之时，而更于春纪，配以贵生之义；于夏纪，配以礼乐之义；于秋纪，配以刑法之义；于冬纪，配以节用安死之义；而后春夏秋冬之时令，乃皆有其相应之义理，如隐于此春夏秋冬之名之后，方可说春秋之别有微言隐义。若只就今存春秋经之原文以观，尽可只视为据事直书之史。三传学者之释春秋年、月、日、时，皆谓其别藏微言隐义，为孔子作春秋之本旨所存，或亦正由有见于吕氏春秋以及阴阳家之言四时之序者，皆别有其义，遂为之推述而说。此固皆不必为春秋经之本旨之所具，而只代表三传学者之思想者也。
此三传之时间，盖左传先行，谷梁继出，公羊后盛。而本义理以讲春秋，则先是公谷学者，而左传学者为后 [5] 。由三传学者，皆本义理以讲春秋，遂皆成经学。三传经学家对史事之态度，亦与传统之史官、道家及阴阳家对史事之态度，皆有所不同，其所重之义理，亦彼此不同。此即皆是属于历史哲学之观点之不同者也。
二 春秋三传家对史事之态度，与他家之不同，及本义理以评断史事之态度之三型
此三传之家对史事之态度，与传统之史官及道家阴阳家皆有不同。在传统之史官，对史事之态度，唯是据其所见所知之事以直书。此史官之道德，即表现于“对任何事，皆据事直书，以忠于史职，宁犯死难，而不隐讳事实真相”之处。此除上所引及之孔子言董狐为古之良史之外，则世所共知者，有齐太史之书崔子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又书，崔子更杀之；而南史氏闻之，仍再执简往，及闻史官已书之，乃返。此事尤可泣可歌。故后之文天祥作正气歌，谓“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其下句即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为例。至于道家对史事之态度，则要在由知史事，而知事势之已然者，遂只静观其已然，而更无所为，或因之任之以成事。然其因任此已然之事势以成事，毕竟只是因之而顺应之，或因之而更革之，则亦可无一定之态度。至于对未来事势之发展，道家之徒亦可不求先知，以预为适应。然阴阳之家对史事之态度，则重对未来之事之先知。于未来之事不能据已往之事，加以推知者，则本祥瑞灾异等为占验，以预为趋吉避凶之谋。然又可不问此吉之是否当趋，此凶之是否当避。此三种对史事态度；史官重纪所见所知之当时现在之事，道家重因已然之过去之事，阴阳家重知未来之事。然皆非以判断以往史事之是非，示人以事之所当然，为其所用心之焦点。此则共异于三传之家，皆有对以往史事之是非之判断，以往事垂诫戒，而示人以事之所当然，以使人自定其现在未来之事者也。
至于春秋之三传之别，则何休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之书。范宁著谷梁传集解序谓：“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此皆唯是文学比况之辞，不能使人知其切义。今当说左传如舍其“君子曰”下之文，则纯是纪事亦纪言之史，连此“君子曰”之文，则宜如刘知几史通之谓其在经史之间。左传之为史，其所纪之事，多及于晋楚之事，其文亦多同国语中之晋语楚语。孟子言：“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其义一也。”则晋楚之史与鲁史齐名。昔人多言左传兼据晋楚之史，故其于晋楚之事，所纪最详。郑樵谓左传作者为楚人，亦有可能。左传书较公谷先传于汉世，其“君子曰”之文，更评论史事，不知何人所作。然要初是以有此“君子曰”之文，而得称为春秋经之传，乃不复只是纪事纪言之史。此“君子曰”之文，评论史事，多是就事之成败之结果，而更追溯其所以成败之故，遂及于人之处事之方；亦附及于行事之合礼与否，及人存心之正邪、善不善。故左传之“君子曰”之文，兼有对人处事之方可致成致败之功利性的判断，与对行事之合礼与否之文化性的判断，及对人存心之正邪善恶之道德性之判断三者。而其中功利性的判断，又特多。故朱子谓：“左氏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并引陈君举说，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又谓：“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语类八十三）左传既兼取晋楚之史而作，而晋楚之学，原较富功利纵横气习，则“君子曰”之评断，自亦难免其气习。然为史事作评断，自有此左传之“君子曰”之一型，而重此功利性之判断者。如宋之苏氏父子之论史，以及朱子之友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之论史，即皆重功利性之判断者也。
至于公谷二传之历史与文学之价值，皆远不足与左传比。公谷之异于左传者，在公谷多直论事之合礼与否，及其是与非，以及于人之贤不肖，存心之正不正，善不善。此则为文化性或道德性之判断，而更以道德上之贤贤贱不肖、善善恶恶之义为本者。此种文化性道德性之判断，即据儒家所言之礼义之原则，以用之于史事之评论，又无异儒家所言之普遍抽象的道德文化之原理，落实运用于具体特殊之史事，而成之评论。然公谷之家，更谓彼等所依之以评论之义旨，即具于春秋原文之书法之中，为孔子修春秋之本旨。而春秋遂成为圣人之褒贬之书，亦即圣人之藉史事，以见其道德文化性之判断者。春秋书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孔子乃不得位，而作春秋，以寓褒贬；其贬可“贬天子、退诸侯、讥世卿”；而孔子之位，遂又在世之天子诸侯世卿之上。公羊家以此而谓孔子乃绌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意在为后世制法。故孔子有素王之称。孔子所以能以春秋当新王，而为素王，则纯正其能于春秋之书中寓褒贬，自加施其道德文化性之判断，于天子诸侯大夫之上。今重此孔子之道德文化性之判断所寄之春秋，而视之为礼义之大宗，则正表现公谷之学者，重此礼义而不尚利，不见一切现实权势之精神与思想。此则非左传之“君子曰”之文，只沿事之成败，言其所以成败，而附及于人之行之合礼与否，存心之善不善等，所能及；而是纯承先秦儒者之“据义以论事”之精神与思想者也。故以左传与公谷较，唐啖助已谓“公谷守经，左氏通史”。朱子谓“左氏是史学”，“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公谷是经学”，而“义理却精”。至于近世今文学家，则自刘逢禄、康有为、至崔适，更谓今之左氏书，多为刘歆伪作，原非春秋之传。此则纯属考证之事，非今所论。然公羊、谷梁，重在据义以论事一点上虽同，其所据之义，又不必尽同；故对事之是非，对人之贤不肖善恶之判断，亦恒不同。谷梁早出，而为鲁学，盖更能固守儒者之学之传；其言礼义，更为谨严，而不免于拘固。公羊后出，而为齐学，贾逵已谓其杂有权变，即更能适应时代之变化。故汉世自董仲舒胡母生、公孙弘皆言公羊，而公羊学在汉世，即最为显学也。
若自谷梁公羊之内容言之，则皮锡瑞春秋通论尝谓谷梁之春秋学，有大义而无微言，公羊则兼有大义与微言。其所谓大义微言，乃以“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来世立法”之语，加以界说。皮氏谓春秋之大义，只在诛乱臣贼子，公羊谷梁之旨，亦皆只在此。其范围过狭。当谓谷梁之旨，要在以道德文化上礼义之原则，断史事之是非善恶，使世人学善而弃恶，而未能兼从“由今世以通来世之政治上之大经大法”着眼，以判断史事之是非，与其可垂范来世之政治上之意义。此即谓谷梁以义断事，尚只见其为道德文化上之理性主义者。此即昔胡安定所谓“义莫精于谷梁”也。至于公羊，则更为一政治上之理想主义者，而期为来世建制立法者。凡制法必有例。此即胡安定所谓“例莫明于公羊”也。是即足见谷梁公羊之学之义理形态之不同矣。
按此公谷之义理形态之不同，今姑即以二传之首隐公元年注为例以说。此中之史事，唯是隐公之即位之事。隐公之父为惠公，惠公原欲立桓公，而桓年幼，诸大夫遂立隐公。隐公立后，二传皆言其原拟成其父之意，平国人之心，更反政于桓公。而桓公既长，更不及待，遂弑隐公。对此中之史事，三传所记者，初未尝大异。然春秋经文，则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谷梁与公羊释此经之六字，并对此上所述之史事评断，则又大异。今先照引二传文于下：
谷梁传曰：“元年春王正月。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而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己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己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据此公羊与谷梁对此元年春王正月六字之解释，及同一事实之评断，显然大不相同。在此春秋经文，只系此六字，其下无事。此不同于二三月无事，则不书其月，又不同在其余之元年下书“公即位”者。公谷之家，即就其何以书此六字又不书公即位，求其义理。今按春秋之书此六字，何以不书他事，故原可能有其义理。然春秋原文既未说，则公谷所说，皆只是其所自加之解释。若依左传家，周王正月，此只是说此为周王之麻法中之正月，此外别无义理。其前之春之一字，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谓是后人所加。今按谷梁言正月具一“谨始”之义理，固只是其自加之解释，然尚易解。公羊之更说春为岁始，亦可说。然谓王必指文王非周王，谓元年为君之始年，正月为文王之正月，表大一统之义，则纯依公羊家之理想而说。秦汉方有大一统之政治，显见其言之出于秦汉之世，其必以王为文王，则以文王为开一新朝者，乃表示公羊家之望一新朝之来临。于此六字，谷梁只言“谨始”，纯只是一道德性上之当然之训。公羊家则必及于文王之大一统之义，则显见为一政治上之理想主义。至于董仲舒之以此六字中之元为天之元，谓此六字之旨，在教人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二端篇）何休本之而言五始；则更为公羊家之政治的理想主义之推演；非如谷梁家之矜慎，唯于此说一谨始之训所许可者矣。至于对此中之所以不书公即位，则公谷皆谓是成公志，或成公意。即谓隐公本有让桓之意，则其即位，亦非意自欲即位；故依其意，而不书即位。隐公本有贤名，今谓其原有让国之意，故不书其即位，即所以显其让国之意。此乃如后之佛家之以不说为说。公羊、谷梁，皆称隐公之贤。然谷梁则以隐公不当有此让国之意，而公羊则谓隐虽长且贤，而卑，桓则幼而贵，隐宜当让桓，此则有毕竟此让与不让，何者为合礼、或合理之问题。
此中关于何者为合礼、合理之问题，关联于依其前之宗法制度下毕竟何者为合礼，及依儒家之言道德上政治上之义，何者为合理之问题。依谷梁范宁集解锺文丞补注谓，隐为长庶子，原当立。左传昭二十六年亦云“王后无适（嫡子），则择立长，年钧以德”。隐既长而贤，固当立，而不让桓。然左传记“桓公之母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盖桓母亦尝实为鲁夫人，故公羊家谓桓公之当立，为“子以母贵”，则隐公虽长且贤，亦当让桓。此当时之礼制毕竟如何，如陈立公羊义疏所记，则又有文家，质家之说等，其争论甚繁，今不拟及。然纯依义理说，则左传隐公三年传云“贱妨贵”“少陵长”“淫破义”为六逆之三。依儒家之礼义标准，长幼、贵贱、及贤不贤、各为一标准。隐公长且贤，而得其二，桓公只母贵，仅得其一，则仍宜说隐公当立，而贤德亦正为儒者之所重。则谷梁之言隐公当立，亦不当成其父之邪志而让位，以成其父之恶，方得为孝子，即全部是自道德上之义理立论。此自道德义理上立论，非只自一端之道德而论。如自一端立论，则顺父之志，亦为孝。然父之志不正，则依义即不当顺，不顺，方合乎道。故谷梁传僖二年，有“虽通其仁，以义而不与也，故曰仁不胜道”之语。仁之所以不胜道，亦犹任何一端之德，皆当更以他端之德衡之，以定其是否合于义，方为合道也。在此点上，谷梁之言合道之旨，实有精处。故朱子谓谷梁之义理精也。然公羊家之从长久之礼制上着眼，依子以母贵之原则，分嫡庶以定尊卑，更不杂以贤与长之标准；则可免于君王之本其私爱，以擅定太子。此即可绝君位之纷争，而安天下。则其在政治之事上，所虑者更大且远，而亦合乎立君之大义。观此谷梁与公羊之不同，亦即纯道德理性主义之大义、与政治上之理想主义之大义之不同也。
此上所说公羊与谷梁二家之不同，唯举其对隐公元年春秋经只有“元年春、王正月”之六字，而无公即位之语之解释为说，以见其以义断事之评论，乃各为一型态之思想。其余公羊谷梁，对春秋文句之解释之异同，皆非今所及，而属于专家之学。要之，谷梁之道德意识极强，可用之以修德。公羊之道德意识，则即在其为来世立法建制之政治意识中。此乃与汉之为大一统时代，最有待于建新制、立新法之需要，更为相应者，故公羊学遂为汉代最显之春秋学。此公羊家在汉代之发展，则董仲舒代表一阶段，汉末之何休，又代表一阶段。
三 董仲舒之春秋学
汉志儒家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始有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宋人于董书遂或疑或信。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谓二者异名同实。今本此书以观董子之讲春秋，盖承公羊传而更进。公羊传之义，唯散在注文，而未尝合为体段。董子之书，于春秋义，则分篇而论，一一皆成体段。故春秋繁露既为说经之书，亦一家之言，而经子之学，于是乎通。董仲舒又为贤良对策，论当今之制度，并传尝以春秋义决狱，汉书艺文志，亦载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姚振宗汉书执文志拾补，谓当在董子明经术之书之外。隋志载有董仲舒春秋决事十卷，唐志有董仲舒春秋决狱十卷，盖篇卷分合不同，而为同一之书。则董子之学于古之经学，亦通其用于今世。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孔子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退而修春秋。然春秋亦只道古人之行事。孔子尚未能如董子之以春秋之义决狱，而建立学官之制于其当世也。
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依今本诸篇之序次，前十七篇皆专说春秋之义。由第十八篇至二十八篇，则多及于政治制度；二十九篇至三十一篇，总说人之仁义仁智之德与人性及为政之道；第三十八篇以下，则发挥阴阳五行之义，以言天人合德与郊祀之义。其言春秋之义者，乃即春秋之文而知其义，就春秋所述之事而知其志。首楚庄王篇言春秋之贬讨，“常于其嫌德者，见其不得也”，又言“春秋文约而法明，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此皆谓春秋重在道德判断上之决嫌疑，以定是非，贬讨不贤，而举贤以为法。而其所本之原则，则可谓之为道德上之“礼信尊贵于土地之物与身体之形躯”之原则。此即为一道德上之理性主义。其继言春秋分十二世，有见三世，有闻三世，有传闻三世。“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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